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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荒

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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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投荒

一

一九六七年。

北京。夏日傍晚。

天很凉爽，学校的楼道里静悄悄的。我正在宿舍里看书。窗外传来二胡声，那是一曲《江河水》，如泣如诉．凄凄切切让人听着心里酸酸的，无事也要生悲，什么人拉的这二胡曲子？好奇心起，我不由自主地朝那乐声走去。

穿过长长的楼道，循声上楼走到高年级男生宿舍的楼道口，远远望着传出乐声的大门，我却步了，不敢越过“三八线”，因为那是男性世界。我仁立在那里，久久地听着这支让人伤感的曲子。曲子拉得很流畅，旋律沉郁悠慢，好像在叙说着什么，好悲凉的情调，我听呆了。有人从身边走过，“找谁？”一个男声。我一惊，醒过来，感到脸颊发烫，说：“不找谁。”紧身惶惶地跑下楼去。

又一个傍晚，那曲声又传了过来，这样许许多多个傍晚，总是听到这二胡曲子。这个人会拉许多曲子，却都拉得这么悲凉，为什么呢？这么低沉、这么颓废？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今天，怎么会生出这么与时代不合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强烈的好奇心使我壮着胆子去问高年级的女生任皙，任皙说，拉二胡的那位是三年级的余汝明，挺有问题的。在学校“四清”的时候他曾与两个同学一起给校领导写过“小字报”，被定为反革命小集团，后来四清运动结束了，这事也没人再提起。这个余汝明很少跟别人来往，常常拉二胡，情调灰得很。

原来如此！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灰？都想些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这个团支部书记被同学们选为班文革小组长。因为我们艺术院校是文化革命的重点，中宣部派了工作组进驻，凡工作组的指示，我便坚决照办，从不怀疑。那个灰得很的余汝明真怪，居然又贴小字报反起工作组来。工作组来了只有三十几天就撤走了，楼道里一下了贴满了大字报，说是批判刘少奇反动路线。堂堂国家主席一下子变成了“反动”，师生骤然分成两大派，那个余汝明成了造反派头头，我糊里糊涂犯了路线错误，十七岁的我竟然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保皇派，当造反的同学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我诚心诚意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我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分不清大是大非，不知道国家主席和他派出的工作组也会犯错误，我沉痛地向“造反派”同学们赔礼道歉，表示将终生引以为戒。

一天夜晚，熟睡中的我被喊醒，勒令立刻起床。

造反派同学押着我，在黑暗的楼道里走上顶楼教室，要我交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名单。我把班中的工作日记交了出来，那里记载有工作组带领我们班文革小组成员给班里同学划的“左、中、右”名单，是遵照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划分的。以左、中、右为标准，分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打击对象。依靠“红五类”，团结非红五类，打击“五类”。

“红五类”就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黑五类”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其余的中间阶级都是革命的团结对象。学校里运动的参与者全是未成年或刚刚成年的中学生，没有这样的阶级成分，便根据学生的家庭出身划分左、中、右，这张班文革小组内部掌握的“黑名单”就是这样“出笼”的。

在四楼顶层空荡荡的教室里，一片凌乱。我和向我训话的同学坐在画架中间的木凳上。他们轮番训话，要我认错并目承认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我不点头，因为我个人承认了不能算数。

那夜，天很黑，楼道特别静，同学的指责加重锤，句句砸进我心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放回了我，十七岁是多觉的年龄，困得发了昏，记不清是怎么在黑洞洞的楼道里摸回寝室的。

门大开着。进了房间，我惊呆了。衣箱、书柜被翻得底朝天，被子掀得乱七八糟，衣服、袜子、书籍、纸张、本子、画笔散落满地。窗子大开着，月光幽幽地映照着双层木床和一地杂物。从小到大，我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伤心极了。

我执行了错误路线，可从未对任何同学有过激行为，甚至未公开在班上点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他们为什么这样翻我的东两呢……我想，毛主席教导说“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正视自己的错误，正确对待群众的过火行为，不记恨造反的同学们。但从那以后，我经常失眠，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我闭门思过认真自省，也很想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就是搞不懂人家是怎么成了造反派的。我拍着笨脑袋，整天抱着‘红宝书”找答案，读遍毛选四卷，囫囵吞枣，弄得消化不良，总算在《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找到了答案——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革命、不革命或是反革命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与工农相结合，而目是惟一的标准！恰值此时，学校中传来中学红代会有十人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插队的消息。这消息又让我失了眠，看来我的想法是对的，已经有人比我先走一步了，我当然要去闯一闯。于是，我与女友红鹰商量去边疆还是去山区，商议结果是去西藏，这多有战斗性。西藏山高路远，既是边疆，又一穷二白，更充满神秘，等着我们去为她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俩为自己的异想天开兴奋不已，说干就干，跑去西藏驻京办事处，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西藏不是你们的理想王国。进藏的路程坐汽车要走三两个月，为你俩就要准备一卡车行李，吃喝穿戴样样从内地带，实在麻烦得很。况且高山反应和缺氧，足以使正常人得高山病或心脏病，如果心脏不好也许在半途中就完了。红鹰听了脸色苍白拉了我就往外走。原来，她有心脏病。于是，我俩又直奔新疆驻京办事处。

路上，我们开始说新疆太吸引人了，迷得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往新疆跑。可是一推开新疆驻京办事处的门我俩就目瞪口呆。大厅里贴着新疆群众武斗的照片，惨状令人惊心动魄。办事人员不必费口舌，让你自己看自己想，然后三言两语就把我们打发了。

碰了两鼻子灰，青春热血依然在沸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又去了劳动部，哎呀！劳动部有那么多年轻而激动的面孔晃动着，一片喧哗，大家都在高声议论同一个话题，怎么这么多人会想到一块去了呢？真怪。拨开拥挤的人群，我壮着胆子敲开一扇门，看见一位中年干部开口就提去边疆的要求。干部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询问我们志愿去哪里？家长意见？要我们仔细想好，别真去了以后哭鼻子。我和红鹰都说懦夫才哭鼻子，我们要去最苦、最没人烟、阶级斗争最复杂的边界线上，到真正的反修第一线投入三大革命的大风大浪，去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我们讲了一大堆革命豪言壮语，听得中年干部连连叹息：“唉唉，真是革命小将啊，有人不愿去边疆，你们还抢着要去，唉唉，年轻人啊，你们真是太年轻了！好吧，留下你们的名字、学校、家庭住址，我负责联系，等联系好了再通知你们吧。”

学校食堂正排队打饭，同学们端着饭碗在议论那十位同学去内蒙古插队的事，我凝神思忖着自己的去向，一声沙哑的男中音在我耳边响起：

“听说你也要报名去边疆？”

我头不回地答：“是呀，我已经报名了。”

“那么你想上哪儿去？”

“到最苦，阶级斗争最复杂，最锻炼人——还有，能跟苏修打仗的地方去，那才叫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无产阶级政权呢！”

“哦，你还是个好战分子呢。”

“对了，我从小就想亲手解放台湾，亲手保卫祖国边境。”

“那么你是去黑龙江还是去内蒙古？现在恐怕去向只有这两个地方。”

“黑龙江！那里有辽阔无边的大荒原，又与苏修接壤、一定大有可为。”

我应声说着，回头看去是他——那个拉二胡的同学，如今已是造反派的头头了。他不是正忙着夺权吗？怎么会跟我这个被打败的保皇派说话?看来他也在关注这事。

“焦裕禄说过：‘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黑龙江是人们早就开发过的地方，并不是一片处女地，我们去那里等于去嚼别人嚼过的馍，走别人走过了的路，那又有什么味道？你不是想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吗？内蒙古的边境线很长，苏联现在控制着蒙古那片地方，他们在别人的国土上打仗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四五年苏联进攻驻在我国东北的日军，就是取道蒙古呢。如果苏联与中国打仗，最可能先从内蒙古进来，因为这里离北京最近，路比东北好走，真要打仗，那么我看内蒙古肯定是第一线呢，要说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内蒙古无疑是最理想的战场，那里牧主与牧民、敌特分子、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走资派、封建势力，甚至原始社会等矛盾交织在一起，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只怕我们去了还对付不过来呢。”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个人怎么总说“我们、我们”的？谁跟他“我们”?他的话似真非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引人入胜，却又像没有说完。

打完饭，我端着碗，不由自主地走近这位陌生的大男生，说：

“哎（当时尚记不清他的姓名），你的话还没说完呀，继续说嘛。”

他笑了，唇下露出两颗大暴牙，说：

“我认为，去内蒙古比去东北的好处更大，除了我刚才讲过的那些优点，再就是内蒙古这个边疆离北京近，回家方便，如果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脱离太远就不好了，消息太闭塞，如果北京有什么事，我们从内蒙古回北京也快些。”

“可我认为去新疆地理条件好，少数民族很多，有大山牧场，还有沙漠，还有神秘的楼兰古迹，新疆歌舞特好看，生活丰富多彩……”我固执己见地说。

他回答道：“新疆当然好喽，但路途太遥远，八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内蒙古较之新疆在各方内部更有利嘛，既满足了你去边疆的愿望，回家又近，我认为是很理想的去向呢……”

他真能说，头头是道。我动心了，低头自语道：“那我要跟红鹰商量一下再定。”

他目光沉暗，冷冷地微笑道：“干嘛要跟别人商量？你的肩上应该长着自己的脑袋嘛。”

声音虽然平和，却深深刺痛了我的自尊心，难道我只会跟着别人跑吗？我是有独立主见的人，当即我便冲动地下了决心：到内蒙古去，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两天后，红鹰告诉我她去东北的决定。她说去东北每人发一套大棉衣，包伙食，每周还有五块钱，她说这对她很重要，因为家里困难这样从此就不用家里管了，三年后转为正式职工，每月工资有三十多元呢。她眼里闪着向往的光彩。她问我去内蒙古有这么好的条件吗？我答不出，因为内蒙古那边还没来通知，情况不明。我想，革命就不能讲价钱，要决定去内蒙古就不要想东北的大棉衣。我属牛，自己决定的事，九头牛也难拉回头。她劝我去东北，我就劝她去内蒙古，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十八岁了，她二十一岁，都已是大人，都有人生选择的权力。我们决定分手。她和我分别收到了东北黑龙江建设兵团和内蒙古牧区插队的通知书，从此将各奔前程……

一接到通知，我立到乘上火车赶往南方探望父母。

敲开了家门，开门的是妈妈，她惊喜地抱住了我，吻我，说很想我，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我自认为已经是革命小将，不再拘泥于私人感情，于是第一句话便说：“妈妈，我马上要去内蒙古了，我是回家来告别的。”

妈妈顿时愣住了，惊得手足无措，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拉着我的手，怔怔地看着，欲言又止。我感到家里的气氛不对，沉闷、压抑。

“爸呢？”我问。

“他病了，一个多月没起床了。”

“叫么病？”

“造反派打的，腰打坏了，在床上躺着呢。”

妈妈恢复了正常,平静地说。没想到，“文革”之火已经烧到了自己家里，这对于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向父亲的卧室，扑倒在他的病榻前。

妈妈说造反派别出心裁，在台上斗争爸爸时，桌子上架了板凳，让他像杂技演员一样高高地站在上面，斗他打他，然后将他从高处推下，摔伤了腰，膝盖皮开肉绽，脊背上伤痕累累，但是他一声不吭。有人说他曾放走了一个党内大叛徒，因此他被斗了六十多场。

“爸，你痛吗？”我轻声问。

“不要提这些，谈谈你是怎么想的。”爸爸说。

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他笑了，说：

“孩子，你的翅膀硬了，要离开父母了。本来我想让你参军，继承爸爸的事业，既然你认定了毛主席指的路，那就走下去吧。爸爸也是十八岁离开你奶奶跑去找红军的，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孩子，记住：无论群众怎么斗爸爸，你们也绝不能说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

我默默地点头。

“孩子，去了边疆要严格要求自己……”

我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义无反顾。


女生宿舍。双人床下铺摆满了书。我在整装，准备卖掉带不动的东西。我腾空了木箱，送给明天就出发的红鹰。

红鹰的床上堆着新发的棉衣裤，好大一堆。她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劝道：“快改主意吧，现在报名去北大荒还来得及，我帮你去说。”

我执拗地拒绝了，不顾她的推托，硬将她的衣物装进我送给她的木箱，送她上了北去的火车，彼此互道珍重。然后我赶去旧书店卖掉那些书，老店主说不要，还说我的书没有收藏价值。我生了气，要知道这些全是最革命的书籍：《红岩》、《欧阳海之歌》、《开顶风船的角色》……并且全是没两年的新书，凭什么说没价值。他只给收废纸的价，憋了我一肚子气，那是我节省饭钱买的书，当废纸卖，我可不干，把书又抱了回来。

红鹰走了，我感到了一种异常的孤独，心里天天觉得缺了什么。

不久，我收到了去劳动部集合的通知。从前总是红鹰带我去，我不识路，这次只有跟着几个大男生一起去了。去的男生有余汝明、童君、姜志毅和杨亦森。他们都跟我不是一派的，但是对我还算客气，我成了他们的尾巴，跟着他们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穿行。街上的人太多了，全国各地大串联的人流塞满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走在街上看到满街的人头攒动，公共汽车爆满，挤得车厢快裂了，男同学们统统挤了上去，我跟在后面向上挤，一只脚刚踏进车门，车已开动了，一只男人的大手不客气地扶住了我的腰，将我揽进车门。

是他，余汝明，我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长这么大，没跟男生碰过手，他竟敢扶我的腰，太放肆了。我扭身摆脱他的手，不再理他，虽说他在帮我，可我讨厌他扶我的腰，女孩子的腰是可以随便扶的吗？真是岂有此理！况且我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他竟与我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得这么近，真讨厌车这么挤，挤得与他贴得这么紧，想逃都逃不开。我望着窗外，就是不看他，心里特别紧张，脑门渗出了一片细密的汗珠。

劳动部的小礼堂热闹非常，出出进进全是喜形于色的年轻人，都是报了名去内蒙古的，有好几百人。我挤进人群随波逐流，听凭劳动部的干部们编排分组。我被分到了第十二小队，办事员宣布，各小队明天到指定学校集合，熟悉新集体，通知出发日期及准备事项。

集合那天学校大教室里一屋子人，其实只有二十一个人，因为天冷都穿着棉大衣，每个人占面积较大，我被夹在人缝中，变得那么矮，原以为自己长得很高，今天却属我最矮。室内生着暖气，大家都脱掉棉帽，全是清一色小平头，难道同伴里没女生？害得我不敢抬眼，不知往哪里看。所有的人都叽哩哇啦说话，像误入了斗鸡场。其实，仔细听，他们全是一个观点的。我用目光扫视着，终于发现一位包头巾的女生。我望着她，准备给她一个微笑。她穿一件黑灰色长大衣，戴着黑边眼镜，一缕黑发遮在宽宽的额前，头巾下露出一双细长的小辫子，鹅蛋形脸显得很美。她骄傲地昂着头，正跟一位穿军人衣的男生说笑，根本不看我。我很失望。大家互报各自的学校和姓名，每个学校皆有三五个人都是结伴儿来的。我们学校也来了五个人，其余四个全是男生。我突然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耳畔的一片噪音也时远时近，恍惚中，我听到在天安门前集合出发的通知。

离出发只有两天了，我忙着收拾东西，把一大堆没卖的书全送给同学,又上街买了几十本《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分送同学们，让大家知道我们行动的意义，然后去图书馆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十分喜欢这本书，可借书店没卖的。我想把这本书带到内蒙古去，恳求管图书的老右派卖给我。她是四十年代初奔赴延安参军的学生，与丁玲相识，不知为什么也给划成了右派。前几天她还在劝我读丁玲的书，态度真顽固。听了我的一番恳求她神情冷漠地说：“书不能拿走，上哪儿去也得还书！”好古怪的老女人，我不情愿地将书放在她的桌上，在她阴沉沉的目光中离去。走在长长的楼道里，我几次回过头去看她。她僵直地站在走廊尽头的窗下，像一尊雕塑。

鬼使神差，我又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余汝明的宿舍门口，我要问问他都该带些什么，红鹰走了，只好问他了。他站在宿舍的木床前，看着我笑了：“进来吧，想着我带了些什么，是吧？随便看吧。”奇怪，他怎么知道我想什么？他正收拾箱子，一箱子书，箱角放着几件衣服。他穿着蓝棉制服，戴顶蓝棉帽，在生暖气的宿舍里也不摘掉，面色苍白而消瘦，眼神那么深沉、灰暗，似乎埋藏着难形容的力量与忧伤，床上平放着一把胡琴，他就是用这把琴拉那些让人伤感的曲子的，它是他的伴侣。我盯住琴说：“也带这个吗？”“不带了，麻烦！”他不以为然地说。

他怎么会舍得？难道这琴会被他水远抛弃在这里？这就是说，以后他再也不拉忧伤的曲子了？疑惑中，我抬眼触到了从宿舍的木床上扫射过来的许多令人费解的目光，头皮一阵发麻，对了，这是男生宿舍，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注意到？这里不得久留。我顿时又感觉到了脸颊灼烫，连忙盯住自己的脚尖儿，匆忙跑了出去。

这是最后一次参加学校活动。那一天，学校组织同学们去音乐学院看学生毕业汇报演出，演的是《红灯记》，演出结束，满脑子里映着红红绿绿的舞台灯光走出剧场。长安街上，走着一群群的同学，人群中，有一个跳动的蓝色块，那是他！他正跟一个女人走在一起，说说笑笑，很亲密的样子。干嘛这么亲密，真出格。有的同学说，那女人是他嫂子。怎么是嫂子？大家都还没长大，他就有嫂子？为什么他跟她嫂子说说笑笑，干什么那么亲密？他怎么能跟女人这么亲近，岂有此理！心里一阵反感。他是谁？我干嘛管他跟谁一起走？我心里一阵别扭。我别扭什么呢？真是乱弹琴。明知乱弹琴，可是，我依然莫名奇妙地别扭，别扭他跟女人一起走！

二

天安门前。一片旗的海洋。

人声鼎沸，鼓乐震天。

这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文革”中第一批北京知青赴内蒙古草原。十几辆大轿车排列在金水桥前初冬的阳光下，十分眩目。广场上，送行的人群摩肩接踵。我坐在轿车里，看见窗外全是表情丰富的脸，微笑、鼓励、热泪盈眶、依依恋恋，全没有了派别之分。好多同学赶来送行。我和车里的同学们将身子探出窗外，与无数双送别的手相握。我被温暖、快乐包围着，直想笑，想唱歌，觉得今天是最得意的日子，让那些自称最革命的造反派看看，到底谁真革命。人人都会喊革命，一旦动真格的，怎么都蔫了？怎么我这“保皇派”竟踏上革命征途了？

不知哪里传来男人的抽泣声。我搜寻到了声音，怎么会是他？那个穿军大衣的会哭？男子汉会哭？笑冻结在嘴角，疑问留在眸子里。世界真奇怪，堂堂须眉男子，自愿赴边疆，壮志凌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却会有女里女气的小资味感情，大庭广众之下哭鼻子，哼，丢不丢人呀。我注意到窗里窗外许多人都流露出近似蔑视的表情。男子汉，怎么可以用哭鼻子来壮行呢？

车队终于开动了，向北方驶去。天安门不见了，京城的楼宇不见了，京郊一片土黄色。庄稼全变成粮食进了仓房，只留下裸露的泥土。寒风吹进车厢，到了郊外才感受到时节。车队停在燕山脚下，知青们在这里集中。北京市委第一官员、北京市红代会的头头及众多随行官员、记者，将我们送到京郊北大门。官员们即兴发表了鼓励性演说。我觉得脚很冷，只听进去一句话：祝我们北京赴蒙知青一路顺风。一位音色极美的广播学院学生，代表知青们致辞，表达大家的豪情壮志。我们伫立在寒风中，有人叹道：“瞧人家这播音水平，国家级的，证明咱们头一批全是北京中学的人尖子。”有人附和道：“那当然，咱们这批人没的说，全是有头有脑的人物，各学校的优秀分子。”

“是呀，还有各派的头头脑脑，以后那才有好戏看呢！”一声怪调。又有人道：“大头，就你小子词儿多。”

散了会，人们爬上各自的车辆。车里居然有人不去开会，是哭鼻子的男生和骄傲的长辫子眼镜，他俩竟敢不听领导讲话。早听到有人叽咕哭鼻子的男生像个“小联动”。听说会哭的男人胆量不小，看样子，他不是个寻常人物，看来坐在我前排的余汝明比他随和一些。

十二小队的同学们全上了车，关闭车门时，夹住了一只突然伸进来的手。一声尖叫后，门开了。他一只脚立刻踏上车来，另一只手拖着打捆的花棉被，胸前斜挎着绿书包，逃难似地往里挤。“不对，你不是咱十二小队的人。”有人嚷道。

“哎，你小子是哪儿来的？”有人一把揪住了他的前襟。

“放手，放手，我也是知青，我也要去边疆。”

“你小子怎么早不报名，干嘛尿憋裤裆里了才跑来？”有人说。

“你的怎么不正正当当报名，没办户口你去什么边疆，是不是乘机偷越边境的呀。”又有人说，一下子使气氛紧张起来。

“不，不不，我……我是南方知青，我没北京户口，可我也是革命造反派，我也要报名去边疆。”小男孩惊吓得白了脸。

我立刻同情了这小男孩。他一片好心，一腔热情，这群人怎么不能理解？对他太粗暴了。这群家伙这么凶，即便是革命造反派，也不该造学生自己的反嘛。我将视线投向余汝明，希望他能替这男孩说几句话。 他将脸转向窗外，似乎此事与他无关。

一个名叫王大可的，三下五除二，连人带行李，将小男孩推下车去，又上了车门。小男孩敲击车门，却遭到一阵笑骂。车开动了，那小男孩和行李被甩在马路中间。有人继续侃侃而谈，说小男孩一定是企图越境者，受到人家赞同。突然，哭鼻子的男生说话了：“人家也是一片热情，你们不应当对他那种态度。”他口气很硬，不容辩驳。人们全被他的话噎住了，鸦雀无声。

车队行驶到长城脚下停住了。知青们登上长城告别家乡。山上的草枯黄了，在风中瑟瑟抖动。仁立在长城上，举目北望，一片苍苍茫茫。当年，王昭君也是从这儿出塞的吗？当一个塞外牧羊女会是什么心境？我心中升起一种难言的惆怅。


车队缓缓升向天空，像爬天梯。

盘山公路在视线中渐渐消失，千山万水尽在脚下。车队升上了海拔一千米的内蒙古高原，进入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坝上”。

我收回视线，看窗玻璃里自己的影子，黑柔的短发，笑眼红唇，颈上围着葱绿色毛方巾，那是妈妈为我去边疆特意买的。

气温随车队上升的高度逐步下降。玻璃上有一层水蒸气。我们不得不穿上在张家口发的白板羊皮大衣。男生们纷纷往腰里绕十尺长的腰带，嚷嚷着说蒙古人的腰带实在太长，男生系腰带臭美，边说边绕，绕得乱七八糟，一点也不美观。

