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转载](2)上海帮末日悍将——陈良宇传奇（续一）
第六章 小市民生活
【上海彭浦机器厂】
陈良宇终于从部队回到上海，合家十分高兴。陈更华更是十分得意，又开始抽起了他的大烟斗。事实上，陈更华的确是老谋深算，为陈良宇回到上海，安排得非常周详。因为文化革命中陈家房子被没收，合家搬到了静安区的石门路。按理说，陈良宇退伍回到原籍，应该到静安区的有关部门报到。但是陈更华联系好的彭浦机器厂，则是在闸北区。为此，陈更华又找到闸北区政府的有关人员，声明陈良宇乃是从上海铁中入伍的，而上海铁中和彭浦机器厂同在闸北区的共和新路上面，所以陈良宇应该回到闸北区办理手续。
陈更华的这种聪明办法，果然行之有效。陈良宇在闸北区办了手续，如愿以偿地退伍军人的身份，进入上海彭浦机器厂锻工车间，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上海彭浦机器厂最早成立于一九五八年，由上海造纸机械厂、上海锻压厂、上海铸造厂三厂合并，当时称为"上海冶金通用机械厂"，一九五九年又并入华海矿山机器厂、东方钢窗厂和汇通机器厂，正式更名为上海彭浦机器厂。这家国营大厂，最早生产的是电气冷轧机和造纸机，一九六四年由国家统一安排，开始生产推土机和履带式推土机。陈良宇所在的工程兵部队所用的推土机，正是来自上海彭浦机器厂的产品。
上海彭浦机器厂是个国营大厂，地处闸北区共和新路三二零一号，当时属于上海北面的城乡结合部，离市中心较远，地段也相当偏僻。但是这对于陈良宇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回到了热闹繁华的大上海。
陈良宇所在的锻工车间，本身是彭浦机器厂中最脏最苦的。但是陈良宇到工厂的时候，工厂仍然出于混乱的状态，所以工作倒十分轻松。对于陈良宇这样的一个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又以普通退伍军人的身份到锻工车间工作，厂里的同事也感到非常奇怪，经常好奇地向这位个子高高的"小陈"打听。但是陈良宇守口如瓶，从来也不向同事透露他在部队的情况。因此彭浦机器厂的同事们至今不知道陈良宇的背景。只是有一些小道消息，甚至谣言，说陈良宇是在部队里犯了错误，才把官职一掳到底。说陈良宇以前当过营长云云。陈良宇到厂里上班后，十分谨慎，即使听到风言风语，也是一笑了之。
在内心深处，陈良宇已经放弃了出人头地的任何想法。他从十七岁入伍，进入部队共计七年之多，全部的回忆中，不是拼命表现自己，就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包袱被歧视和发配，或者是奴隶式劳动，结果化了七年时间，等于是原地踏步，成了一名无权无职，也没有任何政治前途的普通工人。虽然陈良宇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但是他已经毫无进取之心，好比是一只终于把脑袋钻进了土堆的鸵鸟，再也不管外面世界的天翻地覆。
如此一来，陈良宇进入彭浦机器厂之后，为人非常低调。他既不参加党团活动，也不和工厂里任何一个同事有特殊亲密的关系，只是早九晚五，按时上下班。陈良宇到厂报到后不久，陈更华的熟人汪某被撤职，彭浦机器厂重新成立了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新任书记杨某和陈良宇毫无瓜葛，因此陈良宇也没有得到任何照顾。
彭浦机器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但是由于陈良宇刻意的低调，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因此到厂数年之后，大多数工人都不认识他。
【爱情之果】
陈良宇最终回到上海，虽然是以退伍大头兵的身份回来，但是毕竟是回到了上海。这对于苦等了陈良宇多年的黄毅玲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这许多年，她也随着陈良宇的起起落落，操了许多心，流了不少泪。
黄毅玲祖籍福建泉州，养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家庭环境也比较优裕。黄毅玲性格虽然随和，唯独对于陈良宇，自小青梅竹马，情愫早系，竟是始终芳心不变。自从陈良宇离开上海，前去重庆读书，黄毅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给陈良宇写信。逢年过节，如果陈良宇没有回来探亲，必定寄送包裹。陈良宇在四川七年时间，中间探亲回家的次数不多，所以黄毅玲相思之苦，也唯独她自己一个人吞咽。
一九六六年，陈良宇争取加入共产党没有成功，反而因为外调，揭出其父陈更华是"美国特务"，断送前程。陈良宇因为受到打击，困顿异常；不仅从此表现落后，而且自暴自弃，从此不再给黄毅玲写信。黄毅玲事先毫无所知，也不知道为什么陈良宇忽然不再给她写信。但是她毫不气馁，多次到陈家了解原因，并且持续不断给陈良宇写信，询问原因，排解忧愁。几个月之后，陈良宇始终不给她回信。黄毅玲暗下决心，跟单位请了病假，准备亲自前去重庆，面见陈良宇。临行之前拍电报告诉陈良宇，她将前来重庆。陈良宇这才软了心肠，回电报让她不要到重庆去，另外写信解释。此后陈良宇写了上万字的长信，向她倾诉苦衷。两人言归于好。
从小以来，黄毅玲和陈良宇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特别。黄毅玲虽然比陈良宇大了两岁，但是平时都是事事处处让陈良宇"挣面子"，当老大；但是反过来，陈良宇如果有什么挫折和困难，黄毅玲就会象姐姐一样地倾听，为他排忧解难和提供帮助。所以陈良宇不给黄毅玲写信，也仅仅是一时困顿而已；从根本上，他长期以来都十分依赖黄毅玲。
陈良宇身高一米八十，脸色白净，又经受过部队锻炼，爱好运动，年轻的时候堂堂一表，十分吸引女性的注意。黄毅玲身高只有一米六十，长相非常普通，也不算白净，何况比陈良宇大上两岁。从外表来看，两人并不般配。陈更华倒还好，李谋真当年就大有看不上黄毅玲的意思。所幸黄毅玲性格特别随和，处处逢迎李谋真，这才让李谋真没有明确反对。因此从外表上看，其他的人都以为黄毅玲和陈良宇之间，乃是黄毅玲"倒扎钩"钩住了陈良宇，而事实上，陈良宇少年志高，却又横遭挫折，在心理上，一点也离不开黄毅玲的安慰和母性的温柔。陈良宇不管一切回到上海，从普通工人重新做起，固然是因为对个人前途失去了希望，但是同样重要的，也是渴望早日和黄毅玲厮守在一起。
黄毅玲虽然长相一点也不出众，但是家境很好，性格又非常温婉可亲，因此陈良宇不在上海的时候，也不乏倾慕之人。尤其是黄毅玲在卫生系统工作，倾慕之人当中，不乏大学毕业，前途无量的医生。上海华山医院最有名的外科教授，据说当年就是黄毅玲的裙下之臣。但是黄毅玲从未动心。一门心思，都在那个白净，骄傲而又潇洒的陈良宇身上。
这样，陈良宇回到上海后，几乎天天和黄毅玲在一起。黄浦江畔，度过了许多花前月下的美好夜晚。一九七一年，陈良宇虽然才二十五岁，黄毅玲却已经二十七周岁了，上海人算虚岁，算是二十八岁。在风气开放的上海，也算是大龄未婚青年了。但是黄毅玲的性格，每次和陈良宇见面，虽然都想谈婚论嫁，但是却从来也不肯主动提起。按照上海女人的矜持和作派，加上上海女人的聪明和手腕，每次花前月下，浅吟低唱之际，黄毅玲总是曲里拐弯地暗示陈良宇，尽早办理结婚手续。陈良宇开始的时候，因为和粗野直爽的工程兵相处日久，对于上海姑娘的门道居然一点也"拎不清"。惹得黄毅玲又羞又怨，冷嘲热讽陈良宇想吃"买相饭"，要动花脑筋等等。陈良宇莫名其妙之极，却也不好坏了黄毅玲的兴致，只是糊里糊涂，"木头木脑"。
如此几次，加上陈良宇熟悉了一段时间上海生活，逐渐适应了上海人的心态和说话方式。因此陈良宇再不搪塞，而是直接和黄毅玲谈婚论嫁。几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又由陈更华和李谋真出面，约请了黄毅玲父母到家中吃饭。陈更华这几年在上海家中闲居，烧得一手好菜。因此摆了一桌精致的家宴，请未来的亲家吃饭。席间谈起陈良宇和黄毅玲的婚事，两家大人意见一致，认定他们应该立即登记结婚。
七十年代初期，上海住房仍然空前紧张。大龄青年结婚，通常是要先领结婚证，才有资格到工作单位排队，申请安排住房。因此领取结婚证，至关重要。因此陈良宇和黄毅玲顺理成章，在这次家宴之后，登记结婚了，时在一九七一年春天。陈良宇二十五岁，黄毅玲二十七岁。
【彭浦新村的爱巢】
陈良宇和黄毅玲结婚，只是书面形式。当时陈家住在静安区石门路，凯司令蛋糕厂的一个车间楼上，总共才两间半房子。陈家的人口却有七口之多，包括陈良宇的爷爷奶奶、陈更华夫妻，陈良宇和两个弟弟。其中的大弟弟陈良杰，这年也已经是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因此这么多人挤住在一起，根本也腾不出地方给陈良宇结婚做新房。黄毅玲家中住房条件好一些，但是按照陈家的宁波人思想，是绝对不肯让陈良宇住到黄家去的。因此陈良宇和黄毅玲结婚之后，等于是一对野鸳鸯。当时的上海，住房条件极端恶劣，社会动荡混乱，陈良宇和黄毅玲甚至连偷偷亲热的机会都绝无仅有。
好在彭浦机器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几乎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老病死一切都由厂方安排。所以彭浦机器厂虽然是一个生产推土机的工厂，但是却五脏俱全，掌握在手中的公房也达数千套之多。由于彭浦机器厂地处偏僻，掌握的公房也都是偏远，居住环境差的地方，上海人称为"下只角"。但是相对而已，掌握的公房还是比较多。所以陈良宇结婚之后，没有等多久，就由工厂里分配了一套很小的单元，地方在闸北区的彭浦新村。
分配给陈良宇的公房，当然是别人已经住过的旧房，面积小，地段差，是地道的"下只角"的房子，在上海差不多是最差的房子了。唯一的好处是，这套房子算是老式新公房，不用同别户人家合用卫生间和厕所。尽管如此，陈良宇还是欣喜若狂，从此之后，每天下班就去那里刷墙装修，忙得不亦乐乎。本来陈良宇在工厂就是踩着电铃准时下班的人，这下子更加渴望下班，有更多的时间去收拾房子。所以有一段时间，下班铃还没有响，陈良宇就跨着他的自行车，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下班的铃声。等到铃声一响，马上冲出厂门，如同跑步运动员听到起跑的发令枪一样。
陈良宇拼命装修房子，黄毅玲自然也来帮忙。通常是黄毅玲下班之后，买上一堆吃食，再千辛万苦地轧公交车到彭浦新村。等黄毅玲到了新房子，天也黑了。两人吃点黄毅玲带来的东西，算是晚餐，再接着干活。陈良宇个头虽大，但是手很灵巧，泥工活木工活都是自己动手。这是上海典型的升斗小民的生活，能省即省，一切依靠自己动手。渐渐地，这套三十多平方的小房子也就像样起来了。
陈良宇和黄毅玲本身领了结婚证，所以好比是刚刚领到驾驶执照的人又买了汽车，自然是既喜欢又热衷。等到房子装修到一定程度，也就住到了一起。既有执照，又天天驾驶，很快，黄毅玲就怀孕了。
黄毅玲虽然性情随和，但是却极要面子。在当时的上海，即使领了结婚证，但是没有宣布过结婚，偌大个肚子挺将起来，也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这就好比是领了驾驶执照，必要告诸亲朋好友，才能驾车上路一样。这是当时在上海社会上的一种潜规则。陈良宇得知黄毅玲怀孕之后，干活更加卖力，也不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请了几个朋友一起帮忙。这样，匆匆忙忙，总算把这套小小的房子装修一新。陈良宇和黄毅玲在彭浦新村筑起了一个简陋而又温暖的爱巢。
【双喜临门】
一九七二年春节，陈良宇和黄毅玲宣布旅行结婚。黄毅玲虽然已经怀孕，但是正好赶上冬天，穿的衣服甚多，正好遮掩过去。陈良宇和黄毅玲利用婚假，到苏州无锡游玩了一圈。虽然路途当中，因为黄毅玲怀孕，百般作娇，陈良宇非常温柔体贴，时时刻刻陪着一副笑脸。
