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我可以超越卡夫卡
文学作品要想给读者“深层关怀”，就要学会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用理性来监督自己。有这种监督机制的人更容易“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要有自我的意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够通过文学作品这个媒介来意识到“自我”的参与。
南都周刊记者 罗小艳
电话那端的残雪，声音宏亮、爽朗。正如传闻中的那样，她很自信，而且语出惊人；她坚定地、滴水不漏地用“向西方学习”的姿态来阐述笔者的大部分问题。
两个月前，残雪文集《残雪文学观》面世，在书中残雪高举“向西方学习”的旗帜，反复阐述学习西方经典文学中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分析的精神，及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重要性。
引起文坛震撼的是，王蒙、王安忆、格非、阿城等一批当代文坛名家在书中成为反面教材，被残雪逐一批判，措辞尖锐。实事求是地说，残雪的观点不乏武断之处，但是在中国作家日益蜕变成公关专家的大背景下，这种率直和武断似乎也有一些正面的意义了。
中国作家太自卑
南都周刊：在你的新书《残雪文学观》中，你谈到“当代文学有没有希望，同我们接受西方文化，向西方经典学习的程度是同步的”。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当代文学如果不学习西方就没希望？为什么？
残雪：就是这样的。中国文化里缺乏精神的东西，人的精神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不会自我批判。人性里面的矛盾、斗争、自我批判这些都是西方经典文化所具有的，中国从五四以来才有这种意识。要想搞成熟的人的文学，就必须向西方经典文学学习。
南都周刊：那你所认识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样？
残雪：中国文化强调的更多的是天人合一，儿童式的。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即使再怎么优秀，也没有自我批判与自我分析，没有的东西我们不能硬要说它有。
南都周刊：你提出文学作品应该提供“深层关怀”来代替以往的“世俗关怀”，什么是“深层关怀”？
残雪：文学作品要想给读者“深层关怀”，就要学会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用理性来监督自己。有这种监督机制的人更容易向“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要有自我的意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够通过文学作品这个媒介来意识到“自我”的参与。
南都周刊：你的新书中，花了不少篇幅去谈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卑情结。怎么理解这种自卑？
残雪：学习西方的东西是很费力的，但中国人太懒散，所以也就懒得去学。懒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的自卑，因为难学，就不去学了。
南都周刊：但也有可能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
残雪：那只是场面上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内心的自卑所致。
南都周刊：相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卑情结，你的自信源自哪里？
残雪：我是属于天生创造力比较强的那种，也与我从小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生活在一个追求理想的家庭氛围里，而且接受了西方的理想主义，才能一直保持创作力。如果不学习西方文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只有自我满足、自我欣赏，儿童式的，没什么追求。
南都周刊：你在新书中认为《红楼梦》对于人心的描述也过于浮浅，没有涉及内心矛盾，相当于关于人的幼年的文学”。依据是什么？
残雪：我认为《红楼梦》确实是好作品，但作家根本的东西也还是虚无主义。而且，《红楼梦》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优秀，但现在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仍然还只有这么一个东西，怎么够呢？我们应该搞有宗教情怀的追求人性的新文学，而不是停留在那种有士大夫情调的旧文学。
南都周刊：如果这样说，红学家的工作会被贬低。
残雪：那他们不会用新的观点来研究，当然要被贬低。即使要研究《红楼梦》，也应该用西方文化来观照进行。自己看自己的后脑勺，哪里看得到。而且，现代人怎么能老去考证谁谁的身世这些无聊的事情，那叫做吃饱了没事做，当然就没有意义了。
“我的作品全部都是在解剖我自己”
南都周刊：你在新书中对“文学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进行了批判，并点了作家王蒙的名，指出“老王哲学”缺乏现代性。那你认为王蒙在新作《尴尬风流》里探索的中国人之“心”与西方文学创作中强调的“人性”有无相通之处？
残雪：没有相通的地方。王蒙的这本书没什么意思，讲些怎么为人处事的老谋深算的东西。只不过可以看得出，王蒙是个比较善良的人，中国式的善良，心里面想要善良的人。西方不是这样的，西方是要讲究根据的，不是看你心里怎么想，而是凭你做的事情来判断你。
南都周刊：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写过一篇关于王蒙的《尴尬风流》的书评，提出“后退也是一种革命”--后退到中国灿烂的小说传统中寻找资源，后退到那个古老的人心世界里省察自身，并认为《尴尬风流》便是成功范例。谈谈你对谢有顺的这一观点的看法。
残雪：这还是士大夫情调，谢有顺对传统写作的文学可能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对于新文学，他完全是一窍不通。他评论的依据全部是中国文化，掺几个外国新名词进去。搞评论哪能这样？
