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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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是一个带着不幸意味的名词，因为它出现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中世纪的人们是不知道这个名词的--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生活在“中间”，而是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所处的年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今天，我们使用中世纪这个词的时候，只是把它看作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一个过渡。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怎样认为呢？当现代文明不再“现代”，我们这个时代也成为历史的时候，它或许会被看作是中世纪的延续而被称作“后中世纪”吧。时间在不停地前进，沉积下来的历史也就在不停地倒退，一直退向历史的开端。当我们认定自己是处在时代的顶点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太过自负了。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延续和重建的时代。说它是延续，是因为它在种族、语言、行政机构、法律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保留了古罗马的传统。同时，它也吸收了那些来自罗马以外的民族的文化：法兰克人，萨克逊人，希腊人，还有阿拉伯人。西欧的新文明就是来自这些旧文明的贡献，并且几经辗转，被今天的我们继承了下来。我们今天使用的英语形成于中世纪，来源非常复杂——甚至包括梵语和冰岛语。这样一个“混合”式的语言也正是这个“混合”式文明的真实写照。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中世纪所延续的，是一种古老的农业文明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源头可以上溯一两万年，一直到石器时代。
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是通过定居耕作和饲养来获取衣食和有限的一些服务。它需要的工具很少，犁铧即可；它的适应能力却很强，很容易生存并获得温饱。在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时间流逝并没有对这种文明有一丝一毫的触动——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还可以找到这种例子：马其顿高原上的一个农业主，或者是法国奥维涅山地里的一个牧羊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现代的，倒不如说是中世纪式的更为贴切。同样，在本世纪初，一大批人前往美国西部拓荒，他们的交通工具是牛车，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是犁铧，斧子和锹子——和中世纪的人们何其相似。他们过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用自己的劳作得到衣食，用自己找到的草药为自己看病，用自己做的器具酿酒，等到节日，人们还可以聚到一起热闹的庆祝一番——这样的风俗画卷，在中世纪的民歌里，早已屡见不鲜了。但是中世纪又不仅仅是一个延续，更是把世界塑造成今天这种面貌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批当代的历史学家对于传统的“黑暗时代”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段时期的文明并不是在走下坡路，而是处在上升阶段。在古代文明逐渐凋亡的同时，从它的废墟上生长出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不断壮大，开花结果——果实就是我们今天正在享受的现代文明。
中世纪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开始。
那么，古罗马帝国是什么时候灭亡的？准确的日期已经无从知晓。一种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在公元476年，这一年古罗马皇族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被哥特族首领奥多埃斯废黜。当我们使用这个日期作为标志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变其实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在公元4世纪（也许是5世纪，甚至是6世纪），古罗马的整个体系——行政的，行为的，还有思想的——逐渐被外来的体系所代替：古罗马其实就是这样静静地灭亡的。
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手头的解释实在是太多了。知识界的答案以蒙田为代表，他认为罗马人民用他们的共和精神去征服世界，而当他们改变了原则，转而支持帝国制度以后，这套新的原则就毁了他们国家的根基。道德上的解释：浪费、奢侈、懒惰，这些恶劣的社会风气使人民堕落，武备松懈。基督教也通过圣奥古斯丁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罗马充满罪恶，因此上帝的国借着它的灭亡得了荣耀。十八世纪的自由思想家们的解释：基督教精神宣扬不抵抗，期待来世，因此人民被麻醉而不能有效的抵御外来的蛮族。政治上的解释：君主集权抛弃了民主，从而使人民对于军队失去了有效的控制。社会学的解释：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还有越来越阻碍创新和发展的奴隶制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经济学的解释：贸易的萎缩，生产力的低下，以及金银储备的稀缺。环境方面的解释：土壤的退化，盲目滥伐，气候的剧变和严重干旱。病理学的解释：瘟疫和疟疾的蔓延，还有因为使用铅制炊具和水管而导致的铅中毒。遗传学的解释：战争和控制生育导致的罗马血统的人口减少以及相应而来的外族血统的混杂和混血儿的增加。最后，还有一种轮回观点的解释：一个帝国就和一个生命体一样，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规律。
不管原因如何，生活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岁月的人们内心充满了极度的沮丧和恐惧——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精神崩溃”。这个巨大的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就和一家行将倒闭的企业一样：经营计划或是收缩，或是撤消，偶尔也会做出一些孤注一掷的赌博，员工们人心惶惶，唯一能期望的就是公司能够撑到自己走后再垮台。很多古罗马的城市建筑在帝国灭亡以后仍然保存了下来：城墙，寺庙，公共浴池，高架水管，剧院和别墅都还随处可见，但是城市的规模和人口都急剧下降，例如法国的沃腾，占地从500英亩降到不足25英亩。随着城市的衰落，原有的市政服务也被荒废了，没有人来过问诸如路灯和水暖这类事务。供水管的石缝里长出了杂草，房子的屋顶千疮百孔，石砌路面被挖涌油萃荩?芏嘞?置的房子干脆就被推倒，得到的建材被用于加固城墙。整个城市看来残破不堪，了无生气。乡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人口锐减，原本的奴隶庄园分崩离析，农田也因无人耕作而退化成荒地和沼泽。早在公元前3世纪，意大利和希腊的人口就开始减少，不久高卢人就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维持罗马军队的人数，征兵时不得不招入许多蛮族士兵——这在后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更有甚者，罗马皇帝还邀请边界外的一些民族向意大利本土移民，不久，被邀请的和未被邀请的民族就都一拥而入。
