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沧海不是云 ─ 贝多芬“永生的恋人”探秘（上）

一、

永生的恋人，永远的话题！

贝多芬病故后，负责处理后事的亲友在他住处的一张旧书桌的一个隐秘抽屉中，发现了一些主人生前珍藏的隐私物品：7张银行股票单据、两幅女人象牙小像，和几封书信。除去那从未示人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另有3封信，是贝多芬自己的笔迹。就内容看为情书，奇怪的是信上都没有收信人姓名，但肯定是写给同一女人的，根据3封信是两天之内所写判断；信上标注日期为“星期一，7月6日；星期二，7月7日”，而重要的年分却又缺失；发信人地址无，收信人地址仅有一个字母“K”。三封信都不长，语句热烈而不乏纷乱，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双方当时正陷入热恋，写信人称收信人为“永生的恋人（Immortal Beloved）”。

这3封“匿名信”并没有马上引起人们的重视，除去贝多芬的秘书申德勒（Anton Schindler，1795–1864）随意就此发表了一些意见，随后被闲置了几十年。19世纪下半叶，贝多芬权威传记作家，美国人塞耶（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1817-1897）首次提出贝多芬永生的恋人的身份是一个谜。随着贝多芬影响的持续扩大与对其研究的深入展开，这个永生的恋人愈来愈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兴趣。情书上为什么要掩去收信人姓名，不言而喻这是一种保密手法，防止对方的身份泄露。是什么人的姓名需要保密？为什么需要保密？她与贝多芬的关系究竟怎样？贝多芬万万不会想到，当年他于私生活中施展的一个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复杂高明的小手段，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跨世纪的文化悬案，引得一代代博士、教授先生们前来侦探研究，最后连编造历史水准一流的好莱坞也赶来凑热闹，1994年出品的同名同题材电影《永生的恋人（Immortal Beloved）》，从史学角度看就是一场肆意愚弄观众智商的闹剧，比《恋爱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Love）》还要不堪，将一个绝佳的古典爱情悲剧题材生生糟蹋掉了。

悬案引发诸多疑问、解析和回答：信写好了，怎么会仍在写信人手里？是不是没有寄出？为什么没有寄出？另外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信仍在写信人手里，信就不曾寄出，收信人就没有看到过，因为信件完全可以是一式两份 ─ 原件和复写件，一份寄出，一份留档。哪怕信是孤本，没有复写件，也有可能是寄出后又被退了回来，而退信者可能是邮差，也有可能是收信人，甚至是其他什么人。对于寄信收信这个看似简单的互动行为，答案就有如此多的不同组合可能。其它问题就更多更复杂，信写于哪年？写于哪里？寄往何方？对信的内容如何分析？有什么样的解说答案？等等，当然最大的问题自然是：信是写给何人？贝多芬这位永生的恋人究竟是谁？

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探讨，重要的写信年份基本上被确定公认了下来 ─ 1812，贝多芬41岁那年。事情变得愈发蹊跷，因为1812本是贝多芬罗曼史的饥荒年，没有任何花前月下的痕迹，现在冒出来这么一个猛烈而隐秘的爱情事件，让人既惊异又好奇。侯选永生的恋人前后加起来有7、8位甚至更多，莺莺燕燕选美一般。最后大浪淘沙，在专家们的放大镜、显微镜的检验筛选下，一个个佳人纷纷落马，被淘汰出竞争行列，最后几乎只剩下了一位幸存者 ─

1977年，美国音乐学家所罗门（Maynard Solomon，1930-）出版了他的那本或许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贝多芬传记。书中他以32页的充实篇幅，和被推崇者誉为的“严谨的科学研究”方式，对永生的恋人这一重量级贝多芬课题做了相对详尽的探讨。复杂精密的故事情节外加层叠交织的人物关系，让人读来如看福尔摩斯小说，颇有几分头晕目眩感。作者最后力排众议得出结论：贝多芬的永生的恋人，既不是最早被轻率指定的朱丽叶，也不是50年代的重大发现约瑟芬，而是已经被个别专家怀疑，但并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的安东妮•布伦塔诺。

安东妮亮丽登场，丑小鸭摇身变作天鹅，引来一片掌声和欢呼。所罗门的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推崇，称之为风靡一时也不为过，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影响遍及各国音乐界，贝多芬永生的恋人=安东妮作为一史实逐渐深入人心，变成了千万古典乐迷的共识。那么，百年之谜迎刃而解，永生的恋人之争就此尘埃落定了么？未必，事情还远远没有完，一是学术争论永无止境，二是意气纷争无处不在，三是专家学者也要吃饭。质疑所罗门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其中以欧洲口音最多。欧洲人对美国的感情比较复杂，夸大点说可谓恨爱交织。而对于自二战以来风靡全球，商业烙印浓重的美国文化，欧洲人的不屑恐怕要多于艳羡。从19世纪的塞耶到20世纪的所罗门、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1930-）等，近现代影响广泛的贝多芬专家、专著多出自美国，这让欧洲人有些情何以堪，乐圣本应该是他们的“洲宝”呀。欧洲人挑战美国人的研究成果并非全然出于酸葡萄心理，比如所罗门的福尔摩斯断案本不是无懈可击。当初塞耶为投身贝多芬研究，30多岁开始学习德文，几十年生活工作在欧洲，调查采访的足迹遍及维也纳、波恩等贝多芬故地，最后的贝多芬专著以德文写就。而如今的美国贝多芬学者如所罗门等大多是外语文盲，没有能力参阅丰富的原始德语文档及其它语言文献，只能依靠现有的英语翻译资料。这是他们在贝学研究领域的先天不足，为欧洲人诟病无可厚非理所当然。

否定安东妮，认定约瑟芬，是至今仍远未结束的永生的恋人之争中的另一声音，或说欧洲之音，虽然一时相对处于下风，但不应该被人为忽视，别忘了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非此即彼，针锋相对，究竟是哪一位，或者哪一个都不是，需要以证据而非感情说话，来看相关评介分析。

二、

安东妮•布伦塔诺（Antonie Brentano，1780-1869）：安东妮出身于维也纳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外交官、教育改革家兼艺术品收藏家，曾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室顾问，直接服务于特蕾西亚“女皇”（Maria Theresia）和约瑟夫二世（Josef II）。安东妮8岁丧母，随后被父亲送往一个半封闭的修道院生活学习，在那里度过了她的少女时光。18岁时嫁给法兰克福银行家、富商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765-1844），夫妻共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生育有6个子女。卒于1869，享年89岁。综观安东妮的一生，养尊处优、波澜不惊，一位典型的19世纪欧洲贵妇人。值得称道的是安东妮为当时法兰克福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她积极筹集资金，建立多家慈善机构以帮助当地的贫苦民众，因此被人称誉为“穷人之母”。

贝多芬、安东妮何时相识？不是通常认为的1810年，而是更早得多。贝多芬于1800年前就已经是安东妮父亲的朋友，经常登门拜访这位资深政府大员，自然也就认识少女安东妮。安父1809年死后，布伦塔诺夫妇维持深化而非开始建立与贝多芬的友谊，双方经常往来交际，密切友情维持了十余年。布伦塔诺夫妇在贝多芬的人生中留下的最大且没有争议的印记是1819-1820年委托法兰克福肖像画家施蒂勒（Joseph Karl Stieler，1781-1858）为其画像。几十年来为音乐大师画像的人不少，最后以施蒂勒这幅最为成功，流传至今成了贝多芬的标准像。另外哥德那幅有名的肖像画也出自同一艺术家之手。作为当时巴伐利亚王室的宫廷画师，施蒂勒其实是以画美女见长，代表作为慕尼黑美女肖像画廊（Gallery of Beauties），端的是燕瘦环肥，美轮美奂。

