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旧事---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方壶斋
1976年12月，我结束了一年八个月的京郊插队生活，回到了北京，被分配到北京邮局机械修配厂汽车大修车间。我没有想到，这个单位为我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现在这个工厂的名字在google 中都找不到了，估计是修南三环修没了。现在南三环上有个东铁匠营桥，就是工厂的所在地。
大修车间是正对厂门的一个大房子，可供四五个班组干活。大修就是把汽车的动力部分大拆大卸，零件该换的换，该加工的加工。要是底盘扭曲了，那里就弄不了了。
我的那个班组在车间西头。师傅里年纪最大的姓王，显然是班组里的大拿。有什么技术难题，问来问去，最后都要问到他的头上。王师傅走路有一点点跛，但是整个人天天都是精神矍铄的。有一次我问他怎么从来不开车。他说年龄大了，把不住舵轮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岁数大了学开车就难了。难怪美国要给老年公民重新路考。
班组长是个女师傅，姓喻。矮个子胖乎乎的，笑起来眉眼都堆到一块去了。另外一个瘦高个的女师傅忘了姓什么了，老是乐呵呵的，脾气挺好。余下的比我年龄稍大，我应该叫他们师兄的。一个叫建国，高个子，当时住在菜市口一个简易楼里，正巧跟我高中一个同学袁某为邻。说起袁兄，当年也是过从较密的同学之一，因为他风度儒雅，在班里最像知识分子。他的一个笑话是语文课练习文学创作（美国叫做creative writing）的时候，写的一篇小说里，有个细节，让老师大为不解。那个细节就是形容主人公吃过饭以后，出了门，“把裤腰带（也许是皮带）紧了紧”云云。我们都怀疑他是在说主人公还没有吃饱。
另一个师兄个头短小精悍，叫张少朴。是不是这些字我不敢说，反正他的名字听起来挺像国民党大官的。后来他调到北京车站，在站台上开行李车，风风火火地在站台的柱子中间穿来穿去。
按说汽车修理这个活儿学好了是门手艺，可是我那个时候当工人的心态，跟插队的心态没什么不同，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根本没有主人翁的感觉。我的同村的插队同学，比我回来稍微晚点的，分到了近郊中学当老师，让我羡慕得不得了。他们的学校还跟我的厂子一个方向，都是从天桥换郊区车往东南去。我每天从宣武门外坐9路电车到天桥换车，总是随身带着许国璋英语在车上念。这种commute 车的一个特点，就是时间长了，总能看到生人的熟面孔。比如我常常在车上看到一个面容姣好的女青年，现在应该叫做美眉的，在车上跟人聊天，知道她是跟我高中同学一个中学当老师的。后来叫我颇感到意外的是，一个老街坊的儿子Z结婚以后，我去看他，新娘竟然就是这个女的。她问我：“你是不是那个老在车上念英语的？”。你瞧，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我的老邻居的儿子，我的高中同学，我的同车“乘友”，全都到一个中学教书了。
说我没有主人翁的感觉其实是过于自责了。那个时候谁都是在耗时间，因为不是实行计件工资。虽然我从来不迟到，但是每天上班来，八点钟不会开工。先喝茶，吃早点，当然都是自己带的，不像美国的学术会议那样，咖啡甜麦圈的什么都提供给你。等吃得差不多了，组长一声令下，开始开工，干起来也是不慌不忙的。要是没有什么急活，差不多过了十一点，组长又一声令下：“歇了！”。大家纷纷到一间休息室吃午饭。冬天的时候，那屋里有一炉火，更把人笼络得舍不得离开。尤其是炉子边上烤的馒头伍的溢出的香味，更让人沉醉。午饭后，大家纷纷找地方睡午觉。幸运的在休息室长凳上一倒，舒舒服服。不太走运的就跑到汽车楼子里屈就一下。我这个时候如果不睡午觉，就找个角落念英语。
建国平时跟我话比较多。看到我老念书，他很不以为然，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想上大学。他说你以为上大学，当教授那么滋润。当教授得写书吧。吭哧吭哧地哪儿那么好写。我听说现在国内讲师教授的也不容易，每年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多少文才能算有提职称的本钱。现在看来，到底是咱工人阶级有远见。
不过我一门心思想上大学，所以每天还是ABCD不辍。至于干活，咱也没打马虎眼。师傅让怎么样就怎么样。工余时间还跑到王府井旧书店淘换几本汽车修理方面的书研究研究。有一天我跟师兄说：“你知道什么叫修理吗？”他不解。我说：“修理就是恢复功能。”说完了心里很得意的样子，好像我是一个大哲学家。
我们干的活里大部分是换零件总成。这种活儿做一两次就会了。倒是有一种活，真是手艺活，叫锆瓦。这个“锆”字是我自己决定的。它不是动词，可是因为它带个金属旁，而锆瓦这种活儿就是跟金属打交道，所以我就用这个字。不过现在我也不敢肯定，那个活到底叫“靠瓦”还是“锆瓦”。我也觉得“靠瓦”更靠谱。不管怎么说，这两个词我都查不到，就由着我了。