车厢里的人好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气温继续下降，窗上的水蒸气凝固了，车身摇晃得像摇篮。天黑了，玻璃结了霜。我把脸埋在大衣的羊毛里，幻想未来，无意中目光触到了一对炽热凝视的黑眸，又是他！心里颤抖了一下，急忙收回目光。他常常这样注视我，盯得我心神不宁。

从书包里取出大烟斗来玩，这是高年级同学集体赠送的礼物，看着它就想笑，女孩子能抽大烟斗吗？这可是高年级同学集体商议的结果。有经验的大同学说“东北有三怪，十八岁的姑娘叼着大烟袋……”，传说北方冷，那地方人人吸烟，十八岁的大姑娘都不例外，据说抽旱烟可以抗寒驱虫。内蒙古也是北方，而且是防修反修第一线。当年斯大林就是拿着大烟斗敲赫鲁晓夫的脑袋的，有照片为证。因此，从反修的意义上讲，买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是最合适的，由此推论，买烟斗送给去边疆的同学既实用又有时代的深刻意义。于是，我们五个去边疆的同学每人得到了一份礼物——大烟斗。尽管大同学们的大道理如此正确，可是，每当我看着这只反修大烟斗就想放声大笑，总也抹不掉滑稽的感觉。

入夜十点，车队在一所学校前停下。一位蒙古族姑娘帮我们打开水，生火炕，里里外外地忙。她的脸蛋像红苹果，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蒙古族姑娘。吃过饭，上炕盖上皮大衣，在烧得暖暖的校舍土炕上度过第一个内蒙古之夜。我真的走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来了。

在寒冷的晨曦中，车队又上路了。太阳跃出地平线，碧空如洗，那么辽阔、深邃。车队行进在更显苍茫的世界里，渺小得像甲虫。傍晚车队进入锡林郭勒盟。我们全都住了下来。不久盟里的负责人来到旅店，看望我们。负责人们穿着军装，有的刚挨完了批斗，就匆忙赶来。一同来访的，是一大群戴着红袖章的中学生们，他们刚揪斗了这些“走资派”们，就与这些他们拳脚下的“牛鬼蛇神”一齐探望北京的革命战友来了，斗与被斗的双方都是这里的主人。

在旅店一角，中学生们围着一位高个子胖领导，据说他是锡盟第一把手。他的手弯曲着，刚挨了打，身上留有伤痕，正微笑着，不失身份地与“小将们’谈话，很有大丈夫气概。门口，几位穿着汉族小袄的蒙古族姑娘和穿蓝中山装的小伙子们，用蒙古话谈笑，又用汉话跟“客人”交流内蒙古“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告眼前这几个“牛鬼蛇神”盟领导们的状况。中学生们来了一拨又拨，他们的红袖章上写着不同组织名称，他们对“客人”的热情态度完全一致。闹腾了许久，主人们陆续走了。我躺在旅店的床上，望着结了厚厚冰霜的窗户，入了梦乡，脑海里是披着冰霜的梨树林，一片晶莹闪烁……

清晨，耀眼的阳光照着窗外的白雪地，将房间映得通明。天空湛蓝，漂亮极了，这是内蒙古高原的天空啊！我心里在感叹。

早餐时分。十人一桌。大家入了席，十二小队二十一个人坐满了两桌，刚好多出一个人来。我是两个女同学之一。那个叫石梅的，正坐在哭鼻子的男生文旭身旁说说笑笑。我只好独自到了另一张桌旁。

“现在，全体起立！”

一个女高音在叫喊，所有盯住食物的眼睛一起转向女高音，大家全部恭敬地站起来，神态庄重地将《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举在手上。我也随着满桌的干部、记者们站起来，转身望望我们小队，只见两桌的新伙伴们稳如泰山地坐在饭桌前。他们竟敢不站起来！这群大胆的毛小子！我顿时非常惊恐，感到头发都快竖起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当然必须和他们保持一致，犹豫片刻，我也坐了下来，抬眼看看整个餐厅举红宝书的人们，再看看同学们，他们中竟然有人胆敢开始动手拿馒头吃起来。我害怕了，耳边轰然响着嘹亮的女高音：

“让我们向着早晨的朝阳，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人们举目望着餐厅正面墙壁上的毛泽东画像，身体笔直，嘴唇一张一合，齐声回应着，极其虔诚而庄严地祝福领袖。响亮的声音久久回荡，震得我耳朵发麻。这张桌上只我一个人坐着，忐忑不安，头上冒出汗来。我不明白我们小队怎么这样出格，我也莫名其妙地出了格。显然，十二小队的行为已引起了所有来宾的注目，人们惊疑地观察他们，在这全国上下一片红，人人高歌毛泽东的伟大时代，他们太不恭敬，太胆大包天了。我着实出了一身冷汗，并且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记得北京一个大人物，在批斗他的台上说了一句对领袖不敬的话，被人通知红卫兵，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

敬祝仪式完毕，人们“哗啦啦”坐下来，开始用餐。一位干部问我：“小姑娘，你几岁了？”“我吗？已经满十八了。”我红着脸，怕他们再提问。万幸，谁也没提起刚发生的重大事件，满耳是一片喝汤、咀嚼和碗筷杯盘相撞的声响。

饭毕，只见姜志毅、余汝明、杨亦森掏出大烟斗叼在了嘴上。一个同学掏出一包烟来，分送同学们，戴黑边眼镜的祁勇对着伸过去的烟摆手拒绝了。

“嘿，哥们儿,抽吧，抽烟是成人的标志嘛，来一支？”

犹豫了一下，祁勇接在了手里。一包烟二十只，分送在座的所有人（女生除外）。两桌的同学们一齐冒起烟来。这个新集体的行动如此一致，又使满厅革命小将和干部、记者们瞠目。

午饭的时候，一张大字报赫然贴在了餐厅的玻璃上。看了大字报题目，我额头又冒出汗来，回头四望，发现许多双朝这里注视的目光。我急忙看了几行字：“……他们对伟大领袖不尊敬，当大家高呼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时，他们竟然胆敢不站起来！他们还敢在领袖像前叼着大烟斗，这是流氓行为……”

“嘿嘿，大惊小怪，居然还值得大动干戈，来一张大字报表扬一下，至于嘛？”

姜志毅抓抓脸，对着大字报说；“喂，真不赖，一进盟门就收到了一张表扬，哈哈！”说着，他又将大烟斗叼在嘴里对着大字报吞云吐雾。

杨亦森也叼着大烟斗跟着吐烟，说：“瞧咱这烟斗，多漂亮，跟斯大林的大烟斗一个样，他们敢给斯大林贴大字报吗？小事一桩，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

“走！看这种吹毛求疵的大字报是白浪费时间。”一直站在我身后的余汝明拍拍姜志毅的肩膀，劝他离开。这时十二小队的同学们来了一大群，围住大字报，叽哩哇啦地议论起来。


内蒙古的天气又冷又怪，空气干燥，手伸出来会感到扎手，但不像南方那样冷到骨头里去。

姜志毅拿着大烟斗，邀了几个新伙伴，跑到锡盟街上去了。所谓“街”，也只是初具规模。公路两旁的平房低矮，稀稀落落，像内地的小镇。傍晚，姜志毅最后一个回到旅店。他双手硬邦邦的，捧着冻硬了的包子，不会动了。同学们围了上去，从他手上取下包子，替他搓手。他的手已经发白，余汝明和几个人急匆匆去问当地人领队，手冻成冰了该怎么办，可不可以烤火？姜志毅走向房间里的暖气，想把双手放上去。被一位老人断然制止了。他将姜志毅的双手抓住放进自己的棉衣里，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让姜志毅把手放到水池里，用冷水泡着。姜志毅照办了，冻硬的手慢慢化开，他说感到了凉，有知觉了，同学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批知青上山下乡，震动北京，引动了全国上山下乡大潮流，也震动了锡盟这座僻远的边陲小城。人们大费心机，为知音在盟里逗留的短暂两天，安排了满满的节目。晚上，盟礼堂里一片灯火辉煌。

北京知青们捏着节目单，坐了上宾位置。人群中有音乐学院附中的三位银嗓子姑娘，谱写了革命歌曲教大家唱，她们三个人，一人打拍子，一人教唱，一人拉手风琴伴奏，配合默契。台下一曲唱罢，台上大幕徐徐升起。全场安静下来。灯光照着两个身穿美丽蒙古袍的男女青年，他们用蒙古语报节目，接着跳起了著名的安代舞，响起了古老而悠扬的马头琴。蒙古族少年银铃般的歌喉倾倒所有的人，礼堂上空余音缭绕，在内地绝听不到这样动听的歌声。据说，这样的音乐小天才有八十多位。锡盟这地方，历史上就出好嗓子，号称“王爷的金嗓子”。蒙古人能歌善舞，锡盟堪称第一。来到这里，如同掉进了民间艺术的大海。我认为，蒙古人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他们穿戴的服饰，有数千年传统。他们豪放淳朴的气质，独一无二。他们的马头琴、高亢宽广的歌喉……

忽然，舞台上灯光暗了下来，背景用幻灯映出满天星斗，后台传来哗啦啦地板上拖金属的响声。报幕员出现了，表情严肃奇特：“下一个节目，革命历史歌曲联唱《抬头望见北斗星》。”

“哗啦啦”的声音上台了。一群衣衫褴楼、遍体鳞伤的男女，相互搀扶，行走极其艰难，脚上拖着沉重异常的黑色铁镣，踉踉跄跄地走上台来，满脸大义凛然的神态，很夸张，歌声响起来了：“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这深沉悲壮的歌声，伴着镣铐的撞击声，格外庄严凝重，颇具戏剧性。我以为是在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片段，定睛一看，这群年轻人臂上全戴着当今革命造反组织的红袖章，不伦不类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过了一会儿我差点笑出声来。这是在表现群众组织之间打派仗，被对立派抓住了，英勇不屈拒绝投降，唉，怎么也搞成这种悲壮模样，不至于到了如此地步吧？太滑稽了！

一曲唱罢，革命造反“囚犯们”高举戴着镣铐的双手，久久伸向北方。背景上出现耀眼的北斗星，响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我望着台上发起呆来。这演的是个什么节目？镣铐是革命的专政工具，戴在革命的红卫兵小将身上，表现自己人专自己人的政，还这样夸张和动情。

“这群学生娃啊，真是瞎胡闹。台下他们斗干部，台上他们戴镣铐，唉呀呀，啧啧。”一位老者叹道。

“你瞧他们戴的镣铐全是真家伙，听说是从监狱借的，他们可真有本事借……”

他们在唱“北斗星”，难道他们果真迷失方向了吗？今天晚上专政者与被专政者同台演出，真是新鲜又令人费解。我回头四顾，见大家都习以为常。“文革”就是怪事多，见怪不怪。人们都在伸长脖子看，神情痴迷，愉快，陶醉，欣赏着脚戴镣铐的红卫兵小将在台上悲悲切切，步履艰难，唏哩哗啦走下台去，有人发出了笑声。台上竟有几个演员也捂着嘴窃笑起来。唉，好一台“北斗星”……


一支庞大的知青队伍在锡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留在西乌珠穆沁旗，一部分将抵达中国的北部边界线，成为新边民。减员一半的车队在草原上又走了一天，还未到达目的地。中国太辽阔了。人烟越来越少，难怪中学课本上说内蒙古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足一人，果真名不虚传。

车队宿营在著名的东乌珠穆沁旗的礼堂式建筑前。一旁有几座白毡新蒙古包，那是为男生准备的。女生都住小礼堂。当晚每人领到一件标准的蒙古牧民羊皮长袍，衣襟镶着金银线花边，银色的金属纽扣。一位红脸蛋的蒙古族姑娘带我扎好了腰带。我得意洋洋，真想让小队的同学们看看我穿蒙古袍的样子。

要在旗里休整一天，听说离目的地还很远，还要将这部分知青再分开，分到几个公社和牧场中去。我不担心，反正分到反修第一线就行。

早晨，跟几个不相识的女生信步在小街上，东张西望。一座土坯屋前的木桩上挂着五匹骏马，全配有鞍子。鞍鞒用金属条镶边，一溜儿银铆钉，钉出大小不一的几种图案。脚蹬上铸着各种图案，漂亮非凡。据说，蒙古族男人专门在马鞍子上下功夫，以显示他们的技能和财富。

一个圆脸男孩子，选中一匹大白马跳上马背。大白马认生，打着鼻响，喉咙里嘶嘶低吼，乱踢乱蹦，惊动了另外四匹马，全都拉直了系在桩上的缰绳使劲挣扎，马蹄踢踏。刹时尘土飞扬，乌烟瘴气。小男生吓呆了，死死抱住白马的脖颈，直到被闻声赶来的主人解了围。知青们一下了围住了主人和大白马，都想试试当白马英雄的滋味。知青们习惯地排起了长队，轮流爬上马背。我也凑上骑了一分钟。

土坯屋的街道上满是知青人群。有人手里拿着蒙古匕首，鞘上盘着两条金光闪烁的龙，鞘口插着一双骨雕筷子。这正是牧人常别在腰里的那种短剑。据说因为短剑上刻了龙，属于四旧，便降价出售，只卖四元钱。我也挤进争购的知青人群买了一把，捧在手里，细细端详，爱不释手。

小镇后山半坡上有一座古寺庙，据说很有名。我独自一人朝寺庙走去。身后传来脚步声，回首一望又碰上那双盯视着我的眼睛，心里一跳，又是他。为什么走到哪里都有他的眼睛跟着？他的身后跟着姜志毅。

“好兴致，去嘎海寺吗？一齐走吧。”余汝明若无其事地说，有些灰暗的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彩，这种光彩具有驱使人的力量。

我们并排步入了神庙。石砌的台阶上，到处散落着瓦砾。寺门全都大开着。寺庙年久失修，大门的油漆斑驳脱落，一派破败不堪，进得庙里，空空荡荡，菩萨塑像、佛事用品荡然无存，只有满地的碎瓦。抬眼四望，没有雕梁画栋，屋顶已被揭去，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大梁。著名的古寺，竟然如此凄凉，除了四墙围墙，它已是一座废墟了。

我感到若有所失。它被毁得太彻底了，连一幅壁画的残迹也未留下来。

望着满地瓦砾，我连连叹息：“可惜，人可惜了呀。”

“是呀，这里的人太左了，北京破四旧也没敢这么毁坏寺庙建筑。这是愚昧，太愚昧了。”余汝明说。

我们的意见一致。

从废墟里走出来，下了高坡，远远望见一片土坯建筑群旁散落着几座蒙古包。炊烟袅袅。再远处，一片白色的羊群呈扇状在草地上缓缓移动。一拨人马跟在羊群的侧边。我们不约而同朝蒙古包走去。

蒙古包前拴着几只肥羊。一位壮汉脱下上半身皮袍，双袖垂下，吊在腰间。他正忙着宰羊。一位妇人穿紫色长皮袍，正不停地递上他要用的东西。他见我们走近，一边忙碌，一边用听不懂的语言跟我们打招呼。我们用刚学的蒙话向主人问好。他听懂了，也向我们道好。我们围观汉子宰羊，数数还剩七只待宰的羊。一次要杀这么多羊，真了不起．奇怪，在铺开的几张羊皮旁，并未看见血迹，血都流到哪儿去了呢？

壮汉很好胜，见有人观赏，情绪特好，动作更加麻利，三下五除二就结果一只。在摊开的几张羊皮旁，又铺上一张羊皮，平平整整，羊皮剥得白白净净。蒙古人杀羊不见血，奥秘何在？我睁大眼睛，从头看到尾，对他的每一个动作分外留心，因为今后我们也会像这汉子一样生活了。

妇人又解下一只羊。羊并不反抗。妇人拖住它的一只后腿，它的另三只腿就随着妇人走。它惟一的反抗就是扭动肥硕的尾巴。尾巴大得出奇，像只小脸盆。它被拖到汉子身旁，汉子接过羊后腿，轻轻一扭百十斤重的肥羊就摔倒在地。它短细的四肢竟然没有反抗的力量。牧人将羊翻过来，肚皮朝上。它四肢朝天，动弹不得。无奈地等待末日，一双像人一样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悲伤。壮汉骑上它腹部，用锋利的尖刀划开它胸口的皮肉，一汪白花花的肚油从三寸长的刀口中冒出来，不见血流出，这说明用刀精确，没有碰到血管。他将右手伸进刀口，伸进去，再伸进去，半只胳膊都伸进了它的胸腔。他的手在胸腔里忙碌着，似乎抓住了什么，轻轻一拉，然后左手捂着羊嘴，不让张开。羊在抽搐，渐渐地，头颅无力地垂下来，不再挣扎，耳朵也不再扭动，眼睛失去了光泽，瞳孔散大，显然已经魂飞魄散。壮汉从羊腹中抽出半只右臂，满手滑腻腻的肥皂沫似的血水。他拉断了羊胸腔中的大动脉。

姜志毅在一旁点着头，若有所悟。

余汝明一刻不停地盯着壮汉的手。

壮汉用刀尖将羊皮从羊下巴一直划到小腹，再稍划几刀，使刀口部位皮肉分家。他抓住剥离的羊皮，另一手向皮肉间插进去，猛划几下，皮和肉就大面积分开，然后左右开弓，大揣大划，瞬间，一张羊皮就被剥离了羊体，皮肉分升至小腿上。他轻轻一拉，整张皮就全部脱离躯体。壮汉把刀在羊蹄与连皮的关节处划了一下，拉断了筋，轻轻一掰，“咔吧”一声，蹄子断了。他切断蹄筋，整张羊皮就铺在了草地上，遂又在这张羊皮上将羊肉切割成块。

妇人端来瓷盆和撮箕，放在一旁，盆里撤了盐、面粉和少许葱花。男人用刀将羊腹划开，取出肠胃装进撮箕，又在食管处拉断胃管。妇人将这堆脏器端到一边处理，男人遂用刀尖划开羊的胸腔隔膜，露出胸腔，那里有心、肺，还有一腔热血。上胸腔如同一只大容器，装满鲜血。刚才，他就是将手伸进胸腔隔膜时，拉断了大动脉的。他熟练地拿起长柄铜勺，将血浆一勺勺盛满盆子。妇人走过来，将盆内血浆与面粉、盐搅匀，然后端进蒙古包去。这样，草地上不见一点血迹。原来，这就是杀羊不见血的全部操作过程。妇人又端来空撮箕，男人将上腔里的心肺一刀切下，羊内脏就全部处理干净了，然后挥刀切开羊体，整羊就肢解完毕。壮汉子立起身，将切割好的肉块放在架子车上，只片刻工夫，大自然的天然冰库就将鲜羊肉冻成了硬块。

妇人又解下一只羊来。剩余的几只羊，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竟然无动于衷。看来，这种生命，注定任人宰割。壮汉撂倒了那只活羊，这时，余汝明跑上前去，拍拍壮汉的肩膀，又拍拍自己的胸脯，比划几下，说要试试。壮汉领会，欣然同意将刀子递给他。余汝明照壮汉的做法，用刀划开羊的胸部，伸手进去，捅破隔膜，在胸腔里摸到心脏，钩断动脉，一试，成功了。后来姜志毅也尝试成功了。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孩子，照样一试，居然也成功了。

天色渐暗，我们向牧人告辞，尽兴而归。


晚饭后，十二小队男生住的大蒙古包里，开始了一场大辩论。袁宁、王大可、苏子义、张松林、胡敏等人，正集中火力对准余汝明，提出的问题都是敏感问题。我静静地在蒙古包的一角坐看好戏。余汝明唇枪舌剑，力挫群雄。后来，众人的火力点又转向了文旭，没想到文旭竟也是辩论高手，口若悬河，音若洪钟，一股豪气，出言大炸雷一般。看来他在学校里肯定是一个浪尖儿上的角色，那种压倒一切的气概，很快使他占了上风。余汝明立论明确充分，逻辑推理严密，文旭引经据典，常常语惊四座。人家对他俩刮目相看。

从此，他俩成了大家的精神领袖。

后来，大家相互有了更多了解，原来十二小队是个各派全有的大杂烩，什么中学的四三派、四四派、造反派、保皇派、老兵派、中间派，五花八门，观点不一。文旭、余汝明说，什么这派那派，从今天开始，咱们哥们儿都成了一派——小学生派，来牧区老实做工农兵的小学生。牧民什么派，咱们就什么派，一切以牧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进行三大革命实践。

大家全点头称是。

十二小队与一百多位知青一同分到边境牧场——巴音宝力格。在东乌珠穆沁旗，半截车队又分成了三份，朝三个不同的方向出发。

从此，我们开始了苍凉万端的人生。

三

登上山顶，一片无边的冰原尽收眼底。

离山脚约二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圆点，像个蒙古包，余汝明说那肯定是老道尔吉的家。他苍白的面颊兴奋得有些发红，在岩石避风处解下腰带，脱掉长袍，把它扎成捆。我和姜志毅也照此办理。他对我说：“咱们滑下坡去吧？雪厚，摔不坏的，别怕。我和姜志毅先下去接你。”说着将衣服卷一扔，自己飞滑而下。姜志毅随后，我也不示弱，相继滑了下去。三个人身后留下长长的雪沟。滑到半坡，各自抓了衣包，又扔将下去，三人再飞滑而下，头发、眉毛、脖子上都是雪沫。三个人都变成了白头翁，大家相视开心地大笑，背起衣卷，朝蒙古包方向望，奇怪，蒙古包不见了！余汝明说，一定是地势不平，起伏的小坡挡住了它，判定方向，三个人朝西北走去。走了很久，爬上了一个小雪丘。

“看！蒙古包！方向没错！”余汝明大叫。

坡下是一片平坦的小盆地，蒙古包坐落在盆地的北部边缘上。一只壮硕凶悍的大狗朝我们狂吠。蒙古包里出来一位五六岁的小姑娘，穿着红绸面小皮袍。她对大狗说话，大狗不叫了。我们走近小姑娘。她将狗赶开，领我们进了蒙古包。

蒙古包门很矮，必须低头弓腰才进得去。里面铺着地毯，中心支着铁炉，粗大的铁皮烟筒通向包顶的圆木架外，顶架上有一圈铁丝将它固定，以防大风刮倒它。顶盖的毡子已经被烟熏黑了，一半翻开，露出半个蓝天。铁炉旁有只小炕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矮木橱，靠墙而立，上面摆着毛主席像。铺盖很少，整齐地叠靠着蒙古包正中的哈那壁。右边是并排的两个小木架，一个做碗橱，一个放着铁锅、小奶桶、长柄勺一类的炊具。

小姑娘请我们坐在中间的地毯上。她向炉里加了些干牛粪，炉火很快旺起来。包外响起马蹄声。小女孩迎出门去，是道尔吉老汉回来了。

“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你们是怎么走这么远的路来的？”老汉惊奇地问。

“我们从后山坡上滚下来的。”

“哎呀，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以后再别这样了，谁知道那山脚下的雪有多厚？万一人掉到看不见的雪窟窿里爬不出来，那还不要了命了吗?"

