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爸急性肺炎发作，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了”, 大洋彼岸妈妈的电话将我惊醒，在睡眼惺忪中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吃惊。在交代了有关抢救的事情之后，又想睡下，但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喝了杯葡萄酒也无济于事。

外边的雨继续在下着，打在窗上的噼啪声，打在树上的沙沙声，以及打在屋顶的咚咚声，混杂在一起，让我心烦意乱。本来在睡前雨就开始下了，想到夏天一直没有下雨，这下子我的花儿以及我的菜地可是久旱逢甘霖了，感到欣慰。可是听到爸爸病重的消息，这雨，现在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噪音。

我披上衣服坐在窗前。年届不惑之年的我，曾经遇到过多次危险，还有两次有枪口直接对着我。可那两次不论是对方为了钱财或者为了一个谎言，不论对方是一个罪犯或者代表着一个强权，我都没有被吓倒或者震慑。可现在，面对窗外黑色的雨夜，想到七十五岁的老父亲，我感到似乎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深深的恐惧：我心理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爸爸离我而去的事实，而现在看来这残忍的事实又是如此接近，我拿衣服的手开始发抖，心跳莫名地加速。
雨点继续敲击着我的周围，似乎直接打击着我的头脑，让我无法入睡，头脑中开始泛起有关爸爸的漫长记忆，我索性在电脑上敲出这回忆，以打发这无眠的雨夜…..

在那茫茫的雪原上


1969年冬，哈尔滨火车站的午夜。昏黄的灯光照耀着飞舞的雪花，火车声、汽笛声、人声的鼎沸充斥周围，站台上不知道为什么挤满了潮水般赶火车的人，人们拥挤得如同战争来临时逃窜的难民。爸爸左手抱着妹妹，右手抱着我，背后姐姐牵着爸爸的衣襟。我们当时的年龄分别是八岁、六岁和六个月。从晚上八点我们就开始等预定乘的火车，但那车早就完全装满了人，根本没有人能 上去。现在是半夜了，又来了一辆列车，爸爸拼全身力气去挤，但还是拥挤不上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只是不解，我们为什么在这儿？为什么我们要去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要离开那温暖的家？妹妹开始大哭起来，嚷着要回家要妈妈，但我没有哭，只是将头贴在爸爸羊皮大衣毛绒绒的温暖的领子上，看着爸爸的脸。那是我懂事之后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爸爸：爸爸头发整齐，虽然长得很帅气，但此时他的脸上有很多胡茬子，而且有些坑洼不平，表情严肃而落寞，眼睛中似乎充满悲哀。我对爸爸第一次产生好奇：爸爸也曾经像我这么小吗？爸爸是从哪里来的？爸爸为什么要带我们走？爸爸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个谜我似乎至今也没有完全找到答案。
到了午夜之后，终于来了一辆兼拉货的慢车，我们顺利找到了座位，而且两排都归了我们。那个满洲国时代留下来的慢车，不但走得慢，而且几乎每半小时就停一次，我们在那茫茫的寂寥的雪原上前行，我充满了好奇和兴奋。那白皑皑的雪原、黑色的远山和山峦上的松树和白桦树如泼墨画，成为我有记忆以来最难以忘怀的画面。爸爸一路上是沉默的，除了照料我们之外，几乎一言不发。火车越过一个又一个河流、村庄和陡坡，在大雪原中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永久的白茫茫的记忆，以至于我漂泊世界多个国家之后，梦中还经常出现那白茫茫的雪原。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我爸爸作为所谓的五七战士被下放，我们当时要去的是妈妈的家乡，一个冬天更冷而且非常偏僻的地方。因为妈妈已经去姥爷家打前站，所以爸爸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上路。


后来，我找到爸爸残存不多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长诗的片断就是描述我们这次旅途的：


在那大雪迷茫的三江平原上
我携带三个做着梦的儿女
奔向那未知的远方
衰老的火车力竭声嘶地喊着口号
然后有气无力地喘气叹息：
流徙、流徙、流徙…….

我无法预知我的未来
也不敢提及我的过去
我是一个漂泊的人
在这雪原中被丢弃
我两袖寒风一无所有
除了我的尊严和三个无邪的儿女


我的心如此冰冷荒芜
在腊八的严寒中上冻下坠
没有一双温暖的手将它托起
我是高空中一只中箭哀鸣的孤雁
在这白茫茫的广袤大地上
无处可以栖息

北方的荒原啊
不要那么悲哀
“冬天夺去的
春天还会还来”
因为种子在严冬中仍酣睡做梦
等待萌芽的时刻来临


…..
如同我的祖先
我是个乐观的外乡人
一个永远的漂泊者

…….

你爸爸没事，荒地。

俺爹这次来，半夜伤风了引起老毛病急性肺炎，在医院打了一天点滴就回家了，随
后恢复很快。他还有其它一些老毛病，虽然还没75。

谢谢关心，我先卖个关子：有关情况，听明天下回分解。想不到你老爸得同样得病，一定小心，确实老人急性肺炎可以危及生命。

上了岁数的老人要多注意保养、保暖。

我老爸三年前也闹了一次。
急性肺炎发展太快，一发烧，便滴水不进，送他去医院，医生一看他80已过，便认为够呛，让老妈准备后事。
感谢他命大(一辈子做好人啊)，挺过来了。
这回我和妈妈旅游前，妈妈告诉他钱放在什么地方。他自豪地对我说：几年没动过钱了，不感兴趣。
我老爸已进入了“超脱”的“幸福”境界。
他现在每天“锻炼”，随和，与世无争，没有脾气。而且，越老皮肤越光滑。挺好玩的老头。
至于我妈“侍候”他，因为他以前“积德”，待我姥姥象亲妈一样地尽孝，送终。

荒地文章的“渲染性”，的确值得学习。

你的“诗风”，也好象是你父亲的传承呢。

永远的漂泊者


可能天性使然，可能因为政治运动，可能往事不堪回首，爸爸很少对我们提及他的过去，尽管他讲课和演讲的口才很好，但他平时是沉默的，喜欢喝茶、抽烟、枯坐。自从我那次旅行之后对爸爸产生好奇之后，一直问爸爸很多问题，但爸爸不是寥寥数语敷衍过去就是缄默不语。后来，大约过了二十来年，上了研究生之后，从爸爸的同学中和我们家的亲戚中，才渐渐了解了爸爸过去的点滴。还有一次，爸爸因为评职称写简历，我偷看了一下，这才如拼图一般。渐渐拼起爸爸往事的轮廓。

爸爸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一个到哪里多少辈都被当作客人的族群。一次跟德国朋友说起自己客家人的经历，他问我是不是像吉普赛人，令我哑然失笑。客家人遍布世界各地，每年选一个地方举行省亲大会，参加者动辄十数万人，我从来没有去，因为除了会一些跟吃有关的客家话外，别的一点儿也不会，爸爸四十余年没有回老家，恐怕客家话也忘光了。我曾经试图资助爸爸回家一次，他说，回不去了，那些他当年同时离开家乡的伙伴中有到南洋一带发迹的，回家乡一捐款就是上千万，少的也捐数十万，修路或者改造供水系统， 造福乡梓。爸爸是慷慨的人，可哪有那么多钱去捐，不捐又有愧疚，于是干脆不回去了。

据族谱记载，我们家族的祖先还当过太傅――就是皇帝的老师，至今我们老家的祠堂中，还挂着祖上的对联：“太傅家声远   颖川世泽长”。异族入侵、中原纷乱的时候，祖先的整个大家族流落到广东梅县，但一直保持读书人的传统，是个诗书世家。到了爸爸的爷爷也就是我太爷这一辈儿，家道逐渐中落，爸爸的爷爷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做小买卖。到了他六十多岁的时候，逐渐积攒起了一份家业，然后积聚几乎所有资产，买下了一座不小的山头，山上长满了已经成熟或者接近成熟期的大树，准备伐木去卖。但是，不知道是他运气不佳，还是卖山头的人有意欺骗他，当他采伐山林的时候，每伐一棵树，里面就是白蚁蛀空的，他叫人一直砍伐下去，直到彻底绝望：原来整个山林大部分的树都是这样被蛀空的，已经没有任何采伐价值。爸爸的爷爷生气加懊悔，从此一病不起，连他自己在江西经营煤矿的独子没有来得及赶回来就去世了。临终前在病榻上嘱咐两个刚懂事的孙子―――也就是我爸爸和叔叔，让爸爸将来当作家，叔叔当科学家，并且让他们发誓：从他们这代开始，我们家族世世代代不要进入商场做生意，也不要从事任何同经商有关的活动。
               
爸爸听从了自己爷爷的话，从此开始了舞文弄墨的生涯。那是四十年代的中期，念高中的爸爸语文很好，因此语文老师很器重他，经常让他出墙报。爸爸年轻气盛，又富理想主义情怀，加上语文老师的鼓动， 撰写了很多抨击讽刺国民党腐败专制的诗文。后来麻烦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来学校抓人，原来那个语文老师是中共地下党，他事先知道风声逃逸无踪了。而爸爸以为自己是学生没有事，但特务还是把他抓起来交差问罪，并充数为那个地下党的同党，要严办，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我的爷爷赶紧从江西赶回，找当地有势力的朋友疏通，最后花了三百块现大洋，将爸爸赎回，但条件是爸爸永远不能在梅县出现。爸爸想到既然被误以为是中共地下党，就去找真正的共产党吧，于是带上盘缠，去找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料阴差阳错，在找共产党的路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迫当了两个月的国民党兵（这也是爸爸后来被认为历史不清白的重要原因）。爸爸在那里取得对方信任后，逃跑了，继续寻找共产党的队伍。最后爸爸终于如愿找到了山上的共产党的游击队。

