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扭曲人性？




南方周末　  　2007-03-29 14:42:21




　　□本报记者　张健
　　
　　全世界都没有让人心生向往的舒服监狱，因为全人类的心性是共通的。不同文明之间，片面强调谁谁谁更像人，只是“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拙劣翻版罢了
　　　　
　　绝大多数监狱文学描写的都是蒙冤者或反抗者，道义主题自然很鲜明。而自认有罪者笔下的监狱文学，罪与赎罪是有限的可供选择的主题。
　　《四面墙》中有个犯人叫舒和，是基督徒。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写道：“你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信徒”———他的自我道德谴责是面对所谓的上帝。
　　张春雷说，那封信是真的，他是按原样抄在书里的。舒和与传说中纯粹的基督徒可能有点不一样。一方面他追求世俗生活里的东西，一方面到犯了事儿的时候又去求上帝。第一次，他因为吃回扣，被天津十七处抓了。他就装精神病，成功了。之后他研读犯罪心理学和上百份精神病测试卷。他模仿精神病人的痴呆，就像艺人练口技，他把那作为一技之长。第二次，金融诈骗，再装没有装过去，被判了无期，他想自己一个经济学硕士，就算几十年后获得假释，他的经济学估计还不如高中生，他跟不上社会了，所以他想死刑。一方面他想靠装疯卖傻撞出去，另一方面又大闹法庭期望判死刑。他是精神分裂的。
　　
　　监狱最大的功能
　　记者：你之前说过有一位美国人看完《四面墙》，给你打了很久的国际长途。具体如何？
　　张春雷：美籍华人，天津一老作家的侄女。她说看了《四面墙》之后觉得恐怖，犯人就像臭虫一样……她还说美国的法律规定，狱警和犯人之间不能有明显的身体接触，如果推了犯人，只要能找到两个以上的证人，那他这身警服就得脱下来。她说那里坐牢与不坐牢的区别，就是坐牢了，你就不能去拉斯维加斯，不能去外面潇洒了。
　　关塔纳摩监狱，布什为什么要在国外设这个，因为国内，法律就会管他，刑讯逼供他就不敢。
　　记者：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监狱的严酷程度是否应该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
　　张春雷：我觉得，监狱最大的功能，就是剥夺人的行动自由。全世界都没有让人心生向往的监狱，美国的监狱，至少也会剥夺你的行动自由，让你去不了拉斯维加斯。看了《四面墙》，不少读者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绝对不能犯罪。四川的一个小学老师到天津来找我，他很想报复得罪他的人。看完《四面墙》后，他就觉得脊梁骨发凉：“我有没有在‘墙’里的生存能力？”考量之后，他觉得得不偿失。
　　记者：20世纪初，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里，主人公苏比为了生存而放弃自由。
　　张春雷：也许有这样的特例，因为他觉得在外面食不果腹，他也享受不到什么自由的快乐。任何人都会考量成本，他觉得在外面艰辛地维持生命的成本比在里面失去自由的成本高。
　　记者：对《四面墙》，文学界有无评价？
　　张春雷：至今，形成文字的没有，可能题材过于敏感了些。但在网络上，许多读者自发的长篇评论就有几十篇，加上普通评论，已经远远超过小说自身的字数。
　　2004年，拍《好死不如赖活》的导演陈为军说要把最残忍的“小香香”那段拍成纪录片。起先，我兴趣很大。后来他说，片子国内肯定不放，只是拿到国外参展。我拒绝了。
　　我更关注我的东西在我生活的环境里能产生什么现实意义，比如用它来测试社会对敏感话题的容忍度。而不是拿到国外，被别人利用。别人能帮助我们什么？
　　现在，虽然内地出版的删掉了一半，但是比起全文在境外出版，我更高兴。
　　记者：小香香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张春雷：一个十六七岁还和父母撒娇的孩子，没钱上网，就在铁路上扒一包东西，之后被刑拘。后来，不忍其他犯人百般折磨而自杀。他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杀人犯、强奸犯，很绝望。有几个犯人专门折磨他——拿被子捂起来，轮番打。他实在受不了了就报告管教，这个在看守所里是一大忌，就跟江湖规矩一样，叫“谍报”嘛。管教一看，就给他转了一个号，就跟社会上一样，你从这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你的信息也随着你转，和社会上官官相护一样，其他号的犯人照旧折磨他，而且变本加厉……
　　我没有亲眼见到过他，但是我碰到了当年参与打他的犯人，他对我讲的。
　　
　　监狱文学
　　记者：你个人认为，《四面墙》在所谓监狱文学中有没有其独特性？
　　张春雷：最早的监狱文学应该是《周易》，文王拘而演《周易》。唐代骆宾王《在狱咏蝉》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就是在抒发自己的高尚情操。
　　后来，方苞的《狱中杂记》，应该是一篇比较纪实的文章。