老汉将茶壶放在旺火炉上，从油腻的布口袋里倒出炸面果子、干奶酪，又取了一瓶白酒，桌上摆了酒杯和景德镇盘龙青磁碗。他往碗里各抓一把炒米，加三五块炸果子，两块奶酪，一勺红糖，然后将滚烫的奶茶倒在碗里，端起来，恭敬地送到我们手中。可是，没勺子，怎么将这些食物弄到嘴里去呢？我看着老汉。老汉为两个男生斟满白酒，又将一片片切好的手扒肉放在奶茶里。我们三个人也照着做了。

毡门开了，一位身穿蓝团花闪光缎的男人俯身钻了进来，他立起身，头顶碰在顶棚陶那（顶棚的木条制支架）上。他身材魁伟，虎背熊腰，手提双筒猎枪，礼貌地向我们点头，说：“塔赛努。”然后用蒙古语跟道尔吉老汉说了好多话。老汉眉开眼笑，连声“阿嘿，阿嘿（好哇，好哇）”。听完，他对我们说：“这位是民兵连长，好枪法，刚才打死一只野猪。吃这野猪，味道特好，他在他那里把肉煮好了，一会儿送过来尝尝新鲜。”余汝明喜形于色，连声道：

“伙计，咱们好口福，第一次进真正的蒙古包就吃上野味啦。”

正说着，一位穿紫袍的妇人端进一盆野猪肉来。那妇人和民兵连长坐在了小炕桌前。六人围着桌子，用小刀切野猪肉，放进茶碗里。大家一起吃肉喝茶，吃果子、奶酪，男人们对斟饮酒，边吃边谈，兴趣非常。

天色已经黑尽了。三个人都没想起回去的事。几个蒙古人进来问候我们。道尔吉阿爸一脸的得意，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来学习毛主席语录的。

牧民们骑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二十多人围坐在炉前，全都捧着热奶茶。队长、民兵连长讲话，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用蒙古语唱语录歌，唱了一支又一支，唱着唱着就唱变了调，变成了蒙古曲调，悠扬极了。散了会，包外一片马蹄声远去。

勿庸置疑，我们只有在此落宿了。

蒙古包里只剩下老汉、小孙女和两个男生时，我心里紧张起来，惨了，这里只有一个蒙古包，我住哪儿？外面冰天雪地，怎么可以呆人呢？这一夜怎么过？姜志毅在一本正经地请老汉忆苦思甜，余汝明也在专注地听，都没有考虑睡眠问题。道尔吉老人很乐意讲过去的事情。他说，自从流浪到草原就给人家做奴才。“奴才’是贬义词呀，他竟这么称呼自己，可见此地多么闭塞。他说做奴才没地方住，夜里就住在巴依（牧主)的木轮车底下，将人家不要的烂羊皮垫在地上，盖上破皮被，不管多冷的天就那么过，下雨就糟糕啦，淋得没处躲。吃的是东家啃剩下的羊骨头，敲碎了，用锅煮，吃骨头里的东西，还捡人家不要的羊蹄、羊头吃。“现在政府讲忆苦思甜，我想呀，我们这些做奴才的人可以放羊，有蒙古包住，人家看得起我们奴才，这就是甜呢。”老人稀疏的白胡子在抖动。

余汝明问，从前牧区怎么吃小米呢？

老汉说那要碰机会，有商人从内地来，一年只来几回，带些衣料子、针线、粮食什么的，换这里的牛、羊皮货回去。如果商人不来，就派人赶牛车到内地张家口那些地方去买。富人家赶着牛羊去，路上走一个来回要用一年的工夫……

男生话就是多，没完没了。

夜深了，老人出去盖了顶棚的毡子，回来时说睡觉不用脱衣服，皮袍裹着，外面盖皮被子。

“那我呢？”我不安地问。老人拿了张小皮被，让我靠东边，躺在女主人睡的位置上。他用皮被把我整个裹了起来。两个男生睡在中间贵客睡的位置。道尔吉老汉和孙女儿睡西边，都用很大的皮被裹着。余汝明与我头对头地躺下了。他默默地看着我，眼里闪烁着难以捉摸的光亮。

羊油灯熄灭了，蒙古包里一片黑暗。姜志毅一会儿便鼾声大作。我昏昏睡去，不知什么时候，恍然觉得有东西在脸上爬，陡然惊醒了，是一只手，一只男人的手！正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一种近似梦呓的声音在低吟：“傻丫头，傻丫头，哎，傻丫头啊……”

是余汝明，他胆敢半夜摸姑娘的脸！

我心里紧张，不敢动。他一定是流氓！如果他碰我怎么办？喊吗？多丢人呀。终于，那只手缩了回去。我松了口气，又迷迷糊糊地睡去，像做了一个梦。

第二天清晨，我们告别了道尔吉阿爸，返回场部。受到余汝明、姜志毅宣传攻势的影响，什么野猪肉、香奶茶、唱语录歌、牧民学习会啦……大家决定离开场部，下队去。但是，领队的干部说蒙古包还未置办齐全，如果一定要求下队，就先住牧民的家里。

十二小队经过一路的折腾，相互间已难分难舍，纷纷要求在一个生产队。因为石梅注定跟文旭在一起，我没有女伴，怎么办呢？我去找领队的，要求分几个女生到十二小队来。不料，她们都不愿离开原来的小队。这一下我傻了，一时六神无主，呆坐在炕沿上。

余汝明的声音又在我的身后响起：

“想那么多干什么？先下了队再说，人不敢闯，活着有什么劲？咱们队的人在一起，以后有趣的事多着呢。咱们这帮子人，可是个个都有两下子的，今后，咱们还要建立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

声音不大，却像磁石一样。他那么自信，好像真理就握在他手里，离开十二小队，就会离开真理。我默认了，听其自然吧。

知青们分别下了四个牧业队：巴音淖尔队、萨伦队、宝力格队、额仁戈比队。

十二小队知青的行李堆上了两辆大马车，大家坐在各自的行李上，向着草原深处进发。

车老板因为送北京来的年轻人，荣光万分，鞭子甩得啪啪响。

对着大草原，我真想放声大喊：“我来啦！”

“啊！草原……”有人一声怪叫，令人直起鸡皮疙瘩。是苏子义，他顿了顿，接着又喊：“啊，草原啊，真他妈的大！啊，天空……”满车的男生一起跟着喊：“嘿，真他妈的蓝！”

一阵哄然大笑。

忽然，貌似文静的韦强指着远处大叫：“快看快看，那是什么？”两对长着长犄角的动物，正仁立在远处，好奇地注视着马车的到来。走近了，它们突然撤开蹄子跑开，比兔子还快，还轻盈，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啊呀，是鹿！”

“哥们儿，这地方还有梅花鹿，真新鲜唉！”

“什么鹿，那是羚羊！”

“不对，哪儿有这么大个的羊……”

“那叫四不像！”车老板高声说。

“四不像就是长着鹿角、马脸、羊身子、牛蹄子，却又不像这四种动物。”

余汝明戴着狗皮帽的大脑袋正低垂着，沉默不语，令人不由得想起他那头乱鸡窝，很想笑。如果从他的乱发里飞出几只小鸟也不奇怪。这个脏得不堪入目的大刺猬，居然还会拉手风琴，并且拉出那么优美的曲子，岂不是更怪？这位言语不多又极胆大的怪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这个敢在晚上摸姑娘脸的坏家伙，更加引起了我的注意。

马车奔到中午又跑了一个下午。一路上，我们不断地受到牧民的热情款待。太阳西落，滑向天边的小山。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长长的雪路，似乎永无尽头。大家开始昏昏欲睡。天完全黑了，马车终于停在一座蒙古包前。大家进了包，热气扑面而来。

吃过饭，就要在这蒙古包过夜了。一屋子男生，只有两个女生，怎么安排？车老板说，到哪儿说哪儿的话，大家就一块儿将就着睡吧。石梅自然跟文旭在一起，我又打单帮了，只好入乡随俗。汉族人最讲究的男女之别，在蒙古包里却淡化了。我在添牛粪火的位置上坐下来，男生们不关心男女有别的事，只顾聊天，竟然忘记了我是个女孩子，应该安排个地方睡觉！直到大家全躺下了，我才赶紧找个角落躺下，做梦到天亮。

两架大车一路行进着，遇蒙古包就停，留下几个志愿者，都是同学校的人。我跟谁一个组呢？眼睛盯着石梅，她根本不看我，依偎在文旭的肩头。不知什么时候，一个沙哑的男低音开腔了：“我们要到最靠边界的地方去。”这话像是专为我说的，因为我正好想到了这里，抬眼循声望去，余汝明正用眼睛看着我，禁不住心头一阵颤动。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点出我正想到的事。是的，我曾对他说过，我要到最边远最荒寂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去，去开垦出一片新天地。

石梅与文旭下车了，一同住进鄂斯勒格的家。她真开放，一点不顾虑别人会说什么。她走了，头也不回，甚至不看我一眼。我却对她依依不舍，心里空荡荡的。

天空堆起了乌云，刮风了。

一会儿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花。

车上只剩下了最后三个人。

另一辆大车在最后一个人下车后，已经掉头回场部了。最后的三个人正是余汝明、姜志毅和我。我说过的话当然要做到，到最边远的地方去，就这么办。我看着姜志毅和他下了车。大车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车老板惊奇地瞧着我说：“喂，就剩你一个人了，不怕吗？”

“不怕，我什么都不怕。”我自负地回答。

前面，一座蒙古包前仁立着一位矮小的妇人。她穿着棕红色蒙袍，没系腰带，和善地微笑着，迎接我的到来。车停了，她帮着车老板将我的行李搬进蒙古包。

雪越下越大。我站在雪地里，望着远去的空马车，环顾四周，白茫茫一片，仿佛，世界上只剩了这一户人家，我正站在一颗死寂的星球上。我心中陡然升起一种莫名的空寂感……

门外，一片无极的白。

包里，烘燃着一炉羊粪火，炉壁和烟筒拐角烧得通红。我脱掉皮帽、皮袍，面朝火炉，吃女房东端上的羊肉白菜粉条汤和酥饼。她会做汉族饭，这是我的福气。

女主人叫尼玛，虽然矮小，一颗头颅却长得天庭饱满，颅顶很大，瓜子脸，黑发又细又软，整齐的小辫垂在胸前，辫梢扎着蓝绸子。

试着用刚学的蒙古话跟她交谈，可是，无论说什么，她总露出不解的目光。掌灯时分，我朝她做了一个睡觉动作，说“温特勒格那”。她明白了，并纠正我的发音。我跟她学，像牙牙学语的孩子。她用大皮被将我裹起来。我想着心事很快睡着了。


清晨，我醒来，睁开眼，看见皮被上结满冰霜，哈那壁、顶棚上，也挂着白霜。再看自己，头发上都结了霜，好厉害的天气！尽管生着旺火，包内依然很冷。我哈着气，从地毡上爬起来。包外响起马蹄声，是巴特尔阿驾（阿驾：对男主人长辈的尊称）回来了，他是这包的男主人，因为放马，常住在远离畜群的看马地窝棚里。我钻出包门，见他和小马倌多格拉一起牵来了四匹没上鞍的马。他们下马，将几匹马系在木轮车的大轮子上。

“长征，来，看看马，你的。”小马倌多格拉用生硬的汉话说。

“我的马？哪一匹？”我高兴得叫起来，向四匹马望去。四匹马四种毛色。巴特尔将其中的大青马解下来，牵到我面前，拍拍马的大鼻梁，骄傲又舍不得地说：

“我的呼痕（女儿）。这是我最好的马，送给你用。你可要好好骑它。”他将精心做好的马鞍子配在马背上。于是，大青马显得格外神气、潇洒。它高昂着大脑袋，脊背与我的肩头一样高，碗口大的黑蹄子，结实得可以踢碎一切东西。好一匹骏马呀！今天它是我的了。巴特尔说，它叫“青克勒”，又指着另外几匹，说小青马叫“固库”，黑马叫“哈勒”，小花马叫“阿力克”。巴特尔大叔郑重宣布，从今天起，这四匹马的主人就是我了。我一下子拥有了四匹马，看着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高兴得直摸后脑勺。我暗自纳闷，便问巴特尔，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马呢？

“我们这地方，没有马儿，哪儿都去不了，你们知青要放羊，离不了马。春天接羔，马要累垮几匹，四匹马都不够用呀。唉呀，到时候你就晓得了。”

说完，他右手撑着套马杆子，左手抓住青克勒的马鬃，左脚伸进马镫子，一使劲，跃上了马背，洒脱得很。

大叔骑着青克勒，围着蒙古包绕了两圈，跳下马来，一脸的得意。

我模仿他的动作去骑马，可是连上几次，都失败了。巴特尔、多格拉和尼玛阿娘都在一旁开心地笑着看我。我真不好意思。巴特尔扶住我，将我举上了马背。第一次在草原上骑马，心里发慌，又兴奋得脸发烫。从此，我长征就是一名真正的草原牧民了。我骑着马在草地上奔跑，跑过了山坡，转到了余汝明他们住的蒙古包前，远远地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我忙着遛我的马，从他眼前一闪而过。跑了一会儿，回头一望，见他仍然仁立在雪地上望着我，我的耳朵发起烧来。

没有几天，我们就搬家了。这时，我才体验到蒙古人是在怎样一种严酷的生活方式中生存着。蒙古包变成了六辆牛车，阿娘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坐在第一辆毡篷车里，它叫哈马车，我骑马跟在车队后面，巴特尔阿驾赶着畜群。牛车排成长长的车队，向另一个草场转移。

远处，一团雾气冒出地面。荒无人烟的大雪原怎么会有雾气升腾？我有些好奇，立刻策马离开了勒勒车队。走近雾气，我惊得睁大了眼睛。草丛后面，露出一个黑森森的大洞，足有半人高，它不是小小的旱獭子的巢穴，那么，它一定是个狼窝！看这洞口像大狗的脚印，正冒着的团团雾气，说明这里住着不少的野兽，对了，是住着一个狼群的家族！啊！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孤独和危险处境。如果群狼冲出洞来，我的马跑得再快也难逃一劫。阿力克身子在颤抖，惊恐地倒退着。我赶紧扭转了马头，朝山坡下狂奔。

奔下平原，我望不见勒勒车队，急得直出汗，在冰雪世界中乱冲了一阵，才看见白雪深处一串黑影。我催阿力克追上勒勒车队，马到跟前，勒勒车已经卸了，围成一圈，正准备搭蒙古包了。我发现尼玛阿娘不在这里，便顺着辙印爬上雪坡，坡下是一个小盆地，几个人影在寒风中晃动。走近时，我感觉自己快冻僵了。这雪窝子里显然扎过营盘，几个妇人正用木锨铲雪，将冻硬的羊粪扒成堆往牛车上装。我下马帮着她们干了起来。太冷了，我和她们终于支撑不住了，只有收兵。

我骑上阿力克，跟在牛车后回营盘支起蒙古包。

一千多只羊，咩咩叫着被赶出“圈”。这是我第一次放羊。我穿着皮得勒、皮裤、毡疙瘩，系着蓝绸腰带，神气十足的牧民打扮。我一手牵马，一手拿着套马竿。巴特尔在一旁帮着，将羊群赶向营盘的后坡。羊儿渐渐散开呈小扇形，边吃草边走。巴特尔要去马群，叮咛我把羊群赶过西边高坡，那边是一大片好草场。他走了。我心里直打鼓，我还不会上马呢，怎么办？而且，上了马又怎么下来呢？

我徒步跟在羊群后面，慢慢赶着。羊群散得很大，漫山遍野。我追上翻越山坡的羊群，担心它们掉到坡那边的大河里去……

太阳发黄了，气温在下降。羊怕冷，扎成一堆，脑袋低着，躲避刺骨的寒风。我挥动长竿赶羊，要它们掉头向北，迎着风回营盘。羊群不听指挥，一致掉头朝南，背对着北风。

我无计可施，急迫中，脑海里闪出童年听到的故事，说领头的羊认识回家的路。于是，我不再拿套马竿轰它们回头，任凭它们自己回家。这样，一收了套马竿，羊群立刻屁股朝着北风向南跑去，越跑越快。我牵马落在了羊群后面。渐渐地，我迷路了……羊群不见了。

我坚信，羊会识路的，跟着我的羊群准没错。穿毡疙瘩真笨，越走越重，翻了一个坡又一道坡，羊们要上哪儿去呢？三角架！前面有一个三角架！啊！这不是特莫山吗？这是前几日搬家前往过的地方呀，方圆这么多里路，只有特莫山上有个三角架呀，这么说，这里到新营盘有一二十里路啦，搬家那天，只知道跟着牛车队，我还是不识路呀！

这时，我头发、眉毛、鼻孔全都结了厚霜。我知道，气温越降越低，体内的温度已不够用了。现在不是我领导羊，是羊在领导我。我不会上马，只好牵了马跟在羊群后头走呀走。怎么办？只有听天由命！

太阳就要沉入地平线了，那给人温暖与生命的红色球体就要收尽余辉。我不敢深想，只剩下一个念头：跟着羊群走……

远处传来喊叫声，一个强健的男子骑马朝我奔跑而来。他是邻居铁木勒，身材高大，穿一件蓝缎子蒙袍，腰系杏黄色宽腰带。他喘着粗气，眉毛、胡髭上结满了白霜，马也跑出了汗。看样子他已经跑了许多路，他马到跟前，上前伸出套马竿，拦住仍在前进的羊群，奋力将它们赶回，同时指着西沉的太阳，用生硬的汉语焦急地对我说：

“红太阳，没有啦的，家，远远的，要冻坏了的！”

听着他日本式的汉话，我忍不住想笑，心里想：这牧主的儿子，要是在内地，说了这句话，不打成反革命才怪呢！这年头，谁敢说红太阳没有了，也不想想红太阳是谁的象征？

他催我立刻上马。我依然是那种爬不上马的丑相。他下了马，将我扶上马去。我挥动长马竿赶羊，立刻灵验了许多。正赶着羊，巴特尔大叔从雪坡后面冒了出来。他骑在马上，表情严肃，眼里冒着火，非常恼怒，我等着他大发雷霆。他开口了，话音却充满了关切，说：“姑娘，你今晚如果回不去，就会冻死。你还不知道这里天气的厉害，夜里有时会降到零下四十度，这里离营子已经几十里路了，羊群今天这一趟要掉多少膘？这一秋长的膘就算自废了！姑娘，你以后可不能再干这种事了！”

我很委屈，说：“我是跟着羊群走的呀，我没有想干这种事！”

“唉！你怎么能跟着羊群走，不是叫你往回赶吗？”

“怎么不能跟着羊群走？羊群不是有头羊吗？头羊会认家，会带路的呀。”

巴特尔一脸的嗔怪变得无可奈何。他终于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大孩子，跟这城里来的书呆子说话，有理也说不清，真是哭笑不得。

一路上，又有几个牧民找了来，看样子，这件事惊动了许多人。他们一齐将羊群赶回营子，天已经黑得看不清道路，只听得一片踏着硬雪的清脆马蹄声。

远处，蒙古包的小窗口闪烁着点点灯火。狗在狂吠……


今天，要分羊爬子，就是将放进羊群里的种羊捉出来集中饲养，以便母羊保胎。巴特尔大叔要我跟他一起去。

我牵了青克勒，心里直发憷，上回放羊，我吃够了它的亏。青克勒真的是个大滑头，当着巴特尔的面很乖，任我在它背上瞎折腾，只有我自己的时候，它就原形毕露了。

一路上，几个小伙子凑在了一起，低声谈笑，然后又一齐冲着我笑。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忽然，“啪”地一声，一根马鞭子重重地打在了青克勒的屁股上。一个小伙子嘻笑着擦过我的马儿跑开去。青克勒猛地一惊，前蹄腾空而起，差点将我颠下马去，接着，像箭一样狂奔起来，我本不会骑马，听着耳边的风呼呼地响，大地急骤地向身后退去。我咬住了嘴唇，使劲勒马嚼子。马嚼口太硬，很难拉住。惊马的爆发力巨大。几个小伙子一齐骑马追了过来。越追，惊马跑得就越快。巴特尔急了，手持套马竿，追上来，想套住狂奔着的惊马。他大声喊着我听不懂的话，我明白那是在告诉我拉住缰绳，千万别掉下去。我拼命勒缰绳，身体向后倾斜，帮着胳膊使劲，几乎躺在了马背上，两只手像要勒断了。马仍在狂奔。此时此刻，一不小心摔下去，不是拖死，就是被后面急迫的奔马踏伤，只要自己镇定，小性命就握在自己手里。风在耳边呼啸着，小伙子们纵马在我左右奔跑，个个神情紧张，想拼命拦住惊马。几匹马都四蹄腾空，踏得雪沫飞溅。马儿和人们都喘着粗气，一团团白雾在我左右滚动。一个系着黄绸腰带的小伙子大吼一声，运足气力，伸出套马竿子，抖开套马索，抡圆了照青克勒的脑袋抛去，一杆碰上了马耳朵，马僵直竖着的耳朵晃动了一下，脚下速度陡然一停，惯力差点将我像炮弹一样射出去，幸亏我是向后仰坐的，没等我反应过来，马儿又腾跃起来，我差点从侧面摔下去。我又一次咬住嘴唇，全神贯注，双腿紧夹马肚子，握紧马缰绳，大脑里一片空白。

青克勒风驰电掣地狂跑着，离一个蒙古包越来越近。马儿像一颗重磅炸弹向这目标射去，那气势真会将蒙古包撞碎。我急得六神无主。

那个小伙子不甘示弱，又追了上来，再一次向马头抛出了套马索，正好套上，几乎在同时，巴特尔的套马索也套上了马脖子。马一下子停住了。我已是大汗淋漓，好一场惊吓。小伙子们开的玩笑大危险了。大叔阴沉着脸色，叽哩咕噜地训那打马屁股的小伙子。小伙子红着脸，静静地听着。

此刻，小伙子们再也不敢开玩笑了，放慢速度向羊群走去。前面已有几个骑马的牧民围在羊群的周围。突然，青克勒掉转了头，拼命向羊群相反方向跑去。我使劲拉住左嚼口，调整方向。马头被拉得朝左偏着，蹄下依然向右迅跑，跑出没多久，突然一停，又向左一闪，冲着羊群跑去。这一着很厉害，九十度急转弯，又闪了我一下，差点将我甩出去。我知道，这是青克勒故意捣乱，想将我甩掉。我已被它折腾得气喘不止，招架不住了。它这样左颠右闪的，时刻威胁着我的安全，我干脆跳下马来，不骑它了。它又胜了我。

