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小说和民间诙谐文化
作者：程正民
一、 拉伯雷创作之谜
如果说巴赫金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是为了猜透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之谜，揭示复调小说的艺术创新同民间狂欢文化的内在联系，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来面貌；那么，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则是为了猜透拉伯雷的创作之谜，他认为要解开拉伯雷创作之谜，就必须深入研究拉伯雷创作的民间源头，在民间文化潮流中理解拉伯雷，也“只有从民间文化角度来看，才能够揭示真正的拉伯雷，即通过拉伯雷来表现拉伯雷。”[1] 在他看来，拉伯雷创作的主要特征是怪诞的现实主义，而这种特征“是由过去民间笑文化决定的，而这种文化的雄伟轮廓是由拉伯雷的全部艺术形象勾画出来的。”[2]
1．拉伯雷的历史评价。
弗朗索瓦·拉伯雷（约1494—1553）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重要人文主义作家。他具有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在医学上很有建树，他是当时的名医，也写过医学专著。不过他的名字能流传至今主要靠他的著名小说《巨人传》。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伯雷称得上是恩格斯所说的“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时代的巨人”。
拉伯雷是欧洲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又是欧洲文学史上最不被理解、最不符合规范的作家。巴赫金指出：在欧洲文学的伟大创建者行列之中，拉伯雷“名列前茅”。“人们一般认为他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伟大作家，而且是一个智者和先知。”他认为，“拉伯雷在近代欧洲文学的这些创建者，即但丁、卜迦丘、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之列的历史地位，——至少是勿庸置疑的。”同时，巴赫金也指出，拉伯雷在其身后的几百年间一直不被理解，“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孤立状态”。他是世界文学所有经典作家中“最难研究的一个”。[3]
那么，拉伯雷受到了哪些误解和指责呢？一曰粗野鄙俗，如小说中抛掷粪便和浇尿的情节，赌咒、发誓和骂人话一类不拘形迹的粗话；二曰荒诞不经，如小说中极度夸张的筵席形象、怪诞人体形象和物质—下部形象；三曰猥亵不洁，如小说中新鲜的擦屁股方法的罗列，毫不掩饰的狎昵行为的描写等等。
下面看看一些具体的评论。
在17世纪，拉布吕耶尔在《本世纪的特征和风尚》（1690）中，把拉伯雷小说的一些因素称为“恶棍的欢乐”、“肮脏的堕落”。他认为拉伯雷是有天赋才能的，但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用污秽败坏了自己的作品”。“不管人们在那儿说什么，他的作品都是不解之谜。它类似于狮头羊身蛇尾的妖怪,生有漂亮面孔、长足、蛇尾的女妖或者更丑陋的动物：这是崇高、精巧的道义与下流堕落的荒谬绝伦的相互交错。在拉伯雷粗俗之处，他粗俗过头，这是贱民们享用的某种令人憎恶的食物；在拉伯雷高尚之处，他完美、卓越，他变成了可能有的菜肴中最精美的菜肴。”[4] 巴赫金认为拉布吕耶尔把拉伯雷的创作看成是双重的。肯定的方面，所谓“崇高、精巧的道义”，是拉伯雷创作中纯文学的人道主义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指的是拉伯雷创作中肉欲的和粗俗的污秽、责骂和诅咒、话语的双关性和低级的滑稽话语等。问题在于拉布吕耶尔找不到开启连接拉伯雷创作这两种异质方面的钥匙，无法提示拉伯雷创作中的“粗俗”因素同民间文化传统（诙谐与物质—肉体下部）的内在联系，因此他也就无法把拉伯雷的创作看成是一个统一的艺术思想整体。
在18世纪，由于启蒙主义固有的非历史性、纯理性主义、对物质机械性的理解，他们完全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拉伯雷，拉伯雷的创作在这个世纪是最不被人理解和最得不到应有评价的。对于启蒙主义者而言，拉伯雷是“粗野和野蛮的十六世纪”的鲜明的代表。伏尔泰的看法就体现了18世纪对待拉伯雷的观点。他在《哲学文集》（第2卷）中说：“拉伯雷在其乖张古怪、令人不解的书中，恣意发挥极端的愉悦和极度的粗野；他滥用博学、龌龊和无聊；以通篇蠢话的代价换取两页好故事。有几个具有刁钻趣味的人热衷于对他的创作的所有方面加以理解和评价，但其余的民族嘲笑拉伯雷的玩笑并蔑视他的书。人们把他当作头号小丑加以颂扬，并为这么聪明的人这么不成体统地滥用智慧而深表遗憾。这是一位醉醺醺的哲学家，他只有在大醉时才写作。”[5] 伏尔泰比拉布吕耶尔走得更远，他把拉伯雷的小说看成是博学、龌龊和无聊的混杂。同时，他认为大家不仅嘲笑小说，而且蔑视诙谐，把16世纪令人开心的诙谐看成低级的东西。这是18世纪对待诙谐态度的根本变化，其原因在于启蒙主义的纯理性主义、反历史主义以及对事物抽象的非辩证的理解，这种观念使得他们不能理解民间诙谐文化的双重性。
