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这个名字是偶然和我走到一起来的。有次和一位复旦退休教授聊天，老先生突然提到贾植芳，说他手里有一本书，冷热你一定要好好读读，于是我就借来了这本书。读完之后我放不下了，一个迈过八十岁的老人，一个被人遗忘已久的名字，颤颤巍巍在我的面前站起来了！

这本书的名字叫<<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火凤凰文库之二，1995年出版。我不止一次把目光从铅字上移开，遥望万里之外，向这位从未谋面的自称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大时代里的小脚色”投去深深尊敬的一瞥。这个时候，我比任何情况下都能更深刻地体会“祖国”这两个字的亲切。

生于袁世凯称帝那年的贾植芳，经过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东方红，太阳升”，每经过一个时代他就坐一回牢，罪名千篇一律：政治犯。1955年5月15日，在上海建国西路第三看守所，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之罪被判处十二年徒刑的贾先生，想到自己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新的政权，竟是如此的虚伪无耻，想到自己曾经流着眼泪写文章讴歌的“我们竟还能活到这个美丽时日”竟是这样的野蛮，他的流血的心实在无法接受眼前的这一个残酷事实：

“我已经被我一生苦苦追求，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理想出卖和抛弃了！回顾我自己走过的道路，真是很有意思。我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但我一生都有一个不安于现状的理想和目标，在我的前半生里，我曾经有过诸多的选择，但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我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愿去吃苦受难的道路，仿佛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关键时刻总会在我背后推一把，容不得去我仔细分辩和细细思考。但这一推又总是推得那么准确，把我推向一个更大更深不可测的灾难。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我的思想、文化性格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形成的，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自觉地献身祖国的进步事业---救亡运动，又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这两条可以说是我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因此在遍地荆棘的人生途程中，有好几次都已经沉沦到无路可走的境地，但正因为我心中的理想始终召唤着我不安分的灵魂，总能让我从绝望中挣扎出来，向着社会进步的道路走去。关于这一点，即使我蹲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我也不曾动摇过、怀疑过，可是由于这条道路在中国现代史上表现得那么奇特、曲折和复杂，不仅许多外人无法理解，连我自己有时也会迷惑不解：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出身于山西襄汾县财主家庭的贾先生，本来可以作一个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或者成为一位安分守己的商人或学者，但他却早早地投身社会正义和民族解放的潮流，接近共产党和进步左翼文人，从事左翼文学运动。解放后，他任职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研室主任，创作和学术都有所成，以他过去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资历，本来可以成为一位“红色教授”，头上戴着人大或政协某一职务的光环，就象当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一心向往的那样风光一生，但他却因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肯在“批判胡风反动思想”运动中落井下石，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度过了人生最耻辱也最难忘的后半生”。

贾先生四次入狱，九死而不悔，几十年在屈辱的苦水里沉浮，狱里狱外构成他奇特的人生轨迹。他是一位始终戴着精神镣铐昂首直行的流亡者，他走过的道路布满荆棘，他留下的脚步是一连串逼人思索的问号。

贾先生与胡风(张光人)在患难之中建立起来的生死情谊首先打动了我。建国初期那场急风暴雨式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曾经使这个名字变成政治麻疯的同义词，以至当尘封的历史打开后许多人听了胡风两字仍然禁不住一阵汗毛倒竖。笔者曾读过一段胡风关于鲁迅的论述，择引于胡风在狱中匆匆写给妻子梅志的书信，思维之敏锐文笔之犀利如行云流水疾风扑面摧枯拉朽。胡风是鲁迅称赞的“明明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又一个正直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同时又是青年人赤诚的朋友。他对新文艺运动的贡献与对文学青年的扶持、关怀、帮助，于我个人的有限经历，都是一个证明者”。贾先生提到他与胡风由投稿而相知相识，后来又成为同一个冤案里生死与共的朋友，是一种缘分。他这样描写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胡风获悉我在重庆，连回信也没写，就急急地跑来找我......胡风来到时，我还在蒙头大睡，听到一个浓重的湖北口音在门口高声问道：‘请问，这里有一个贾植芳吗？’我马上就爬了起来，睡眼朦胧地向着发出声音的门口望去。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一顶旧式呢帽，穿着退了色的蓝布长衫，中式黑布裤，布满尘埃的家做黑布鞋，提一根手杖，挟着一个旧的黑皮包。他的浑园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光芒，和他的这身中式的朴实的衣着配合在一起，他的真实的中国书生本色，令人感到亲切可敬和一见如故。这时几个早起的同学闻声已涌向门口，热情地喊道：‘胡先生，你来了，请进！’其中一个指着坐在地板上的我说：‘这就是贾植芳。’他虽然已经跨进了门槛，一边和迎接他的人们打着寒喧，一边却停下脚步，直直地注视着我。他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我又黑又瘦，一付落魄的样子，一定使他感到意外又不是意外，所以显然使他竟有些黯然神伤的表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以至他竟顾不上围绕他的那片亲切笑容，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卷钞票，跨步递给坐在地上的我，声调温和地说：‘这是二十元钱，你过去在前方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这以后，他才在大家的纷纷让座声中，脱下呢帽坐下了，情绪上才渐渐安定了......”

