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的转向与获奖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陈众议
倘使将加西亚·马尔克斯比作梵·高，那么巴尔加斯·略萨必定就是毕加索。前者是天才老土，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后者虽一表人才，然必得尽心竭力，以待时机。早在1982年就有传言，说瑞典学院打算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授予这两位拉美文坛巨擘，却碍于哥俩儿反目成仇，正打得如火如荼，因而不得不放弃初衷。这自然是媒体自娱娱人。诺贝尔奖的铁定规则是遴选过程绝对保密，而且保密期长达五十年。
且说巴尔加斯·略萨终于在二十八年后跻身诺贝尔家族，可谓实至名归。这多少改变了人们对瑞典学院的看法，或者说是为后者挽回了一点面子亦未可知。盖因近十几年来，代表瑞典学院的那十几位文学奖评委的选择屡遭诟病，其专“爆冷门”的做法甚至被斥为“匪夷所思”或“莫名其妙”。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理想主义精神归根结底是数百年来西方价值的一种体现或浓缩（只不过近十几年来，这种体现或浓缩得到了擢升）。它便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建立在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自由即个人选择生活的神圣权利和既无外来压力，亦无附加条件，完全尊重个人的聪敏与智慧……也即以赛亚·柏林[1]所说的‘否定的自由’，即不受干扰的和非强制性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寓居于这种自由思想的灵魂具有怀疑权威和否定一切滥权的深刻性”[2]。
巴尔加斯·略萨奋起于上世纪中叶，在传承批判现实主义衣钵、追随萨特“造反”的同时，以出神入化的结构艺术重新编织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其个人生活虽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上无不契合自由和率性。这自由颇似陈寅恪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力度更强，涉意更广，盖因它在一定程度上于巴尔加斯·略萨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或思想，而且还是一种行为方式。首先，他与表姨（舅妈的妹妹）胡利娅和表妹帕特里西娅·略萨的婚恋令人费解，其次是与挚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恩怨让人摸不着头脑，再次是刚刚还在竞选秘鲁总统却转眼加入了西班牙国籍。凡此种种，无不使人猜想他在用小说的方法结构他的人生（反之亦然）。
在巴尔加斯·略萨的躯体里流淌着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血液。换言之，他骨子里是个自由知识分子，尽管在不同时期或因环境变化，其自由意志、自由思想的色彩有所不同。他于1936年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他与父亲的关系很像是对弗洛伊德父子命题的诠释，即父亲作为权力和“竞争者”的存在。在他尚未出世，其父便离家出走，以至于音信全无。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身相仿，他的父亲也是报务员，且家境贫寒；而母亲却是世家小姐、大家闺秀。不独有偶，巴尔加斯·略萨也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尽管这个家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儿时的“大屋”更加体面，甚至可以说不乏贵族气息。十年后，父亲的突然出现不仅生生地葬送了他的美好童年，而且不久即用几近强制的方式将他送进了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在校期间，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而在父亲眼里文学一钱不值。1953年，他又违抗父命，考入圣马科斯大学语言文学系，之后与胡利娅姨妈相识、相爱。这被视为大逆不道，自然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父亲多次举枪威胁儿子，但儿子依然我行我素，并于1955年与胡利娅姨妈正式结婚（1964年离异，翌年牵手表妹并接连有了三个孩子）。大学毕业后，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文学刊物的征文奖并得以赴法旅行，后到西班牙，并入马德里大学攻读文学（最终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59年重游法国，在巴黎结识了胡利奥·科塔萨尔等流亡作家。同年完成短篇小说集《首领们》，获西班牙阿拉斯奖。翌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作品于1962年获西班牙简明图书奖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奖。四年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发表，获罗慕洛·加列戈斯拉丁美洲小说奖。从此作品累累，好评如潮。