到了19世纪，对拉伯雷的评价有了变化。法国浪漫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来评价拉伯雷以及他的怪诞风格。不同于启蒙主义，浪漫派更关注历史性，他们试图在作品中寻找未来的和萌芽的东西。夏多布里昂认为天才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创造，他们是天才—母亲，他们的创作不仅有属于现代的东西，还有属于未来的东西，因此他们生养和哺育本民族其他天才的伟大作家，在整个世界只有荷马、莎士比亚、但丁和拉伯雷称得上这样的作家。雨果正确地理解了拉伯雷作品中的怪诞形象，并从历史主义角度掌握了拉伯雷诙谐式对待生与死的主要态度。雨果认为天才应当是从本质上深刻反映历史重大转折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属于未来的东西、具有未完成性。正因为这些作品饱含客观的尚未说出的未来，由此就产生它们特殊的多义性，含混性，以及虚幻的怪异性，而这一切是与传统的规范不相容的。浪漫派是从他们固有的天才观和历史观来理解拉伯雷，但还是没有能够深入理解拉伯雷创作与民间诙谐文化的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拉伯雷评价的这种状态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巴赫金专著出现以前，没人能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拉伯雷。中国的情况，文革以前不谈，新时期以来的外国文学史基本上对拉伯雷持这样的看法：肯定他反封建的人文主义思想，但又批评他不少地方写得过于粗鄙，流于庸俗，认为这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固有的庸俗和腐朽。
2．评价作品的不同标准和规范。
拉伯雷的创作为什么在其身后几百年间得不到正确的理解和应有的评价呢？
巴赫金认为主要是拉伯雷创作独具的特色不符合几百年来的文学性标准和规范。
首先是民间性。
拉伯雷的创作是源于民间的。“他与民间源头的联系比其他人更紧密、更本质……这些源头决定了他整个形象体系及其艺术世界观。”[6] 拉伯雷小说中的形象体系，他的巨人形象，怪诞形象，筵席形象以及物质—下部形象是来自民间的，由这些形象体系所体现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对反封建的人文精神的张扬，平等对话精神的张扬，事物双重性和更新交替精神的张扬，都是来自民间的，而这一切又是同官方性相对抗的。正如巴赫金所说的：“拉伯雷形象固有的某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无法遏止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与拉伯雷的形象共融，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7]
其次是非文学性。
正是拉伯雷小说固有的激进的民间性，必然带来它的特殊的非文学性。也就是说，拉伯雷小说中的形象和形式是不符合自16世纪末至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标准和规范的，比如形象的怪诞，泼辣的讽刺，过份的夸张以及语言的粗俗，各种方言、土语进入作品等等。巴赫金认为欧洲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理论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现象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比如它更关注的是史诗和悲剧而忽视小说，它更关注的是文人的文学而忽视民间的文学，在形成于诗歌占优势时代的文学理论看来，莎士比亚是野蛮人，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作品只是大众消遣的读物。显然，源于民间的拉伯雷创作是同官方化了的上层文学标准和规范完全不相容的。
3．开启拉伯雷创作宝库的钥匙。
巴赫金指出，几百年来对拉伯雷的不理解，关键在于评价作品有不同的标准和规范，因此他指出，要解开拉伯雷创作之谜，就必须改变艺术观念，摒弃许多根深蒂固的文学趣味，对许多文学概念加以全新审视，其中最重要的是深入研究拉伯雷的民间源头，揭示拉伯雷创作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如果把拉伯雷放在四个世纪的“正宗文学”中，他就显得形单影只，显得与正统的文学标准和规范格格不入；如果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来看，拉伯雷的那些形象就像是如鱼得水。因此，巴赫金认为认真和深入地研究拉伯雷的民间源头，是开启拉伯雷创作宝库的钥匙。从另一个角度讲，拉伯雷的小说也是开启民间诙谐文化巨大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拉伯雷是“民间诙谐文化在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代表”[8]，只要他的作品能得到正确的揭示，人们就能从中窥见民间诙谐文化数千年的发展。
二、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
1．拉伯雷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巴赫金把拉伯雷小说称为“怪诞的现实主义”，为把握怪诞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我们需要先了解拉伯雷《巨人传》产生的时代背景，把握《巨人传》所展示的狂欢世界，以及小说所描写的种种怪诞形象。
拉伯雷是法国16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因此只有只抓住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特征，我们才能把握拉伯雷小说的特色。
巴赫金指出，“在伟大转折时代，在对真理重新评价和更替的时代，整个生活在一定意义上都具有了狂欢性：官方世界的边界在缩小，它自己失去严厉和信心，而广场的边界却得以扩展，广场的气氛开始四处弥漫。”[9] 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就是欧洲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的时代。也正是这种伟大转折时代的生活所具有的狂欢性，造成了拉伯雷小说的狂欢世界和怪诞现实主义的特征。