贾先生因为这个人身陷囹圄十多年，无一字怨悔，笔下写到胡风的名字，反倒充满高山仰止的尊敬，甚至听到有人对胡风诬陷，就忍不住与之激辩(即使在狱中受审也是如此)，可见胡风思想人品对于他的感染。1966年3月底，在被捕十年零十个月之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作出正式宣判。当起诉书里念到“首犯胡风，1965年12月2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该犯已认罪服法”时，贾先生把“服法”错听成“伏法”，以为胡风已遭枪决，“脑子里轰地一下昏起来，眼泪顿时模糊了一切”，“那个检察员还在振振有词，但似乎离得很远，我根本听不见了，我不知道起诉书和宣判书的内容是什么。宣判会就要结束了，法官问我服不服，我不作任何思考，就大声说：‘服！’

‘你若不服判决，十天内可以上诉。’

‘我不上诉！’我的声音还是那么大。”

如果你还能记得普希金当年写给流放十二月党人的“在西伯利亚深深的矿井中，请坚持你们高贵的忍耐”那样的诗句，你就应该领悟到这段描写所含的美学魅力和思想底蕴。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发出金属般铿锵的声响，旁若无人地把险恶的现实推向了遥远，人格对人格的呼唤更是将貌似公正的丑陋反忖得无地自容。“我不上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说作者对自己的冤屈开始还有所疑惑的话，如果说作者对迫害自己的专制开始还有所幻想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已经完全从中解脱了出来。他一身轻松，迈向更高的境界。当那个湖北口音体格宽大的中年人从文坛上消失的时候，中国思想界的漫长黑夜正在拉开它的大幕，那些先天或后天缺钙的协肩谄笑们，很快就看到席卷大地使他们自己也陷于灭顶的一场场电闪雷鸣！

“这类时代命运的拨弄，越来越加深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情谊。现在我又坐在牢里了，对着白纸要交代我和胡风的‘关系’，这些生生死死共理想同命运得来的友谊，那些只会用政治眼光来捕捉‘反革命集团’罪证的人，能懂吗？”

轻轻的这么一问，问倒了多少不敢直面自己的灵魂。我们也读过许多文革受害的文字，自己总是受害者，忘记了别人受难时自己曾经充当过的角色，或者自己曾经保持过的沉默。这些回忆文字里，有的还硬装出一付不合年龄的天真可爱，把受到迫害说成是“娘错打了孩子”。笔者还读过一本专门为文艺界左王贺敬之树碑立传的书，提到这位桂冠诗人在胡风平反时如何如何地伸张正义。笔者就不懂了，一个从骨子里抱住思想的步枪“向左向左向左”，将准星瞄得“向右向右向右”靠阻击别人爬上去的文坛左将，真的能够理解被他视为极右的胡风那凛然的风骨情怀吗？

