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正西沉，快马疾驰，把我带到埃尔祖鲁姆城门口。”亨弗莱·桑维思(Humphry　Sandwith)的笔记让我体会到旅客的乡愁和城市的慰藉。那是18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协同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作战，桑维思作为英方随军医生远赴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前线，在战斗与行军间隙，他写下一本《亚美尼亚见闻录》，战争结束后在伦敦出版。
　　埃尔祖鲁姆一带，自古是亚美尼亚领地。亚美尼亚人公元前4世纪自高加索地区西迁安纳托利亚高原，长久未能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先后臣服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化帝国、罗马、拜占庭、波斯、塞尔柱突厥、蒙古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马可·波罗《寰宇记》载，“世界最良之毛织物出产于此，境内有最美之浴场同最良之喷泉，居民是亚美尼亚人，臣于鞑靼(编者按：指蒙古)。每届夏日，东方鞑靼全军驻夏于此，缘境内牧地甚良，可以放牧也。惟冬季酷寒，彼等不居其地，所以一届冬季，即徙居天暖有良好牧地之所。”
　　我在6月下旬路过埃尔祖鲁姆，正是一年中温煦而短暂的夏季。草原牧区的地貌，昼夜温差较大的大陆性气候，以及高原边疆人远地偏的荒凉之感，处处让我想到几千公里以外的新疆。如果说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很像新疆，那么，埃尔祖鲁姆这个东部重镇就犹如乌鲁木齐。只不过，埃尔祖鲁姆海拔比乌鲁木齐还要高将近1000米，冬季气候的严酷，可想而知。
　　比我早15年到达埃尔祖鲁姆的旅行者菲利普·格雷兹布鲁克(Philip　Glazebrook)，不巧正赶上土耳其军人政变的混乱时期。他坐在长途客车上，望着车窗外宵禁时分空无一人的寒冷街道，微弱的钠灯照着肮脏丑陋的水泥建筑，他想：“我为什么要在埃尔祖鲁姆逗留？这里到底有什么让我感兴趣？”他打不起精神游览城市，一心只想离去。
　　对一个西欧人而言，旅途到了这里，似乎已走到世界尽头。但对于我，路还长得很。埃尔祖鲁姆不过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驿站，在这里，一条古道向南直达地中海，另一条路向东，通往万重关山之外的印度和中国。
　　埃尔祖鲁姆有多处塞尔柱部突厥人遗留下来的建筑名胜，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城中古堡墙上的一幅阿塔图尔克(即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土耳其国父)侧面像。在土耳其全国各地，阿塔图尔克的严厉面容以铜铸、大理石刻、壁画、油画等各种形式出现在各种公共场所，简直就是土耳其的国家图腾。埃尔祖鲁姆的这幅却有些与众不同，像一件政治波普作品———许多个小灯泡缀连起来，构成一幅二维的镂空“线条画”。尽管都是些虚线，这个形象的意义却不容置疑。
　　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夏天，凯末尔在埃尔祖鲁姆国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就是从这个东部边城开始走向革命胜利，在4年后建起欧化、世俗化的土耳其共和国。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时至今日，埃尔祖鲁姆这个土耳其的延安竟又变成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堡垒。妇女们把摘下的头巾重新戴回头上，有的还从头到脚裹上黑色长袍，男人们一日五次忠实地聚到清真寺的礼拜堂里。太阳西沉的时候，城堡上电灯亮了，凯末尔将军的眉眼、耳廓、发际线顿时生动起来。与此同时，城堡下36万人的城市里响起了传唤礼拜的广播声，海潮一般，包围着、冲击着拜占庭皇帝西奥多修斯建于公元5世纪的城堡。多少个世纪的往事，飘忽泯迹。暮色中的凯末尔将军显得有些寂寞。(P1157631)

[ Last edited by 杜欣欣 on 2006-4-13 at 1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