旅行结婚回来，自然不免在陈家摆了两桌酒菜，请黄毅玲的家人以及几位同学好友，一起吃了一顿喜宴。但是喜宴当中，气氛并不很好。因为刚刚团聚的陈家，又要面临着天各一方的厄运。李谋真和黄毅玲的母亲坐立不安，如热锅上之蚂蚁。
一九七一年底，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要把偌大的一个上海铁道医学院，搬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去。如此一来，上海铁道医学院的教职员工无不胆战心惊，生怕出现在院方公布的迁往宁夏的名单中。好在延长中路三零一号的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乃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留在医院里，以免被发配宁夏17。但是毕竟名单没有公布，所以李谋真等人如同惊弓之鸟。
但是陈良宇和黄毅玲，完全陶醉在新婚燕尔的甜蜜生活当中。一九七二年，黄毅玲在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就是上海铁路中心医院产下一子。儿子个大体胖，哭声十分嘹亮。陈良宇为之起名叫陈伟励18。这名字听上去，倒像是陈良宇的这个儿子，是在伟大领袖鼓励下生产的。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个非常合乎时尚的名字。
陈家得了长孙，陈更华十分开心，他的老父母更加开心。陈家四世同堂，陈家老太爷和老奶奶始终认为是祖宗保佑。少不得在陈伟励出世之后，再次偷偷摸摸，大肆祭祖上香。由黄毅玲抱着襁褓中的陈伟励，给陈家祖宗磕头认祖。
同一年十月，又是一喜临门，久已闲赋在家的陈更华，忽然接到通知，让他到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上班。并补发给他一大笔工资。
陈更华本是自由惯了的自由职业者，就像是上海滩有名的翻译家傅雷一样，既过着人上之人的日子，又自由自在，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但是共产党显然是容不下这种游离于其专政统治之外的人的。陈更华到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当了几年总工程师，虽然失去了原来的自由，但是地位尊贵，可以发号施令，倒是弥补了一些失落之感。万万没有想到结果给弄成了美国特务，在牛棚里饱受两年批斗检查之苦。所以从牛棚中出来之后，陈更华拒绝再去常州，回到上海，变成了一个社会闲杂人员。这段日子，陈更华虽然恢复了自由，但是却失去了当年维修X光机和充当船级社买办的进项。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也不给他发工资，所以他也十分郁闷。尤其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以一个牛皮信封装着的档案控制人民，陈更华的档案被扣在苏州，因此即使有想用陈更华的单位，也无可奈何。因此陈更华郁闷当中，也无可奈何，遂专心研究炒菜技艺，练就一手上海本帮菜肴的精湛厨艺。
一九七一年，陈更华在南京路上，邂逅遇到了老朋友张黎。这位原上海铁路公安系统的老八路，也刚刚从牛棚出来。陈更华一把拉住张黎，进了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喝了一顿牢骚酒。这个时候，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北方穷人的孩子，南征北战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老八路，和一个大户地主家出身，留过洋当过买办的高级知识分子，地位完全平等，牢骚完全相同，因此酒席上两个人十分投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个人各自倾诉冤屈，也大肆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但是相比而言，张黎被打倒之后，马上又将进入政权机构，照样是老革命和老干部，而陈更华却万念俱灰，自以为这辈子再无扬眉吐气之日，甚至连工作都再无着落。
不料一九七二年，卫生部配合解放军总后勤部，要在上海设立一个医疗器械研究所。名义上是研究所，其实却是军方和卫生部联手设立的一个情报机构。这个医疗器械研究所成立之后，全国所有的医疗器械情报，都归口到这里。那个时候所谓的情报，也无非是找些国外的医学科技杂志，从中翻译和分析国际上医疗器械的发展情况。这种情况，至少是中共军方非常关注的。
要搜集情报和翻译外文资料，就需要既熟悉医疗器械行业，外文又好的人才。陈更华恰好是最符合条件的人选。于是一纸通知，陈更华进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
第七章 从工人到科长
【下只角的小市民】
一九七二年十月，陈更华进入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进入该所最关键的部门，标准化情报研究室当工程师。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因为是情报机构，所以地处上海中心位置，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对面，江宁路七十七号，和南京路仅一步之遥。医疗器械研究所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只占了七十七号大楼的六楼19。陈更华从石门路到江宁路上班，也十分方便。
陈更华时来运转不说，进了标准化情报研究室一看，他的资格最老，接触医疗器械专业最早，英文也最地道。其他同事当中，至多不过是五十年代的留苏人员，和他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研究室的同事也十分尊重他，人人都称为"陈工"，而无一人直呼其名者。如此一来，陈更华慢慢地又有点好了创疤完了疼，把辫子翘了起来。陈更华说话声音也高了，烟斗也重新叼起来了，洋腔洋调也敢拿出来了。所谓"总是手持一烟斗，说话前深吸一口，盘恒再三。不过等到嘴一张便是一句SHIT，然后是正文。结束时又是一句SHIT。就像标点符号般的精确。"就是说的是他到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标准化情报室之后的情况。
那时候，陈良宇也有一二次到江宁路。见过陈良宇的人，都觉得父子俩颇有不肖之处。其父陈更华胖大威风，洋派十足，而且非常健谈，口若悬河。让人觉得直爽，没有城府；但是陈良宇那个时候却是又高又瘦，神情严肃，也不喜欢和人攀谈，看上去城府很深的样子。
当时陈良宇，虽然给人以一种城府很深的感觉，其实过的却完全是上海所谓"下只角"小市民的生活。正如许多上海男人一样，成家之后，就自觉地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早上早起买菜，下班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洗菜做饭；星期天则大动干戈地洗衣服，打扫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典型的上海"模范丈夫"。
闸北区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租界，因此向来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的聚居之所。虽然人烟稠密，热闹拥挤，但是城区规划混乱，房屋低矮破旧，有许多穷人自己搭建的棚户房。因此闸北区向来有上海的"下只角"之称谓，好比是纽约黑人聚集的哈林区。
上海人秉性讲面子，所以住在闸北区的人稍一发迹，立即迁出闸北区。至于达官贵人，上海滩的闻人和有钱人，则更是不屑于住在闸北区。所以和黄浦、静安和虹口这些群星璀璨的地方相比，闸北区名人奇缺，仅仅只有一个画家吴昌硕在闸北区的山西北路住过十几年。闸北区现在编区志，将中国第一号大官商盛宣怀罗致在闸北名人录中。其实盛宣怀晚年在塘沽路所建的盛宅，只是他所设立的愚斋义庄的慈善场地，本人从未去居住过。
所以上海闸北区虽然拥有上海的主要火车站，却一向是被上海人看不起的下等人的集居之所。而陈良宇因为命运的播弄，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闸北区最靠北的彭浦新村，可以说是"下只角"的"下只角"，过着小市民的生活。
【民兵指挥部里的南郭先生】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八年，陈良宇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始终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既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出头露脸，也没有犯错误，总之是默默无闻。进厂后七八年，隔壁车间的工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的共产党国营工厂，非常注重宣传和控制人心，因此每个工厂都设立自己的广播室。但是陈良宇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在工厂的广播中。
陈良宇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政治上原地踏步，思想上只想过小市民的小日子，工作上只求过关，不求上进。这对于一个解放军重点院校五年制大学毕业，又经过在部队两年锻炼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也是相当少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动荡，运动连绵起伏，知识青年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所以大多数精明的上海人都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静观待变。那段时间，毛泽东莫明其妙地大捧工人阶级，声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因此重要的岗位，几乎都是由大老粗当权，知识分子毫无地位。
其次，陈良宇始终因为家庭问题，在档案中有一笔不大不小的黑账，因此没有人会赏识和提拔这样一个档案中记录着父亲是"美国特务"嫌疑的人。在那个时代，家庭成分曾经埋没了许多人，甚至有许多人上吊投井。陈良宇虽然也被家庭成分所拖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幸运的。
更主要的原因是，陈良宇经过在部队的打击和挫折，心灰意冷，政治上毫无进取，甘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工人和小市民。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均由造反派组织转变而来的所谓民兵指挥部所取代。许多好吃懒做的工人宁愿去当工人民兵，维护社会治安，也不愿在工厂呆着。因为成为工人民兵，可以享受到类似公安人员的威风和权势。
陈良宇因为是退役军人，按照共产党的规矩，一旦退役，既是预备役军人，又是所谓的基干民兵。所以陈良宇也被彭浦机器厂理所当然地编入上海工人民兵的序列。陈良宇也参加过数次上海工人民兵的大规模行动，但是表现十分低调。既不冲锋在前，也不当最后一名。总之是滥竽充数，甘当南郭先生。
