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立人格知易行难

　　八十年代以后，我得以读到前所未见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史实。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这一批学人，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监督批评，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比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学人并不逊色。一九四九年以后，同是这批人，多数留在大陆，少数去了台湾。去台湾的一般保持了独立的人格。留在大陆的多数人，却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集体失语」，几十年中再没有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因此大陆以外的华人文化界讥评四起，甚至有了指名道性的「四大无耻」之类说法。我一开始也因此困惑：留在大陆的这些学人是怎么了？我了解了更多事实之后，相信主要原因是两岸知识分子面对不同的当局，因此为保持独立人格需付出的代价有天壤之别。

　　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信仰集权专制。但国民党上层对来自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表现了相当的宽容。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权风雨飘摇，正是需要「乱世用重典」的时候。抨击国民党最力的刊物「观察」却被允许发行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共在上海发动学潮，学生要求与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对话。吴如约到场，学生飨以拳脚竹棒砖头。吴受伤倒地，仍高声制止警卫掏枪，被在场记者誉为「民主市长」。

　　被父亲尊为师长的人文学者胡适，服膺英美式国家制度，及与之相连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当国民党当局施政抵触这些理念时，他常常予以激烈批评。他以讲学，撰文和办刊物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一九五四年蒋介石推荐胡为总统候选人，胡当即拒绝，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胡声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一九五八年，胡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就职典礼讲话，称赞胡「个人之高尚品德」。据房向东先生转录胡适秘书的笔记，胡随即当众当面反驳蒋介石，说「总统刚才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只能管学术，管不到品德，「我们学术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应作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蒋介石虽面有愠色，并未发火。胡适在台湾和雷震合办「自由中国」杂志，推广自己的理念。蒋介石于一九六零年将雷逮捕下狱。胡直接向蒋为雷申辩，蒋没有接受。蒋迫害雷震是实，但对胡还是网开一面。

　　父亲在中研院史语所的上级傅斯年，是兼有行政能力的人文学者。曾任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等职。四十年代，蒋介石姻亲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劣迹昭著，傅撰文猛烈抨击，迫孔去职。蒋请傅吃饭，要求傅信任自己任命的官员，傅断然拒绝。蒋任命另一姻亲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宋开始腐败后，傅又为文疾呼「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也终于下台。傅斯年保护学生不遗余力，一九四五年他调解昆明学潮，制止国民党地方当局开枪，避免流血。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后，在台大校长任内，保护学生免遭警察逮捕，受到学生称赞。傅斯年作为在国民党体制内作官的知识分子，接连扳倒蒋介石的连襟和妻舅，当面顶撞蒋介石，又和蒋介石的地方当局及警察作对以保护学生，蒋介石却没有加害于他。我在钦佩傅的人格和气节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蒋的的克制。

　　法学教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被蒋介石打断，张愤然退场。国民党当局将下次开会车马费送上门，张说「无政可参」，原费退回。

　　上述当局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远非大陆的人文学者所能想象。大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绝不敢象胡适，傅斯年对蒋那样冒犯领袖毛泽东。人文学者梁漱溟，在国务会议发言触犯中共后，要求领袖有让他讲完的雅量，被领袖破口骂下台来。北大校长，人文学者马寅初，提出与领袖意向相左的人口理论，遂被迫去职，连遭批斗。当大陆当局刀锋指向学生时，大学校长们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中国知识分子确有因批评国民党政府而死的，如闻一多，李公仆之被暗杀，雷震被监禁后病故。但领袖登基之后大陆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闻、李、雷等的人数。领袖本人也以自己超过「焚书坑儒」而自得。

　　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领袖和当局垄断一切资源。身为知识分子，你本来已有「原罪」，可以随时被当局敲打。若再胆敢批评领袖和「组织」，就罪上加罪，当局可以剥夺你职业，工资，住房，子女受教育权利……你全家即陷绝境。若仍不服，还有监狱死刑伺候。这个社会对反对意见不给任何生存空间，要人在如此既诛心又杀身的压力下坚持独立人格，无异逼人去死。所以就连因帮闲而名列第一大无耻的郭沫若，我对他也寄予同情。因为他的爱子是坚持独立思考而在领袖的体制下入狱、劳改和坠楼惨死的。他自己对青年作者也私下表示过对领袖专制的不满和无奈。