这是个什么活儿呢？汽车引擎里的曲轴，包着曲轴瓦。这个瓦到一定时间就得换新的。可是曲轴在长期使用之后会产生细微变形，跟新瓦就配合不好。这就好比我们穿新衣服，刚一开始觉得生硬不舒服一样。所谓靠瓦 （我现在觉得这个词有道理），就是用三菱刮刀在新瓦上刮来刮去，让新瓦跟曲轴配合得天衣无缝。具体做法是先把新瓦装上，转动曲轴，再把曲轴卸下来，看看瓦的内侧的摩擦痕迹是否均匀，如果不均匀，就要把有摩痕的地方削掉一些。那些地方也就是所谓“高”的地方。这跟农村平地的原理是一样的。就这样削一削，再装上曲轴试一试，反反复复，一直到瓦片上的痕迹分布均匀为止。这种活，有经验的师傅当然比没经验的做得快。每次我做，都得等师傅说成了才算成了。
车间里女工不多，年轻未婚的好像只有两个人。一个带眼镜的，有点像团干部。另一个皮肤比较黑，清瘦清瘦的，看着真不像是干这类跟汽油和金属物件打交道的活的。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听见别人都叫她“小花儿小花儿”的，也不知道是名还是姓。由于她跟我不是一个组，所以我们很少说话。她的组在我们组旁边，所以真正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倒是那个干部模样的平常还能大大方方地打个招呼，间或开个玩笑什么的。1977年高考，车间里报名的，我是一个，另一个听说就是那个清瘦清瘦的，不过我没好意思打听她考到哪去了。
修车的活儿挺乏味的，不过修好了以后要出去试车，却是极其开心的时候。邮局的车大都是拉邮件的带箱卡车。里面没有座位。驾驶室只能坐两个乘客，所以去的人多了就有坐在车箱里的。试车至少出去转一个多钟头，要开到车少的地方试刹车，看看地面上的刹车痕是不是平衡均匀。记得有一次试车还从西南郊开到十三陵去了。
当工人没什么心思，下了班就是西单，东安市场，东西，前门，大栅栏这些地方逛书店，买旧书。另外就是写作，想让手稿变成铅字。记得跟一个高中同学合写了一篇影评，投稿以后泥牛入海。这之前倒是有《美术》杂志登了我一个小豆腐块。署名的身份还是北京市大兴县凤河营公社社员。后来听高中语文老师说，可能要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了。他说现在的形势是要恢复正规的教育，你不妨投个这方面的稿子。我就写了首长诗《献给人民教师》，投给了《人民日报》。不久收到厚厚一个信封，牛皮纸，竖排的。我一想不好，肯定是退稿。打开一看果然是我的稿子，但夹了一封编辑的信，要我修改。那编辑居然还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现在却想不起来名字了，讽刺！）稿子经过修改终于发表了。我好像还是在街上的报栏上看到的。编辑给截短了一些，个别地方甚至破坏了原来的韵律结构。那首诗，我是摹仿贺敬之的某种诗体写的，尽是排比和对仗。有的地方，编辑把对仗的下半部分用省略号代替了，读起来别别扭扭的。但是不管怎样，诗发表了就不错了，而且还是在大报上，让我飘飘然起来。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大都是当老师的写的，称赞我为人民教师唱了颂歌。有的县的地方学校还说把我的诗列入语文课教材了。这种来信持续了差不多有半个月。我那时候住在宣外大街我姥姥家，每天收到一堆信，让邻居为之侧目。我则腾云驾雾的，好像成了大作家一样。
我那首诗，用今天的眼光看，可以说是惨不忍读，直追郭沫若解放后的诗风。当时有那样的反响，只能说明很多当老师的确实在文革中憋屈得很。那么，我的诗也算是做了一点历史的贡献吧。
不过，各位看官，如果你因为看了我贴在这里的影印件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sp.php3?tkey=1234544965，便以为1977年我的诗歌语言就是这样的，那可是冤枉了我。所以我要抄两首那个时候未曾发表过的诗，来为自己正名：
1. 春 1977，2，7
温暖潮湿的空气/弥漫了雾的街道/像牛羊喜悦着山地的春/汽车欢快地叫
雾霭挽着工厂的白云/在苏醒的城市里缭绕/上班的人们匆匆而行/自行车和汽车像在赛跑
城郊农舍/炊烟袅袅/我想到乡下的友人/该不是在擦拭搁了一冬的犁刀？
不相识的姑娘/你怎么藏不住心里微笑/莫非是有什么喜事/要办在这一年的春晓？
人们说春是困乏的季节/但现在他们却起得很早/忙着去准备节日的礼品/迎接愉快的春天来到
树枝尚未喷绿/减衣还嫌太早/八亿片丰腴的土地/却早萌芽了春的幼苗
2. 梨花落了 1977，4，16
梨花落了/白的花瓣飘向远方/落进田野/落进池塘/失去了圣洁的面纱/失去了纯朴的素装
梨花落了/白的花瓣飘向远方/别离百花/坦坦荡荡/走得这样孤独/走得这样匆忙
梨花落了/白的花瓣飘向远方/试问梨花/可曾哀伤/君不见青青山岗，平川荡荡/松柏正绿，春风正香？
梨花落了/白的花瓣飘向远方/寄语朋友/不需惆怅/因为花飞去了/却留一片芬芳