不过，爸爸到了不久就感到同这些游记队的成员有些格格不入。游击队员们生活很困难，靠不时打劫财主的家维持给养。有一次，还将一名财主很小的儿子绑架到山上，逼迫他写字条，让一个游击队员送回，向地主索要钱粮，爸爸感到这是土匪绑票行径，拒绝参加。但是，爸爸毕竟当时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在大的理念上同共产党所说要民主反独裁的口号认同。此外，他是高中生，在识字就算知识分子的游击队里面，他很快受到重用，加上他胆子大，敢打仗，头脑聪明，很快升任游击队一个支队的大队长，率领着一个营的兵力。他几乎没有向我讲过他打仗的经历，因为他似乎不觉得那算什么光彩的事情，也不喜欢打仗，可能大仗也打得不多。倒是给我讲过另外一个故事：他部下的一个军官打胜仗之后强奸地主的女儿，被人告发，爸爸独自一个人将他押解回来。爸爸说，那个人真是老实，如果当时他反抗或者逃跑，后果不堪设想，但在爸爸要求他将枪交出来后，他就乖乖地交了， 然后乖乖跟着爸爸回到总部接受审判。

        后来爸爸的游击队被编入从东北打到南方的林彪第四野战军，参加了两次剿匪战斗，以后又参加土改。土改后爸爸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家乡，将自己家里的土地还有奶奶的首饰分给村中的穷人。数十年后，奶奶讲起那段事情还心有余悸：“你爸爸骑着大马跨着手枪带着卫兵回来了，我还很高兴，可他把我的首饰还有土地分给别人了，一点儿也不让留下”。由此可见，当时爸爸当初是如何拥护土改政策。可是，随着土改的深入，爸爸逐渐看到，那些土改的所谓积极分子就是一些喜欢赌钱或者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有的在解放前夕才将祖业家产败光。而那些地主往往是几代人辛劳积攒买的地，他们大都生活俭朴，且有文化，恶霸很少，因此对于残酷斗争甚至镇压地主， 爸爸感到于心不忍也感到有些不公平，所以土改工作后来开展得不积极，被调回部队。

        爸爸在部队中官运不错，而且继续舞文弄墨。他写的一首歌在军队中传唱，还得了大奖。部队看他有培养前途，当时国家刚建立，需要人才，于是将爸爸还有许多有高中学历的人送去念大学。这样，五十年代初，爸爸带着整整一个火车箱的军人，从武汉出发，到站就挂上去东北方向的货车或者客车的车头，走了半个月，一直开赴东北，最后成了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在大学的四年，可能是爸爸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吉林大学的校长当时是很开明且很有学问的匡亚明（后来曾担任南京大学校长），爸爸在中文系的老师中，有诗人、小说家废名（冯文炳），小说家杨振声，还有翻译移植英文十四行诗的冯至。爸爸那时开始大量写作并发表诗歌，也写过电影剧本。多年后，在北京，我拜访过爸爸的老同学、一家电影厂的著名配音演员，她告诉我：“你爸爸当年是有名的校园诗人，我就是专门在晚会上朗诵你爸爸的诗的”。
       
爸爸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某局工作，按说以他原来的资历，还有后来的学历，他在那里可能颇有政治前途，但爸爸对升官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在局里同没有多少文化的老红军、老八路共事，没有太多事情做，他感到很沉闷。于是主动请求，调到一家新闻单位当记者，这下爸爸感到如鱼得水了。他因为工作原因，结识了很多喜欢写作的人，包括诗人邵燕祥、电影家钟惦斐（阿城的父亲）等。此外，他还有很多同学在北京的一些文艺刊物任职，那些同学不时向他约稿，爸爸开始继续写作并发表诗歌、杂文和评论，翻阅五十年代的一些刊物包括《诗刊》，至今还能零星见到他的诗和文章。

这时，踌躇满志的爸爸也在热恋。他的女朋友是他大学同学，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剧本编辑，我高中曾无意中看到一祯她送给爸爸的照片， 她有那个时代独特的清秀和端庄，照片背面写着：“她在向你微笑”。

后来在北京上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在爸爸另外一位老同学的引荐下去她家看她，爸爸的老同学不让我自报家门，进门之后双手扶着我的肩膀将我退到她的跟前，对她说：“猜一猜这是谁？”，看到她我没有感到意外，因为见到过她的照片， 她现在依然那么清秀、端庄，只是脸上多了些沧桑；可让我意外的是，她凝视了我许久，眼泪突然一下子涌出来了，哽咽着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XXX 的儿子吧  ”。我们的会面时间不长，虽然她热情倒水找水果，但说话有些语无伦次了。

过了几天，那位带我去看她的爸爸老同学给我来电话说，你去看看她吧，她那次见了你之后心脏病犯了。于是我又来到她的家，她开门之后第一句话是：“你和你爸像得让我伤感， 让我意识到我们都凋零了”。她执意要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身体要带我出去吃午饭，我们都骑着自行车，七拐八拐到了一个上写便民食堂的地方，非常老旧，除了厅内很多大柱子之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里面人生鼎沸，半天等不到座位，最后终于靠窗坐下，买了饭票之后，她幽幽地说，想不到当年青年人最喜欢的地方，现在成了便民食堂。她告诉我，这里曾经是她和爸爸以前经常来跳舞和吃饭的地方。

我们就着半升啤酒，勉强吃了那难吃的饭。 食堂内人陆续离开，周围安静了很多，她两眼迷梦般地望着窗外，讲起了她们那代人的往事。讲她自己如何背叛资本家的家庭，如何思想革命，同我爸爸一样，也参加游记队，上山打游击，如何因为喜欢电影上大学。讲得最多的当然是我爸爸，她讲那时她喜欢爸爸的文笔，认为爸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诗人、作家，还讲到他们如何在长安街散步，几乎结婚…., 她从包中拿出一张爸爸的照片：上面爸爸穿着一身白色的西服，半躺半坐在茵茵的草地上， 旁边还有两头小羊。我好奇地问她 这照片是哪里照的时候，她似乎没有听到，只是望着窗外继续喃喃地说下去：“当我们还有那么多梦想和激情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一场改变我们命运的政治风暴正在向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悄悄袭来，我想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你可能不会理解，这场风暴对我们这代人的梦想和感情的杀伤力，多少家庭、恋人四散，多少朋友亲人互相背叛，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旋涡里，谁都是身不由己啊….。

从她那里，我才真正开始了解爸爸从来没讲的他四处漂泊的故事。

白荒地的关子卖得有效啊，很想知道你老爸是谁。

谢关注，他不是什么有名之人，喜欢看故事就好，除非你觉得似曾相识。

开始读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摘一段：

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主体和客体，眼睛和画幅的关系，甚至都不像演员跟舞台布景的关系。人与世界连在一起，就像蜗牛与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份，世界是人的状态。

对于上一代人的遗憾，他们写不完。关于我们这一代的“不足”，我们也解释不清楚。因为人们不能跳出这个世界，显微镜、望远镜等，全都用不上。

怎么办？为力认为写小说可以“做些努力”。

那天在靖国神社，我还和书刊讲我的老爸。

他在东北刚开始“工作”，就被老板--一对没有孩子的日本夫妻看上了，要收养他，带他回日本上大学。(他是三代单传，一个孩子，我奶奶不同意)。

后来，918后，他的大学“连锅端”，去国民党的保定军校。出来就抗日，和日本人打仗。

然后在东北率部下起义，加入解放军。

再开小差去北京读书(从而躲过了第一批入朝当炮灰)。

他学过林业、师范(历史)、土木工程，当过国民党军官团的教导员，解放军的连长，后来混在解放军的文工团玩话剧、歌剧等(不打仗嘛)。

再以后就是长久背着“历史反革命”的黑锅。

我想我老爸从来没有能“控制”过他的命运。但他一直乐观，努力，他没有被“打倒”。

我的父亲对我只是一个概念，因在我不谙世事时父亲含冤而死。

雪儿，真的佩服你。

小时失去父亲是大悲剧。你却是如此的善良、宽容......

在时代的旋涡中





哦，冰雪封冻的松花江
我聆听你下面静止的水
在沉默中开始汩汩地歌唱
歌唱你久违的晨曦、晚霞和星光
还有春天鸟儿在风中的喧响
……
不论你是流动还是静止
你都渴望那遥远的地方
…..

摘自爸爸《外一首：沉默的松花江在歌唱》(2)


爸爸在北京新闻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报道农村的，因此他经常下到农村，甚至到非常贫困和偏远的地方，了解到土改的喜悦之后，农民温饱不得、三餐不继的困窘。此外，因为工作，常旁听些政府内部高级别的会议，也参加过周恩来陈云等主持的农业会议，因此了解到一些全局的情况，开始逐渐对政府的农业政策产生怀疑。那时候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购买粮食，然后转手高价卖给城市居民，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官方内部称作“剪刀差”，但农民和城市居民相当长时间内都蒙在鼓里。爸爸感到既然共产党矢志取消剥削，可“剪刀差”行为如同奸商，盘剥农民和城市居民。于是，在鸣放的时候将此事提出，并写内参批评政府的农业政策导致农民继续贫困。此外，他对工商改造也感到不解，认为将私营的商店、饭店、理发店、掌鞋店等都纳入国营或者大集体所有，弄得货物奇缺，传统工艺失传，富余劳力无法消化， 服务态度恶劣。同时他对政府以商人的方式操控物价感也到不解：一次北京糖果奇缺，从社会主义盟友那里进口了一些糖果，陈云拍板高价出售，而且派出陈办的多个秘书去各大商场去观察，并叮嘱：如果没人买还有人骂涨价，就降价；如果顾客不痛快地买了还抱怨， 就维持原来价格。如果百姓痛快地买了，没有骂或者抱怨，销量好，就继续涨价。爸爸认为政府这种制定商业政策的做法不科学，是耍小商贩的小聪明，于是鸣放的时候也说出来了。


爸爸的命运从此开始发生变化。反右开始后，他先是同邵燕祥以及他的许多同学等几乎同时被划成右派，后来单位派人到梅县外调，知道他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参加革命的历史，因此将他改划成中右，也就是“内控右派”（这个爸爸几乎到平反的时候才知道）。北京新闻文化单位的一大批被划为右派或者有所谓政治问题的当时都被发配到河北沧州（正是林冲发配的地方！）。那时正赶上困难时期，没有吃的，再加上对自己遭遇的不满，受大学同班同学的启发（那个同学一气之下回四川老家当了农民），爸爸要求辞职不干了，重新分配工作。这样，爸爸就被重新分配到黑龙江省教育厅，降低行政级别使用。

爸爸在去东北之前，曾回到北京去看望女朋友。那时她也因为家庭出身等莫明其妙的问题靠边站，被停止工作，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因为营养不良，担忧爸爸，精神不好，得了严重的肺部，心脏也开始出现问题。爸爸到她家，先拿出五斤全国粮票，说饿得不行了，让她弄些吃的。她让爸爸帮着搬过来一个小梯子，然后在天花板上拿下一个小罐子，小心奕奕地放到爸爸面前，原来里面是一些炒黄豆，是他留着给爸爸治浮肿病的。看着瘦弱的脸上因为得病出现红晕的女友，爸爸没有忍心吃，说最近牙疼，嚼不动。爸爸感到非常非常地愧疚，自己不但不能照顾她，还成为她的拖累，让她担惊受怕，于是用已经浮肿的手为她写下最后一首诗，提出同她分手….