　　与领袖相比，国民党当局对反对意见的处置要宽容得多。而且，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总有武装对立面和它打仗，军阀，中共，日寇，再中共，所以它从来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反对派如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还可托庇于地方派系，或避入租界和逃到中共控制区。国民党控制下也保留了相当的民间经济，反对派人士丢了政府的饭碗，还可到民营经济中谋生。所以尚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对于大陆以外臧否父亲和他的师长这两代知识分子的人，我以为他们应先携眷在领袖治下的环境中生活几年，再发议论。

　　领袖对几亿国人，尤其是其中知识分子洗脑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为了生存而承认强加的罪名，努力修正自己以跟随领袖翻来覆去的指示。领袖归天，高压不再，生命危险解除，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依然毫无松动。继续表示尊崇领袖和认同领袖对自己的戕害。清华水利系留美归国的陈梁生教授到了八十年代还坚持自己被批判整肃是应该的，坚持自己确有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名作家丁玲在五十、六十年代被诬陷为反党、右派，受到严重迫害。劫后余生，却继续对领袖和当局忠贞不二，「党不爱她她爱党」。直到一九八九年，仍然与对市民学生开枪的当局保持一致。是否这些知识分子心理上出了毛病？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一部分的中国心理学者，没有起码的学术环境研究这一问题。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优秀知识青年，有相当一批出于救国救民的崇高动机投身领袖的事业。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亲这一代学人经历的一部分。《思痛录》作者韦君宜先生是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丛书编辑慧眼独具，把父亲和韦先生的回忆一同收入这批知识分子的丛书，方便后人比较「干革命」和「作学问」的两类知识人。韦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与父亲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时期学业优异，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选择献身领袖的事业，与父亲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韦先生入党，在清华作地下活动；父亲正往返燕京、清华，优游于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韦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亲正在美留学。一九四六年韦先生夫妇从领袖的「抢救运动」中死里逃生，继续为领袖打天下出力；父亲自美学成回国。一九五零年韦先生夫妇以战胜者身份进京接管文教界，组建青年团，父亲开始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比之下，父亲很快接受了当局的价值标准：韦先生这批人走的是光荣的路，自己走的是可耻的路，往者已矣，来事可追，于是才头戴「原罪」紧箍咒。身背追随领袖太晚的包袱，在历次整人运动的荆棘血腥中连滚带爬过来，可到头来还是不被当局接受。父亲并不知道，韦先生这批人当中坚持独立人格者，在领袖的组织中多不愉快，他们在「光荣」的背后也看到许多丑陋和邪恶。韦先生的《思痛录》告诉父亲，就算他当年不去留学去延安，不跟陈寅恪跟毛泽东，只要他不肯放弃良知，最终还是要象韦先生等一样被领袖和当局当成异类。追随领袖的知识分子中，只有象康生那类人，为领袖充当「龙爪」，主办「抢救运动」残害无辜才能在那一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如鱼得水，施展报负。一九九九年，「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韦先生女儿杨团先生，她对《思痛录》作了重要补充。一九四零年代「抢救运动」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当作敌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伤之后，领袖考虑到抗日结束后与蒋介石决战在即，这批人力可资利用。于是在中央党校大会上举手及帽行礼，算是道了歉，说大家从此就应该捐弃前嫌，团结给他打天下了。韦先生夫妇已耳闻，目睹和身受数次这种专制暴力，不再轻信领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窑洞里商定，这是最后一次原谅领袖。下次领袖如果故态复萌，二人就决不容忍。激动之中，二人吟白话诗一首以明志。这一段故事令人动容。