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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岁月

　　　　　　　　　　　　　　　　·余立蒙·

　　按照某些哲学家的意见，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个“抛”字，我觉得很生动形象。我们每个人被造或者造人，被造的一方完全没有选择。人来到世上是偶然的。人的一生更是充满偶然。

　　七四年高中毕业时我十七岁，正遇大招兵。尽管来校挑人的大胡子团长看了校园橱窗里我的绘画展品后，指名要我，却因年龄问题而最终告吹。当兵不成，下乡却合格，这是当时许多奇怪逻辑之一。离校不久我就被抛到某个陌生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浑噩蹉跎了三年半，直至七八年考上大学。

　　对于我的这段下放经历，后来与一些出生农村的朋友谈起，颇为他们所不屑，认为比起他们从小生在农村，我们这些从城市下放的知青，没有资格谈论苦难。我在理解他们发论立场的同时，对他们的轻蔑神色难以接受。应当说，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不论城市农村，中国的许多青年，都共同遭遇过各样坎坷经历。以心比心当是相互沟通的途径罢。

　　七三年姐姐下放时，市里还当成大事似地举行欢送仪式。尽管锣鼓喧天，仍有不少家长暗自抹泪。轮到我下放，忽然间人们似乎都疲倦了，没人理我们了。至今还记得，七五年暮春的一个下午，我和小黄挑着简单行李，在安庆江边码头登上一艘破旧的机帆船，挥手和家人告别。当时胸中涌动的是一种赴难的悲壮感。那天去送行的是黄的母亲和疼爱我一辈子的老祖母。有人掉泪了吗？记不清了。现在仅记得的，是祖母的小脚蹒跚和她满头飘飞的白发。七四年冬天，当祖母得知我必须下乡的消息确定后，血压骤升至二百二！从此病魔一直纠缠着她老人家。

　　我和小黄落户的地方位于长江和皖河之间的一块圩区。皖河对面是赫赫大名陈独秀的老家。此地多面环水，交通极其不便。因堤外水位太高，一般人家的房子即便筑在墩（高高垫起的土台）上，屋内仍十分潮湿。初去乍到，我们的知青建房费尚未到位，队长先安排我们住在生产队仓库。天气很快炎热起来。隔壁屋里的农药化肥气味浓烈刺鼻，熏得我俩整天头晕眼花。

　　我和小黄安顿下来后，很快就和农民下地干活。干农活我俩有一定底子。我随父在大别山下放过四年多。小黄也随父在江西常德下放过三年。烈日炎炎，挥汗如雨。我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干活。夜晚暑热难眠，就在队屋前的稻场上呼喝有声地踢腿练拳直至深夜。有时皓月当空，繁星满天，四周昏黄迷暗的夜色里，荧光点闪，许多不知名的小虫欢快地唱着我们人类不懂的歌曲。我和小黄躺在稻场上说着话，各自心中浓重地充满着对未来的迷茫惆怅。

　　大概是刚去对我们觉得新鲜，或是夏季菜足，起初队里时时有人送菜来。虽说油水缺乏，但在当时，有菜就能饱饭。这样的好日子大约过了两月，立刻就出现菜荒。从此一日三顿都要为吃犯愁。我刻骨体会到，这是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最大的不同。一般讲，回乡知青尽管可能有种种委屈苦难，但每日仍与家人热汤热水，心里到底是踏实的。我和小黄干活劳累尚在其次，最大的问题是吃饭没菜。这样的日子过起来真有一种熬的感觉。现在讲给我女儿听，见她一脸茫然的样子，心想下一代大概永远不能理解这些了。

　　物质生活的贫乏，几乎销磨掉我全部精神上的追求。别说当时找不到书，就是有也未必想看。小黄有一把小提琴，空时我就借学琴打发日子。不久，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全大队的男女下放知青统统找去。小黄和小马一个提琴一个笛子，成为乐队主力。我和小臧乐器不行，就只好跳舞了。我虽然才艺平平，但因山中无虎，居然成了男主力。当时大队有六位上海女知青，人称“铁姑娘战斗队”的，是宣传队的女主力。白天在棉田里干活。晚饭后大家齐聚在一所小学里，燃起璨亮的气灯，吹拉弹唱，排练歌舞。青春活力，男女相杂，有没有一些艳韵之事呢。我的回答是，要说心里毫无波澜可能是假的，但我们那批自小生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下的一代，所受教育及社会媒体绝对干净革命，男女之情一般是很晚很晚才开始有的。加之当时生活艰难，前途未知，心中偶而产生的微小波澜也很快被沉重的现实生活熄灭殆尽。