在经济上，原有的体制也逐步被取代。这套体制完全仰仗于对外扩张，行省的贡赋和大量的奴隶劳动，它带来的社会风气就是对劳作的极度鄙视。到了帝国后期，城镇居民的挥霍有增无减，但是货物运输风险很大而且成本高昂，对外战争以防御为主，很少有战利品。市场物资的匮乏使货币失去意义，自然经济因此慢慢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不得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缩减各种需求，尽量做到自给自足。当然，即使在最混乱的年代里，那些精明而走运的人总还是四面逢源的。军队将领，政府高官，朝廷的佞臣都借这个机会大捞了一票。同时发财的还有头脑精明的叙利亚和犹太商人们。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大片土地的所有者（似乎也可以称为地主，但是其意义和周扒皮之类有些差别——译注）。有些地主用堡垒和私人军队来保护自己的产业，同时还不断的通过朝廷的赏赐和兼并小片土地的方法来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小片土地的业主们也乐于被大地主兼并，把自己的土地置于别人的保护之下，不受周围送降窥觑。这些人从此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所谓的佃农，后来又演变成农奴。不过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生活方式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们牺牲自由，换来的是安全，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上，这种交易不能不说是划算的。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单元——它就是未来欧洲封建制的萌芽。
在罗马帝国消逝的挽歌声中，另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西方兴起：基督教教会。基督教在当时很受欢迎：它自身的优美，高尚的伦理观，不分贵贱的教义，还有它描绘出的天国的永恒远景，都使得人们对它心生向往。基督教征服整个欧洲是从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开始的。公元312年，在罗马米里维安河畔，一场大战将临。这时君士坦丁大帝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燃烧的十字架，旁边还用希腊文写着“汝将以此征服”。他于是发誓，如果自己能够取得胜利，赢得整个帝国的话，他就将终身皈依基督教。他果然赢得了这场战争，也遵守诺言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尽管是一个极端嗜血的基督徒。从此基督教一跃而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而其他的宗教被视为异教，只能在偏僻的乡间和嗜好古怪的老古董家里寻得一席之地。信仰上的成功需要在组织上有一个成熟的机构与之相称，教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早期积极推广宗教的人们以其热情和努力成为了很自然的牧师和主教人选。与帝国的建制相仿，教会的组织也是按照行省划分的，每个行省的最高主管就是当地的主教。当帝国政府一步步衰落的时候，教会则在济贫救苦，担负起了领导和庇护人民的任务，事实上承担起了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
在西方最早的一批主教里，罗马主教只是其中之一。直到公元5世纪，他才被尊称为教皇，而在此之前，所有的主教一概都被称为“神父”（又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词。原文是papa，含有“父亲”的意思，苦于没有合适的词可用，只能将就着翻成神父了。在意思上和现在的用法也是有区别的。——译注）。罗马主教的突出地位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罗马城在全帝国的地位，基督徒们认为圣徒彼得曾在罗马城居住过并在此殉教，还有几位罗马主教的光辉事迹——例如“大”格里高利，他不但力保罗马免遭蛮族侵犯，大力推行社会公益服务，还热心传教，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早期的教会是僧侣的天下。苦修制度最早兴起于东方，特别是埃及。长期的流传使得他们的修行带上了很重的表演色彩，僧侣们常常会坐在一根柱子的顶端沉思，或是站在柱子顶端整天注视着太阳。这些现象到了圣本尼狄克（约480－约543）那里才有了改观。他制订了一整套关于苦修的制度，鼓励遁世清修，思考来世，同时摒弃了那些夸张做作的成分。在他的诫条里，每天的祈祷、赞美、学习和劳作都占了合理的比重。时至今日，有些修道院仍然遵循着这些诫条。从公元6世纪到10世纪，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一片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萧条中，僧侣们成为维系整个西方世界的纽带。
他们仍然热心传教，创建了很多大型的传教所。他们还利用相对安全的修道院图书馆，抄写旧书，写作新书，保存了很多古代文明的典籍。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些资源，担负起了学校的职责——这也是当时仅存的学校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躲开现实，想要寻求真理，或是想要深刻的反思自己，那么他们都可以在修道院里寻得慰籍。当时的修道院经常被比作一方小小的净土，是在邪恶的沙漠里的绿洲。教会的一些规程也形成于这个时期。从公元3世纪开始，就有很多人经常参与朝圣活动了。从东方传来的圣物崇拜也被逐渐接受，不过很快就走向极端，变成了无休止的圣物搜集竞赛。对于不当行为的赎罪和处罚的相关条例也以成文的形式确立下来了。像在大约公元600年的圣克勒班就制订过这些对于僧侣的规定：忘记说“阿门”要被鞭打6下；偷偷用刀在桌上刻划，鞭打10下；唱诗时走调，鞭打6下……同时，教会确立了礼拜的仪式，编写了大量的赞美诗，组织成立了兄弟会（非神职人员的一个组织）。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也开始被人重视，西方第一座纪念她的教堂——罗马的圣玛利亚·马觉利教堂就建于这个时期。然而早期的教会内部充斥着教派和教义之争。最激烈的一次大概要算是公元4世纪早期由亚利乌所引发的。他的主要观点是耶稣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因此他的神性就一定在上帝之下，并不具备完全的神性。在亚他拿修的组织下，于公元325年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教会将亚利乌的观点定为异教，并决议放逐亚利乌。然而在此之前，众多的传教士已经把亚利乌的观点传播到了蛮族部落，特别是高卢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人那里——后世的很多宗教矛盾也就肇端于此。
