俞大维


　我与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我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付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我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我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读书须先识字

　　现在我略谈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过。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在史中求史识

　　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於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严谨而不偏狭

　　我们对传统的典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我们先讲他对经的看法。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关於尚书今古文之辨，他认为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後，所传零星断简的典籍，采取有关尚书部份所编纂而成，所以我们要探索伪书的来源，研究其所用资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结论；不可武断的说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见寅恪先生，虽是严谨的小学家，却不是偏狭的汉学家。

　　寅恪先生对於玄学，兴趣淡薄，上面已经说过。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再讲春秋，寅恪先生虽不如王荆公之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但他除认为左傅为优美的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很少兴趣。对榖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尝听他提起过。

　　关於尔雅，他归於说文一类。对孝经，他认为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过礼记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礼，对於周礼，他虽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为一人所杜撰。而周礼中用了许多古字，要说刘歆伪撰碑文，到处埋藏，则甚为可笑。

　　他说，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他尤其佩服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

　　关於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於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他常提起“礼教”思想在唐律疏议中的地位；他说这些是人人应该重视的。

　　寅恪先生对於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釆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

　　次讲四书。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再重述。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故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後，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iis。至於孟子一书，寅恪先生喜欢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即其一例。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特别注重志书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於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於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叙述了。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实，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後来居上”者是也。


　　喜欢庄子荀子

　　因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为荀子是儒门的正统。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响。他偶然也提到子书中较“僻”的几章，例如：抱朴子的诘鲍篇，列子（可视为一部伪书）的汤问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国一般学者所推崇的书，如论衡之类，他似乎并不很重视。


　　诗推崇白香山

　　其次讲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览实难。但是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别加以注意。关於文学和诗词。寅恪先生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王荆公、归震川、姚姬传、曾文正公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认为姚文为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本人当时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评方苞文与王渔洋诗，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之句。如曾文正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有“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此类雄奇瑰玮之句，实非所谓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见也。　　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我们可以说，词不是他特别的嗜好。他所作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国维的一首长诗，流传海内，为一般雅人达土所爱好，也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


　　学梵文研佛经

　　现在我们讲寅恪先生在国学范围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 Lanman 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 Lueders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後，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 Stael Von. 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本人还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回清华，路过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将 Stcherbatsky 所著书内关于法称 Dharmakirti 的因明学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译龙树廻诤论（梵文本现已发现）念给他听，他都不特别感觉兴趣。

　　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 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 F.W.K．Muelle、俄国的 W.Barthhold，及其他国学者。然他究因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知择善而从，故其见解，每为一般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精通各种文字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後来学者所诟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後辈出，约而论之，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的发现。圣武亲征录的佳本，见於说郛，只有漠文本。元秘史有汉文本与蒙文译音本。可是这一代的元史学者，功力虽勤，都不能直接读蒙古文。代表此时期的名家，为：钱大昕、何秋涛、李文田、张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纽察.脱察安”（即是“机密的历史”）误认是两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缘故。

　　第二代，利用欧洲译文，补正元代史实。洪钧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陆润庠在序文中说：“证者，证史所误；补者，补史所缺。”立论精当，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仅是间接的翻译，而非直接采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儿史记与柯凤荪的新元史也都属於此时期的作品。王国维先生为我们这一代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於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关於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启後承先，厥功甚伟。第三期学者之来临，未始不受王氏启示的影响。

　　第三代，在此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治西北及中亚文字，期可阅读关於蒙古史的直接资料；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时期者即为陈寅恪先生。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於“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朝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按：姚从吾先生与札奇斯钦先生共同译注蒙古秘史亦属此期。）蒙古史原始资料以Rashid a－din 著述为最重要，惜今尚无中文译本，盼我国学者早日将其译出，以供我国治元史者参考。


