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理性：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
吴元迈
引 子
公元1616年4月23日，欧洲文坛上两颗璀灿夺目的文学巨星——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同日陨落！这一神秘的巧合给后人们留下无限的哀思与遐想。尽管在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什么，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变迁，人们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一壮丽的时刻昭示着文艺复兴的辉煌嘎然而止！
恩格斯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便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坛上这样的“双子星座”。
德国大诗人海涅评论说：“这两位诗人不仅是当时开的花，而且替后世伏了根。大家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和现在的法国起了影响，就推他为后世戏剧艺术的开山祖师。我们也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
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明确指出：“终于在16世纪，完成了艺术方面最后的改革：塞万提斯用无与伦比的《堂·吉 诃德》击败了诗歌的虚伪理想倾向，莎士比亚则使诗歌和现实生活永远调合、结合了起来。”
历史的肯定对塞万提斯与他的《堂吉诃德》来说是晚了一些！
一生贫困坎坷的塞万提斯逝世后，西班牙当局连一块墓碑也没给他立，而他的《堂吉诃德》在当时不过是一部“最逗笑的”“闲书”而已。《堂吉诃德》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小孩子翻着读，小伙子细细读，成人熟读，老头子点头簸脑地读；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都翻来覆去、读得烂熟，每看见一匹瘦马，就是 ‘驽■难得来了！’……每个贵人家的待客室里都有这么一部 《堂吉诃德》；一人刚放下，另一人就拿走了；有人快手抢读，有人央求借阅……”（《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三章）。另据记载：一天，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三世站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就是个疯子。派人一问，果然那学生正在读《堂吉诃德》。十七世纪的人们只把这部小说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是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他们喜欢堂吉诃德，也因为他是个癫狂的疯老头。许多知名人物都讥讽《堂吉诃德》，如当时的著名戏剧家洛贝·德·维加等。文艺批评家瓦尔伽斯的评价颇有代表性，他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这句“不学无术”的评语在西班牙被称引了将近三百年。十八世纪英国大诗人拜伦甚至责备塞万提斯与他的 《堂吉诃德》，他在其长诗《唐璜》中感叹：
塞万提斯把西班牙的骑士制度笑掉了；
只是一声大笑就把它祖国的
有力助手砍去；
——从那一天起
西班牙不出什么英雄……
他似乎认为，《堂吉诃德》所得到的“荣耀”是以“他祖国的沦亡”的高价买来的。
这一尖刻的指责，恐怕是“忠君爱国”的塞万提斯最难以接受的！
近四百年来，《堂吉诃德》正如作者预言的那样“每个国家，每种语言，都会有译本。”据统计， 《堂吉诃德》已被译成一百种以上的外国语言，至于出版过多少版则难以计数。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到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的铿锵之声！它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吸引了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不朽的杰作。它所塑造的堂吉诃德艺术形象，与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并列为世界文学中的杰出典型。然而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及其艺术典型，则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别的不同、美学标准的差异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深刻、完整地理解《堂吉诃德》及其价值是十分困难的。笔者力图以历史、作家与作品的内在联系为分析线索，综合能搜集到的现代研究成果，揭开《堂吉诃德》的荒诞面纱，剖析其深邃的理性底蕴，为青少年朋友们了解塞万提斯及其作品奉献绵薄之力。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介绍与研究塞万提斯及其作品的论著，它较为详细地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作家塞万提斯贫困而坎坷的人生轨迹，并以历史、作家和作品的内在联系为线索，揭开了其代表作 《堂吉诃德》的荒诞面纱，探索了其深邃的理性底蕴，对于读者了解塞万提斯及其思想与文学成就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荒诞的理性
“黑铁时代”与“黄金时代”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生活在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长期的辛勤劳动中积累了生产经验，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到16世纪时，各个工业部门的技术都有了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更进一步刺激了欧洲生产方式的革命。比如，火药于13世纪末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到14世纪中叶欧洲人就利用火药制造大炮和毛瑟枪，16世纪出现了装有燧石扳机的较轻便的毛瑟枪。这一军事技术革命的意义在于：火枪的使用使中古时期穿甲胄的骑士失去了原有价值，城堡也不再是封建割据势力的可靠保障了。封建军事制度的崩溃无疑大大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强大基础。再如，指南针自13世纪起传入欧洲，使欧洲航海术迅速进步。