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奶奶
2002年旧文
奶奶的照片就摆在老式的书架上，书架是厚重的红褐色，有好些个年头了，照片是奶奶过世后摆上去的。

中学时女友来家里玩，看了奶奶的照片后说，你奶奶真有派，比有派多了。我听了很不悦，我从来没想过把自己和奶奶比，何况照片里的奶奶并非花样年华，事实上照片里的奶奶已经六十多岁了。

照片上的奶奶并没有微笑，但看上去似有一丝笑意，她的头发用刨花水向后抿着，没有一丝乱发。年轻的女友一定从照片里看出了我没留意的地方，那是我们青春光洁的额头上所没有的，一种端庄高贵的气质。

我一共见过奶奶三次，前两次太小了，没留下丝毫的记忆，第三次父亲带着八岁的我，乘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哈尔滨到上海的。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父亲没有给我买票，而是买了一张大人票和一张站台票上了车。

在中途的一个小站，我们下了车，父亲叮嘱我在站台里等着，他去外面买从这个小站到上海的儿童票，然后父亲的背影便消失在人群里。

我一直望着父亲出去的方向，盼着他快点回来。一群人走过来，里面没有父亲，又走过来一群人，还没有。时间似乎过了很久，我开始恐惧，父亲会不会不要我了，他曾经责骂过我，他是不是嫌我不好，把我丢在这里然后就再也不回来，让我永远找不到他呢？我想哭，可又怕别人过来问，发现我没买票，等会父亲回来会罚我们钱，我咬着嘴唇忍着惶恐和眼泪，不错眼珠地望向父亲出去的方向。

一群人走过来，又一群人，那段时间究竟有多长，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或许是半小时，或许是两个小时，在我幼小的生命里，第一次明白了“漫长”的涵义。

父亲终于出现在我面前，我不记得看见他我是不是哭了。火车上有人请我们吃红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红蛋，美丽鲜红的颜色，味道倒没什么特别。我们也把自己的食物和别人分享。

奶奶家和别人共住在一所洋房里，光可鉴人的打蜡木地板，雕花的红木家具，卫生间（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里崭新喷香的毛巾，饭碗菜碟上穿古装的童子，处处像我展现了另一个世界，我爱煞了这个地方。

奶奶患有严重的哮喘，每天只能做在客厅里的雕花木椅上，她问我很多事，我一一做答，她教我说宁波绕口令，我学得很像，她便很高兴，家里有小编篓装的苹果，她时常拿来给我吃。奶奶时常用一个骨头箅子沾着刨花水梳头，梳好后的头发没有一根凌乱的头发，这使我很惊奇，很想用手试试碗里的刨花水是什么感觉，可到底不敢。

大伯伯曾经是地下工作者，在那个年代里那很令人肃然起敬，他没结婚，很严肃，很少和我说话，所以我很怕他。有次姑姑给我看他房间里的一个有机玻璃小摆设时，他突然走了进来，吓了我一跳。然而他并没有生气，他把那个小摆设送给了我，还拿出他收藏的一些东西给我看，成套的样板戏明信片和大本大本的中外邮票，他一定是从我的眼中看到了羡慕，于是送我好几套样板戏的明信片、邮票和一支高级英雄钢笔。这支笔后来被我无数次地掉在地上，奇迹般地毫无损伤，一直用到我参加工作。

当时上海的确是繁华的大城市，大厦上面的毛主席万岁的霓红灯日夜闪烁，人们衣着光鲜，讲话时彬彬有礼。奶奶家离黄浦江不远，我被允许自己走到黄浦江边看大船。混浊的江水一直向远处留去，江边上停有外国的轮船，那些外国水手不同的长相和满脸的大胡子使我惊异不已，我知道那些船是外国的，我常想如果我偷偷爬上他们的船就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呢？那些水手接下来会去哪里？

精细的上海菜并不合我的胃口，除了烤麸，他们常吃的是蒸鱼和青菜，蒸鱼的腥气和青菜的苦涩都使我难以下咽，过年时的甲鱼我更是一口不沾，蛋饺倒是蛮对我的胃口。在餐桌上，他们给阿姨加菜，他们对阿姨很客气。从来没人告诉过我阿姨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以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对她最为留恋。

姑姑带我去坐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买一些玩具给我，当时的我以为她们很有钱，其实大伯伯和姑姑都是工薪阶层，奶奶没有收入，还请了阿姨照顾哮喘的奶奶，他们每年都给我们寄来上海奶糖和成袋成袋的富强粉（一种高筋面粉），记得小学时别人家都很少吃细粮，我们却时常吃到富强粉。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都是从奶奶姑姑她们口中省出来的，所以任何时候有人骂上海人精细或小抠，我不会那样说，因为我知道在父亲的家庭里手足之间是多么互相照顾，他们绝不会互相算计，而只是怕照顾得不周到让对方受了委屈，即使在现在，伯伯姑姑有时还会给父亲寄钱，明知道现在父亲并不需要。