这些蛮族部落长期以来居住在罗马帝国的辖区外，并且一直零零星星的穿过边境迁入帝国境内。在罗马帝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遍布了蛮族奴隶、士兵和角斗士的足迹。整个罗马帝国的领土被分出许多块，提供给罗马的“盟邦”部落居住。这无疑是给后来蛮族入侵的燎原之火准备了最后一根干柴。最早的入侵者是原本居住在中欧的日尔曼人。他们的东面是野蛮的斯拉夫人，再往东则是更加野蛮的匈奴人。以四处掠夺为生的匈奴人被中国的长城所阻，掉头进入欧洲，把他们西方的邻居们搅得不得安生，也给罗马帝国的边境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导致了边防的全面崩溃。公元376年，日尔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的下游。他们是一个永远在行军的民族，是一支在马车里带着老幼妇孺的全副武装的部队。他们的骑兵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歼灭了帝国的步兵，连帝国皇帝也死在战场上。西哥特人在他们的著名领袖阿拉里克的带领下，横扫整个希腊，然后转而向西，于公元410年攻陷了罗马城。他们很快发现，意大利这块土地过于贫瘠，不足以供养他们整个民族，于是离开意大利，穿过高卢，进入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西哥特王国，一直延续到公元8世纪穆斯林占领这个地区为止。然后入侵的是汪达尔人——他们因为恣意的破坏而闻名，也因此成为一个代表性的名词被保留在我们的语言里。他们一路穿过高卢和西班牙，在古迦太基的遗址上建立起了一个强盗王国。
公元455年，他们渡过地中海，开始了对罗马本土长达两周的侵掠。他们把朱庇特神庙的屋顶掀了下来，因为他们认为那是黄金做的；他们还掠走了很多雕像，尽管他们看重的可能是做成雕像的青铜而不是这些雕像所体现的艺术。再后面来的是属于蒙古人种的匈奴人。西方人对他们已经是惊弓之鸟，只要一想到他们毛发稀疏的黄色面孔，想到他们脸上自幼就有的疤痕，想到他们细小而诡谲的眼睛，就几乎要被吓破了胆。他们的卓越领袖是人称“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在他的带领下，匈奴人于公元451年入侵高卢。罗马人，西哥特人和其他的一些日尔曼部落联合起来对抗匈奴人，并且在加泰罗尼亚平原和阿提拉作了一次决定性的会战，遏制了匈奴人的势头。匈奴人于是转向东南，进入意大利本土，兵临罗马城下。最后是教皇“大”利奥出面，才化解了这个危机。不久阿提拉突然去世，匈奴人纷纷散去，离开了意大利。日尔曼人中的法兰克人原本在蚕食罗马帝国的边界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在其他蛮族部落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向南迁移。勃艮第人则渡过茵河的上游，进入的地区也就因他们而得名为勃艮第。兵微将寡的罗马军队为了维持大陆上的局势，不得不从公元5世纪开始，逐步从不列颠群岛上撤军。当地居民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极为不满，向皇帝抗议并要求帮助，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必须自己对付目前的局势。在当时的不列颠岛上，北方的匹克特人越过哈德良长城南下，苏格兰人从他们居住的北爱尔兰出发，不断地骚扰不列颠的西海岸。萨克逊人——或称盎格鲁－萨克逊人——从丹麦和德国的海岸出发，劫掠不列颠的东海岸。当他们发现这块土地确实肥沃的时候，就干脆在那里开始定居下来。他们很震惊于罗马人留下的建筑，认为那是“巨人的精巧作品”。不列颠的本地居民——一部分是不列颠人，一部分是罗马人——和萨克逊人做了长期和不懈的战斗，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甚至还在公元571年取得了一场不小的胜利。他们的早期领袖之一就是阿瑟王。
事实上，他是一个不列颠的部落首领，率领自己的部落抵御外来的侵略者；在民间的传说里，他则是一个高尚而有侠义精神的君主，他的部下就是著名的圆桌武士。不过到了公元6世纪末，萨克逊人已经在不列颠岛上站稳了脚跟，那些不甘心被异族统治的不列颠人或者撤向西面的威尔士和康沃尔，或者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不列颠尼。蛮族的入侵大体上有两种目的：为了战利品和为了定居地。为了战利品而入侵的蛮族——例如匈奴人——只想要那些他们可以用马带走的东西：钱财和珠宝，而这些一般只有在教堂和富人家里才有。他们会一时兴起而纵火，不过以石头为主的城市并不易着火。如果是在乡村一个小农业主那里，这些掠夺者会一把火烧掉他的谷仓，把他饲养的家禽家畜抓来果腹，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践踏他的麦田，毁坏他的果园。但是为了定居而入侵的蛮族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要求的是统治而不是毁灭。他们的人数往往不多，一般是20，000人到120，000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参与作战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是一个个流动的国度，就和当年追寻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沿路偶尔也会有一些暴行，但是总的说来，破坏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蛮族的入侵对于帝国的居民来说，并不都是一件坏事。对于那些赖土地为生的佃农来说，他的主人是罗马人还是日尔曼人，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这个主人仁慈一些就行了。甚至还有很多对于蛮族的入侵闻所未闻的居民：他们居住在远离蛮族入侵道路的地方，照常过着和以往一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对于远方正在发生的，对于以后的历史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这些事件全然没有任何知觉。
很多古罗马的东西在蛮族的统治下还是保存了下来：语言，宗教崇拜，制度，法律，甚至还包括统一帝国的理想。不同的文化开始融合，通婚变得非常普遍，种族逐渐混合起来。但是这一段时期的文教无疑衰退了。古罗马的文化是书面的，因此它受到过去和现在大量学者的欢迎，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活力。蛮族文化的核心是行动和力量，而不是记录和传统。因此，它无法对它自己作出有条理的记录，并传诸后世。恰恰相反，它当时正忙于用自己的力量来改造这个世界。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新居民甚至还使得日常生活更舒适和方便。他们带来了很多全新的衣料、毛毡和皮毛。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带来了长裤。（古代高卢人已经有穿长裤的，但是他们后来改穿当时流行的罗马长袍。蒙古人带来的长裤很快在全世界流行开来，连爱斯基摩人和易洛魁人也穿上了。）蛮族还带来了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例如黑面包和黄油。他们还带来了很多技术上的新东西：酒桶和箍桶板（尽管这些可能其实是由高卢人发明的），带木框的马鞍，还有轮犁——它使得北部地区经常被大雨浸透的沃土可以被耕作了。在精神层面上，勇猛尚武的蛮族为一个意气消沉的社会树立了英雄战士的楷模，给这个社会注入了活力。