　　缅怀一代大儒

　　寅恪夫人名唐莹，是甲午年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据俞大纲教授生前表示，孙女可能是侄孙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长女、次女在金陵中学念书时，住在我家，由她们的姑母抚养，毕业後考入清华大学。现陈夫人及三个女儿究在何处，无从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传过数次，前几次均为误传，此次亦尚未证实。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惟寅恪先生现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处今日之世，溘然长逝，自属可能。惟今後“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乎？”我在美时，即有写下寅恪先生谈话的志愿，并拟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加以注释。现时历四纪，我又已年逾七十，这点心愿亦恐不能实现矣！我与寅恪先生情属至亲，谊兼师友，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

　　寅恪先生，生於前清庚寅年六月，我生於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岁有余。除在美德同学七年朝夕相处外，上边所述他一生的经过，自不免尚有遗漏，或有不实不尽之处。深盼他的友人与在清华研究院、香港大学、岭南大学的学生有所补正。唯追述他当年治学一般的观念，想大致不差也。


　　五十九年三月


　　原载《世纪中国》

谢悲兄转此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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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虽是严谨的小学家，却不是偏狭的汉学家。

寅恪先生对於玄学，兴趣淡薄，上面已经说过。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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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精评. 但正因为陈是"严谨的小学家", 他的著作几次拿起来都读来昏昏.
看来他因天性所致, 与哲学文学一道不喜入也, 不能入也.

现在一般人说起他来, 似乎是国学中百通的人物, 实际地讲, 他仅在史学的几个领域有突出贡献. 后来的季羡林也差不多.

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列为二等了。



这还是头次听闻。不过想想，以他的心性，将陶杜置于二李之上，是很能理解的。

什么意思呀？能否多谈点？

余兄说的很有道理。
后人出于景仰先贤之情，无意中或有夸大之论，比如认为先生“是国学中百通的人物”等等。我认为先生虽未能达到“百通”境界， 但他的治学精神做人准则却很值得推崇， 尤其在今天这样“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之中。我身为一个门外汉乱谈一些肤浅的看法， 以求抛砖引玉耳。

1。治史方面。 陈先生治国学的重点是历史， 但他并不仅仅停留在考证考证再考证上面。他的目的是“ 古为今用”。 或者说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如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探索中国历代兴亡的真正原因。”我以为他的真正目的还在于寻求当代中国的出路。

在这一点上，他比起那些只会钻进故纸堆里， 穷毕生精力考证王熙凤的一只绣花鞋的来历的“历史学家”们，已是强上许多倍。 当然，陈先生晚年花费巨大精力考证研究柳如是的资料， 大量写作有关柳氏的文章也受到论者的批评。 考虑到他当时所处的险恶环境， 面临的巨大压力， 虽然遗憾，却也是可以理解一二了。

2。在政治高压面前，陈先生所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除了梁漱溟， 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肩。先生敢于公然对毛泽东说，“要我担任第二历史所所长，就要允许该所不学马列，不开任何政治学习会议----”（大意）
  哪一位中国的学者敢于这样公然披逆鳞？就这几句话，这种精神，足以使先生青史留名了。

3。 他治国学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钦佩。不但力求广博，亦求精深。至于是否待到了“百通”的境界， 当然未必。 人非圣贤， 亦不可过于苛求了。今天的许多读书人“功利主义”目的太强烈， 实际上。一个健全人格的养成岂是易事？没有先生这样广博的知识为基础，何来胸襟气度，情怀志趣和精神修养？

记得一位国内相当有名的哲学博士曾说，“哲学一通，百事全通”。虽然文史哲密不可分，但人再聪敏，却也未必能轻易到了这样的地步吧？博学如陈先生尚且不能“百通”，遑论这位老兄了。关于这一点，就要向余兄进一步求教了。

“哲学一通，百事全通”，同感。

诗兄,

我在此苑惹了不少祸了, 你紧追我不放, 不是又要我犯错误吗?
何况, 你现在编务组织方面一定事多. 我不能贡献, 也不想添乱. 实在是看到此文, 觉得质实可信, 引动一些私旧疑问. 我觉得此文帮我作了不少解答.

