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那颗“已被酱油腌透的心”说起
秦耕
一位作家因言获罪11年，远隔万里的异国作家闻讯后冒着严寒，到获罪作家祖国驻该国大使馆提交抗议信，而在获罪作家的祖国，他的本国同胞、甚至与获罪作家住在同一城市的另一位作家，在被他人问到有何看法时，则声称“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这位异国作家就是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先生，这位本国作家就是中国知名小说家莫言先生。
同为作家，差异为何如此之大？他人因言获罪，远在万里之遥的作家感同身受，从他人自由的丧失中，感到了自己权利面临的同样威胁，而近在咫尺的另一位作家，则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看不出他人自由的丧失与自己有何关联。这种境界之间、见识之间的差距，简直判若天壤。
莫言先生是我非常喜爱的小说家之一，他也是中国唯一擅长超级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作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多篇作品，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阅读记忆。如在著名的《红高粱》中，他用长篇文字描写子弹射入“我爷爷”脑袋的瞬间，闪着金光的子弹如何飞行、接近，如何哧的一声先烫焦几根头发，再如何钻进脑门，再如何撑得脑门像瓦罐一样裂缝、缝隙如何扩展、破裂……几十年后好莱坞电影《通缉令》才可以用现代电影特技再现同样情景；在另一篇小说《球状闪电》中，天才的作家用超过1000字来描写父亲耳光打在儿子脸上的瞬间，儿子如何感受父亲手掌中每一条掌纹的细微差异、如何从中感受到来自遥远故乡泥土的不同土壤质地和成分所混合的浓郁气息……此种放大细节的超级写实主义手法，至今仍无人企及；记得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描写一个饱受虐待与欺凌的儿童时，为了用周围人群的冷漠凸现孩子的绝望处境，作家如有神助地写出一句“那些植物一样的人类”，当时阅读至此，我不禁击案赞叹：仅此一句，已经超过鲁迅在刻画那些伸长脖子的冷漠看客时，所使用的“他们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向上提起的鸭子一样”的经典手法……彼时对生活感受能力如此细腻深刻的天才作家，此时为何如此麻木或明哲保身，面对另一位作家遭受迫害的孤独处境，竟变得和自己曾经描写过的“那些植物一样的人类”相同？
30多年前，当我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虽然面对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的四面围困，但我对未来满怀信心。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只要30年，经历三代人的新旧更迭，中国社会一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尤其未接受民主启蒙、基本受传统习惯行为主导的30岁以上的人，到那时最年轻的也超过60岁，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头脑中那些视奴役为当然、将自己当臣民、对专制听之任之的观念，也将一同被扫出历史；而刚出生的、或已经在接受教育的孩子们，到那时最年轻的也已30岁了，他们全部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一代，是人的意识全面觉醒的一代，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决不会容忍把人不当人的专制体制的继续存在，也决不会接受专制对自己的奴役。现在已经过去了30年，三代人的新旧更替业已完成，中国社会非但未发生我所期盼的根本变化，连我当年相信变化的信心也彻底破产了。作家莫言对现实的麻木不仁，只是促使我反思的最新的例子之一。
我当年的信心，与其说是青春年少的盲目乐观，不如说是基于错误的判断。我只把代际更替看作简单的淘汰与进化，而未意识到代际更替也是遗传与继承。在这30年中，虽然曾经视专制为当然的几代人已被时间无情淘汰，但他们的观念并未被扫出历史，而是“转世投胎”、“借壳上市”，已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给了新出生的几代人。60岁以上的人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他们在这30年中，已经按照自己的模样，成功复制了仍然视专制为当然的几代新人，薪尽火传。这就是传统的力量，这也是中国社会历经30年仍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