在所有的蛮族当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法兰克人了。他们建立的国家——就是后来的法兰西——成为中世纪文明的典范和中心。法兰克人是日尔曼人中的一支，最早居住在低地国和莱茵河流域。公元481年，15岁的克劳维斯继位成为统治部落一半的国王。他入侵高卢，并且将自己的势力逐步扩展到自己国家的北部和西部，一直到达比利牛斯山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光要和高卢人、罗马人作战，还要征服那些敌对的日尔曼部落，像是阿拉曼尼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在他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他皈依了亚他那修派的基督教。他的皈依，以及随之而来的他的全体臣民的皈依，在西欧建立起了一个基督教正统思想的坚固堡垒。克劳维斯——在法语中就写成了路易，是法兰西历史上的19位路易之一——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国王，因此而名垂史册。每个法国的孩子都会对下面这段话耳熟能详：“低下你的头，高贵的法兰克人。焚烧你曾经崇拜的，崇拜你曾经焚烧的。”这段话是莱茵主教雷米吉斯在为克劳维斯施洗时所说的。
公元511年，克劳维斯去世。临终前，他按照法兰克人的传统习俗，将整个王国分成四块，分给他的四个儿子。如果不是因为其中的三个儿子先后死于疾病（也许是被投毒？）和意外（巧妙的谋杀？），整个王国可能很快就会分裂。这个王朝被称为墨洛温王朝——这个名字来自克劳维斯的祖父。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们被后世以很充足的理由冠以“无为国王”的头衔。墨洛温王朝的中央政府尽管并不是很强大，但是还是在努力设法解决当时的一些问题。原来的那套古罗马的中央集权和税收的制度已经不适用了，整个社会的公益服务也已经全面停止。手中握有实权的是当地的权贵们——他们大多是法兰克人。国王们于是把这些权贵任命为伯爵，给他们以军事、行政和司法上的自主权，而这些伯爵的义务是向国王提供一定的军事力量——这些军队又是伯爵们从他们的下属那里征召来的，他们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下属，这些下属被称为骑士。伯爵们提供的军队完全由国王支配，用于对外扩张或是对内防御。伯爵们不需要向国王缴纳一分钱，事实上当时流通领域的货币量也少的可怜。国王自己的收入完全来自国王自己拥有的私人领地。这套制度假以时日，最后演变成为封建制。从国王的角度来看，这套制度实在是很糟糕的。
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固定收入。他能够分给臣下的东西也只有土地而已，而土地一旦被分封出去就不会再回到他手里来。他于是越来越穷，越来越无为。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这些可悲的统治者们干脆已经放弃了任何形式的管理国政的念头，仅仅满足于在外出时有王家牛车可坐，有车夫可供使唤了。国王们于是把国事交给一些精明能干的臣下——后世称之为执行大臣或者是执行秘书——去处理。在墨洛温王朝，这样的地位由王室总管来担当。他们的权力不断加强，最后变得可以世袭，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世袭的总理。很快，这些王室总管就不再满足于只是当个有实无名的国王了。
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如果通过时空旅行，回到公元750年左右的法国去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国家蛮荒而落后，和西欧的其它地方一样。从他看来，东方会更加对他的胃口。“如果一个现代人回到中世纪，那他会觉得君士坦丁堡比其他任何城市更加让他感到自在。”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克里斯多夫·布鲁克这么说道，“在那里，很多人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于圣经和古希腊的典籍都有所了解，对于上帝和周围的大事小事——大到地震，小到市场的物价——都可以有条理的说说自己的看法。那里的经济情况也不错：市场上有充足的流通货币，商店、集市和手工作坊等等也是一应俱全，在整个欧洲就数它离后来的工业化城市最接近了。城市里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爱好，聚集在俱乐部或者行会里。”这位异时代来的访客会震惊于皇宫内的豪华和奢侈：可以升空的宝座，能够吼叫的人造狮子，能够歌唱的机械夜莺。当他在君士坦丁堡市内游览时，他又会感慨于见到的艺术品和建筑，特别是世上最优雅的建筑之一——圣索非亚大教堂。如果这位游客对于一些学术问题感兴趣的话，他会很愉快的发现市内的图书馆里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而周围也不缺乏可以讨论神学和哲学问题的有识之士。他还可以把自己的旅途延伸到伊斯兰国家。
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阿拉伯人在先知默罕穆德的鼓舞下，征服了大半的西方世界。他们帝国的疆域广至从印度到西班牙，威胁着东罗马帝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征服之后来临的就是通商。伊斯兰世界控制着海洋，他们的货船和商队和中国有贸易往来，在东方的沙漠上，出现了众多新兴的城市。公元712年，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占领了法国地中海沿岸。公元732年，他们又向法国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入侵，烧毁了波尔图的教堂。他们的入侵在土伦附近遭到了法兰克人的顽强抵抗，领导他们的是当时的王室总管“铁锤”查理·马泰尔。土伦一役标志着穆斯林入侵的顶点，因为在这以后不久，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就因为内部的矛盾而分裂——厌倦了征战的君主们想要好好享受和平生活了。当我们的旅行者离开伊斯兰国度和东方世界，进入西欧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置身在一片“野蛮人”之中。这里的人生活困苦，缺衣少食，而且寿命很短。生活的准则是强者生存，而这些强者一般都是强壮的日尔曼人——而且是随时都把手放在剑柄上那种。为了生存，小地主们将自己置于领主的保护之下。城市里提供的谋生之道少之又少，退化成了一个只是让农民们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因此教会的地位越发重要。主教实际上已经开始行使政府主管的职能：仲裁民间纠纷，主持公益事业，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武装起来奔赴前线，抵御外族的入侵。非神职人员们，从国王到农奴，都拜服在教会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面前，承认其包括庇护权在内的一系列特权。教会对于传教的狂热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一位信仰基督教的不列颠人圣帕特里克，在被爱尔兰海盗扣为人质时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后来在公元5世纪初，他开始了让整个爱尔兰岛皈依的传教工作。爱尔兰的教会发展出了它自己的一套特点。它是独立于罗马教廷的，组织形式基本上还是苦修派的，牧师们经常会挑选一些路途遥远而且环境恶劣的地方作他们的冥想——甚至通过一些不可思议的手段在无人居住的冰岛沿岸给自己筑起了房子。牧师们在旷野里读书修身，很多人可以阅读希腊文——在罗马，能够阅读希腊文的人几乎找不到了。他们勤于抄写古老的宗教经卷，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膜拜这些优雅的文字。完成于公元8世纪或是9世纪的凯尔之书如今保存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仍然以它的极大魅力吸引着各地而来，怀着崇敬之心的游客。爱尔兰的僧侣们给予圣帕特里克的回报是他们开始对苏格兰和在萨克逊人统治下的不列颠传教。
