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穷人
翟羽佳
小时候，一位本家爷爷去公社取指标油。路上不小心，盛油的罐子被打碎，全村人等待下锅的豆油全部洒地。惊吓之余，本家爷爷三天没吃下去饭。事后，有人开他老人家的玩笑说：等你老当上国家主席后，你老将咋个活法？本家爷爷回答说：早晨吃糖馒头，中午吃枣馒头，晚上吃糖馒头。望着本家爷爷没有出息的流露，我那时认为只要一切权力归穷人，让穷人来管理一切，我们这个社会才会保持朴素的本色，永不变修。可就在另一件事上，我改变这一看法。
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回家的路上，这位本家爷爷遇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我发了”。见我不明白，他老人家说：人家某某干临时工都富得流油，你当干部的咋混的，你收的钱还不都是你的！老人家的意思很明白，公家的钱，能装则装，能捞就捞。从这件事上，我明白过来这样一个道理：穷人是有不得权和钱的。一朝权钱在手，犹如“多年的和尚”下了山，一旦动起荤来，决不是几个馒头所能打发了的！
一无所有的贫穷，决定了贫穷者的除了惰性十足外，便是对社会和财富的疯狂攫取和贪婪。贫穷的压抑和致富无门，使他们比任何人更渴望富裕和幸福。所以，一朝时来运转，他们会像掩耳盗“金”的齐人，众目暌暌地把他人和国家的财富据为己有，并迫不急待地挥霍和饕餮一空。
本.约翰逊讲：“贫穷不仅剥夺一个人乐善好施的权力，而且在他面对本可以通过各种德行来避免的肉体和精神的邪恶时，变得无力抵抗……。
贫穷是人类幸福的大敌。它毫无疑问地破坏自由，而且，它使一些美德难以实现，使另一些美德成为空谈。”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县城没攻下一座，便在宣武的一个乡驻地自封天王，刚打下一个永安小县，就大肆分封诸王，攻占南京后，大兴土木，广置美玩，三宫六院，深居浅出，过得比当今皇帝还皇帝。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往往小成即满，其腐化堕落的速度之快，是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贫穷容易产生幻觉，越是贫穷的人，越会异想天开，白日做黄粱美梦。一旦吃上几天饱饭，贫穷的人便会烧包到“要当当皇上，要玩玩娘娘”的地步。
看看今天一些暴发户，包二奶，喝花酒，三陪小姐前呼后拥，就知道了。这种人即便手拿大哥大，身穿“皮尔卡丹”，依然不过是现代化的外表里裹着骨子里的穷酸，其一举一动连相面先生的眼睛也骗不过。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家庭的人，当官之初体察民情、感受民苦。然而“时位之移人”，官当久了，见识广了，诱惑多了，慢慢就发现自己原来太傻了，于是便乱吃、乱收、乱睡，“三乱”起来比先前的皇帝还皇帝。
博洛尔在谈到罗马最腐败时代时，这样描述：再当时问世的几部喜剧的重要角色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些出身贫寒低贱的政客和金融家的形象。这些人为了给他们的快乐增添一种由满足了虚荣心所迸发出来的热情风光，为了讨得那些高贵女人的欢心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由此背上的债务足以使他们从贵族变成家徒四壁。而这种穷人的疯狂，在罗马却是司空见惯事实。
李国文先生讲：“从农村杀出来的流氓无产者，一朝得势以后，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以后，首先极易得到满足的两大需求，无非一是金钱，一是女人。这两样东西，是最能让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举起双手。从贫穷中过来的人们，是最经不起糖衣炮弹的侵蚀的。一旦机会来临，是等不到糖弹上膛的，便会主动张开臂膀，拥抱糖弹。”
贫穷往往是没有负担、毫无顾忌的乱涂乱画。贫穷又是罪恶的火药库，一件小事就可以使这种罪恶总爆发。长期地压抑和歧视，使穷人精神和心态的畸形发育，因而权力和富有并不能使他们精神和情操不能有半点的升华和脱胎换骨，反而使他们不顾一切，变本加厉去报复这个社会。
正如鲁迅所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还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下令大肆屠城。洪秀全定都后不久，革命尚未成功之时，便自相残杀。北王韦昌辉将眼气的东王杨秀清杀死后，又对二万多名农民革命兄弟下了毒手。在穷人的眼里，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阔的。他人的才智和富有，非但激不起超越的信心和勇气，反而会燃起嫉妒和仇恨的种子。在穷人的逻辑里，只要自己不富，谁也不能富，就是自己富了，别人也不能与我同富。“兴也匆匆，败亦匆匆”的恶作剧，是穷人膨胀的必然结果。