南都周刊：你说到“中国文学的批评家真是太容易出名了”。你指的具体是哪些批评家？你认为这些文学批评家应该补什么样的课，才能拿到合格证？
残雪：就是像谢有顺这种啊，名气多大。传统文化没有读得很深，又不懂西方文化，最容易出名的就是这种中庸的。他们都应该去补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的课，传统文化要想读得深，就得用西方文化去反观它。
南都周刊：西方作家往往会先有自我的批判，通过剖析自己，然后才达至普遍的批判。你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残雪：西方的文学批评我读得不是太多，好像当前也没有很厉害的。中国文学批评更差，西方好歹有个好的底子在那里，中国连底子都没有，完全是抱残守缺，就着古时候的一点莫名其妙的东西，搞些新名词砸到里面，用士大夫情调解释一切，狗皮膏药样的，包治百病。
我的作品全部都是在解剖我自己。我写过西方8位作家的文学评论，这是在阅读过程中对自己的解剖。这种新文学的阅读，也是解剖自己，是借助别人的作品这个媒介来进行的。
南都周刊：目前一批年轻作家如韩寒、郭敬明等的小说很畅销，谈谈你的看法。
残雪：看的比较少，印象不太好，觉得“幻灭”感比较强，中国文学没什么希望，尤其是纯文学。一方面有纯文学作品在国内很难发表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在没有利益可图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创作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了，青年里有个别的。要作为一生的追求目标，现在的人就会觉得很冒险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缺乏一种理想主义。而我们那一代人，有的比较有理想，不管能否出头，都愿意去做，而且非做这个不可。现代人很功利了，他们要考虑划得来不。
“我当然可以超越卡夫卡”
南都周刊：如果有人认为你的创作是在模仿卡夫卡等西方作家，而又很难超越他们，这样的创作本身缺乏突破性，你会怎么看待？
残雪：对我的创作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不只是卡夫卡一个人。他们形成这种看法，只是因为国内对卡夫卡的作品介绍比较多一点，所以就以为我的创作是学卡夫卡的。实际上，只要是西方的经典文学作品，都会有我的作品这种味道。只不过是中国人书读得太少了，而且没有读进去，孤陋寡闻，所以才会专门提出卡夫卡。
我当然可以超越卡夫卡，怎么不能？我们中国人要搞这种文学创作，当然是要超越，要不我们还要搞这个干什么呢？
南都周刊：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超越卡夫卡？
残雪：我搞起来肯定就超越啦，也不会有一个先设的理念来指导，只要有那个创作冲动，就会有超越的地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假如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原始创造力的话，那肯定是要超越的。而且，作为中国文化来说，几千年来的潜意识的积累，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的优势。但是现当代的中国作家都不愿意要这种优势，不愿意向西方学习，不去搞这种创作，他们只搞文化的东西，用文化的东西来代替文学的内核和精神。
南都周刊：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残雪：他们所搞的这种通俗文化容易得到大众的喝彩，看的人多，卖的也多，但是这种作品只能让读者得到表面的满足，有时还有很大的腐蚀性。
南都周刊：在你的《艺术复仇》里，鲁迅是唯一的中国作家，与西方的博尔赫斯、但丁、莎士比亚、卡夫卡并列，为什么选择鲁迅？为什么只选择鲁迅？
残雪：鲁迅是那个时代唯一达到新文学创作标准的人，《野草》、《故事新编》中的几篇是代表，《野草》到今天依旧是最好的新文学作品。但是据我的分析，鲁迅的这种创作并不是他的自觉行为，因为那时候他接触到的西方文学作品不会太多，那应该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原始创造力，就像心里有鬼似的，一定要表达出来。我觉得我的创作状态跟鲁迅一致，所以我能够解读他。
南都周刊：中老年读者往往不太能接受你的作品，却有很多青年残雪粉丝。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残雪：年轻人受传统的束缚要小些，所以更容易喜欢我的作品。我在写作过程中没法考虑我的读者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进行的是自动写作，是一种潜意识的写作，整个人处于一种真空的状态，把所有的世俗的记忆全都排开。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作者查建英曾说，她和阿城聊天时，两人都认为王朔才是对中国文学语言真正具有颠覆性的作家，他改变了中国人说话的方式，颠覆程度比先锋小说更甚，她表示，格非、残雪等一批先锋小说作家的作品有点“中餐西做”的感觉，即本地材料，西式制作。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残雪：“中餐西做”有什么不好吗？！非要原汁原味吗？要卖土特产才正常吗？她这里提到的王朔的语言跟我所说的语言不是一个概念，她这个是很浅薄的、表层的遣词造句。现在在世界文学批评界，“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做语言的颠覆，那是很先进的理论，她根本就还没能接触到。
南都周刊：你曾提到，直到90年代，你的作品还屡受国内文学期刊的拒绝，甚至包括倡导先锋、创新的《收获》，你的稿子数次被其主编李小林退回。你觉得他们退掉你的稿子，是出于什么原因？
残雪：国内的有些文学刊物不喜欢我这种“先锋”，他们喜欢的是形式上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的那种，而像我真正搞创新，他们又看不懂了。他们退掉我的稿子，一方面是因为思想观念旧，不愿意学习。另一方面，是利益使然。只有维护旧的传统观念和体制，他们才能稳步升官。文学界也有规则，要想升官，就要跟上级保持一致。
【转自大樗树网站，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