公元6世纪，从异教的中心，苏格兰西部的爱纳岛上传来了圣科伦巴让全岛皈依的消息。他的弟子圣克伦班则来到欧洲大陆，把基督教的种子传播到了尚未皈依的法国地区和今天的瑞士。公元596年，受教皇“大”格里高利委托，一批本笃派的僧侣前往英格兰传教。他们在当地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功也使得他们和爱尔兰教会的僧侣们之间产生了矛盾，因为爱尔兰僧侣们的一些宗教仪式并不符合罗马教廷的规定。最后这个矛盾以有利于罗马教廷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英格兰从此融入了罗马天主教的大家庭。英格兰的僧侣们也积极的向大陆传教，特别是向日尔曼人。著名的英格兰传教士圣波尼菲思（680－755）在今天的德国一带兴建了很多修道院，有些一直保留至今。
不久，几乎全部的西欧就都皈依基督教了。但是可以肯定，这种皈依并不够深入。一个部落首领可以因为一己之利而皈依基督教，甚至可以让他部落里懵懵懂懂的人们都去受洗。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忘记他们原先信仰的那些山野之神，因此仍然会谨慎地为树神、石神、泉神等等神祗献上供品。异教的宗教仪式被用于基督教的目的，原本属于异教的节日也改头换面进入了基督教的纪年，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基督教的神终于还是慢慢取得了统治地位，那些原来的神祗们别无退路，只得流落在传说里，变成了各式各样和人作对的妖魔鬼怪。世俗的人们发现，贸易正在急剧的萎缩。直到公元600年，东西方的交通还算是不错的。从墨洛温王朝的墓葬中发掘出了精美的东方艺术品，在英格兰的土壤里也发掘出了来自埃及的贝壳、念珠和青铜器皿，还发现了一个来自地中海地区，并且刻着希腊文铭辞的高脚杯。但是随着海陆交通越来越不安全，大部分的贸易都中止了。同时，西方也深受贸易逆差之苦：西方可供出口的货物很少，主要是奴隶和法兰克的刀剑，此外还有一些原材料，例如木材和金属，但是这些货物过于笨重，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内陆的贸易总算还在延续，商贩们或是徒步，或是骑着载货的牲畜，挨个地来到各个居民区。但是他们的麻烦事情也不少：沿路的关卡税，路上的土匪，严重不足的流通货币以及随时可能短缺的货源。
纵观整个西欧，从事商贸的人数——也就是中产阶级的人数——在持续不断地减少。但是在古罗马遗留下来的大道上行走的人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公元7世纪后期，英格兰维尔茅斯的修道院院长本尼狄·比思考普先后5次前往罗马，每次都带着大量书籍、绘画、法衣和圣物回到他的修道院。他还带回了圣彼得教堂尝试班的领唱，以此把正确的音乐传授给他那里的僧侣们。朝圣变得相当普及，特别是在英格兰，当地居民把朝圣融入自己的习俗，把去欧洲大陆的游历看作一种充实和提高自己的途径。他们甚至还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丝毫无惧于沿路的各种风险：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海上的风浪和海盗，陆路上的土匪和居心险恶的地主们。当然，这种朝圣也带来了一些道德上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走散了的女性朝圣者。公元8世纪，圣波尼菲思就建议禁止女性朝圣，因为“在那些走失的女性朝圣者中，能够保全其身的寥寥可数。在伦巴底、法兰西和高卢，几乎找不出一个城市里没有来自英格兰的奸妇和妓女。”从公元6世纪到8世纪的这段时间，也是旧有的知识被大量遗忘乃至失传的时期。
在那时候的西欧，建筑师不会建造穹顶，造船业者不会设计战舰，造车的人不会造战车。因为没有任何书面的手册和记载保留下来，所以这些后来者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但是在这种种的遗忘和终结里，已经可以隐约见到一个新的开端。我们常常把公元500年到1000年这段时间称为黑暗年代，事实上，这500年也确实没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多少亮色。但是，或许这种“黑暗”其实是来自我们的先入之见。在当时的一片阴霾之下，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全新的“野蛮”的活力，一种年轻的朝气和一种乐于学习的潜力。在第一个千年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在东方，赖君士坦丁堡光辉的拜占庭帝国上下没有任何可以说是“黑暗”的地方。伊斯兰文化也处在顶点，他们改进农业，促进手工业，并且鼓励科学、哲学、文艺和建筑的发展。他们还兴建了诸如科尔多瓦这样的大城市，其中已经带有了现代都市的影子。在西方，在法兰克人和他们的伟大君主查理曼的带领下，西欧也出现了短暂的复兴。
法兰克王国的兴盛始于公元751年。这一年，查理·马泰尔的儿子“矮子”丕平写信给罗马教皇，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像墨洛温王朝的国王那样软弱无能的君主是不是应该被称为“国王”。教皇回信说不应该。丕平于是召集了一次贵族会议，选举自己为法兰克国王，史称丕平一世。公元753年（或是754年），教皇斯蒂芬亲自前往高卢，为丕平涂圣膏。作为回报，丕平前往意大利，击败了教皇的敌人伦巴族人。他还把地处意大利中央的一块土地献给教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教皇国。但是这块土地给教皇带来的烦恼远远超过其好处，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梵蒂冈城为止。教廷对于自己拥有土地的合法性，历来以《君士坦丁献土》这份文书来证明。这份文书据说是君士坦丁大帝写于公元312年左右。在文书里，君士坦丁大帝记述了他患上麻风病而后又治愈的经过。他原本听从了异教的祭司们的意见，在朱庇特神庙门前建了一座洗礼盘，准备用童男童女的血来沐浴。但是听到这些孩子的母亲们的哭声后，他又觉得于心不忍。正在两下踌躇之际，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告诉他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可以治愈他的病，他于是向这位主教求救。主教按照洗礼的方式，将君士坦丁在一个盛有圣水的洗礼盘里沐浴了三次，而后一只手从天上降下，抓住了君士坦丁。当他从洗礼盘里站起来的时候，他的麻风已经霍然而愈了。出于感激，君士坦丁将整个意大利作为送给教会的谢礼，自己则迁居君士坦丁堡，并且留下这段记载，说明自己对不朽的圣彼得的后人们的这笔捐赠。但丁后来就此而慨叹：“君刻苟。汝乃多少罪恶之源！”其实这段指责对君士坦丁并不公平——真正的罪恶之源是几个心术不正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伪造了这份可说是有史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假文书。