这些诗当然说不上怎么好，不过比起人民日报上那首来，到底还能说明我不是总以政治语言入诗的。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的话语都自然而然地分成两部分，对内的和对外的。对内的不寡真情实感，对外的则要跟着政治话语取得一致。这种内部话语和外部话语的分别，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大众那里也还存在。
写77年，当然不能忽略一件改变千百万人命运的大事，那就是恢复高考。当我知道了可以高考的消息后，犹豫了一些时候，最后决定报考。至于报什么专业，倒也费了一番思考。我不想报文科，但是理科自己觉得不行，毕竟荒废很多。想来想去，就选择了外语，认为是介于文理之间的。而且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放。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北京某校。去口试了。回头一点消息也没有。很多考生都拿到通知了，我迟迟没有拿到。厂里的人说我没戏了。我也很沮丧，因为如果这次考不上，明年我可能还真不考了。一想起冬天夜里挑灯夜读，又怕影响我姥姥睡觉，用报纸把灯遮起来的情景，就心里不是味道。
一天在班上，接到家里电话。那个时候我妹妹来京玩。是她到公用电话那里打来的，说我考上了。家里来了一个军人，通知我到他们住的旅馆去一趟。后来我看到录取通知，说被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录取了。我当时还纳闷：报外语怎么进了工程技术学院，也许是我数学考得好吧。这不是假话。考完数学后，我见到娶了那个车上美眉老师的朋友Z。他也考外语，而他告诉我数学几乎交了白卷。难怪。他小学三年级被送到白堆子外校学阿拉伯文。文革中停了，后来复课了又改法文。高中的数学肯定没有学过。我考完数学那天，则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后来他考进了北外。
等我见了那个军人才知道自己去学英语，专业不改。至于为什么录取我，那是很多年之后跟他聊起来，他告诉我的。他说他家是北京的，而他妈是邮局的。他在翻档案的时候，看到我也是邮局的，就说录取一个你们邮局的吧。当然，我一定是在可以录取的名单中无疑，但是同样也有别的人。就这么一个偶然的巧合，我就进了这个技术学院。一次在区队长的办公室，看到自己的档案，知道了我的第一志愿学校对我口试的评论，说我发音口齿不清。讽刺的是，95年我转业联系工作，竟然去了该校教书。
那个时候考大学不是个人的事情，得通过单位批准。我的工厂倒是很支持。喻师傅还带着我坐火车去丰台体检，因为我们厂位于丰台区内。厂里还给一定的时间让考生在家复习。我的考点不在市内，比较偏僻。考前一天记得好像去看过，是一间很简陋的教室。考的那天，中午饭就在街上饭馆买两个6分钱一个的大火烧吃。当时真是觉得自己像过去一个进京赶考的。那个时候考场外头也没有什么家长等着。
我考上学校的同时，家里出现了不幸的事：我姥姥在院子里接水的时候，滑倒摔断了股骨。那年她77岁。我是我姥姥从小带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应该离开她去外地上学，成了一个问题。我姥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很坚决：既然我考上大学了就应该去。为此我要感谢她一辈子。姥姥在宣武医院治疗，医院说年龄大不宜动手术打钉子，而是设立家庭病床，用牵引疗法。平时则让我们自己照顾病人。病人不能随便乱动。医生隔一段时间来看看。结果骨头没有接好，姥姥成残废了。医院则说我们一定是乱动了。好像是两年后吧，我姥姥被送到外地我母亲家里照顾，一直到85年去世。这期间每天给老人端饭倒屎倒尿，擦身翻身，甚至有的时候老人便秘，还需要用手通便，都是我母亲做的。我父亲也尽其所能帮助。
77年考上大学的学生是78年初入学的。我在离开北京的时候给Z写了一首告别诗：“便宴无华却有情，主人酒至客觞净。闲话身前身后事，孤蓬已向三门 （三门峡也）东。少小离家依亲朋。韶光流尽随金风。病体今得爱怜在，繁华依旧醉梦中。”这里提到的“病体”就是指我姥姥。“病体今得爱怜在”这一句，说的是Z的父母表示他们会常来看我姥姥。Z 的父母是我家的老街坊，以前一块在宣武门外现在SOGO那个地方的湖南会馆住。我姥姥跟他们一家很好。我管他父母叫“舅舅”“舅妈”。我小时候穿的衣服，不少是请Z的母亲做的。我姥姥后来送到我母亲那里去的时候，是这个舅舅开车给送到北京火车站的。他那时候在单位给领导开小车。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住在一个院子了，可是多年来，平时和节假日里相互看望还是很多的。“繁华依旧醉梦中”表现了我对过去年月里老街坊相互照顾的留恋之情。其实我们都是市井平民，从来没有什么物质繁华可言。这里说的“繁华”乃是一种精神。《完》
2009.2.16 寄自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