分羊爬子是骑马干的活儿，我没有马上功夫，只有站在羊群边上当观众，看着人们跃马在羊群中忙碌。善用套马竿的牧民们在羊群中连连出手，羊肠子做的套马索准确地套在羊爬子的犄角上。几个徒步的牧民便跟上去，将入套的羊爬子抱出羊群，交给另外几个小伙子看管，以防它们又跑回羊群。一只大种羊乘人不备，低着头用大犄角开道，冲刺一样奔向羊群，奋不顾身。几个剽悍的牧民催马追了上去。两根套马索一起向它抛去，挂在了犄角上，用力拉住，另有几个牧民徒步追上，一齐将它拖出羊群。又有一排小伙子，压住种羊群的后阵，防备种羊们再次冲回羊群去。公羊们被迅速集中起来赶向远方，它们虽不情愿，但四十五天的蜜月已将它们的体力消耗殆尽，亟须休养恢复，以平安度过寒冬。再说，严格限制配种时间也是为了春天的接羔大忙能够准确地开始并适时地结束。种羊通常都在远离普通羊群的草场放牧，那孤独的羊倌终日跟在这群同样孤独的倒霉蛋后面亦步亦趋，一刻不停地嗅着它们通体冒出的令人窒息的浓烈膻臊气息……

牧区的活儿看似古怪、散漫，实则明白、严格得很呢！


巴特尔大叔是民兵连长，常出去开会，每出远门，就骑骆驼。

那一天，骆驼的怪叫声将我从蒙古包里引出来。巴特尔大叔骑着骆驼开会回来。骆驼的叫声本来就很奇特，此刻，像中了邪，尾音拖得极长。它半张着三瓣嘴，扯着嗓门乱喊。巴特尔抖动缰绳，拍它的大脖子，要它蹲下来。它慢悠悠，不情愿地双膝跪在了地上，让背上的主人下来，然后盯住主人不放，眼神很古怪，一边盯他，一边怪叫，叫声震天，十几里外都听得见。

巴特尔立着拉笼头，想让跪倒的骆驼站起身来，它不从，跪在地上不停地怪叫，声音里带着怨气，就这样，弄得巴特尔很不耐烦，抽出马鞭向它示威，逼它起立，它依然不从。巴特尔急得踱来踱去。它毛耸耸的大脑袋和大脖子也随着他转来转去，样子十分可笑。忽然，它大吼一声，从嘴里、鼻孔里喷出黄雾似的一大团粘物。巴特尔被喷了一身粘物。漂亮的蒙袍顿时不堪入目。仔细一看，喷出的竟是大粪。英俊潇洒的巴特尔连长，一下子变得十分狼狈。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了出来。

骆驼傻乎乎地瞪大美丽的眼睛，看着我们，不再乱叫了。

我问：“阿驾，骆驼怎么啦？”

大叔笑道：“我穿得太新鲜，刺激了它的眼睛，它看不惯我这身打扮，生气了……”

原来，骆驼生气会用这种表达方式。于是，我骑骆驼的愿望打消了。


草原人跟内地一样，实行“天天读”，就是天天学毛主席著作。牧民每天夜里都骑着马、骆驼，赶着牛车，聚集到队长家里，朗诵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讲讲生产上的事。归途上白雪皑皑，东南西北分不清，很容易迷路。

巴特尔说，不迷路的办法是看天上的星。可是，星空那么大，在地球的任何方位都可以算对着那颗星走呀，相差十里八里也可以认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大叔为什么那么说呢？

一天开完会，巴特尔去圈他的马群，只有我一人骑马回家，我牢记大叔的话，朝着北斗星，走了很久，仍不见自己的蒙古包。四周万籁俱寂，我终于看到前面雪地上一行马蹄印，仔细观察，这是自己留下的。我迷路了，已经转了一大圈。这时，我听见左侧前方有断续的狗叫，盯住那方向，抬头看相应的星座位置，找准地势起伏特点，又一次出发。

不知翻越了多少雪坡，一座蒙古包出现在眼前。群狗狂吠着向我围来。片刻，包里走出一位老态龙钟的女人，手持木棒，驱散狗群。明亮的月光下，我看见一双绿眼睛，幽幽放光。这种野兽般的碧眼，是老妇人的眼睛。一丝恐惧向我袭来，从小到大，我没见过绿眼睛的人，只是在小时听说过。我浑身汗毛竖了起来。老妇人面无表情，询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声调里充满敌意。她紧握打狗棍，我想，她会随时举起来，落在我的头上。我忐忑地询问尼玛的家。她听到尼玛的名字，态度和缓下来。指了路。

我骑马逃也似地走出很远，回首一望，她依然立在包前。我想，这碧眼的老妇人，一定是成吉思汗从欧洲掠来的人的后裔。当年，蒙古人的轻骑队龙卷风一样席卷欧亚大陆，所向披靡，带回了异族的血液。严格地说，蒙古族是一个国际民族，血管中融合了各族人的血液，所以难免有这样的碧眼人。

我深深地感到了寂寞和孤独的恐惧，朦胧地期盼着一副保护自己的臂膀……

四

这天下午，牧业组的生产会散了，余汝明和姜志毅留下来。木橱上的半导体收音机正在播送着最新最高指示，报道伟大旗手最近的活动。

余汝明品着茶说：

“鲁迅才是最伟大的旗手，现在江青也称旗手，这是因为她实质上与鲁迅相似，都是‘钻进去，爬出来’的人物。”

我不解地望着他。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江青讲到马克思，又从黑格尔讲到希特勒，旁征博引。他说，希特勒也崇拜黑格尔，但是对黑格尔的理解与马克思完全不同，所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就是“钻进去”，爬不出来了。敌人最怕“钻进去，爬出来”的人，因为这种人“钻进敌人营垒，再反戈一击，正中要害”。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批判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一针见血，因此取得了文化革命旗手的称号。

我真不理解，一个人除了革命英雄和劳动模范的故事，竟然还会知道那么多，我被震住了，目不转睛盯着他的嘴唇，一丝得意正掠过他的嘴角，灰暗的眼睛闪着光，精神特别好。他又讲到了江青，敬佩她，崇拜她，说她与鲁迅一样，是从敌人的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真正旗手。接着，他又从各个领袖们的秘闻轶事，讲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还有他的种种独立思考……

我像姜志毅一样，整整一个下午，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在何处。我陶醉在他的胸怀博大、境界高深、性格奇特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崇敬之心。我真想这样听他不停地说下去。

蒙古包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尼玛阿娘和善地打断谈话，请我们喝奶茶。姜志毅起身告辞，出去圈他的马群。我送余汝明回他的蒙古包，雪在脚下沙沙作响。天黑了，远山像黑色的剪影。余汝明仰望满天星斗，叹道：宇宙，大宏大了，人生，太短暂了！他指着星星向我谈起了各种星座。

“你懂天文？”

“嗯，只不过感兴趣而已。”

我睁大了眼睛，更加钦佩地看着他。

“你去过天文馆吗？”余汝明问。

“没有，到北京上学，我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去过，就来这里了。”

“哦，那真是遗憾，我对天文感兴趣，所以常去天文馆，天文馆里有观察星空的望远镜……”

他喃喃自语起来，讲了许多星座的美丽神话。不知不觉，我送他送了很远。分别时，我心里忽然觉得少了什么，却又说不清到底是少了什么。

第二天，他来到了我的蒙古包。

他问起了我的父母，说他的父亲待母亲不好，与小保姆有私情。母亲发现了，向父亲抗议，父亲却变本加厉。母亲气病了，后来病情恶化，临死前，母亲将他托付给了哥哥。那一年，他才十三岁。母亲一去世，他父亲就跟小保姆结婚了。从此，他受尽了继母的虐待和打骂。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得了一场大病，又因为治疗不及时，转成了肺结核。继母以此为借口，将他赶出家门，让他住进破旧的小平房，不给他棉被盖。只盖一条薄被过冬，他又冷又饿，病在床上，奄奄一息。那时，他常常把母亲的照片抱在怀里痛哭。继母见他把母亲的像挂在墙上，很恼火。有一天，她闯来把母亲的照片撕得粉碎。那时，他非常瘦弱，几乎是皮包着骨头。有好几次，他从梦中醒来，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父亲有权力，可是并不心疼自己的亲儿子，只弄一点廉价药品敷衍。后来哥哥从部队回来了。哥哥是炊事员，带来了许多白面馒头。他们哥儿俩叫着母亲，拥在一起痛哭。哥哥用旧报纸为他做了一个小窝，和他一起钻进去。哥哥搂住他，用体温温暖他。天底下，只有哥哥一个人关心他。以后，他天天盼望哥哥的到来。哥哥还出面向父亲要治疗肺病的药。在哥哥的照料下，他的病渐渐好起来。后来，由于国家闹三年灾害，哥哥被精减了，便报名去新疆。哥哥聪明过人，怀才不遇，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哥哥的关怀和鼓励下，他刻苦学习，终于考上了艺术学校，从此有了生活的归宿，不再受后娘的气了……

他讲述着，眼角闪烁着泪光。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为他难过，为他心疼……

第三天，他又来了。我和他并排靠在蒙古包的哈那上，听他讲了他母亲的故事：

他母亲长得非常漂亮。因为父母早逝，她从小带着弟弟挨门要饭。长大以后，凭借她的美丽，在上海的酒吧做事，后来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借舞女的身份做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候，他的父亲是上海郊区的“抗日大队队长”。虽然他领导的队伍只有一千多人，因为地处上海近郊，对上海的安危却是举足轻重，上海地下党就派她做他父亲的工作，争取他加入共产党。一次，他被逮捕，关进了大牢。她受上海地下党派遣，用重金赎他出狱。她装扮成他的太太，打扮得珠光宝气，去狱中拿钱领人。父亲并不爱她，出狱后，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同她结了婚，所以婚后并不幸福。不久，他父亲那支抗日武装被收编为新四军的一个旅。她也从地下党转到新四军，做后勤工作。有一次，她被敌人困在芦苇荡里，身上带着许多黄金。这是他父亲那个旅的全部活动经费。为了保住黄金，她千万百计逃脱了敌人的围捕。她本来可以用这些钱买些吃的，但是，她一分钱都没有用，饿着肚子寻找自己的队伍。当她找到新四军时，已经是几天没吃东西了，饿得昏了过去……他的哥哥最像母亲，也最爱母亲，一心要做个有志气的人，为母亲争口气！因为母亲的死，他哥哥非常痛恨他的父亲和继母，发誓要为母亲报仇。在哥哥的影响下，家里的孩子分成了母亲派和父亲派。他站在他的哥哥一边。“文革”中，他哥哥在父亲单位贴了大字报，造父亲的反。他认为他哥哥这样做是愚蠢的，思想太偏激了……

连自己都奇怪，我竟然沉浸在了余汝明的故事里，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中。我常常忘了自己是谁，自己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怎样的作为，今后，自己将如何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存，我的理想、抱负是什么……这一切，全都淡淡地远去。我的思想和灵魂已经被他摄去，耳畔只回响着他一个人的声音，脑子里只贮藏着他高深莫测的观点。我为他的遭遇难过，为他的爱和恨激动，为他不寻常的思想叹服，为他的聪慧和才华惊异……我怎么了？我说不清。我爱他吗？爱就是这样吗？如果不是，那么，爱又是什么？我说不清。眼前的一切，五光十色而又混混沌沌，缠缠绕绕，找不到头绪。只有被动地接受，听其自然发展。


不久，余汝明又对我讲述他的哥哥和嫂嫂的故事。

他的哥哥认识林思韵的经历，实在浪漫。他哥哥知识广博却又偏爱美术，并且疯狂地爱好音乐，经常光顾音乐厅、音乐学院的演奏会。他是在音乐演奏会上认识林思韵的。林思韵长得美丽非常，姿色足以使所有的男人倾倒。她的绝顶妩媚不仅是天然的，而且她的聪慧过人也是天赋的。她家有大量的藏书，因此从小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十六岁时，她考入了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很快成为高材生。他的哥哥就是在音乐学院的演奏会上对她一见倾心的，不仅仅因为她的美丽和风度，更由于她拉出的优美旋律极具感染力。他迷上了她，音乐学院每有小提琴演奏会，他必去。他是有名的厚脸皮，执拗极了。这一次，他不顾及自己的身份与这位美丽少女之间的差距，大着胆子，在音乐会散场以后等到了她。他邀她一同散步。她惊奇他的勇气，欣然同意。

这是一个爆炸性新闻：林思韵竟敢和一个小兵在一起逛马路！她依然我行我素，任凭舆论大哗。始料不及，好奇心促使她与这位小兵接触频繁，感情越来越深，直到不能自拔。

他们惊异地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追求，都在思索着共同的问题，每一次约会成了讨论会。他的哥哥常常为林思韵的学问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林思韵更为他的怀才不遇而惋惜。毕业时，她以全优成绩换来了一张中央乐团的录取通知书，并且成为首席小提琴手，前程远大。可是，她的心已经被这个大兵夺走了。她甘愿为他的理想而生活，她被他强大的思想力量征服了。他复员后，决定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是当时的时尚。他的哥哥智慧再高，也脱离不了时代的影响力，而且更偏激。他认为，要寻求真理，就必须锤炼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必须去走崎岖坎坷的荆棘之路。这一固执的念头，影响了林思韵的一生。林思韵为了追随他的思想，为了心目中神圣的爱情，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和为之向往的音乐生涯，付出了最大的牺牲。而且，为了追随他的哥哥，她还失去了父爱。林思韵自幼丧母，是父亲亲手将她拉扯成人，她深深爱着父亲。父亲为了培养女儿，含辛茹苦，费尽心血。面对女儿的选择，父亲苦苦相劝，希望以父女深情换回女儿的心，不料，女儿不听父亲的话，坚决跟那毛小子去外地受罪！父亲伤心了，失望了，最后，他愤怒了，断绝了父女之情……就这样，林思韵离开了生她养她的父亲，随着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离开了北京城，义无反顾！……

我听了这些，心情久久激荡，夜不能眠。余汝明紧锣密鼓地约会，天天坐在蒙古包里说话。他言必谈他的哥哥嫂嫂，好像他的哥哥不仅与他有骨肉之情，而且是他的人生楷模与思想导师。他总是“我哥、我哥”的，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令我好笑。我真羡慕他有个好哥哥。久而久之，我也崇拜起他的哥哥来了。

他说，他要同他哥哥、嫂嫂一样，不惜代价，去寻找防修反修的真理，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是他来内蒙古的目的。过去，延安的窑洞里出了马列主义，现在，简陋的蒙古包里也照样能出马列主义，这就叫“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还将他童年时最肮脏、最隐秘的事情向我披露。这是一个何等坦诚的灵魂。他赤裸裸的坦白虽然令我惊恐——我做梦也想不到男人内心世界会如此肮脏，但是，我也强烈地感到了他的信任。人世间有什么比信任更珍贵？一天，我坐在尼玛阿娘身边，看她搓驼绒线。尼玛阿娘用一根细木棰搓线，木棰上已绕了许多线。她一手转动木棰，一手捻毛线，并且不断从簸箕里拿出驼绒续上，再搓成线，像陕北人纺棉花一样。驼绒线非常结实，阿娘说可以用它缝蒙古包的围毡和顶篷，还可以缝毡毯、毡袜、马肚带，它不易断裂，坚固耐用。我一定要学会做这活儿。我接过木棰，学着阿娘的样子捻线。线很好捻，只是捻得粗细不均，阿娘在一旁耐心地指点着。蒙古包的小毡帘被人掀起，余汝明一头钻了进来，由于太急，撞在低矮的门框上。他摸着脑袋，眼睛直视着我，目光怪怪的，像要把我看化了。

阿娘请他到包中间坐，给他倒茶，放在他手中，他居然像没看见，也没知觉，依然呆呆地看着我。阿娘笑了一笑，退到一边，继续忙她手中的活儿。

他在我身边坐下，喃喃地说着什么，越坐越近。我见他反常，慢慢移动身子，跟他保持距离。我从小就对男孩子很严肃，男孩子也不敢侵犯我。可是，余汝明却不知趣，我退一分，他近一寸，这样子让阿娘看着多不好。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呀。我的脸开始发烧了。

忽然，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我像触了电，浑身剧烈地颤抖。他紧紧地捏住不放。我觉出自己的脸色一下子红到耳根，像发了烧，嗓子眼也哽住了，头久久地低垂在胸前。我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我应当怎么办？妈妈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些事，我去问谁？我看看阿娘，她依然在忙碌，平静得像一潭清水。他胆子太大了，竟然敢当着阿娘的面这样做。

“长征，请你嫁给我，我爱你！”

我的脸羞得更红了，如果有地缝，我会立刻钻进去。很庆幸，阿娘听不懂汉话，不然，当人的面被求爱，真丢死人了。妈妈从来没对我讲过男女之间的事。爱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是一种禁区。我与同学们从不提爱情这两个字，更不看爱情小说。在这方面，我和许许多多同学的知识都是一片空白。我迷惘地望着他，沉默着。他急切地说：“你同意吗？不说话？我可不怕闯进你的迷魂阵。好，你沉默，就是表示默许了。对吧？”

我低下头，眼睛看着地。

他双手扶住我的肩膀，说：“看着我的眼睛！”

我无言地望着他。

“这是一双诚实的眼睛，单纯得透明的眼睛。”他喃喃地说：“你真像一块无假的白玉，纯洁，简单极了。我就是要娶这样的人为妻……”

我盯住他的嘴唇。

他的嘴唇在一开一合，恳切地说着。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末了，露出一颗橡树籽。他把它放在我的手心里，说：“这是橡树籽，我非常喜欢它，它象征着爱情。我把它送给了你，也就是把我的心给了你。据说橡树籽非常难萌发，只要我们精心培育，它一定会开花结果。答应我，长征，嫁给我，我要亲耳听到你的许诺，不然我会像欧洲人求爱那样，跪在你的石榴裙下，直到得到你的答复。”

我真怕他当着尼玛阿娘的面做出什么蠢事来，心里紧张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又说：“咱们刚到巴音淖尔时，你骑马走过我的蒙古包，神态真像高傲的公主。那一天，丘必特的箭就射穿了我的心。你一本正经，又太高傲。我知道，我只有屈身向你求爱，才能得到你，那时，我就有一种渴望，渴望征服你。”

要征服我？在我心中，他就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我的偶像。他追求我，我能拒绝吗？况且，他从小就有不幸的遭遇，我能忍心拒绝他的爱吗？

我走向行李卷，找出一个黑色布面皮肚兜。它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凝聚着父母的一片心意。如今我要将它送给他，表达我对他的重视。他接过肚兜，仅看了一眼，没说什么。这使我失望。我取出针线包，把他送的橡树籽郑重放进去。突然，他一把将针线包抢在了手里，细细地看。它是用草绿色军用布手工缝制的，上面有红丝线绣着的一行小字：“继承红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这是用来激励自己的话。

“把这个送给我。”

“既然你喜欢，就拿去吧。”我说。

他欣喜地接过针线包。我又掏出随身带的小手绢儿，将橡树籽包起来。他叹道：“唉，你们姑娘喜欢送小手帕做定情物，你怎么不会呢？ ”

“送它干什么？小资味儿。”

“你真的太像男孩子。”

“是的，我从小是爸爸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大的。我真的想当个男孩子，走南闯北，什么都不怕，多好哇。”

“傻丫头，简直傻得可爱。走，咱们出去走走。”

我红着脸看阿娘，阿娘只是微笑，依然捻着驼线。

这一天，好像过了很长很长，又像很短很短。他拉着我的手，走在白皑皑的雪地上，不停地说话，从朝日说到暮霭，我听累了，他却毫无倦色。他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家庭就会解体，儿童由公家抚养，孩子是人类共同的后代，男人女人因此而解放出来，才有最大的自由。有爱便是夫妻，爱情一旦消失就自然解除婚约。

他讲述了一件真实的事情。

“文革”初期，好友吴溪平有一天拉住他，要告诉他一个秘密，约他某日某时到艺术学院的宿舍去找他。他按时去了，推开房间的门一看，呆如木鸡。好友正赤裸裸地与两个同样赤裸裸的女人睡在一起。吴溪平从课桌拼接的“床”上爬起来，介绍说：余汝明，不认识了？那位是我爱人丽璕，这位是我的好友李菲菲。唉！你怎么不抬头看人，斗走资派的胆子哪里去了。当时，他回过身想走。吴溪平叫住他，说：别走！老弟，你还侈谈什么共产主义，共产共妻，这不是你的观点吗？到了那个时代，所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婚姻将全部解体。男女爱情自由，表面上看与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相似，其实有着根本区别。咱们是敢想敢为，理论联系实际。你看，我们三个人好，我们就在一起。我妻子都不计较，你那儿醋什么劲儿，没个造反者的气派，敢想不敢为，算什么好汉，有胆量，脱了，上来！他还是没敢脱。吴溪平当着他和他那妻子的面，就跟李菲菲云云雨雨。李菲菲真是长得漂亮，当着人的面做那种事，一点羞色都没有。她的身体很像维纳斯女神，美得像玉雕的艺术品……

听了余汝明眉飞色舞的描绘，我脑子嗡嗡作响。啊，我都听到了些什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天，“恋爱”等于耍流氓，更何况是有妇之夫当着妻子的面与另一个女人乱搞，这叫什么事？他竟然还说佩服！这叫共产主义行为？他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可是，这些在他嘴里，都和乱七八糟的神圣名词、概念搅在一起，混混沌沌，一锅粥似的稀里糊涂。

我充满疑惑地望着他。

他觉察到了，脸上掠过淡淡的冷笑，说：

“你一定觉得，这是资产阶级行为。起初我也很反感，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但是认真想想，什么事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人是动物，不过是高级动物，男女之事是动物繁殖后代的本能，像人喝水一样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生活的一部分，人本身不该抑制它，可是由于私有制社会的形成，私人对财富的占有也包括对妇女的占有，私有制的产生，夫权代替了母权，随着部落间相互征战，抢掠财富，也抢掠美女，妇女也逐步沦为财富的一部分。古时，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拥有众多的美女，是权力的象征，道德规范就随之产生，规定妇女三从四德，绝对服从丈夫。为保护私有财产，制定了法律，维护私有制度，因此，法律、道德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因此，我蔑视那些虚伪的道德，从来不把这些狗屁东西放在眼里，你看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背地里谁没有风流艳事，古人官越大，娶的老婆越多，当了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还有佳丽三千，真是随心所欲，快活无比。享受女人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呢，怪不得人人想当皇帝。”

他定睛看着我迷茫的表情说：“啊，说这个你还不懂，你是个雏，太嫩，不过，以后我会让你懂的。”说着，他不停地吞咽口水，也许是太激动了。的确，我感到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只能做个无奈的听众。