有一次，闸北区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目找到陈良宇，说陈良宇在部队里呆过七年，训练有素，要让陈良宇担任民兵小头目。陈良宇却告诉他，他以前在部队犯过错误，所以不仅不能当民兵头目，甚至不能当基干民兵。一句话，不仅让这个头目从此不敢再找陈良宇，而且此后也不让陈良宇参加任何工人民兵的活动，特别是和上海"第二武装"20相关的重要活动。
应该说，陈良宇此举十分聪明。如果当年他积极参与上海工人民兵的活动，甚至追随王洪文等人，即使境遇会有所起色，也会有一点现实的好处，但是好境太短，政治生命也将提早结束。相反，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年代，客观上倒像是韬光养晦，磨砺剑峰。等到时间成熟之后，方才放出手段和本事来，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博上一博。
【时来运转】
陈良宇开蒙早，六岁上学，十七岁上大学，二十二岁大学毕业，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根特殊的筹码。一九七八年，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知识分子吃香起来了。虽然陈良宇大学只读了二年半，其他二年半时间都是荒废，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文革以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一律受到重视和提拔。但是，许多文革以前的毕业生，或垂垂欲老，或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或疯狂残废，或被打成右派刚刚摘掉帽子，或屡遭批斗吓得破了胆子、或逃亡香港海外。而陈良宇年仅三十二岁，手持解放军重点大学五年制毕业文凭，好整以暇。他虽然在政治前途上遭受过挫折，但是既没有被批斗过，也没有被关押过，只不过是当了七八年小市民而已。七十年代末，像他这样好整以暇，正宗大学毕业，又十分年轻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这批人当中，许多日后都步入仕途。只是陈良宇能够爬得如此之高，另有奥秘而已。
因此说，陈良宇生逢其时，步入仕途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越爬越高，靠的却是一种特殊的本领。
上海彭浦机器厂也从一九七八年六月开始，由知识分子出身的江贯法担任厂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江贯法上台之后，自然起用一批知识分子。一翻档案，锻工车间的陈良宇是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的正牌大学生，立即提拔到工厂技术科当设计员。陈良宇从此解脱了蓝布工装的工人生活，而是可以到技术科，坐办公室，成了一名白领。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陈良宇一九六三年入学，在大学里学了两年半课程，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当上设计员，历时十二年之久，从来没有一天，用过所学的知识。陈良宇本身在大学里就没有学完基础知识，再加上生疏遗忘，所以他这个设计员，基本上也是滥竽充数。
但是陈良宇机遇极好。江贯法上台以后一个较大的动作，也是日后对上海彭浦机器厂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决定，乃是决定引进日本株式会社制作所D155A-1型推土机的制造技术。彭浦机器厂占地面积广大，厂区内面积就有三十万平方米以上，所以工厂决定大兴土木，特别为引进和生产这种日本技术的履带式推土机，建造专门的厂房和车间。为此，建筑结构专业的陈良宇就被工厂领导看中，划归工厂基建科，负责建设新厂房的工作。
彭浦机器厂的基建科位于工厂的一隅，平时是个无关紧要的部门，甚至因为工厂拥有很多住宅，倒是有点像修墙补漏的房管处。现在因为要造新厂房，因此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了。陈良宇不仅在这个时候调入了基建科，而且遇到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时任基建科科长的齐某。
齐科长比陈良宇大了六七岁，但是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深受工厂里江贯法等领导的信任。因此在兴建新厂房这一重大事情中，将齐科长从财务部门调到基建科担任科长。齐科长为人爽气，因此对调入基建科的陈良宇也十分关照，嘘寒问暖。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了解以后，齐科长马上向厂里打报告，要求让陈良宇到上海同济大学进修。这对陈良宇来说，等于是雪中送炭，使得陈良宇能够进入基建科之后，快速恢复对工程结构的专业知识，甚至是边学边干。
为此，陈良宇对齐科长心存十二万分的感激。陈良宇一方面和齐科长进行了几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暗下决心，要卖力配合齐科长，把兴建新厂房的工作做好。这样，经过厂部批准，陈良宇从一九七九年二月起到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进修。但是，陈良宇没有按照规定去进修而不去上班，而是一下课就赶往单位，显得十分积极卖力。
这个时候，陈良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命运的转机就将来临。他只是下意识地感激齐科长对他的赏识和关心。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对齐科长的仗义之心，而不是表现积极。他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赶到同济大学听课，听完之后立即赶回基建科，帮助齐科长进行新厂房建设方面的方案和设计，经常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回家后再复习功课，做作业到深夜。这期间，黄毅玲也非常配合，主动带孩子，做家务。甚至有一段时间干脆住到了娘家。这样陈良宇干脆在单位食堂吃完晚饭之后再回家，节省了许多时间。
【包办入党】
在一股知遇之恩的义气鼓舞下，陈良宇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第一次充满热情地投入了工作。那个丝毫，他也的确年富力强，思维敏捷，又经过七年的军队锻炼，因此一旦投入，就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基建项目本来应该由基建科长总体提出方案，再报厂里领导审批；但是实际上，基建科的重大文案，都由陈良宇加班加点完成总稿，再以基建科长的名义上报。除此之外，陈良宇还从来不和齐科长争名，表现得格外谦虚和谨慎。刚分配到基建科，他就选择了基建科进门的一个角落办公，这是整个科里最差的一个位置。
陈良宇在上海同济大学进修了十一个月，进修期间几乎每天都坚持到科里上班，甚至于星期天也经常来加班，表现之良好，似乎又回到了一九六五年，他第一次争取入党的时候那种积极。但是和上一次的刻意表现不同，他十分勤恳地工作，成了基建科里最重要的骨干。
就在陈良宇在同济大学进修的时候，齐科长的母亲身患癌症，生命垂危。陈良宇得知以后，不惜利用陈家在医院卫生系统的最好关系，为齐科长的母亲创造了最好的医疗条件。在陈良宇的安排下，不仅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会诊，而且在上海华山医院安排了床位。虽然齐科长的老妈很快撒手西去，齐科长却对陈良宇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感情。一心要帮助陈良宇。
一九八九年，陈良宇结束了在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的进修，回到基建科正常上班。这个时候，为引进日本新型履带式推土机而新建的厂房也开始动工。由于动工之后，工程开始由国营的建筑公司承建，基建科的人员倒相对清闲了不少。齐科长特意让陈良宇协助自己，负责和建筑公司之间的协调工作。两个人经常有交流的时间。
有一天，齐科长找到厂长兼党委书记江贯法，向他汇报基建进度。汇报之后，跟江贯法详细讲述了陈良宇如何一心扑在工作上，在进修期间坚持回厂工作等情况。然后他直接向江贯法提出，要让陈良宇成为基建科副科长，成为自己的助手。江贯法听过汇报，对齐科长说，你先让他入党，再提拔他当副科长，这样比较名正言顺一点。齐科长心领神会。
彭浦机器厂是个大厂，因此上有党委，下有支部。基建科所属，自然是厂部的科室支部。齐科长本人就是科室支部的委员。因此他马上找了科室支部书记，先和他沟通好了。当年邓小平搞改革，要利用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知识分子入党也是一种时髦，相对来说非常容易。陈良宇在进入基建科之前，从来是默默无闻，因此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所以科室党支部书记一口应承，只要陈良宇提出申请，他就会全力支持。
齐科长事先做好铺垫之后，才和陈良宇谈心，让他立即递交入党申请书。陈良宇心中感激，但又觉得兹事体大，因此星期天特地回了一趟家，问陈更华的意见。不料陈更华始终如一，热烈支持陈良宇加入共产党；他直言不讳地对陈良宇说："共产党的天下，你不加入共产党，有什么出息！ "陈更华多年处世的经验，极大地推动了陈良宇的进仕之心。
星期一上班，陈良宇就把早就写好的入党申请书交给了齐科长。齐科长神秘地一笑，也不说什么。谁知道几个星期后，齐科长就告诉陈良宇说，党支部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而且已经上报工厂党委。很快，陈良宇就和几位同事一起参加仪式，宣誓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齐科长。
陈良宇这次入党，几乎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手包办的。他既没有刻意表现，也没有主动要求，而是齐科长上下打点好之后，"请"他入的党，一方面是赏识，另一方面也是兄弟之间的照顾。陈良宇从这次入党的经历中也第一次领会到，不管看上去多么神圣的事情，好比入党，反映出来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上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的一场恶斗之后，人们普遍怀念旧上海价值观念中的兄弟义气。因此即使是在共产党内部，义气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对于陈良宇以后的为人处世，也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陈良宇入党，从动机上讲，当然不是为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尽管从客观上讲，陈良宇的入党，正是他日后成为上海滩"大哥大"的第一步，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真正影响他入党动机的，一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邓小平有意吸收大量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入党，既是经济改革的需要，也是为了改变共产党的成分，以免重新出现王洪文之类的流氓人物。所以这是大势，即使齐科长不给他包办入党，以后也一定会有机会。其次是陈良宇家庭中宁波式的实用主义产生了不少影响。宁波人的实用主义毫无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凡事讲究衡量一下"合算"和"不合算"。凡是认准了是"合算"的买卖，就义无反顾地扑上去。