人们一直认定这份文书是真品，直到15世纪，人文学者洛伦佐·瓦拉才通过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考证断定这份文书是赝品。丕平一世的王后，“大脚”伯莎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为查理。查理于公元768年继位，我们今天称他为查理曼，意思是伟大的查理。从体格、气魄、胸襟、智慧、勤奋等各个角度来说，他都当得起“伟大”这个评语。从他的遗骸判断，他的身高有6英尺4英寸（折合约193cm——译注），比同时代的人们普遍要高出一头。他的头发是淡黄色，头颅浑圆，眼睛大而有神，脖子粗而短。他留着一大把法兰克式的小胡子，而不是象后世传说里那样留着一把大山羊胡。尽管他日常饮食都很有节制，但是在他的晚年，他还是变得大腹便便。他说话的音调很高，而且常常说得唾沫飞溅。他喜爱各种剧烈的体力活动，尤其是打猎：他曾经亲自在东部的森林里猎过野牛。他还可能是王国里最厉害的游泳健将。他在亚琛的王宫里建了一个可以同时容纳百人的玛瑙泳池。他还极度地好色。他痛恨典礼、仪式、宴会等各种繁文缛节。他待人热情，不拘小节，经常会把各种各样的人请来一起用餐而从来不去过问别人的出身。他还非常平易近人。他在王宫的门口挂了一口钟，鼓励他的臣民们敲钟向他鸣冤。根据民间传说，曾经有一匹被主人遗弃的老马敲过那口钟，查理曼于是找出了那个无情的主人，并且因为他抛弃自己忠诚的仆人而狠狠的惩罚了他一番。他一般都是说日尔曼语，但是他的拉丁语说得同样流利，甚至还会说一点希腊语。他喜欢音乐，很以自己培养的少年合唱团为骄傲。他还是第一位法兰克民族的民俗学者，收集了大量古老的法兰克民谣——可惜后来毁在他那个笃信宗教的儿子手里。他甚至还试图汇编他母语的语法。“他还努力学习书写，在枕头下面也放着笔和空白的记事板，这样只要一有空，他就可以试着让自己的手习惯于写字。但是由于他已经错过了学习写字的最佳年龄，终于还是事倍功半。”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传记作者艾因哈特如是说。
他屡屡向外扩张，拓展自己的疆土。他征服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人，东部的巴伐利亚人和野蛮的萨克逊人。他每征服一处，就把罗马天主教带到那里。他还曾经进攻过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但是无功而返。不过这次远征在西方的历史里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孕育出了不朽的史诗《罗兰之歌》，“罗兰兄弟，吹响你的号角。查理听到，他会派兵回来。”（胡小跃译本——译注）查理曼和他的法兰克王国已经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一股势力。弱者总是有一种倾向，要让强者来保护自己——教皇利奥三世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弱者。公元799年，一群罗马贵族在街上对这位教皇大打出手，还威胁要割他的舌头，挖他的眼睛，不过最后仅仅是用刀在他眼睛上划了一道而已（尽管后来他的视力得以恢复，但是眼皮上一直留下了疤痕）。利奥三世逃到查理曼的国度内，恳求查理曼为他恢复罗马的秩序。尽管查理曼对于这种事情有点不太耐烦，他还是出兵意大利，并且以他一贯的高效很快镇压了闹事者。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和他的大军留在罗马，参加了在圣彼得大教堂由利奥三世主持的弥撒。查理曼身穿罗马式样的长袍和披风，腰间围着一条金腰带，脚上穿着镶满珠宝的便鞋，跪在祭坛前——祭坛上是一顶华丽的皇冠。查理曼站起身来；教皇从祭坛上拿起皇冠，亲手把它戴在这位伟大君主的头上。在场的罗马人——很显然是预先排练好了的——齐声三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按照拜占庭习俗，教皇俯伏在查理曼脚下，亲吻他长袍的下摆，膜拜这位刚刚被加冕的皇帝。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300多年后，西方历史上又出现了第一位罗马皇帝。这次加冕典礼说明了什么？很明显，查理曼本人并没有很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因为后来他仍然一直自称“法兰克与伦巴底之王”，在加冕以后也从来没有再去过罗马，没有穿过罗马式样的衣服。但是在历史上，这件事情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它标志着权力重心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直到公元8世纪，意大利还一直是拜占庭文明下的一个附庸，而法兰克人和查理曼则改变了这一局面，把它从地中海文明的手里抢了过来，并且把它和西欧从此牢牢地绑在一起。所以这次加冕标志着一个新的“欧罗巴”即将形成。同时这次加冕也开了后世教皇认可皇权的滥觞，教皇们从此可以通过认可和控制皇帝来控制整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加冕其实标志着西方文明的诞生。查理曼在国内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的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功业同样值得称道。他把两套截然不同的制度在帝国内融合起来：一套是日尔曼人的，地方领主有相对独立的一些权力，并且只向上一级的领主负责；另外一套则是古罗马的中央集权体制，一直被教会所沿用。他发明了一种检查制度：从朝廷派出两位结伴而行的钦差，沿途明查暗访，并且及时向皇帝汇报。他还一直忙于颁布法规、条令，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定下规则——这一点上拿破仑倒是和他很像。他还每年召开一次由贵族教会高层人士参加的评议会（可算是早期的议会了），不过这些与会者们除了到场聆听和按时鼓掌之外，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他还事无巨细的管理国内的一切事务，从教会的到世俗的，从政府的到私人的。
查理曼为后世信仰基督教的君主们树立了一个楷模，成为众多后来者追随的偶像。
当查理曼不忙于对外征战而留在国内的时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四处巡游和视察上，以美食和各种娱乐来犒劳自己。公元802年，阿拉伯的哈里发哈伦·阿尔－拉什德赠送了一头大象给查理曼，此后查理曼出游时一直都带着这头大象。哈伦还赠送了丝绸、铜制烛台、香料、药膏、香油。礼物里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一个巨大的彩色帐篷，象牙雕成的一副象棋，还有一座设计精巧的水钟，到了整点有铜球落下报时，还有机械驱动的骑士从钟旁的暗门里走出来——时间是几点钟，骑士就有几个。这些礼物对于加洛林王朝的艺术风格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查理曼最喜爱的居城是亚琛（地处今天的德国境内，靠近比利时边界）。他在亚琛兴建了著名的八角小教堂——它是那个时代保留得最好的遗迹。这座教堂从上到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简朴。我们可以想象，当查理曼手下的高级僧侣们在这里济济一堂的时候，他们满身的华贵装饰一定更加凸现出教堂本身的简朴。查理曼时代还有一些别的大手笔，可惜今天已经湮没，像是在美因茨横跨莱茵河的木桥（也有人认为是浮桥），长达半英里；还有当时开凿的贯通多瑙河和美因河的运河。查理曼按照日尔曼习俗将自己的近侍分封为诸侯，将大片的土地授予他们终身所有。（但是这些诸侯死后，他们的继承者是几乎不会归还土地的。）这些诸侯又把这些土地再次分封给自己手下的小诸侯。诸侯们只需要向自己的直接上级效忠和在战时提供士兵供驱策。这些就已经和后来的封建制非常相象了。