同时，地理知识的更新、造船术的提高、海外冒险的巨额利润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引起了西欧各国对海外航路的探寻。西方史学家把十五、十六世纪新航路的开辟称为“地理发现”。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接着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怀着黄金梦的西班牙冒险家麦哲伦环球航行取得了成功。新航路的发现，对欧洲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交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共产党宣言》，第24页）总之，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剧烈变革，新兴的资本主义与衰落的封建主义在欧洲大地上展开了彼消此长的激烈斗争，这时的欧洲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与政治经济的变革相适应，一场文化革新的曙光已先期而至，并于 16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这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欧洲中古初期的文化完全为基督教神学所笼罩，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无不具有宗教性质。教会垄断学校教育。学校中虽设有七艺，但内容完全为神学服务。理性被视为邪恶之媒，唯有信仰才能导致灵启，获得真知。教会还大力宣扬禁欲主义。罗马帝国末期，北非主教奥理略·奥古斯丁 （354——430年）所著《上帝之城》就宣传人世的罪恶是与生俱来的，要解脱人世的枷锁，必须禁欲修行。禁欲主义的思想是教会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手段。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城市的新兴资产阶级为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利益，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反对教会的统治即封建文化的斗争，要求以新的世界观推翻神学、经院哲学以及僧侣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支配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必要条件。从14世纪到15世纪，在欧洲资本主义关系萌牙最早的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当时天主教教会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新兴资产阶级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发现了许多可以鼓舞自己而与封建神学抗衡的积极因素，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了学习古代的思潮。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学者流入西欧，与此同时古罗马废墟上发掘出许多古代文物，在欧洲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世界，再加上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知识，人们头脑中的教会神学观念便迅速瓦解。所谓文艺复兴，是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历史意义是为资本主义建立统治地位制造舆论，而绝非复兴古典文化。古典学术和艺术的“复兴”，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借以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利条件，它绝不代表文艺复兴运动的本质。
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和教育方面的思想内容，通常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特征，在于它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人文主义者反对中古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肯定 “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他们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即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城市市民长期以来向封建统治者争取政治、经济和个人自由的斗争，至此形成系统的理论。人文主义思想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它继承湮没已久的古典文明遗产，打破了禁锢人心的教会权威和封建愚昧，为近代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堂吉诃德》的真正价值也正体现于此。
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杰出诗人但丁·阿利格里 （1265—1321年）。恩格斯说道：“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代表性著作 《神曲》，由《地狱》、《炼狱》、《天堂》三篇组成。在这部著名的诗篇里，他使用隐喻象征的笔法来描写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虽然也重复了中古关于禁欲和来世的观念，同时还流露出没落骑士贵族的幻想，但是诗中这些旧观点已经无疑被新的思想所压倒。但丁选择古典时代的诗人维吉尔作为梦游地狱和炼狱的向导，又选择理想中的恋人碧雅特丽奇为游历天堂的引路人，这两人都是俗界人物，所代表的是尘世而非教会。但丁以自己的好恶为准绳，在《神曲》中把历史或当时的人物各个安排在地狱、炼狱或天堂里。古典时代的诗人并不是按照教会的标准，放在地狱中受苦；而主教和僧侣却被打入地狱，受着永久的折磨。但丁特地为当时尚未死去的教皇卜尼法斯在第八层地狱的火窟里预留了一个位置。这种大胆谴责教皇和僧侣的勇气，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还歌颂了自由的理性，个人的情感，求知的精神，并在诗中穿插了许多故事，使幻想和真实形成了奇妙的结合。