一九八零年以后的陈良宇，可谓是一帆风顺。陈良宇入党之后仅几个月，又被提拔为彭浦机器厂基建科副科长，全面负责基建科工作。同一时候，齐科长因为出色完成了基建任务，调到彭浦机器厂的上属公司，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副经理。
第八章 初登官场
【钻营之初】
在计划经济时代，彭浦机器厂历来归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管辖。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简称上海市机电一局，历来是上海工业产业的龙头，鼎盛时期下辖企业四百多家，职工近三十万人。彭浦机器厂因为生产推土机，因此历史上归机电一局下属的专业公司，上海重型机械制造公司管辖。
一九七八年，上海机电一局将重型机械制造公司一分为三，成立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石油化工机械公司和通用机械公司，到一九八零年，石油化工机械公司与通用机械公司合并，成立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其中彭浦机器厂归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管辖。后来石油化工机械公司和通用机械公司合并，成立了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后来成为上海帮骨干人物，陈良宇的前任和"大阿哥"的黄菊，一九八零年开始就担任了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的副经理。而陈良宇则在同一系统的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下属厂当基建科副科长。大而言之，从一九八零年起，陈良宇和黄菊就是同事。当然，那个时候的陈良宇，还不足以认识黄菊，更不足以像日后一样和黄菊称兄道弟。但是机会很快就来了。
自从齐科长调到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副经理以后，陈良宇并没有因为齐科长变成了齐经理，而感到丝毫特别。他仍然和齐经理关系很好，经常上门拜访。齐经理也正好通过陈良宇了解下属工厂彭浦机器厂的情况，所以对陈良宇也很客气。八十年代的共产党干部还不像现在，基本上还是在家里吃晚饭，星期天也呆在家中的。
一九八二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陈良宇照例到齐经理家中，随身带了几个特别好的西瓜。到齐家以后，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切开一个西瓜就吃。齐经理却很严肃地和陈良宇说，中央现在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机电局要举办干部培训班。他让陈良宇回厂以后，积极争取参加。他也会在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层面上为陈良宇努力。
陈良宇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一下子脑袋嗡了一下，然后又迅速地冷静下来了。在齐经理面前，他保持着谦虚和低调，只是唯唯答应说，只要齐经理说的，他就会努力去做。出了齐家大门之后，他却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回走，同时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最后他认为这将是他个人发展的一次极其难得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
如果他不抓住这次机会，那么他将永远在上海机电系统当一名技术型的干部。而他自己虽然文凭说得过去，但是专业技术却是一个空架子，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读足，毕业以后又从来没有应用。话反过来，上海机电系统最需要的人才当然是电子、机械和机电一体化的专家，他的专业却是什么工程结构，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即使是技术型干部，也一定没有什么前途。
回家以后，他又和黄毅玲谈到可以到党校轮训的事情。黄毅玲是爱面子的人，自然赞成他去党校镀金。两个人于是商量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得到这个机会，结果两口子难得地谈了大半夜。黄毅玲休息后，陈良宇几乎是一夜未眠，仔细地盘算了要采取的行动。
第二天，陈良宇和黄毅玲就按照晚上商量的结果，分头开始行动，准备了许多既不起眼，又十分贵重的礼品。几天以后，陈良宇带着黄毅玲拜访厂长兼党委书记江贯法的家中，声称感谢江厂长多年来的照顾云云，把江贯法哄得非常高兴，觉得陈良宇这个人很有良心。陈良宇接着又拜访了党委副书记和人事科长的家中，把礼物送出去了一大堆。
这对于当年的陈良宇和黄毅玲这个小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虽然当时只有几千元钱，却相当于陈良宇和黄毅玲一年的工资之和。幸亏黄毅玲时常得到父母接济，又善于精打细算，才不至于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机遇面前，陈良宇等于是用两个人一年的工资赌了一把。如果赌成功的话，马上就可以免当这个小小的副科长。但是陈良宇赌术高明，他给厂里的许多关键性人物送出厚礼的同时，却没有给齐经理送上一分钱的礼物。他相信他和齐经理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非是些许礼物能够作为纽带的。同时他宁愿在上一级领导那里表现得非常谨慎，给人一种清白无暇的感觉。
果然，陈良宇如愿以偿。八二年八月，彭浦机器厂一致推举基建科副科长陈良宇参加上海市机电一局干部培训班，这等于是直接把陈良宇送进了上海机电一局的翰林院。
【党校结缘】
上海机电一局党校创办于一九七八年五月，逐渐发展成上海机电系统乃至上海市的黄埔军校。一九八二年九月，陈良宇进入上海机电一局干部培训班。对于陈良宇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跳出了彭浦机器厂的小范围，而成为名牌大学毕业、年仅三十六岁、没有历史污点，又显得诚恳、踏实的年轻干部候选人。
这是陈良宇人生道路上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进入上海机电系统，乃至上海市领导的视野之中。因为陈良宇进入党校学习的同时，黄菊官升一级，从下属的工业专业公司上海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的副经理，升为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这个时候，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曾经长期担任一机部副部长，是机电系统的老领导。
陈良宇为了进入党校，第一次钻营成功，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这就好比卖过一次身的女人，此后再卖多少次，都已经无关紧要一般。何况共产党的统治机构，向来以人治为本，只要是党委书记，向来可以在用人上一锤定音。所以共产党当中，不钻营而升官者，可谓绝无仅有。
陈良宇进党校之前，在彭浦机器厂遍洒礼物，唯独不给齐经理送上一星半点。等到他上了党校之后，自然不会忘记一手提拔自己入党当科长的齐经理。但是他给齐经理送礼的时候，却很有讲究，一点也不讲究外表的美观。他早就请母亲李谋真求得数种名贵药材，然后专门根据齐经理阴虚火旺的体质，用上好白酒浸泡半年。酒成之后，陈良宇专门借了一辆三轮车，把泡着药酒的巨大玻璃缸送到齐经理家中。玻璃缸上毫无装饰，既没有披红戴花，也没有任何字样。到了齐家，陈良宇一进屋后，就自己找了个合适的地方，把玻璃酒缸安放平稳，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然后向齐经理和夫人详细列数酒中的药材，其功效，每天的用量等等，毫无扭捏做作之处。让齐经理完全感觉到如同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在关心自己一样。
陈良宇早年的这一番钻营功夫，做得十分地道，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自从陈良宇一九七九年进入基建科和姓齐的共事以来，表面上看似乎总是姓齐的在帮助陈良宇，一手包办他入党，又提拔他当副科长，进入机电一局党校培训等等，而实际上陈良宇早就用所谓兄弟情谊收服了齐经理。到现在这种程度，齐经理根本不用陈良宇相求，就会主动帮陈良宇四处讲好话，谋求进一步的晋身的台阶。
齐经理不仅带陈良宇认识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主要领导，而且四处帮陈良宇讲好话，赞扬他的表现的学识。齐经理有一次到机电一局副局长黄菊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特意带着正在党校培训的陈良宇一起去，使得黄菊第一次知道了陈良宇这个名字，也有意无意地在脑子里留下印象，这个陈良宇非常符合所谓的四化标准，既头脑灵活，又比较谦虚。
陈良宇的工程结构专业是个空架子，但是参加干部培训班，却是一名高手。他在业余时间勤于读书阅报，同时善于把书报中的内容，和机电系统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行发挥。陈良宇毕竟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在干部培训班显得非常出众，既能滔滔不绝地空谈理论，又能倚笔写出文情并茂的好文章。
尤其是在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当中，陈良宇刻意结交，建立了非常有效的人际关系网。在陈良宇参加的干部培训班当中，他是职位最低，党龄最短的一个。但是到了培训班之后，大家都是同学，因此也一时失去了等级森严的屏障。