查理曼的国度的最小单元是领地，也称采地。在某种意义上，领地可以看作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庄园的翻版。在领地的中央是领主的住所，在它的周围簇拥着一圈别的建筑：教堂，磨坊，锻造场，面包房，马厩，谷仓，鱼塘……偶尔还会有专为女士服务的裁缝店。再外面是聚集在一起的农民们的小茅舍。整片领地实际上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一个小王国。查理曼把自己看作是国家之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为子民们提供福祉，包括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还有思想上的。对于这种责任的认识是以前的君主们所没有的。查理曼亲自指定自己的大主教，并且参与对整个教会的监督——从最底层的牧师到大主教。他制订的律法相当严格，对于在大斋期进食、在星期五吃肉、拒绝接受洗礼这些行为都要判处死刑。他还建了不少修道院，其中有一些规模相当庞大，例如在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就动用了2000名农奴参加修建。僧侣们整天忙于祈祷和宗教仪式。在森图拉的圣里魁尔修道院有300名僧侣和100名侍从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为查理曼的健康和灵魂的救赎而祈祷。他们总共动用了30座祭坛，12位主教，15口钟，还有大量的圣物：来自56位殉道者，34位苦修士，14位圣女和14位其他的圣徒。
查理曼一直想要为自己的帝国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糅合了罗马文化、日尔曼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元素。他打算从普及教育开始做起，结果他很快就和历史上有类似想法的君主一样，发现首先要解决教师的问题。当时他国内的合格的教师极少，而且就是这极少的教师还几乎都是教会培养出来的。查理曼于是向国内外发出文告，把当时最杰出的教育家们都召集到自己周围，为首的是著名的“约克的”阿奎因。这些学者们留在查理曼开设的宫廷学校里，在教学的同时进行学术研究——至少从当时的眼光看来是如此。查理曼一直关注着宫廷学校，有记载说他曾经亲自鞭打一位没有学好拉丁语语法的孩子。学者们还和王室成员组建了一个俱乐部，在俱乐部里他们互相以化名相称，阿奎因的化名是佛拉克斯（古罗马历史上有两位佛拉克斯，均为著名学者——译注），而查理曼的化名则是大卫王。
宫廷学校在教授拉丁语和为贵族启蒙方面做了很出色的贡献。它还使人们开始重新学会欣赏古典著作，而这些著作长期以来都是被教会斥为异端的。查理曼还发下通告，要求宗教机构也必须接受人文教育，以便更好地理解宗教典籍。在他的要求下，整个国家的僧侣们都开始忙着抄写保存在图书馆里的古代手稿。今天的我们必须感谢这些僧侣的不懈劳动——当然还有背后那道查理曼的命令，因为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古代拉丁著作当中，靠着卡洛林王朝的抄本而传世的就超过百分之九十。在从事繁重的抄写工作的时候，这些抄书匠们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手写字体，也就是“卡洛林小写体”。和它相对的是罗马时代的大写体和墨洛温时代的草体。卡洛林小写体紧凑易读，而且全用小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字体。公元15世纪的人文学者们受够了笨重的哥特体，于是想要在从古罗马流传下来的手稿里找到一些更好的字体。他们找到的字体很快就被一直使用至今，后世称之为“罗马体”，实际上它就是“卡洛林体”。查理曼掀起的这场文化教育的运动对于保存古代文明和影响以后的中世纪社会做出了可以说是不朽的贡献：在历史上，人们的文化程度在卡洛林王朝之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然而这场运动实在也当不起后世给予的“卡洛林复兴”这个夸张的名号。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原创作品，仅有的一些从今天看来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当时生产出来的主要是教科书，前人的著作选集和百科全书，而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当查理曼这个主要的推动力量消失以后，这场复兴也就很快成为过去。在查理曼死后的200年内，欧洲在创新思想上都是严重的乏善可陈。而查理曼帝国的命运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在查理曼死后，他的帝国很快就沦为了内部倾轧和外部威胁双重打击下的牺牲品。但是查理曼留下了一个丰功伟业的回忆，一个大权在握、仁慈宽厚的君主的楷模，一个鼓舞整个民族的英雄，一个创造新世界的神话。他的名字成为一个传奇，一个口号，一个魔咒。
其实，甚至在查理曼生前，他的帝国就已经开始遭受外来的威胁了。在东方出现了威胁安定的西欧的因素。天性凶悍好斗的斯拉夫人占据了巴尔干、马其顿、一大半的希腊、俄罗斯以及今天的的德国东部。四处流浪的马扎尔人一直垂涎着今天的匈牙利。后来他们的前沿一直推进到意大利北部和莱茵河谷地。公元925年前后，他们甚至把战火烧到了洛林和勃艮第，不过在公元955年被德意志的奥托大帝击败。这个民族于是在肥沃的匈牙利平原定居下来，并且很快发现锄和犁给他们带来的，要比火和剑多得多。南面则仍然是阿拉伯人的天下。他们占领了包括拜勒阿里克群岛在内的主要岛屿，控制了地中海。他们还以西西里岛为跳板，在唯利是图的贵族甚至主教的默许下，进攻意大利本土。公元846年，他们进占罗马，把圣彼得教堂洗劫一空，还侵犯了使徒的陵寝。他们还重新在法国南部建立起了根据地，掠夺的地域北至勃艮第。他们还攀上阿尔卑斯山的隘口，抢劫过往商人，或者绑架路过的高级神职人员，勒索巨额赎金。这时候的北方出现了可怕的维京人。他们原本是日尔曼人的一支，居住在苦寒的斯暗夏维亚半岛上，利用每年短暂的夏季在贫瘠的土壤上进行有限的农作。因为某种原因，他们被激励着走向海洋。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一场饥荒，也可能是人口的骤然增长，当然也和他们对自身武力的自信和高超的造船技巧不无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向东方和南方进发，来到第维纳河和沃尔库霍夫河的上游，然后顺着第聂伯河和第聂斯特河来到黑海。
公元865年，他们进攻了拜占庭帝国。他们将大批战利品带回斯暗夏维亚，其中包括无数拜占庭和伊斯兰铸造的硬币。他们当中的一支以基辅为首都，统治着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小帝国，最后这些统治者逐渐地被他们的臣民——俄罗斯人完全同化。另一批向北和向西的维京人在公元9世纪占领了冰岛，不久又占领了格陵兰，有些走得远的维京人甚至到达了美洲。但是最吸引维京人的还是西欧。他们进攻英格兰，然后以它为跳板又进攻爱尔兰。公元810年，他们开始攻入法兰克王国的腹地。据说，当查理曼看到维京人的船只在英吉利海峡里像黑鸟一样往来航行的时候，悲愤得竟至泪下。他下令组建舰队，并且在沿岸修建了望塔，但是这些努力都不过是杯水车薪，每年夏天维京人都会把他们的战线向前一推再推，沿路烧杀抢掠。