贝多芬的这幅画像，从表面看也经过了不少人为美化，或曰技术加工。当时贝多芬已年近天命，健康状况欠佳，不大可能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显得至少年轻了10岁。但艺术家火眼金睛，还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并尽可能地予以艺术再现：你看他，一头乱发飞舞张扬，其间夹杂着根根银丝，更增添了那股自由奔放的大气，仿佛一头片刻沉静了下来的雄狮。雪白的高领衬衣，鲜红的围巾领结，笔挺的深色外衣，裹在他身上颇有几分滑稽感，仿佛一匹千里驹被套上了马鞍。而他的眼睛，是全部故事的中心，远看他是锐利而深邃，仿佛沉沉夜幕下的道道闪电，要穿透这浑沌世界的迷雾，洞悉生命灵魂的奥秘。而定睛仔细看，在那眼眸的深处，又隐隐流露着一波波温情，如星似月般纯净，这是一颗返朴归真的赤子之心闪烁放射着的光芒。画中人右手持笔，左手托着一卷乐谱，那是他当时正在创作的《庄严弥撒》（Op.123）。入画时，他正好在写作或校对其中的第三部分《信经》，因为面对着他的首页左上角，显露出了Credo的字样。肖像艺术家在这不起眼的细节处理上颇具匠心，似乎寓有深意，他是不是在暗喻伟大的音乐家如贝多芬等就是上帝派遣的使者，来到人间传播真善美的福音。

贝多芬不喜欢被画像，摆个固定姿势一坐几小时，像个木偶般被人摆布，让他感觉简直就是活受罪。但这次有些不同，一是画家的水准较高，二是委托人是自己的多年好友，所以对此次画像请求他不仅爽快答应，并且十分配合，两三个月内一共作了四次“模特儿”，艺术家与音乐家合作愉快，佳作也就此问世。为了回报老朋友的善意和友谊，贝多芬先后题赠给布伦塔诺家人3部作品：《迪阿布里变奏曲》（Op.120）给安东妮；《第30号钢琴奏鸣曲》（Op.109）、《（快板单乐章）钢琴三重奏》（WoO 39）给她的长女玛克西米丽亚妮（Maximiliane）。幸运的小女孩，一定不清楚她得到了一份多么贵重的礼品。

贝多芬以为钢琴奏鸣曲是最能表现自我思想情感的一种音乐形式，他史诗般的32部钢琴奏鸣曲按创作年代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普遍看法是《悲怆》（Op.13）、《月光》（Op.27-2）为早期代表作，更上一层楼的《黎明（华德斯坦）》（Op.53）、《热情》（Op.57）为中期双子星座。个人看法是那既没有通俗别名，且在一般爱乐人中不那么耳熟能详的第30号和第32号（Op.111）奏鸣曲，尤其是第32，不仅是他全部钢琴奏鸣曲中的顶尖经典，也是人类音乐宝库中的登峰造极之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贝多芬在创作这些情思深邃、结构复杂，而又优美动听的晚期杰作时，自己已经全聋，什么都听不见了。肉体上，他生活在一个静默死寂的世界；灵魂上，他遨游于一个五彩缤纷的音响王国。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鲜。虽然共同拥有过很长一段美好时光，贝多芬与布伦塔诺夫妇的关系，据估计在他临终前的两三年已经疏远，基本上断绝了来往。简单推论是：那几年贝多芬没有了固定收入，经济上陷入困境，不得不四处推销作品，行同变相乞讨。那么他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呢？由此可见：临终前10天，他收到了英国伦敦爱乐协会因响应他的请求而寄来的100英镑（约相当于今天的1万美元）预付款，反应竟几乎失控，一位在场的银行职员（Sebastian Rau）事后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扭着自己的双手，因欢乐和感激而泪雨滂沱，这景象真叫人揪心。如果你们能看到这高贵、动人的一幕，你们这些慷慨的人啊，会觉得得到了莫大的酬劳和祝福！”真是一文钱轧死英雄汉，情可堪怜。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笔钱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用处，是彻底的身外之物了。他更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租住的这套公寓就是一座小金矿，满屋子都是珍宝，从随意涂写的纸张到大小各种乐器，但是只有在他身后，这些东西才能越来越有市场价值。他命中注定享受不到。而身为一方富豪的布伦塔诺夫妇对贝多芬那两三年的情况不是不闻不问，就是了解详情但却没有雪中送炭，要知道他们的九牛一毛可以救老朋友于水火之中。金钱如果比友谊还更重要，友谊也就不存在了。

那么，爱情呢？─ 什么爱情？─ 贝多芬和他的永生的恋人安东妮之间的爱情呗？─ 哦，对于这个问题，简明扼要的回答就是：查无实据，乏善可陈。这段如今在古典音乐爱好者当中有口皆碑的爱情故事，可以简单地用“三无”来概括：一无人证：没有任何过来人曾证明他们是一对恋人，贝多芬、安东妮两边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人为他们的爱情作证，像波恩女歌唱家玛格达蕾娜‧薇尔曼（Magdalena Willmann，1771-1801）的侄女那样不靠谱的证人也没有，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女士在当事人离世60多年后创造了贝多芬当年曾向她姑妈求婚的传说，并被广为流传。二无记录：没有任何历史资料显示两人曾公开或暗地里谈情说爱。与贝多芬有过长期密切交往的朋友学生如魏格勒（Franz Wegeler，1765-1848）、里斯（Ferdinand Ries，1784-1838）、车尔尼（Carl Czerny，1791-1857）、申德勒等人的贝多芬回忆录，对安东妮其人都没有特别记载，对他们之间的私人感情生活没有任何涉及。三无物证：贝多芬身后留下来的大量书信、日记和谈话簿，没有片言只字透露他爱过安东妮。二人之间确曾有过通信，安东妮写给贝多芬的信没有一封留存于世，应该是都散失掉了，收信人并没有刻意将其保留 ─ 难以想象贝多芬对自己永生的恋人的信件会如此随意。而保留下来的两三封贝多芬写给安东妮的信，没有一件是情书，没有一句是情话，除去那至今仍疑点重重的永生的恋人书信。

1867年首位贝多芬传记作家诺尔（Ludwig Nohl，1831-1885）结识了届时已87岁高龄的安东妮，她给他讲述了半个多世纪前他们夫妇与贝多芬友情互动的许多往事，欣然而坦荡，还向他出示了当年双方之间的通信。所罗门在他的书中没有谈及诺尔对安东妮的采访，他自然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只可惜从中找不到任何有利于自己发明的线索，只有故意装聋作哑了。但他却在无意中透露了一个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信息，那就是诺尔基本认可申德勒的看法，也即贝多芬永生的恋人应该是朱丽叶‧圭恰尔蒂（Julie Guicciardi，1784-1856），也就是当年《月光奏鸣曲》的受赠人。亲自和安东妮有过面对面接触的贝多芬传记作家诺尔，根本就没有将安东妮当作永生的恋人侯选者之一，这应该很说明问题 ─ 除非安东妮守口如瓶，和对方谈起自己对贝多芬的看法时言不由衷，甚至有意欺瞒，把诺尔给彻底忽悠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时慈善家安东妮已步入耄耋之年，风烛残年来日无多，其言还会不善么。相当长寿的安东妮本人一生没有招认此事，即使在丈夫死后也没有公开什么秘密，而后者比前者早走了整整25年 ─ 当然这不能怪她，如果此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后人强加于古人的，你让她招认什么。

三、

证明贝多芬永生的恋人书信的接收人为安东妮是所罗门的重大研究成果，问世后为各国音乐界广泛接受，除去在贝多芬的老家欧洲。那么，所罗门是怎么证明安东妮就是那收信人的呢？简而言之：先以贝多芬书信里的片言只字为线索，推测他刚刚在布拉格与恋人会过面 ─ 所罗门原话：“假定，他们在布拉格碰过面”，然后以此假定为基础分析证明：在当时和贝多芬关系比较接近的几个女人当中，只有安东妮一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所以毫无疑问她就是那正确的人。以下是所罗门当代福尔摩斯故事的迷你版：

1812年夏贝多芬的波西米亚（现捷克）旅行路线：
7月1日：自维也纳抵达布拉格（Prague）。
7月4日：离开布拉格。
7月5日：抵达特普利茨（Teplitz）。
7月6、7日：写永生的恋人书信。
7月25日：离开特普利茨。
7月31日：抵达卡尔斯巴德（Karlsbad，简称卡镇），住“上帝之眼”旅馆。与布伦塔诺一家会合。
8月7日：与布伦塔诺一家同行，前往弗兰岑斯巴德（Franzensbad，简称弗镇），住“双金狮”旅馆。
9月8日：与布伦塔诺一家分手。离开弗镇，回到卡镇。
9月16日：离开卡镇，回到特普利茨。
往后行程略。

