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會聽證﹕中國社會高度不穩

轉自網絡/林帆報導

　　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2月25日(週五)在國會舉辦聽證會，以「中國內部困境」為題，邀請專家分析了中國愈演愈烈的民眾抗爭與中共的應對手段﹔以及在表面的快速經濟增長下，不斷積累的內部民怨和背後的原因。專家們認為，中共政權統治結構，和巨大的貧富差距是導致中國社會高度不穩定的關鍵原因。

　　中國內部抗議事件持續增長

　　CNA中國安全問題專家譚睦瑞(Murray Scot Tanner)說，過去20年來，中國的內部騷亂事件持續不間斷的增長，政府濫用權力導致的抗議佔絕大多數。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共也以更複雜的手段來對付民眾抗爭。但即使是根據中共自己統計，在過去18年間，所謂「群體性」事件的遞增速度也是驚人的，比如1993年為8,000件，到2008年就增加到120,000件。他認為，其根源就在於現有社會體制無法為公民提供可接觸到的、有效的、合理自主的司法和政治制度，允許公民解決他們的冤屈。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亞洲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認為，造成中國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政權統治結構。缺少透明性、官員不負責任、以及缺少法制，導致社會爭議演變為大規模的抗議。特別是過去幾年，這種抗議從傳統的鄉村擴展到城市中產階級。另外，互聯網已成為一個虛擬的政治平臺，官、民交鋒的場所。民眾在網絡上的投訴可以很快傳播，獲得同情與支持，而官方也以大量的網警、乃至關閉網站等手段監控輿論，散佈他們想灌輸給民眾的內容。中國的群體抗爭典型的原因就是政治系統無法保護民眾權利。

　　她說﹕「最顯而易見的社會不安定就是，只涉及幾個人的小事件，會演變成大規模的社會暴動。對我來說，這顯示出不得民心的社會政治系統的紊亂或無能。」

　　中國貧富差距 舉世罕見

　　卡耐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和美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史蒂文‧杜納威(Steven Dunaway)從經濟方面分析了造成中國內部不穩定的原因。

　　黃育川認為，人們常以為經濟自由化必然會導致政治自由化，但很多事實證明，這種假設並不成立。中共領導人也曾以為，民眾的物質財富增加，社會就會穩定，然後等時機成熟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政策開始似乎有效，但近些年，由於人們不能平等的享有經濟機會、個人自由受到侵犯，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動盪加劇。

　　他舉例說，中國的城市的個人平均所得超過農村3倍，東部沿海超過內部省份2.5倍，兩個數字都是全世界最高的。

　　黃育川還說﹕「總體的收入不平等並不少見，少見的是其惡化的速度。在僅僅15到20年中，中國的吉尼係數(代表收入不平均)就從20多點上升到40點，這是舉世罕見的。」目前，中國的吉尼係數是0.48，而80年代早期是0.30。

　　他還談到，戶口制度造成的城鄉差距、通貨膨脹、腐敗現象都是造成中國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美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史蒂文‧杜納威則認為，中國以投資和出口為依托的經濟模式，已經不能再帶動經濟的快速增長，政治體制也將繼續給經濟增長施加負面效應。而中共領導人非常不願意去改變經濟政策與進行政治改革，這將導致中國未來幾年社會高度不穩定。

　　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經濟模式的質詢時，杜納威幽默地說，「很難說它是甚麼，套用電影《唐人街》的台詞，就叫『中國式』吧。」他認為這種模式很接近於「權貴資本主義」，因為中共控制著相當部份的經濟，與只有與權力階層相關的人們才會從中獲利。

　　埃及變天的警示

　　專家們認為，最近埃及事件應給人們以警示。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亞洲部主任易明說，據她研究埃及的同事表示，完全沒有人預料到埃及最近所發生的這些事情。中國如果某天發生變革，也會是同樣。

　　中國安全問題專家譚睦瑞也非常同意這種說法。他以自己1989年在北京的體驗表示，很難預測民眾強烈的不滿會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爆發。

　　「當時(1989年)專家普遍認為，中國曾是一個沒有同情心的社會，人們對於政治、示威不感興趣，大學生們就想著如何考托福出國留學。但是當胡耀邦一逝世，人們一下就起來了。所以我們應以謙卑的態度來預測可能會爆發的事件，以及我們沒有察覺到的不滿情緒。」

　　專家們均提醒美國政府應關注中國的變化，因為這會對美中關係產生重要影響。

北京騷擾16家外媒 美國警告：不能接受

轉自網絡報導

　　美國週二（3月1日）警告北京說，外國記者在北京受到拘留和騷擾是不能接受的。在此之前，16家外國媒體北京採訪受到騷擾，9家媒體記者被拘。人權組織說，北京騷擾外國記者的行為，凸顯政府對最近發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的示威感到恐懼。
　　
　　美國白宮發言人卡尼說，「記者不能從事他們的工作，或者受騷擾和拘留，我們認為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們要求北京當局尊重外國記者報導中國事務的權利，並敦促公安當局保護受到非法騷擾和恐嚇的記者安全。」