文艺复兴指的是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文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复兴，它实质上是要冲破中世纪的思想束缚，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来取代封建的文化。文艺复兴既是文化领域的，又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一场伟大变革，它标志着时代的伟大转折。这种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变革和伟大转折。必然带来现实生活中新旧事物的剧烈斗争。对真理的重新评价。
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到了16世纪30年代终于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此，拉伯雷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摆脱了峨特时期黑沉沉的夜晚，我们的眼睛迎着太阳的明亮火炬展开了。”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0]拉伯雷就是法国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巨人的代表。
文艺复兴所张扬的思想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或称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潮是针对中世纪一切以神为本的观念，主张“人乃万物之本”。中世纪的神学把教会和君王说成是至高无上的，民众只有服从才能得救。人文主义者以人权向神权挑战，体现了代表人民大众的新兴阶级的世界观。人文主义的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作品中得到了具体和鲜明的体现。他们从人性论观点出发，肯定现世生活，歌颂世俗的享受和欢乐，反对教会的来世思想和禁欲主义；他们鼓吹个性解放，要求人的自由，提倡关心人、提倡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反对等级制度和经院教条；他们崇尚知识和科学，崇尚人的力量、才能和智慧，反对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和各种教条。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中，首先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猛烈抨击神学，在他的笔下，贵族和上层僧侣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农民被象“榨葡萄汁”似地榨干最后一滴血汗，法官循私舞弊，草菅人命，竟用掷骰子的办法断案，而教会的一套神学教育使人变得目滞神昏，口嚅舌钝，“毁坏了善良高贵的心灵”，“摧残了青春花朵”，拉伯雷在批判封建教会的同时，热情歌颂世俗的生活，张扬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教会主张缩食、禁欲，他提倡大吃、大喝，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教会立下许多清规戒律，他主张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喝酒就喝酒，要散步就散步；书中体现作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德廉美修道院只有一条规章制度：“做你所愿做的事”。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反对封建和神权，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人的生活，肯定个性自由和解放的要求。但是他们中间存在两种不同倾向，具有贵族倾向的七星诗社的诗人，大都出身贵族，他们更多的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榜样进行创作、而轻视民间文学和民间语言，而更关注法国民族语言的统一和法国民族诗歌的建立。而具有民主倾向的作家，如拉伯雷，则和人民比较接近。他虽然也认真研读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吸收营养，同时他更重视民间文学和民间语言。他非常熟悉民间传统和民间故事，非常熟悉民间语言，在《巨人传》中，他穿插不少民间故事，运用了各行各业的语言和多种方言土语。因此，拉伯雷的创作所体现的思想精神和艺术特色不仅是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学，更是源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了解这一特点对于理解拉伯雷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
2．《巨人传》的狂欢世界。
巴赫金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和思想家们在同中世纪官方文化作斗争时，主要的支持是来自上千年里形成的民间诙谐文化，也就是民间狂欢节所体现的民间狂欢化文化。他说：“在文学发展的所有时代，狂欢节，在这个字眼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是这个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却是潜藏着的、间接的、难以把握的，只有在文艺复兴时代它才不仅格外强烈，甚至直接而清晰地表现在外在形式上。文艺复兴，可以说，这是对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11]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中，在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格外强烈的狂欢化氛围，这不仅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中，也体现在作品的形象中。以莎士比亚为例，巴赫金认为他的作品的狂欢化因素，不只是作品中次要的诙谐层面，同时也体现在戏剧结构中，其中狂欢节的脱冕和加冕的狂欢化逻辑也以直接或隐蔽的形式组织起他的戏剧的严肃层面。但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戏剧所表现的摆脱现存生活秩序的坚定信念，无畏和清醒的现实主义，急剧更替和更新的狂欢化激情。