1812年夏布伦塔诺夫妇和幼女凡妮（6岁）的波西米亚旅行路线：
7月3日：自维也纳抵达布拉格。
7月4日：离开布拉格。
7月5日：抵达卡镇，住“上帝之眼”旅馆。
7月31日：迎接贝多芬的到来。
8月7日：与贝多芬同行，前往弗镇，住“双金狮”旅馆。
9月8日：与贝多芬分手。
往后行程不详。

可以看出，在贝多芬与布伦塔诺一家于卡镇碰头以前，布拉格是双方各自旅程的相同中继站和唯一交汇点，而交汇时间只有7月3日一天，这天的天气是“大雨如注”。布伦塔诺一家前脚刚到，贝多芬后脚就跟进，和女主人私自幽会 ─ 这就是所罗门的重大发现之一。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二人的私情就发生在她的丈夫、他的好朋友弗朗茨的眼皮底下，时间最多只有一天24小时，还是风雨交加。先不说这种假定将贝多芬、安东妮二人的道德人品置于何等可悲的境地，单就技术层面而言，困难也太大了些。双方下榻不同旅店，贝多芬住“黑骏马”，布伦塔诺一家住“红房子”。那年代没有电话网络小汽车，不像今天一来二往两三个手机短信就可以把事情搞定，他们又是怎么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直接证据为零、间接证据虚泛的所罗门对此也不敢公然认定，只能说是自己的猜测，而随着他大作的传播流行，如今许多英文文献竟然就直接了当地宣称：贝安在度假期间于布拉格幽会（"They met secretly in Prague while on a holiday."）；贝安私情就发生在7月3日晚（"The love affair took place on the night of 3rd July."），真可谓三人成虎。

安东妮为处理父亲的庞大遗产，自1809至1812年一直住在维也纳，而丈夫弗朗茨的主要生意和住家都在法兰克福（他在维也纳有一个分公司），两地相距700多公里，交通不便外加兵荒马乱，夫妻二人这几年自然是离多聚少，安东妮不免长期独居，享有充分自由的她有的是机会与单身汉贝多芬幽会。二人又何必冒着被丈夫、女儿和仆人发现的巨大风险，于行程匆匆、车马劳顿的旅行途中暗通款曲，况且不久就要再次见面。这不合常理逻辑。

7月份贝多芬独自在特普利茨呆了整整三周时间，除去遵照医生的建议，泡矿物温泉试图治疗耳疾，还办成了一件大事 ─ 会见哥德。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时间1812年7月19日，人类史上的两位文化巨人会面了。结局令人遗憾地不是佳话一桩。开始时双方都客气，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接连几天会面，情形似乎还不错，但没过多久随着交往的深入，就开始相看两厌了。二人的性情差异太大，哥德嫌贝多芬愤世嫉俗，太不通人情事故，而贝多芬则正好相反，感觉哥德的宫廷市侩气太重，与自己心目中特立独行、自由奔放诗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不能不说，两个人对对方的人格判断基本上都正确。哥德比贝多芬年长21岁，当时已经63，早已功成名就，开始老气横秋，且沉浮官场多年，不免精于世故。诗人的光环还在，缪斯的灵气却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专业方面公平地说，音乐家的文学素养要比文学家的音乐素质高出一大截，或是说一个时代。哥德不赞赏贝多芬的处事为人也就罢了，他竟然没有能力理解贝多芬的音乐。不管后人怎么为其辩解，哥德在音乐方面的天赋灵性有限，欣赏面比较狭窄，并且非常保守，他不能理解莫扎特之后的大多数作曲家。贝多芬则正好相反。作为半个散文家，他一生高度赞赏哥德的诗文，有机会就为后者的作品配乐。诗歌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哥德是他最为敬重乃至崇拜的一位诗人。哥德的一些作品正是仰仗着贝多芬的配乐才得以广泛流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哀格蒙特》，当时如此，随着时代的前行，愈往后愈发显然。如今还有谁去看那出原创戏剧，而200年来《哀格蒙特序曲》（Op.84）始终是古典音乐会上的畅演曲目，此起彼伏经久不衰。其实这很正常，音乐是比诗歌更高级的艺术，自然也更永恒。当时不论是哥德还是贝多芬，对此恐怕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预见吧。

贝多芬与哥德在特普利茨共同串演的那个有名的故事出自散文家贝蒂娜•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笔下。此女是安东妮的小姑，弗朗茨的同父异母妹妹。如今广为流传的安东妮通过贝蒂娜于1810年认识了贝多芬之说，是所罗门的有意误导，原因见下。贝蒂娜那年夏天也在特普利茨度假。作为当时德奥上流社会的一朵文艺交际花，几年来她周旋于哥德、贝多芬之间，积极促成了他们二人的通信，但是她与此次历史性会面没有直接关联。贝哥故事的情节大概为：贝多芬与哥德正并肩行走在当地街道，迎面撞上了由奥地利帝国皇后率领的皇室团队，无外金枝玉叶王子公主，前拥后簇衮衮诸公。见此豪华阵容，哥德急急忙忙摆脱了贝多芬的阻拦，退到路旁脱帽鞠躬，毕恭毕敬行礼如仪，而贝多芬则我行我素迎上前去，昂首阔步目无余子。

故事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生动刻划出两大文艺巨人的性格特点，问世后很快就成为贵族圈子、文艺沙龙里的高雅笑谈。直到70多年后的1887年，德国画家罗林（Carl Rohling，1855-1920）依此题材创作了一幅油画《特普利茨事件（The Incident at Teplitz）》，以半写实、半调侃的笔法，惟妙惟肖再现了当年贝哥遭遇皇室的场景，更推波助澜，将此名人轶事推广到了民间大众。该画布局颇具匠心，重点刻画了位置呈三角形分布的三个男人：左后方免冠躬身向王公贵妇行礼的是哥德；正前方头顶礼帽，一脸孤傲，倒背双手，阔步行走于人群之外的是贝多芬。而右后方那个落在了皇族队伍尾部，手持礼帽，自背后向贝多芬行注目礼的英俊青年又是谁呢？他就是贝多芬的得意弟子，皇弟鲁道夫大公（Archduke Rudolph，1788-1831）。故事虽然有趣得紧，但有可能不是史实，即使很希望它是真的，却不能不为哥德说句公道话。贝蒂娜是个人精，擅长玩些文学花样。不过她确实不凡，不仅天生一双识人慧眼，且有一颗蔑视权贵的善心，寓教于乐，以春秋笔法自一个横截面臧否两大历史人物，小女子值得青史留名。

根据所罗门的叙述，贝多芬于7月25日离开特普利茨，31日抵达卡镇，与布伦塔诺一家会面，双方下榻同一旅馆“双金狮”。在接下来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携手度假，先是卡镇，然后是另一旅游胜地弗镇。贝多芬在7月初书写的恋人书信里似乎暗示不久有机会与恋人再次会面，而他很快就与安东妮见了面。对此所罗门很有些得意，因为贝安的再次会面是他“安东妮论”的重要依据之一。问题是这里有一个漏洞，一个让任何人都难以视而不见的巨大漏洞 ─ 安东妮的丈夫和女儿也在场，自始至终都在场。事情至此变得既有趣又诡异起来：贝多芬与布伦塔诺一家结伴度假一月有余，其间除了游山玩水泡温泉外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三人的交叉相互关系怎样？很可惜，对此没有任何记录，史料一片空白。没办法，我们只有向所罗门学习 ─ 猜测。猜来猜去，三人这段日子里的相处局面，大约只有以下三种可能：

情形A、前提：安东妮是永生的恋人。过程：贝安二人心照不宣，表面上装得没事人一样，公开场合不露声色以礼相待，暗地里则一有机会就互诉衷肠幽会偷情。傻丈夫弗朗茨一人始终被蒙在鼓里，悲催得和武大郎有的一比。