《城市与狗》是他的成名作，写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这是一个暴力充斥的地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唯一的法则。小说出版后立即遭禁毁。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当众将一千册《城市与狗》付之一炬。小说开门见山，把一群少不更事的同龄人置于军人专制的铁腕统治之下，并最终得出结论：“在这里，你就是一名军人，无论你愿意与否。而军人的天职就是当一名好汉，有钢铁一般坚硬的睾丸。” 巴尔加斯·略萨青少年时期走出的关键一步就是不顾父亲的反对进入兼容并包、富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圣马科斯大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继而又转向存在主义。
《绿房子》被认为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代表作，通过平行展开的几条线索叙述秘鲁内地的落后和野蛮。西方语言中的“绿”相当于汉语里的“黄”。显而易见，绿房子象征秘鲁社会，主人公鲍妮法西娅则是无数个坠入这座人间地狱的不幸女子之一。她出身在秘鲁内地一个印第安部落，跟许多印第安少女一样，被军队抓到修道院接受“教化”，而后遭逃犯、恶霸、警察、流氓等几经蹂躏，最后沦落风尘。几条线索（伏屋、老鸨、逃犯、警察等）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在她身边平行展开。小说由一系列平行句、平行段和平行章组成，令人叹为观止。巴尔加斯·略萨因此而成为与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齐名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他们超越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等，将小说艺术推向了极致，却并不放弃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是谓结构现实主义。《绿房子》因此而被认为是秘鲁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涵盖了近半个世纪的广阔的生活画面，对秘鲁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病态和畸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描写。同时，由于小说采用了几条平行的叙事线索，故事情节被有意割裂、分化，从而对社会生活形成了多层次的梳理、多角度的观照。不同的线索由一条主线贯穿起来，它便是鲍妮法西娅的人生轨迹：从修道院到绿房子。
之后，巴尔加斯·略萨佳作连连，相继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集《小崽子们》（1967），长篇小说《酒吧长谈》（1969）、《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等。
《酒吧长谈》是巴尔加斯·略萨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小说，写1948至1956年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利亚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秘鲁社会现实。作品人物众多，结构复杂，主人公小萨多少带有作者的影子（作者大学时代有个绰号叫“小萨特”）。小说完全把秘鲁社会描写成了现代斗兽场，其中的许多细节都能使有过类似噩梦的人感同身受。但因作品主要用对话铺延开来，便多少显得有些冗长和散漫。也许正因为如此，小说并未达到《绿房子》和《城市与狗》的高度。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仍然把矛头指向军人政权。小说在一种带有明显闹剧色彩的气氛中展开：驻扎林莽的士兵经常骚扰和强暴当地妇女，这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国防部突发奇想，派遣潘达雷昂·潘托哈上尉组建一支劳军安慰部队开赴大森林。部队由一群花枝招展的风尘女子组成。潘达雷昂接受任务后尽心尽责、一丝不苟，把此项工作看成是为国效劳的神圣使命。
如此，巴尔加斯·略萨随着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声浪走向了世界，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登陆我国，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主将及老博尔赫斯等一并影响了中国文坛。但是，时移世易，后现代思潮以其极端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迅速改变了急于“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取向，巴尔加斯·略萨等一班“传统”作家被逐渐疏虞，迅速“作古”。人们言必称“后”。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一趋势更是有增无已。