对于陈, 我并无任何恶意恶感. 只是觉得市面上太多唬人的拔高评介.
曾几次去读他的集子, 昏昏不能终卷, 怏怏失望. 当然这原因一定在我 . 我从来不喜语言文字学一类的小学. 盖争价一字之奇, 不合我天性也.

我说他未百通, 只是一个比喻. 没有以此说他不值一提.

我对他在哲学上的失望, 起于他给冯著哲学史作的那篇序, 未觉有精彩处. 但一般谈文化的学者多加引用, 好象找到了百宝箱. 他的集子里, 文学方面也没有让我吸引的东西. 白香山那样浅白的诗, 似乎不应该由他来作笺注.

以前有这些疑团闷在心里, 如今读到俞老先生的质实好文, 胆大了些, 就冲口说了那些.

诗兄推崇陈的几点, 基本我都同意. 但也有小处不同.

1.        “在史中求史识。” 这话听来神旺. 正是我对治史者的期待热望. 但我在他的史学里一时找不到象汤因比, 史宾格勒那样宏阔大气的史识. 连黄仁宇那样的见解也没有. 盖注重小学(文字考证训诂)者强项不在此, 目标不在此. 另外, 陈与王国维学术上有渊源承递. 而无王”人间词话”, “红楼梦评论”那样大手笔的美学著作.

2.        他对毛(?陶铸)说的那番话, 当在文革前. 很可能还在57年前. 反右之前, 对知识分子比较善待(陶尤其如此). 那段短暂蜜月里, 出过不少封资修的好东西. 好象熊十力对陈毅也大谈他的唯心哲学. 那时谈没事. 到了57年和文革就不同了. 梁漱溟也不能谈, 谁谈谁死. 我对陈老那辈人充满同情, 为他们难过. 肉体活着, 精神被制勒, 所以写了那些词意恍惚深曲难解的诗.

3.        我对陈也许真的有点苛求了. 但那是被那些捧高者给逼的. 非我初衷. 或曰, 你有几斤几两, 敢口出狂言. 对此, 我只能报以沉默.

总结地说, 陈在他的领域里(边疆及西域文字), 是前无古人的, 绝对一流的, 但在其他是否如此, 非我所知也.

以上三点, 如有不当, 还请诗兄海涵.

至于” “哲学一通，百事全通”一说，我只能说我幸亏没认识这样的博士.

这里应该是谈文学的地方, 我们这样胡说, 是否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余兄果然是行家，读来有顿开茅塞之感。
其实我对陈先生也有过和你类似的想法，也许遗憾更多了一点。对于你提的第一点， “陈与王国维学术上有渊源承递. 而无王”人间词话”, “红楼梦评论”那样大手笔的美学著作-----”我想客观上的原因，比如越来越严酷的大环境，加上双目几乎失明，也是造成陈氏在应该出“大手笔”作品的时候而没有。 假如王国维生逢文革反右，沉湖的悲剧发生的也许会更早， 后人也就无缘得见那些巨著了。

说来说去，还是我等幸运， 可以在此胡说----- 可也正因为如此， 更不能“闲白了中年头”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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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王国维生逢文革反右，沉湖的悲剧发生的也许会更早， 后人也就无缘得见那些巨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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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兄说的极是. 王是何等高洁敏感之士. 别人活得好好的, 他却受不了. 受不了到宁愿去死的地步. 我对那些为志气理念而自我了断的人充满敬意. 象傅雷夫妇的玉碎.

好文好讨论。谢！

先磨兄回来了. 好久不见! 回国讲学去了吗?