胡风受难的时候，他的一些朋友都离他远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百态，在毛泽东第一次把他们放在拷问架上的时候就已溃不成军。后来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辩论具体组织者之一的杨西光先生，当时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以“到高教局开会”为名，诱骗贾植芳进了牢房。周杨王元化等在报上充满火药味的批判和表态，王若望跳上台去编造“胡风一夥是国民党特务”，都让我们一再反思。胡风长期的朋友舒芜公布的胡风私人信件，更使整个形式发生了难以预测的逆转，不仅对1955年的胡风，并且对整个文艺界后三十年的风风雨雨，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当叙述以上往事的时候，贾先生愤慨里透着痛惜，这些人里既有他所敬重的领导、同事，也有亲密的朋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受了和胡风相同的命运，有的因此成了推动思想解放的战士。然而，翻过去的历史不会因此而改写。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缺陷和所经历的曲折坎坷一方面说明了环境的复杂，最热爱共产党的人都不情愿地被逼向了对立面，一方面也警示我们，再也不能对蹂躏思想和人格的暴行熟视无睹。人们不可能对真理的认识一下子弄得那么清楚，也很少能够象贾先生那样奋不顾身舍生取义，但人们最起码不应该随便作贱自己，正如贾先生在书的引言中一再问自己的：“我们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象个人的样子？”

贾植芳先生是一条汉子，他的书是一本让人汗颜的书。读那本书的时候，我反复回想他提到的那些岁月里，我自己在干些什么？我没有出生，我很小，我在湖上面划船，唱着“小船儿轻轻飘在了水上，迎面吹来凉爽的风”。读完那本书，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海外，题目就叫<<贾植芳的人格>>。贾先生看到后，通过朋友向我致意。后来贾夫人去世，贾先生把夫人的资料加以整理，又出版了一本书，辗转送到我的手里。翻开前面几页，贾先生写道：“我与任敏结缡六十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的所有的人生活动和成就都凝结着妻子的欢欣和眼泪。我们在到处是坎坷的人生旅程中，彼此搀扶着，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过来；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天风暴，坚强地活了下来。我深深感谢六十多年来她对我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当着已经成为国内著名学者的许多学生面前，贾先生在追悼会上跪拜了夫人。男儿膝下有黄金，贾先生的这一跪，使我有了再次向他致敬的欲望。

温家宝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首先要热爱他的祖国，才能热爱他的父母朋友。我感到别扭，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爱国”的者们，慷慨激昂地把朋友和同志送进秦城监狱(也慷慨激昂地为死去的朋友和同志平反落实政策)，甚至对自己的父母兄弟也能六亲不认大打出手。读贾先生<<狱里狱外>>，我把这句话颠倒过来：一个人首先要热爱他的父母朋友，热爱他的同胞，才能热爱他的祖国。

我仍然用<<贾植芳的人格>>作为这篇文字的题目，如果以后再写，我还是要用这样一个题目。我发现，自从写了那篇文章，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就有了许多的牵挂。冬天怕她太冷，夏天怕她太热，沙尘暴猖獗的时候怕那里有了灰尘，没有沙尘暴的日子希望那里风轻云淡。那里住着一位老人，我不认识他，但我祝他健康长寿。那位老人的身材不及一米六五，我对他执弟子礼。

贾植芳好像还有个兄弟，曾在山西大学教书。我忘了他们俩中，谁是李大钊的女婿。

冷兄写得好！

我很尊敬贾先生，我听说过他的一些小事，比如那样的高龄一口就答应为胡风女儿回忆父亲的书写序。

尚兄，贾的夫人是任敏，前年过世了，也是一位可尊敬的老人。

错字：
＝＝1965年12月2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该饭已认罪服法”时，＝＝

下面这段好。
＝＝我发现，自从写了那篇文章，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就有了许多的牵挂。冬天怕她
太冷，夏天怕她太热，沙尘暴猖獗的时候怕那里有了灰尘，没有沙尘暴的日子希望
那里风轻云淡。那里住著一位老人，我不认识他，但我祝他健康长寿。那位老人的
身材不及一米六五，我对他执弟子礼。＝＝

好！贾先生这样的人的确难得。

不过，人性脆弱，大难面前先图自保，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以法律保障人民不会因思想和言论而被入罪。老生常谈了。可惜这在中国大陆仍然只是个梦想。

冷热这篇文章大气凛凛。

与贾先生相比，如同与张志新、林昭相比，任何一个国人都会汗颜。

我的骨头就没有那么硬，惹不起，躲得起。

但有一条做人的基准，绝不与邪恶同流。

冷热兄写得好，写得真好！我看了两遍。

胡风一伙（借用一下他们被整时的称呼）是左翼／共产党文人中的一个异数。除了舒芜是一个叛徒，其他没有互相揭发、攻击. 这个异就在人格！看看胡风、贾植芳、阿垅、吕茔，再看看周扬、乔冠华、丁玲之类，就很明显了。

