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春蚕到死丝方尽
当我跪在焚化炉前，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妈妈，送她最后一程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一个无条件爱我的人；一个能原谅我任何错误的人；这种刻骨铭心的哀痛将陪伴我日后的思念，这种“无语话凄凉”的伤感总在我每一次凝视她的遗相时泛滥。
1937年我的母亲刚还完教会支助贫寒学生读大学的贷款，抗日战争爆发了。她参加并主持了武汉鲶鱼套伤兵救容所的工作。 1938年，受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派遣她出席了在纽约州举行的世界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并在北美56个城市宣传抗日。她对与会的妇女们说：你们脚上的日本丝袜中每七分钱的利润就可买一颗子弹打中国人。。。从而在不少城市产生了抵制日货的高潮。在之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母亲和取得博士学位的父亲经历危险回到抗战中的中国。妈妈对我说：重庆的公务穿着草鞋上班，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抗日中的祖国。。。
昨日的明月是“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在这无眠中我回忆着与母亲之间的陈年往事，思绪万千，我忽然发现童年的我对妈妈的记忆几乎是凤毛麟角，只记得她是上海第二教养院的副院长，每晚至学生宿舍熄灯后才回家，我当然是见不到她的，我缺乏照顾以至反复感冒转为哮喘伴我至今。
在反右中，母亲天真地问：“什么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它到底反动在哪里？”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上一个语气助词“哼”和一个惊叹号成了“哼！什么是马尔萨斯人口论！”而被划为右派。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她是在我哮喘发作，急诊住院时登上前往甘肃定西县的列车，这是她一生中的一大内疚，从此后母亲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在我童年的回忆中母亲大有“淡烟乔木隔锦州”的朦胧。我只记得她教育我吃相：“畜生是用嘴去将就食物，人是以食物将就嘴。” 以改正我伏在碗上扒饭的恶习。
我六年级时,她从甘肃回来，回忆与当地农民共同渡过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她告诉我人饿死时并非是骨瘦如柴而是肿得面目全非，能动的人还是要拄着棍子下地干活，有一天收工的路上她饿倒在地，从微开的眼缝中她看见一根一根的棍子从她眼前慢慢移过，没有一个人伸手拉她一把，最使我震惊的是她接着说：“我并不怪他们，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但不能拉起我，而且自己也会因此而跌倒。”
生活的潮水像拍溅在岸边的浪花冲洗和切断我对生活回忆的索链，然而留在岸上的片断却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她异乎常人的宽容、坚韧第一次地在我的心中耸立魏伟。
文革时期，人人自危，检举陷害他人以洗脱自己是人们惯用的手段。文革后七中举行了一次教师会，会上害过别人的教师们相互道歉，母亲说：“我是唯一一个不用道歉的……”我知道她受的酷刑，因她从不承认自己反人民也不陷害别人，红卫兵在军代表的指使下，让她站在三条腿的凳子上，拉打她、撕她的头发，花白的头发遍地都是，一次次地从凳子上跌下，我知道这“唯一不用道歉”的后面是多么伟岸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人格、道德。
她一生中热爱社会工作，儿童教育，文革后期，她自愿天天去教一个低智儿童使他终于认识“11”是一双筷子，“2”像鸭子，“8”像麻花……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母亲将她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教育事业、培育人材中。母亲与我同住在美国时，她经常忙于为学生写推介信，打电话找奖学金，我们开玩笑说“老娘工作繁忙。”有一次由于长时间伏案写信给各大学为一个学生找奖学金，以至站起头晕跌倒在地。母亲回国后投入了崇爱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中，为培养失学的儿童作出了努力直至95岁高龄。
我为我母亲光辉的一生而感到骄傲、为有这样一位母亲而自豪。
因为她的人生虽然历尽辛酸，但文革后的几十年是很美满的，她与父亲的合编著作于一月出版了，她生前已知道万事具备只久付印，唯一的遗憾是未见此书正式出版。今年一月妈妈的自传“一粒珍珠的故事” 正式出版了。我母亲的一生是社会学系工作者的缩影，希望从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对爱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对民族，祖国所作的努力和深深的爱。
我父母的一生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历经坎坷、坚忍不拔。
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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