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说民族主义是一些民族对过往伤害的反弹，的确如此，想想今天中国的极端民族情绪往往和历史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记忆有关。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正因为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情绪，它往往是非理性的，还停留在情感层次。伯林在谈到费希特（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学生）时，说他变成了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也许是对拿破仑征服的反应。又说费是政治上浪漫主义的先驱，民族主义则是从浪漫主义中产生的。这也说明了民族主义的非理智性。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多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是个典型。

然而，伯林的洞见在于他指出，民族主义会对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度乃至很多事物构成威胁。民族主义等于我们对自己说，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或法国人（或中国人），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完全有权做我们要做的事。一旦人们把一切行为的依据放在民族这个超越个人的权威之上，那就会扩展到政党，到阶级，到教会，涌向压迫的道路便从此打开了。这里伯林的意思是说，不光是民族，一旦我们树立了一个超越个人的权威（政党，阶级，教会，等等），以其规范，教义或组织纲领作为行为准则（不是因为这些价值观本身产生美德，幸福，正义和自由，而是因为它们是“我的群体”的价值），个人自由就会受到压制，压迫便会产生，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也将涌现。因此，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和权利是完全基于个人的，摆脱了民族，政党，阶级，宗教等各种集体权威的影响。就是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捍卫你的自由和权利，并不是因为你和我同属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或信仰同一种宗教，而仅仅是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是个体的人，都拥有作为人的自然权利，即人权。因此，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超越各种群体价值观之上的，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原则。

至此，我们能够懂得为什么说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核心。

顺便提一下中国目前的维权运动。如果中国人想最终获得自由和人权，这是个卓越的开始。我说过，在个人自由没有得到保证的时候，要求政治权利和社会平等的民主运动将会导致暴政和极权，过去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了这点。而在没有个人自由的前提下，自发群众运动的后果也不外两个：被血腥镇压（六四），或者是无法无天的暴民统治（文革，当然文革有所不同，它有上层的推动，不完全是自发的）。因此，在中国人拥有民主之前，必须拥有个人自由。维权运动值得我们关注和支持。

然而，近来很多维权人士归顺了基督教，维权运动慢慢变成为受迫害的教徒和家庭教会争取权利的斗争（国内异见人士似乎有个潮流认识，即基督教是西方民主的根源），这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非基督教徒受到迫害，谁来为他说话？ＦＬＧ不关心功外人士的压迫问题，基督教会不关心教外人士的压迫问题，那么一个既不信李大师又不信耶稣，无权无势不受任何集体权威保护的普通百姓被剥夺了自由和个人权利之时，谁来为他抗争？在一个还没有对个人自由和权利实行充分而可靠的法律保护的国度，异见人士纷纷画地为牢，只为自己的团体利益呼吁，这是一种善，然而不是更高的善。

强调集体，忽视个人，一直是中国人的特点。我们常谈到民族的苦难，然而，除了我所眼见和听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所遭受的苦难，我不知道所谓民族苦难是什么。没有了千千万万不同背景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个人，民族是什么？这是我的困惑。因此，在我决定做一个民族主义者之前，我要先做一个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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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在个人自由没有得到保证的时候，要求政治权利和社会平等的民主运动将会导致暴政和极权，过去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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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达, 两个问题:

1) 你是说, 在个人自由没有得到保证时, 人们不能和不该去要求政治权利和社会平等?

2)怎样才能使个人自由得到保证?