后来爸爸走了，她偷偷将六张烙饼放在爸爸包内，爸爸在上了火车后才发现。她的烙饼让爸爸在火车上没有挨饿，下火车的时候，爸爸剩了几张饼，因为非常重要，拿在手上，但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一个大汉给抢了去。这个大汉在困难时期在哈尔滨火车站是有名的，专抢下车旅客的食物，连妇女小孩的也不例外，抢到食物就塞在嘴中，或者吐上唾沫让人不想要了，任人打骂都不理会，只要将食物吞咽下去，就什么都不管了。一次一个人从南方带来波萝，大汉不认识是什么，但知道可能是吃的，于是抢下来就咬一口，将嘴都扎烂了。“政治运动和饥饿可以将人变得很卑微”，爸爸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样总结。

同原来的女朋友分手了，又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不知道当时爸爸是有多痛苦， 也没有读到过爸爸写给她的诗或者情书。但在我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收拾爸爸的藏书，意外在书架后面夹板内翻到一沓厚厚的爸爸写毛笔字的大块宣纸，发现每张纸上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名字….

到了哈尔滨，爸爸除了行政工作外，开始集中精力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有时候也出于爱好，到师范学院给那些中学语文老师进修班讲课，爸爸开始对环境逐渐适应了，吃不饱的困难时期也渐渐过了。后来经过好心人介绍，爸爸同任中学音乐教师并且擅长舞蹈的妈妈结婚了，开始生儿育女，而且周围积聚起了一帮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他们中有大学老师、中学校长，还有会打猎捕鱼的鄂伦春人的后裔（我是睡在他送的狍子皮上长大的），也有佩服爸爸的文学青年。他们俨然成为一个小小文学沙龙，我那时依稀记得很多冬天的周末，窗外大学纷飞，我们家的俄式小楼中，聚集了这些人，里面充满音乐和欢声笑语。大家吃饭，喝茶（好像没有喝酒），打麻将，谈天说地。记得他们背诵抗日英雄李兆麟的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还有人朗读少数民族的长诗《百鸟衣》，讲的是一个青年人需要翻过一百座山，找到一百种鸟的羽毛，最后制成彩色衣服，好寻找到自己心爱姑娘的故事，但那青年在翻过九十九座山找到九十九种鸟的羽毛后就死了。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来临了。爸爸本来是个逍遥派，加上担心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 没有参与任何派系的文攻武卫。可是，有一天，为了朋友，他意外卷入了。那一天下着小雨，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广场上，举行着上万人的集会，进驻某师范学院的工宣队在批斗爸爸的好朋友――青年诗人安晨星，给他戴上了高帽子，涂抹上黑脸。工宣队还拿出唯一的证据――安晨星在日记中所写的一首古诗，用以说明他的思想不健康，对社会不满云云。因为那工宣队的队长根本文化不高，讲那首古诗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胡乱上纲上线，爸爸在底下越听越愤怒，最后终于爆发了。爸爸将雨衣帽子一掀，大叫一声：“纯粹胡说八道”，然后冲到台上。他说：“我是搞语文研究和教学的，也了解安晨星本人，刚才工宣队长所说，完全同事实不符合”。随后爸爸讲了这首诗的典故和含义，并说明诗表达了年轻人寻找人生意义的苦闷，没有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台下的大批老师早就对工宣队到学校随便揪斗老师感到不满，当时就喊起了口号，将高帽子给那个工宣队长戴上，开始斗争那个工宣队长。

爸爸本来以为救了朋友从此就可以收手，继续当逍遥派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教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将工宣队赶出校园，两个派别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方要求揪斗爸爸，认为爸爸是安晨星的黑后台，也是反动俱乐部的组织者，而爸爸的文采、口才，正直和魄力被教师这一派看重，拒绝交出爸爸；但如果教师这派失败，爸爸被揪斗就是指日可待了。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出于对工宣队整教师的反感，在教师们反复请求劝说下，爸爸不得不站出来了，他成了这些教师造反派组织的文胆和精神领袖(对方称他为摇羽毛扇的)，经常彻夜不眠，口授大字报，或者当面同工宣队辩论。爸爸有一次同四五个工宣队请的秀才们辩论，而且是当着数千人的面辩论，因为爸爸对马列毛著非常熟悉，辩才无碍，对方个个败下阵来。工宣队一看通过讲理的方式无法获胜，于是开始了武力进攻。工宣队管的拖拉机厂将拖拉机装上铁板，还有军工厂干脆开出了坦克车，向教师组织的总部――哈尔滨某师范学院开来，爸爸让所有的老师赶紧躲避，但一些年轻的化学老师执意不肯，当坦克和拖拉机开进校园之后，他们用自制的燃烧瓶投向坦克，坦克烧着了，里面的驾驶员本来就不大会开，加上闷热难忍，开始摇摇晃晃，开进了学院教学大楼，将楼顶出了数个窟窿，还将附近哈尔滨著名的百货商店撞掉一个角。爸爸和几个校长冒死将最后几个还想抵抗的教师都拉到安全地方，被弄成废墟般的学校就这样被工宣队的组织占领了。

那被斗过的工宣队长成了什么司令，怀恨在心，开始整爸爸的黑材料。但是，整了很久，就只有三条：一是在同朋友聚会的时候说，现在毛主席谁的话都不听了，就听江青的。二是，一次给师范学院讲课，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因为讲得很精彩，在场老师感动，在课讲完后这些老师喊着我爸爸的名字，然后集体喊万岁。最后一条罪名就是爸爸将《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是鼓动人造反上梁山。凭着这三条罪状加上原来的历史问题，将爸爸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次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批斗并隔离审查。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去看被隔离审查的爸爸，那是一个稻草铺地的地方，我偷偷给爸爸送香烟。

后来爸爸的朋友对我透露，那些审讯爸爸的人反复问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家某个聚会上另外一个姓苏的朋友说什么，爸爸多次的回答都是：“说了饺子好吃”，从来没有透露任何对朋友不利的情况。其实，我爸爸的那个苏姓的朋友当时在写“反动小说”，而且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白天给藏到房梁上，如果这个情况透露出去，朋友就彻底完了。

爸爸其实离监狱只有一步之遥，但后来一位东北抗日联军出身的老干部营救了爸爸（那老干部也是诗人，担任过副省长，并且同人一起出了抗联诗选，爸爸是那诗选的编辑之一）。后来爸爸被恢复工作，在附近的一个县城的学校打杂。那里面爸爸熟悉的一个校长被打成反革命，被戴着大高帽子和数丈长的纸尾巴在全县城爬着游街，以表明他是资产阶级的爬虫，游街后校长不堪其辱，投井自杀，爸爸义愤难忍，跑到县革委会主任那里同他拍桌子大吵了一架，这样，等所谓五、七指示一下来，爸爸自然成为了“光荣的五七战士”，被下放农村。而那爸爸再也无法保护的青年诗人安晨星，受到工宣队残忍地折磨，最后工宣队每次边殴打边审问他，问他是谁的时候，他反复总是这么回答：


“我是人！是中国诗人！”（注一）

审讯他的人都认为他疯了，安晨星最后被押送到了精神病院。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注一：200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安晨星诗歌全集。因为顾虑个人隐私原因，安晨星真名隐去。



注（2）对原诗有改动

谢谢将字体放大，变成两段的建议很好，已经分成两段。

我们小时同学们也常在一起讲各家的“磨难”故事。

可能不是自己经历的，也可能年纪太轻，当时不觉得那么“难受”。

现在我们也人到中年，也无奈，也漂泊。。。

为什么不劝你老爸自己写写？他的版本和你的，不一样吧？

爸爸左手抱着妹妹，右手抱着我，背后姐姐牵着爸爸的衣襟。我们当时的年龄分别是八岁、六岁和六个月。

火车越过一个又一个河流、村庄和陡坡，在大雪原中整整走了三天三夜，

荒地，这个细节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你妹妹那时六个月，是吃流食(确切说只能消化奶)，经常要换“尿布”的时候。你爸爸是怎么照顾她的(三天三夜在火车上)？

写好了，又是一笔。

这样细致地写父亲的文章我几乎是第一次看到.
中国的父亲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沉重得没有人想到, 能够, 或愿意尝试着举起.