前几年还敢去，后来发现海归派比我懂得多，不好意思再上讲台了。

余兄好。

陈寅恪先生学术地位极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所有历史学家中，“陈寅恪”一条是最长的。而中国近代史学开创者“王国维”一条的字数，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

陈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以语言为例，他不但通晓英、法、德、俄、日等世界主要文字，而且通晓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者已死亡的文字。可以说，陈先生的学问远比我们从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所看到的要多得多。

但是归根结底，陈寅恪先生是史学家。二十世纪有五位公认的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即便在这些大师中，陈先生依然出类拔萃。周一良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在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听过好些名家的课，当时的想法是，别的先生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他那种境界，而陈寅恪的学问则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在一九八八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是无法超越的。例如季羡林先生肯定地说，陈寅恪作为一个学术巨匠，他的总体学术高度不可以超越。

陈寅恪先生有如此之高的史学地位，却没有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奠定其史学地位的不过两本十几万字的小书：《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稿》。但就是这两本小书，其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的。为什么？因为它们以普通而平实的史料、史实，说明和揭示了其他人未能发现的问题。这一点只有研究史学的人才有深刻体会。

“哲学一通，百事全通”。

嘻嘻，我怎么认为“科学真通，百事全通”。爱因斯坦就做的不错，虽然除了他自己的婚姻家庭。

小插一杠，溜了。

"科学真通，百事全通"
  咱知道为力是搞科学的， 所以才这样说， 哈哈。
“科学救国”， 一向很是鼓舞人心。 但看看事实，当年那些冲破阻拦回中国参加发展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虽然把两弹，三弹还有几星都造出来了， 却未能使中国摆脱那末多的人为大灾难， 甚至可能还使那几年饿死的人更多-----

还有一些科学真通了的人， 像杨振宁， 却在文革时期多次到中国为四人帮涂脂抹粉，自觉或不自觉地欺骗世人，对此到今天也没有任何悔悟， 这样的科学家只能是一架高精度的机器，被人利用还沾沾自喜，大概永远到不了“全通”的境界。

所以西方的高等学校提倡“通才教育”，培养健全的心智和完善的人格加上广泛的人文和科学知识， 才是“全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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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以语言为例，他不但通晓英、法、德、俄、日等世界主要文字，而且通晓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者已死亡的文字。可以说，陈先生的学问远比我们从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所看到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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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有如此之高的史学地位，却没有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奠定其史学地位的不过两本十几万字的小书：《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稿》。但就是这两本小书，其分量却不是许多‘大书’所能望其项背的。为什么？因为它们以普通而平实的史料、史实，说明和揭示了其他人未能发现的问题。这一点只有研究史学的人才有深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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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史学一行, 读陈先生的书找不到引发共鸣的东西. 所以有那些私见滴古. 不在乎先生的一番话也是可信的. 只是觉得陈先生满腹学问不倒出来, 未免可惜.

“只是觉得陈先生满腹学问不倒出来, 未免可惜.”

就是呀，古来多少佛教大师，自己悟了，却一付天机不可露的信奉，不写出来普度众生，不象西方的哲学家们(争着鸣放)，是不是很自私？

乱弹琴！

不是什么自私，而是思想文化的专制和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毁掉了陈先生晚年。

就乱！

这思想文化的专制，难道不是历代文人的奴性造成的？哀悼儒生呀。

我说这些，倒不是和陈先生作对，是和不在乎捣乱。

这篇文章讲得很实在，诸君讨论得也具体。

陈寅恪的用心，我在周作人的散文，傅雷的译笔中都能体会。具体情
况要看具体国情，我相信他的出生与大方的见识。

应该知道，中国实证的世界范筹上的新史学，不是一挥而就的。这里
有大量先驱的努力，我读过一些陈寅恪与傅斯年的通信。。。

这些，都印在辞海中每一个词条上的。

“哲学一通百事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显偏颇。

陈先生逸事当不少，有说陈先生当年替蔡锷作事，当蔡松坡发现陈十
三经皆能成忆诵，感叹高材难得，定不让其服事于军旅。

另外，毛对陈是没有尽到意思的，这个毛不是君子！

有一点，现代人把陈寅恪的恪字读作QUE4，不知是否援用客家音？
（陈先祖是客家人，由福建迁至江西）。

我觉得不能因为他而改变这个汉字KE4的读音。

为力的问题很大，当在伊甸里一步步地讨论才是。

再转一篇陈的文章以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