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我为什么残忍？
鲍河扬
人痛苦时有多种的解脱：或死亡，或突然来了幸福的事，或向好友诉说，但限于受害的痛苦，若是害人的痛苦，除死亡，突然的幸福和诉说都是徒劳的。害人的残忍常在幸福时显现，愧疚总是难以张口。
我长时间的被愧疚折磨。三十八年前，我刚满十四岁，就突然地着了魔，疯狂的残忍，抄陌生人的家，用皮带抽陌生的人，每当想起有我参与的血腥场景，心就在谁也不知道中刺痛，并在意识中快速逃离紧追索我的血腥。意识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在瞬间远离，又在瞬间回到过去。
三十年前，我为反对我的残忍和攻击那时代的残忍而坐牢，判刑，劳改，却也无法驱散这幽灵的折磨。我想已到了断的时候了。
怎样了断？忏悔虽是办法，但不是根除，不除根的树，未来依旧是树。忏悔有减轻罪恶感的自私的味道，如同抛弃了伴侣，说声对不起，为的是能安心的新欢，在寻索了断的办法时，我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年轻人，从小被母亲娇纵，最后犯了死罪，上刑场前，年轻人提出吃一口母亲奶水的请求，被准许了。年轻人将母亲的乳头狠咬了下来。我已露出龟一般的齿，寻找哺育我残忍的乳头，将他咬住。
走过来的人大都说，这场灾难是“四人帮”制造的，这话太夸张了，是对生命和民族还有受害者不负责的推卸。
受骗能使人以错误反对正确，不会使人残忍。被害人控诉受了迫害，害人者哭诉受了欺骗，就结了死伤千万人的十年的大案，这过于草率了。这是生命依旧在被轻蔑中继续。
也许残忍是因为我崇拜毛泽东？但我回忆血腥场景，追捕抡皮带时的动机和潜意识，绝无崇拜的参与。
也许有人猜疑我天性残忍，这就更错误了。我天性懦弱，上小学时常被欺，女生都能不客气。我的小学《北京香山慈幼院》是一所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这类学校的通病是大的欺负小的，强的欺负弱的。我六岁上小学，小学毕业身高一米四四，自然是弱的。所以我憎恨欺负，向往相互尊重。也许有人解刨我是受害者的报复，但我不是，考入汇文中学之后，那里校风很好，没有欺负人的现象，生活和学习都非常愉快。我的残忍不是因受虐而成了虐待狂。我的本性是懦弱的，运动过后，这本性又显现出来，并几十年的统治和左右着我的命运。
有人指出文化大革命中，老兵抄家和打人最残忍，因为他们大都是干部子弟，是长期和骨子里的优越感的喷发。我想说这话的定不是这个阶层里的人。老兵残忍是事实，但不是因为优越感。那时学生只尊重和敬佩学习优秀，体育出众的人。文化大革命干部子弟才有了优越感。但优越感不会使人残忍。
这一切都不是残忍的理由，但我非常的残忍，追查下去，任何的残忍都离不开仇恨的驱动。
我的仇恨来自于从小受到的反人性的教育。
个体生命应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本应至高无上，但几十年的教育却说个体生命微不足道，阶级和国家才是一切生命的主宰。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光辉不是来自于生命本身，而是源于阶级，民族和国家。那个时代的人民，已不承认，甚至不相信还会有个体的生命。不以个体生命为至高的民族，极容易煽起仇恨。不推崇自身生命的人，也不会尊重他人的生命。
在我学过的课本里，从未歌颂过生命本身，令我冲动和为榜样的全是为了阶级为了国家的生命，似乎生命一旦离开了群体阶级和国家就卑微了。
“四人帮”推行个人崇拜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策划和制造仇恨。个人崇拜的基石就是对另一些生命的仇恨。“忆苦思甜”是血腥的序幕。一旦否认了个体生命的至尊，就容易走上法西斯的道路，地富反坏右被打倒，他们肯定仇恨剥夺者，后代也肯定仇恨。这就是反人性教育的结论。受毒最深的就是干部子弟，因为他们的父辈与那些人有着几十年的血仇。
当我从阶级和国家的圈子里跳了出来，以个体生命与个体生命对话时，我竟然喜欢起我曾仇恨的人，几乎所有的地富反坏右都值得亲近，信赖，或是同情。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歌颂遇罗克，我不仅喜欢已是敬重他的人品了。我曾因为《红岩》书中的沈醉而变的残忍。十几年后，父亲与沈醉同在全国政协一个组，俩人成了朋友，经常相互走动。我有机会近他之后，竟然发现他是个正直，人品高尚，有正义感，有骨气的和善老伯。个体生命凌驾与一切之上的时候，个人的价值超过宇宙的价值的时候，便是对人性的尊重和人性解放之时。我作过调查，我的老家河北丰润县有近千名地主，真正的恶霸只有三个。
反人性的教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使我和许多人，高举着阶级和国家的大旗，以理想的名义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极真诚的行反人类的法西斯之道。
