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员会计
廖康
“难怪找不他，原来这位专员会计住在一楼的楼梯下。那是个放杂物的地方，只有一米五宽，三米来长。他放了张床在那里，大家也就不往那里放东西了。过去人们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赤贫，可是他家只有一面墙，如果那也算得上个家。”
今年回国探亲，大家似乎格外喜欢忆旧。姨妈给我们讲述了她办理的一件最令人难忘的冤案。那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她调回内地工作。百废待兴，人事为大。自己经历了磨难，自然想到应该重审以前的所有政治案件，何况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各单位纠正一切冤假错案。姨妈查到一位姓李的会计，被判服刑十八年。他的所谓罪行极其可疑：国民党反动官员，搜集国外金融资料，为反攻大陆做准备，等等。
“他一个会计，怎么会是反动官员？我细细地阅读他的档案，查明原来他所谓的官职，竟然是对一个词语的误解。老李在国民党时期的职称是专员会计，相当于现在的高级会计师。依照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条例，凡是科长以上的官员，都要算作是反动官员，按反革命处理。老李是专员，当然要比科长大，起码也是个处级干部。而且他业务好，看不起新进城的土包子，言谈间难免有所表露，人缘不是很好。运动一来，同事就偷看他的笔记，发现他搜集了一些外国金融的数据。其实，那无非是他好学，竟然成了他的罪证。”
“这简直不可思议！”儿子愤愤地喊道：“难道审理时连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清楚吗？律师是干什么吃的？”
“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审理？哪里有什么法律程序呀？”姨妈说：“也没有律师。虽然老李一再否认他在国民政府当过官，一再解释他搜集数据的目的，可是办案的三个人一商量，就给他定了性。还说他态度不好，不肯坦白，根据抗拒从严的原则，严判了他十八年。服刑期间，老婆跟他离了婚，带儿子改嫁了。”
“那出狱之后呢？”儿子问道：“他靠什么为生？怎么会住在哪种地方？”
“他拉排子车，干零活儿。收入太少，连个房子都租不起。但我看，他主要是没有心气儿了。你想嘛，坐了那么多年牢，老婆跟了别人，儿子也不认他了，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没自杀，还能挣碗饭吃，就不错了。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那落魄的样子不光写在脸上，也表露在衣服和裤子上，就是在边远乡村我也没见过谁穿得那么破。”姨妈是中文系毕业的，多年搞文案、写报告，说话用词格外精准，还不时冒出一、二句妙语。
“您去重新调查他的情况，他有什么反应？”我也越来越有兴趣。这种事情我已经知道很多了，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新鲜的。
“开始他有些畏惧，以为又出了什么麻烦，还要坐牢。我给他解释清楚后，他说算了吧，十八年的牢坐都坐过了，就算能够查清楚，又有什么意思？我给他讲党的政策，他虽然没敢反驳或嘲笑，但显然没有兴趣。是啊，正义对他来说，来得太晚了。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事情查清楚了，不仅可以翻案，给他恢复名誉，还可以恢复他的职位，享受退休干部的待遇。他才开始积极配合，倒出了多年沉积的苦水。”
“倒苦水可不容易啊，”我感叹道：“那等于是把经历过的痛苦复习一遍。”
“可不是嘛。说起当年受的冤枉，他禁不住痛哭流涕。他哭的时候，不是捂着脸，而是捂着肚子。可能是有胃病，哭起来抽搐得肚子疼。他那么高的个子，哭得缩成一团，蜷在地上。虽然他很瘦，但我真没想到他可以缩得那么小。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但我知道，什么安慰都是廉价的，都不可能给他真正的慰籍，只好无言地等他平静下来，接着讲述。他往往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才明白人的一种巨大痛苦是眼看着一个简单的事实被歪曲了，本来很容易证明是错的，却无法讲清楚。他并不是个感情脆弱的人，他的经历也不是特别悲惨，但他那案子里的误解，实在是太简单，太容易说明了。而他当年，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法让人相信，还让办案的人以为他是在抗拒。”
“办案的人是不是跟他有什么个人恩怨，”我问：“利用那个机会打击报复？”
“没有，他们就是无知，警惕性还特别高，又要完成指标。”
“什么指标？”儿子不解。
“那些年搞运动，无论是抓反革命，还是右派，都是有指标的。党中央认为可能有15%，你就要抓出那么多人来。不然，会被认为是右倾、保守，不紧跟中央。”
“岂有此理！”儿子愤恨道：“天下还有这种事情！”
“天下的怪事多着呢，”我说：“有你想不出来的，没有产生不出来的。”
“是啊，”姨妈也感叹：“尤奇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你们这一辈好了，想象不出来那些怪事，才是正常的。
“后来呢？”儿子问：“案子很快平反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啊？案子虽然简单，可是当年办案的人还在台上。虽然他们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可不是每个干部都能够由己及人。另外，他们也真是愚不可及。我费尽周折，找来一些民国的文献，才让那三个人明白，专员会计不是专员，不是什么政府官员，而是高级会计师。好不容易才得到党委的一致同意，给他平反。”
“平反的具体结果是什么？”我问。
“让我代表党委向他宣布是我们犯了错误，正式给他平反，向他道歉，给他恢复名誉和工作。由于他已过退休年龄，我们愿意安排他的儿子在他原单位就业。而他本人则按原职称和工龄，包括服刑和打零工的年月，领取退休金。我一宣布完，他就跪下了，管我一个女人叫青天大老爷。我连忙把他搀扶起来，说应该下跪的是党委，是我们犯了错误，冤枉了他，应该请他原谅我们才是。但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感谢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当时就想：中国人太善良了！太恭顺了！”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话说的可不止是个人，也是民族啊，”我感叹道。
“后来呢，您又见过他吗？” 儿子问。
“后来他儿子又认他了，到他单位上班了。由于那小伙子没什么文化，我们就给他找了个简单的差事——当保安。我又见过老李两次，都是在我调离那个单位之后。那个单位搞运动特别积极，每次整人都超指标完成任务，是个模范单位。我纠正了那么多案子，得罪了不少人，在那里工作得不开心。后来省人大成立了，需要我这种熟悉民族工作的人，我也乐得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搬家的时候，他也不知怎么听说了，拉了个排子车来帮忙。我说不用了，有汽车，再说您都那么大岁数了。他说，就算搬不动，他也可以帮着看东西嘛。那股热情劲儿，让人无法拒绝。我在人大上班后，他还特意来看我，穿了一身笔挺的毛哔叽中山装，头发梳得溜光，背着手，在我的新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地点下头，对我的工作环境，显得比我还满意。老李那样子，让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专员会计的风度。”
2009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