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段痛史,让人伤心、痛苦,咬牙切齿的事儿,一个又一个,挨打、割地、赔款,没完没了。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读近代史的时候,多少天连饭都吃不下去。显然,这些伤心事儿,多半跟洋人有关,不是洋人打破门闯进来,哪儿会有这么多事儿呢?虽然说,洋人没来的时候,中国自己乱起来也是杀杀打打,以至于“尸骨遍于野,千里无鸡鸣”,但肉烂在锅里,肥水不落外人田,回顾起来,心里总是好受一点。可是洋人一来,便宜都让人家占了,吃亏的净是自己,这心里头,怎么也难以平衡。

　　可是,话说回来,中国有没有可能让洋人不进来?其实,自打清朝的康熙皇帝跟罗马教廷闹翻,中国人实际上安着心要把洋人堵在门外,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让十三行跟洋人打交道,上岸的洋人圈在夷馆里,等于是在自家狗洞开个小缝,交易在门缝里做,眼不见心不烦。然而,这样的天下太平境况,没有维持太久,英国人在两次礼貌地扣门被拒之后,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过了二十年,大炮接着轰开了北京城,洋人不仅进了门,而且登堂入室,驻下不走了。

　　在世界的丛林时代,落后就意味着挨打,或者说,停留在前现代就要挨打,是一个严酷但又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显然,现在的世界要好得多,后殖民时代,即使像索马里这样,连年内乱,连个像样的政府都没有的国家,也没有人去侵略占领,啃块土地下来。应该说,那个时代中国受欺凌,遭蚕食,是个无法避免的宿命。

　　宿命是洋人带来的,挣脱宿命的唯一途径,也跟洋人有关,这就是向洋人学习,自我变革,走出中世纪。老师虽然总是打学生,但是没办法,学生只能跟老师学。一部近代史,走到今天,也许并没有走完,回顾历史,为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哀怨没有用,叹息没有用,愤愤不平也没有多少用。屈辱的过去,已经过去。说起来,过去一页的翻过,也有我们先辈的贡献和努力。

没有怨妇和泼妇气息的近代史

　　然而,以往国人之于近代史,有两种心态总归在心头萦绕着过不去,一是怨妇心态,凡事讲哭,哭个没完,洋人欺负我们,横也欺负,竖也欺负,逆着他欺负,顺着他也欺负,没天理,丧良心。一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有打就好。农民起义,好,顺便打了洋人,更好,如果专跟洋人过不去,不管是闹事,打劫还是杀人,都好上加好,连用个洋人铅笔都会当二毛子来打的排外狂潮,也大唱赞歌,击节叫好。无论怨妇还是泼妇,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凡是洋人和洋人沾边的东西,都可恶透顶。洋兵来了,自然没得说,是军事侵略:洋人经商,是经济侵略,洋人办学,是文化侵略,洋人传教,是宗教侵略。于是,哀哀然,愤愤然,不知何时有尽期。

　　现在摆在我案头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是一本没有怨妇和泼妇气息的书,作者名叫徐中约,是出身本土燕京大学的美籍华人学者,在世界的史学界拥有很大的名气。说起来,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本旧作,早在1970年就出版了,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史学界和凡是开中国近代史相关课程的大学生那里,几乎无人不知。早些年,我也在台湾读过。直到今天,在西方大学图书馆里,此书依然有很高的借阅频率,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权威著作和教科书。

　　诚然,从研究者的眼光来看,这部著作,还是有它的毛病的,比如,不少细节叙事有偏差,比如对会党和白莲教的反清复明传统的过度认证,忘记了其实这种说法无非是这些漫无头绪的团体的一种事后的追认。因袭费正清氏的说法,认为义和团由于迷信,宁用刀矛,不肯用新式枪炮,其实,有太多的证据显示,义和团是喜欢新式枪炮的,不仅抢过清军的军械库,而且打过清军枪炮的主意,只是这些刚从地里出来的农民,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有了也是摆设。由于成书较早的缘故,在戊戌维新的历史叙述中,像中国过去的近代史学界一样,有些囿于康梁说法,从而过于突出康梁,尤其是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地位。比如康有为唯一的一次被光绪召见,康有为说是谈了四小时,此书也说谈了四小时,其实,此次召见并非只有康有为一个,康的前面有人,后面还有人,恰好,排在康的后面的,是跟康有为具有同样变法思想的张元济,据他记载,光绪跟康,只谈了十五分钟,显然,从清朝多人晋见的惯例来看,一谈四小时,不合情理,而且以人之常情论,前面的人谈多长时间,后面等待者应该最有发言权。康有为为了圆自家“帝师”的牛皮,不得不在这唯一的一次召见中添油加水,但是作为研究者理当清醒一点。

　　不过,尽管有一些小毛病,毕竟属于白璧之瑕,无伤大雅。就整体而言,此部近代史,堪称杰作,对于大陆的史学学人,包括广大历史爱好者,是一场及时雨。

将“开放”作为主旋律

　　徐中约先生的历史叙述,平实而富有条理,视角独到而且叙事清楚,合理而且合情,即使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没有多少了解的外国人,也一样可以读得下去,无怪乎此书出版之后,如此受英语世界的学子们的欢迎。对中国人来说,此书最特殊之处,是展示了中国近代历程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逻辑线索,这就是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儒家国家,经过怎样的奋斗挣扎,走向现代化之途的。应该说,这才是近代中国行进的主线。西方的到来,诚然是想强行将有着自己逻辑和天下的中国,纳入他们的世界图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进入这个世界,熟悉了解这个世界的规则,也是中国人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

　　这里,既有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反应,更有中国内在逻辑的变化和自我的适应。开放,学习和变化,成为近代叙事的主流。因此,在中国语境下近乎神圣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找到了它的本来面目,里面有摧枯拉朽的战绩,也有冬烘颟顸的宗教狂迷,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注意到了这场运动跟原发地土客籍矛盾的关系。同样,对于我们某些史学家眼中的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义和团运动,作者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这场历史倒退潮流,跟戊戌政变后朝政“反动”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将边疆危机、教案、戊戌政变、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运动之间复杂的关系,理得清清楚楚,令人信服地点出了这场历史倒退,对中国国家日后发展的严重危害。

　　显然,在我看来,此书最独到之处,在于将“开放”作为全书的一个无所不在的主旋律,因此,全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前现代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在文化和商贸关系上的封闭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是怎样崩溃的。而且,后来的所有叙事,都或隐或现地凸显着开放的议题,无论是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还是戊戌维新,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洪宪帝制,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国民革命,以及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两党的治国轨迹。正因为如此,美国和日本以及俄国,作为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被搅进了中国的历史之中,使徐中约的历史叙述,有了更加宽广的世界视野。

　　这本近代史,在出版三十八年之后,终于被引进到了中国大陆,虽然晚了一点,但有总比没有强,这说明,经过新时期的三十年的开放,至少有一部分国人,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过去的历史了。

徐中约是谁?

　　徐中约(Immanuel　C.Y.Hsu,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学者。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著有《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中约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