情形B、前提：安东妮是永生的恋人。过程：朋友之妻不可欺，既然已经欺了，继续隐瞒下去更不象话，是错上加错，而且也隐瞒不下去了，那么就开诚布公吧。贝安二人向弗朗茨坦承了他俩之间超出友谊的情感，并为之忏悔认错，决意从此斩断情丝，永不再犯。虽然感到震惊、愤怒和难过，但心胸开阔的弗朗茨对此不幸事件的发生表示理解，宽宏大度地接受了他们的忏悔和道歉，对妻子的背叛既往不咎，对朋友的友情一如既往。

情形C、前提：安东妮不是永生的恋人。过程：旅途愉快一路平安，没有任何特殊的事情发生。既然贝多芬和安东妮的关系，同他和她丈夫的关系完全一样，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就像他多次声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好朋友一起度假很正常，没啥不同寻常的故事在里面。布伦塔诺夫妇已经处理完他们在维也纳的私人事务，就要回法兰克福老家，以后双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后来证明是永别），所以贝多芬这次和他们一起多呆些日子，也算是为老朋友一家送行。他们在卡镇相见，或是事先约定，或是不期而遇，即便是后者，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巧合，因为特普利茨、卡镇、弗镇这几个温泉胜地，是当时的王公贵族、名流富豪夏天热衷的休闲去处，就像今天的佛罗里达、夏威夷，熟人相遇不希奇。

贝安会面既让所罗门感到满意，但丈夫和孩子的在场，一家人和一个单身汉结伴长时间旅游度假，双方既亲密无间又光明磊落 ─ 至少表面看是这样，又让他觉得很头痛：如果贝安之间确实存在着永生的恋人书信里那样水深火热的爱情，他们三人这样的行为方式岂止是不好解释，简直就是超乎人之常情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于是音乐学家采取鸵鸟战术，自欺欺人地想把难题糊弄过去，他写道：“冥思苦想贝多芬与安东妮和弗朗茨在1812年7月到9月间在卡尔斯巴德和弗兰岑斯巴德重逢期间大概发生了什么，毫无意义。”怎么会毫无意义呢，这太有意义，极其重要呀。让你难以解释，对你的理论不利的事情就是毫无意义，这也太不严谨，太不负责任了吧。要知道写历史不能像吃自助餐，只管往盘子里拣对自己口味的菜。以所罗门超强的现代美式想象力，也不敢想象情形A会发生，这将置音乐大师贝多芬、慈善家安东妮的人品道德于卑鄙低劣得几乎没有底线的地步，另外精明过人的银行家弗朗茨在个人感情上怎么可能如此弱智。于是他暗示情形B发生了，以毫不学术的武断口吻做出结论：“三个人不管怎样肯定成功克服了危机，找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激情升华成了无限深情的友谊。”证据呢，还是莫须有。无证据，如何能“不管怎样”地“肯定”？没有任何证据即信口开河妄下结论，等同于强奸历史，不是科学的态度。

没有证据证明情形B发生过，当然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情形B不曾发生过。一个缺乏证据的历史假说是否有说服力，可以从人物关系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理性地予以分析推断。1812年夏分手后，贝多芬回维也纳，布伦塔诺一家回老家法兰克福，双方从此至死再没有见面，只是保持着松散的通信联系。布伦塔诺夫妇及其后人对保存贝多芬信件很用心，但19世纪末拿出来公开拍卖时也不超过10封，由此可见他们通信的频率很低。有几年弗朗茨成为贝多芬与波恩出版商西姆洛克（Simrock）之间的中介人，帮助他出版作品，还曾数次贷款、预付款给收支暂时失去了平衡的作曲家。老朋友从中获益并为之感激，且在需要的时候没有任何隔阂地跟他的银行家朋友诉苦：“我的现状很艰难，压力很大 ... 但是我不应该对此有所抱怨，感谢上帝，这是我对他人的额外奉献。”（"My circumstances are so tough and pressing ... though I am not to blame for this, thank God. It is my excessive devotion to others." ─ Beethoven to Franz Brentano，1820.11.28）。在这封1820年写给弗朗茨的信中，贝多芬和他讨论了还贷和《庄严弥撒》的出版问题。这时距永生的恋人信件书写日期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茨曾经数次慷慨地免除贝多芬的还贷。

贝多芬和弗朗茨的私人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 友好而正常，和他与其他好朋友的关系一样。如果贝安之间确有私情，即使弗朗茨对此异乎寻常地宽宏大量不予追究，两个男人又如何能够长时期保持如此深厚的友谊，贝多芬怎么还好意思请求被他严重伤害了的弗朗茨帮他办事，并接受对方的钱财资助。如果他这样做，岂不是太没有人品自尊了，让朋友的高大反衬出了自己的渺小。虽然身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弗朗茨懂艺术、有教养、重友谊，他对贝多芬的感情态度，自始至终是欣赏、崇敬和信任。1811年5月身处法兰克福的弗朗茨在一封给妹妹贝蒂娜的信中说：“我很思念维也纳，因为整个冬天东妮（安东妮的昵称）的健康状况都欠佳。这真让我为她担忧。好在有贝多芬，能常常以他美妙的琴声去给她带来宽慰。”对妻子的深情挚爱和对朋友的信任感激跃然纸上。事情至此变成了这样：一个作丈夫的人，对自己的一个知心男性朋友的人品道德百分之百地信任，丝毫不怀疑这位朋友和自己的妻子之间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发生。而一个半世纪后在另一个时代，操着另一种语言，生活在另一个国度的一个学者，却越俎带庖自告奋勇，想方设法要为这位丈夫去“捉奸”，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他的好朋友和他的妻子联手欺骗了他 ─ 事情是不是有些滑稽和荒谬。所罗门在这里陷入了一个常识性的逻辑误区：与老朋友密切交往多年的弗朗茨充分信任贝多芬，你凭什么怀疑？和妻子相亲相爱几十年的弗朗茨充分相信安东妮，你凭什么怀疑？难道你觉得自己比弗朗茨还更了解贝多芬和安东妮？你的这些捕风捉影、零散虚浮的所谓证据，你建立在大量的“假如”、“可能”、“或许”之上的最后结论，比弗朗茨的亲身证词更值得人们相信？按照你的世纪发明，贝多芬一面对别人说布伦塔诺夫妇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一面却趁人之危，于朋友夫妻分居两地，妻子身心处于低潮的时候，利用她对自己的崇拜与其苟且，你觉得他就是这样的道德人品？

贝多芬在永生的恋人书信中，流露出了恋人有与他私奔结合的愿望，而自己处于极度矛盾中的心情。安东妮作为一位养尊处优的豪门贵妇，有什么巨大的力量能够驱使她义无返顾，抛弃关爱体贴的丈夫、可爱幼小的4个孩子（另外肚子里还有一个）和幸福美满的家庭，去和一个半聋音乐家同赴那不可预知的未来？是爱情吗？安东妮对贝多芬的情感态度，根据有案可稽的历史记录，集中反映在她的两小段话里。在一封1811年给她丈夫的同父异母弟弟，文学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的信中，她写道：“我要把原谱（一首他寄给她的康塔塔）送到贝多芬神圣的手上，我深深地崇拜他。他像神明一般漫步在芸芸众生之间，以更高的立足点对待这个低微的尘世。他消化系统的病痛只能使他暂时受到伤害，因为艺术拥抱着他，并紧紧地把他推向温暖的心肠。”1819年在写给自己的宗教顾问兼主教的一封信里，她再次谈及贝多芬，说他：“伟大，卓尔不群 ......作为一个人比作为一个艺术家更伟大......他自然，俭朴而且智慧，一望而知有善心......”