　　1949年以后，首先是以《红岩》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正反两方的典型人物，不是妖魔就是神圣者，属于纯粹的英雄主义文本。
　　改革开放以后的监狱文学，多以对冤狱生活的控诉、反思为主，以季羡林、丛维熙、张贤亮为代表，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文字，捏合成了“控诉”和“反思”这两个关键词。
　　在我看来，天津作家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记事》应该算是这一阶段监狱文学的顶峰之作，我觉得它的贡献在于把这种控诉与反思从个人化的絮絮叨叨转向了关注群体。它以甘肃省劳改农场为地点，“三年自然灾害”为时间背景，将劳改犯的悲惨境地写得淋漓尽致，它是记事文学，有严谨的记事。《夹边沟纪事》是对伤痕派监狱文学的终结，任何作家都不用再回忆再表达他们自己受过的迫害，你受的罪再大，也比不上那些饿死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谈《四面墙》了，它没有道德制高点，它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和道德色彩，就是以一个普通的劳改犯视角，关注普通的犯人。当事人是惟一有权进行自我反思的人，其他人没有权力代替他们反思，所以我只能做一双眼睛，只能记录周围劳改人员的动作和对话。我只是期望读者能从这些动作和对话的缝隙里看出来东西，评价或解释，我基本不着一字。
　　记者：你曾经说过，“四面墙”三个字———它支持一个残酷的喻体，“一个让我和他人都无法超越的喻体”，这个喻体是什么？
　　张春雷：舞台上并没有墙，但演员可以敲门、开窗。它是隐形的。我在题记里说，即使你身自由，你心也未必能逃脱囚禁。牢墙之外，无形的“四面墙”就在你周围：伦理的规范、法律的控制、办公室的条条框框……以及明文之外的一切的潜规则都作用于我们，你见不到它，却逃不出它。
　　很多人告诉我，看小说时，他们会联想自己的曾经和现状，“那个牢霸不正是时常欺负我的上级嘛！那种受打骂、受出卖的弱势犯人不就是我年小体弱的时候嘛！”
　　墙里墙外本质相同，而墙里是更赤裸更浓缩的社会。我不是影射中国，而是关涉所有有人生活的地方。
　　
　　扭曲了，还是本性了？
　　记者：初入牢狱还充满温情，时间长了就会变得很暴戾。这种变化，是人性的扭曲，还是更接近了人的本性？
　　张春雷：监狱更浓缩，空间狭窄、时间短促、人员集中，容不得你多思量，一两天内，同它抗争还是合谋，必须选择。不像社会，空间和时间显得宽阔，人们还有机会在和环境磨合的过程中摇摆几次。
　　刚进去，我道德混乱了，我不是英雄，是人，本性自然趋利避害；我这么记录自己，也是想发现，人在极端的环境里，都会展现哪些面貌。
　　我在序言里说过，墙外的所谓正义和真理，所谓亲情的、友情的、爱情的伦理规范，到了墙里，都需要经历一个破碎和再建的过程。你会发现，你熟悉的那些理念，在墙里不是被偷换，就是丧失语义。所以，展示墙里的人，也能让我们反思，墙外的任何体系并非必然的、天赋的或永恒的，它们都有赖以生计的人间，人间稍一变化，它们若不及时调整，则只能沦为空中楼阁。
　　记者：那到底是扭曲了还是更本性了？
　　张春雷：我认为是更接近本性。《四面墙》里，可以说，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被扭曲的，其他的貌似扭曲都是在接近人性的原点，这个原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与“恶”，而是“私”字，自私才是人性的根本。
　　记者：从看守所到监狱后，你地位下降。你选择的逻辑是：不能做老虎，就做老虎屁股后的狐狸。
　　张春雷：我的案子，用我们这边的话说，比较“水灵”——不丢人。但是如果是强奸犯，就会被人瞧不起，肯定没地位——就像社会上出身不好。
　　我给牢头送礼、给管教人员送礼，这些做到了，我就不会受什么苦，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其实，我能看透那里的规则，也能做老虎，但是做了老虎，我会有道德压力。
　　记者：在狱中，你和那些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死刑犯，能仰仗什么？
　　张春雷：普通的囚犯，只有一个简单而严肃的内在：重获自由的希望。没有这个，就太难了。里面有一个“傻柱子”，仅几年有期徒刑。但其他犯人折磨他，让他崩溃，目的明确：以“傻柱子”的血打动管教，以减轻他们的劳动负荷。“傻柱子”后来跳楼了，没死，被送医院，数月后，回到监狱，继续干活。之后，犯人的劳动量有些减轻。
　　自残，基本是每个监狱都有的，他们用铁锭子砸断自己的腿。用政府的话说，这是反改造，可能加刑。有些犯人就是无赖，不想干活儿就自残。有些则是精神崩溃后自残的。
　　当然，人都是有人性的，杀人犯也是有人性的，他不会见到一个人就杀的，除非一个变态杀人狂。我和他们待在一起，一个感触很深：他们临死之前，并没有流露过什么丰富的感情，绝望的或忏悔的，我都没见过；只是临枪毙的头天晚上，我能听到他们都在床上翻个儿，整整一个晚上，但是他们有什么感觉，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经历过两次，看着他们戴着脚镣，“哗啦哗啦”过去，山呼海啸的样子。