耕耘荒漠的土地





浓密的黑暗漂浮过来围拢过来
巨浪般撼动着我不时摇曳的茅草屋
雪粒在旋转在飞舞
不停地敲击着我的门和窗户
没有星光没有月光
只有黑色的大雪迷茫
妻儿们睡下了
睡得那么安详
我守着一枝孤独的蜡烛
倾听窗外零星的犬吠
以及寒鸦和婴儿在风中
此起彼伏的啼哭
那遥远而圣洁的缪司啊
今夜, 此时此刻
我又要向你倾诉
你听到了吗？
在这陌生的异乡
在这温暖的炉旁
我写下这不跳跃的午夜诗行
唯一而忠实的读者
将是黎明时刻
那炉中跳跃的火
…..
―――摘自爸爸《荒村纪事－序诗》（略有改动）


这是一个偏僻的村庄，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甚至至今我怀疑它是否有正式的名字。 那里有五十来户人家，住在两排茅草房内。毗邻的村落虽鸡犬之声相闻，朝朝暮暮都可见炊烟在远方袅袅升起，可去一次颇为不易：你得绕过两三个水塘、一大片沼泽地和芦苇荡，还有数个宽得跳不过去的水渠，接着是一块祖坟地，据说那里经常有蛇出没。这里冬天漫长，达半年之久，腊月的时候经常刮当地称为大烟泡的暴风雪，那雪有时候下得有半人厚，经常是大雪封门，早晨得从窗户爬出去，铲除门前的雪，门才能开开。当地老人说最冷时男的不能在外边顶风撒尿，如果实在要撒，就得边撒边用棍子敲，否则冻坏就香火不保。也许老人说的夸张，但我体会过一次手湿的时候开门，不论如何手也从门把手上拿不下来，因为冻住了，最后喊人用凉水浇才浇开。冬天上学的时候，教室内虽有火炉，但脚冻得仍如猫咬般难忍，老师一般每讲课十五分钟，让学生自由跺脚两分钟。这里的农民倒是没有南方农民种两三季稻子的辛苦，他们冬天什么都不能干，只能整日蛰伏在四周用稻草围得密不透风的家里，冬眠一般，靠磕瓜子、打麻将、喝烧酒甚至打老婆来打发日子，当地人称为“猫冬”。


爸爸刚下乡时是苦闷的，他沉默寡言， 与周围的人好像格格不入。到地里干体力活儿， 公子哥出身的他很吃不消，晚上常常睡不着，而白天累得困倦，有时候走路走着走着就能睡着。后来队里看他干不动活儿让他看守仓库，他又不合时宜地认真。一次一个人偷粮食，爸爸拼命追赶，等赶到生产队长分粮食的场院的时候，爸爸喊队长帮忙抓那个人，但队长无动于衷，眼看着偷粮食的村民跑掉。爸爸生气了，大声质问队长为什么不抓贼，但队长推说忙，爸爸当着其他村民的面同他吵了起来。在当地，队长就是土皇帝，哪有人敢和队长吵架。后来，爸爸才知道，那偷粮食的人是队长的小舅子。另外，这里的农民几乎每个人在秋收和冬天的时候偷队里的粮食，因为怕挨饿，而且如果当时抓不到，第二天即使主动承认也无人追究。也就是说，当地人没有把偷队里的粮食当回事，反正很多粮食最后都要缴公粮。但爸爸同队长吵架，村民认为他不识时务，也吓坏了姥爷，他执意让爸爸去道歉，爸爸拒绝，认为自己没有错。

后来爸爸连看仓库这个差事也没保住，通过妈妈说情，到妈妈教书的小学去教一年级语文。爸爸虽然能编中小学教材，但教小学生就是没有办法，连汉语拼音都教不好，而且当地学生只说和听得懂方言，对有些南方口音的爸爸说的普通话根本听不懂。这样，不久爸爸连教小学语文的饭碗也没有保住，干脆在家学开了木匠活儿，认为不同人打交道，有手艺能糊口。这样，爸爸就开始在家学做木匠活儿，打了很多诸如八仙桌等家具之类，还给队里修马车，很快手艺练得不错。不过，每天他大汉淋漓吃力地刨木头的时候，表情是落寞的。他开始晚上经常不睡写诗，而妈妈这时候也渐渐同爸爸闹矛盾，有时候早上我还睡意朦胧的时候能听见他们争执，妈妈要把爸爸写的诗引火生炉子，但爸爸执意不肯。妈妈往往说，你乱写惹的祸还不够多吗？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孩子呀，爸爸让步了，他的大部分诗稿就这样被付之一炬。

姥爷（外公）原来是留日的，是民族资本家，曾经在牡丹江创办三个工厂，雇佣数千人，与他一个家族的所有同姓的一百多口人，原来都靠他的工厂谋生。但解放后，他的工厂没有了，被打成四类分子，加上他的第一个妻子（我的姥姥、外婆）去世后他娶了一位日本人为妻，他在农村的日子很不好过，连亲人都不敢接济他。他们住在狭窄的茅草房子内，我到的第一天，因为不习惯门道太窄，一只脚陷入煤槽子中，弄得满腿是煤。半夜，我们睡在姥爷家，大风雪起来了，我们都担心这房子会被风掀翻或者被雪压塌。


后来，春天来了，爸爸情绪好了一些。队里给我们家在空地上盖了一座茅草房，但同当地房子不同的是，房子前面是砖砌的。而且上下都是玻璃窗，不是当地那种纸糊的窗户，房子非常亮堂。


我们家里开始在前后的园子种地，过往当地老乡看到往往要指点一番，但后来发现每个人对于株距行距种子埋得深浅的说法都不一样，原来这里的老乡种菜完全凭个人经验，也没有总结出什么规律。我们最后干脆谁的话都不听，胡乱将种子种下去。 所幸我们那里原来是撂荒多年的养马场，菜地长得出奇地好，连老乡也觉得奇怪， 说我们有天缘。此外，前面的园子有一半被妈妈种上各种花，开的时候五彩缤纷，尽管老乡们认为是浪费地，但也说喜欢那些花，有些邻居的姑娘还到我们家移植。此外，为了解决吃蛋的问题，我们家养了二十只鸡，每天鸡蛋多得吃不完。爸爸还买了头小猪，给姥爷家饲养，这样春节期间的年猪肉也解决了。

渐渐地，爸爸同当地人的关系也融洽起来。先是爸爸同当地人开始下象棋，将全村的“棋圣”外号老高丽（因为他长得有几分像朝鲜人）的老头给下败了。那老高丽是鳏夫，带着一个叫“大郎”的儿子生活，那大郎十五岁下地干活，家中虽然简陋但没有负担。老高丽整日就将精力花在下象棋上，他平时喜欢开玩笑甚至“来大春”（说黄色笑话），但下棋时严肃得可怕：深陷的眼窝内眼睛放光，太阳穴青筋暴起，村中以前没有一个人下棋能敌过他，他会因为别人悔棋跟人打架甚至操家伙。有时候常常是三五个年轻人在大树底下集体同他下，最后他将对方均战败，唯一能偶尔赢他的是个叫老傻子的人，只是老傻子经常悔棋。他赢了棋，战利品不过是鸡蛋数枚、黄瓜西红柿数个或者接近年节的时候――烧酒半瓶。我爸爸偶尔路过支招被拉入，很快就轻松将老高丽打败，所以以后老高丽老是缠着爸爸下棋，甚至托我求情。后来爸爸让他一个车一个马都能给他下败，但他还是找爸爸下，他们一下棋很多人就在旁边观看，自然站在爸爸一边，因为以前老高丽不可一世。爸爸故意让老高丽赢或者让老高丽输得不太难堪，但老高丽能看出来，马上就跟爸爸急，说瞧不起他，他输得起。最后战利品爸爸同围观的人分了。渐渐地，爸爸同这些人熟悉了，可以开开玩笑。爸爸后来对我说，老高丽是能看三步的棋手，他是能看六步的棋手。后来还有一次队里马车陷在泥坑中，那些车豁（就是赶车的）不论如何没有办法弄出来，准备卸满车的转头，爸爸因为对马熟悉，因此帮着把马车给赶了出来，还告诉队里的人他们的马缰绳安装得不对，马使不上劲。爸爸威信渐高，村里有个邻里纠纷什么的都找他调解，因为爸爸能说得人心服口服。有一次大队民兵队长喝多了同邻居打架，将对方玻璃都砸了，还说要拿枪杀人，没有人能劝住他，爸爸去了，也没有说太多话，就给劝回来了。

当时爸爸虽然下放，但工资级别还保留，一个月能有七八十元的收入，加上妈妈的收入，一个有一百多元，在乡下俨然大款。当地老乡穷得真是连五元钱都没有，于是很多人向我们家借钱，买油盐或者买布或者给孩子买文具，大都是春天借，秋天还，一般都是借三五元，多的借十元八元，也没有借据，但据妈妈说没有不还的。而且，还有“利息”：大多是一担柴火，或者一把韭菜。有一次爸爸生病，要喝鸡汤，家中的鸡都是母鸡，要留着生蛋，于是妈妈出去买公鸡。老乡无论如何也不收钱，说：“就当鸡让黄鼠狼给叼去了”。老乡说的是心里话，以此表示他们不在乎一只鸡，但我们听了都想笑，躺在炕上的爸爸有些尴尬地抗议到：“我是黄鼠狼吗？！”。

爸爸看老乡对他很好，就请了一次客，几个要好的老乡到我们家吃了顿饭。爸爸做菜手艺好，加上舍得放油，而且将当地人不吃的苦瓜（当地人称作“癞癞瓜”或者“看瓜”）给炒肉罐头招待大家，人们都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吃完那顿饭后，爸爸会做饭的名声就传了出去，不知道怎么就被公社书记知道了。那时召开一个什么表彰大会，上千人的伙食，让爸爸督办。爸爸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指挥十多个人用铁锹大的大铁铲子烧饭，三天的伙食其实无非是猪肉炖粉条子之类，但让代表们“造”（吃）得非常满意。就在爸爸当火头君时候，偶然的机会让爸爸的境况有了好转。那个公社书记是个大老粗，所有讲话都得让秘书操刀，但那天他把秘书写好的讲稿给弄丢了，而且那个秘书不在，他抓耳挠腮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还有两个小时会就要开了。身上系着白围裙的爸爸说，那还不好办，我给你写一个。书记如同抓到救命稻草，赶紧交待了会议的大致主题，爸爸在切菜板上将稿子一个小时写得，书记拿出去念，效果不错，但出了小纰漏：因为爸爸着急，写得潦草，加上书记没有文化，将“孤掌难鸣“念成了“狐掌难鸣”，下面农民代表们问是什么意思，书记急中生智，解释说因为狐狸掌上有毛，因此鼓掌不响，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意思，台下竟然没有人笑，还都伸出双手给书记以热烈鼓掌，不知道代表里是真的没人懂还是不希望书记尴尬。