安东妮对贝多芬的评价极高，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了不起的是她的评语异常独特，她以一双非凡的女性慧眼，洞察到了贝多芬不仅作为一位伟大艺术家，并且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内在品质及价值所在。说安东妮是贝多芬可遇而不可求的红粉知己绝不为过。但是，这种异性偶像崇拜是男女之情吗？至少从这两封信来看，不像。内容分析不像，收信人的身份分析更不像，不要说在19世纪初的欧洲，即便于21世纪今天的欧美，有哪一个身为天主教徒的已婚女人，会将自己对一个第三者男人的隐秘爱情，向自己丈夫的弟弟和教区的天主教神父透露，除非她这是在作忏悔。而从安东妮信中的文句来看，她不仅为人热情，而且很有理性，不像是一个轻率随意的女性。如果说此种崇拜等同于爱情，那么贝蒂娜则比安东妮走得更远，来看看1810年贝蒂娜在写给哥德的信中对贝多芬的具有某种前瞻性的赞美评论：“当我看到我要跟您说的这个人时，我忘记了整个世界 ─ 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世界仍会消失，是的，它会消失......我要跟您说的是贝多芬，他使我忘记了世界，忘记了您。的确，我还没有成年，但如果我说 ─ 现在大概没有人理解、相信这一点 ─ 他大步走在了人类文明的前面，我不会说错的。我们能赶上他吗？我怀疑。但如果他能活到让他灵魂中强大、高贵的谜团完全展开，能达到他灵魂的最高目标，那么，他一定会把天国知识的钥匙放在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朝真正的幸福更进一步。”

哇，还有什么言辞能比得上一个女人对自己的男性偶像如此的赞美？单身无牵挂的贝蒂娜和贝多芬有过密切交往，但不是他的恋人，说明崇拜不等同于爱情。这对安东妮应该也一样。1812年夏贝蒂娜正好也去了特普利茨，根据所罗门的推理方式，她岂不更应该是那永生的恋人。事实上贝多芬和贝蒂娜在心灵上确实很相通，1810年8月贝多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贝蒂娜，称她为“可爱的少女，亲爱的天使”，爱恋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后者的年轻多变及不稳定 ─ 其实她只比他小15岁，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他俩最终没能成为恋人，多少令人惋惜。1849至1855年间，塞耶多次采访了年过六旬，丈夫早已去世的贝蒂娜，请她回忆畅谈当年与贝多芬的交往经历。既多愁善感又热情奔放，珍视与贝多芬友谊的贝蒂娜并没有透露什么惊人内情 ─ 这点和安东妮一样，可见她是永生的恋人的可能性很低，后人没有理由怀疑两位不凡女士的诚信。顺便说一句，贝蒂娜或许是19世纪最著名及有争议的德语女作家，这让她登上了如今流通的德国5马克纸币。

为了将贝安二人捆绑在一起，所罗门想方设法寻找证据，从布伦塔诺夫妻感情方面下手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努力从有限的英文翻译文献的字里行间去挖掘搜索，结果却仍远不尽人意，支离破碎的片言只字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断章取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竭力向读者灌输一个弗朗茨不是个好丈夫，布伦塔诺夫妻之间不存在爱情的印象。言外之意自然是：因为安东妮不爱她丈夫，所以爱上了贝多芬。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时至今日竟然有人说“安东妮受尽了暴力婚姻之苦”，谣言的自我放大能力确实惊人。有力的历史证据显示，弗朗茨对小自己15岁的贵族妻子爱护有加，是个模范丈夫，夫妻二人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感情甚笃，没有任何负面新闻。总而言之，所罗门在证明安东妮爱上了贝多芬一事上，实在是乏善可陈。

四、

为了证明贝多芬爱上了安东妮，所罗门下的功夫更多，他自方方面面收集到的多种所谓证据，一半属于侦探推理，一半属于主观臆断，不但没有一项是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而且全部经不起认真推敲，至今也都被有关专家学者一一质疑，驳倒。除去以上提及，其它再举数例：

（1）“五年说”：“永生的恋人很可能是贝多芬1816年前约5年遇见或进一步认识的一位女性”（所罗门语）。来源根据：1816年贝多芬送侄子卡尔（Karl van Beethoven，1806-1858）去一家私立学校就读，结识了校长一家，校长26岁的女儿凡妮（Fanny Giannattasio del Rio，1790-1873）爱上了他，而容易动情的音乐家这次却没有投桃报李，身心仍沉湎于数年前的失恋。有心的凡妮在日记里记录下了贝多芬那时的一些言行，说他曾亲口承认5年前遇到过一位女性，几乎就要与她幸福地结合，但由于某种原因美梦破灭，令他至今难以忘怀。凡妮的这个旁证份量比较有限，先不谈她有可能听错、记错，即使贝多芬真的说过她所叙述的事情，也不过是在回忆自己1812年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并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信息在里面。此证词的最大价值在于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1812年确实极有可能是永生的恋人书信的写作年份。至于这个恋人，5年前“遇到”并不一定意味着5年前“结识”，完全有可能10年就认识，5年前又“遇到”，这点所罗门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但是证据匮乏的他不愿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为了套上凡妮的旁证，以为自己的“发现”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所罗门将贝多芬与安东妮的初次会面时间选择在了1810年，而忽略枉顾已有的充分事实证据。

反驳谬误：加拿大退休律师、法官沃尔登（Edward Walden）于2011年出版了专著《贝多芬永生的恋人解谜（Beethoven's Immortal Beloved: Solving the Mystery）》。书中作者以法律工作者的严密逻辑，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探讨研究贝多芬和安东妮的相识年份，将多种史实证据展开论述，而证人皆为重量级贝多芬学人 ─ 申德勒、诺尔、塞耶。其中申德勒证明安东妮从小就认识了她爸爸的朋友贝多芬；诺尔证明贝安相识最晚也要在1808年。而学术作风严谨的塞耶则于1872年通过美国驻法兰克福领事馆，获得了一份由当时布伦塔诺家族主持人签发的书面陈述，证明贝多芬确实是安东妮父亲的朋友，而布伦塔诺夫妇与贝多芬的友谊，即是从这层关系延续发展而来。经过沃尔登的严密论证，所罗门的“五年说”已经是毫无价值。

（2）“T字说”：“永生的恋人名字的开头字母可能是‘T’”（所罗门语）。来源根据：1816年贝多芬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对于T，再没有什么了，除去交托予上帝。永远不要让软弱导致犯错。这件事只交给他，独一、全知的上帝！/ 但是对T要尽可能地好，她的奉献理应永世不忘，即使很遗憾，她或许永远不会因你而有好的结果。（"Regarding T., nothing is left but to trust in God; never to go where weakness might lead to do wrong; to Him, to Him alone, the omniscient God, leave all this. / But toward T. [be] as good as possible; her devotion deserves never to be forgotten -- though, unfortunately, advantageous consequences for you could never result therefrom."）”对于这个代号T，所罗门轻描淡写地排除了其他可能人选，将其定为安东妮（Tonie，安东妮的昵称）。

反驳谬误：1、这段话的语法时态是一般现在时，说明事态仍在进行之中，而不是早已过去，或者刚刚完成。此时（1816年）距贝多芬和好朋友布伦塔诺夫妇分手已有四年之久，期间除了互通寥寥可数的几封信，双方没有任何形式的往来 ─ 可惜那时没有电话和网络。如果这位T女士是安东妮，贝多芬如何能够或是从日常生活中，或是自精神层面上去“尽可能地对她好”呢？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分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如果贝安之间确有其事，以“奉献（devotion）”一词来形容安东妮对自己的爱情，贝多芬在这里是不是有些辞不达意，他在恋人书信里可是热情澎湃的。如果此时他真的是在深情怀念他永远的恋人，不论她是否为安东妮，在私人日记里完全应该更畅所欲言一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欲说还休，浅尝辄止。3、听话听音，这位T女士眼下过得好象不怎么好，贝多芬想尽力而为提供她一些帮助，但又感到有些爱莫能助。而远在法兰克福的富豪布伦塔诺夫妇相亲相爱子女绕膝，哪里需要贝多芬的帮忙，有忙他也帮不上，只有他们来帮贝多芬，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综上所述，基本上可以小心谨慎地推断：这位T女士既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安东妮，也不是近在眼前的另外某个恋人，而是一个在1816年和贝多芬有往来，对贝多芬有恩惠，自己却生活得不尽如意的一个女人，当然她的名字里至少还需要有一个大写字母T。2011年，一个符合这些条件的女人于德裔贝多芬学者克拉普若斯（John Klapproth）的专著里浮出水面，她就是在贝多芬情史里也是赫赫有名，却在这里被所罗门“不能被认真列入考虑”一笔带过的特蕾莎•布伦斯威克（Therese von Brunswick，1775-1861)。特蕾莎如何符合上面的前提条件，克拉普若斯提出的有力证据是什么，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下面再谈。至此，所罗门的“T字说”亦摇摇欲坠。

