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 — 读《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
黄开发
《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美]彼得·盖伊著，刘森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我们这些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中学和大学的一代人，基础的文学教育大都是通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来实现的。因此对现实主义作品有着一种特殊的崇敬，相信那些小说家总能通过这种创作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老师在总结作品的主题时，常常说某一作品“真实地反映∕再现了……”。读大学时，文艺理论课老师举出马列经典作家的言论，进一步支持这种文学信念。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原则突破了他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自己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所以，他的《人间喜剧》能够为我们提供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同样振奋人心的是，列宁告诉我们，由于在创作实践中形成的“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托尔斯泰也摆脱了自己阶级立场的桎梏，从而使其作品成为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以后，文学理论风水轮流转，我个人的视野和立场发生了大的变化，现实主义信念的旗帜也褪了色；然而，仍一直在留意和思考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问题。
在书店偶然碰见的这本翻译的《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解说的是三个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狄更斯的《荒凉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关注的焦点正是这几部小说所反映的社会人生的真实性问题。
阅读小说的动机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审美娱乐的，可以是教育的，同时也可以是认识的。作者所尝试的是最后一种，“把小说看成是知识宝库来研究”，不过重在强调：“想要在小说中提炼出什么真理来，这恐怕会是煞费周章的一件事情”（7页）。司汤达曾经把小说比做沿着公路移动的一面镜子，然而盖伊却指出：“这是一面扭曲的镜子。”（11页）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女士谈到诗人的创作情况时说：他们把想像的蟾蜍放到真实的花园里头，即使这些蟾蜍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盖伊说，这话一样可适用于小说家身上。（141页）他似乎正想辨别被几个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放进“真实的花园”里头，通常看起来像真的似的“蟾蜍”，到底有几分真假。本书主要的篇幅，“所要探讨的正是小说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和政治之中如何形成，以及小说作者如何赋之以生命形式”。（17页）他特别关注小说家的社会背景、技艺水平及心灵状态，正是三者之间的相互交织冲突才造成了“镜子”的“扭曲”。
《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的主旨就在于通过对三部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的解析，指出它们是一面扭曲的镜子。扭曲的原因来自创作主体，他们的创作动机并不是要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举起一面公正无私的镜子。作者抓住的关键词是“报复” — 此书原题就叫做《猛烈的报复：〈荒凉屋〉、〈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Savage Reprisals：Bleak House, Madame Bovary, Buddenbrooks）。“报复”标明一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的态度和想像，那么小说中的描写就不免扭曲和变形了。
书中指出，在狄更斯的笔下，法庭可以说代表着他最喜欢刻画的反派角色之一 — 法律。“法律，”《雾都孤儿》一书中的曼波先生这样说道，“是驴，是白痴。”狄更斯在《荒凉屋》之中则更进一步强调：法律不只是愚蠢，同时也是邪恶的。在福楼拜的小说中，有着漫无节制地对中产阶级的厌恶情绪。《包法利夫人》是他火药库里的一件武器，专门用来对抗中产阶级的愚蠢、贪婪和庸俗。作者自认为福楼拜的风格是一种严酷的解剖风格，不过正像他于1867年致乔治·桑的一封信中所说：“用解剖的方式去报复。”他与狄更斯一样，骨子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是以开展政治批评见称。那么，托马斯·曼呢？他不需要经过狄更斯和福楼拜的引导，以便符合现实主义原则的要求，他有自己想说的话。他坦承自己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创作动机：“正是为了抒发作者个人经验的细腻报复。”— 对不能容忍儿子不肯继承他的大业而感到失望的父亲进行报复，同时对一个不能容忍他有同性恋倾向的跋扈社会进行报复。他们的态度无一例外都不是客观的，然而却运用了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