可惜，几年后领袖君临中国大陆，旧戏重演。左、中、右知识分子群体，无一幸免，其规模和祸害远超过延安小城的「抢救运动「。韦先生当年与家庭决裂时义无反顾，这时年事渐高，又有了子女，热血青年的锐气不再，不但未能践当年窑洞之约，还不得不违心说话。韦先生一再看到领袖为建立自己的专制王朝不择手段，有忤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党性，使她受了几十年内心煎熬，终于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韦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知识分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后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却殊途同归，恶梦醒来，各自写下了对盲目追随领袖的反思。我在美国用心聆听了韦先生女儿的讲话，在回家时转述给父亲。既然连父亲尊崇的「老革命」知识分子对领袖的专制都无能为力，父亲这种书呆子就不必为自己跟着领袖趟了混水而过分自责。韦先生的自白使父亲临终前得以减轻精神包袱，但改变不了历史和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开的残酷的玩笑：为救国救民而投身「革命」的，为服务祖国而学成归来的，都被领袖敲打玩弄半生，许多人在领袖发动的历次整肃中含冤以殁，象韦先生和父亲这种劫后余生者，晚年只能抚摸着身心的累累伤痕叹息蹉跎的岁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学有成，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难怪有人说早回国（革命〕不如晚回国（革命〕，晚回国（革命〕不如不回国（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号，我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送走了父亲。百日之后，杨团先生也同在第一告别室送走了韦先生。对照考查韦先生和父亲的心路历程，能有利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应该指出，对父亲这些知识分子未能坚守独立人格，舍「玉碎「而求「瓦全」的指摘，除了发议论者不够理性和负责之外，中国文化也是部分原因。西方文化对个人生命，个人权利这些人权内容着意保护，不轻易要求个人为抽象的主义，礼教或道德规范牺牲人权。在中国文化中抽象的价值高于具体的个人人权，于是衍生出把抽象价值推崇到极端的各种「古训」，例如针对为人臣，为人子者的「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和针对妇女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国民党共产党各自继承了这些文化遗产。国民党倡导「不成功则成仁」，共产党宣扬「砍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可惜这常是领袖元首要求追随者牺牲奉献的说教，自己并不身体力行。在今天彰显人权的时代潮流中，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处理抽象教义和具体人权的关系。抗日战争中，中国大半领土沦陷，中国当局只控制西北的延安和西南的重庆这样空间有限的后方。广大沦陷区人口只有少数有条件有能力撤退到后方。多数人即使能去，也绝非后方的土地和资源所能容纳。沦陷区人口的多数因此不得不接受在日军占领下生活的现实，也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日军合作以换取生存，就业和上学的可能。以民族大义为理由指责这样的合作是不现实的。例如我祖父留在沦陷区，为表示抵制占领，不送家中子女上学费便宜的公立学校，而送他们上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此事在表彰祖父爱国时列为一例。我对父亲说过这种表彰欠妥，因为按此例无经济能力的父母送孩子上占领当局办的公立学校就不爱国了。如果只有让子女当文盲，终生难于谋生立足才算爱国，那我宁肯戴「不爱国」的帽子，就象我庆幸父母一九四九年以后没有坚持独立人格，我才能受教育而获得今天谋生技能一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大学，把沦陷时继续任教者当作「伪教授」不予续聘，把在校学生当作「伪学生」，要先办「学习班」一年才能复学毕业。由于波及学生众多，有日后贵为中共要人的也在其中，学生理所当然地向国民党当局反弹，中共地下党从中组织，酿成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交涉抗议。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受中国文化极端意识影响而罔顾人权的一例，父亲的上级傅斯年参与主持此事，也难辞其咎。就在那个年代，纳粹军队横扫欧洲时许多国家完全无力抵抗，也面临类似中国被日军占领时的问题。他们的政府和民众采取了更明智和有弹性的应付方式，战后对于与占领当局妥协或合作行为的处理也更有理性，显示了西方文化的人性和人权观念，值得国人借鉴。