（3）“A字说”：“贝多芬永生的恋人名字的开头字母可能是‘A’”（所罗门语)。可以想见除了安东妮（Antonie），所罗门不可能选任何其她人作A女士。来源根据：贝多芬于1812年9月在日记里写道：“顺从，将最深重的奉献投入到你的使命之中... 哦，多么艰难的挣扎！做好长途跋涉的各种准备... 你不被准许做人，你不能为自己，而只能为他人而活。你将不再有幸福，除了在你自己，在你的艺术之中 ─ 哦，上帝！给我力量战胜自我，让我脱离一切世俗的束缚。（“Submissiveness, deepest devotion to your destiny...Oh tough struggle! ─ Do everything necessary to prepare for the long journey... you are not allowed to be human, not for you, only for others, for you there is no happiness any more but in yourself, in your art ─ Oh God!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defeat myself, nothing can bind me to life. ─ In this manner with A, everything goes to ruin - - -."）”

反驳谬误：这是一段贝多芬名言，被后人翻来覆去地引用，但结尾那句话总是被略去，导致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此句按字面看大意为“以这种态度和A在一起，一切都被毁了（"In this manner with A, everything goes to ruin - - -"）”又是一个代号“A”，让后世贝多芬专家们伤透了脑筋。这个A代表着什么？它应该是代表一个人物，还是一件事务？如果是事务，是否可根据对贝多芬的理解而推测为：“以这种（脱离一切世俗束缚的）心态面对逆境，所有（的阻隘）都将被摧毁（"In this manner [nothing can bind me to life] with A [Adversity], everything goes to ruin."）。”如果是人物，如多数研究者认同的那样，那么这个人有可能是永生的恋人吗？完全可能。日记写于1812年秋，正是永生之恋刚刚结束后不久，贝多芬还没有自失去恋人的巨大伤痛中复原过来。在这里他试图顽强地振作起精神，请求上帝给他以力量战胜自我，超脱凡俗的个体人生，进而为音乐艺术奉献终身。最后这句话很不容易理解：以什么心态对待恋人？为什么恋人会毁掉一切？破折号后面被省略的字词可能是什么？

答案众说纷纭，难辨孰是孰非。我个人比较欣赏以下此种“心领神会”：“以这样的状态继续和恋人相处下去，我的一切，特别是我最重要的音乐事业，就要彻底被毁掉了。”话里蕴含着一种矛盾心理：感情上他期望与自己心爱的恋人结成百年之好，享受凡人的家庭幸福；但理智上他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世俗生活将不利于自己的伟大事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事业，还是要爱情，最后他义无返顾地做出了艰难的抉择。这个解析反映了贝多芬思想境界的超越层次。但是否有人为的拔高呢？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解多少有利于所罗门，此次他的选择最起码还符合基本情理。但他的论证仍是问题多多，一如既往地缺乏严密，尤其不讲逻辑。他轻易排除了其她几位姓名也带A，并与贝多芬过从甚密的女士。比如他否定某两位女士因为她们1812年7月没去波希米亚温泉，他否定贝蒂娜（Arnim）因为她不生活在奥地利。本来是要证明独立条件A，结果被证对象还必须同时满足独立条件B、C、D等；本来是要寻找A女士，结果侯选人还必须满足成为永生的恋人的其它条件。所罗门只是不讲逻辑。像贝蒂娜不生活在奥地利和她是否为A女士有什么直接关系，当年夏天她明明就在特普利茨，且和贝多芬有过近距离接触。据说哥德在特普利茨街头吃惊地看到散文家挽着音乐家的手臂，估计诗人当时是很有些醋意的。事实上贝蒂娜确实也是永远的恋人侯选人之一，沃尔登《贝多芬永生的恋人解谜》一书就是试图为她正名，诸多论点论据亦不无一定道理。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A女士有可能是永生的恋人，但也有可能不是。瑞士音乐学家戈尔德施密特（Harry Goldschmidt，1910-1986）在他的专著《贝多芬永生的恋人综述（All About Beethoven's Immortal Beloved）》里推出了一位新人选 ─ 柏林女歌唱家阿玛丽•泽巴尔特（Amalie Sebald，1787-1846）。分析推论如下：1812年7月与恋人分手，接着于9月或相遇无望后，贝多芬仍在卡尔斯巴德、特普利茨等地盘恒，这时他遇到了去年也在这里结识的泽巴尔特，“阿玛丽•泽巴尔特姐妹般的关心照顾，帮助他平复了与永生的恋人混乱的男女关系而产生的后痛。”（所罗门语）又在信口开河，后痛如果那么容易被平复，也就不算什么后痛了。失恋带来的巨大空虚和失落亟需填补，况且年龄不饶人，贝多芬突然起意随便找个女人娶了，也算了却了10多年来做丈夫、当父亲的夙怨，对象就是近在眼前对自己温柔体贴的泽巴尔特。闪婚的念头只是灵光一现，静下心来思量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自己和泽巴尔特只是好朋友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爱情，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婚姻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尤其是对自己的音乐事业。所以那句话的本意应该是：“以这样的状态与阿玛丽（进入婚姻），一切都要被毁了。”戈尔德施密特的这个解释和上面的“拔高说”相比，在不降低精神高度的同时更通常理人情。即使是失恋了，贝多芬似乎也不应该从终身幸福的天堂感跳到另一个极端，认为与自己永生的恋人结合会毁掉个人的一切。

对所罗门更加密集、犀利的狙击在后面。自2000年以来，通晓德文，在维也纳工作多年的加拿大音乐学家斯德林博士（Rita Steblin，1951-）发表出版了一系列文章书籍，探讨贝多芬永生的恋人主题，并提出了许多新发现，以辩驳所罗门的“安东妮论”。在“A字说”问题上，她的研究成果比较独特：所谓贝多芬日记基本上就是一个记事簿，许多内容支离破碎，并且采用了众多符号、代码、缩写等，再加上作者的手书十分潦草，令一些字迹不易辨认。更糟糕的事情是日记原稿已经散失，流传下来的是抄写件，谬误难免，与原文有一定距离。具体到此段文字的这个神秘字母，其实它的原文并不是A，而是“St”两个字母的连笔拼写，被抄写员误认作了A。那么St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暗指的是另外一位永远的恋人侯选人的丈夫斯塔克伯格（Stackelberg)。另外“with”一词的德译英也不很准确，德文原文为“mit”，除去“和、陪伴”外，还有“因为”的意思。那么上面最后这句话就变成了：“因为恋人丈夫的存在，一切都被毁了。”含意与“拔高说”截然相反：音乐巨匠对于在恋爱竞争中的失利仍是耿耿于怀，在日记里暗自抱怨自己爱情与婚姻的毁灭者。这是一个更有人情味，接近平凡人生的贝多芬。

就表面看，几种解剖分析各有千秋，立足点不同，皆有存在的理由，也无所谓高低优劣。但新近问世的斯德林版的技术含量很高，让没有机会看到日记抄写件原版文字及不懂德文的本课题研习者很难给出针对性的客观评论。它对所罗门论的冲击也最大。此说如能进一步被证实，将釜底抽薪地动摇“A字说”作为一个亚课题存在的根基。就感性而言我最认可戈尔德施密特说，而不怎么喜欢斯德林说，因为后者展现的是一个过于凡俗的贝多芬，但对于历史事实的尊重远比个人的喜恶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努力去追求。