接着，他又谈及真理和谬误：“列宁说过，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跨过真理就是谬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在许多问题上，表面是一样的，而实质则有本质的区别，就如我说的吴溪平的事就是这样。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男女行为上也是共妻的，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剥削制度制造人的贫富之差，富人有钱可以多娶老婆，穷人没钱娶不起老婆，只好去逛窑子，所以妓院的产生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吴溪平他们的行为表面上也与资产阶级相似，但有本质的区别，他首先不存在金钱的关系，而完全是建立在自由恋爱的感情基础上的，其实到了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共妻。不要怕说共产共妻。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物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追求的是精神享受和爱情。爱情是人类最高的文明，没有爱情就没有家庭，没有家庭就不成国家，国家国家，有家才有国，家在国的围墙里就是国。共产主义使家庭这个私有单位解体，人们的子女统一由国家抚养，他们的家是大家，没有小家，男女之间没有任何封建约束，想爱就爱，不分你我，自由自在，没有旧式的封建道德观念，用不着嫁一从一，终身只跟一个人，我讨厌一切桎梏人精神的框框，什么责任职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正直、廉洁，什么好人好事，表扬、批评，全是虚伪的。人的本性是贪欲的，世界上最幸福最自由的是皇帝，随心所欲，拥有全天下的财产，全天下的女人，世上的金钱、美女二者构成幸福，人们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皇帝才是人生幸福的顶峰。古往今来，多少人盯住皇帝的位置。所以，登上了皇位的人总是疑神疑鬼，干掉周围所有的人，尤其是功臣，所谓‘狡免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功成退隐才是聪明人，要不然一旦建立新朝，所有的开国谋臣、良将，都会被皇帝一一处决，就是为了保住皇位。所以做功臣好又不好，今天是座上宾，明日就是阶下囚、死囚犯。谁上了台都会这样，有朝一日，我要是上了台，肯定也会杀一批人，所谓大赦天下，那是杀人之后笼络人心的谋略。‘伴君如伴虎’，古今如一。因此，要善于韬晦。村野乡民在起事之前，当然不要惹人注意。在边疆这种偏僻之地，谁会注意我……”

是他在说梦话，还是我在做梦？

我知道，做梦是听不到这么多闻所未闻的言辞！都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告诉我的秘密吗？我对他大胆的言论好奇极了，因为实在是与众不同。

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个人唾星四溅地说呀说，一个人痴头呆脑地听呀听。两个人全犯了傻劲，站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直至夜幕降临，相约再见的时间，依依惜别。


那天，满天的星星很亮，在夜空中闪烁。

我们都没有失约，同时出现在一片雪坡上。这是他选定的地点，坡下是一块低凹的小盆地，这是夜里牛群的宿地。

当两人踏在雪地上的脚印，合并为一条直线的时候，我的手又被捏在他硕大的手掌里。他喜欢拉着我的手说话，使我很快克服了最初的一阵猛烈的心跳与羞涩。

见了他，我就说不出一句话。他看我太尴尬，就抬头望天空，拉着我的手谈星星，这个星座那个星座，像上自然课。我跟他一齐抬头望着天空说话，好像一对大傻瓜。谈够了星星，他低下头来，定定地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说：“长征，我要你明确回答我，嫁给我！”

这太意外了，也太早了，我才刚满十八岁呀。我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呢，便脱口而出：

“我……我答应过妈妈二十八岁再谈。”

“唉，现在是自由恋爱，法律规定了的，这种事谁也管不着，自己说了算。”

“我……我真的不懂什么叫爱情，什么叫结婚。妈妈从来不跟我谈这些的，女孩子也不该想这些，因为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

“哎，弄了半天，我是在对牛弹琴哟。连男女谈情说爱这人生的最大乐趣都不懂嘛，真是令人扫兴。”

他连连叹息着，十分惋惜，又说我是雏，太嫩了，太单纯了。我困惑地望着他那双失望的眼睛，无言以对。

“傻丫头，傻丫头，傻得可爱的傻丫头哟，也许这就是你真正的无产阶级气质吧，跟你在一起肯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你有着最纯正的无产阶级思想，自然会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抵制。娶你为妻，没有男女情爱的乐趣，但是对事业有利嘛。唉，此生我可要舍弃许多人生之乐了……”他像是在独自低语。

我说：“既然是革命者，为什么要谈小资产阶级的情爱乐趣?”

“唉呀，说你傻，你是真真地傻透了嘛。原来，我以为你是女孩子害羞，装傻，看来，我遇到的是个地地道道的革命傻丫头哟，连人生基本过程都不懂呀，看来，我还要对你进行爱情启蒙教育呢。无论什么人，除了苦行僧，再伟大的圣人也要恋爱、结婚的，怎么可以把爱情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呢？革命者也谈恋爱嘛，毛主席还不是也谈恋爱，不然怎么写出《蝶恋花》呢?”

“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临来内蒙古前，妈妈就问过我将来个人问题怎么解决，我说找个雷锋这样的人。”

“哦，哦，我也喜欢雷锋。但是，雷锋头脑简单，我的精神境界比雷锋的要求更高，我是思想型的人，主张精神生活……唉，不能不承认有天才，我就是天才。人的大脑结构不同，你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类，唉唉，这是不可弥补的缺陷啊！”他一阵叹息后，又说：“长征，不要把男女之情看得太重，当做人生一段小小的插曲，好吗？为了革命，将来或许有一天会分手，你要把它当做小小的插曲，好吗？”他拉拉我的手，让我回答。

我更加听不懂了。我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思议、与众不同的人物。

“答应嫁给我，长征！”他说，“你指天发誓，不会对我变心！”

一阵长久的沉默。四周静悄悄的。

“说话，长征，难道你真要我给你下跪？”

“干嘛下跪？革命者从来是不下跪的。”

我觉得他太复杂了，令人担心，便直率地说了出来：“像你这样思想复杂的人，我怎么能和你相配呢？我知道你知识渊博，什么全懂，而我呢，真的是除了报纸广播还有教科书上的知识，就是一片空白呀。”

“我就是要你这样单纯的人。你说你无知，你可以追随我的思想嘛。圣人与庸人之别只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只要努力，庸人也可以成为圣人嘛。你条件好，气质好，我有鸿鹄之志，你嫁给我，你不会失望的。当然，我会给你带来痛苦，可是，如果你追求真理，会感到苦中有甜的。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乐趣，而这份乐趣更崇高呢。”

我最爱听这种豪言壮语，被深深地感染了。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又说：“那……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喜欢你的朴素、纯洁、诚实，还有你检查错误时，那种自我忏悔的样子，那副模样给我印象太深。你那一双真挚、诚实的眼睛和那种憨厚的表情，惹人怜爱。女人无知便是德嘛。”

“我有什么好爱的，什么都不懂。”

“就爱你那种憨样。不要小看自己，长征，我们都属于大器晚成的一类。”

“你是，我可不是。”

“是的，你也是，你只要追随我，也会成大器的。不过……唉，女人嘛，要成什么大器呢？”

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将我一把抱在怀里，说：“长征，我爱你，我们肯定关系吧。不要太狭隘嘛，男女之事其实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去大胆实践就会懂了。爱情是要实践的，咱们实践一下好吗？其实这也是科学实践的一种，革命者什么都要了解，包括女人的身体在内，不要用封建主义对待这类事，别学《白毛女》里的那个喜儿，给人弄了一下就寻死觅活的，你不会的，是吧？”

我像掉在了五里雾中，茫茫然。

“你最崇拜什么人？”他又问。

我说是蔡和森的母亲，年近五十岁的人，竟那么开放，变卖家产，携儿女漂洋过海去留学，学成回国献身教育事业。当了小学校长，她的儿女个个成才，蔡和森、向警予、蔡畅都是伟大的革命家。还有白求恩，他也很伟大……

“你说得对，”余汝明打断我说：“你不是很崇拜向警予吗？她确是一个反封建的女中豪杰。她与蔡和森相爱，没办结婚手续就结合在一起了，成为夫妻。你敢跟她一样吗？白求恩也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呢。他有一个女病人，得了不治之症，生命垂危时向白求恩提出性要求，期望在临死之前体验一下性爱。白求恩满足了她的要求。她死得非常安详。这是一种真正的崇高呢，是封建主义不能解释的反道德行为。好了，让我吻吻你，好吗？”

这时，我像一个俘获物，被解除了一切武装。

面对崇拜的偶像，我顺从得失去了自我。

他说什么是什么，想要做什么也凭他去。他感觉到了我的顺从，在星光和雪光的映照下，他静静地望着我的面颊，然后将他冰冷的唇触上来，吻我的眼睛和脸颊，同时，将他巨大的手掌伸进我皮袍的衣襟，掀开内衣。我听见自己的心在激跳，什么也不会想了……

忽然，雪地里传来马蹄声，他惊了一下，立刻将手缩回去，拉着我，迅速奔下雪坡，朝着一头大母牛奔去。那母牛十分壮硕，正卧在牛群中。他将我拉过去，把我的头按下靠在牛的躯体上，紧紧抱着我。我们的身影在夜色的掩护下，与大母牛的黑影融成了一片。

一会儿，有人来了。他下了马，站在雪坡上，向牛群观望。他在检阅牛群，一个个细数，数到我们这只大肥牛，他蹲下来看了又看，看了一阵，累了，站起来，翻身上马。马蹄声渐渐远去。我紧张极了，当时，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心跳声更轰响的声音了。

“长征，你冷吗？”余汝明抱紧我，“啊，真可惜，穿的衣服厚得像大水桶，不然，把一个娇美的女子抱在怀里，相互倾听心脏的跳动，岂不更具诗意？长征，让我了解了解女性构造好吗？毛主席不是说要亲自实践三大革命吗？了解人体也是科学实践的一部分嘛。”

他知道了我的温顺，不再犹豫。

夜，静得只能听见牛群的呼吸声。

我已经不会思考了，一个近在眼前又远在空中的声音，似梦非梦：

“啊，自从夏娃制造了人类，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大幸福就在于男女之情。有一首诗写得多么好啊：‘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天堂里，幸福在女人的胸脯上……’”

他陶醉得忘记了一切……

啊，天上的星星作证，天底下只有他这个男人第一次接触了我最宝贵最秘密的一切，从此以后，我永生永世不会与他分离。我不知我们这是在做什么，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

他一边抚摸了我的全身，一边喃喃低语：“多么柔软，多么娇嫩，嫩得一捏就出水呀，我这辈子走了桃花运啦，艳福不浅嘛，遇到你是我的福气，一只完美的嫩瓜，令人馋涎欲滴，它将属于我，属于我一个人呢。爱情是自私的，我要一个完全忠实于我的妻子，所以选择你这傻丫头，是我的福分……”

他不累，说着，动作着，没完没了。

“哎呀，天太冷，在这里不行，等着，傻丫头，我要让你尝到人类最大幸福，你才会明白，人活着的意义。上帝为什么要制造男女、雌雄公母这两个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躯体，合二为一又有什么不对。明天，明天，我要与你合二为一。”

他系好我的衣扣，将我从雪地上拉起来，眼睛在星光下灼灼闪亮。

“啊，女人，多么诱惑人的女人，你实在太柔嫩了，这难道不是在勾引人？以后有事，我就说是女人勾引的。”

他的眼光让人迷惑，说出的话令人费解，令人隐隐地感到了危险，并且有一种莫名的痛苦。我完全被他弄昏了，听任摆布。我知道，我再也不属于自己，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不容再反悔了。这是埋藏在那个年代女性心底最自然最牢固的意识。

他的声音时近时远，呻吟一般：“长征，答应做我的妻子，嫁给我。”

“好，我答应。”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这就对喽，我比以前更相信物质第一的理论，真是一试就灵。好！你既然答应了，那么咱们就订下了终身，我要你发誓，永不变心。”

“好的，我发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不然，天打五雷轰！”我搬出了最激烈的词汇。

他激动得眼睛里闪烁着异彩，把我的手都捏疼了。

“傻丫头，傻丫头，我亲爱的傻丫头，从此你属于我了，明天我要你懂，要你懂！懂得爱是怎么一回事，真想现在就……该死的寒风！明天开会，你一定要来我们包里，一定要来！”

他深深地吻住了我，吻得我喘不过气来。分别时，我带着一颗激动、混乱又像是被刺痛了的心离开了他。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哭泣，可是，却又那么依依恋恋。

五

从此，我变了，对那种神秘爱情蒙胧而又羞涩的向往已不复存在，心里只有一个他。他占据了我整个的精神世界。我属于他，绝对不会再有第二个他了，我这么想，不知他又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自己的神经变得极其敏感，轻轻一触，就会有一种尖锐的疼痛。无论他说了什么，我格外在意。他的言语稍不合适，我心头就像针扎一样。

他的一双眼睛，锐利而又火辣辣的，总在盯住我。他的话音，像是把我包裹了起来，使我时时地感到走不出去。语言是什么？只是一种声波吗？不！也许语言也是一种物质——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它将我的精神完全控制住了。我生活在惶惑不安之中，思不知白昼，食不晓滋味，对其他的事物，视而不见。他说我傻，我真的傻，我怎么就不明白他说的诸多爱情术语的内涵呢？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恩布赫队长家，刚刚开完“天天读”学习会。他挤坐在我身边，悄声低语：

“长征，有一件事，等人家走了要对你说。”语气令人不可抗拒。

牧民们一个个钻出蒙古包，骑上马。妇女们赶着牛车回家。尼玛阿娘今天有事没来，巴特尔的马群离得远，也没来。我得马上走，不然会迷路。我期待他说话，说完我好立刻走人，他却不说什么，给我斟上一碗茶让我喝。我喝完茶，他还是不说话。他拉我从地毡上站起来，用他刚学的蒙语向思布赫的妻子说了几句话，便揪着我的衣袖钻出包外，阿娘也跟了出来。

包外，起风了，冷风刺骨。

我望着混沌得辨不清方位的天际，不由得恐慌起来，害怕再次迷路。

当着阿娘的面，他不说什么。我迷惑不解，他明明说要我留下来有事告诉我，却又不说。黑灯瞎火地摸回家，我注定又要迷路了。我毕竟是女孩子，一个人怎么回家？他知道我迷过路呀……当着阿娘的面不好说，可是，阿娘又不懂汉语，说了又有什么呢？！

他替我拉过马来，紧了紧鞍子的马肚带。我故伎重演，笨拙地从马背上掉下来几次。

“她不会骑马，她会迷路。”他对阿娘说。

他又扶我上马，顺势在我的大腿根重重地捏了一把。我立刻脸红到耳根，他笑了起来，提高嗓门大声用蒙语说：“别迷路，星星看不清了！”

阿娘被他一喊，忙说：“一个人走迷了路，夜里要冻坏的呀！”

“她迷了路该怎么办呢？”他问阿娘。

“唉，要你去送他，你回来也会迷路的。长征姑娘，你就在我这里住一晚上吧。”她边说边比划，生怕我听不懂。

“对，对！下来，下来！”

这一夜，阿娘用一张大皮被将我与他裹在了一起。这是包里惟一多出的一张皮被。黑暗中，他将皮被拉上来，盖住我们的头，挡住夜里不断下降的严寒。包里的东西都被冻硬了。他将脸凑近我，悄悄耳语：

“傻丫头，可爱的傻丫头，我说了要你懂，今天就要你懂。”

他呼吸急促地解开我的衣服。我的大脑一片白。他手忙脚乱。我被撕裂了，疼痛，流血，伴着心灵的颤抖、恐惧、羞耻、罪恶感、头昏……直至精疲力竭，好像做了一场恶梦。他呼呼地喘着粗气，尖利的牙齿咬进我的皮肤，低声说：“天下所有的男女长大了都这样。知道吗，所谓的‘白头到老’，说穿了，就是为了干这种勾当呢！你就是这种办法生出来的。傻丫头，你爹妈做这种事，卵子跟精子才会相遇，才会生出你来嘛。现在你也到了做这种事的时候了。答应我，给我生个儿子，给我生个儿子……”

我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我犯了大忌。

男女关系是当时的第一大罪恶。人言可畏啊！

做罢那事，他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便呼呼大睡，鼾声很响。我睡不着。他睡了一会儿，又来了，重重地压在身上，弄得很痛，流了更多的血，然后他又呼呼睡去。我想，千万再别醒了，一直睡到天明吧，他醒了又要来干这个的。我心里充满恐惧。这一夜，他反复来了好几次。

啊，太可怕了，多么羞耻。我不能呼救。我怕包里的人听见。

我——以后再也不属我自己了。一个令我崇拜的他，正贴在我身旁，赤裸裸地暴露着他的一切，并且如此使我羞耻，这么痛苦，这么像低等动物，像野兽……不！像流氓！此刻，我终于明白了，妈妈对我只身来边疆担心些什么，不放心又指的是什么。原来，女孩子那么麻烦，还要担心男人做这些事！

我觉得被强奸了。

可是，自己又为什么不反抗？

我崇拜他。这种事，对于我太突然。我压根儿不明白，一想起来就恐惧，恐惧这疼痛和流血，怕听他粗鲁的喘息，一闭眼就像在做恶梦。我突然发现，女孩子单枪匹马走天涯是多么危险的事。多少母亲，也正在这样地担心着自己的女儿。当初来内蒙古，我什么都不怕，那是无知。

清晨，不等人们起来，我就起身，整理好衣服往外走。他送我，一脸的满足和快乐。我心里紧张、羞愧得快支撑不住，骑马走在雪地里，失魂落魄的，像完全变了个人。

过了一个星期，那里还在痛。从此，他像是粘上了我，找机会就干那事。我说疼，他说不要紧，都有这个过程，以后自然会好，等习惯了，就会感到其乐无穷。每次，我都觉得那么无奈，他要怎样就怎样。都怪自己从前不留意好好学习生理卫生，一点常识都不懂，以致没有防范才落到今天这个样子，被他弄来弄去也毫无办法，只好忍着疼痛让他做。过去，只知道男女身体的结构不同，女孩上厕所蹲着，男孩站着，现在才知道男女中间还有这样一种关连。中学上生理卫生课，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做小动作，看课外书、画画……男老师红着脸站在讲台上。他刚从大学里毕业，未婚，在黑板上写些什么精子、卵子类的术语名词，很少有人真正弄清意思。下了课，女生们围在一起嘻嘻哈哈，说老师讲的是啥呀，莫名其妙，什么精子、卵子、虫子，虫子钻进虫子里变人，真是乱弹琴，相互指着鼻子，原来你是条大虫子，咱们都成了大虫子，哈哈哈……

谁信大活人是虫子变的呢？

我被学习不认真惩罚了，羞于见人，而他却快活得像换了一个人。

他感叹人生太美了，是因为上帝给男人造出了女人；因为我的存在，他才丢掉了他的孤独感；做男女之事是天底下男人最大的享受；我是他的救星、救世主、最心爱的、宝贝、心肝；他爱我爱得死去活来，而这种爱只有通过肉体的密切接触才能充分表达……

经过了这种事，我的心变得脆弱、敏感，不堪一击。只要他提到别的女性，心里就像尖刀刺那么疼痛。从前，我不会这样小气，为什么现在就完全变了呢？余汝明觉察到了这一点，他讥笑我，说我到底是个女人。原来，他对女性有那么重的偏见。他反反复复地说：女人就是不如男人，女人应当听男人的活。听得多了，我也真的瞧不起自己了，甚至自我批判小心眼儿。可是，批来批去，心还是会疼痛，听见他赞美别的女性，心里依然难受。

难道这是女人的天性？

六

下队两个月，牧场派大车接走所有知青，去集中学习，传达最高指示精神。大家重又相聚在两辆大车上了。余汝明脸皮真厚，紧靠着我坐，就像石梅和文旭那样。他像在跟文旭比什么，文旭拥有的，他也要有。他很得意，满面春风，甚至靠在我身上，毫不在意人们密集的目光。

同学们全都面朝南，坐在马车上说笑，只有我朝北，故意避开大家的视线。马车在呼啸的北风中疾驰。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实在太冷了，我的脸颊渐渐失去了知觉。马车在一座土坯屋前戛然停住，车老板跳下车去，喊大伙儿下来，跺跺脚，活动活动筋骨。

大家一窝蜂似地跳下车去。文旭突然指着我的脸大叫：“哎呀！快瞧，她的脸刚才是红色，现在成了大白脸，真像演戏的小丑。”

顿时，所有的人全都盯住我看。我心中紧张起来，袁大头也叫了起来：

“快吹吹，你的脸冻成冰块了，会烂的，脸皮会掉下来的，没了脸皮可就麻烦啦！”

我赶紧用手摸，脸颊没有知觉，很硬，成了冰块儿，我用手心去暖，却被一双大手捉住了。我惊呆了。这是一个蒙古族老头儿，满脸长着可怕的络腮胡子。他的手那么粗大，黝黑，将我双手捏在一只大手里，另一只手抓起雪往我脸上乱抹，说着生硬的汉话：“不行的，不行的，冻……嘎拉，巴勒怪，脸会烂的，这么样子的，化了的不要紧的。”

我觉得脸上逐渐有了知觉。我知道，脸皮不会掉下来了。余汝明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是他来帮我抹雪？所有的知青全像傻子，不知所措，只会乱喊！为什么喊的人不是他？！他站在一旁，无动于衷。文旭竟然笑我像马戏团的小丑呢。

大家涌进老人的小土屋，屋里烧着热炕，暖和极了。老人的女儿端上热茶。坐在炕角的小女孩解下我脖子上的绿色毛围巾，围在她脖子上，又将她的花格棉头巾系在我的脖子上，就这么交换了，那是临走时妈妈特意为我买的呀，也许这是一种友好礼节，我默许了。

我们喝了热茶，吃了羊油炸果子，从土屋里出来又上车。石梅在我耳边说：“你真傻，她用一条棉围巾换了你一条纯毛围巾，这不值。”我望着她想，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么复杂的问题呢，也许我是真傻，难怪余汝明总叫我“傻丫头、傻丫头”的。

苏子义早就想学赶大车，拍着车老板的肩膀套近乎，问：“师傅，您叫什么名字？”

“官特嘎。”

“哎呀，这名字怎么听起来像棺材板？”

文旭正色道：“你小子，怎么张嘴乱说，这里可是民族地区，说话注意点政策，嘴上别没把门的，放肆！”

官特嘎连连说：“玩笑话，不碍事儿的，上回也是我送你们去的牧业队。”

余汝明立刻说，草原人的心胸就像大草原一样坦荡，才不像咱们内地人斤斤计较，大伙儿听了全都哈哈哈地乐了。

到了场部，我又与其他队的女生们住在一起。晚上，与我顶头睡的宝力格队的小姑娘在打听王大可了。她关心他的每一件事。我是过来人，知道她看上王大可了。她漂亮、大方，有一张娃娃脸，说话奶声奶气。王大可却是个楞小子，人高马大。看来她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王大可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个姑娘已经暗恋他啦。

早晨，女生们都去各自的队里集中了。我和石梅推开大通屋的木门，一股呛人的浓烟扑面而来。肖彬正在生煤炉，其余的人全都躺在炕上没起来。苏子义尖叫一声：

“牛犊，你小子臭积极什么，没把哥们儿我给呛死，瞧你小子就是个‘修养派’。你想好喽，这么表现又没谁发展你入党啊。”

“哎！苏子义，你少打击人家的积极性，都像你这造反派脾气，谁给咱们生火、烧茶喝呀。”袁宁边打着哈欠边说。

“你他妈的袁大头，”苏子义马上顶回去，“咱们走着瞧，找机会露一手给你看看。我说牛犊哇，我这就不打击你的积极性了，你继续生炉子做好事吧，您哪。”