立蒙兄，我得忙家事去了，这贴我再找时间回复，因为它需要较长的解释。我将从贡斯当对卢梭的批评入手作答　～

阿达说得很好。阿拉伯人，中国人都有‘受伤了的民族主义’问题。此文似可将这个话题进一步发挥。最好跟本文后半部分分开来做。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在要求政治权利和社会平等的同时，必须也要求个人自由，否则很可能会走向人民主权的反面，为新的暴政铺平道路。当年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1767 – 1830）反思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专政和暴力时，询问为何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初始宗旨的大革命会蜕变为恐怖统治？他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卢梭和雅各宾党人企图摧毁旧制度，建立全新的法律，制度和道德，但实际上是把属于上一个世纪的集体性权力移植到当代，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还时有恶化。有关政治权力，必须考虑它的权限与它的归属和行使两个问题，贡斯当认为卢梭的共同意志说（又称公意说）只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忽略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卢梭将人民的共同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又没有对共同意志的涵义给出清晰的说明，在他提倡的这种激进的民主政体中，社会契约赋予了领导集团控制其成员的绝对权力，这就导致了新的极权和暴力。贡斯当敏锐地看到，卢梭在讨论人民主权的问题时忘记了一个基本道理：虽然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应由人民行使，但抽象的主权者本身（人民这个概念）是无法行使具体的权力的，权力必须交由代理人来行使，而且这些代理人必须由民众选举产生。这就是今天西方社会普遍见到的代议制。因此，贡斯当在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见于《论法的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从立宪分权制衡的角度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明确划定政府权限的范围，保证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即保护伯林口中的消极自由）。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托克维尔（著有《美国的民主》）。因此，贡斯当在政治哲学史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伯林欣然称之为一位“纯正的自由主义者”。自他以后，政治哲学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必然涉及自由问题。正如贡斯当本人指出，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一般来说即宪政民主制度）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

因此也就回答了你的第二个问题：如何使个人自由得到保证？在现代社会，人的自由首先表现为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消极自由。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柏林提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个概念受到了贡斯当的影响 。贡斯当在1819年发表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认为古希腊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对自由的探讨仅限于公共政治生活领域，这就是城邦国家的民主，然而现代生活中私人空间出现了（正如隐私权是个现代概念，保护隐私不仅被视为文明的，也是必需的），个人的生活选择不受政府干扰，个人权利不受侵犯成为现代人首先需要得到满足的自由，由私域扩展到公域，才有参政自由的问题。贡斯当在其演讲结束时呼吁现代人要将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不能只追求古代人的自由而忽视现代人的自由，以避免法国大革命式的暴政重演。柏林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出自由的两种概念，认识到积极自由观和消极自由观的冲突，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以及新近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与对峙。

唉，我现在埋头学习，无暇做文章。写博客的目的是促进认识 ~

阿达, 我那样一敲一打, 不是质疑, 而是想逼出你更多的思考或详解. 你对贡斯当的一番介绍, 大家一定和我一样有收获. 如不介意, 后当继续.

我的疑问是, 那些保护消极自由的条文在宪法里往往说得漂亮, 但实际上形同虚设.

这就涉及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了，所以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到贡斯当的立宪分权制衡到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到现代的诺齐克“最小国家论”，都是在谈如何制衡权力使之不导致极权和腐败～

所以不是有部宪法就可称为宪政民主的。杨小凯讥讽共产党的宪法是“君权神授”，我认为他看透了目前中国宪法的实质：四个坚持写进宪法，就是说共产党的权力来自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尽管这个真理是个子虚乌有的东东），因此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正当的且是永恒的～　所以共产党也是有逻辑的，不幸的是它的逻辑前提是荒谬的～～～

下面是杨的原文，供大家参考～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前言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前言是关于政治权利的合法性问题﹐它有点回归古代"君权神授"的思想。认为一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是来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东西是一个意识形态﹐是个神。这个神既不是由被治者同意﹐也不是一个合约﹐而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宪法的合法性全部来自于"天"﹐来自于天上掉下来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因为没有权力制衡而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法国宪法倒退得更利害。它已经回到了"君权神授"的概念。所以中国目前还谈不上"护宪"。因为有"君权神授"的观念﹐结社自由都是它给你的﹐他随时可以收回去。后边的条款如果与前边的"君权神授"有冲突的话﹐当然要以前者为根本。而它这个意识形态不是充满爱和宽恕的上帝，而是充满仇恨，阶级歧视的马列主义。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所做所为全是符合其宪法的。因为在他的宪法里边有"大道理"和"小道理"﹐"结社自由"等都是小道理﹐大道理是"四个坚持"﹐因此他可以说他是合乎宪法的﹐而其它人都是违反宪法的。现在中国要推动宪政就不能去"护宪"﹐而是重新讨论宪政过程。