盖伊采用了历史对照的批评方法，即把小说家在作品中所要告诉读者的结论与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真实的历史状况相比较，找出两者之间的差距，从而说明作家的态度并非不偏不倚；同时运用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共通的传记批评与心理批评的方法。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作者自信地说：“不管历史学家要不要承认，他们大都是业余的心理学家。”（143页）在这几个方面，作者都是行家里手。他是美国当代大牌的文化史家，现任耶鲁大学斯特林荣休教授。著作等身，有五卷本巨著《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研究范围涉及启蒙运动、中产阶级等众多社会文化史领域，以倡导“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的文化史”而闻名。此外，他还致力于探讨弗洛伊德对德国文化以及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是心理分析史学的实践者。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盖伊在文学上也学识渊博，不仅对所论及的作家做到了知人论世，而且对现代文学的名著如数家珍，论述时左右逢源，总是能够以细腻的心灵贴近这些作品。
《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共分三章，写得最细腻、深入的要数第一章，这一章谈论的是狄更斯的《荒凉屋》，标题叫做“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妨以作者对《荒凉屋》的分析为例，来看看他的观点和方法。
狄更斯在小说中刻意展现了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一个以所有人物都牵涉其中的“詹蒂斯和詹蒂斯”的缠讼官司为中心，其中充满了权力的滥用和法律的耽搁；一个以女主角艾丝勒·山姆逊为中心，这是一个超乎人性的完美的人物，她虔诚、善良、谨慎、谦卑、可爱、勤勉、美貌，而且有着早熟的颖悟能力。无独有偶，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也有一个天使般的人物 — 艾格妮斯·威克费尔德。这两个过于理想化的人物曾颇受非议，盖伊从心理学的角度为她们进行了温和的辩护，指出她们性格的产生有着现实的基础，即主要由于童年经验而带来的罪恶感。狄更斯那么热衷于把他的女主角理想化，这中间渗入了其个人的理由，这个理由的线索直接指向他和女人间纠缠不清的关系。首先是他的母亲。她本来深受儿子的爱戴，但在12岁时，狄更斯被送到一家工厂去做工，中途父亲要他停止工作，去学校读书，这时候母亲竟表示反对。年幼的儿子感到愤怒和失望，以至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狄更斯仍在一篇类似自传的东西里愤愤不平。更重要的是，狄更斯对他小姨子玛丽·霍加斯奇怪而持久的爱，这更直接地促成了他想创造理想女性的欲望。玛丽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女孩。她17岁时突然死去，这给狄更斯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无尽的哀伤遂演变成一种忧郁的气质。艾格妮斯是他想再现这个女孩的第一个企图，第二个则是艾丝勒。盖伊显然娴熟于精神分析的方法。
同样，狄更斯抨击英国的司法制度时，也抒发了某种个人经验。1844年，他经历了一次诉讼，控告一家出版商公然剽窃他的《圣诞颂歌》。可这家出版商不久宣告破产，这场官司因而把他卷入更加棘手的法律纠纷，在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钱财后，他不得不放弃。而在1846年底再次发生一起类似事件时，他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对此，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发出了有力的控诉。盖伊在书中说：“他实在太过于敏感了，适巧他又是一个浑身充满文学想像力的作家，不免因而更进一步渲染了他心中的怨恨，他把自己最不愉快的这些经验加以渲染成为某种伤害，然后在《荒凉屋》之中栩栩如生展现出来。”（47页）但实际的历史状况如何呢？1851年，即狄更斯开始在杂志上连载《荒凉屋》的前一年，即便类似小说中所描写的案件仍时有所闻，但事实上法院早已在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了，这些改革使得狄更斯后来在小说中的描写罔顾了现实。以后几年，就在狄更斯猛烈施行他那尖锐的政治批评的时候，改革的行动早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尽管表面上狄更斯不欣赏那些政府机构，但是在他有生之年，有许多改革都已在悄悄地进行，包括健康医疗的改革、工厂的改革、教育的改革，甚至还有国会的改革。