以方言习惯为例，就可以知道传统观念是如何遗传与继承的。不同的地方口音，实际上是发音器官不同的动作习惯所造成的，相同的地方口音则是发音器官相同的动作习惯造成的。上海和深圳同为大型城市，为何上海有方言，深圳无方言？上海的人口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缓慢增加的，虽然现在上海的2000多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但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分批进入上海，在每一历史时期，相对于操阿拉口音的本地人来说，外来移民总是少数，少数服从多数，入乡随俗，被本地人同化，不知不觉习得上海方言。这叫“以时间换空间”，上海把庞大的外来移民分散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接纳，在每一时段都保持本地人相对多数的空间优势，最终以少胜多，把外来移民慢慢吸纳、吞噬、同化，上海方言就是这样传承和保持下来的。深圳则相反，它的1000万外来移民几乎是在同一时段集中进入的，操粤语的本地人口反过来沦为少数，其原有方言非但无法吸纳、同化外来语音，反被外来人口共同使用的普通话冲击和替代。这叫“以空间换时间”，用外来移民相对多数的空间优势，挤掉了本地语音习惯传承所必需的时间。同样道理，自然生育每年带来的800万新人，与已有的10亿人口相比，永远处于少数地位，他们带来的“新”与已有人口传承给他们的“旧”，两相比较，新弱旧强，新少旧多，新的总是被旧的吞噬、同化，一如上海方言总能吞噬新来的外来移民。传统习俗就是这样代代延续的，中国人习惯于被奴役的群体文化心理也是这样代代延续、难以破除的。作家莫言身上原有的敏感和热情被冷漠和麻木所替代，正是传统势力如何吞噬生命的一个活的标本。
莫言的麻木可以成为促使我进行上述反思的标本，但我的上述反思决不能成为莫言可以为自己开脱、辩解的理由。因为作家的工作，是在为人们提供精神层面、观念层面的产品，在新旧的嬗变与传承中，负有除旧布新、破旧立新，传播新的希望的特殊使命。只有像哈维尔那样永远保持一颗热情、敏感的心灵，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才可能用自己的文字产品愉悦人们的精神，引领、甚至拓展人们精神生活的层次和方向，从而对抗习惯和传统对人的侵蚀。如果像莫言那样甘心被习惯的力量吞噬，心灵锈迹斑斑，丧失了感受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不敢承担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失去生命本来的热情和敏感，龟缩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角落，还自我感觉良好，那简直是对作家职业的玷污。
在莫言先生9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树林》中，他借书中人物，腐败的女市长儿子，一个彻底堕落、疯狂敛财、花天酒地的官宦子弟之口说：“今天某某某执政，是咱们的天下，有一天某某某不执政了，还是咱们的天下。”由此可见莫言先生其实是一个明白人，对自己身处的残酷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如此说来，莫言先生的麻木与冷漠只是一种伪装，不过是用来掩盖自己在罪恶面前的怯懦与苟且。
无独有偶，被传统吞噬而丧失心灵力量的不止莫言一人。一位叫王一川的文学教授对作家因言获罪事件也表示“不了解，不想发表看法。”上海作家陈村在电话里说：“知道这件事情。没有看法。”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张颐武先生则更加坦率，表示“此前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询问者解释说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时，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身居海南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在电话里说，他知道这件事情。现在不方便谈，一、两年之后会就这件事情写文章。以教授和作家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如此冷漠、麻木和怯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洗刷的羞耻。当社会成员中的多数人能够忍受专制的奴役，或不肯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时，专制的继续存在就是一种必然。不是专制选择了被奴役者，而是被奴役者选择了专制。但是，如果社会成员中的知识群体在这时能够像哈维尔那样站出来说话，则被奴役的人们就不至于完全绝望。
莫言用小说表达对他家乡山东高密那片土地上的英雄人物的崇敬后，曾经在小说的结尾用新鲜热辣、半是豪迈、半是调侃的语言说：我双手捧出我那颗被酱油腌透的心，一切两瓣儿，放在你的坟前。谁料20余年，一语成谶，他把自己的心真的卤成了一盘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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