公元859年，维京人的船队绕过了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不出几年，罗马也处在维京人的威胁下了。维京人有自己的一套抢劫策略。他们一般会占据海岸附近的一个岛屿或是一个筑有城墙的滨海城镇作为基地。他们首先坐着自己的轻骨船在河流里溯源而上，在到达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地点以后，他们就骑着从当地居民手中抢来的马匹，进攻附近的城市或是修道院。他们无法搬运太笨重的货物，所以他们对金银珠宝特别感兴趣。圣餐杯和圣骨箱——这些都是修道院的至宝——是维京人最喜爱的战利品。维京人的最佳武器是恐怖。他们会向途经的城镇勒索一笔钱财作为“保护费”，然后继续前往下一个目标。如果有哪个城镇胆敢抗命，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还以颜色，根除一切反抗的力量。他们的凶残连那个时代见惯了流血的人们都为之色变，甚至在祷文里都加上了这么一句：“全能的主啊，请你把我们从那些狂暴的北方人手里解放出来吧。”维京人身材高大，留着淡黄色的胡须，身着锁甲，外面罩着红色披风，令人望而生畏。他们以一种嗜血的激情投入战斗，留在他们民族自己的记录里的话是“状如疯犬”。他们相信主神奥丁会使他们的敌人眼瞎耳聋，还会把敌人手里的刀剑变成木棍。战斗中的维京人自称是“狂战士”。据说他们的疯狂来自他们作战前食用的一种具有轻微致幻效果的菌类，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他们的凶残其实只是僧侣们见到他们的渎神举动后，出于震惊而捏造出来的。
北欧人在法国的土地上恣意横行，随心所欲的侵占城市。在40年的时间里，巴黎就被围攻过4次，洗劫过3次，焚烧过2次。从汉堡到波尔图，凡是北欧人的足迹所至，修道院都未能逃脱被劫掠的厄运。维京人之所以在侵略中大获成功，原因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他们的精神：勇猛、冷酷、坚忍，还有他们对于这些民族特质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拜。另外他们对于每次作战，都要拟出详尽而周到的计划。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由于维京人有用物品殉葬的习俗，所以从他们在沼泽地区的墓葬里，得以发掘出一些完好无缺地保存至今的龙船。龙船的船身长约60英尺，龙骨由一条笔直的树干做成。船舷固定在迭接的肋材上，肋材则是通过绑在楔子或者木钉上的皮带而固定在船的骨架上。选作船壳的木板质地薄而坚韧。在船身中央安置了一根桅杆，上面挂着用杂色的址牟做成的船帆。
船桨只是用来应付紧急情况的，平时很少用到。这种船一次航行最多只能装载39人，他们的全部活动范围就是甲板上的那一点空间，休息时就露天躺在上面，任凭日晒雨淋。他们携带的干粮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当然，船上是不能生火做饭的。出海的维京人不仅是强壮的战士，也是优秀的航海者。他们从挪威沿海和法罗岛出发，开始航行在雾茫茫的北海上。他们没有罗盘，赖以辨明航向的是船位推算和空中的飞鸟。当然，他们当中很多人最终没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原本想要驶向冰岛的却来到了格陵兰，或者干脆在大洋底着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欧人的冲动也慢慢平息下来，而且他们的入侵也由于当地人有组织的抵抗和修道院纷纷迁往内陆而遭遇挫折。居留在维京人要塞里的人们逐渐变成了商人：在一个维京人酋长的墓穴里，他的佩剑旁边放着一副天平。留下的维京人也慢慢变成了农民，开始依靠自己的劳作为生——毕竟，他们在故乡时本来就是农民，何况他们实在是爱上了这片肥沃的土地。他们爱上的还有当地的法国女子，并且用婚姻和血缘作为纽带把自己和当地连在一起。海盗的子女们不再迁徙，他们信仰基督教，并且只会说法语。他们接受的是当地的罗曼文化而不是自己父亲的文化。这些民族通婚后代的地位在公元911年被正式认可，其标志是国王“糊涂”查理和维京酋长罗尔洛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罗尔洛将效忠王室，作为国王的侍从，并且皈依基督教；国王则任命罗尔洛为当地的领主。这片土地后来就因此而被称为“诺曼底”。
维京人——他们被盎格鲁－萨克逊人误称为“丹麦人”——到达不列颠的时间最早是公元787年。他们绕过苏格兰北部，在爱尔兰登陆，并且在当地定居下来，以当地居民的贡赋为生。公元815年，他们在爱尔兰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王国，定都都柏林。一开始，他们借着春季的东风来到英格兰，然后再乘着秋季的西风，带着战利品回到爱尔兰。后来他们就开始在英格兰过冬，最后就干脆把英格兰当作自己的家了。他们占领的地域——英格兰的东北部，约克郡，诺福克和英格兰中部——施行的法律是丹麦法，未被他们占领的地区每年要向他们缴纳大量的银钱，史称“丹麦金”。他们对待当地人的态度傲慢而冷淡：当地人必须称呼他们“丹麦大人”，如果当地人和一个“丹麦人”在一座独木桥上碰到，当地人必须让“丹麦大人”先过桥。当地居民反抗维京人入侵的运动是由“韦塞克斯”的国王艾尔弗雷德领导的。后世恰如其分地将这位国王冠以“伟大”之名，因为他以自己的斗志鼓舞了整个国家的反抗运动，最终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其他的英国国王都没有资格被称作‘伟大’，只有后来的女王们才有此殊荣。）艾尔弗雷德领导自己的人民，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战斗，终于赶走了大部分领土上的丹麦人。
艾尔弗雷德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君主，而且英明仁慈，勤于政务。他还发明了不少像牛角灯和计时蜡烛之类的小东西。他痛感于自己治下的牧师们的无知和人民的蒙昧，于是像查理曼一样开办了一个宫廷学校，并且也从国外召集了很多教师。比起他效仿的楷模来，艾尔弗雷德自己的文化程度要高的多。他曾经亲自将一些宗教方面的著作翻译成盎格鲁－萨克逊语。在他的一本书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我认为他是个愚蠢而可悲的人：他不趁着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试着多理解一些东西，而是寄望于在死后的永恒里什么都得到解答。”他眼中的天堂一定不是懒散而幸福的，而是属于知识和求知的。在第一个千年将要结束的时候，盎格鲁－萨克逊人占据了英格兰的绝大部分区域，人口超过一百万。当时的英格兰在我们看来是一片孤立而落后的土地。森林占据了国土的绝大部分，有些还是原生林。这些森林为居民们提供燃料和休闲场所，还为是家庭养猪的饲料来源。
农民们的耕地根本得不到很好的照料，牧场也长满各种灌木丛，独立的农场几乎没有。很多人居住在小村里，小村的建筑往往都散布在一条街道的两侧，或者是围着一片绿地——这种建筑风格最早可能是为了防止养殖的牛群遭到强盗和狼群的袭击而设计的。居民们的卧室是和自己饲养的家畜公用的——他们的房子总共也就只有一个房间，没有烟囱，屋顶是未加修整的茅草，墙壁是涂过泥的编条或者木头。城镇的数目自从罗马灭亡一来就一直在不断地减少，到这个时候已经所剩无几。城镇仍然算是贸易中心，但是在市镇上进行的贸易量到底有多少，实在值得怀疑——不过几乎可以肯定是很小的。在那里一般只是交易一些生活必需品，例如盐、鱼和谷物之类。英格兰出产的羊毛、奶酪、奴隶和刺绣也有少量的出口，换回一些奢侈品：酒、丝绸、珠宝、玻璃……城镇里还有少量人从事金属和木材的生产。当然还有铁匠，他们的工作是打造武器和工具。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他值多少赔偿金——也就是他如果被杀，凶手需要向他的家人赔偿多少金额。在肯特郡，一个伯爵的赔偿金值300头牛，这个价钱是一般人的三倍。奴隶是没有赔偿金一说的，但是杀死奴隶的人还是要向主人做出一点赔偿——一般是一镑。英格兰的贵族多，但是有一大批乡绅（也就是土地所有者），他们通常生活舒适，拥有一笔金银珠宝，宅院和衣着也很体面。当时的英格兰男子标准衣着是及膝的外衣和长裤，外面还要套上一件斗篷，用领针固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