如果拿拉伯雷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相比，巴赫金认为拉伯雷小说狂欢化除了具有强烈的狂欢精神，同时更具有外在的直观性和清晰度。如果拿拉伯雷的狂欢世界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欢世界相比，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所描绘的是阴暗和呓语的世界，更多的是意识的狂欢，而前者描绘的是欢快酣畅的狂欢世界，是真正的平民大众的狂欢节。
下面我们来看看《巨人传》所展示的狂欢世界。
《巨人传》的故事情节是十分神奇和有趣的，主要写的是三个巨人（格朗古杰、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祖孙三代的传奇故事。第一部写巨人国王格朗古杰儿子高康大不凡的出生，他先受中古经院教育，后来人文主义教育把他解救出来，并在游学巴黎中得到锻炼。当他的国家受到邻国入侵时，他在约翰修士的协助下勇敢地击败敌人，为报答约翰修士，为他建造了德廉美修道院。第二部的主人公是高康大的儿子庞大固埃。他到巴黎求学，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他遇到巴汝奇，并帮助他征服了迪普索德国。第三部写巴汝奇的婚姻问题。他访遍女巫、诗人、神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疯子，结果一无所获，作者对宗教迷信加以揭露和嘲笑。第四部和第五部写庞大固埃、约翰修士和巴汝奇一同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寻找“神瓶”，旅途中遇到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他们一路上智斗羊商，途中经“联姻岛”、“香肠国”、“钟鸣岛”、“胖子国”、“无粮岛”、“五元素国”和“灯国”等地，可谓阅尽教会和官吏的种种罪恶，最后终于找到知识和智慧源泉——“神瓶”，“神瓶”给他们的答复是：“喝呀”。
透过狂欢化的情节，《巨人传》还是塑造了一系列狂欢化的形象，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巨人身上，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高康大生下来便会说话，他食量惊人，生下来一天要喝一万七千多头母牛的奶。他身材巨大，做衣服要用掉一万两千多尺布。他力大无比，当敌人来犯时，他拔起一棵大树当武器就把敌人打得丢盔弃甲。而庞大固埃形同父亲，他领兵出征，军队遇暴雨受阻，他便伸出半个舌头让士兵在他舌下躲雨。拉伯雷如此夸张地表现巨大的形象，目的是要向封建教会对人的蔑视相对抗，歌颂人的力量。在通过狂欢化的形象来展示人的力量的同时，拉伯雷也通过狂欢化的形象来揭露和讽刺教会和官吏。在第五部中“穿皮袍的猫”是对法官最尖锐的讽刺。这只猫有三个连在一起的头：一个奉承拍马的狗头，一个是向老百姓怒号的狮头，一个是用来打哈欠的狼头。它身上还有一个大口袋，专门用来收取贿赂。在它的统治下，是非完全颠倒：“把弊病叫道德，把邪恶当善良，把叛逆名为忠贞，把偷窃称为慷慨。”
拉伯雷笔下的狂欢世界是一个用民间语言描绘的奇特和怪诞的世界，他把神圣和卑俗倒置，把各种因素混杂交融，把各种语言和文体融为一体，通过狂欢的情节和狂欢的人物极力反抗官方和教会的道德规范，张扬自由平等和更替更新的狂欢精神，表现了几千年来植根于人民大众身上的一种狂欢意识，一种世界感受，而巴赫金把拉伯雷这种充满狂欢精神的创作称之为怪诞的现实主义。
3．怪诞现实主义的审美品格。
巴赫金充分注意到在拉伯雷的作品中，生活的物质—肉体的因素，如身体、饮食、排泄和性生活的形象占了压倒优势的地位，而且这些形象又是以极度夸张的方式出现的。因此，他把拉伯雷创作中的这种现实主义称之为怪诞现实主义。
如何看待和理解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巴赫金认为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形象观念，特殊的审美观念，而这种审美观念则源于民间诙谐文化。他强调不能用现代的观念来解读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把拉伯雷的物质—肉体形象现代化，在现代观念中物质、身体、肉体生活这样一些概念已经改变了意义，已经狭隘化，一些怪诞的形式已经退化为静止的特征和狭隘的体裁形式。巴赫金强调必须用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的观念来解读怪诞现实主义，在他看来，“在怪诞现实主义中（即在民间诙谐文化的形象体系中）物质—肉体因素是从它的全民性、节庆性和乌托邦性的角度展现出来的。在这里，宇宙、社会和肉体在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展现出来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是一个欢乐和安乐的整体。”[12] 如果拿文艺复兴时期和拉伯雷创作的怪诞现实主义的物质—肉体形象，它的怪异和夸张同现代观念影响下的物质—肉体形象和怪异夸张作个比较，巴赫金指出前者总的具有积极、肯定的性质。一是它的全民性，它不是自我隔绝和自我封闭的，它还没有彻底个体化。在拉伯雷怪诞现实主义中，身体和肉体不是现代意义的身体和肉体，既不是孤立的生物学个体，也不是利己主义的个体，而是同社会整体相联系的，是同生生不息的人民大众相联系的。因此，一切物质肉体的形象都硕大无比，不可估量。二是它的节庆性，由于物质肉体形象的全民性，由于它是同普天同庆相联系的，因此也就具有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特别欢乐和节庆的性质，在这些形象中，主导的因素不是干瘪、停滞和阴暗冷漠，而是丰腴、生长和情感洋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