穷人有钱可怕，穷人有权更可怕。不择手段地能捞就捞，捞不到就毁，是穷人最大的出息。一乞丐从他富翁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富。当有人问及他如何使用这笔财富时，乞丐回答说：“我要买一个好碗，一根好的棍子，以后我就能更体面地要饭了。”
文革时，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高速度；怀疑一切的同时，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东西和前人的最宝贵的东西拒之了门外，统统砸烂。
贫穷是无知的土壤，无知产生无畏，无畏便是不顾一切地砸烂现行一切约束。秩序意识极端缺乏往往导致在高压的环境下，就像一块橡皮泥一样被捏来捏去，一点硌人的骨头也挑不出来。然而，一旦环境失控，便会接杆而起，赢粮而影从。在皇权威行四方时，穷人就是任人宰割的绵羊，一朝没有了皇帝或皇权失控，他们心中便个个觉得自己便是皇帝。武人有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者便拥兵自重，拉上一支自己的队伍，就敢占山为王，宣布独立；文居科长、所长，就敢挑战皇权，出台与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收费政策。
在封建社会，尚且只有皇帝才有权批准死刑。文革时，这点程序也不要了，就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私设公堂，乱用刑罚，随意剥夺他人生命和自由的现象也时有所闻。一个法官面对焦点访谈记者的采访，竟狂妄地称自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奴使奴，使死奴；穷看富，看短处。穷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摹仿富人“贫穷”，象鲁迅先生形容的那样“不过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象毛泽东同志形容的那样“要到地主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贫穷与愚昧与生俱来，愚昧与迷信孪生兄弟。迷信是穷人的精神鸦片。见庙烧香，见神磕头，是一种穷人才有的愚昧，只有永远贫穷的人才会把迷信视为救世的上帝。而今，从企业老板到政府官员，从小学校长到社会“精英”，有的人竟然把风水先生奉为贵宾，堂而皇之地请他们参与“指点江山”“激扬灵魂”。迷信如此，真是穷得不能再穷了！
贫穷的人是最没底，最没谱，最易膨胀的人，也是自认为最有能耐的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旦膨胀起来，细活能宰虱子，删虼蚤，给蚂蚁上环；粗活能挡火车，拦飞机，扶正导弹以及推迟地球爆炸。一朝过上三天好日子，大人物便膨胀得“三年赶英，五年超美，解放全人类”；小人物便张狂得“三天一个新农村，五天一个新集镇，一季丰收下来，就会有人讨论‘有没有再生产粮食的必要？！’”。
一个迷信无知的人，是蠢人；一个没有理性的群体，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群体；一个膨胀的社会，是一个短命的社会；一个没有秩序的民族，是贫穷的民族；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决不是一个富有的时代。一个人、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时代，一旦无知到了无畏的地步，是什么样的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贫穷不是光荣，是愚昧无知的土壤；贫穷不是道德，而是穷凶极恶的癫狂。只有贫穷到了像王洪文的人，才会穷凶极恶的向世界宣布“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真正富有的人，最怕的是无端的是非。李登辉在台湾制造动乱的因素，“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是台湾富人阶级。高尔基讲过：“人类生活的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贫穷。因为贫穷，所以，才有嫉妒、怨恨、残暴，因贫穷，所以才有贪欲，才有一切穷人共同的对生活的恐怖和相互疑惧。”
富有，勤俭，理性，秩序，责任，远见，是现代人所必备的素质；贪婪，残暴，无畏，膨胀，迷信，是现代人的天敌，只有永远贫穷的人和社会，才选择后者。“英国小说之父”菲尔丁说过：“纵使在一个法治最松弛的国家里，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的；他会替自己订出立法者所忘记的法律来。”只有永远贫穷的人，才会穷凶极恶，丧天害理，丧心病狂，毫无顾忌地任着性子行事的！
萧伯纳讲：“贫穷是我们社会的最大的罪恶，也是我们社会最可怕的罪行；而我们超越一切的首要责任，就是做到不贫穷。”(翟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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