“我自认有罪……”




南方周末　  　2007-03-29 14:42:20




　　□本报记者　张健
　　
　　监狱题材小说《四面墙》的作者张春雷说：“我是普通人”，所以《四面墙》里没有英雄，只有人
　　　　
　　计划实施很久了。今晚，他们只需走最后一步：越狱。张楠手里攥着一张纸，十几个囚犯如狼一般朝那张纸嗅来。那张纸上，正是他们赖以逃狱的地道秘图……
　　这是行将在今年3月10日开拍的电视剧《远东第一监狱》里一个可能的情节。说是可能，因为剧本仍在紧张修改中。《远东第一监狱》的故事背景是1920年代上海提篮桥监狱，主人公张楠有着多重身份：租界巡捕、地下党员、江湖人物……他利用职权之便，放走了一批共产党员，并故意败露行迹，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入狱，救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刘培生。
　　情节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死结、死结、死结……故事路数和当下正红遍中国的美国电视剧《越狱》不无相似，以至几乎每一篇关于《远东第一监狱》的报道，必提及《越狱》。《越狱》讲述的，是一位美国蒙冤者的越狱过程，先是轰动美国继而流布世界。
　　年前，因监狱题材小说《四面墙》走红的张春雷接到了导演闫宇彤的电话，对方请他参与编剧。“香港华谊兄弟的投资，导演是阿宝，他弄的全是《越狱》的痕迹，传奇色彩太浓。但这个毕竟是红色题材，那么搞，到了内地，一个主旋律一个反三俗(庸俗、低俗、媚俗)挡在那儿，肯定过不去。于是换导演，又改剧本，现在，不大有《越狱》的痕迹了。”张春雷说。
　　张春雷很熟悉监狱生态———杀人犯、强奸犯、贪污犯杂糅着；官僚、教师、农民浸泡着。“操”是他们的发语词，恃强凌弱是家常便饭。
　　2000年后，天津人张春雷因窝藏罪在监狱里服刑18个月。之后，他取名哥们儿，以纪实笔法将其经历写进小说《四面墙》中。
　　2006年1月，《四面墙》正式出版，70多万字，删到了41万。
　　“我把书往女儿那一扔，看，这么厚，都我写的。”他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
　　序言写道：“这不是新闻作品，也不是纪实文学，只是一个故事、一部小说。”
　　清晨，张春雷开着车，很慢。天津市武清区第一刑侦队的牌子在车的右侧缓缓移动。“以前，门口拴一又大又瘦的黄狗。现在，狗没了。”张春雷说。这里是他当初“进去”的地方。
　　2000年10月，也就是妻子张秀敏预产期前两个月，张春雷进了看守所。
　　11月15日清晨，张秀敏如同往常，去1998年就和丈夫开的一个小书店。突然，她肚子痛———“不会啊，还有40天。”
　　晚上8点，医院，婆婆、小姑还有大夫的话：“早产这么多天，婴儿成活率只有50％。”
　　“幻想着他能来。”张秀敏说。此时，武清区看守所，张春雷如同往常，捡完一包豆子，回到“号子”。看守所管教进来，向张春雷出示了逮捕令。这意味着他不但不能回家，还要受到审判。他“一时仗义弄出3年牢狱之灾”：大学同学杨大勇(《四面墙》中叫施展)，涉嫌诈骗500万元人民币。事发后，张春雷借给他5000元钱。之后，杨大勇出逃。
　　1962年，张春雷的父亲去宁夏固原县教书。童年张春雷上的小学是一座破庙，庙塌了，他“开始背着书包打游击”。17年后，父亲回家，带回一个柜子。从这口“棺材式”的大墙柜里，张春雷偷看了很多书：《创业史》、《征途》、《红旗谱》……
　　“这不仅让我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的渠道了解‘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真理，也使我萌发了写作的愿望。”张春雷说。
　　他的作文开始变得很长，充满“大词”———“啊，祖国……啊，青春……”每篇结尾都是这样：“让我们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青春吧。”
　　1987年，张春雷就读天津师范专科学校，在《天津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散文。“我经历1980年代所有人都有的那种思想解放的狂喜，觉得一个猛子扎下去，下一步就是大作家了。”
　　像无数纯真青年一样，“扭捏着的感情”曾是张春雷的写作主题。
　　“爱情不老，也不死，老死的只是一代代爱与被爱的人。”他在《爱情传说》里写道。