　　终于，我们的建房费到了。不知是否因为钱少的缘故，队里并没有挖土起墩，只把我们的房子草草建在队屋旁边，紧挨着生产队的大粪池。一住进去，就觉潮气极重，刚晒得脆干的被子两天就湿漉漉的，褥下的稻草总是一股潮霉味，透湿得几乎能拧出水来。我曾在床下撒过一把谷子，不久居然长出一蔟嫩绿秧苗！但我们仍很高兴，在外面粉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扎根农村一辈子，上山下乡干革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大字标语。写字的时候，我和小黄直笑自己的行为虚伪不真。但回到各自房里在墙上写下的“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策铭，则是我们的真实心音。道路曲折是肯定的了，前途光明则毫无把握。这种残酷的真实时常让我们的情绪变得阴郁。

　　夏去秋尽冬至。日历虽然难翻，但也一天天过来了。其实下放也有美好的一面。不受管束的自由，自食其力的自豪，乡亲们的善良纯朴，在我年轻的心灵里象鲜花一样芬芳洋溢。清晨或傍晚，去江边挑水的时候，看红日东升夕阳西下，奇诡壮丽的晨曦晚霞，都曾让我久久激动不已。

　　干农活虽累，但让我亲近泥土的香气，感受生命的奇妙。孙犁说过，看世界文学名著，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多与农村相关。生活在嘈杂的闹市，整天满目灌耳的尽是些人工巧技化的光色符号噪音，怎能写出生意盎然诗心天地的作品？不过那时我并未动笔作文，只是把一些零星的美好感受和印象埋在心里。我当时深叹四时有序，万物生长的伟大力量。春播夏育，秋收冬藏，亲身参与感受其中，对我的自然观人生观具有一种健康的滋养。