- 摘自“中国宪政的发展：——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杨小凯1999年11月18日

“在中国人拥有民主之前，必须拥有个人自由”，这句话很难消化。没有民主怎能保证个人自由呢？ 过于纠缠于这两者的先后可能容易掉进鸡和蛋的俗套。当然，阿达文中的“个人自由”按我理解是指一种思想境界，而不是社会现实，但即使这样，在一个不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如何能真正培养大众的个人自由思想呢？这个人自由最后还不回到精神贵族的沙龙里？我觉得民主即使作为一个形式甚至一个"强加"的形式还是首先需要的，有了这个形式(不管它起初如何幼稚可笑漏洞百出)，个人自由思想才有最基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然后民主和个人自由才会以一种共生的形式相辅相成逐渐成熟。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句话的确不够清晰，然而我写的时候想到的是具体的民主（比如普选）和具体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等），因为中国人一想到民主就是参政权和选举，对个人自由的问题忽略了，这样争取民主结局是不妙的。

民主是个政治权利的平等问题，自由隐含了对权力的制衡问题（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会妨碍甚至摧毁个人自由的），两者的侧重是不同的，分开来追求也是没有意义的，都会导致坏的后果。

另外，我说的自由不是思想境界，就是指社会现实，即个人在一个社会能够享受多大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含对政府的批评），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等等。你后来说的个人自由要靠政治自由保证，这个我同意。

ADAGIO上回提到的“天职”很好。

这回提的东西，“个人主义”、“自由”之类恐怕会引起误会。我觉
得最好的词汇是“人权”，这是文明的标记，很可贵！

哪怕是最卑微的百姓（Untouchables，奴隶），最畸形的残废，也有
他们的基本权利。

我比较倾向个人的东西，比较看重教育。

能理解你说的东西。

保护人权就是政治哲学中研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的问题。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是没有你所喜欢的“个人的东西”和“教育”地～

马丁路德说：“一个基督徒因着信仰就在凡事上自由”。

“我的信仰已成为自由的，这意味着我也成为自由的”。

“在和上帝发生绝对关系的地方，一切外在性都消失了；一切奴性服
从也随同这种外在性，这种自我异化消失干净了。”

《奥义书》也说过相似的话。

ADAGIO是否要研究一下信仰的问题呢？

我对信仰自由的问题更感兴趣～

马丁路德对信仰中心无旁骛的描述，与艺术创作与欣赏极其相似。

《奥义书》第七部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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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信仰依靠心無旁騖

１

“當一個人（對他的導師）心無旁騖時候﹐他才信仰。沒有心無旁騖
的人不會信仰。只有心無旁騖的人信仰。一個人必須渴望去體會這種
心無旁騖。”

“可敬的先生﹐我渴望去體會這種心無旁騖。”

第二十一章　心無旁騖依靠專一

１

“當一個人盡其職責（專一）時候﹐他才心無旁騖。沒有盡其職責的
人不會心無旁騖。只有盡其職責的人心無旁騖。一個人必須渴望去體
會這種盡責。”

“可敬的先生﹐我渴望去體會盡責。”

第二十二章　專一依靠福佑

１

“當一個人獲得福佑進修﹐他才盡其職責。沒有獲得福佑的人不會專
一﹐只有獲得福佑的人專一﹐一個人必須渴望去體會這種福佑。”

“可敬的先生﹐我渴望去體會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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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自由当然更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