在同学当中，陈良宇最加刻意经营的，是同属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李嘉康。李嘉康本身也是上海人，但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工作，曾经在辽宁煤炭工业部门担任厂长、矿长、矿务局处长等职务。七十年代中期调回到上海，就在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机械部门担任厂长。一九七八年成立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时，出任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陈良宇和他熟悉以后，很快就利用星期天登门拜访，声称要向李嘉康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云云。因为李嘉康和陈良宇一样，都是在外地长期工作过的上海人，因此互相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很快打得火热。和对付齐经理的手段一样，陈良宇很快就用义气收服了李嘉康，使得李嘉康成为陈良宇的兄弟。
陈良宇的另一位同学，就是现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蒋以任。当时蒋以任是以上海柴油机厂设计科科长的身份，被推荐参加党校培训的。陈良宇和蒋以任在那个时候，关系还相对疏远，因为在机电一局的这个大家庭中，不属于同一派系。
【台阶之一：副厂长】
陈良宇的这一套用义气收服比自己职位更高之人的手段，说来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地方特色。宁波向来是开埠之地，京航大运河的终点，因此宁波人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讲利益，重面子的商业和人文特征。所谓重面子，一是深信"花花轿子人抬人"的原则，相信给别人面子和利益，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基本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即使没有利益，也愿意给别人面子。二是讲究共同利益，所谓"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21，任何事情都是大家有利益，有面子。这虽然是一种商业手段，但是运用在人际关系和官场上，也通常无往而不胜。从某种意义上讲，宁波人的这种人文特征，正是日后上海滩海派文化的核心因素。
当年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上海滩混成最有名的大亨，就是依靠这种手段，不仅有利益，而且得人心。事实上，凡是深谙此道到上海混的宁波人，无不成为上海滩的人物。这也包括陈良宇的父亲陈更华。如果不是共产党占领了上海，陈更华也许也会成为上海滩的闻人之一。
陈良宇虽然在上海出身长大，但是整个家庭却浸透了这种"宁波式的"观念。上自爷爷奶奶，下到陈更华和李谋真，都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陈良宇的处世哲学。事实证明，这种处世哲学，在利益场上，乃是战无不胜。
在这种手段的推动下，陈良宇出道之初，刚刚种下种子，马上就开始收获了。一九八三年三月，离陈良宇培训结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被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任命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负责后勤、工会和基建等方面的工作。在当时的几个副厂长中，虽然重要性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一个，却是最有前途的一个。因为他有两个方面的资本，一个方面是符合所谓的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已经初试锋芒的钻营手段。
一九八三年三月，陈良宇人还在机电一局的干部轮训班，副厂长的任命书已经下达到了彭浦机器厂。这就是陈良宇参加这次长达七个月的干部培训班的初步收获。但是这个收获，根本还不算是真正的果实。
陈良宇结束了轮训班学习之后，回到厂里，俨然已经是厂级领导。但是，陈良宇虽然是副厂长，却很少在厂里工作。那个时候，彭浦机器厂的基建已经结束，后勤方面的工作量也很少。按理说，陈良宇应该是一个清闲的厂长。但是事实上，他却比谁都要忙，忙得工厂里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影。
自从陈良宇通过在干部培训班的学习，一举成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以后，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既认识了自己的资源，也摸清了当时的官场规则，因此抖擞全副本领，全力一搏。所以他的眼睛里，其实已经没有把这区区的彭浦机器厂厂长放在眼中。他要再上一个台阶。
为此，凡是有空闲时间，他就往公司和局里跑。在不熟悉的干部那里，他是因为工作，顺便到局里和公司拜访领导；在熟悉的公司兄弟们那里，他则是小兄弟一个，是来为他们排忧解难，分担烦恼的。尤其是在李嘉康和齐经理那里，他永远以一副"自己人"的面目出现。他们有什么具体困难，尤其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做的，事无巨细，都由陈良宇去解决。陈良宇名义上是彭浦机器厂的副厂长，其实等于是公司领导的马仔。为了帮助李嘉康的亲属看病，陈良宇几次在上班时候跑到江宁路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让其父亲陈更华帮助解决。所以陈更华单位的同事，大都见过陈良宇，而且知道他当时的身份是彭浦机器厂的厂长。
【台阶之二：党委副书记】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际，机电一局的干部当中已经流传黄菊即将升迁的消息。在机电系统老领导汪道涵担任上海市长期间，由机电一局的干部担任市委工业书记，自然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黄菊一升，下面自然是鸡犬升天。机电一局的整个班子都要调整。
机电一局由于是拥有近三十万职工的大局，而且是中国重工业的核心产业，因此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其中有机床公司派，重型机械制造公司派（一九七八年拆分），拖拉机制造派，上柴派（上海柴油机厂）等等。陈良宇所在的小圈子，属于前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因此和黄菊原来的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属于同一个派系。
黄菊升官，而且一升数级，必定意味着前重型机械制造公司派系将得到重用。因此陈良宇非常卖力地帮助李嘉康和齐经理在派系斗争中出谋划策，同时进一步通过李嘉康和齐经理拉近了与黄菊的关系。
这个时候的陈良宇，和李嘉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热络，意气也更为相投。两人惺惺相惜，相识恨晚。但是李嘉康和黄菊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两人都被视为机电一局的少壮派头目，互相帮扶着。
果然在七月底，上海市委一纸调令，黄菊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工业工作党委书记。八月份机电一局全面换血，李嘉康升任机电一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江荣任党委书记22。破格提升的干部有两名，一名是蒋以任，从上海柴油机厂副厂长，直接提升到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另一个就是陈良宇，直接飞升为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
在上海机电一局，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大换班。因为上一届领导刚刚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刚刚上任。当时的局长为中国起重机械方面的专家张尊敬，党委书记是老革命、新四军抗大八分校出身的汪儒文23。而且张尊敬的这次任命，是由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但是，仅仅在一年半之后，就将这一届的领导统统换下，事属突然，无异于一次政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汪道涵一手策划的从自己熟悉的上海机电部门培植亲信的一种做法，也是上海帮逐步形成的最早的一个核心。从此以后，机电一局出身的人，被认为是上海干部的嫡系部队，机电一局党校也成为上海帮的黄埔军校。
一九八三年八月起，以黄菊的上海市工业党委书记为龙头，形成了李嘉康、蒋以任、陈良宇、韩国璋、尤逸尘24等人的初步核心。
陈良宇从一个小小的厂级副科长，成为机电一局下属专业公司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中间只有短短的六个月时间。六个月时间连升两级不说，这个出任党委副书记的人才，却仅仅只有三年多的党龄。参考古代的官制，机电一局的局长相当于三品道台，陈良宇的这个职务，相当于六品的通判。陈良宇从秀才（入党），到六品官，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其中从九品的芝麻官到六品通判，仅仅用了六个月时间。其升官之快，在古代也可算作佳话。
由于陈良宇升官太快，所以虽然他的官方履历中堂皇地写着任过彭浦机器厂的副厂长，其实他在副厂长这个位置上，除去一九八三年四月，他还在机电一局党校培训，实足只有五个月时间，而这五个月时间中，陈良宇跑官正忙，几乎没有呆在彭浦机器厂。所以现在彭浦机器厂的老工人根本对陈良宇当过副厂长这件事情毫无印象。唯一的印象是陈良宇在当基建科副科长时，非常喜欢打乒乓球而已25。
从白丁到中下级官吏，升迁如此之快，陈良宇根本没有显示过政绩和领导才能，也没有时间显示这些。他所凭借的，完全是自身的条件和钻营的高超本领。正是因为如此，陈良宇大步跨越了仕途中最困难的起步阶段，并且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这就意味着他将大展鸿图，前程无量。
第九章 神秘的上海电器公司
【自挖墙脚的成功】
陈良宇用七个月功夫，一举从一个不入流的副科长，成为机电一局二级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可谓是鲤鱼跳龙门，一下子变成了像样的中层干部。但是陈良宇雄怀大志，既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又遭受过入党的挫折，心理素质得到过很好锻炼。因此虽然当上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显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反而在这个以黄菊为"大阿哥"的上海帮初步核心群中，表现得更加谦虚谨慎。