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历届王朝治下，中国老百姓都以赋税徭役供养当朝文臣武将。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年代，文武大员如疏于职守，沉湎酒色，百姓并不很介意。他们只希望「养官千日，用官一时」，在国事危急，万民蒙难时大员们能置官职，身家于度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论是外敌大军入侵，还是暴君倒行逆施，应该首先站出来的就是这些大员。他们享用民脂民膏多年，理应现在报答人民。没有这种准备，就不应担任高职。用比较极端的话概括，就是「文死谏，武死战」。能如此身体力行而青史留名的大员是少数，他们可能平时小节并不甚好，危机临头却能守大节，因此有「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赞誉。多数大员只做到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则是随风转舵，助纣为虐而名节尽失。一九四九年领袖登基以后，满朝文武，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大人物们，也有以上各种表演。

　　领袖曾谈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关系，并且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他所说的工农大众实际是他们这些自命代表工农大众的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领袖说知识分子这个毛必须附在他们这个皮上。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当然从来都是「皮」来左右国家命运，决定大政方针，「毛」则是完全无足轻重的。「皮」和「毛」所享有的社会地位，物质待遇之间的巨大反差，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大政方针出了毛病，思维正常者当然应该主要向「皮」去追究责任，总结教训。

　　一九七六年，领袖驾崩，全国开始对他多年以来的倒行逆施追究责任，总结教训，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效果不彰。中国至今仍然存在发生另一个专制王朝的土壤。父亲所在的「梁效」在这一讨论中理所当然的成为主要目标之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看到，听到大量文章，讲话，文件以至诗词相声，对包括父亲在内的「梁效」知识分子成员口诛笔伐，嬉笑怒骂。我以为这都无可厚非，他们各人确有自己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是大是小，则可见仁见智。但我同时认为，无论这些作为工具的知识分子在「梁效」期间多么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把中国推向灾难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在「皮」：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要员们。这些党国栋梁们对领袖的恭维谄媚，并不下于知识分子的曲学阿世。然而，二十多年来我看到的针对「皮」的评议文字，在数量和深度上都比针对「毛」的小得不成比例。古华先生记下了汪曾祺先生描写大员们的回忆，兹摘录于此。「江青抓现代京剧，第一出抓的就是沙家浜。每回排练，都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看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的唱作念打。随侍在江青两侧的，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后来是吴德，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等。周总理也来陪过两次，倒是江青把他劝走了。那时江青每讲一句话，重要不重要的，上述大人物们懂戏不懂戏的，都会掏出笔记本来恭恭敬敬地作记录，不敢有半点差池的。有时排戏需要从军事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调换军装枪支道具，谢富治、杨成武、萧华、傅崇碧等就会竞先起立，争着亲自去执行命令。有时事情办得不如人意，江青会当众训斥这些大人物，问他们是干什么吃的？江青倒是很少斥责演员。」看了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我附上打油诗一首寄给父亲：「曲学阿世意若何，逢迎毛江蔚世风，部长司令如叭狗，何况梁效一书生。」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入赘一位上述大人物家，我以以上文字示之。他说他的岳母，该大人物的夫人，在江青权倾一时的年代天天在家大骂江青，那也正是该大人物与同僚们竞相讨好江青的时候。以这些党政军大员的位置，他们应该比作为工具的「梁效」知识分子对毛江了解得更清楚，因而他们那些不堪的表现也就比「梁效」知识分子更值得分析评议，总结教训。可是，我看到的针对他们的文字有限。领袖去世之初，这些大人物有些仍然在位，即使因劣迹昭著而退位的，也还有战友，部下手握实权，所以他们余威犹在。进入九十年代，他们本人退位或去世，战友和部下也离开权力中心。可是他们的子女已茁壮成长，开始从政，领军，经商，成为有权，有枪和有钱的新贵。所以他们的气运始终不衰。谁想写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就有自身是否安全的考虑。「梁效」知识分子则没有部下的山头，战友的关系网，儿女的太子党，只是当局呼来挥去的工具，一旦当局招牌换记，需要清算前任，还可抛出顶罪，因此是最安全的靶子。国人讨论领袖「失误」已逾二十五年，而中国社会结构，决策机制仍然难于预防再一次的专制，总结责任时的这种避重就轻和隔靴搔痒当是原因之一。


四、复兴人文任重道远

　　中国在一九三零、四零年代，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然而它的人文学科，却经历了相当的繁荣。聚集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西南联大的人文知识分子，物质生活虽然清贫，在学术自由方面却十分富有。由于国民党当局较少以政治干予学术，学人们得以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且和国外同行有自由交流的机会，使中国切实在世界人文学科之林中占一席之地。史语所史学组长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使欧美同行深深折服。他罹患眼疾，英国邀请他去英国治疗，夫人同行，英国负担全部费用，因为英国人认为国际人文科学界需要这位世界级大师继续治学。抗战爆发，陈先生身陷日军占领区，日军当局了解陈先生的国际声誉，频频赠送物资食品以示好，为陈先生夫妇所峻拒，日军大失面子，但仍不予加害，使陈先生夫妇得以安然渡过敌占时期。