肖彬默不作声，依然忙碌着。他一双大眼睛很漂亮，双眼皮似荷叶一样精致。

屋里有了暖气。刘旺生和祁勇也起来帮着烧茶，去食堂打早饭。李世聪说胡敏放屁太臭。贺佳说闵欣欣夜里咬牙吓死人。王大可说祁勇半夜说梦话喊妈妈，大男子汉还离不开娘，真丢人。

大伙儿边说边起来洗漱、吃饭。“造反派”吃“修养派”打的饭，边吃还边说闲话。文旭说，肖彬、刘旺生、祁勇冒着唇枪舌弹坚持学雷锋做好事，令人感动。大家都说，屋里住着“修养派”实在幸福，由于平凡而伟大的牛犊的存在，所以屋里是暖和的，漱了口就有饭吃。一片怪声怪气的赞美声。

学习是读报纸、闲聊天似的讨论。

带队干部魏国栋说，同学们刚离开北京城不习惯，集中起来休整体整。大家抱怨魏国栋在北京说的话不算数，报纸一两个星期才到几份，耽误了知青及时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魏国栋应着，眨着死鱼一样的眼睛，点头哈腰地退出门去。文旭说，这家伙是个滑头，在北京时的许诺，一件也落实不了。

这次集会的议论不再空洞，大家带来了有趣的消息和见闻，尤其是宝力格队万羽的爱情故事。万羽早熟，一来就单恋上了额仁戈比队的林倩倩，说她文静贤淑。万羽爱得不能自拔，斗胆向她求爱。不料，林倩倩一身正气，当场批判万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遭到如此无情的拒绝，万羽痛不欲生，为了表达真挚的爱情，他决定上吊，死给她看。他跑到场部外，在一棵孤零零的小树上，挂了一根裤腰带，准备自杀。同学们扑上去，左劝右劝，终于劝了下来，没想到他以死示爱的壮举，竟然没能打动芳心。林情倩坚定不移地与他划清界限。万羽悲痛欲绝，说女人最可恨，个个心狠如铁，发誓此生此世再不找女人，干脆当和尚。为了纪念万羽为爱情上吊的壮举，知青们给那棵小树命名为“万羽上吊树”。

从此，“万羽上吊树”成了巴音宝力格牧场的一大景观，孤零零地伫立在空寂的大草原上，老远便依稀可见，已是本地辨别方向的路标。

这次聚会，大家成了真正的玛力沁（蒙古语：牧民），纷纷谈及自己的放牧经历，说最要命的是语言障碍，总是把“同志”（努和勒）和“牛”（乌呼噜）弄混，把公牛母牛说成男牛女牛。一席话，笑得房东阿娘直喊肚子痛，大家也在炕上笑得前仰后合。

胡敏带来了重要新情况，严肃而神秘地说：“告诉各位，这里有潜伏的苏修特务，我亲耳听到敌台的发报声！”

大家睁大眼睛，停止了谈笑。

他伸长脖颈，张着手指，压低嗓音，神色严肃地说：

“我听到奥玛额吉（额吉：老妈妈、老奶奶）家有发报机的声音，十分清楚，绝对没错。奥玛额吉一定是潜伏的苏修特务！”

没有人附和。

余汝明半眯着眼睛，嘴角露出嘲笑。文旭哈哈大笑，嚷了起来：

“行了吧您那。胡敏，你真他妈的神经过敏。什么苏修特务，一个老实巴交的牧民老太婆，知道什么发报机？你准是听错了，那是半导体收音机。你那叫什么耳朵，听哪儿去了？你小子整天神经兮兮的，就欠挨骂。”

大家也全都哈哈大笑起来，说胡敏这小子有毛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再绷要断了。胡敏一本正经地说，可能是听错了，也许是半导体收音机，又说，真逗，高原上无线电波特灵，半导体可以收到各种电台发射的信号。

余汝明道：“废话少说，咱们谈谈牧场的运动情况吧。”

大家静了下来。

文旭说：“据说牧场的‘走资派’很有手段，专门收买民心，把自己的家办成了‘51号兵站’，成了牧场的免费招待所。那个走资派的老婆也很有一手，用吃吃喝喝拉拢贫下中牧，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保他。反他的人外来户居多，主要集中在牧场场部。‘文革’一开始，外来户就成了造反派。从阶级观点和扎根思想出发，我们当然应该站在绝大多数贫下中牧一边，但是他们保的正是牧场的走资派。对于这个走资派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组织人去外调，最近毛主席又发布了最新最高指示，就是要让革命干部亮相，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

余汝明说：“对！革命造反派要敢革又敢保，对真正的革命干部，就是要大胆保护他们嘛。但是，必须经过严密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参与牧场斗争的第一步就是调查研究，全面接触，包括接触牧场走资派——第一把手朝鲁书记。”

王大可立刻赞同：“对！我说哥们儿，咱们今儿就去朝鲁书记家的‘51号兵站’，吃吃大户怎么样？”

“对！吃大户，再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袁大头响应着。

余汝明和文旭相视一笑。

大家一窝蜂似地开进了牧场最大“走资派”朝鲁书记的家。开门的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婆，身穿蓝布长袍，裹着白布包头，两条细短的小辫子垂在胸前。她一声不响，因此没人注意她。同学们进了屋，穿着鞋就上了炕，密密麻麻的，都盘了腿，像坐蒙古包的地毡一样坐炕上。朝鲁书记也盘着腿，与大家坐一起。他是个黑脸中年汉子，额上布满皱纹，身材瘦矮，穿着蓝色中山装，像个小老头儿，一口生硬的汉话，十分平易近人，一点儿不像走资派的样子。他三言两语就跟这些造反精神十足的北京知青混熟了。大家忘了来的目的，与他天南海北地聊起来。他很健谈，与沉默的外表很不一致，无论说什么，他都能说出一大套，常常语惊四座。此人不是等闲之辈！聊到后来，知青们竟跟他拍着肩膀称兄道弟。几个坐在墙边的牧民也松了一口气，笑逐颜开。

那瘦小的妇人站在炕下，默默地在烧奶茶，做烤饼，用小刀将奶酪切成小块，将十几只景德镇花瓷碗在炕沿上排一溜儿，分别放上炒米、炸果子、奶酪块、黄油，然后倒上奶茶，双手捧着茶碗，一只只端到每人手上。她怜爱地看着每位知青，直到大家吃掉她做的食物。她做的炸果子真是太好吃了。这群狂妄的年轻人，端着香奶茶讨论国家大事直到太阳偏西。

天色沉暗下来。

瘦小妇人点燃了一盏羊油灯，照得小屋通亮。

羊粪砖火在炉里燃得乱响。窗外，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屋里却热得脑门冒汗。大家都脱去了皮得勒。有人悄声问，朝鲁书记的老婆怎么还不回来？文旭指着瘦小妇人道，这位就是！这位其貌不扬的老太婆就是牧场头号走资派的夫人？我细细端详忙碌着的老妇人，其实她并不老，大概是大操劳才显老吧，我又看着朝书记，他怎么会爱上这样的女人！

她叫莲花，结婚多年不育，牧民们称她阿嘎。莲花阿嘎瘦削的脸黑脸黝的，厚唇，额上聚集着深深的皱纹，头发稀疏，面无表情，胸脯扁平。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牧区妇女了，毫无光彩照人之处，怎么会是牧场的妇女主任——惟一的女共产党员？看来看去都不像。可是，为什么牧民们那么喜欢她？在牧业组里，早听了几车子她的好话，每当提到这位莲花阿嘎，妇女们眼里都会满含敬慕的光彩。她们都由衷地爱戴她，说她是天下第一好人，为什么？

当晚，余汝明和文旭干脆留宿在“号兵站”，与朝鲁书记聊到快天亮。

早晨八点，照常学习讨论。正讨论得热闹，有人报告说，后山上发现一具男尸。大家不开会了，纷纷往后山上跑。爬上山坡，见有几个空油桶，男尸静躺在大油桶之间。他穿着北方汉人的黑棉袄，已经冻成了冰疙瘩，黑红的皮肤透亮，像蜡制的假人，身上脸上落了薄薄的一层雪沫。韦强说他叫嘎森，是个车老板。几天前，知青买粮车到场部，嘎森求韦强代写告状信。韦强推托说不了解情况，不乱写状子。他说他写状子是要去旗里告一个人，去了旗里，旗干部说他身份不明不受理，他便跑回场里开了个介绍信，揣在棉衣兜里。当天晚上，他便上吊死了。

车老板去喊韦强救人，说嘎森自杀了。韦强不信，去看尸体，舌头吐得长长的，身子已经僵硬。韦强在死者的棉衣口袋里找到了那张上访介绍信，说一定不是自杀，是他杀。因为出事那天晚上，大车班的炕上坐着好几个车老板，喝酒打扑克。嘎森说出去上厕所，才一会儿的工夫就在外屋上吊死了。里屋那么多人，竟然没发现外屋有动静？奇怪。

胡敏紧张得眼睛都对在了一起，说：对，可能是嘎森发现了什么人的秘密，被杀人灭口的。说不定，咱们就把这案子给破喽。

韦强说没那么容易，那天嘎森找他写状子，手抖抖的，像是怕什么，而且不告诉到底是告谁，很蹊跷。胡敏说这儿阶级斗争真复杂，真是个锻炼阶级斗争本领的好战场。袁宁嗔怪胡敏胡诌。胡敏说，这里情况过于复杂，超出了智力范围，应当留待专门机构调查。苏子义说他说话像放屁，现在公、检、法全乱了套，谁会管这事？

余汝明和文旭都说，弄不好就成了悬案，他死的不是时候。

大伙儿围着男尸议论了很久，见天快黑了，便都哈着气跑回去了。

屋里，张松林守着火炉子，咧着厚嘴唇吱吱忸忸地唱歌。他嗓子不好，却唱了一支又一支，从语录歌到样板戏，没完没了。

喝着茶，余汝明当众笑我取了一个蒙古族名，笑其他队的知青们都在取蒙古族名，什么那仁松月、那命呼、乌兰克月、那仁花儿呀什么的，搞极左搞到内蒙古来了。“文革”初期，北京就刮起过改名风暴，咱们艺校很多人也改了名，什么一兵、卫东、卫红、学军、卫华、爱国，还有的干脆就叫革命。红鹰的原名叫淑英，她说太文质彬彬，不符合革命要求，便改了名。我原名叫洪彬彬，更是犯了忌，也改了，叫长征，多么符合革命化标准。现在，又请牧民起了个蒙古族名叫那宓呼，译成汉语，就是“党的孩子”。要说改名的风源，还是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呢。他亲自替一个红卫兵小将改了名，叫“要武”，于是，全国上下都开始改名，闹得派出所里一片忙乱。

余汝明嘲笑改名，看法早就与众不同。

这时，大屋的门被推开了，钻进一个拖着鼻涕的小男孩，两只黑眼珠向屋里乱瞄。他身后跟着一个胖女人，满脸的好奇，仔细地检阅每个知青的面孔，刚刚退出门去，又进来一个满脸胡茬子的男人，同样死盯着每个人的面孔。这是一家子人，已经不知来过几回了。韦强说他们的外号分别叫小苍蝇、母苍蝇和公苍蝇，乱串门是他们全家的业余爱好。无论去哪儿都串，无论是造反派、保皇派还是中间派，他们都粘。正说着，门又被推开了，这回是个戴狗皮帽子的虎头虎脑的男人，长得粗眉大眼，膀阔腰圆，强壮的身躯将对襟小袄撑得紧绷绷，脚穿一双翻毛大皮靴，大摇大摆走进屋来，坐在炕沿上，自我介绍叫桂克勇，贫农出身，在牧场打短工，是工人阶级，响当当的造反派，要知青们支持他的造反队伍，一起干。他说话干脆、爽快，立即获得知青们的好感，围住他谈个没完。王大可高兴得直叫，好、好、好，可来了个牧场的百事通。正谈得热闹，又进来一位相貌堂堂的男子，一脸正气，迈着方步，摆出一副杨子荣的架势，脱下白板羊皮短大衣，也往大炕沿上一坐。他身材适中，被中山装衬得十分精干。桂克勇不屑地哼了一声，抬起屁股就走了。这些人出出入入，像走马灯似的。那个一脸正气的男子自称韩智圣，是拖拉机手，从驾驶学校毕业工作了许多年了，代表牧场真正的工人阶级，那桂克勇只是来场里打零工挣钱的，他造反是泄私愤，恨朝鲁书记不借给他钱。韩智圣希望知青们支持他，跟牧民们一齐保朝鲁书记。这韩智圣读过几天书，说话头头是道，很快就与知青们越谈越投机。我和石梅见天已不早，便回女生屋去休息了。

学习班结束后，余汝明说带我去个地方，听听高水平的“再教育”。他说那人叫那日松，是牧民里最博学的人物，一肚子蒙古历史和民间故事，最爱评论时事政治，号称草原上的马克思，牧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那克思”。

我跟着他绕到一座土坯屋前，敲开陈旧的木板门，一位美丽的汉装姑娘开了门。她梳着黑亮的长辫子，扎着绿绸带，身穿小花短袄，白净的圆脸上闪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五官俊秀，透着灵气。她大方地笑着，高喊：“阿爸，苏和同来了。”

我们进了里屋，只见一张靠背椅上坐着身穿蓝中山装的老人。他长着典型的蒙古族人方脸，高颧骨，上唇上一抹浓密的胡子，胡须两端可笑地向上翘着，像阿凡提。一见到余汝明他就开心地笑了，看来他们已经混熟了。他的老伴儿也是一身汉装。她请我们上热炕坐下，并端上茶来。余汝明跟老人开始聊天，老人谈古论今，出口不凡，令我惊讶万分，真想不到在千里草原深处，还有这样的人。他说，我听说你们北京知青特别关心牧场的运动，是吧？你们还是少参加的好。我看当今，运动来运动去不过就是争夺那个皇位。看场里那些人打倒走资派，不过是想打倒别人自己上台。上头的人这个打倒那个，鼓动老百姓，照我说，年轻人，咱们老百姓去瞎掺乎什么呢，还是老老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吧……

这个贫下中牧，太与众不同了，怎么能这样评论文化大革命呢？他为什么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成是争夺皇位呢……我扭头看看余汝明，他听得津津有味儿。他说，别看他用词陈旧了些，但是一针见血。

老人严肃地说：“驾罗苏和同（年轻的学生），你们千万要听老人的话。我们吃的盐比你们吃的小米子都多呀。别太自以为是，免得以后吃亏。”

余汝明连声应允。

他与老人谈了很多很多。临走时，我看见墙上挂着的马头琴，请求老人拉给我们听。那日松取下琴，调好音，拉了起来。悠扬的蒙古族音乐，韵味无穷，旋律优美，我听得醉了。告别那克思和他的美丽聪明的女儿桂花儿，我耳畔一直索绕着马头琴声和桂花儿咯咯的笑声，很久很久。

七

自从学习归来，余汝明天天往我这里跑，说是再也离不开我。一天，我正和尼玛阿娘忙碌着，她的养女桑淇尔回去探亲，于是，我们更忙了。不久，余汝明也来了。他一边喝茶，一边看我们做事，说他才发现许多牧民家的老大都是养子，这似是本地风俗，结婚未生孩子的人认为将别人的孩子养大了，就引出了自己的孩子。他感叹蒙古人的开通，什么都公开化，养父母不隐瞒养子的身份，养子每年可以探望亲生父母，探亲后自觉回到养父母身边，自自然然，不像咱们汉人，抱个养子便东躲西藏，谎称亲生，一旦秘密泄露，寻死觅活要找亲生父母，甚至置多年的养育之恩于不顾，太狭隘。说着，他压低声音说：“长征，咱们已经定了关系，你就应当去我那里嘛，别让我一个人老往你这里跑啦，让人看着我这人怎么这么贱，以后你来我的包，让人感到你在追我嘛，懂吗？你来吧。”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他为什么要人们认为是我在追他？！

一个女孩子追男人不是更贱？而且，明明是他一直在向我求爱求婚。好汉做事好汉当。一个堂堂男子汉，为什么要这样？我才不干呢！他的心太深太深，我看不懂。这样做，难道也是崇高的革命需要？我开始隐约地感到其中的可怕，然而，却不敢细想，更不敢照他说的去做。

他依然三天两头跑来，坐在包里不走，话还是那么多，只是转了话题，大道理转成了小道理。

有一天，他郑重地说，做夫妻要相互坦诚，他要告诉我他心中最爱的人，他说他的最爱不是我，是我们学校的白露萍！白露萍曾经追求过他。他深知她爱他。她长得那么美，美得冷酷。她天生贵妇人的气质，可惜生不逢时，投错了娘胎，生在资产阶级家庭，即使她才气横溢，天资再高，也注定了没有前途。他说她那么孤独、寂寞，常看见她一个人在图书室里借些世界名著看。她专注地坐在那里看书，不怕别人说她看资产阶级的书。他半闭着眼睛，想象她躺在床上，捧着书想心事的模样。他心疼她。他幻想着她生命中的一切。他说他爱她，她才是他理想中的爱人呢。但是，她是难吃到嘴的天鹅肉，只能想，不能娶来做老婆，可是，他的心永远只属于她！

他说着，像面对一段木桩，眼里放射着欲望的光。我是活人啊！难道他不知道我是有思维的人，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他已经跟我是那种关系了，却现在才告诉我——他真正爱的是别人！我的心受伤了，伤得很痛很痛。他的故事一点儿都不好听，我想哭！

我忍不住问：“你既然那么爱她，为什么不向她求婚？我不如她，你又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他摇摇头说：“傻丫头，说你傻你真傻，娶了她就等于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对于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政治前途就是生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了理想，我不能不忍痛割爱。我找你是因为你有过硬的出身，唉，你要是白露萍就好了，白露萍的头脑，你的出身，我需要一个政治身份很硬的妻子，这是革命需要，懂吗？妻子不等于爱人，娶了你，我会与你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但是，我的心只属于她一个人……唉，看看，你是什么表情，你的表情真让人失望。”

我将眼泪吞进了肚子里。

他又说他少年时代的青梅竹马是邻居的女孩玲玲。玲玲身材苗条，人很漂亮。当他生病卧在冰窖般的黑屋里等死时，窗口常常出现她的面容。她甜甜的笑像阳光照进来。看见她，就像看见了希望。在病中，他幻想娶了她。她的笑声总是留在他的耳边。后来，玲玲去远处上学，他就与她疏远了……

他还讲了一位女性孙胜利，是他在“文革”中认识的最具有权威的女领袖。她太有本事了，男人不能与她相比。她是个四川妹子，造反女司令，手下一群男兵男将，她一呼百应。将来，她会帮他闯天下。如果娶了她，可以拉一大队人马一齐反修防修。她绝对会对他百依百顺，可惜，她太缺少女人味儿，整个一位母夜叉……

还有那个歌剧团的季茵，是哥哥的情人，他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得很深。哥哥爱她，但也爱嫂子林思韵。他不能舍弃爱妻。他知道哥哥思恋季茵。他爱哥哥，为了哥哥的爱，他本想娶她，好让哥哥可以跟她在一起，他不会介意她对他的不忠，他会给她创造条件，让她与哥哥在一起，只要哥哥高兴。他说，他的思想是真正属于共产主义的，不自私，女人也是财富，当然也可以分享，他不会计较，为了哥哥，他可以做到舍弃一切。但是，后来他没有去追季茵，是因为季茵有了男朋友，她与哥哥分手了……本来嘛，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旧了可以换，断其一肢不好活，哥哥当然比妻子更重要。

“妻子如衣服”——那么，他指的是我吗？我是可以任他随时脱掉的衣服吗？爱是什么？爱是痛苦，我的心像被他用刀捅得到处是窟窿，到处在痛。他说爱情最幸福，但是，在我心中，爱情像恶魔缠绕，疼痛难当。不然，爱神丘必特会用箭射穿人的心脏，血肉做成的心被穿透，难道不痛吗？爱就是跟痛联在一起的，使我的心一开始就痛得这么厉害。这些痛，只有我一人知道，我的爱，我的初恋从开始就充满了苦痛！没有人抚慰，更没有任何人可以述说。从前，我心中没有秘密，人人说我像一块水晶，现在有了不能告人的事，心憋得快要炸了。夜里坐在哈马车里，望着寒空中的冷月，一切心里话只有对她说……那时，我发现高原上的月亮比内地的大。

队里要将畜群分给知青独立放牧，组长让我与余汝明同放一群羊，他放羊我下夜。他喜形于色，说这是组长尼玛阿娘有意照顾咱俩，人家蒙古人开通着呢。他说他才不怕别人说什么呢，脸皮厚没坏处，为别人的闲话难受是傻蛋。他让我也要像他。那不可能。我知道，我与他的所做所为已经出了格，一切都在莫名其妙中发生了，发展了，自己已经不知所措，事态的发生又全在预料之外。只有像他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什么话也没办法说，稀里糊涂等别人安排。组里分给我俩的羊群是恩布赫的那一群。夜里，羊群就卧在他的营盘的羊圈里。我给羊下夜，就要去他的营子，每天走去很麻烦，组里就将我的行李搬到了他住的思布赫的蒙古包，恩布赫家里人多，很挤。但是，他的蒙古包是巴音淖尔最大的，是从前巴音宝力格这一带最大的喇嘛海力布的蒙古包。一九四六年，蒙古宣布独立，海力布大喇嘛迁徙到蒙古去了。恩布赫的阿爸、额吉是大喇嘛的仆人，自然随主人走了，除了会做活儿的大哥，丢下了所有的儿女。老喇嘛将他的蒙古包留给了孩子们。恩布赫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孩子，他十几岁就早早娶了挝姬阿娘，将两个小弟弟巴岱和巴图拉扯成人。挝姬阿娘自己又生了三个孩子，一大家人住在这个大蒙古包里，现在又加上了我。牧民们将我的行李放在了余汝明一边，天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草原太大，太野，大自然。我与他住在一起，也那么自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他说什么道德不道德，都是假圣人们骗老百姓的玩艺儿。文化大革命嘛，当然要革掉一切旧道德。连住在一起的勇气都没有，还当什么革命者？他的大道理太多，说得我已经不认识了自己。他说我傻，是真的。从前，我误以为自己聪明，当过中南“八一”学校的少先队大队主席，还当过团支部书记，总是管别人，现在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又没主意，任人摆布，十分无奈。

我变了，变得精神恍惚，心事重重。

从前那个开朗愉快的我哪儿去了？

他似乎觉察了。他说他要完完全全征服我，占领我，包括我的思想。放羊时，他常带着一本《唐诗三百首》，要我背，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诌。这样做，我很难受，但是，我喜欢听他讲诗，吹诗。他说写诗就要传神，意在言外，不平铺直叙，说《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诗比宝钗、宝玉的都好。他要我读湘云教香菱作诗那段，要像香菱那样学作诗。他还要我读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说这部长诗写得太美了。于是，忙完牧业活儿，我天天跟着他的意志做精神长跑。我觉得很累，真像活受罪，一点儿也不浪漫。可是，我还是喜欢听他讲诗。