一九八三年八月机电一局领导班子调整以后，整个机电一局面临着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改制的局面。机电一局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核心，一直是以严格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运作的，因此企业（工厂）只管生产，而除了生产之外，所有的工作都由局下面的二级公司承担。这是一种和市场经济完全抵触的经济体系。为此，机电一局不得不进行改革，将产品价格、产品销售、生产经营、发展联合、机构设置、厂中层以下干部任免、职工奖惩、人事劳动管理等十二个方面的二十三条权限，下放给基层工厂。
陈良宇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之后，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原来公司的权限，一条一条地下放给工厂。这无疑于自己挖自己墙脚的一种做饭。但是陈良宇却干得非常起劲。因为他知道，将权限下放给工厂，上有国务院的指示，下有机电一局的计划，这是阻挡不了的大势。话反过来，如果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权限下放得越多，这个公司的作用也就越小，公司领导的地位也就越低。那样，自己挪移位置，升官的机会又将来临。所以陈良宇不管公司其他领导的意见，主张大力下放权限，表现出了毫无官本位主义的精神。这样，他又在机电一局的领导心目中赢得了一票。尤其是为了快速体现政绩的黄菊和李嘉康，对陈良宇首次体现出来的领导气概，十分欣赏。
机电一局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以后开始改制，到一九八四年五月，落实了向基层工厂下放权限的工作。从此以后，曾经是掌握基础工厂人事、经营等生杀大权的二级公司，丧失了其主要权力，这些权力都转移到了基础工厂的厂长身上。曾经赫赫有名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到一九八六年被撤销，改为局冶金矿山机械管理处，管理该公司原属企事业单位；党的工作由局党委基层工作处领导。
但是这一切都和陈良宇毫无关系，因为就在权限下放到企业的二个月之前，一九八四年三月，陈良宇又升官了。他被机电一局任命为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相当于二级公司的党委书记。
陈良宇一九八三年八月担任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再次被升官，中间又是只隔了六个月。升官速度之快，几乎等于是三级跳远。两个六个月的时间相加，从八三年三月到八四年三月，陈良宇从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副科长，一下子升为机电一局直属电器公司党委书记，成为机电一局内的一方诸侯。如果说没有人格外垂青，有意提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从来没有当过官的陈良宇，一年当中连升三级。纵使他是天纵英才，三头六臂，也无法在一个岗位中用半年时间就体现政绩的。由此可见，陈良宇完全是靠小兄弟的团体加意提拔上来的。更重要的是，陈良宇的性格、作风和为人，非常符合上海机电一局小帮派的利益，所以这个小团体也急于扶植陈良宇，以便充实机电一局的实质性岗位，维护小帮派的利益。
但是这个上海电器公司，却是大大地非同一般。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在官方公布的陈良宇履历中，说陈良宇自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任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又是一种大大的障眼法。因为这牵扯到陈良宇最终和江泽民的渊源和关系。也是中国官场中最忌讳的话题。
说到上海电器公司，情况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上海机电一局后来改为上海机电工业管理局，归上海市经委领导，权限日益缩小。一九八五年，原机电一局旗下企业以上海电站设备公司为龙头，设立上海电气联合公司。这就是现在陈良宇涉案颇深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前身。但是这个上海电气公司，无论其上市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还是上海电气集团公司，经常被误写为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事实上，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和一九八五年成立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一家公司。
另一个误解是一机部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由于二零零三年改名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在许多介绍中，因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太长，因此简称上海电器公司。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介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的知识产权战略时，就兼称为上海电器公司26。
尽管这个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和陈良宇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只是一个简称，也不是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香港星岛日报》二零零一年曾经报道，江泽民一手提拔陈良宇，说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乃是上海电器公司的前身，也很不准确27。
那么陈良宇在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期间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呢？话还是要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谈起。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最早是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供销分局检验组金刚试验所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局上海试验所，承担电器产品的复验和质量监督。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在上海普陀区武宁路五百零五号另觅新址予以扩大，定名为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全所设农村电气化、电炉、工业电子应用、整流器、低压电器、中小型电机、电工金属材料、电焊机等八个研究室。
一九六二年，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动力分厂厂长的江泽民，在汪道涵帮助下，调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也同时调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28。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江泽民担任该所的副所长。当时的所长，是机电部门的老革命崔镇华，是个极有威信的人。江泽民在其手下，号称是技术副所长，但是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小型电机和电焊机，而江泽民学的汽车动力，因此江泽民只是一个不懂专业的副所长。但是正是因为江泽民在这里担任过四年副所长，使得这个研究所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也许以后的中国历史，都将提到这个单位。
一九六六年二月，再次由汪道涵提拔，江泽民赴武汉担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但是江泽民没有带家属上任，而是自身一人奔赴武汉。此后又到北京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一直是孤身一人。他在北京生活期间，据说一直过的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热水瓶的简单生活。
美国人库恩所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写到，江泽民一九六二年调到上海担任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很快在新的职工宿舍里分配到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这套房子其实就在电器科学研究所的附近，当时的曹杨新村。这套房子，虽然地段也算偏僻，但是上班非常方便。王冶坪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回到上海担任市长，这才合家重新团圆。那个时候，王冶坪还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全家搬入康平路高干公寓之后，王冶坪才从总务主任的位置上办理退休手续。因此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刚刚回到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就立即"视察"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完全是因为王冶坪的关系。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
江泽民自己当过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夫人又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了大半辈子，因此这个电器科学研究所非同寻常。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就是在江泽民到上海担任副所长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所的大学生。一九八九年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之后，曾培炎官运亨通，一直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是一机部的直属研究所。其实一机部对该研究所的领导，是六十年代的事情。一九七一年，整个研究所就下放给上海市机电一局，更名为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成为当时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四百一十九家基础单位之一。