最后再看一例：所罗门在他的书中写道：“作为他（贝多芬）对安东妮情感之深的一个例子，我们从他1816年2月6日致安东妮的一封信中引用一部分：‘尊敬的朋友，...... 我希望您和弗朗茨心心相印，共享人间幸福。我在想象中亲吻、拥抱您所有可爱的孩子们，并希望他们知道这个。对于你们夫妻俩，请接受我最美好的致意，这让我愉快地回忆起了与你们伉俪二人一起共度的时光，那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I wish you and Franz the deepest joys on earth, those which gladden our souls. I kiss and embrace all your dear children in thought and should like them to know this. But to you I send my best greetings and merely add that I gladly recall to mind the hours which I have spent in the company of both of you, hours which to me are the most unforgettable."）’”几乎让人哑然失笑，这几句对任何好友夫妻都普遍适用的友情客套话，如何能够作为贝多芬对安东妮怀有爱情的证据。真有你的所罗门，不能不怀疑你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或许类似情感对你而言就算是了不起的爱情了。不过这几句话引用得倒是很好，好在它能够作为反证，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贝安之间不存在什么私情，他们就是纯粹的好朋友关系。看吧：“这让我愉快地回忆起了与你们伉俪二人一起共度的时光，那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主要是指1812年夏双方在波西米亚一起度假的往事吧。如果“与你们伉俪二人一起共度的时光”是以上分析段落的假设情形A ─ 心照不宣型，难道贝多芬还好意思再提起；如果是假设情形B ─ 招认忏悔型，怎么可能是“愉快的回忆”和“难以忘怀的日子”；所以只能是假设情形C ─ 心怀坦荡型，一次亲密朋友的正常携手度假。在一封1814年写给安东妮的短信里，贝多芬对收信人的称呼为“我可敬的朋友”，信的内容是公事公办地讨论一张什么汇票的问题，全文一个热乎字眼也无，不引也罢。从1812年热得发烫的永生的恋人书信，到两年后官方公文般的私人信件，贝多芬情感的跳跃幅度也太大了点，难以想象两次通信的对象是同一个人。当然，如此简短乏味的贝安通信，所罗门是绝对无意让他的读者们知道的，他总是喜欢吃自助餐，确切说是喂给他的读者的，只有那些对他自己胃口的菜。

五、

贝多芬最后一次和第三者提起安东妮，是1823年9月5日给里斯的信，在讨论《迪阿布里变奏曲》于伦敦出版事宜时他写到：“给布伦塔诺夫人的题献辞应该用德文书写，我欠她很多，而眼下没有其它方式偿还（"The dedication to Brentano was to be confined to Germany, I being under great obligations to her, and having nothing else to spare at the moment." ─ To F. Ries, September 5, 1823）。”从字里行间可见，他是感觉在“责任、义务、恩惠或债务（obligations）”等方面对她有所亏欠，而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特殊情感在里面。将《迪阿布里变奏曲》献给安东妮，是基于一种还债心理及目的，而决非出于什么爱情。事实上贝多芬起初计划将此曲献给里斯夫人，以偿还里斯帮助他在伦敦出版作品的人情债，四月份他写信给后者：“几周内您还将收到基于单一主题的33段变奏曲（圆舞曲，作品第120），它是献给你妻子的（"In the course of a few weeks you shall have thirty-three new variations on a theme [Valse, Op.120] dedicated to your wife.“ -- To F.Ries, April 25, 1823)。”半年后他改变了主意，可能是感觉亏欠布伦塔诺夫妇的更多，这笔人情债需要先还。里斯的父亲是贝多芬少年时的小提琴老师，里斯是追随贝多芬多年的学生，是比布伦塔诺夫妇更亲近的人，自己人就不必过于拘于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了。多年后申德勒说老师和学生产生了矛盾，因为天赋有限的学生剽窃了老师的作品，所以老师收回了作品题献承诺。不过申德勒的人品被公认有很大问题，他的话不可全信。贝多芬至少在1825年还给里斯写过信，讨论作品的出版问题，并亲切问候了里斯的夫人和父亲。总之安东妮是阴差阳错才得到了《迪阿布里变奏曲》的题献。前面提到《第30号钢琴奏鸣曲》献给了布伦塔诺夫妇的长女玛克西米丽亚妮，其实这也是一笔“利益交换”，弗朗茨帮助贝多芬出版作品，免除他的多笔贷款，作曲家心怀感激又无以为报，只有奉献作品。贝多芬晚期与人交往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临终前几年所写信件大多是在与出版社和朋友商谈作品的出版问题，煞费苦心百般操劳，为了挣钱维持生计，说到底是为了顽强地活下去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没有别的办法。

来看看自称“一个贫困的奥地利音乐家”的贝多芬在此期间有关生计的自述：“倘若我不是如此贫困而被迫靠卖曲为生，我真不会接受爱乐乐团的任何酬谢。”（1823年2月5日，致里斯），“冬天和各种状况困住了我，让我不得不几乎总是靠卖曲为生。”（1823年2月25日，致里斯），“我不幸只能靠作曲维持生计。”（1824年1月23日，致音乐之友协会的指挥们），“就像一个勇敢的骑士靠剑生存一样，我必须靠卖曲为生。”（1824年8月24日，致安东•迪亚贝利），“我持续的悲惨状况迫使我立即写出能带来足够的钱以应付日常所需的东西。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现实揭示啊。另外我的其它情况也很糟，浑身是病，眼睛也有大问题。”（1823年4月25日，致里斯），“天啊！当其他人在海水浴场尽情享乐时，我的贫困状况却迫使我每天笔耕不辍。”（1823年9月5日，致里斯），“阿波罗和缪斯现在还没有准备把我交给那瘦骨嶙峋，手持长柄镰刀的收割人，因为我仍旧欠他们许多。在我离别尘世前往极乐世界之前，我必须完成心灵向我启示并命令我完成的东西。对我而言，仿佛自己仅仅才写了几个音符似的。我祝愿您在艺术的攀登上获得成功。艺术和科学，共同提示并期待着一种更高尚的人生。”（1824年9月17日，致朔特父子出版公司）。“如您所知，我全靠我的脑力产品为生，可是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内，我所有的写作想法和计划都无法付诸实践了。我的收入如此微薄，几乎不能用它来支付半年的房租。”（1827年2月22日，致乔治•斯马特先生）“您认识我许久了，知道我靠什么维持生计。我将很长时间不能写东西了，情况就是如此，我可能，很遗憾，变得缺乏生活必需品。”（1827年2月22日，致莫舍莱斯）“2月27日我接受了第四次手术，接受第五次乃至更多手术或许将是我的命运。如果这种状况没有改善的话，我的疾病肯定将持续到盛夏，那时我的结果将如何呢？我将如何勉强维持生存，直至我衰败的体力恢复到足以再靠我的笔糊口呢？”（1827年3月6日，致乔治•斯马特先生）“只要我必须忍耐活着的死亡，我就可能免于贫困。这将赋与我力量去承受我的命运，无论它是多么可怕，我谦恭地顺从上帝的旨意。”（1827年3月14日，致莫舍莱斯）─ 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贝多芬病逝于1827年3月26日。在临终前的一两个月直至前几天，他还在为生计发愁，四处给人写信求助，并且仍念念不忘他的写作。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1823年，历经四载几经周折，《庄严弥撒》终于完成。他自己清楚这是一部巨作，于是想靠它发笔财，改善一下眼前不尽人意的经济状况，就像20几年前海顿靠《创世纪》大获利市那样。于是贝多芬给全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小宫廷，及有影响的机构如教会、个人如王公贵族等去信，毛遂自荐作品的同时发出定购请求。直接向高傲的帝王大公们发广告怕效果不大，他又想到了“走后门”，给一些和当地最高统治者有关系的文化人写信，求他们在王室面前为文艺同行美言几句，以促成这笔“艺术品交易”。曾任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枢密顾问，与魏玛大公有密切私人交情的哥德是他的求助人之一。在给哥德的信中，贝多芬将身段放到了最低，先是毫无虚伪地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最高敬意，接着提到《平静的海洋和幸福的航行》（Op.112），这部小型康塔塔创作于1814-1815年间，是为哥德回忆意大利西西里岛旅行而做的两首小诗《平静的海洋》和《幸福的航程》的配乐。再下来，他直言不讳但措辞婉转地提出了请求，期望哥德能够向魏玛大公施加一些个人影响，以促成后者对《庄严弥撒》的赞助 ─ 50达克特金币。随即他又坦率地谈及自己不宽松的经济状况，以求得到对方的理解同情。最后音乐家再次向老诗人表示敬意，相信后者一定会帮助决意为艺术献身，但却生活窘迫的自己。