国内有一个学者用婚姻状况分析当时左翼文人和右翼文人的人格高下，很说明情况，我忘了是哪看的了。这里转一篇谢泳的，也很好：

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

谢泳

胡适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民主气质，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体现出了民主风度的人。如果我们把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分成左和右两面，这样分是很简单的，未必准确，但为了人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姑且沿用这种简单的分法。如果我们再从这两面各找出一个人来做代表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鲁迅算一个代表，把胡适也算一个代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我们把左联算一群，把《新月》文人算一群。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当中哪些人更具民主风度。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而是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我们过去研究历史人物，是不大重视对历史细节的评价的，也就是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看他们参与的那些大事，而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忽略了。我们说一个人好，或说一个人不好，总是先有了政治上的判断，然后就以这样的判断去裁量历史人物。就以鲁迅和胡适这两个人来说。我们先不说他们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就从做人这一点上来说，我以为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还是要顾及一个人和他周围同事朋友以及亲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对于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的分手，我们现在多是指责周作人，而且还有人将兄弟之间的冲突上升到其它方面去，这都不是知人之论。他们兄弟的失和，我以为我们还是要持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的态度，那样的事，是很难说清谁是谁非的，也没有必要说清。

    左联和《新月》文人群体，在做人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新月》文人更好一些。就以婚姻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左联不如《新月》，左联文人的婚姻，不客气地说，好的并不多。还有最简单的例子是《新月》文人能说左联文人的好处，而我们过去很少听见左联文人也能对《新月》文人说句公道话的。就同道来说，左联最后的分裂，我们不能说就完全是政治和思想的不同而没有个人道德的问题。贾植芳先生就说过，左联同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团结过，他们一直在斗，最后就是胡风和周扬那样的结局。而《新月》文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他们一生都是好朋友。《新月》文人能对左联文人有持平之论，而后者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冯雪峰的命运那样悲惨，而夏衍晚年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还不放过他，说了那么多贬斥冯雪峰的话。

    鲁迅骂过的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还有《新月》的叶公超，他们对鲁迅都有过很高的评价。苏雪林骂了鲁迅，胡适就批评她。那时鲁迅对胡适早已没有一点好感，但胡适还能说，鲁迅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小说史研究都是上等的工作。有人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抄了日本的盐谷温，胡适还能说：“真是万分的冤枉”。梁实秋晚年就不赞成把鲁迅的书列为禁书，他对鲁迅的态度是“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在《人间世》上还写了悼鲁迅的文章，里面有许多持平之论。叶公超晚年对鲁迅的文章也有极高的评价。做了就是真的。我们不能说这些《新月》文人对鲁迅的持平之论，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虚伪的。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见过左联文人也对《新月》文人虚伪一回？当年徐志摩遇难后，我们就没有见过和他政见不同的人出来表示过一点悲伤。

     左翼文人或学者不要说对外人了，就是对自己当年的朋友也多数表现得很不近人情。最近我在《百年潮》杂志（2000年3期）上看到一篇徐庆全说胡风和乔冠华的文章，读后让人感到胡风一生的悲剧不能说与他早年的朋友没有关系。

     1966年2月，胡风将要被赶出北京时，感到极大的沮丧和屈辱。在无奈之下，给他当年在重庆时的好友乔冠华、徐冰、陈家康、徐平羽和老舍写信求救，以胡风的性格，他如不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是不会向他的这些当时身居要职的朋友求救的，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悲凉。但他重庆的朋友们没有一个对他表示同情的。他在给乔冠华的信中说：“明日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是统战部部长，胡风向他们求救，可以说已是绝望中的悲鸣了。胡风给乔冠华的信由乔冠华转给了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乔冠华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便再理会
他了。

章汉夫和周扬都在乔冠华的信上画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汉夫还特意写道：“我意不理。”这些历史的细节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悲伤，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如果是以不近人情为基本特点的，那么这样的文化精神就是可耻的。当年如此对待胡风的这些朋友，过不了多久，他们也都遇到了和胡风同样的命运。也许胡风当年的朋友那样对待他是有他们的难言之隐的，他们也身不由已。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但也有个人的品质，也有一个时代整个的文化精神。如果一个政治团体在他的成员身上清一色地体现出了不近人情的普遍特征，那么这样的团体就是最残酷的，最没有人性的。