　　一九四九年，领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开宗明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言外之意是知识分子没有「改造」，正在阻挡民主改革和工业化。对全体知识分子的整肃，包括理工科和人文科，迅猛开始。然而，对于理工科某些专业，当局网开一面。领袖需要坦克大炮原子弹，对学军工和原子物理的手下留情，允其边改造边科研。领袖需要治病保健，几位杰出医生得以发挥专长。可是人文科学目的之一是从社会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探求社会更理想的运作方式。领袖和当局自命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和和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因此认为任何进一步的探索都是对自己的挑战，所以必须打压人文学科，以确保「废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

　　人文科学本是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领袖紧闭国门，留在大陆的人文学者一九四九年以后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学术成果自然乏善可陈。他们的同学中定居欧美者，以及外国同行，却在学术、言论自由、资料条件完备的环境中学有所用，成就斐然。等到八十年代国门再开时，年华老去的国内学人看到昔日同窗在西方的学术成果，科研条件，联想自己因学获罪，盛年蹉跎，怎能不感慨希嘘。

　　人文学科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联系密切，学科内容本身对于当局就是敌对意识形态。因此当局对人文学科管束比理工科更为严苛。文化革命中此一政策达到顶峰。在所有大学的所有学科长期停课后，领袖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理工学科见到一线生机，人文学科仍被窒息。一九八九年后，当局对人文学科重镇北大大幅度升高管制，对北大新生强制军训一年，令有志人文的资优学子却步。近二十年来理工科如清华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高，人文学科如北大毕业生占据领导职务数量之低，均大大不成比例。国人诟病为「满清（华〕王朝」和「清华帮，北大荒」。发达国家领导人学历结构，多数为人文学科出身，理工科背景者至多达到阁员和顾问的级别。这和中国情况恰恰相反。近二十年来，大陆人文科学处境有所改善，但远不尽如人意。

　　自由民主人权意识作为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部分，冲击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因应之道是以国学，即本土文史科学对抗西方人文科学。意思是我泱泱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我们的人文科学自成系统，不必向西方求教。

　　当局不善待人文科学，社会公众也认为它没有经济效益。甚至大学中教育从业员，因为人文系科除外语以外无法与理工科比创收，人文科学从业员苦于「书卷难为稻粱谋」，也厚理工轻人文。人文科学过去被政治所践踏，现在被金钱所排挤，中国连续两三代人口与人文学术基本绝缘，其结果将在今后几十年消极地影响社会风气，人群教化和民族素质。国人似乎认为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而不知道只有财富技术而没有文化教养的民族并没有光明的前途。

　　对于中兴人文学科，父亲并不盲目乐观。他虽然近年来写过「百年感怀」之类应景文章，颂扬中国敦煌学成就，但他知道扬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国策不易改变。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医院参加所谓「院士」体检。这恐怕是国内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学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场合。两组学人人数，年龄和健康的对照正是两个学科现状的反映。风烛残年的人文学科「院士」以轮椅代步，而「早晨九、十点钟太阳」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飞，突显出人文学科后继无人。据说只给理工科院士而不给人文院士的原因是「理工科研成果能和世界水平比较，而人文则不能」。四十年代史学家陈寅恪享有的国际声誉早已证明此说无据。当今西方各国和台湾授予最高学术称号对理工和人文也一视同仁，只有中国大陆另有章程，原因只能到当局对人文科学的偏见中去找。据知情者说，目前掌社会科学部门权力者，多是没有学术可言的党工，如设人文院士，授予掌权者难以服众，而有成就的人文学者，又被当局认为背离官方意识形态散布精神污染而不愿授予，所以干脆不设人文院士。我曾问父亲为什么比他年轻的同事，学生不能作为文科院士来体检，父亲说，当局不肯给他们院士名义，连父亲自己都是「假院士」呢。父亲首倡的这一称号，浓缩了这一代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辛酸，在他的同事邻居学人中很得人心。父亲所在的北大教授居住区请各住户填写调查问卷时，职称一栏就有人填了「假院士」。父亲耕耘过的人文科学，离繁荣显然还有很长的路。


注：家父去世后，北京刊物「群言」向家属征求回忆稿件，我如期交稿后却不能刊登，故而另谋渠道。我没有人文科学根底，以家母开玩笑的说法是「肚里没史」，所以无法记述家父的学术活动。相信家父的人文同事们对此会有客观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