上海机电一局接管了来自一机部的电器科学研究所后，并没有把这个研究所当成直属单位，而是在一九七一年另外成立了一个专业公司，称为上海电器工业公司，管理这个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就是上海市机电一局下属的八个专业公司之一29。相对来说，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是八个专业公司中规模较小的一个。
从一九七一年起，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就归机电一局领导，因此和一机部脱钩。一九七八年，电器科学研究所恢复所名，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仍由文革前的所长崔镇华担任所长。但是所名虽然改变，行政归属上并没有变动，仍由上海机电一局下设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领导。凡中下层干部任命、党团活动、职工奖惩等，都一体归机电一局领导。
陈良宇在担任冶金矿山公司党委副书记期间，猛干了一阵自挖墙脚的工作，将公司的权限大都下放到了工厂。一九八四年三月，机电一局任命陈良宇担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陈良宇官升一级，第一次担任了正职。而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正好是陈良宇属下。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下属的工厂不多，基本上都是一些科研单位，因此也不存在着下放权力的问题。但是他这个党委书记的权限也不大，主要是党团工作和基层党组织的人事工作。但是他却在这个岗位上发现了一座金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机部部长江泽民的老婆就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当总务副主任。而这个江泽民，又是机电部门的老领导、现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个特殊的关系，对于当时已经一心往上爬的陈良宇来说，当然是一座资源丰厚的金矿。共产党自从夺得天下以来，早就因为战争年代不同野战军的区划形成了派系。到八十年代，这种派系就由五六十年代的专业系统所取代。陈良宇当时就十分看好机电系统，尤其是在上海，机电系统是工业老大，实力非常雄厚。
为此，陈良宇上任伊始，就经常低调到电器科学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得以结识王冶坪。陈良宇当年也年近四十，但是在王冶坪面前非常谦虚，一口一个"王阿姨"。表现得非常谦虚，毫无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架子。
【卖身投靠】
陈良宇得以结识王冶坪之后，自愿甘当孙子，要把王冶坪哄好。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王冶坪从副主任提升为主任，借以报效。陈良宇结识王冶坪后，很快就开始登门拜访。他经常将电器工业公司所分配的福利，如过年过节时候分配的冻鱼活鸭，挑选最好的，骑着自行车亲自送到江家。到了江家以后，又主动帮王冶坪干活，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江家的小辈。王冶坪晚年多病，每次生病，陈良宇贵为公司党委书记，总是亲自去王家问候。他去江家探病的时候，尽量带黄毅玲一起去江家。因为黄毅玲懂得医术，通常由黄毅玲询问病情，再介绍上海最好的医生看病。陈良宇则钻进厨房，帮王冶坪做饭煎药，服侍得非常周到。
陈良宇的这种作派，和当时立地升官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那些多年得不到重用的臭老九们，在八十年代初当上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以后，大都自命不凡，官腔十足。自以为知识和技术高人一等，大有翻身作主人的感觉。但是陈良宇胸怀大志，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在兄弟圈子里还是对待王冶坪这样的"阿姨"，都是夹着尾巴，甘当孙子。其谦虚，其周到体贴，都像是专业保姆出身的一般。
王冶坪忽然之间，得到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贴身伺候，而且谦虚谨慎，沉默寡言，仿佛从来就是江家的哑奴一般，自然对陈良宇大有好感。所以混熟之后，也不客气，生病就给黄毅玲打电话，让她帮助安排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当时，江泽民的小儿子江绵康从部队退伍回上海，正在一个工厂当工人。江泽民当时正在北京过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暖水瓶的日子，正在表现自己，所以照顾不暇。陈良宇得知以后，立即将江绵康调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入之后，马上又让研究所出资，让江绵康到上海市业余工人大学30读书。俗话说，奶奶疼爱大孙子，妈妈最喜欢小儿子。江绵康正是王冶坪的心头之肉。陈良宇倾力把江绵康从没有文化的工人，调入研究所，并且培养成大学生，对于很爱面子的王冶坪来说，的确是非常实在的帮助。
王冶坪为了答谢陈良宇，因此特意去找了一趟汪道涵。江泽民和王冶坪跟汪道涵之间，本身关系就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汪道涵被打到。王冶坪曾经冒着风险，在上海家中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因此汪道涵向来对王冶坪是另眼看待的。王冶坪声称前来拜访汪道涵，顺便向汪道涵介绍了陈良宇。说他如何谦虚诚恳，如何会照顾人，如何有办法找到上海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汪道涵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八四年，他已经六十九岁，而且担任上海市长五年的任期届满。八十年代初，正是共产党干部中的那些老革命离休的高峰时期，因此当他听王冶坪介绍陈良宇这个人的时候，不免灵机一动，认为这个人既然这么谦虚诚恳，又有办法帮助老年人访病问药，用来让他专门照顾老干部，倒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有了这个想法，汪道涵迅速行动，要在自己退下来之前落实这一人事关系。于是他和上海市委组织部打了招呼。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海市委组织部一纸调令，任命陈良宇为上海市老干部局副局长。陈良宇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章。
值得一提的是，陈良宇担任过十个月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撤销。撤销之后，原来的班子成为机电工业管理局电器行业管理处。这个从一九七一年设立，到一九八六年撤销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从此变得扑簌迷离。陈良宇的官方履历中也故意写得含糊其辞。除非是上海机电系统的老干部，很难将陈良宇和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掩盖了陈良宇和江泽民之久的渊源与特殊利益关系。
第十章 老干部的仆人
【市委组织部】
从上海机电一局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到市老干部局当副局长，从某种意义上讲，等于是降了一级。因为当时上海市老干部局归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管理，等于就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处。老干部局副局长，相当于一个副处长。而上海机电一局足以和上海市委组织部平级，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也相当于直属正处级。何况在企业当一把手，既自由，又有油水，远远要超过组织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副处长。
但是陈良宇却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升官良机。一是鲤鱼跳龙门，先要跳出机电系统，才能大踏步发展；事实证明，凡是跳出机电一局的干部，升起官来都非常快。二是调到市委组织部当副处长，虽然是降了一级，但是每天在市委组织部上班，可以说是天天在组织部大佬的眼皮底下晃悠，还能不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因此陈良宇高高兴兴地办理了调动手续，到组织部上班去了。
一九八二年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邓小平等一批老人主动让出了大批重要职务，另外设立顾问委员会安置这些前朝元老。从此开始，大批在四九年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迫离休。到一九八五年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连着喝了五杯烈酒，让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元老们退位。因此从八二年到八五年这三年时间中，全国有大批的老干部办理离休手续。在上海，由于中共曾经在上海设立华东局，因此老干部的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些老干部通常是北方农村出身的粗人，为共产党卖命打下江山，后来的官位都是拿命换来的，所以大都非常骄横；除了毛泽东和军队里的一些老帅之外，谁也不买账。