那书记想让爸爸当他秘书，爸爸不愿意干；后来在爸爸要求下，选择到公社文教组工作了。文教组有三五个人，都是农村中的书生秀才，虽然爸爸不是领导，但包括文教组长在内的同事都佩服爸爸的水平和工作能力，重要事情都是归爸爸管。他经常下到下面十多个大队小学以及两所中学听课或者给老师讲课，那些语文老师对他很尊敬，有时候到我们家来请教问题，爸爸开始同这些教师谈天，有些找回了自己的感觉。


我们家的小日子开始过得越来越好了，有城市的收入，又不需要买米买面，前后菜地有新鲜蔬菜，后来，家里还栽培果树产水果。爸爸每天骑着飞鸽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宝马）上班。工作压力也不大，政治运动似乎在那里也大都是走过场，没有城市那么风起云涌的。

尽管小日子过得不错，但爸爸是孤寂的。他经常在晚饭后泡上一杯茶，坐在房子旁边的一段枯木头上，望着夕阳抽烟，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一直坐到天黑，一言不发。有时也拿上一本《草叶集选》或者《文心雕龙》翻翻。


他开始给大学同学写信，寻找他们的下落，有时互相写很长的信，从他们的信中，爸爸知道，他在这些同学里面混得不是最惨的。有一天，他兴奋地说， XXX来信了，他还告诉我，此人在大学的时候被人称作哲学家。爸爸兴冲冲地打开信，读着读者，脸色就变了，最后干脆将信扔在桌子上不读了，而且愤愤地说：“语言之粗鄙，思想之流俗，让人难以忍受”。

我看了那信，有一段给爸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你来信中所说的“这些年有所感”是什么意思，但我认为，这些年来你落后了，不那么革命了，难道你忘了当年你拿起笔抨击国民党，拿起枪打游击的勇气了？我认为，你要放弃个人小我，一直好好改造自己，跟随革命的大船，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奋斗，就会一帆风顺”。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爸爸的同学官运亨通，成了了高级官员，掌管“文艺战线”生杀大权，可谓权倾一时。有一次那名辞职到四川当农民的同学去他单位找他，以为多年不见可以叙叙旧，但这位担任高官的同学担心对方说话不谨慎出麻烦，坚持见面的时候两个秘书在旁边，而且作纪录，说话的时候跟老同学打官腔。后来谈话结束，他推说忙，拿出钱和粮票给秘书，让他陪老同学出去吃饭。 那老同学一气之下饭也没有吃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跟这位成为高官的同学联络。


数年后的一个春天，依然风度翩翩的诗人安晨星偕其年轻美丽的妻子来看我爸爸，爸爸高兴极了。安晨星被关在一个精神病院长达五年，但他在中学教语文的未婚妻一直等着他，他一出来就同他结了婚。我们大家都知道安晨星的罗曼史，至今我还能背诵被大家调侃的他写给未婚妻的诗作：

在山风睡觉秋水倒流的地方
埋葬着我因想你而死的爱情
在人迹罕至冰雪唱戏的地方
栽植着我因恨你而生的爱情

安晨星夫妇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夫妇俩到附近水塘边散步，村里老乡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文雅的一对，纷纷到我们家来看他们，还带来了青菜和自己都轻易舍不得吃的咸鸭蛋。

安晨星夫妇在我们家每天吃咸蛋、鸡肉、新鲜蔬菜，爸爸还买了很多别人在河中捞的鱼虾。 我们在院子的葫芦架下吃饭，丰盛的晚餐，轻松的氛围，荒僻的环境，让刚从政治旋涡里出来的安晨星很羡慕这种陶渊明式的生活，回去后跟爸爸的朋友说我们家在农村生活得像小地主， 甚至有归隐田园到爸爸这里落户的念头。爸爸那些日子经常跟安晨星出去散步，但说话大都不让我们听到，可能怕我们给传出去惹上政治麻烦吧。

后来，在我们家旁边，新盖了北京等地来的知青的住房，叫青年点。大概有五个男青年，五个女青年。这些青年也经常来我们家，冬天爸爸妈妈让他们取暖，喝开水，夏天给他们地里的瓜果吃。那些人中不乏数个喜欢文艺的，其中一个叫叶华的经常写文章，读给我爸爸听，爸爸爷很赏识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开始了，爸爸鼓励叶华去申请，并且给疏通了一些关系，后来政审的时候出了问题：大队书记到北京外调，他调查之后说叶华是资本家出身，因此叶华政审不合格，第一年没有上成大学。叶华绝望之极，经常在夏天的傍晚，在玉米地旁的院子中独自拉小提琴或者吹笛子，都是悲伤的曲调，爸爸去劝也无济于事。爸爸愤愤不平地说，我就不相信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能上大学，叶华不能上。第二年，爸爸亲自到北京去外调叶华，最后经过多方查证，爸爸重写了外调材料证明：他们家的成分不能算资本家，只是小业主。叶华终于上了大学。那些年中，爸爸办理了数十个人上大学的手续，也有更多的人试图走爸爸后门，但真正爸爸帮助上大学的，只有叶华一个，因为爸爸认为他是个人才。叶华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后来考上研究生，脱掉了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成了北京一所大学数学系的正教授（爸爸让他不要学文科），这位早年失怙的叶华一直视我爸爸如父亲，不久前还驱车数百里来看我爸爸。

爸爸同我们全家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情绪也好多了，经常吃完饭坐在外边葫芦架下喝茶吹口哨。

有一天晚上，半月升起，月色迷朦，四周充满蛙鸣和蛐蛐的叫声。在月色下，四周充满野花神秘的气息，我们全家在自留地里拉犁杖耕玉米地，妈妈扶着犁把，爸爸在中间拉，我和姐姐左右各一边，妹妹在旁边跑着玩。我去晚了，原来他们拉得吃力，我一去，他们轻松很多，妈妈先是夸我有劲，后来开始伤感：我儿子来农村之后脸也黑了，人也有点儿虎背熊腰了，说话也一口当地土话，看来这辈子只能是留在这里当农民了。爸爸马上说，不会，我三个孩子都会有出息。 他还马上炮制了一首诗给我们听：




月儿弯着腰
我也弯着腰
月儿弯腰背向黑暗
我弯腰
拉起沉重的犁杖
去耕耘
那荒漠的土地
……
摘自爸爸《夜耕》


我们一家在这小村里度过了平静的十年。我们也逐渐长大了。一九八零年，爸爸在北京工作过的新闻单位来了一封平反信给爸爸：“XXX同志，1957年你在我单位被错划中右，现予以改正，特此通知”。

寥寥二十多个字，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语，改正是改正了，可这二十多年流逝的青春、爱情和才情，找谁去赎回呢？！！！

回为力，当时是拿奶粉泡开水，火车上开水供应很好； 另外，还见过爸爸在车上用饼干泡水喂妹妹：）

致见光， 谢谢你的阅读，本来是因为爸爸生病担心，因此失眠而决定写，但没有想到写下去就收不住了。因为爸爸的经历有些代表性，也有戏剧性。

》》》这样细致地写父亲的文章我几乎是第一次看到.
中国的父亲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沉重得没有人想到, 能够, 或愿意尝试着举起.

只要有爱，亲情，和诗歌，
荒漠的土地也可以变成乐园和家乡......

Feiming wrote:我们在院子的葫芦架下吃饭，丰盛的晚餐，轻松的氛围，荒僻的环境，让刚从政治旋涡里出来的安晨星很羡慕这种陶渊明式的生活，

假设你想重温此景。可以冬天坐过火车横穿加拿大,我试过的.

Feiming wrote:那白皑皑的雪原、黑色的远山和山峦上的松树和白桦树如泼墨画，成为我有记忆以来最难以忘怀的画面。

配几幅加拿大的冬景。

膜拜自由

我对爸爸一直是非常崇拜的，虽然他深沉，平时沉默寡言，但他没有像别人父亲那样对孩子严厉， 爸爸对我们是温和温馨的，但同时是迷人的，让我崇拜。

爸爸心很细，甚至比妈妈更知道疼爱我们。在乡下冬天的晚上，每天睡觉前，他都走到我们的被窝跟前，将肩膀处的被子掖好， 此外，半夜还起来，看我们是否将被子踹开，帮我们把被盖好。要知道，东北严寒，如果被子半夜漏风，胳臂会风湿的，也有得重感冒的危险。每年春节要到的时候，爸爸就带我们全家进城里，每人在裁缝那里做一套新衣服。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一次我到别人家偷桃子爸爸打过我一次外，爸爸从来也没有再对我动过手，或者骂过我，连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例外，他对我们的教育完全是自由放任式的，记忆中他从来就没有检查过我们的作业，只给我们爱和鼓励，还有成绩好了之后兑现的香喷喷的红烧肉。我们很小就阅读了他的大批藏书，他从来也不干涉。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就同他讨论过郁达夫，他告诉我他喜欢郁达夫甚于鲁迅。他还给我们买大量的课外书让我们阅读，我们兄妹三个人学习不错，别人老是向他问经验，他只是笑笑说，主要是培养他们学习的乐趣，同时要培养他们的毅力。