　　1980年代末，张春雷发生了转变，“对自己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文字感到羞耻。觉得作家就应该铁肩担道义。”
　　他走到了另一面：看哪里都不顺眼，觉得人心坏了，世道坏了。
　　“天天皱着眉头想找人打架。看现在的愤青，大致知道我当时的样子。”张春雷说。打小练武术，1米85的个头，打架曾是他的家常便饭。
　　大学毕业后，他当过两年的中学老师，因“不满教育体制”辞职。此后，他生活颠沛：卖钢材、编杂志、跑广告、做推销、干装修……“仓惶落魄得跟被猎人追了三天三夜的猴子似的”。作家梦，似与他渐渐久远，直至牢狱之灾。
　　“戴上手铐的那一天，我就知道将来我要写一本和监狱有关的书。”张春雷开始偷着写日记，后来转移到对里面的生活细节、人际关系、特色语言的观察记录：“……林哥和龙哥探讨了将来的发展方向，林哥想去干企业、做生意，龙哥觉得还是服务业比较理想。”
　　这日记的真意思其实是：龙哥和林哥，两个狱霸，在一起吹牛，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并展望未来。林哥说，出去以后不做流氓了，改做正经生意，欺行霸市之类。而龙哥则认为，做流氓挺好，不操心。
　　“墙”里，张春雷操持写书的梦想，“墙”外，张秀敏做的活却很简单：伺候公婆、照顾孩子、打点书店。她瞒着远在唐山的父母，没有说出家里的变故。表面上，她坚强极了。夜晚，她才开始哭。“我怕他没了自由，精神就垮了。”张秀敏说。当初，正是被张春雷文学梦打动，她才“敬仰他……就像现在的粉丝儿一样”。
　　1994年，张秀敏和张春雷相识，4年后，两人合开了书店，因为没有房子，晚上就在店里打地铺。稍后，她才正式和他一起去民政局登记，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后来，大伙都知道了，他们才办了酒席，“不记得是4桌还是6桌”。
　　记者入住的客房里，张春雷趴在窗户上，隔着玻璃往外看。十几辆车开来，都贴着喜字，两对新人徐徐下车。良久，他指着一辆路过的夏利说：“看到那红夏利了吗？我和老婆结婚时，就一辆车，就那种夏利。”
　　当日，张春雷要和记者同宿夜聊。宾馆走廊，灯坏了。张春雷一遍一遍按开关，终究徒劳。他口里模糊地说道：“阴森森，阴森森……”
　　“夜不归宿，不怕老婆疯了？”
　　“要疯早疯了。3年了。”张秀敏用“窒息”形容这3年，“我没有得抑郁症就很不错了。”
　　2000年11月15日，看守所，张春雷收到妻子来信：“是女孩。”晚上，看守所的电视正播放《还珠格格》。张春雷给女儿写诗：“因为有了你，世界变得如此美丽。”
　　之后，张春雷被转到天津市局，不得与家属见面。他“一直在想，女儿长什么样子”。10个月后，他的判决下来了：窝藏罪，3年。
　　张秀敏抱着女儿，赶到市局。女儿见到了爸爸。“他抱着孩子，坐在那儿，怎么也坐不稳。后来，我才知道是屁股长疥了。”张秀敏说。
　　当天，一个就要“上路”的死刑犯叠了一枚戒指送给张春雷，要他给女儿。“他叠了很多戒指，因为他家里穷，要攒些宝贝打点路上的小鬼。”张春雷说。张春雷的母亲觉得那戒指“晦气”，扔掉了。所以，他的女儿并没有得到那枚戒指。
　　2003年，情人节前夕，张春雷自由了。几个月后，他开始以监狱生活为蓝本写小说，并在网络上发表。起初，小说名并非《四面墙》，而是《哥们儿的狱中生活》。
　　其间，张秀敏曾问丈夫，“回忆不痛苦吗？”丈夫回答：“都发生了，还怕回忆？”
　　起先，张春雷一心想去反思监狱漏洞，反思司法体系。写作陷入了僵局：“我能承担得了这种责任吗？我是谁？”
　　2004年底，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张晓波在网上看到了《哥们儿的狱中生活》，那时，张春雷才完成了一半。辗转一年多，《四面墙》正式出版。
　　“革命者或被迫害者，那不是我，我是普通人，自认有罪，没有道德优势。”张春雷说，“我还不如做一双眼睛，看人，看人一步一步地暴露人性。”
　　张春雷还有一个理想：把书店搬到海滩上。只是，他担心：“海边的书店，顾客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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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转来给写越狱的章凝为力。

谢谢象罔。

好像是小说写完后，为了拍电视剧，被改了太多。时间从现在改到20年代，还加上了地下党？ 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