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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死不渝的爱
埃利斯街角的那一所大房子这几天终于有了动静，院子里拉来了一个巨大的垃圾箱，两个墨西哥人把车库的屋顶拆掉了，黑乎乎光秃秃的墙壁上空便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我每天上下班坐车经过这里，总是忍不住地往钉满了木板的窗户里望，想象着一个世纪以前这座豪宅里的繁华和殷实。我还听说，这座被遗弃了很多年的大白房的角角落落里，有几个满怀哀痛的幽灵，在破烂衰败的鬼屋里日夜穿行，经年不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它扔在这里，用板子将所有的门窗钉牢，几十年不管不顾。我下意识地又望了望不远处的另一所红砖房子，房子四周的整条街道被石头栏杆围了起来，有几个便衣警察坐在门前的车里，那是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家。
有人说，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开头第一段，就证明了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每天清早，他们从住所出来，手挽手地走在去上班的路上。两个伙伴很不一样。带路的是那个非常肥胖、迷迷糊糊的希腊人。夏天，他出门时总是穿着黄色或绿色T恤——前摆被他胡乱地塞进裤子里，后摆松松垮垮地垂着。天冷一些的时候，他就在衬衫外面套上松松垮垮的灰毛衣。他的脸圆圆、油油的，眼皮半开半闭，弯曲的嘴唇显出温柔而呆滞的笑容。另一个哑巴是高个，眼睛里透出敏捷和智慧。他穿得很朴素，总是一尘不染。
1924年芝加哥的海德园，是当时富有的犹太人的居住区，芝加哥大学也坐落在这里。有两个少年，他们总是在一起。每天清早，他们从各自家的大豪宅出门，汇集在街头，再一起去大学上课。个子高的Loeb18岁，表情淡漠傲慢，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Leopold的眼睛突出，他总是紧紧地侍待在Loeb的旁边，殷勤地照顾着伙伴的需要，即惶恐又幸福地让Loeb指来使去。两人都是天才少年，Loeb是密执根大学最年轻的毕业生，即将进入芝大的法学院。Leopold能流利地说5种语言，秋天就要去哈佛的法学院。
黄昏时分，两个哑巴慢慢地走回家。在家里，辛格总是对安东尼帕罗斯说话。他打着飞快的手语，表情急切，灰绿色的眼睛明亮地闪烁着。他用瘦长有力的手指告诉安东尼帕罗斯一天发生的事。
有一天，Leopold和Loeb决定玩一个游戏，他们要做尼采式的超人，计划搞一场完美的谋杀。
Bobby Franks那一年才14岁，他就住在我们开头所说的埃利斯街角的那一所大房子里。他的爸爸是个百万富翁，Loeb是他的表哥，就住在他家对面，他们经常在Loeb家的网球场上游戏。这一天，他刚刚放学，慢慢地朝家走去。
Leopold和Loeb开了一辆汽车过来，停下车，和Franks打招呼：“快上来，和我们一起去玩吧！”Bobby上了车。
那天晚上，Franks的家里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说他们的儿子被绑架了，要他们马上筹集一大笔钱，送到某一个地方。
可是Bobby的尸体却在15英里以南的狼湖岸边被一个工人发现了，警察们赶到那里，在不远处发现了Leopold的眼镜。
很快，Leopold和Loeb分别招了供。芝加哥市被他们的血腥残忍行为震惊了，大街小巷上一片要判他们死刑的呼声。
Leopold和Loeb的家里为他们请了最有名的律师Clarence Darrow。Darrow也住在海德园，他以反对死刑而闻名，67岁的Darrow愿意做他们的辩护律师。
Darrow成功了。法官免除了他们的死刑，判为终生监禁。这场审判被称为“世纪审判”，Darrow的辩护词成为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演说。
Darrow是这样结束他的辩护的：
我终将要被写进一本爱之书
我却根本不在乎这本书
把我的名字涂去 你随心所欲
我终将要被写进一本爱之书
有一天，希腊人病了。他一直端坐在床上，双手放在胖肚皮上面，颗粒大的油一样的泪水从两颊上滚落。辛格找到伙伴的表兄，也就是果品店的老板，他还替自己请了假。医生给安东尼帕罗斯开了一个食谱，说他再也不能喝酒了。辛格严格地执行了医生的指令。一整天，他守在伙伴的病床前，做了一切他能做的，好让时间过得快一些。可安东尼帕罗斯只是气呼呼地用眼角看着辛格，笑也不笑一下。
在监狱里，Loeb被同室的一个囚犯打了。他身上中了好多刀，血不停地流。Leopold坐在他边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温柔地照料他的情人。天快亮的时候，Loeb死了，他30岁。
除了和安东尼帕罗斯在一起的十年，其他的都不像是真的。在迷迷糊糊的梦境中，他的伙伴栩栩如生。醒来后，一种孤独刺痛了他的心。
Leopold继续留在牢里，一直到54岁减刑释放。他搬到了波多黎各，成了一名技术员，还娶了一个开花店的寡妇。66岁时，他死于心肌梗赛。一直到死，Loeb的画像都挂在他的床头，他说，Loeb是他一生唯一的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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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pold's Motive:
My motive, so far as I can be said to have had one, was to please Dick. Just that--incredible as it sounds. I thought so much of the guy that I was willing to do anything--even commit murder--if he wanted it bad enough. And he wanted to do this--very badly indeed. For the commission of the crime itself, I had no enthusiasm. Instead, I had a feeling of deep repugnance. (Leopold, Life Plus Ninety-Nine Years)
第 1 幅 Leopold, Darrow, and Loeb during the arra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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