农村那时候没有英语课，爸爸就利用他在文教组的权力，将一名曾在上海的化工厂担任工程师的右派请来教英语，这位老师英语水平高，但我们学生底子差，学得不好。老师后来很失望，让我们全班同学投票，是否继续学英语，大家投了票，多数人不想再学了，这位老师就潇洒地辞职了，继续干他原来的工作――在生产队当车豁（赶马车），直到平反回了上海。没有了英语老师，爸爸就买了个好半导体，让我们学英语广播讲座，姐姐、我和妹妹都听，这也是我和姐姐虽然在农村念到初中，但英语一直没有耽误的原因，而我妹妹后来还考上了北大英文系，这不能不同爸爸当初有远见有关。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因为是外来户，总是遭欺负，经常被打。 那时候学校同时成立武术队和航模小组，妈妈让我上武术队，但爸爸问清老师是谁的时候，反对我上武术队，说那个老师－一个邻村的知青，老是打架惹祸，而且所谓的功夫完全是花拳绣腿，但妈妈说，孩子老挨欺负，学学就当成锻炼身体了，于是爸爸勉强同意了。这样，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两年多的时间内，每天我凌晨五点起床，跑步到学校，练两个小时武术，然后跑回家吃饭再回去上学。那武术老师非常严格，每天让我们“蹲架子”，就是保持弓步和马步等姿势，一个姿势至少要保持十多分钟，如果蹲不住老师就踢屁股，很多人吃不了那苦，中途不练了，七十多人的武术班，最后只剩下十多个人。我也想打退堂鼓，但爸爸说：“不能有始无终，要练下去，除非武术队解散”。于是我练了下去，学会了一、二路长拳，甲级棍，而且我是武术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连续进行空中侧手翻的。那时班上只剩下七个人，都是武术老师的得意门生，大家开始吃喝不分称兄道弟，大孩子还开始参与打群架。我这时候也有了狂妄的自信，一次一个以前欺负我的孩子领着一群孩子又来挑衅，我将他首先摔倒，其他孩子一哄而散了，我更是得意忘形了，后来同武术队另外一个绰号“镇岭” 的大孩子结成死党，那个镇岭是山区修水库移民来的，也是外来户，同我一样也遭到其他孩子的孤立和欺负。镇岭他们家还总是被邻居修理。他爸爸是个木匠，他们家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一次他妈妈帮人劝架，反而被人打骂，郁闷之气难咽，病倒了。后来欺负他们的那家人又找茬上门来，他爸爸大喊一声：“儿子们冲啊”，五个分别拿着奔、斧、凿等木匠家什的儿子们冲了出去，对方见了赶紧四处逃跑。镇岭同我成为死党之后，附近的孩子都不敢惹我们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临近镇去买玻璃球（弹子），路上遇到那里的孩子想抢劫我们的帽子，镇岭竟然拿出一个带红缨子的匕首向一个孩子脑袋刺去，险些酿成大祸。爸爸知道后，也没有马上严厉责罚我们，而是说请镇岭到我们家吃饭。镇岭来了，他家人口多，吃不到好东西，非常喜欢爸爸给烧的好吃的。吃完饭爸爸对我们说，到外边，我给你们打套南拳看看，我们都很诧异，包括妈妈都不知道爸爸会拳术，于是都到葫芦架下看爸爸打拳。

爸爸那套南拳打得是虎虎生风，可谓站如松，行如电，而且特别有力量，比我们武术老师强多了。打我拳后他对我们说，他十多岁学拳术是童子功，但从来没有对人显示过也没有用来打架，而且这拳打架也没有太大用，让我们千万不要信所谓万夫不当之勇的说法，那是小说，不是真的。他还对我们讲，真正练武的人不是喜欢好勇斗狠的，也不会胡乱显示的，要知雄守雌，扶助弱小，打架是没出息的小混混才干的事情。当时我和镇岭都让爸爸教南拳，可他就是不肯教我们。但我们对武术老师的崇拜没有了，后来渐渐也就不去了。


我小时候对父亲有些崇拜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胆子很大， 而且遇到事情总能有办法。一次，附近地区大地震。那是快过春节的冬天的晚上，我们刚睡着，爸爸还抽着烟。突然地动山摇，房屋顶咔咔作响，妈妈开始吓得尖叫。爸爸大喊一声“地震了，快跑”，说着先向外冲。那门是插着的，爸爸一脚将门踹开，然后又将外屋的门踹开，黑暗中我看到爸爸手中的烟头在闪亮。妈妈抱着妹妹冲到外屋就瘫软下来，我也在后面迟疑，爸爸扶着门框大喊，快！妈妈起来抱着妹妹冲了出去，我也跟着冲了出去，爸爸此时非常镇定，没有一丝惊慌。当时周围老乡不知道晚上睡觉怎么办，只能将猪赶出来，住进猪圈里，爸爸却马上用稻草和高梁玉米杆搭了一个窝棚，我们全家人睡在那里，非常暖和，爸爸说，这条件比当年他打游击的时候强多了。第二天醒来，四周全是白雪覆盖，安静极了，感觉有爸爸在，一切都不需要害怕和担心。

爸爸自理能力非常强，家里衣服一般是他洗，因为他认为妈妈没有劲儿，搓不动。爸爸的衬衫永远是干净的，而且领子永远是笔挺的。那时没有电烙铁熨衣服，他就将开水倒入铝饭盒中，用饭盒熨衣服领子。爸爸也培养我们的自理和吃苦能力，我们十多岁就开始自己练习洗衣服烧饭，很小我们就开始扫雪和参与种菜地――这成了我的终生嗜好。这也许是我本人后来四处漂泊，虽然不总是顺利，精神上也经过不少挫折，但在生活上一直没有觉得很不适应的原因，出国后的前六年我竟然没有病过一次，连重感冒都没有过，这与在农村时打下的身体基础以及爸爸培养的能照顾自己的能力有关。

后来，当我考上省重点高中的时候，我们家已经到了附近一个中等城市。爸爸本来应该回北京或者哈尔滨的，但因为我们的户口不好进，就放弃了。另外那时候知青扎根口号很响，爸爸担心如果我们将来到大城市后插队到偏远地区扎根就没了前途，在小城市即使插队也到近的地方，容易回来。所以爸爸为了我们，就没有考虑自己那么多。

他借调到那个城市的一家电视台， 后来担任该台的业务总编辑，那些恃才傲物的年轻记者们都很服他，称他为老师， 老总，还有一个女记者干脆亲切地称他为老头。爸爸威信甚高，也将这些年轻人当成自己孩子一样来花心血培养。有一次发大洪水，他派出一个最得力的高大男记者去现场拍片子，但记者乘的船翻了，那记者被洪水冲走，爸爸在编辑部知道消息后泪流满面，一方面敦促上级派人营救，一方面亲自制作了新闻，介绍记者遇险的情况并播出，后来很多水性好的人到那条河去找，竟然把记者救了回来。

然而，爸爸虽然有本事成为这些青年人的朋友，但同领导的关系处得不太好，主要是因为他只顾业务，同领导不应酬，过年过节也不去拜访局长书记之类。后来分房子，本来按照职务和资历，我们应该分到新房，但因为没有领导的关系，他也没有参加分房子的会议，他只得到一间旧房子，连单身的后勤科长都分到新的三居室，我们一家五口如何在那一间房子生活呢？妈妈很不满意，开始天天唠叨。这时候正好期末考试，我成绩很好，考了全市第一名，召开类似庆功会的家长会，我通知爸爸去，准备让爸爸得意一番；另外我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也曾经是右派，我希望爸爸能同他认识。但爸爸那天他因为感冒没有去，我也不知道，开会的时候没有看到爸爸，我失望极了。

那时候我有些自我膨胀。看到爸爸的老同事老同学出名的出名：成为著名作家或者诗人，或者写的电影在全国放映；得到权力的得到权力：有的人成为局级乃至副部级的干部，而我爸爸在这个小电视台连个房子都分不到， 我感到爸爸没本事，不为自己争取，对爸爸的崇拜降低了，心里有些瞧不起爸爸。于是我回到家第一次跟爸爸吵了起来，先是说他不应该不去家长会，然后说，你这辈子一步步老是走下坡路，就跟你该争的不争、该动脑筋的地方不动脑筋有关。爸爸用陌生的眼光震惊地看着我，一句话也没有 说。第二天，他继续休病假，也为自己没去家长会向我道歉，同时平静地对我说，有些事情你现在还不会明白， 以后我会告诉你。第三天，爸爸不吃不喝，枯坐一天，掉了一颗牙。我感到非常懊悔，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去伤害爸爸那颗敏感的心。

后来那些年轻记者编辑看不过去，集体写信向上级反映分房的不公平以及局长的其他问题，最后那局长被赶下台，新局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爸爸分一套新房子。妈妈让爸爸去新局长家表示感谢， 但爸爸执意不去。数年后，局长得了脑血栓，病退在家，处于半瘫状态，爸爸却经常去看他。爸爸就是这样，没有心计和算计，他交朋友，一是要有才，二是要正直，一旦他看重某个人， 就会用心去交朋友，甚至有些江湖气，为朋友从不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对上级领导，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多高级别的人他都敢顶。他在电视台期间，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去争取，但几次因为年轻记者们的中级职称被卡没有解决，爸爸就同局领导甚至更高的领导吵架，所以他下属的年轻人对他很爱戴。一次他发了心脏病，我远在北京念书，是那些年轻记者们将他背到医院急救，后来又托关系弄到高干病房， 弄最好的药给抢救过来，而且没留后遗症。事后一个记者对我说，他对自己的父亲是否能这么尽心都不敢肯定。

虽然高中阶段我有过短暂的反叛爸爸念头，但后来爸爸仍然一直是我的精神上的导师（MENTOR）  ，一 直到现在。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都征求他的意见，包括在北大英文系毕业后来在美国的银行当经理的妹妹以及在哈尔滨学建筑、后来成了大型国有企业厂长的姐姐也不例外。爸爸非常睿智，他能以你接受的方式启发你，避免你犯因为预见不到犯的错误，他分析问题的时候，总是能跳过细节和当下，看到实质和长远， 但他从来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我们家从来没有家长制，完全民主式的，一般说话最算数的我喜欢咬尖的妹妹，其次是妈妈，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总是愿意听爸爸的。
但此时爸爸在我心中和眼中仍是个谜，我不理解他所经历的运动，我也不知道他的心路历程，甚至不知道他心中为什么悲伤，为什么愉快，我甚至无法跟他进行深入的严肃的、成人对成人的谈话，一直觉得是因为他个性倔因此一辈子倒运。