继但丁之后另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是薄伽丘（1313—1375年），其著名作品是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它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有各地商人的奇谈，有中古的神话和传说，也有从东方传来的故事以及作者所亲自观察到的奇异的社会现象。作者通过情节离奇的故事，对教士、贵族和男女修士的愚昧无知与荒淫无耻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宣扬个人的智慧和勇敢及“人类平等”的思想。他的全部作品都充满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地在意大利及其他国家里传播开来。15世纪时，除佛罗伦萨外，还出现了其它的文艺复兴中心，如罗马、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15世纪后期，人文主义传播到法国、西班牙、德国、尼德兰和英国。到16世纪在英国和西班牙等国达到了高潮，产生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文主义文学巨匠。我们从上述所例举的早期文艺复兴代表人物的作品情况中，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产生于文艺复兴“黄金时代”的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可以说，早期的艺术家刚刚开始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能够对周围的现实、自然界、人的现实生活与环境等加以体察，并且反映于自己的作品中。但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其作品描写的大多是宗教或古代神话中的题材，还不是直接描绘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前人，尽管它的表现形式是荒诞的。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西班牙历史的发展状况。
西欧政治经济的变革浪潮和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也猛烈地冲击着西班牙王国，到15世纪中叶，西班牙的资本主义也获得一定的发展，但由于西班牙历史形成的特殊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在西班牙的成长远不如它在英国、法国、尼德兰和意大利那样顺利，因而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在西班牙就表现得更为痛苦与悲哀。
摩尔人的长期占领和西班牙人民收复失地斗争的阶段性，使得西班牙各地区形成了许多“独立的王国”，这些王国都有它们各自特殊的法律和风俗习惯。马克思在论述西班牙革命时说：“西班牙地方性的生活、各省和城市公社的独立性、社会的复杂情况，起初是由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造成的，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则是依各省摆脱摩尔人统治所采用的各自不同的方式。”这一状况对西班牙社会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农民和新兴的城市居民为了保卫他们已有的权利，常常与当时体现国家统一的王权发生冲突，甚至和封建贵族结成联盟与王权对抗。结果是，王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不得不对城市和封建贵族两种势力同时进行削弱，从而导致了极端****的君主统治，形成了西班牙历史上极为残暴的“黑铁时代”。
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和摩尔人 （阿拉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融合后形成的种族）侵入西班牙，不过几年时间就占领了比利牛斯半岛的大部分。从此，西班牙人开始了收复故土、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即“列康吉斯达”（意为 “再征服”）运动。这一运动从8世纪即开始，一直延续了七个多世纪，到15世纪末西班牙人占领格拉纳达时最后结束，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11至13世纪。列康吉斯达运动表面上看来，是一场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国家的斗争，但实质上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含有西班牙反抗外族统治的正义性。在阿拉伯人侵占西班牙的大部分领土之后，退处北方山地的封建势力逐渐建立了几个领土狭小的国家。它们的利益与阿拉伯人的外族统治有很大的矛盾，因此不断推动收复故土的斗争，从8至9世纪时即不断扩张，至10世纪初南进到雷翁城，并以此地为中心，形成雷翁王国。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西班牙人继续南进，构筑堡垒，步步为营。当到达杜罗河流域时，收复的土地上已经堡垒林立。因此新的国家称为卡斯提，取“卡斯提拉（堡垒）”之意。1230年，雷翁和卡斯提合并为卡斯提王国。它是西班牙人反阿拉伯斗争的主要中心。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冈诸国，也不断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土地，并于1137年合并为阿拉冈王国，成为反阿拉伯人斗争的另一中心。在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南方的阿拉伯国家一直具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优势，而北方基督教诸国则比较落后。但在政治形势上，北方优于南方，南方不仅有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而且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被征服的基督教居民在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等方面受到的沉重压迫，迫使他们不断反抗，并大批逃往北方。这就消弱了阿拉伯——摩尔人的统治，壮大了北方基督教国家的力量。北方诸国之间虽也处于分裂状态，但在反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却能够联合行动。它们内部的社会矛盾因农民可以在收复失地的运动中获得土地和某些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其境内的城市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也参加了反阿拉伯的斗争。