那天放羊。我俩将羊群撒开成一片，羊儿在蓝天下静静地吃草。我依偎在他身边，望着他的脸，倾听他谈诗。他望着夕阳西下，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领袖已近暮年，如同将落的太阳。那些说太阳永不落的人是口是心非。世上万物都在运动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说实话。太阳快落了，谁将继承他的事业？告诉你吧，我就有这样的气概和胆略。那么，就必须千锤百炼，劳其筋骨，强其心志，野蛮其体魄，然后方可担当大业。遥想陈胜当年，不过是无名小卒嘛，却说：“燕雀安知鸿鸽之志哉？”现在，我就有这种心境。傻丫头，你不是想革命吗？跟着我就是跟着革命。为了中国不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要加倍努力呢，你说是不是？我的傻丫头。

他把我拥在怀里，吻住我不放。我不再反感，也不会反抗。我被他巨大的思想包裹住了，完全被他征服了。是的，为了这么伟大的理想，我会与他同生共死，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吻够了，他就深情地望着我说：“傻丫头，有了你就有了灵感，爱情会创造奇迹。让我们一齐去追赶落日：‘驱马扬鞭逐落日’，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你看，那天边将落的太阳，被乌云隔作两半：‘云切半日圆’，那轮太阳像红色的圆盘，不，圆盘大俗，此时，太阳红得像熔化了一般。太阳本来就是一团火焰，给周围的星球带来光和热，给予万物生命，太阳上岩浆的温度高出熔化的铁水，对！它是一丸熔金。这样形容太阳，是我的新发明。鲁迅说，唐人将诗歌全写尽了，后人的诗再也赶不上唐诗，就是因为所有的万物全被唐朝诗人写遍了，所有的形容词都用滥了，再无新奇可言。现在，我的这个形容超越了唐人，没人用过‘一丸熔金’ 。 ”

此时，羊群的前锋翻过了一座小山坡。余汝明站起身来，拉我上马，将羊往回赶。羊儿随着我们鞭子的指向缓缓前行。

骑在马背上看落日，又是一种感觉。

他望着羊群说：“现在我们牧羊，以后我会牧人呢。牧人比牧羊可要令人兴奋得多呀。”

言罢，余汝明大喊一声：“傻丫头，咱们赛马！”他大呼大叫着，挥舞马鞭，狂奔而去，朝着日落的方向。我紧紧相随。他一边狂奔一边回头大喊：“傻丫头，你追不上我，我要追赶那轮落日，不等它落就追上它！”

他太浪漫了，浪漫得像个疯子。

我赶上他，叫他回营盘，天一黑，气温立刻会下降，别迷了路，他大声地说：“大诗人李白为什么疯，疯狂的人才写得出好诗，有才的人才会狂妄。”我说：“我看你也很狂，表面装老实。”他哈哈大笑道：“所以谁也不了解我，只有你傻丫头知道我的内心，真可惜白露萍不在啊！她要是听到我的新诗一定会赞不绝口的。”

他最后这一句话，立刻让我又掉进深深的痛苦中。我默默地跟他回到营盘。羊群自己进了圈。恩布赫迎了出来，责备说，这样让马狂奔出汗在冬天最忌讳，气温一下降，马会冻出病来的。伤了马，明年春季接羔就会受影响了。

我们太不懂事了。余汝明的表情也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要过春节了。

知青的蒙古包终于发下来了。从官特嘎的大车上搬下来许多的新毡子、新哈那。牧民们用马鬃搓绳，架起了几座崭新的知青蒙古包。知青纷纷住进了新蒙古包，依然习惯地以原来学校为单位分包。文旭、石梅他们包还有韦强、秦跃和闵欣欣。北京中学生里的四三派也被称为拆台派，几个拆台派知青组成的新包立即被美誉为“拆匪包”，包里住着王大可、袁宁、苏子义、张松林、雷幼月和李世聪。被苏子义骂成修养派的肖彬、贺佳、祁勇、刘旺生以及神兮兮的胡敏住一个包。

牧民们在恩布赫的包旁搭了座新包。姜志毅放马，暂住马倌的地窝棚。童君和杨亦森说，还想体验牧民生活，暂不自立门户。恩布赫家里太挤，便帮余汝明和我将行李搬进了新蒙古包。我和余汝明就这么稀里糊涂住在了一起。

在内蒙古草原过第一个春节，巴音淖尔的知青们决定要好好热闹一番。拆匪包提议，将两个蒙古包相通扎在一起，空间大些，足以容下二十一个人。大伙儿谁也不想少了谁，要过个团团圆圆的大年。于是，群策群力，扎好了葫芦型的蒙古包，集中全部知青包的炊具：锅、碗、勺、盆，四张小炕桌分别排列在两个包里，同时点了四盏羊油灯。春节，特别照顾每位知青，发了两斤白米。知青们每人拿出一斤，给原来的房东，余下的凑在一起做年夜饭，还有场里发的冻白菜。袁宁妈妈寄来的野山椒、酱油膏，也被大家共了产。自封一级厨师的苏子义掌勺，用冻白菜和羊肉这么单调的材料做出了许多菜肴，令人眼花缭乱。大伙儿昂着头，像灌水一样大碗地喝酒，大块地吃肉，打牌、讲故事，熬大年夜。

牧民包前摆放着冰灯。冰灯是自制的。里面燃着蜡烛，将大年夜装点得很热闹。可惜，知青们知道得晚了，来不及做了。

男生们在比赛喝酒，喝卷了舌头。祁勇的薄脸皮又红了，开始哭泣，说想妈妈，想爸爸，想奶奶……张松林卷着舌头说，大丈夫四海为家，干嘛婆婆妈妈，女人才哭呢。袁宁喝得大脑袋直晃，指着我和石梅说，不对，女人没哭。刘旺生说，“她不哭，她是北京小联动，那么厉害，哭什么？”我说，“我不是小联动！”我也灌了一碗酒，立刻花了眼。文旭说：“大年夜的，别再谈什么小联动。不管什么小联动、老兵、修养派、造反派、四三、四四、天派地派，今儿全解散，到草原，到咱们这个葫芦包里就全串在一起了。长征，你别生气，小联动就小联动，咱们这儿没人讲这个，今后谁也别提什么他妈的这派那派的，只有一个大联合派，跟贫下中牧一齐保朝鲁……你……你说是不是？”他也卷了舌，言语不清。

大家全都说：“对！大联合！”

苏子义抬起尖下巴，接了文旭的话，怪叫着动员大家打牌，谁输了罚喝酒。

余汝明打牌很少输，大伙儿不服气。打牌时，他输了便要成倍地罚喝酒。喝到半夜，大家全红了脸，花了眼。有人原地倒下，睡得鼾声大作。惟有他的脸色是苍白的。苏子义大叫：“你们看，余汝明整个一个白脸曹操，喝酒不上脸。”袁宁说：“喝酒不上脸的人有心计，上脸的人心诚。文旭脸红了，他心诚。余汝明，小白脸，今后得防你一手。”

余汝明冷冷一笑，也不还嘴。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过大年夜说大实话，谁也不介意。王大可笑够了，英俊的面容一绷，持起袖子，亮出胳膊来，让大家瞻仰他的肌肉，说：“哥们儿，咱这块儿够不够大？”借着酒劲，他向余汝明挑衅，说要比试比试。

余汝明苍白着脸应战了。大家给腾出一张小桌，两人摆开阵式。别看余汝明身板并不壮实，腕子却很粗，手掌很大，手背上青筋纵横。他们掰起手腕来，久久相持不下。王大可憋红了脸。余汝明不动声色地坚持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大家停止了游戏，全都围过来看比赛。王大可拧紧浓眉，紧闭双唇，使足了力气，猛摇几下，两只手狠命一压，没有取胜。余汝明坚持着，一咬牙，猛地将手腕朝怀里用劲，王大可整个身子便随之朝他怀里倾倒了，脸也憋成了紫红色。大家一齐起哄道，没看出来，老余大白脸还真有尿。于是，纷纷与他比掰腕子。他依然一一取胜。文旭也上来比一比，二人不分胜负。比赛结束后，大家又继续去打牌。

包外大雪纷飞，包里炉火正旺，人人脱掉了皮袍湘袄，穿着毛衣。石梅的花毛衣织得真好看。她很惹人注目，两只长辫子垂在肩上。她真漂亮。

胡敏跟王大可又拌上了嘴。胡敏说王大可在北京是四三派拆匪，混不下去跑内蒙古来了。王大可说胡敏是修养派，“黑修养’教育出来的人，没头脑，假惺惺，沽名钓誉，整人整得最凶。胡敏伸直了细脖子说，再怎么沽名钓誉也比当流氓好。王大可圆睁一双俊眼说，打打架，骂骂人不算流氓，玩女人那种下流货才叫流氓。胡敏说，总而言之，拆匪就是一群匪徒。王大可就着手扒肉，大碗大碗地仰起脖颈喝酒，酒量惊人。他说：“匪徒比流氓好。匪徒就是造反者，当今造反有理。”

苏子义刚一插话，就被打断了。王大可叫道：“苏子义，你少攻击人，你还不是当过老保，跟着人家红五类屁股后头跑，等别人造反派得胜了，你小子又造反，整个一个大滑头。”两人嚷嚷了一气，又言和，直着脖子干了一碗，喝得直翻白眼。

就这样，知青们一同度过了草原的第一个春节，直到尽兴而归。


过了年就长了一岁。牧民们表扬我们巴音淖尔的知青劳动表现好，小白脸变成了大黑脸。原来爱干净，现在还不如本地牧民。

恩布赫说：“苏和同厄努勒，哈不哈勒（知青的脸孔黑透了）。”

我决定出去借本书来看看，也看看同学们是不是像牧民说的那样 “哈不哈勒”。

我骑了我的阿力克，直奔拆匪包，进了门，满包的烟，呛得睁不开眼，等浓烟渐散才发现晃着几个人影。这时，雷幼月提了茶壶放在铁炉子上。他的手背黑得像叫花子，翻过手心是白的，不晓得多久没洗过。寒暄之后，才知道他们连早饭还没弄好。李世聪在埋怨苏子义吹牛。苏子义在骂袁大头大懒虫。原来，这哥儿几个还没睡醒呢。我呛得受不了，借了本内部讲话资料，便告辞出来，骑了马去杨亦森那里，记得他有一本小说。

跨入蒙古包，杨亦森正坐在包中的小桌旁，收拾着套马竿子，将羊肠鞭梢牢牢绑在竿上，那架势，像个有经验的老手。他一面眯眼瞄它绑得直不直，一面说：“坐吧，要喝茶自己倒。有手扒肉，自己动手，吃。”

我从食品架上端下盆子，盆里有一只刀削过的煮羊头，两眼被挖成了洞，一把锋利的蒙古刀插在上面。我倒了碗奶茶，然后抽出刀，削下羊头嘴边的皮肉，一片片放奶茶里泡热。一抬头，看到靠门的哈那上横插着一根木棍，上面挂着一排羊头。羊头个个半睁双眼，我顿时打了一个激灵。杨亦森看在眼里，诙谐地说：“有何感想？人这种动物呀，跟狼一样吃羊，不过是吃得比较文明一点而已。”

他的目光转向血淋淋的一排羊头，憋细了嗓音说：“伙计们，别见怪，谁让你们没本事吃我的，对不起了呀。”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逗得我直想笑。我想，是啊，这就是大自然中的生存竞争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杨亦森点燃了大烟斗，一口一口地抽起来。我说：“你怎么还敢叼烟斗？”

“那当然，吸烟怎么了，毛主席还吸烟呢，谁敢说是流氓行为？再说了，咱又不是常抽，好玩而已。”

说着，他起身去哈那墙边翻找我要借的书，边翻边说：

“听说咱校全去了张家口那边，又在抓什么现行反革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打成了嫌疑犯，全是你揭发我，我揭发你弄的。其实，哪儿来那么多现行反革命，全是瞎胡扯，群众斗群众。咱们幸亏没跟他们一起去，不然现在也正在斗来斗去的，你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和和气气坐一块儿说话了。明知别人不是反革命，昧着良心整人，到头来自己也挨整，乱成一锅粥，多没劲！现在咱们这儿多好，都是扛大活儿的穷知青，离家在外，不相互帮着点，日子怎么混？”

我点点头，心服口服。

我揣着借到的《叶尔绍夫兄弟》，骑马回了自己的营子。余汝明一脸阴云，进包就问：“你去哪儿啦？”我拿出书来给他看。他一脸的不高兴，叫我以后少去串门，要守妇道。我不懂他说的“妇道”是什么，反正以后少串门就是了。他说以后想串门，一定要跟他一起去。我答应了。我发现，我不自由了，有人在管我。

天没黑尽他就点了灯，拿出一瓶二锅头来。我忙着弄菜弄饭。姜志毅来了，他俩拿碗斟满酒对饮。渐渐地，余汝明有了醉意，恨恨地说：“袁宁这小子说我像白脸曹操。曹操有什么不好？说老实话，我还真欣赏曹操，诸葛亮也不如曹操聪明。凡有一技之长者，他都任用。只是，曹操太保守了点，只敢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敢自己出头当皇帝。曹操重心计，被称为奸雄，奸雄也是英雄嘛。他是大智者。我欣赏他的宁负天下人，也不愿天下人负我，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管他什么忠奸，那都是封建的东西，全要扫荡。什么正直、情操、人格、信义，全是扯淡。曹操就不管那一套，兵不厌诈嘛。曹操小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向父亲装死，这不叫狡诈，这叫智谋。无论使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就是最高标准。”

姜志毅认为，做人还是要正直些好。我也同意。他一脸的嘲笑，喝着酒，说：“你呀，你讲道德，大傻蛋，糊涂蛋，臭鸡蛋，最后怎么样？少来资产阶级那一套，不行哟。像我，就不会犯什么路线错误……”

渐渐地，他口齿不清了，困了。

八

巴音淖尔的知青们坐满了拆匪包。

羊油灯下，余汝明和文旭正翻着厚厚的调查报告，与大伙儿讨论朝鲁书记的历史问题，上面写道：

朝鲁：男，蒙古族，四十五岁，中共党员，出身：三代奴隶。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一师……

文旭综述着多日来大伙儿汇集的调查情况，说：

“据反映，朝鲁调到牧场工作后就将原牧场八万牲畜提高到十四万。他执行阶级路线，维护贫下中牧利益，使原来没有畜群的贫苦牧民得到放牧权利，对牧主实行团结改造政策。有人称，朝鲁书记与上层牧主、世袭贵族交往密切，阶级观点不清。据我们调查，是因为朝鲁兼职统战工作，执行党的边疆地区的民族政策，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有关规定。咱们调查牧场三个牧业大队的广大贫下中牧，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绝大多数牧民认为朝鲁是好干部，因此牧民们才成立战斗队保他……”

哈那毡壁上，人影晃动。人人都在努力发表高见。当各种意见发表完毕，余汝明眼睛里闪出狡黠的光，侧身与文旭低语。文旭点点头，对大家说：

“经过知青广泛的内查外调，基本得出一个结论：朝鲁书记是个有缺点的好同志，根据毛主席的‘革命干部要敢于亮相’的最新最高指示，我们要敢于保护真正的好干部，及时让他们亮相，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让他们在搞好阶级斗争的同时，抓好生产。因此，我们决定，我们巴音淖尔的知青保朝鲁书记，不要怕当‘保皇党’。还有没有反对意见？”

无人回答。文旭扫视所有人的面孔，然后宣布：“一致赞同，好，自今日起，我们全体执行我们的决议，直至取得胜利。”

一阵疾驰的马蹄声在包外戛然停止。

门被撞开了，乌力吉气喘吁吁地进来，说：

“不好了，不好了，朝鲁书记要遭殃了。刚才场里开了会，说是明天要给朝书记挂黑牌子游牧场。那黑牌是一大块缸片子，很重，穿根细铁丝，他们说，明天要拉着朝鲁书记挂着它游遍全牧场。朝书记明天肯定活不了啦，细铁丝会勒死他的。你们出面救救朝书记吧……”

事不宜迟，余汝明、文旭、王大可、袁宁、胡敏和我一行六人，迅速备鞍上马，向场部疾驰而去。文旭牵了一匹备鞍的空马。我们像一阵旋风，卷到了数十里外的场部。我们径直来到朝鲁的屋前。王大可和袁宁冲了进去，不由分说，将朝鲁连扯带拉地弄出了屋。几个人将他拥上马背，莲花阿嘎匆匆收拾几件衣服追了出来，往他手里塞了个布包。这时，场部寂寂无声。我们一行的马蹄声响，惊动了居民。当有人开门探出头来观望时，马队已经跑远了，身后留下一股烟尘。我们簇拥着朝鲁书记，消失在草原深处。

一回到队里，男生们就商议，让朝鲁书记跟王大可、袁宁他们一起住拆匪包。拆匪包的那几个知青天不怕，地不怕，万一有谁来找麻烦，可以抵挡一阵子，就这么决定了。从此，朝鲁成了知青包的成员，与知青们同吃，同住，同放一群羊。

从今以后，我们都是朝鲁书记的铁杆保皇派了。我很奇怪地问余汝明：“你身为造反派头头，为什么要保‘走资派’？”

“嗨，造反派敢革又敢保嘛。我来到草原，是准备做长期打算的。他在牧民中很有声望。我们要扎根，首先要得民心。中国统治者历来夺取天下都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你当我来这里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吗？我的目标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我们保朝鲁正是顺应民心，这样，在本地扎根就不难了。场里那些外来户就不懂这些道理，所以来了那么多年，还不能真正立足。咱们有了朝鲁，将来做什么事就全好办了。明白吗，今日的阶下囚，明天就可能坐第一把交椅。朝鲁这个人，迟早还会官复原职的。有些队的知青支持造朝鲁的反，我看全是些大傻瓜……”

余汝明一席真言，令我感叹不已。

这一天，余汝明、文旭、王大可、袁宁、苏子义、胡敏正在聚议，多格拉骑马飞奔而来。他跳下马，钻进包来，冲着余汝明和文旭说：“苏和同，场部成立革委会了，他们造反派夺了权，咱们朝鲁书记的位置被斯沁、魏国栋他们抢了。他们已经下队来宣布革委会成立，你们说该怎么办？”

余、文二人相视点头，立刻与大家商量对策，当机立断，断定这个新领导班子未经三个牧业大队的牧民们选举，是非法夺权，于是，告诉多格拉，立刻通知牧民都不承认这个新领导班子，造反造定了！多格拉转身出包，骑上马疾驰而去。全巴音淖尔的牧民们很快响应，一致抵制新班子的领导，表示必须全牧场牧民投票通过，才算成立了真正的革命委员会，目前的新班子是伪革委会。

伪革委会的成员斯沁、魏国栋来到营子，指手划脚，发布命令，不料被大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碰了一鼻子灰。王大可指着斯沁数落他抢班夺权，厚颜无耻。斯沁居然不动声色。看样子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有这样的人夺权，今后牧场的情况就复杂了。

“反伪革委会”的方针定了，大家说干就干，一窝蜂骑马去了场部，端了“伪革委会”的窝，抢了油印机，散发了传单，宣布造新班子的反，把巴音宝力格牧场折腾得天翻地覆。

恰值此时，北京寄来了许多信给牧场各要害部门。“伪革委会”也收到一份。那是余汝明的哥哥一一余汝斌揭发“走资派”父亲如何迫害母亲的内幕，内容令人发指。这封信似重磅炸弹，反响强烈。余汝明说哥哥发了神经病，给他和知青都带来不利。文旭也很生气，批评余汝斌是个头脑不清的糊涂虫，这样做，是在添乱。全队的知青都在怨他，将家庭战火烧到了边疆，想自焚呀！

巴音淖尔的知青一折腾，新任达勒嘎（达勒嘎：干部、官员）再也不敢下牧业队，只在场部盖盖大红印，耍耍新干部的威风。于是，牧业队与场部各自为政，度过一段平安的日子。

九

这一天，余汝明说要带我去找文旭商量事情。现在，他的语言中，他和我的“和”字已改成了“带”宇，我成了小孩子，什么全要他带。从前，我可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呀。我与他一同骑马出发了。

天很晴朗，雪开始化了，露出草根，草原一片金色。骑马小跑着，余汝明又在吟唐诗了。远处，一片黄灿灿的苇子地。他下了马，喊我也下马。他选了两丛蒿草，拉我坐下。他半卧在草丛上，顺手折断一株，衔在嘴里，半眯着眼，仰望蓝天，旁若无人地说：“我很想他。”“谁？”我问。“翟仁倍呀！”又是翟仁倍，他在嘴里念叨几百遍了。我有些忌妒那个翟仁倍了。

他说，翟仁倍是国民党战犯的儿子，从他出生起，就没有见过亲生父母，母亲死于难产，父亲一直关在监狱中，他是寄养在姑母家长大的。小时候，他天真烂漫，无忧无虑，越长大就越倒霉。在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他开始受人欺负，到了初中，正值三年经济困难，大家都在饿肚子。有一次，班主任给同学们讲发明新食物的新闻，鼓励大家也要发明新食品。翟仁倍马上举手说：“报告老师，蚂蚱烧熟了也很好吃。”班主任说：“这是阶级报复，诬蔑新社会吃蚂蚱。”所有的同学们都再不跟他玩了，他很惊恐，也十分委屈，不知做错了什么，怎么是诬蔑新社会？从此，他知道了自己跟别人不同。因此，他格外自卑，恨父亲，发誓不去监狱看父亲。他恨妈妈不该生了他，更恨自己，是因为生他，才使妈妈离开了人间。他自知前程茫然，只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姑母知书达理，教育他成材，使他考上了艺术学校，可是，他被学校列入不被信任的名单中。他苦恼，孤独，焦虑，无奈，沮丧。他变得格外沉默，于是，与拉二胡灰调子的余汝明灰到了一起，成了莫逆之交。在四清运动中，他俩与同班的申实共同写出小字报，被定为“三人反革命小组”。从此，他们更是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不知为什么，翟仁培不肯来内蒙古。余汝明心里总是装着他，念叨他，没完没了。

此刻，余汝明自言自语地说：“仁培如果来了，我们就可以共商大事啦，不用去找别人，现在不行呀，唉！……”他无奈地叹气，又说：“傻丫头，为什么你那么傻？你成长得太顺利，这是无法弥补的缺陷啊！不过，也好，自古女人不得参与政事，不然天下必乱。娶了你，晚上耳根子清静一些……女人就是要温柔，顺从……”

说着，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起身拉我，上马，去了哈勒哈达山脉下的苇子地，然后，拉着我的手，匆匆走入苇子深处。他喘息着，压倒了一片苇子，伸手将我揽在怀里，解我的衣扣，按我在那片苇子上躺下去……他在我身上尽情尽欢，如痴如醉，罢了，他将我从苇子上拉起来，定定地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满足的光彩。他欲望一上来，就不分地点。他不知道我很冷吗，裸身在春寒中是什么滋味？

忽然，他的眼光灰暗了，表情严肃，哑着嗓子说：“我要检讨。”我不解地望着他，他说：“你难道不认为我们这样做是错的吗？你有错，你的身体在勾引我，我这样做也是错，我抗拒不了诱惑。女人，女人的身体太诱惑人了，这样沉溺于爱河，我会丧志。大丈夫以事业为重，岂能被女色所误！今后，我们要天天反省自己，事业第一，控制情欲。你记住了吗？”