1966年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于是红卫兵开始杀人。离县城不远的大辛庄，一天一夜就封土活埋和屠杀了近百人。红卫兵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地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多户人家被杀绝，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出生38天。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始于“四人帮”，更是根植于接受了反人性教育的人民。
当今流行于世界的“恐怖主义”者，大都是无私无畏，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生命的人，他们定是对同胞充满了深情的爱，但他们是凶残的。
我们民族的个体生命，不是这几十年，而是被轻蔑了几千年，在三纲五常的神圣说教中，在以阶级和国家的革命的名义中给扼杀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若不以个体生命为至高至尊，就不能有民主，否则是更加的混乱。民主的基石之一，就是推崇比民族和国家更重要的个体生命。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是大的飞越，与民主党，共和党及等等的党已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学习的过程走了样，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学习。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日本著名的《每日新闻》在评价这次奥运会日本队的表现时称这届奥运会造就了“新一代的日本人”。站在领奖台上的日本运动员，脸上荡漾的不是“为国征战”“背负国家荣誉”之类的悲壮。不管是微笑还是流泪，表现出来的都是为自己长时间的努力最终获得回报而产生的满足感。
“还是自己比较重要”，这就是男子柔道100公斤以上级的金牌获得者铃木桂治干脆利落的回答。还有一名运动员更清楚的意识到要做个真正自由的竞技者，他就是男子射箭银牌得主山本博，在奥运会之前他就说；一心想着肩负着祖国的重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我要超越这种境界，找其他的动力。这个其他，他虽没说明，但他在比赛中使用的器戒上贴了大儿子的照片作为护身符，家人没有给他带来负担，反而为他减轻了压力，让他轻装上阵。
“我是为了自己”，说这话的人在过去的奥运会里也有过。1966年的奥运会，千口十铃声称“比赛是我用来享受的”而饱受非议，今天已没有人说三到四。《每日新闻》的评论最后说，这批新一代的日本人，在雅典奥运赛场上的诞生“令人欣喜”。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位朋友不能忍受的说；难道爱国主义也成了反人性的主义。我说爱国主义不应源于道理，而是来自于对自身生命的崇敬和热爱。将爱国主义高悬于个体生命之上，就是反人性的爱国主义，必是生命的悲剧。
我的另一位朋友也不能接受的说，若吹捧个体生命，中国将腐败。这是错觉，如同文化大革命时的文学，接吻和床上的事是下流的道理一样。“自我”几乎被儒家残杀的已断子绝孙，文化大革命到了颠峰，私心已是罪恶。所以自私，怯弱，惟利是图，成了“自我”的代名词。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颂扬的是个体生命的张扬，震撼我的是力量的美，情欲的美，还有追求未知的美，是人类与大自然的亲近。而我们几千年追求的就是三纲五常，一辈子学不完的道理。退化了本性的人民，巩固了历代王朝的统治，但无能于外族的侵略。中国的哲学也是一本厚重的书，先哲们探索着阴与阳，正与反，祸与福，大与小，生与死，上与下，美与丑------我从中什么都可以找到，惟独找不到个体与群体辨证关系的宏论，不知是眼盲，还是被“文字狱”吓住了，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中国哲学几千年的独裁者“天人合一”，将活生生的人消融在“天”里了，个体的人，离开了“天”，就无法确认他是人，或者说他就不是人了。中国几千年只有“天理不容”，无“人理不容”，可悲的是被杀之后，还在高喊“天理不容”，奴才般地乞求“天”的“灵光”。
就连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上过学的动物，都涌动着生命的美感，何况人类？
没有个体尊严的爱国主义是不牢靠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抗日战争中，汉奸和伪军比日军还要多的原因之一。
我不相信当个体生命有了至高的尊严时却不爱国。
没有个体尊严的爱国主义是可怕，可怜，可悲的，他能使人品德高尚的去残害人类，残害生命。
【转自多家网站(文章起始来源不详)。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