后来真正开始理解爸爸是一九八九年。当激情燃烧被恐怖绝望代替之后，我和一个要好的朋友回到我家。我礼貌地带着同学去看老家的女朋友的时候，她的母亲瞪着富于革命警惕性的眼睛，审问我们在北京干了什么没有，我们如实交待：不是领袖，不是暴徒，然后仓惶回到家中。妈妈也害怕，只有爸爸，他第一次完全像接待老朋友那样接待我们，烧了很多菜，还第一次让我们在他面前喝酒。爸爸不问我们什么，也不同我们谈什么，但他一枝枝抽烟，我知道他内心为我们的痛苦而痛苦。后来睡觉前，他同我们谈话，叮嘱我们如何自我保护，也谈了他的一些看法。我那同学说，我见过这么多长辈，有的还是高干高知，但你爸爸是最睿智和最正直的。

毕业下去“锻炼”了，我到了一个海滨小城市，那是个闭塞而悲哀的地方。住在海边的一个招待所内，经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到海滨徘徊。 后来交了一个摄影家朋友，也是性情中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海边漫步。但他后来因为爱情的困惑和人生的绝望，自杀身亡。而在此不久之前，我的两个朋友在北京喋血身亡   ……

我不知道如何排解我的痛苦，开始选择在半夜涨潮的时候下海游泳，那时周围总是黑黑的，没有一个人，我向大海的深处不停地冲过去冲过去，心中冥冥中有一种愿望：冲过防鲨网，我可能就没有力气游回来， 我同我的痛苦一起会被洗掉，一切都会结束。 可那浪总是那么汹涌，我总是无法游到防鲨网那里，有几次冲到离那里触手可及了，还是被大浪打回来。我就是这样被冲来冲去，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我感到我在重复爸爸的命运，重新体味爸爸的悲哀；可我感到不能够，我不能，我没有他那样的耐心…..

我开始颓废，以酒精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叔本华的哲学书以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查特莱夫人情人》来麻醉自己。后来认识一个当地女孩子，很清纯，说要跟我学英语， 她后来同我成了介于朋友和女朋友之间的尴尬关系。一天傍晚，她来我的住处包饺子，我半瓶葡萄酒下肚，开始吐出心中块垒，她露出前女朋友母亲那种警惕的目光，然后说很害怕。 我粗暴地说， 你走吧，走，我不想再跟你说话，她哭了：“我知道我怎么努力都不能进到你心里，你不是正常人”。她走了，我独自将剩下的半瓶劣质当地葡萄酒干光，心中开始灼热难忍。然后出门去，但走到招待所门口，竟然发现那门从外边用铁链子给缠上了，外边的人可以轻易地拿下，但里面的人因为隔着玻璃够不着，拿不下也出不去。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荒谬地放铁链（现在想起也许是那女孩子怕我再独自去海边放的），但我当时没有想很多，只是一把无名火从已经灼热愤懑的胸中升起，我大声喊着“怎么到处是监狱！到处是监狱！”，我一拳向那门玻璃打去,哗啦一声，整块玻璃碎了，我不顾满手是血和碎玻璃，解开铁链，大踏步出门去， 飘飘然感觉自己像离开山神庙的林教头。

来到风声呼啸的海边。 坐在岸崖边上，.这时夜已深沉，上面黑云在聚集，下面翻卷着黑色的浪，我感到这一切都是阴郁的。 我开始瘫坐地上，大哭起来。我感到彻底的绝望和孤独，我冒出了可怕的念头：就此结束了吧， 跳下去，一切烦恼都会没有的。 当我回头想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看那黑森森的树林后面，露出了暗暗的橙色的灯光。那一定是个家吧，那里一定有饭菜的香味，有音乐的声音，有温馨和笑语。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想起了爸爸和妈妈，想起了同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令人怀恋，我突然心猛地颤抖：我发誓再不伤爸爸的心，我这么结束了，爸爸后半辈子还会有欢乐吗？爸爸的梦想几乎全部破碎了，寄托在我身上的梦想也会这么轻易地破了吗？不能，我不能够…..于是，我从岸崖边慢慢挪回去，我脑子里响着我一面之交的朋友、刚自杀不久的海子的诗句：从此以后，当个正常人。我在那恐怖的岸崖上 发誓：戒酒、戒诗、戒梦想、戒这海边的黑夜，至少在五年内，戒绝爱情，我从此要以生命去追寻自由和阳光，远离这黑夜，远离这黑暗…..我要找到我的故乡，我已经死去过一次了，我发誓，我要找到它，对它的追求，胜过一切，我要找到它….没有闪电，.没有雷声，雨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淋下来淋下来，将我的头发和衣服全部淋透，将我混乱的呓语掩盖，这时，远方的港口响起了隐约而低沉的汽笛声……

第二天，在出去包扎手的伤口的时候，我拿到爸爸的来信。他说，尽管你来信说你一切都好，但从你那潦草的字迹和意外的错别字和文气不通的行文来看，你的心情并不好。几十年是历史的一瞬间，可对于个人，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你还年轻，爸爸知道你内心的痛苦，你要坚强，想想爸爸经历的事情还少吗，不也这么挺过来了吗！你要想到未来，人生除了你所要寻找的之外，还有很多生活的乐趣，而且现在找不到，将来会找到….. 当你无法改变社会的时候，你应该设法改变自己，你喜欢的海明威不是说过吗,人可以失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垮….看到爸爸遒劲的毛笔字，我感到同爸爸的心此事是如此贴近， 我感到我在经历着爸爸经历过的痛苦而他作为同病相怜的人在给予我力量， 我瞬间觉得自己成熟了，理解了爸爸，我不免潸然泪下…..


现在我找到那天的日记。因为当时担心被招待所服务员偷看，所以上面半文半白地这样写着：“昨夜xxx来，一起晚餐，话不投机，她先行回去。我以残羹下酒，酩酊大醉，破门而出，蹒跚至海边，孤独痛苦之极，时大雨倾盆，吁天呼地不应，几蹈海而死。念人生之虚无痛苦无从逃避，营营苟苟似人间正道而我非不能而不为也，然高贵灵魂者如家父般饱受磨难，最终亦绚烂归于平淡，念兹颇茫然。今接家父毛笔家书一封，知人生面对磨难当饮冰蓄锐自强不息之理，豁然开朗，慰甚， 慰甚，亦知吾近年内奋斗之目标矣”。

多年后读了些心理学著作我才悟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得了劫难后忧郁症(post- traumatic depression)。 当朋友在天涯海角四散飘零音讯杳然的时候，当同学个个都是惊弓之鸟自顾不暇的时候，当所谓的导师和长辈们如此虚伪和嗫嚅的时候，当红颜知己以及她们的家人都变得无知、恐惧和疏离的时候，爸爸无形中成了我的唯一的心理医生和守望者，给了我没有彻底沉沦的勇气和生存下去的理由以及一个倾诉的管道，而爸爸所做的这一切，不完全是出于同情和对孩子的爱，还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理性与良知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弥久不衰的洞察力。我感到虽然在爸爸面前，我从来没有做到完全无拘无束，而且一直承载着爸爸对我无言的厚重的期望，但爸爸和我是朋友，是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后来看1989年出品的意大利电影《伊甸园影院》（Cinema Paradiso ），感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爸爸如同那位老放映员，他不但给我关切，更重要的，当我绝望和迷失的时候，他将我拉回那超脱的充满美感的地方。



带着买了机票后仅剩下的十五美元，我来到美国，经过五年每天睡觉不超过五个小时、全职打工并全职念书的生涯，终于拿下学位，过起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这时爸爸也离休了，他和妈妈来我这里住了半年。 我们经常彻夜长谈，也找一些国内禁书给他看。当时高行健作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国内很多人不服气，爸爸看了高的大部分作品之后说，虽然,<灵山>后半部有些粗糙，高的文字也不是最好的，但从高的小说戏剧整体上看，中国作家没有别人能够对自由主义理解得那么透彻。他向我讲起了他大学的老师废名杨振声冯至等人，讲起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感觉这五十年来，文学几乎乏善可陈，包括伤痕文学都经不起时间的推敲。

随着对那个爸爸经历的时代的了解，我感到我更能理解也更尊敬爸爸了。虽然爸爸很早参加所谓革命的队伍，并且被时代潮流推得四处漂泊。但在他内心深处，他不是个革命者。他是个带着浪漫色彩的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是那个时代所剩下不多的清醒且有胆量的理想主义者。

爸爸在美国也到了很多地方旅游，去了一些名人故居，除了到跟惠特曼有关的地方之外，要带他到不远的华盛顿故居他没有兴趣。想到以前在北京问他是不是去毛纪念堂的时候，他倔劲上来，说：“活的我都看过，还看死的干什么！”。所以我以为他对所有政治领袖和偶像都反感，但令我意外的是。 他提出到托马斯、杰佛逊的故居看看，并表示美国的政治人物中，他最佩服他。于是我驱车五个多小时到那里，我都累了，但年过七旬的爸爸仍然兴致勃勃。我边看说明边给他讲解有关托氏对报业和新闻自由的论述，当讲到新闻业和政府关系的论述时，爸爸激动地说，怎么这么多年我想的同美国人一样呢。他尤其佩服杰佛逊的墓志铭：宗教自由条款的起草者、独立宣言的执笔人以及佛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只字没有提美国总统国务卿驻法大使这些官衔，他说，这才是真正的伟人。


后来爸爸回去时候途经香港，他电话告诉了我他隐藏了一辈子的秘密：在北京他被政治上打入另册之后，他也同我一样绝望，曾经试图偷渡香港，但因为边境控制得很严，原来往返广州和香港之间的赌船不开而作罢。那年，当年过七旬的爸爸终于在四十年后如愿来到了他当年梦想的香港维多丽亚公园的时候，非常激动，已经称封笔的爸爸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维多利亚公园
我多少次梦见你
我憧憬着
冒死投奔你
然后
自由地呼喊
自由地歌唱
自由地呼吸
最后在你的怀抱中
自由地死去
……

再配一张维多利亚公园。

公园有两部分，用这个缆车想连。

从公园俯视海湾。

昨晚一口气读完了，既感动，又鼓舞！

你爹爹是诗人，更是战士，一位人生战场上打不倒、击不垮的勇士。

和他的传奇经历比起来，我们这一代说遭受的所谓磨难算得什么，提起来汗颜。

向你爹爹致敬！祝他健康长寿！

荒地，

喜欢你爸爸和你的诗，真情、抒缓、意味深远......