卡斯提的城市出现虽较早，但多半由边境上的设防据点发展而成，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工商业不很发达。阿拉冈的城市多在地中海沿岸，工商业较早地发展起来。在列康吉斯达运动中收复的城市，经济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手。到14至15世纪时，西班牙城市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沿海城市，很早就与东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有贸易往来。在新航路发现之前，巴塞罗那就发展为西南欧一流的沿海通商城市。由于英法百年战争的影响，欧洲的内陆商路部分地转移到大西洋上。南欧和北欧贸易的海上联系必须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促进了西班牙城市的兴盛。西班牙生产的羊毛，畅销于佛罗伦萨，是对外贸易中重要商品之一。
1469年，阿拉冈王子斐迪南和卡斯提王位继承人伊莎贝耳联姻，此后他们分别成为该国的国王和女王，于是1479年两国正式合并，西班牙统一王国至此形成。但是部分大封建诸侯不肯放弃割据势力，反对统一。伊莎贝耳和斐迪南依靠城市、小贵族和教会的支持，与大封建主进行斗争。城市势力在斗争中起了首要作用，卡斯提城市于1480年结成同盟，阿拉冈城市于1488年参加。城市同盟组织民军，帮助国王摧毁大封建主的城堡，没收他们侵吞的土地，剥夺他们享有的特权等等，使西班牙建立起强大的王权。统一的西班牙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国王拥有四万人的常备军，于 1492年收复了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后据点格拉纳达城，从此长达七个多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以西班牙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然而王权的建立并没有给城市势力带来多少好处，斐迪南为巩固其统治开始建立君主****制度。城市自治权被削弱，国会越来越少召集会议。国王以宗教裁判所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对一切反抗国王和教会的人都加以异端的罪名。宗教裁判所罗织人罪，籍没财产，滥施酷刑。从1483年起，十五年内被处火刑的约有九千人，判处其他刑罚的达九万人，充分暴露了****统治的野蛮残暴。1516年，斐迪南死后无嗣，外孙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年）。查理从母系方面继承西班牙及其领地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美洲的殖民地；从父系方面继承奥地利和所谓“勃日第遗产”，包括尼德兰、卢森堡和佛朗士——康泰。1519年，查理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他在意大利战争中打败法国，夺取米兰和其他地区。在十六世纪的20至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又侵占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地。1535年，北非的突尼斯、欧兰和其他一些地方也被西班牙占领。这样，西班牙成为一个地跨三洲的殖民大帝国。但国内的横征暴敛和对外的穷奢赎武，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反对****主义的斗争，1520年爆发了卡斯提城市起义，然而不久就被国王依靠大贵族的势力而残暴镇压了。起义失败后，城市的自由被取消，等级议会制日趋衰落，中世纪的封建残余始终保持了它强大的势力，使得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因素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正如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分析西班牙君主****和其他西欧国家不同之点时所说的：“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了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而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意义。”
查理五世于1556年退位。他的弟弟斐迪南继任神圣罗马皇帝，西班牙王位由他的儿子腓力普二世（1556—1598年）继承，领土包括西班牙本土、尼德兰、意大利境内属地和美洲殖民地。这一时期是塞万提斯生活的主要时期，其社会现实对塞万提斯的人生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腓力普二世更加狂妄专暴，他利用宗教裁判所压制反对者，大肆没收富裕商人和工业企业家的财产。从 1565年起，又制订了一系列迫害摩里斯哥人 （西班牙统一后被迫改信基督教的摩尔人）的法令。如：摩里斯哥人不准携带武器和穿着民族服装，也不准说阿拉伯语和做伊斯兰教礼拜，违者处以火刑。遭受迫害的摩里斯哥人于1568——1570年举行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整个安达鲁西亚变成了一片废墟。1585年，阿拉冈也发生了农民起义，起义者杀死封建领主，拒绝履行封建义务，但不久也被镇压。
好大喜功的腓力普二世对外实行疯狂的扩张政策，不断进行战争。 1571年，西班牙与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在勒邦多海战中，击溃土耳其舰队。1580年，西班牙攻陷里斯本，次年兼并葡萄牙及其全部殖民地。但在对英、法和尼德兰的战争中，西班牙却连遭失败。1588年，腓力普二世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海上霸权落入英国之手。1589年，他又出兵干涉法国胡格诺战争，于 1598年被逐出法国。对尼德兰的战争，自1567年即已开始，战争绵延几十年，但终不能镇压尼德兰的革命。尼德兰北部七省的独立，使西班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遭到严重打击。无休止的战争耗尽国力，国家财政陷入紊乱。1573年到1598年间，国债由三千七百万杜卡特增加到一亿杜卡特。腓力普二世虽然一再增加赋税，但在1575年和1596年，仍两度无力偿付国债。至此，西班牙不断衰落，经济发展日益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工商业的凋敝，使人民生活穷困万状，不少人逃到海外谋生，有的为了逃避赋税而进入修道院。这一时期，西班牙的人口减少达到惊人的程度，许多大城市的人口减少一半，有的减少四分之三，有些小镇和村庄甚至消失。到17世纪中，西班牙的修道院竟多至九千所，神甫、修女、修士达到一百二十万人。贫民和乞丐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一。1598年，腓力普三世继位，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革兴之意，并于1609—1610年实现其父遗志，将数十万摩里斯哥人 （大部分是勤劳优秀的手工业者和农民）驱逐出境，这就使西班牙本来已经衰落的工农业更加一蹶不振。整个国家此时笼罩在一片绝望的情绪之中。正如塞万提斯借堂吉诃德之口多次谴责的那样，这是一个“黑铁时代”。