    由胡风我又想到了胡适。六十年代初，雷震下狱后，胡适和他周围的朋友们至少在道义上是绝对支持雷震的，胡适不仅自己当面向蒋介石提过抗议，还在请求总统特赦雷震书上签过名。虽然胡适没有能从根本上解救雷震，但在道义上我们不能说胡适没有尽了他的努力。雷震六十五岁生日的时候，胡适还亲自抄了杨万里的诗《桂源铺》送给狱中的雷震表示对他的敬意。这些几乎是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事件，却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精神。历史不是抽象的，雷震的下狱和胡风的下狱相比起来，我们难道能不产生一点对历史的反省？

    胡适在学术上也是很有民主风度的。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了史学家陶元珍先生写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胡适之先生的民主风度》。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常举行研究报告会，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有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他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他批评错了的地方指出来，他毫不动气，立刻停止批评，请韩君导师佛学权威汤锡予先生（用彤）对韩君报告继续加以检讨，报告会刚结束时，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作准备，免得象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陶元珍先生对胡适的民主风度非常感慨，他在文章中说：“他并未因此怀恨韩君，对韩君反而特别重视。他的民主风度，应用到学术上，实足奖掖后进的学者，促成学术的进步，与藉口维持师道遵严，压抑后进，僵化学术者，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样的事在胡适一生中并不是个别的。陈桥驿先生最近也有一篇文章《我说胡适》，他在文章中对胡的一个评价是：“他是个正派人物，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物”。他认为胡适听得进不同意见，包括针锋相对的尖锐意见。他举了胡适的好友洪业（煨莲）劝胡适不要对全祖望责备过甚，还有杨联陞对胡适的一次考证失误的批评。陈桥驿先生说：“对于这类尖锐的批评者，胡适当然不会一棍子打死他们，因为他没有这种权力；但在胡适思想上，也并无一棍子打死他们之意，因为他绝不具有这种‘品质’。后者是有证据的，他和洪业始终朋友如故，二人间通信有长逾万言者。他和杨联升也始终师生如故，他身后的《手稿》还是杨写的序”。（《新知》第4期第9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像胡适这样的风度，我们在左翼学者身上就很难看到，比如郭沫若，他在学术上的风度是不可以和胡适相比的。

    我们说一个人也好，说一个文人群体也好，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风度和气质，实际上都映现着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精神。《新月》文人最后的选择虽然是我们过去很不认同的，但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他们的那些气质和风度成全了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土干兄，谢谢！

斋主，前天和一个老朋友通话，他开了几个饭店，提到曾X元到他那里去吃饭，人大不如以前了。

牡丹MM，谢泳的文字使我受教。我一直推崇鲁迅，后来看了林语堂先生的作品，纠正了一些看法。对胡适，尚兄上次引了一些，我有一些领悟，今后还要找一些东西来读读。

冷兄：我向您郑重推荐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以及周质平的《胡适与鲁迅》。

牡丹妹妹引的这篇也很意思。一批人和另一批人相比，正显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不过我不是太赞同’民主风度‘的提法。这个提法显得很表面化。‘民主气质’也不对。对于每个个人来讲，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说‘胡风是一个实践民主生活方式的人’又太罗索。需要一个简单的中文词来表达‘实践民主生活方式’这个中国人没有的概念。

尚兄，唐先生的东西我读了一些，关于胡适却偏偏没有读到，他好像是安徽人，有篇大饥荒的文字给我印象极深。

下班我要撤了。

斋哥已经比常人付出许多了.
"绝不与邪恶同流", 好!

冷兄出手又显大手笔.

我向来对政治不懂, 搞不清里面的乌七八糟. 只好躲远点.

胡风的事情是小时候在一本连环画上看到的. 别的忘了, 只记得一个画面: 胡被画得满脸横肉, 笑嘻嘻地要送一支钢笔给一女土改工作队员.... 大概想说胡作风有问题吧. 现在想来好笑. 那时生活问题是搞倒一个人的有效武器.

后来胡被平反, 读到他的文艺理论文字. 感觉特涩特怪, 不喜欢.
一直想鲁迅为什么喜欢他?