　　然而下乡几年，对人性的恶的一面也认识很多。我与一般社员相处极好，独与某些干部难以亲近。以我的人生经验看，除非善根特别深厚，一般人一旦握有权力（不管权力大小），天长日久，多会被其腐蚀败坏。人性实在不是纯善的，人人都有作恶的种子，只因各种条件压制限约才不至恶性暴发。生产队的副队长，相貌堂堂，身材魁伟，但不知何因，一直对我爱理不理，总用冰冷的眼光盯着我。一天挖渠，他忽然阴沉着脸走来，指着一段被拖拉机轧压得非常板结的地段要我去挖，而让小黄去挖不远处很松软好挖的地块。我一下子血冲脑门，朝他吼骂一声，几乎把铁锹插进他的脑袋。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当时全队男劳力脸色都大变，但因惧其平日淫威，大家沉默不语。我摔下铁锹甩手愤然离去。小黄立刻拾起我的铁锹，跟上来安慰我，与我同归（此事至今让我铭心，感念他的兄弟情义！）。到了冬季搞水利建设，全队去皖河挖泥固堤。一次午休的时候，那位副队长又突然从后面拦腰将我抱起，企图将我摔倒。我不知哪儿来的一腔豪气，一个千斤，猛勾住他腿弯，一低头，搂起他的一条腿，一屁股压向他的膝盖，立刻轰的一声将他放倒，随即猛翻身用膝盖死死压住他，扬其肘拐就要砸断他的胸肋。这家伙脸色吓得煞白，带着哭音连声向我讨饶。我脑子转了两下，终于没有下手。自那以后，他再没找过我麻烦。不过很快就搞反击右倾反案风，上面搞政治权力斗争，下面则使劲敲打那些平日欺压社员和贪污腐化的坏人（我始终认为运动不见得都是坏事）。此公立刻被检举揭发，经查明犯有欺压豪夺及奸污我队二十余名妇女（包括多位未出阁的姑娘）的罪行。工作队派我持枪看守他，几次听到公社专案组的人打得他嗷嗷叫唤，真有一种天地翻覆的感觉。不过我究竟没有站出来，朝已陷深井的他的头上，再丢下几块石头。后来判了十年，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不久，因我大队揪出了一大串腐败干部，成了全县典型。我和小黄小金（之前小马已经招工，小臧已经溺水淹死）与别人一起，押送赃款赃物，到县里搞反击右倾反案风的宣传展览。展览结束，大队让小黄小金先回去，却留我在县里看管赃款赃物。当时直纳闷好事怎么轮到我了。几个月后回去一看才恍然大悟。小金到小学教书了，小黄在队里当了会计。就剩我一人下地干活了。想想很快明白了。小金的妈妈在附近供销社买货（当时样样凭票，售货员的权力可了不得），施惠于有用人物是于理必然。小黄也时时让家里给大队搞柴油。我因与父亲一直生份，从不去求他，一直没为大队做过什么。农民干部是很实际的，你不给他好处，凭什么指望他给你好处？以后更觉此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当时实难咽下这口气。想来想去，就去找原来同为大队知青，现正在大队蹲点的公社某书记。她本是“铁姑娘战斗队”之一，因迎合时政，敢说敢干，提得飞快。短短一年，由大队副书记而公社副书记。当时盛传她很快要当县委副书记。我心想不久前还同为知青，一起唱歌跳舞的，说不定能帮个忙。不想她听明我的来意后，把脸一沉，扬起下巴竟对我滔滔高谈起下地劳动对改造知青世界观的重要意义来。憋了一会儿，再也按捺不住，我忽地站起，牙缝里迸出几句话。第一让我一个人下生产队干活绝对没门儿；第二坚决要求去大队养猪场（位于村外的荒僻处）喂猪。理由是别人可以去教书算账，我去养猪应该不过份。说完抬脚就走人。路上忿忿想，这女人怎么一当官就没了人味呢。几天后，大队支书来找我（其时大白天我正蒙头睡大觉），郑重告诉我，经大队支委研究，决定让我去大队农科站干活。这个决定很让我有些喜出望外。农科站不但活儿轻些，饭还可以在大队部吃。书记走后，我想毛主席就是伟大，他的话绝对是真理。不觉兀自大声念了出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后来想，他们的决定完全正确，挽救了一个人。因为正是由于这一决定，才使自幼一直保持的那个我没有把罐子摔破。当时我是真的横了一条心的。

　　日子继续流淌着。不久，中国发生了一件震动全社会的事情。高考恢复了。

　　人人都开始了复习。可我中学的书早丢没了影。只好临时向村里人借几本破旧不堪的课本来复习。我虽然中学成绩尚好，但我们那一代，小学就遇文革，除毛选语录样板戏记得烂熟外，肚里文墨实在有限。我白天照旧下地干活，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书复习，内心充满了焦急。当时真是神情恍惚，整天满脑子数学公式。一次歇晌时，当我把一元二次方程解的推导步骤在田头划出后，竟然兴奋得跳起来。七八年五月，我终于回城，在家不分昼夜苦读两个多月。那些日子里，每到深夜十二点，祖母就摸索着起来给我冲麦乳精。高考完毕，大病一场，在家躺倒二十多天。不久分数下来了，竟远远高于分数线！但填报志愿时，我仍旧极尽审慎，从全国重点省重点到本市走读，统统填满。妻子听后常笑话我，说怎么一点自信都没有。她那里能理解我当时急切的心情！

　　永远忘不了那年八月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大队部前吃饭，忽见公社邮递员骑着车从大堤上直冲下来，高扬着手向我招呼。我心里突地一跳，顿时明白了什么。那几秒钟，就如人们常用于形容领袖的那句话，历史在那一刻定格了。

　　拿到北大录取通知，第二天一早挑起行李就走人。还是三年前那只破旧机帆船，只不过这次行驶的方向相反。坐在船头，让清凉的晨风尽情地吹拂着我滚烫的脸，终于隐约望见前方的安庆城，心里热烈地呼唤着亲爱的祖母，我，回来了！

　　上记诸事，已经过去近三十年。往事象秋风一样吹过，再不回头了。生命只有一次，时光永不倒流。我把这些沉重的经历记下，献给我长眠地下的祖母，也献给那些与我经历相同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