为了安慰这些离退休的老干部，各地纷纷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和老干部局，表示对他们的重视和安慰。上海早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就成立了上海市老干部局。但是那个时候虽然叫作局，其实只是上海市委下属的一个处。陈良宇上任当上副局长之后才两个月，上海市委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老干部工作委员会。这样，上海市老干部局就改称上海市委老干部局，作为市委老干部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样以来，市委老干部局凭空升了一级，成了上海市委下属的局级单位，陈良宇的副局长职位没变，也凭空升了一级。这个时候，他的职务，就相当于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以古代的职称而论，几乎是四品知府的品级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陈良宇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官运的人。从一九八三年三月的一个小科长，到一九八五年三月成了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的副局长，中间总共只有两年的时间。两年当中连升四级，每一级都不过是若干个月的时间。所以本事再大，也不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体现政绩的，所以他本身的官运实在是亨通。这是一个方面。
从另一方面讲，共产党的官僚体系，大概是最不严肃，也最没有规则的官场。封建年代，除非个别才子得到皇上赏识，一日三迁；否则的话，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升官完全要凭政绩考核。地方官任期不满一年，没有考核的评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升官的。而在共产党官场，只要投准了门路，善于表现和拍马，根本不需要什么政绩和才干，就能火箭式地升官。陈良宇两年当中当上大官，就是其中的一例。
【夹着尾巴做人】
陈良宇当上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之后，自知这碗饭并不好吃。一方面，那些老干部贪恋地位和权势，离休或者退休之后大有失落之感，少不得要向侍候他们的人撒气；另一方面，这些老干部能量也很大，有的门下或者部下，不是京中大佬就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要员，因此也得罪不起。
但是陈良宇的聪明，就在于他是天下第一等善于审时度势之人。他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夹着尾巴做人，把这些老干部伺候好了，同样也是升官的捷径。因此他保持了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对待王冶坪的那种谦虚和诚恳，甘当老干部的孙子。因此赢得了老干部们的一致好评。
陈良宇为了伺候好这些老干部，主动上门去逐个拜访，倾听他们的要求和反应。许多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走资派打倒过，房子被没收，或者抄家时候有贵重东西被抄没。陈良宇逐个进行登记，然后逐个帮助他们落实政策。八十年代初上海的房子依然是空前紧张，陈良宇为了帮助一些老干部要回原来的房子，经常要到处求人，几乎磨破嘴皮。
陈良宇的家庭中，和医疗系统关系非常密切。其父陈更华早年专门帮助大医院修理X光机，母亲李谋真和岳母又都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元老级人物，加上黄毅玲也在医疗系统工作，因此在他担任老干部局副局长的时候，隔三差五地就要动用家人的关系，帮助老干部找医问药。那一段时间，也许是陈良宇为人最好的时候，的确是一心为老干部服务。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偶尔休息，只要老干部有事情相求，马上放下手中的事情，去为老干部奔忙。
另外，陈良宇在升任了老干部局副局长之后，仍然没有忘记照顾王冶坪，只要一有时间，就到曹杨新村的江家去拜访，而且总是以最谦虚的方式，问王冶坪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做的。尤其是他和江绵康的关系非常紧密。日后陈良宇热衷于打网球，就经常拉江绵康一起去玩。
一九八五年七月，江泽民到任上海市长。江家也从曹杨新村搬到了康平路的高干公寓。陈良宇这才减少了到江家去的次数。当然，他以前的辛劳，早就通过王冶坪和江绵康的嘴，传到了江泽民的耳朵。
陈良宇自从跳出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以来，虽然经常往江家跑，把王冶坪伺候得比自己亲妈还好，但是江泽民却在偌长时间里没有回上海探亲，因此他和江泽民一直无缘相识。江泽民上任上海市长之后，耳朵里就灌满了陈良宇这个名字。此后，他又听到汪道涵等老干部的反映，因此对陈良宇大起好感。一九八五年底，江泽民专门找陈良宇谈话。
陈良宇得知江泽民找他谈话，受惊若宠。江泽民却对他非常客气，首先感谢他对王冶坪和江绵康的照顾。陈良宇趁此机会，向江泽民大表决心，说了许多要把老干部照顾好的话。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谈话，意味着江泽民聚拢上海帮的人气，将陈良宇归于麾下的开始。也是新一代的上海帮开始正式成形的时候。同一年中，黄菊从上海市委秘书长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也同时成为市委副书记。和陈良宇同时从机电一局出道的蒋以任同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工业副书记。除了吴邦国出身电子仪表系统外，上自江泽民，下到陈良宇，都和机电一局关系极为密切。
【没有架子的局长】
江泽民找陈良宇谈话之后不久，陈良宇从老干部局副局长升为正局长。这个时候，陈良宇仍然比较谦虚诚恳。尤其是对和江泽民有一定关系的老干部，显得非常毕恭毕敬。
网上传闻说陈良宇在担任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经常到位于高安路十九号的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办公楼跳舞，其实这是想当然的推理。陈良宇在组织关系上从属市委组织部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和组织部并无渊源。而且陈良宇在担任老干部局局长期间，非常低调朴素，是不会到宣传部的舞场去表现的。
在短时间内连续升官的情况下，陈良宇一方面充满了自信，相信老干部局局长也不过是过渡性的位置，另一方面也非常警惕，唯恐引起这个利益集团中大佬的不满。所以，他为了进一步谋取更加有实力的官职，不惜表现得非常低调。
陈良宇在老干部局当局长的时候，刻意穿得非常朴素，几乎从来不穿西装打领带。这和他当了黄浦区区长以后一身名牌西装，风流潇洒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陈良宇当时为了贴近老干部，总是一身很普通的夹克衫。在食堂他总是自己排队买饭，遇到老干部也总是要谦让一番。
一九八六年，曾经和陈家有通家之谊的原上海铁路公安局干部张黎也已经离休。一次张黎在医院的干部门诊排队看病，正好碰到陈良宇也在排队候诊。陈良宇因为经常麻烦家人帮助老干部看病问药，所以自己生病也不好意思麻烦。张黎看到陈良宇之后，觉得非常亲热，因为张黎在陈良宇小时候就认识他，于是两个人闲聊起来。像大多数失去地位的老干部一样，聊着聊着，张黎就开始教训起陈良宇了。在张黎的影响中，陈良宇还不是党员。因此张黎就对陈良宇说，要积极靠拢组织，应该争取上进云云。陈良宇让张黎教训一番，也非常谦虚地唯唯称是。
教训完之后，正好有熟悉的人在旁边，对张黎说，你和陈局长怎么这么熟悉，还教训他半天。张黎这才明白，陈良宇已经是管着全上海所有老干部的老干部局局长。从此之后，张黎感到很羞愧，再也不敢登陈更华的门了。
这件事情，充分反映了陈良宇在担任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甘做老干部们的奴仆。这样二年下来，也就为他的政绩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老干部的口碑中，他是一个忠诚、谦虚，不喜欢张扬的年轻人。而这种表现，正是江泽民等人最为欣赏的。
【迈向实权】
八十年代中期，陈良宇的父母陆续退休。最小的弟弟陈良宇插队回来，也住在石门路的家中。加上陈更华的父母，因此陈家显得拥挤不堪。陈更华对于陈家南京路福利公司楼上的豪宅被没收，始终是耿耿于怀。因此从八十年代起，他就不停地活动，希望政府归还这套房子。但是八十年代初，类似陈良宇这种状况的人，多如牛毛。许多人家房产被抄没后，现在居住的面积非常可怜，甚至于一家三代六七口人，居住在十平方左右的阁楼里。因此陈更华跑了无数次有关部门，根本没有办法把房子要回来。陈更华气得经常大骂共产党。
一九八六年，陈良宇当上了上海市老干部局的正局长。陈更华觉得希望来了，尤其是陈良宇当时的工作，几乎每天都是东走西跑，为老干部们落实政策，要回文革时候被没收的房子和物品。陈更华虽然不是老干部，但是儿子毕竟已经是正局级干部，因此几次和陈良宇提出来，要让陈良宇把房子给要回来。
陈良宇那个时候，一心是要继续往官场上发展。老干部局局长虽然级别比较高，但是在上海的正局级干部中，恰好是最没有实权的一个。何况南京路上这么好的一套房子，如果利用职权要回来，势必要惊动许多部门。因此陈良宇坚决拒绝了陈更华的要求。他对陈更华说，人家出生入死打仗打出来的老干部，被没收的房子都要不回来，我先帮你把房子要回来，那我这个老干部局的局长，马上就要下课了。陈更华见到儿子这么说，何况是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仕途，因此再不吭声。这件事情，甚至在《人民日报》上都报道过。只不过为了突出陈良宇的大义凛然，把南京路最好地段的一套豪华住宅，改成了一间房子31。
陈良宇虽然在老干部局局长的位置上非常低调和谦虚，但是却又非常不甘心于担任这最没有权力的正局级干部。因此陈良宇非常关心时势的发展。他看到新来的市长江泽民和老市长汪道涵之间的明显区别。汪道涵时代上海几乎没有变化，注重的是上海配合中央，把上海的资金都省下来献给中央，由此博得中央的肯定。而江泽民上台以后，则是大把地花钱，全面改造上海的基础设施，急于改变上海的面貌。
理清了江泽民的发展思路以后，陈良宇马上将自己对于上海发展的理解，汇编成中心内容，在大会小会上，不断地宣讲他的想法。虽然他讲话的听众都是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干部，昏昏欲睡，毫无权力，但是他还是毫不厌倦地不断向他们鼓吹改革的新思路。这些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对于陈良宇满口的新名词似懂非懂，不懂装懂，频频点头。觉得陈良宇这个老干部局的局长，还有一套改革的新思路，印象非常深刻。这也正是陈良宇要达到的目的。
另外，陈良宇也非常有意识地阐释江泽民的改革方针，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江泽民看到这些文章，自然也非常高兴，大有孺子可教的感觉。
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上海帮的几位骨干也开始越走越近。江泽民牢牢地掌握住了黄菊和吴邦国这两个副书记，把个从来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的芮杏文摆布得十分服贴。因此，接近芮杏文的，大都是从外地调入上海，难于接受"海派"人文观的外地干部；而上海本地生长的干部，包括陈良宇，都紧紧地抱住江泽民这棵大树。对于芮杏文这一派的人，他们都轻蔑地斥之为"乡下人"。
陈良宇正是通过投靠江泽民，逐步接近了偌大个上海滩的权力中心。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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