诚然，巴尔加斯·略萨浓重的载道色彩和介入情怀的背后其实一直涌动着强劲的自由主义潜流。正因为如此，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他便以特殊的方式追踪并诠释了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极端表现。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小说，计有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2）、《狂人玛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继母颂》（1988）、《利图马在安第斯山》（1993）、《情爱笔记》（1997）。
也是无巧不成事，他于七十年代中期因不可究诘的原因同加西亚·马尔克斯闹翻（一说是因为后者与巴尔加斯·略萨的前妻有染，另说是他们在如何对待古巴等敏感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大打出手，政治上则日益表现出相对右倾的自由知识分子姿态，创作上则“小我”比重陡增。到了八十年代，他甚至五体投地地推崇起博尔赫斯来。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背叛，而是一种自由选择，尽管客观上显得有些匪夷所思。明证之一是他的从政企图，而且为此组建右派政党，并使出了浑身解数：与藤森等人周旋了整整两年，结果却以败北告终。更难令常人理解的是，1989年他竞选秘鲁总统败北后，竟不顾舆论压力挺而选择了定居西班牙并最终于1993年加入西班牙国籍（尽管同时保留秘鲁国籍）。作为对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选择的回报，西班牙把1995年的塞万提斯奖授予了他。
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内容和审美取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他虽然继续沿着一贯的思路揭露秘鲁及拉丁美洲社会的黑暗，但力度有所减弱；另一方面，情爱、性爱和个人生活那个被压抑的“小我”开始突现并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巴尔加斯·略萨潜心写作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作品由两大部分组成，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一部分是作者与舅姨胡利娅的爱情纠葛，另一部分写广播小说家加马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二者分别以奇数章和偶数章交叉进行。奇数部分充满了自传色彩，从人物巴尔加斯·略萨与舅妈之妹胡利娅姨妈从相识到相知直至相爱结婚说起，讲述了一个非常现代，甚至颇有些不按常理出牌的爱情故事。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胡利娅姨妈对许多细节表示否定并愤然抛出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1983），揭露他在婚期间即红杏出墙，与表妹藕合；其次是一些读者对巴尔加斯·略萨这种完全交出自己和前妻隐私权的做法不置可否。
《世界末日之战》的出版标志着巴尔加斯·略萨开始放弃当前的社会现实而转向了历史题材。小说写十九世纪末处在“世界之末”的巴西腹地的一场大战。著名作家库尼亚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传世的《腹地》（1902）。巴尔加斯·略萨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解构意图：展示卡奴杜斯牧民起义的多重意义。但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精神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相当一部分读者对作者的“炒冷饭”做法不能理解。
好在后来的两部作品又奇怪地回到了秘鲁现实。其中《狂人玛伊塔》写无政府主义者玛伊塔的革命，写得很是得心应手；《谁是杀人犯》写军事独裁期间发生在空军某部的一起乱伦谋杀案。但紧接着巴尔加斯·略萨又令人大惑不解地推出了两部性心理小说：《继母颂》和《情爱笔记》。两部小说堪称姐妹篇。前者写为人继子的少年阿尔丰索千方百计拆散父亲和继母的故事：小阿尔丰索对继母怀恨在心，无论她如何谨小慎微、百般讨好，都未能改变他莫名的仇恨。为了达到目的，他人小鬼大，不择手段，以至于将计就计，利用继母的取悦心理，酝酿了一个狠毒的阴谋。他装出天真烂漫的样子骗取继母信任，然后得寸进尺，从拥抱到亲吻直至占有她的肉体。阴谋得逞后，他假借作文向父亲透露秘情，气得后者暴跳如雷，当即将妻子赶出家门。《情爱笔记》依然从阿尔丰索的角度叙述他与继母的关系。父亲赶走继母以后，小家伙的心理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逐渐发现自己在蓄意伤害继母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慢慢地爱上了她。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关系在这后一部小说中以十分巧妙的形式敷衍开来：一面尽力消释父亲的“误解”，一面模仿父亲的笔迹和口吻写下的“情爱笔记”。它们以信件的形式由小家伙亲自送到继母手中。最后，继母被继子的真情所感动，重新回到了有两个男人爱着家。这两部小说堪称他“后现代时期”的代表作，引发了不少争议。有读者甚至攻击巴尔加斯·略萨写这些“有伤风化”的作品是一种“堕落”。盖因小说假借孩子摹仿父亲笔迹大肆描写色情，讲述“空巢”期间的想入非非。于是，父子俩相思和想象并举，嫉妒和性欲同在，且皆为同一个女人。老子首先想到（记录）的是妻子由于青睐一个动物爱好者最终不免与猫们发生关系，继而还可能跟她的女佣上床、跟一名海盗在狂欢晚会上做爱、跟一个在事故中废掉的摩托车手嬉闹、跟一位法学权威厮混，甚至跟某大使夫人幽会、跟墨西哥妓女苟且……倘非主人公“我”始终身临其境，读者很容易误以为这些描写不是正在发生，便是既成事实。然而，这些想象令女主人公兴奋不已。而“我”则藉以自慰。