从上述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当其他西欧国家已经逐渐形成强盛的现代国家之时，西班牙仍旧没能完全摆脱中世纪状态，新兴的进步的资本主义势力没能在西班牙充分发展起来。然而此时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飓风已经荡涤着欧洲大地，这就激发了西班牙人民彻底推翻中世纪大山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正是“黑铁”与“黄金”的激烈撞击，促使熟悉人民群众悲苦生活的杰出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孕育了他伟大的怪胎——《堂吉诃德》。这一历史背景是我们深入理解塞万提斯及其作品价值的重要关键。
堂吉诃德式的塞万提斯人生
由于塞万提斯没想为自己树碑立传，加上他生前和逝后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重视，因此他的生平缺乏翔实的史料记载，导致后世的研究者对他的人生历程争吵不休。直到十九世纪，经学者们千方百计的努力，查阅许多国家的档案，甚至搜寻他当征粮员和收税员时的收支帐目，以及他当俘虏时的一些记载和史料，才找到了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使我们能对这位作家的人生轨迹做一番大概的描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不禁要感慨：生活中的塞万提斯正象他作品中所塑造的堂吉诃德一样，是一位热情、勇敢、正直而又带那么点“疯傻”和“不识时务”，为信念孜孜以求而又终不可得的理想主义者。如此评价塞万提斯或许有点片面，但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他的作品应当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塞万提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忧患的一生，贫困的一生。
家世与少年时代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年生于西班牙中部的阿尔卡拉·台·厄纳勒斯镇（现属马德里省）。确切的生日现在已不得而知，有人推测可能是9月29日（圣米盖尔日）。从阿尔卡拉的圣玛丽亚大教堂的受洗登记册上，我们确知他是1547年10月9日施洗礼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出生和受洗不会相隔这么久，因此关于他生日的推测并没有很确实的根据。
塞万提斯的祖父叫胡安·台·塞万提斯，据说做过律师。他的父亲叫罗德里戈，是一位乡下游医的外科 “郎中”。塞万提斯的祖上属“伊达尔戈 （Hidalgo）”阶层，即绅士地主阶层，没有爵位，还算不上贵族，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他们世代信奉基督教，是纯粹西班牙血统，不混杂摩尔人或犹太人的血。据近代研究塞万提斯的学者们考证，塞万提斯家族是一个古老的世族，原籍在西班牙西部的加利西亚省。远祖是十一世纪时托勒多城（属当时的卡斯提王国）的市长，名叫努尼奥·阿方索。他的儿子继承了一片养鹿的庄园，遂把“塞瓦托斯”（西班牙语，意为“养鹿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姓氏。他的后代又将“塞瓦托斯”改为更悦耳的“塞万提斯”。塞万提斯家族有人当过塞维利亚的市参议员，还有人任过骑士团的军职。到十五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才迁到拉曼却地方来居住。到他父亲罗德里戈这一代，家族显然是衰落了，不过他父亲还有个叫胡安的叔叔在奥苏纳城当地方长官，据说他们家还有个远房亲戚萨莱尔诺担任大主教。但是，没有资料表明这些亲戚和他们家有密切的往来。
塞万提斯兄弟姊妹一共七个，他是老四。为了养家糊口，罗德里戈无法自己的诊所固定下来，他经常在外奔波，并且不得不带着全家来往于当时西班牙的几个大城市之间。1551年到1554年之间，他们全家住在当时国王宫廷所在的瓦雅多利德市；1561年住在马德里；1563年，罗德里戈又把全家搬到新兴的工业城市塞维利亚，据说1564年罗德里戈因为债务关系而在此被控告；1566年，塞万提斯一家又迁回西班牙的新首都马德里。此时，塞万提斯刚满19岁。从以上这些不完全的事实，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塞万提斯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跟着父亲和全家东奔西颠的。
塞万提斯的家庭属于没落的绅士阶层，在生活上无异于贫民阶级，但是他们毕竟还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尤其是在社会地位上他们还是力图维护一定的体面，努力使自己的孩子接受一点教育。米盖尔聪明灵俐，从小就很喜欢读书，是他父亲最宠爱的孩子。可以想像得出，老罗德里戈尽管贫困可能还是千方百计地节衣缩食，勉强凑了点钱，把米盖尔送去上学。至于塞万提斯究竟在哪里上学，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使用纯正的卡斯提拉语的一些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城市里度过的，并深受其文化熏陶，这对于他后来成为杰出的卡斯提拉语言大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他对戏剧的偏爱，就是因为全家居住在塞维利亚时，他常常观看西班牙戏剧奠基人之一洛贝·台·鲁埃达的以人民现实生活为素材的短剧。可以确知的是，1568年他在马德里进过文法学校 （即中学），在当时有各的拉丁文学者胡安·洛贝斯·台·奥纳斯的指导下学习过。奥约斯还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的弟子。奥约斯也很喜欢米盖尔这个勤奋聪明的学生，有一次学生们为哀悼西班牙王后的逝世写了一些十四行诗，其中米盖尔写的几首得到了奥约斯的特别夸奖。总的来说，塞万提斯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而且在他上学期间还常常因为贫困而辍学。但是由于他的勤奋好学 （据他自己说连街上抛着的带字的烂纸也要捡起来读），他读了许多拉丁经典著作以及其他无数的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