离开上海的时候姑姑送我一盒毛泽东纪念章，这盒纪念章外表看起来是一本毛选，封面有林彪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打开封面，才知道里面另有乾坤，里面是五帘衬着海绵的像章，每帘是不同的设计和材质，我最喜欢其中的瓷像章和夜光像章。父亲不同意我带，他说东西太多了拿不动，我说我自己提着，经过我的软磨硬泡，父亲终于同意了。当然最后路上是父亲提着。这像章我一直保留至今。

回去的时候我们先乘船到大连，在船上我吃苹果的时候一个叔叔跟我要我吃剩的半个苹果，我把苹果给了他，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没想到父亲叫去我把一网兜的苹果都送给他。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大概是晕船。清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被父亲唤醒，他叫我看海上的日出。日出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不出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的父亲依旧书生气十足。

一年后，我在父亲教研室里玩的时候，父亲边拆信边说，上海来信了，我缠着他让他告诉姑姑寄上海奶糖来，可我即没有受到责备，也没听到任何回应。良久，父亲说：大伯伯过世了。

大概是伯伯的过世深深打击了奶奶，几年后，奶奶也去世了。当年父亲的年纪大概和我现在差不多吧，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不幸的事。

不知是因为爷爷过世的时候父亲太小还是什么原因，父亲很少和我谈起过爷爷，我也不敢问，怕触动他的伤心处。前两年在我的追问下，才知道祖先原在某个江南水乡，高祖有一代做生意发了点财，后代便都是读书人，曾祖父曾经捐出家里的一些房子聘请了几个老师为乡里办学 ，解放前这小学还在，以我们家的姓氏命名，叫？家小学。当年有几个江南名士就出在这所小学。

三十年代日本打过来的时候父亲和家人逃难到老家，老家里有很多藏书，夏天的时候得搬出来晾晒，如果不晾晒书会发霉也会长书虫。父亲说有很多明清线装书，还有些是宋代的孤本，现在呢？听到这里我蠢蠢欲动，父亲说早就不知去向。

奶奶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娘家在上海开着几家绸布庄，陪嫁十分丰厚。三十年代初，爷爷家族里的一个远亲挪用公款炒股赔了本自杀了，这件事和爷爷奶奶毫无关系，而且这件事发生在上海，不是在老家，可奶奶说，我们这样家庭里的人绝不能对不起国家，她拿出自己的陪嫁变卖了偿还了那笔亏空的公款。也许是这件事使爷爷受了打击，几年后办报馆的爷爷便过世了，爷爷生前对待同仁和下属都十分仁厚，他过世的时候社会各界人士都来为他送行，许多人留下了眼泪。

爷爷过世的时候，大伯伯只有十五岁，奶奶有五个孩子，最小的父亲和小叔叔分别只有九岁和六岁，而且家里那时已经毫无积蓄。大伯伯挑起了养家的重担，十五岁的他去工厂里做童工，奶奶也去给人家做针线，后来除了早年弃学的大伯伯，父亲兄弟姐妹四个都考上了大学，有些现在是著名的学者。可大伯伯因为过早的高强度的劳动累坏了身体，以致英年早逝。

奶奶这一生历经坎坷，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两个最小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志愿去北疆，并因这个家族特有的正直和倔强而被打成右派。就拿我们家来说，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改造，他的一句话，在大学教书的父亲便得去农村和老农民学插秧。毛主席又说，医疗工作者要为贫下中农服务，医院工作的母亲便得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女和年迈的父母下乡插队。那些留在城里的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只有我们需要改造，一直改造到大脑没有自己的思维，只剩下毛泽东思想。房子被单位收回了，而且父亲母亲天各一方。远在上海的奶奶牵挂不已，可她却毫无办法。

去年我回国的时候清理不要的衣物，看到一双婴儿鞋，多可爱的婴儿鞋啊，是两只粉红色的小猪。我问母亲这是谁的鞋，母亲说是奶奶在生我的时候做好了寄来的，她翻出一件红色的缎面儿童丝绵大衣说：看，这件衣服你小时候穿过，你奶奶做的都是漂亮不实用的东西，丝绵在东北哪能抗冻。老太太眼睛又不好，还喘得那么厉害，不叫她做非要做不可。我的手轻轻触摸着缎面，指尖传来一丝温暖，翻开里子，在里子和面子的衔接处，细细密密的针脚小到几乎看不出来。我仿佛看见奶奶戴着老花镜，喘息着坐在那把雕花的老红木椅子上，一针一线地缝着。她的儿子去了荒蛮的北方，被打成了右派，她给未出世的孙女做好了鞋，织好了毛线袜，做好了棉衣，她想着小孙女大概不会挨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