谢泳写得很好，右派文人的为人素养都胜于左派呀。请牡丹妹妹将谢泳一文贴到正文，大家都能看到。

To 杜欣欣:贴到正文了.

为人当如此，为文亦当如此。

这就是我喜欢这个坛子的地方，风花雪月的小资要有，堂堂正气的大手笔文章也有，人之必须的身边小事要有，还有深切的人文关怀！

贾先生不愧是中国硬骨头士大夫的代表，一条汉子。 只是对于胡风本人，我觉得他也同样具有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缺陷。他在49年前后写的一些肉麻吹捧伟大领袖的诗文， 并不比郭沫若好多少。 假如他不失宠，谁也难说以后的运动中他是否也会在批判会上“跳上台去大声揭发----”


冷兄下面这段写得最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问问自己。

“-----一方面也警示我们，再也不能对蹂躏思想和人格的暴行熟视无睹。人们不可能对真理的认识一下子弄得那么清楚，也很少能够象贾先生那样奋不顾身舍生取义，但人们最起码不应该随便作贱自己，正如贾先生在书的引言中一再问自己的：“我们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象个人的样子？”

谢谢冷热的好文章！

我本人也与贾先生有过接触，从心底非常敬重他的高尚人格和铮铮傲骨。他被誉为上海滩上最硬的汉子（当时一位与他同时代的老人对我如此说）。同时，他对后学者也很提携和帮助，鼓励。我见到他时，正好他纪念夫人任敏的书出版，得赠一本。书名很有意思《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包涵了多少对夫人的情意，又有多少不尽之意。这是书首的一段话：

“我与任敏结缡六十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的所有的人生活动和成就都凝结着妻子的欢欣和眼泪。我们在到处是坎坷的人生旅程中，彼此搀扶着，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过来；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天风暴，坚强地活了下来。我深深感谢六十多年来她对我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冷热兄好文章。

非常钦佩贾先生的个人品格，特别是宁肯坐牢，也不对朋友落井下石的高尚品德。扪心自问，
如果处于那种境况，我这种凡夫俗子很可能会在压力下屈服，去干为虎作伥的勾当。

不是很理解下面的这段话：


我希望老先生谈的是民主的道路，自由的道路，博爱的道路。

同意八兄。

我们出国多年，应该意识到没有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每一个公民的人生和人权都没有保障。

而中国人，几千年都琢磨不出这个简单的道理，总是内杠，抱怨别人。

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太容易了，要知道人的表现有太多的外在因素。

而解决中国这个最基本的制度问题，人人有责，(因为人人都不安全)，需要大量的建设工作。

不然，永远恶性循环。

特别谢谢岑岚，我把你的提醒加在了文中，我还记得贾先生在追悼会上为夫人任敏下跪，不知记错了没有？

冷热兄的文章总有一种震撼心灵的东西，此篇尤甚。中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里还不乏贾先生这样的人，而当今的知识分子里要找这样品格的恐怕不易。我们向贾植芳致以崇高的敬意，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不止一次把目光从铅字上移开，遥望万里之外，向这位从未谋面的自称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大时代里的小脚色的大写的人投去深深尊敬的一瞥。

去掉“大写的人”可能更有韵味。本篇中贾植芳的人格力量已经排山倒海，无须强调。


>>胡风是鲁迅称赞的“明明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又一个正直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同时又是青年人赤诚的朋友。他对新文艺运动的贡献与对文学青年的扶持、关怀、帮助，于我个人的有限经历，都是一个证明者”。

这一段都是鲁讯说的吗？后半句不明显。

〉〉去掉“大写的人”可能更有韵味。

老任，已经去掉了，但给CND的不能改了，已经走了。

〉〉“明明是一个有为的青年”，这是鲁迅说胡风的话。下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又一个正直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同时又是青年人赤诚的朋友。他对新文艺运动的贡献与对文学青年的扶持、关怀、帮助，于我个人的有限经历，都是一个证明者”，是贾植芳的话。

冷热的文章很有力度。

这书我也读过，其他火凤凰系列的书也读过几本。一段时间，曾经搜集胡风的殉难者相关的材料读，读懂了不少道理。

老尚推荐的唐德刚的书也非常有趣，还有一本他写的胡适口述自传也一样的好。

老唐的书最近好像在大陆也被禁了。不清楚是否是这一本。

看了.很喜欢.提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