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且待后人读
─读侯天岚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史》

程宝林


纽约柯捷出版社最近列入《铜钟丛书》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史》，是一本极为罕见的书。说它罕见，是因为这本绝大部分内容为统计数字和表格的书，真实记录了一个地方政权在一个特殊历史关头的财经状况。这个地方政权就是尚未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所辖范围史称“陕甘宁边区”。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的家底究竟有多大？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中共采取了哪些经济、金融措施，制订了那些规章制度，这才使得自己能够幸存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夺取政权？这本书事无巨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治中国现代史，以及对国共之间的恩怨有兴趣的读者，实在不可不读此书。
       
不过，读者千万不要先入为主，误认为这本书是揭露延安“黑幕”的胡编乱造之书。读过的人一定会发现，本书的作者，很可能是延安革命事业的一员。他研究和记录的角度，都体现着他对于当时延安所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事件的支持和维护，这一点，从书中关于“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阐述中就可以得到明证。
       
惟其如此，当我们从这本书中，读到在其他任何类似著作中都难以见到的史实时，我们除了感谢作者和出版者的良苦用心，还能说什么？“不信青史尽成灰”，就必然要“信史且留后人读”。
       
这本书史料之翔实，实属难得。比如，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代办汇兑业务，负责接收社会各界汇往延安的汇款。这本书就详细记载了，总共有多少笔汇款，总金额是多少。再比如，中共在陕北，接管了老百姓的造纸作坊。那么，那个作坊在哪里，老板是谁？这样微不足道的经济活动和事件，这本书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包括延安中共一些经济部门的机关干部，其姓名、职位，详细到科级甚至股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者以前所熟知的延安，主要是政治层面的图景，且有许多方面并非不可置疑，而这本书，却用难以辩驳的数字和资料，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开矿、开荒、开商店、做买卖的经济层面的延安。
       
这本书资料的珍贵，非类似出版物可以相比。例如，该书在第84页，摘引了毛泽东所撰《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的文字： “在战略防御阶段，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毛泽东所赞誉的“友军”、“主力军”，当然是指当时的国军。而在短短的几年间，截至到1938年，仅有4万余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扩大到18万1千人。这种对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正面评价，直到几十年后，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首访大陆，才由大陆最高领导人再次说出。如果信史不传，历史就会这样，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本书中所援引的资料、数据，许多都应该是当年延安的机关文件、材料、报表、报告等。比如，在《机关、部队的商业和农业》一节中，作者就援引了《贸易局管理工作的检讨与今后工作计划初稿》的原始材料，披露了陕甘宁边区当时的大烟(鸦片)贸易情况：“ 此外在商业中又以贩卖大烟最为赚钱。晋西北(晋绥边区)和敌占区所生产的大烟多从绥德进入边区。在绥德地区每两售价法币90元，到关中出售每两400元，利润310元，利润率334%。后来绥德地区涨到法币300元，到关中出售600元。所以部队机关都争着做大烟生意。1940年各单位贩卖大烟多少无统计，贸易局出售69,530两。”
       
另外，我们都知道，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红军接受改编，成为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的国家军队。那么，延安的一应军、政、学等机关、部队，理应获得中央政府的行政拨款。那么，这笔拨款是多少呢？读这本书，我们才得知，每月延安领取的中央政府行政费用是60万元法币。但1940年之后，国共冲突、摩擦加剧，中央政府后来中断了这笔拨款，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才被迫展开。存在我们心头的一层迷雾，就这样被轻轻地拨开了。

在中学《历史》课本中，我们得知，中共在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但减租减息，减到什么幅度，却语焉不详。在这本书中，我们得知，中共在1942年1月28日，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以土地权利为核心内容，以农民为革命主力军的中共，其土地政策具有从“较为宽松”到“极为严厉”的渐变过程。该决定指出：“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谁又能想到，早在战火纷飞的1942年，中共就能在自己的正式文件和决议中，使用“保障人权”这样符合普世价值的内容，甚至，将保障人权的范畴，扩大到了地主阶级的头上。而一旦夺取政权之后，这些决议和决定，立刻被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所取代。而迟至80年代中期，“人权”一词，在中共的辞典里，还是和“反动”一词紧密相联的。直到今天，“人权”仍然是执政者的软肋。一场接一场的人权灾难，贯穿着中共建政以后前30年的全部历史。

平心而论，在那样贫瘠的地区，在如此落后的经济环境和状况下，中共采取的一些经济措施，大多都是合理的、适当的，用力地促进了自给自足。可惜，这一笔宝贵的经济管理、经济发展经验，没有能够在建国后发扬广大。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并将中国具有千年历史的自耕农，变成了丧失生产自主权和自由度的半“农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在文革结束时濒临崩溃的边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本书的出版，便是为中国当代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面镜子，以助其兴，以避其衰。当好中国的家，管好中国的钱袋、粮袋，十几亿人，人人有责。


                                                    2010年7月31日，夏威夷

“纽约柯捷出版社最近列入《铜钟丛书》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史》，是一本极为罕见的书。说它罕见，是因为这本绝大部分内容为统计数字和表格的书，真实记录了一个地方政权在一个特殊历史关头的财经状况。这个地方政权就是尚未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所辖范围史称“陕甘宁边区”。”——奇怪哦，这样一部纪录共产党好作风的书，竟然在共产党天下的大陆，没有出版市场。这说明着什么问题哩？我一时还没想明白。

宝林是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史》一书的核心，解析给了读者。至少我是这种感觉，使我看到文中的很多数据时，一点也不感觉枯燥。而且很想读到原著。

“在中学《历史》课本中，我们得知，中共在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但减租减息，减到什么幅度，却语焉不详。在这本书中，我们得知，中共在1942年1月28日，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以土地权利为核心内容，以农民为革命主力军的中共，其土地政策具有从“较为宽松”到“极为严厉”的渐变过程。该决定指出：“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谁又能想到，早在战火纷飞的1942年，中共就能在自己的正式文件和决议中，使用“保障人权”这样符合普世价值的内容，甚至，将保障人权的范畴，扩大到了地主阶级的头上。而一旦夺取政权之后，这些决议和决定，立刻被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所取代。而迟至80年代中期，“人权”一词，在中共的辞典里，还是和“反动”一词紧密相联的。直到今天，“人权”仍然是执政者的软肋。一场接一场的人权灾难，贯穿着中共建政以后前30年的全部历史。”

这真是一本好书，有史料价值，应该找来看一看。从你的介绍中，知道了大生产的背
景，烟土交易内情，土地政策的渐变过程和人权价值的演变等等。不知是否也包括
了刘志丹时代的内容？

由此书联想到杨继绳的《墓碑》上下卷，史料也是非常详尽殷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