你的散文，由于没有象诗一样被段落隔开，总的感觉是太紧凑(和你大段大段的叙述而没有慢下来的部份有关)。

希望能理解我对你的“高要求”。

“美感”永远是我们写作的最高境界。

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


爸爸的晚年生活是平静安详的。他每天早上起来出去买新鲜的菜，然后回来烧，这时候出去早锻炼的妈妈回来了，他们一起吃丰盛的早餐。爸爸曾经跟别人说，我老伴当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离开我，而且给我生了三个不错的孩子，尽管我们之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爱情，但我要好好对她回报。所以离休后，家中烧饭、洗衣服的事情都是爸爸包下来。打扫卫生则有个保姆定时来，所以妈妈每天很轻松，出去锻炼、跳舞、弹钢琴，星期天则去教堂。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爸爸封笔之后，妈妈还活跃起来，利用爸爸的老关系，给当地媒体写文章，还接受当地电台采访，谈老年人如何度过晚年生活，有一个积极人生态度之类，爸爸开始一直反对，也拒绝给妈妈改她的文章，因为爸爸对文字严肃到挑剔的地步，认为妈妈根本不应该写文章，但后来妈妈执意要写，写在美国旅行的见闻等，编辑也很喜欢，爸爸也就由她了，有时候还调侃妈妈文气不通，编辑如何让这样的文章蒙混过关。

爸爸虽然不写文章了，但作为一个老记者的工作习惯还是保持着的。每天早饭后，他就到他的书房“悠然斋”（我们三个孩子一起给家里买了个四居室的apartment,所以爸爸书房很大）开始看书，他喜欢读历史书和哲学书，人物传记，诗则只读旧体的。他也写书法，经常有人央求他写条幅，他都欣然应允，但他每次写的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而且绝对不重复，连为他裱书法作品的人都很奇怪：这老头每次写的古诗咱怎么从来没有看过呢？不过，也有人要出高报酬让他写饭店招牌，爸爸就婉言拒绝，推说自己的字拿不出手。爸爸说，一看那餐馆起的恶俗名字就不舒服，我又不缺钱。爸爸旅游的兴致也很高，有时候跟着单位里的人，去山里，去海边玩玩，而且兴致勃勃。

同他的生活一样，爸爸的内心也开始平静了。我认为他晚年已经宽恕了加害他的人和后面的力量。他经常说，我不完全是受害者，对于这个制度的建立我也作出了贡献，我也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他有时候会说：“这五十来年，我们都搞错了”，尽管他的政治生命在五十年代反右的时候就结束了，但他认为自己为历史的悲剧也有一部分责任，爸爸晚年很喜欢巴金的《忏悔录》。有个爸爸的同学后来看到了爸爸的档案，而且发现爸爸曾经信任的同学在他的档案内写了诸如“虽然参加革命早，但思想自由化倾向严重，组织性也不很强”这样影响政治前途的东西，爸爸的同学对此表示不平，还要找其他几个档案被乱写的人找那个同学理论一下，爸爸则一笑置之，并劝其他同学别去那么做。

爸爸说，在政治运动面前，大多数人是无知和盲目的，只知道盲从。知识分子里面也分成三种人，其中大部分是风派，为什么是风派呢？因为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就容易跟风，也为了避祸。剩下的人就是少数头脑清醒的，他们中一部分人是明知道不对，但为了升官，卖身投靠，充当打手；还有一部分人则看到不对，要保持诚实，就要说出来。爸爸说，我就是那些五十年代那五十万人中要保持诚实、六十年代文革的时候也要保持诚实的人之一。他还说，所谓真理有时候没有真相重要，真相明了了，真理也就有了。我也不过说出了真相：比如安晨星的诗歌不是反党，那位校长不应该受那样的侮辱，但就是有人要让所谓的真理压制真相，那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是用真理歪曲和涂抹真相，以便同真理吻合，最后导致冤屈和残酷斗争以及人性的迷失和仇恨的循环。

爸爸有一次对我说，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过，等我死了，你在墓碑上就这么写：


“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

是呀，爸爸一辈子耿直倔强， 从不叫苦或者吹牛， 不论是面对亲人、朋友、老板还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还是政治风暴，他始终保持诚实的底线；而且在关键时刻，不但诚实，还要把实话冒险说出来，并为此付出爱情、青春和事业的代价，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想“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是恰如其份的，在中国做到这一点到现在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知道其实爸爸的墓碑上还可以写些别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写他是个没有留下多少作品的诗人吗？是否违背了诚实的原则呢？对了，爸爸是个梦幻者，这是恰当的，爸爸是个漂泊的诚实的梦幻者，而且他梦幻的激情如早晨的霞光一般，永远在黑夜之后仍然燃烧。

我经常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爸爸如此命运坎坷、怀才不遇呢？是完全政治的原因吗？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是，他的不顺利除了主要是政治原因外，还有中国文化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为长者、尊者、当权者讳的禁忌，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不面对真实，喜欢圆滑的倾向。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指控为撒谎者（ liar)，那是件很严重的指控，但如果在中国，撒谎的人往往不受到太多的谴责，甚至被说成是会变通，办事能力强。这就是很多从古到今当大官的喜欢同唱戏的交往，其中不乏有的为了附庸风雅，但在某种程度上，正如一个作家说的，在中国当官和唱戏，有某种职业的相似性。

在乡下时老乡曾跟他开玩笑说：“因为你一倔到底，所以你被一撸到底”。爸爸因为为人真诚而且得理不让人，曾经跟上司甚至市委书记顶嘴，全然没有把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不够圆滑；在乡下参加婚宴，看到那些人吃东西如同抢吃，感到不舒服，因此拒绝参加当地婚礼，近亲也不例外，人家还为此将他送的礼物退回，认为他怪，但他说，我为什么要花钱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呢。所以，他受到传统文化的淡泊名利的概念和狷介名士特立独行之风的影响，对所谓名利没有什么算计。但他对人充满爱心，喜欢帮助别人，从来没有势力的概念，每次老行到我们家借钱，他都让妈妈多借给他们些。

另外，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追求公平，好打抱不平，吃不来钩心斗角的一套。我想，爸爸他应该是独立的个知识分子，他 对中国的命运一直在独立思考，但晚年认为他所希望的一切他看不到了，因此他封笔，连他一直给一家报章写的杂文也不写了，但人变得更加豁达了。因为很多事情他不感到意外，有心里准备，总是那么乐观，所以七十多岁，还有很多黑头发。

他对我说，马克思的根本问题是看到剩余价值而没有看到资本家也付出劳动，而建立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专制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专制会导致人失去自我、创造力窒息，会导致人性中最恶、最丑陋的东西被发挥到极致， 造成人们缺乏同情、善良、爱和宽容。他同时还预言：中国一定会变得更好的，因为很多东西大家已经醒悟，言论的尺度也已经放宽，现在有时候在外边听到人的抱怨，要是倒退三十年，说那些话就会惹上大麻烦。他有一次同一个文学青年调侃说，你知道为什么专制不会长久吗？因为专制不符合人的审美心理，专制时代诗人都是最难过的，一个让诗人痛苦、好诗不能发表的年代，不是一个好年代。而人们最终是要寻求美好和多元的…… 他还调侃说，为什么红场的官兵最后没有向那里的叶利钦和群众开枪？因为那些官兵的心中有叶赛宁，有莱蒙托夫，有普希金；为什么玫瑰革命胜利了，因为玫瑰花儿很美…..

爸爸的故事我要讲完了，在文章要完稿的时候，打电话给家中，爸爸不在家。妈妈说，你爸爸的病现在完全好了，又开始打麻将，下象棋，练书法，买菜烧饭， 你爸爸最近还把平反之后他去北京时同原来女朋友的合影给我看。“妈，那你不嫉妒吗？” 我问妈妈，妈妈说“没有事，两人合影的时候，中间还有很大的缝呢。我还鼓励你爸爸到老干部局去跳舞，那些年轻姑娘可喜欢和你爸爸跳了，我一去就跟我念叨他，说你爸爸腰不弯、背不驮，跳舞姿势特别标准，特有绅士风度….”。


看来，爸爸，一个七十五岁高龄的一个不死的梦幻者，还在继续着自己最后安详的漂泊，并且最后能宽容而不是忘却一切，但同这个对他并不完全公平的世界能和平相处。

最后，请允许我以爸爸的朋友――诗人安晨星的诗结尾：



岁月


岁月流逝，梦也流逝
流逝真实，流逝玄虚
流逝永恒，流逝随时
流逝中流逝索取
流逝中流逝分离
好梦，岁月流逝中流逝岁月
恶梦，流逝岁月中岁月流逝
梦，在岁月中流逝梦
梦，在岁月中造就梦
和更多的如梦的岁月


在爸爸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挚爱还有几分崇拜的父亲

Blessing for you and your dad....

愿你父亲安度晚年。

兰若好。代问Rong好。

Thanks, wxll,,, sigh, haven't heard from her for a long time....

白荒地，一直在读你的这个系列。羡慕你有一个好爸爸。

谢谢诸位的阅读和祝福！

你写得是维多利亚公园，我配得是香港海洋公园，搞岔了。：))

T

一个伟大的父亲。中国不缺当爹的男人，缺这样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