结果令人失望之极：魏玛大公没有赞助，哥德没有帮忙，他甚至没有回信。无果而终，这导致贝多芬浪费了一份《庄严弥撒》总谱，白白损失了对他来说也是一笔不小开支的抄谱费和邮资。73岁的诗人自有他的理由，当时他健康欠佳，卧病在床甚至有性命之虞。大难不死必有艳福，病情好转后他接着又恋爱了，对象是一位19岁的贵族小姐，诗人返老还童，55岁的代沟不是问题，自己巨大的人文成就可以将之填补，他满腔热情地向心上人求婚，遭拒后又开始为对方写诗，继续发动高质量文学攻势，忙得不亦乐乎，自然就将那不走运的音乐家抛在脑后了。本来就不喜欢这个人，现在更没有义务帮他这个忙。有时间精力为一个相识不久的小姑娘写情诗，没兴趣为贫病交迫的文艺同仁写封求援信，人都是为自己而活，信奉自我中心的大诗人做得极为到位。后人只能这样解读此次事件。对于哥德的冷漠和无礼，早已洞悉世态炎凉的贝多芬表现得很大度，从未私下对其表示不满。当别人当着他的面对哥德出言不逊时，他还会予以阻止。

哥德不肯帮忙，鲁道夫也不管他了，那么永生的恋人呢？自1820年与弗朗茨的最后一次通信直至1827年巨星殒落，没有证据显示贝多芬与布伦塔诺夫妇再有任何直接来往，所罗门自说自话宣称的三个人之间的“无限深情的友谊”，在行为方式上就此宣告终结。在生命的最后数年里，贝多芬虽然谈不上饥寒交迫，也是捉襟见肘比较含酸。作为一方巨富兼慈善家的安东妮，如果确实是他永生的恋人，怎么也不该、不会对老情人的健康状况、生活起居不闻不问吧。单身汉贝多芬不善照料自己是有名的，半辈子疾病缠身，人生已步入黄昏，且依旧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而她完全有能力至少从经济上帮他一把。当年华德斯坦伯爵、李希诺斯基王子、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王子、金斯基王子等人都能做到，永生的恋人反而做不到么，怎么能够忍心让音乐大师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如此的永生的恋人岂不是过于冷酷无情。那时的贝多芬如果能够摆脱恼人的金钱问题，身心状况有望显著改善，保不定还能多活几年。而他的时间就是人类的巨大财富，他又将多写出一些如晚期钢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甚至《庄严弥撒》、《第九交响曲》那样的旷世杰作。仅凭这点来看，安东妮即使不应该被后人苛求，不能算是历史的罪人，但又哪里配得上贝多芬永生的恋人的称号呢。她应该确实也不是。

综上所述，安东妮是贝多芬永生的恋人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微乎其微，也是非常之低。依照所氏理论，贝多芬永生的恋人事件被认为一个婚外情民事案件。假若在法制尚不健全的柯南道尔时代，所罗门的这个基于想象推理、主观臆测而非事实证据得出的破案结论，或许有可能被法庭所采纳接受，但若放在任何一个现代西方法庭，则百分之百通不过辩护律师、陪审团和主审法官这几关，无罪判决是唯一可能的结局，判决的法理依据只基于一条 ─ 证据不足，换作欧美普遍适用的法律术语那就是：该案“无法排除合理怀疑（It fails to prove the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其实没有一个直接或间接证人，没有一条直接证据，作为原告人的所罗门提交的这个案件根本就难以成立，法庭很有可能拒绝受理，审都不会审，更不要说是嬴了。如果将永生的恋人课题比作一个色块散乱的立体魔方，那么所罗门就是一个不称职甚至缺乏专业操守的解魔人。他勉为其难地将一个方面拼凑成了同一颜色，然后将此片面昭示世人，郑重其事地宣称谜底揭晓，问题解决了，而完全不顾另外多个方面仍旧是色彩斑驳参差不齐。所罗门苦心孤诣推出的“安东妮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单面同色魔方，远观可以唬人，绝对不可近看。

真的吗？既然所罗门的“安东妮论”如此漏洞百出，缺乏基本的历史证据支持，它又如何能够于各国音乐界所向披靡，流行几十年至今不衰？让我们接着来看。

（未完待续）


附录：贝多芬《永生的恋人》书信（译者不祥）

一、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自我，今日我只写几句话，并且还是用铅笔（你的铅笔）写的，要到明天我的住所才能够确定，这样的度日是何等无聊呀，我们对于必然的事实为什么要发生这样深的忧虑，我们的爱情除掉经过牺牲与不求全外，安能有其他方法使之实现，你不完全是我的，我不完全是你的，此事你安能加以改变。天呀，你试看一看美丽的自然；对于那必然的事件要放宽心些，爱情要求一切的一切，这完全是对的，我对于你，和你对于我都是如此？我必须为我和你而生存，然你不要把此事时常记在心头，倘若我们完全结合了，那你一定和我一样很少感觉这种痛苦。我的旅行是很狼籍的，我昨天早晨四点钟才来到此地；因为缺乏马匹的缘故，邮差另择了一条路，但这是何等糟糕的一条路；在最后一站的前一站有人警告我不要于夜间行车，使我对于一个必须经过的森林顿生畏惧之心，但此举只是徒乱我的心怀，我怕骑马车要经过一条可怕的路，并没有根据，这是我的不对，那条路只是没有建筑的乡村道路；但如果没有那样的马夫，我一定在路上投宿了。亚斯脱哈集（Esterhazy）驾了八匹马的车子走另一条常行的道路，所遭遇的命运和我们驾四匹马的车子正是相同。然我以快乐的神情去迎接事物，我总是和平常一样，仍有一部分的享乐。现在又要快些由外部说到内部；我们不久会见面，我在这几天对于我的生活的视察，今天也不能告诉你？倘若我们的心总是固结的，那我也不会有那一类的视察。我有满怀心事要向你伸诉，唉，有时我觉得言语文字殊不足以表情达意。祝你愉快，愿你永远做我的唯一忠实的宝贝，做我的一切，恰和我对你一样，至于我们其他应有的东西，神是会赐予的。

你的忠实的路德维格

七月六日早晨

二、

我的最亲爱的人儿，你当感受痛苦了？我现在真正承认信件必须赶早些寄出。星期一和星期四日是邮件由此处寄往Ｋ城的唯一日期。你当感受痛苦了，唉，凡我住的地方，愿你也同我在一起，我将设法使我能和你共同生活，当你不在我的面前，我度了何等的一种生活！！我到处为人们的善意所追随，自己觉得不配有此，也不愿有此，而人对人的谦卑，使我心痛，当我在宇宙的总体中视察我自己是什么，而世人所称为最伟大的人物又是什么，当我想起你也许星期六日才接到我的第一次消息，我哭起来了，你固然也有爱情，但我对你的爱情更加浓厚，在我的面前决不要把你自己隐藏起来，祝你夜安，我必须去睡。唉，上帝呀？我们相距这样近！又这样远！我们的爱情岂不是一种真正的空中楼阁，可是他也和天一样稳固的。

七月六日星期一晚上

三、

我的不朽的爱人，我已经上床睡觉了，种种思想最集于你的一身，时而喜不自胜，时而又悲痛欲绝，期待命运，不知他是否对我们垂青，我或者能够完全和你共同生活，或者完全不能够做到这一着，我已经决定四处漂泊，一直达到能投入你的怀中，能完全称为你的家人，能由你将我的心灵送入精神界中为止，最后一点必须如此，你当能深切了解我的意思，因为你是认识我对你的忠实的；决没有另一个人能够占据我的一颗心，决不会有此事？决不会有此事？啊，上帝呀，人所钟爱的，为什么必须远远地离开，而我在世界上的生活却和现在一样，是一种充满烦恼的生活。你的爱情使我最快乐，同时又使我最不快乐，我在现在的年华中需要一种整齐划一的生活，这一点能够在我们的关系中成立么？天使呀，我刚才打听到邮差是每日出发的，所以我必须即作结束，使你能即刻收到此信，请你放安静些，你要爱我，今天，昨天，我因思念你，不觉涕泗滂沱了，你，是我的生命，是我的一切，祝你好，啊，你要继续爱我，永不要误解你的爱人最忠实的心。

永远是你的永远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

七月七日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