　　歐盟在發出的中英文聲明中表示，「歐洲聯盟對於外國記者2011年2月27日（週日）於北京遭到無故拘禁，人身恐嚇或攻擊的報導表示關切。」聲明並敦促北京官方尊重外國新聞工作者依據法規享有的報導自由權利和人身安全，要求有關部門就短暫拘留或是粗暴阻止的行為提出法律依據，並且要求當局徹底調查這些事件，按照中國法律將施暴的人繩之以法。
　　
　　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統計，星期天，有16家新聞機構的記者在王府井地區的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彭博通訊社的一名記者受到劇烈毆打，另有兩人受傷。有9家新聞機構的記者受到拘留，拘留時間從30分鐘到4個小時不等。他們拍攝的照片、錄像和錄音資料，大都被警方刪除。

　　中共指責外媒不配合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星期二（3月1日）發表談話，就2月27日在北京和上海市中心中國警察與外國記者發生衝突的事件指責外國記者。她還質疑說，這麼多的記者到那裡去，他們是得到誰的指示到那裡去的？
　　
　　中國外交部網站沒有發表姜瑜批評記者的上述談話內容，但是引述她的話說，希望外國記者與有關方面加強配合。

　　16家媒體受阻 9家記者被拘
　　
　　對於姜瑜的講話和解釋，德國二台記者韓誠認為難以自圓其說。他說，星期天，他們一出門就受到一輛黑色轎車的跟蹤，到達王府井後，便受到一群便衣包圍。便衣說，他們沒有事先得到許可，不能拍攝。
　　
　　韓誠說，於是，我們離開這一地區，來到對面的長安大街。我們詢問那裡的警察，此地是否可以拍攝。警察檢查了我們的記者證，打了一個電話，然後說，可以拍攝。但是後來，又來了一群警察，說不能拍攝，而且不讓他們離開。
　　
　　最後，德國記者被帶到王府井建設委員會。在那裡，警察讓他們寫道歉信，受到他們的拒絕，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沒有違反任何中國法規。他們被扣留了好幾個小時，警方在刪除他們的錄像後才讓他們離開。
　　
　　警察和便衣大量出動，沒收記者的錄像機和其他設備。彭博新聞社說，該社一名記者遭到至少5名中國便衣警察的拳打腳踢。北京警方將他的攝像機奪走，並把他扣押在附近一個商店。

　　公安最懼被拍攝留下記錄

　　公安擔心自己照片被拍攝上網，留下記錄。浙江民主黨成員朱虞夫認為：「2月27號看得出來，他們很戒備被拍照片，留下他們的嘴臉，把他們的嘴臉拍出來，那些警察也很怕。」
　　
　　朱虞夫說，曾有維權人士星期天到延安路解放百貨門口，被尾隨的公安追討照片：「那天王向成到那裡去轉了一下，後來到我這裡來吃飯，我們正好吃飯，國保來敲門了，把我們都帶到派出所，他就是反覆的問，有沒有拍照片。」
　　
　　曾連續四年到北京上訪的訪民李先生說：「去年兩會在外面就是白天嚴點，搶你東西就拉倒了。今年他們總是半夜11點鐘以後抓人，在北京可以說每分鐘每秒鐘都處在危險當中。 昨天中午我突然接到一個長春來的電話，我沒敢接，我把電池就摳下來了。就那天晚上搜訪抓走了很多。」

　　保護記者委員會﹕中共恐懼

　　保護記者委員會的馬德琳‧厄普說，星期天的對記者騷擾充分顯示出中共領導人的恐懼。
　　
　　「人權觀察」的索非‧理查森說，海外記者到那裡進行中國法律允許的採訪工作，而現場的保安人員數量卻大得不成比例。她說：「我們甚至沒有看到發生任何我們在通常意義上理解的示威行動。」
　　
　　理查森說，除了星期天的騷擾之外，中共外交部還對外國記者和編輯源源不斷發出一系列指令，並召見他們，指責他們報導行為。
　　
　　「保護記者委員會」亞洲協調人迪茨發表聲明說，北京方面對記者的毆打已經將政府對外國媒體的限制拉回到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模式。
　　
　　為了能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北京當局以改善人權狀況的承諾換取西方社會的選票，其中之一的承諾條件是在北京奧運前不久，北京當局發佈條例，允許外國記者自由，不必向當局事前申請就可以報導政治、經濟和社會消息。這些條例奧運會後形成了永久性規定。
　　
　　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說，很多在北京的記者都收到了電話警告。他們對當局監視記者的狀況感到擔憂，並關切這種對2008年北京奧運後改為永久新聞報導條例的武斷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