虽然巴尔加斯·略萨广征博引，以期从美学的高度重构性爱文学，并对《花花公子》之类通俗刊物大加贬斥，但总体上这两部小说仍是指向形而下的下半身写作，尽管作者“形而上”地用“想象”取代了“行动”，如此而已。
如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巴尔加斯·略萨在后现代思潮的裹挟下“淡化”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色彩，与年轻时代所信奉的介入理论渐行渐远，以至于九十年代一头扎进“小我”而不能自拔。好在跨国资本主义迅速扯下了“经济全球化”的朦胧面纱。巴尔加斯·略萨也很快调整了姿态，遂于世纪之交回到了富有现实意义的宏大叙事。这也正是巴尔加斯·略萨在获悉得奖时传递的重要信息：在拉丁美洲，文学与政治很难分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进入新世纪后，他明显回归，推出了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公羊的节日》（又译《元首的幽会》2000）、《天堂的另一个街角》（2003）和《坏女孩的恶作剧》（又译《坏女孩的淘气经》2006）等。前者是一部反独裁小说，延续了拉丁美洲文学的介入传统。《天堂的另一街角》书写了画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特里丝坦的故事，高更寻找人间天堂的方式是逃避现实，而他的那位来自秘鲁的外祖母则以入世（女权运动和社会改良）提供了探询“天堂”的不同路径。之后的《坏女孩的恶作剧》则以一个无心伤人却适得其反的“坏女孩”的“造反”经历为线，虽然保持了作者八九十年代的某些创作元素，但通过女主人公所关涉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如“革命输出”、“光辉道路”等彰显了某种社会关怀。而她所谓“智利女孩”的身份也颇使人联想到作者的早期创作，如《小崽子们》等。新作《凯尔特人的梦》（2010）是写爱尔兰独立运动先驱罗杰·凯斯门特的，其特立独行、追求自由之心益发鲜明。这才是他，锋芒毕露，并写多面，且最终证明他仍是从“小我”出发指点江山、宣达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他的其他作品有剧本《塔克纳小姐》（1981）、《凯蒂与河马》（1983）、《琼卡姑娘》（1986）、《阳台狂人》（1993）、《奥德赛与佩涅洛佩》（2007）和《一千零一夜》（2010），文学评论（集或专著）《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博士论文，1971）、《永远的纵欲：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1975）、《顶风破浪》（1983）、《谎言中的真实》（1990）、《挑战自由》（1994）、《致青年小说家的信》（1997）、《激情的语言》（2001）、《不可能性的诱惑：关于雨果的〈悲惨世界〉》（2004），以及小说《叙说者》（1987）和自传体小说《水中游鱼》（1993）等。
巴尔加斯·略萨是幸运的，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幸运。他闻达文学殿堂得益于诸多客观因素。其一是冷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适逢冷战如火如荼，作为“文学爆炸”的主将，巴尔加斯·略萨和众多拉丁美洲作家成为东西方读者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一方面，文化传统使然，拉丁美洲是美国和西方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古巴的存在和时代的左转又将拉丁美洲推到了反帝、反美的前沿。其二是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终结，意识形态的“淡化”，拉丁美洲率先成为美欧跨国资本的“校场”和“后院”。春江水暖鸭先知，巴尔加斯·略萨以其独特的方式感悟并且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而诺贝尔文学奖称得上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自由主义倾向和文学才华的最好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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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赛亚·柏林(1909-1997),英国学者,其自由观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代表作有《自由论》（1991）等。译注
[2]《〈堂吉诃德〉序》，马德里，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和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联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