盖伊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揭示让我想到杰姆逊和他引述的奥尔巴哈的观点：“我认为把现实主义当成是生活的真实描写是错误的，惟一能恢复对现实的正确的方法，是将现实主义看成是一种行为，一次实践，是发现并且创造出现实感的一种方法。如果一位作家只是很被动地、很机械地‘向自然举起一面镜子’，摹仿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那将是很枯燥无味的，同时也歪曲了现实主义。一位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家奥尔巴哈（Auerbach）在他的《模仿论》（Mimesis）一书中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征服，既是对方法的征服，以期感受到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是对现实的征服，是主动性的。只有这样，现实主义才能吸引人并且激动人。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是主动的征服，而不是被动的反映。”[1]从杰姆逊和奥尔巴哈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得以实现的机制。他们的观点和盖伊的观点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盖伊并没有在最后提供一个关于小说真实性问题的完善的答案，不过他肯定了小说反映真实的可能性，在虚构的故事中可以有历史存在。小说家“对真实性的最有效运用方式，乃取决于是否能够在我所说过的大的和小的，亦即社会和个人之间游走自如”。（148页）比如，布登勃洛克是一个独特的家伙，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类型；他的生活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世界，同时代表了曼的家乡吕贝克地区的中产阶级生活，代表了无数的中产阶级。盖伊甚至以马尔克斯那本无法让人分清历史与杜撰的小说《独裁者的秋天》为例，总结说：“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善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实的历史。”（153页）只是我们需要以复杂的态度、用一双慧眼来分辨这种真实。
那么究竟如何突破诸如偏见、狭隘视野、盲点、片面性这些真实性的障碍物的遮蔽呢？我觉得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他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意识形态表现了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像关系。”想像性是阿尔都塞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借取的概念，指个体的欲望对象必然伴随着想像的变形。既然意识形态的基本机制是想像，那么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对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想像的变形。因而，意识形态对人的认识构成了根本限制，阿尔都塞说：
好像发生在意识形态之外（准确讲，发生在街上）的事（指意识形态分析 — 引者），实际上是发生于意识形态之内。而确实发生于意识形态之内的事又好像发生在它的外部。因此，意识形态中的人们总是凭定义相信自己是处在意识形态的外部：意识形态效果之一就是利用意识形态在实践意义上否定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意识形态绝不说“我是意识形态的”。要使自己处于科学知识之中，就须使自己处于意识形态之外，要能够说：我现在是（作为一个例外情况）在意识形态之内，或者说（在一般情况下）我过去曾在意识形态之内。[2]
说话人告诉我们，人不可能超脱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站在超然、客观的立场上来作出“科学的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者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处境，认识到自己知识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样才能实现阿尔都塞所说的“科学性”。因此，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行程，它可以向“真实”或者说“真理”逼近，但却永远不可能真正抵达那里。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我们认识真实性问题富有启示。我们不必像海登·怀特那样虚无，把“历史事件”看作属于话语范围的语言学的实体，否认小说家和历史学家所能达到的真实。不过，我们必须弄清楚，如同盖伊所揭示的，在文学作品和社会现实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镜式反映关系 — 阿尔都塞甚至认为文艺作品就是以意识形态为描写对象的。当某种批评声称某一作品获得毋庸置疑的真实性的时候，恰恰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其他关系，这忽略恰恰是表露其强烈意识形态性的“症状”。关于真实性，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曾经被许多人坚定地捍卫过的“真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浮现在意识形态中的镜像。不是说不存在非叙述性的、非再现的本然的真实，而是说很难真正抵达那里，并形成对真实的完整表述。凭借各种权力要求不受检查地承认的种种所谓“真实”，不过是关于真实的表述，一种意识形态表象。
真实并不存在于或者说不限于个别的声音之中，而是存在于众多文本形式的众多声音相互间的对证、质疑、争论、补充之中。彼得·盖伊的话也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
参考文献:
[1][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44-245
[2][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3）、198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