一席话，刺得我心好痛！明明是他追求我，任意地摆弄我，反称我诱惑了他！真想抗争！可是，我忍住了。也许，他的这些言行都是因为他与众不同吧。


初春，接羔期即到。牧业队从冬季草场搬向春季草场。一夜之间，巴音淖尔队的蒙古包全部拆掉，变成了长长的勒勒车队，妇人们赶着牛车，男人们驱赶畜群，浩浩荡荡，长途跋涉，从那仁草场迁徙到苏陶勒盖草原。

咿咿呀呀，牛车队行走着，从清晨到黄昏，终于停了下来。人们放了牛去吃草，将木轮车一辆辆摆成一个个小圈，再将陶那（支撑蒙古包顶的木架）撑开，像大伞一样支在中间，用毯子围了，用马尾绳捆好，搭成小窝棚，里面支起铁炉子，生火做饭。一时间，一缕缕炊烟从一个个小帐篷中袅袅升起。草原上，弥漫着奶茶的清香。

我钻进帐篷，挤坐在人缝里，胡乱吃了点什么，两眼就打起仗来，恨不得倒地就睡，可是不能，里面又窄小又拥挤。于是，我钻了出来。棚外很冷，天气变化莫测，我从车上解下一卷羊毛毡，准备到车底下睡觉。牧民们说，过去，牧主家的佣人常常住在车架下，无论多么寒冷，那里就是他们的家。今夜，我也要体验体验这种滋味儿。不料，几个车下都睡了人，我只好将毯子铺在草地上，躺在露天里，在身上盖了层毡子。四野一片静寂，我像融化在黑暗的宇宙里了，似乎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只有黑洞洞的天宇和闪烁着微光的星星相伴。我昏昏睡去……

不知什么时候，起风了。

我将身体缩成一团儿，深深钻进毡子，又用皮袍将自己裹得更紧。

余汝明圈好羊群，找到了我，也钻进毡里来。他紧紧搂住我，使我感到了踏实。渐渐地，风停了，一切都安静下来。

下半夜，我惊醒了，啊，我们被埋在大雪中了。眼前到处是白皑皑的，一夜之间，草原变成了雪原，所有的牛车、帐篷、山坡……全被白色覆盖了。我们的毡子就像一个小雪堆。此刻，世间万物都化成一个洁白的整体。

我喜欢这种洁白。

余汝明揉揉惺松的睡眼，也将脑袋探出毡来，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勒勒车队行进在雪的海洋中。

中午，雪海融化了，露出金色的牧草。

车在苏陶勒盖山下扎了营盘，牧民们忙着准备接羔的东西，阿娘在缝毡口袋，说是用来装新生下的小羊羔。毡口袋上用驼绒线缝了许多花纹，很漂亮。我帮她搓驼线。大家都在忙碌。

下羊羔的日子算得很准。在等待的时光里，有一段空闲。余汝明一放羊归来，就忙着看书，写作，然后便侃大山。

他讲第三帝国的兴亡，讲希特勒，谈蒋介石和曹操。他佩服希特勒从奥地利的一个无名小卒当上了国家元首。他讲蒋介石年轻时如何混迹上海滩，与地痞流氓为伍，学会了坑、蒙、拐、骗的全部本领，又与四大家族勾结，进而骗取孙中山的宠信，再夺取总裁的高位。他讲曹操如何使用心计，称雄天下。他讲得十分投入，眉飞色舞，到了忘我的境地，语气中充满赞赏。余汝明这颗大脑袋瓜里，不仅装满圣人伟人、正人君子，还有许多反面人物。他对这些人都大有研究。

余汝明的话越多，我越感到他陌生。现在，我已经弄不清他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天天看这张苍白的面孔，越看越模糊，这双灰暗眼珠，也更加让人难以捉摸……他太复杂了。我常想，以我的单纯碰复杂，结局将会如何呢？

他很注意我的表情。也许，是因为我不像从前那样盲目崇拜他。他怎么可以赞美敌人和奸臣贼子呢？！他注视着我的眼睛，又将话题转到了“钻进去，爬出来”。

他说，研究无产阶级的敌人，是为了知己知彼。鲁迅就是从敌人营垒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家，“反戈一击，正中要害”，说完，他站起身，双手扶着我的肩头，注视着，诚恳地说：“傻丫头，相信我，我是真心在改造自己，我要将自己锻炼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我点了点头。

他又热烈地吻住了我，吻得我透不过气来……

他开始给我布置学习任务，看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看一切资产阶级的小说。我读了，更加疑惑，为什么苏联党内要斗来斗去，对同志采取极端措施？杀掉那么多有经验的老革命？怪不得后来变成了修正主义。是不是咱们中国也引进了苏联党内的斗争经验，才这么斗来斗去的呢？高年级的大同学们总是说，现在中国谁谁是党内托洛茨基，谁谁是布哈林，谁谁又是贝利亚、赫鲁晓夫，整天批来批去的，麻烦死了。一位高年级女同学说过，余汝明是布哈林式的人物。为什么余汝明是布哈林呢……越看越迷糊，那么多是是非非，怎么扯得清？连俄国人自己都扯不清，又为什么扯到中国来了？这样读下去，读得像话受罪。可是，余汝明的指示如圣旨，不读能行吗？

每天放羊，我便坐在山坡上抱着书啃，恩布赫多次跑来批评我，说：“苏和同放羊要专心，看书是放不好羊的。放羊是门大学问，没有三五年的经验，当不了好牧人。一年四季，羊吃的草不同，有的可以吃，有的不能吃。吃什么草羊上膘，吃什么草羊会生病，吃什么草又可以治病，什么时候吃硝，什么时候喝水，名堂可大了。一心二用是不行的。”恩布赫的话句句是理，我应当听，可是，余汝明的话更重要呀。除了放羊，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创造蒙古包里的马列主义。

一次，我又故技重演，看起书来。羊群缓缓翻过了草坡，我未觉察，忽然，草坡那边传来急切的呼喊声：“尼日杰，呜呜……呜……法尼尼日杰！（混群了，羊群混群啦）”是一个小伙子心急如焚地在喊叫。我赶快合上书，翻身上马，匆匆驰过草坡，糟啦，真的混了群！小伙子骑着马，伸长鞭子，使劲阻拦，哪里拦得住。他呼喊着，叫我帮忙。等我策马奔过去，几百只羊已经混进了他的羊群。小羊倌急得面红耳赤，我却差点笑了出来，心想，急什么劲呢，反正都是集体的羊群，谁放都一样嘛，于是，满不在乎，漫不经心地分割羊群。谁知，那小羊馆急得要哭，那些羊眼看要下羔子了，混了群怎么办？他叫着问，我说很好办，等生下羔子来，一样地放，都是集体的，我才不在乎放多放少呢。

小羊馆说：“这是分给了个人放的，是包产的呀！”

我说：“包产到户，那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

十

四月，冰雪开始融化。
接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白天，总有三五只小羊羔生下来。牧民们说，羊羔落地，见风就长，真是那么回事。小羊刚生下来就会站，站一会儿就会跑。余汝明成了主力，每天赶了羊群出去都捡回许多小羊羔。我也天天跟了出去。他骑在马上，将毡口袋递给我。我从毡口袋里取出小羊羔，抱到蒙古包内，这样每天有好几趟。阿娘说，这些是早产羔，大批下羔还要等几天。那时，会下出几百只羔子，忙都忙不过来。一天下午，朝鲁书记的夫人——莲花阿嘎来了。挝姬阿娘说，莲花阿嘎每年接羔时都下队来帮忙。阿嘎一到，我们就搬到了阿腾百欣山脚下的苇子地旁。
天不作美，刚扎好营盘就暗下来，刮起了猛烈的北风，比冬天的刀子风更伤人。浓云越积越厚，阿娘说可能要变天了。为了接羔方便，我又住进了挝姬阿娘家。我们将早产羔从羊群中抱出来，集中在大藤筐里，有五六十只。小羊羔们的叫声像银铃，好听极了，它们叫绿了春天。
夜半，包外北风转成了南风，尖啸着，吹得包门啪啪响。突然，凶猛的冰雹重重地砸在了毡顶上，惊醒了全包的人。莲花阿嘎披了长袍，匆忙朝包外跑去，挝姬阿娘在黑暗中点亮小羊油灯，也追了上去。随后，大家纷纷钻出门去。我揉揉眼睛，将脑袋探出包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风雹雨交加。没有伞，人们艰难地走向羊群。他们怎么活得这样辛苦？我心里叽咕着，也钻出门去，立刻被巨大的寒冷裹住了全身。人们在黑暗中混乱地行动着，呼喊着，也不知都喊了些什么。冰雨夹着冰雹砸得人生疼。我冻得不住地颤抖，上牙磕碰下牙。黑暗中，亮着许多支手电。许多人影在羊群中晃动。大家从羊蹄下扶起踏倒的弱羊。小羊羔的叫声越来越大。我跟在人们后面瞎忙。在闪烁的手电光中，我看见瘦小的莲花阿嘎毫不犹豫地解开腰带，脱下长袍，盖在了大藤筐上。这无声的行动像命令，牧人们都不声不响地脱下长袍，围在了蘑筐上。小羊羔们不再叫了。我们重新回到蒙古包。莲花阿嘎在为大家烧热茶，脸色平静。她是少言语多行动的人，难怪牧民们都那么喜欢她。挝姬阿娘说过，莲花阿嘎不会生孩子，将来老了，阿娘就想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她一个，为她养老，不知她答不答应。
第二天清晨，莲花又匆忙去看羊圈里的小羊羔，有的死掉了，也有的在拉稀。莲花心疼极了，那颤抖的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莲花阿嘎将铺盖搬出蒙古包，放在包外的哈马车（带毡篷的板车）上。她跟我们一齐将藤筐里所有的小羊羔都挪进包里，然后烧牛奶，吹温了喂小羊羔。我帮着在碗里碾碎土霉素片，溶在奶水里喂小羊羔，治拉稀。小羊羔一拉稀很容易死亡。
我们在重复几千年来的原始野牧方式，难道不是吗？
这一天终于到了，一下就出来了两百多只小羊羔。我骑了阿力克去帮余汝明对羔。上千只羊中，有一半以上的母羊产羔。这些产羔母羊在放牧中常与小羊羔分散，所以要一只只将母羊与小羊羔对好，小羊羔才能吃到奶。我和余汝明守住正在对羔的羊群，恩布赫和巴图守住已对好的羊群。这样，一对对母子羊从我们放行的通道上走过去，剩下少量找不到小羊羔的笨妈妈们就问题不大了，避免了小羊羔挨饿。剩下个别不认羔的母羊，我们就在它背上用黑颜色作记号，回营子时，套住它，再抱出它的羔子，唱些委婉悲伤的牧歌，求它怜悯自己的孩子，喂它奶吃，这样求呀求呀，直到求得母羊大发慈悲。
对羊一天两次，每次都要对一千多只羊，骑在马上奔跑，马儿非常辛苦，阿力克的耐力算好的，却也坚持不住了。我这才明白，牧羊人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么多匹马。同我一样，余汝明胯下的马也车轮似地换，到了接羔末期，每人的四匹马都累得趴下了，人更是累得不行。
春风扫荡了草原。
接羔最忙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我累得像瘫了一样，头重脚轻，饭也吃不进，头很痛很痛，不停地咳嗽，好像感冒了。现在可以歇歇气了，反倒觉得哪儿都不舒服了，后来，终于站不起来了，躺在包里动弹不得。余汝明的影子在我身旁晃动。他说我在发烧，请来了医生，一量体温，接近四十度。于是，开了药。医生走了。我药物过敏，吃了药更难受。余汝明说感冒不要紧，亚洲人种有天然抵抗力，顶多一星期就会好，欧洲人种比咱们抵抗力差，有一年，欧洲流行感冒，二十万人丧生……后来，我说起了胡话。夜里，余汝明照样做他喜欢做的那事，一边做一边说对不起，他不怕传染。
余汝明依然天天早出晚归地放羊。我经常渴得厉害，嗓子像在冒烟，想起小时候，发了烧，妈妈就会在身旁，端水喂我喝。我低声哺哺，说：“妈妈，妈妈……”“洽窝，洽窝（喝茶，喝茶）。”耳畔有人说话，好像妈妈来了，在喂我水喝，我一口气喝干了，咸咸的，是咸奶茶，仔细一看，不是妈妈，是莲花阿嘎。她又递来一块炸饼，放在我嘴边。我咀嚼着，很香很香。莲花阿嘎做的点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阿娘说的，也是我说的……这样过了三天，每天余汝明都是回来很晚。莲花阿嘎在我身旁守了三天，喂茶喂饭。第四天，挝姬阿娘套了辆哈马车，莲花阿嘎嘱咐阿娘送我去宝日勒岱公社卫生院。
牛车下的土路在移动，我又睡去了……

十一

我回来了，我能走着回到知青包。推开门，里面没人，恩布赫说队里发生了流行感冒，余汝明也病了，正在发高烧，与几个生病的苏和同去牧场卫生所看病去了。

独自守着空寂的蒙古包，若有所失。包里很乱，我收拾干净，等待他归来。他已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啊，我责怨自己传染了他，我病了，他还要做那事，太不自我克制了。我等他直到日落，第二天中午，袁宁和雷幼月来包里报告消息，说余汝明他们在场部出了事，正说着，巴岱来了，匆忙俯身对矮门里的我叫道：“出事了出事了，余汝明他们被打了，桂克勇打人了，咱们巴音淖尔的几个苏和同都挨他的揍了！”他一脸的惊慌，说完便骑马跑了。

桂克勇就是那个跑来十二小队游说反朝鲁的造反派头头。一会 儿，瑙力布也骑马赶来报信，说张松林去场里买粮的车也被桂克勇推翻了，散了架，牛也被他赶跑了。拆匪包正等米下锅，牧民们接连报来的消息，激得同学们起火冒烟。桂克勇好大胆子。正说着，挨打的三个人回来了，带来令人气愤的消息。牧民们说那姓桂的是咱们牧场第一霸王，特别好打架。他常找场里借钱，借了不还，去年又去借钱，朝鲁书记没批准，他记恨在心，“文革”开始，成了造反派，最先起来造朝鲁的反。上次知青在场里集中学习，他积极活动，拉学生们一齐造朝鲁的反。在牧场游斗朝鲁的主意，也是他们策划的。后来，他知道是巴音淖尔的知青抢走了朝鲁，便扬言要给巴音淖尔的知青颜色看看。那天，余汝明、王大可、胡敏三人都发着高烧，趴在卫生室的床上打针，桂克勇一脚踢开门，带着一身酒气闯进来，高叫谁是巴音淖尔知青。余汝明说我们三个人都是，有什么事。桂克勇伸手就打。三个人没有精神准备，又都发着高烧，不及防备，招架不住，结结实实挨了姓桂的一顿棒打。打完了，他余兴未了，闯出门去，正碰上买粮的张松林，不由分说，强行放了拉车的牛。他力大无比，还一下子推得牛车散了架，又抓起一把带锈的大铁锨，劈头要打张松林，幸亏被牧民拉住了。他还骂巴音淖尔的知青是保皇狗，以后见到了就要打。

张松林极老实，想不到他敬重的劳动人民会如此横行霸道，自觉窝囊之极。文旭和韦强闻讯，也骑马赶来。大伙儿在一起越说越气，文旭更是比挨打的人还气愤，带着大家朝场部奔去。雷幼月一路上牙直磕碰，忍不住说出来：“哥们儿，我……我心里有点憷，我从小没打过架，我怕下不去手。”大家笑话他，怕什么，咱们只不过去教训教训他，叫他认识认识咱们北京知青是谁，今后再也不能称王称霸乱打人了。雷幼月说：“他告咱们怎么办？”韦强说：“那顶多不过蹲几天派出所嘛，到时候，我陪你。”文旭说：“咱们这次教训桂克勇的行动，要像上次抢朝鲁书记一样，让对方措手不及。大家速战速决，去了只打屁股，把他小子屁股打疼，叫他忘不掉教训就成。要采取游击战术，打完骑了马就跑，记住了！”文旭像个真正的指挥员。

余汝明面色苍白，说，咱们这次去场部最好绕到后面进去，人不知，鬼不觉。韦强说，他认识一条从山后走的近路，能绕到场部的东边进去，没人会注意。

打人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回牧业队的路上，大家心情沉重，余汝明的眼神更加灰暗。

不久，有牧民来报，说看见反朝派的人将桂克勇扔上了大卡车，连夜拖到旗里去了，说还看见姓桂的在车上坐着摸脑袋，场里的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将他一个人丢在空卡车上开走了，脑袋下没垫东西，平躺在车厢板上被拖走了。

从此，巴音淖尔的知青名声大震。在场部，知青马队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被人用来吓唬好哭的小孩子。从此，再也没人敢欺负巴音淖尔的知青。场里的运动一时风平烟息，谁也不提造走资派反的事。那几个自封新生革委会的干部，被打人事件吓傻了，闷着头想心思寻对策。过了十日八日的，大家就把这件事丢到脑后忘了。

知青们闯祸不知祸，每日放羊归来，照旧喝奶茶，吹牛，看书，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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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天下似乎太平了。巴音淖尔的知青们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春季生产，朝鲁书记跟着知青们在巴音淖尔草场上辛勤劳作。

春天，整个大草原生机勃勃，繁花灿烂。

为了给羊群抓春膘，我们牧业组搬到了苏陶勒盖山脚下。苏陶勒盖山下的牧草特别好，母羊吃了奶水旺。我们的小羊羔像气吹似的疯长，一下子变大了一圈儿，洁白的小羔毛绒绒的，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可爱极了。

恩布赫说，春天抓春膘很重要，母羊长得胖，奶水好，小羊羔就长得壮，到了秋天，小羊就长得跟母羊一样高，分不出大小来，有的小骟羊抓好秋膘后，当年就可以出栏卖钱了。苏陶勒盖山下长着一种叶色淡蓝的剑草，母羊吃了奶水旺，小羊吃了疯长。还有一种长得像葱样的小草，咀嚼着，有葱的味道。羊能吃的东西，当然人也能吃，我说。恩布赫说，最好不吃。余汝明说，草原上的人不知道吃蔬菜的好处，只知道羊吃草，人吃羊，饮食结构全是高蛋白，这样单一的饮食方法，一定会导致一些草原人特有的疾病，咱们知青要想办法尽早预防。汉人是典型的杂食动物，所以营养全面，头脑聪明。

来到草原这么久了，没有吃过蔬菜，我暗自想，自己儿时采撷过野菜，学会的识别野菜本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余汝明放羊的时候，我就在羊群旁采撷野菜。吃晚饭的时候，桌上摆上了灰灰菜炒羊肉，地皮野葱汤，绵根儿蒸花卷，一顿典型的汉族饭菜。余汝明喝着野菜汤，对我赞不绝口，说草原上没蔬菜难不倒咱们知青，可惜总是搬家，不然可以在家门口种菜了。绵根儿的味道跟葱一样香，恩布赫还劝咱们别吃这东西，真傻。姜志毅来了，发现桌上的美食，二话不说，坐下就大吃一顿，抹着嘴，连连叫好，说要将这最新菜谱介绍给大家。

到了春季草场，巴音淖尔队各牧业组的营盘扎得比较近了，顺着苏陶勒盖山脚向西北排列，文旭他们组离我们最远，不能常来往，拆匪包和修养包离我们最近，知青们常串串营子，聊聊天。

过了几天，修养包的刘旺生来喊我们去吃饭，我和余汝明都成了馋猫，跟着跑了去，嘿！一屋的人，姜志毅坐在中间，望着我们笑。拆匪包的人围住火炉，大大小小的眼睛们都盯住锅盖，想看看锅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祁勇在往炉里添羊粪，贺佳在收拾做过面食的砧板和面盆，肖彬和刘旺生忙着烫碗、放桌子、摆筷子。小桌上的碟子里有着酱油膏化的酱油，拆匪包的张松林在攻击袁宁：“大头，快快，去把你妈寄来的辣山椒拿来，共产！”“对对！共产，共饱口福。”苏子义大叫。

“快，快，苏子义，把你的山西醋拿来，小气什么！”袁宁拉着苏子义，钻出包，骑马去取东西。

一会儿，袁宁的野山椒，苏子义的山西陈醋都摆上了桌。祁勇揭开锅，大家嚷道：“啊！包子！”一笼包子！刘旺生这小子真有两下子，想出这个花样来。袁宁馋得眼珠子快掉出来了，伸手就抓，烫得直甩手。汉人到底是汉人，饮食习惯不同，大家围住小桌，包子蘸酱油、醋，里面有切碎的野葱。一人夹一根野山椒往嘴里送，辣得所有的人张着嘴，伸出舌头哈气，像跑热了的狗，再咬口包子，竟是野菜馅，大家高兴得要命，可算吃上菜了，都说到了草原吃不到菜最伤脑筋，这下可解决问题了，一致认为灰菜包子好吃，吃得大家热汗直流。我心里美滋滋的，因为是我首先想到吃野菜的。

几天后，姜志毅一脸神秘地笑着，进了蒙古包，从衣襟里掏东西，小心翼翼的样子。余汝明坐在地毡上摆弄套马竿，斜眼瞧着他。姜志毅掏呀掏，摸出一枚蛋！又掏出一枚，像鸭蛋，再掏出几枚，像鸽子蛋……一会儿便盛满了一瓷盆。这是一堆野鸟蛋，大小不一。我和余汝明看傻了眼，高兴得想叫。姜志毅说，他放马，看到远处水泡子里落满了各种水鸟。泡子里早化了冰，于是飞来许多野鸟，还有天鹅呢！“你们放羊，没我们马倌跑的地方多，我们总守在水边不远的地方扎窝棚，那水泡子一到春天就变得那么漂亮，水蓝蓝的，里面游着天鹅和各种野鸟。岸边长着苇子，好大一片，许多鸟往里飞。我进了苇子地找小马驹子，看见苇子做的鸟窝，里面有白花花的蛋！再往周围看，又看到大大小小的草窝，里面都有蛋，好多好多，本来想全捡回来，又觉得鸟儿会伤心的，就每窝只捡几只，一会儿就捡了这么多。”

余汝明喜形于色，说：“哥们儿，你真行，还记得不，咱们仨一进草原就吃到了野猪肉，今儿，咱们吃野葱炒野鸟蛋，正宗野味儿。”

我赶紧跑出去采绵根儿，一会儿就采来半盆，在水车木缸里舀水洗净，切碎，一口气打破所有的蛋。但是，打那只最大的蛋时，壳很厚，不裂，于是，就在砧板上砸，壳裂了，露出一只已孵化的黑褐色小鸟，黄色尖嘴，是只小雁。余汝明说，别丢，就用碗盛了，用酱油调好味蒸了吃，肯定有营养，能治病。

我用旺火做了绵根儿野鸟蛋，清炒灰菜，清蒸小雁，烤玉米饼，再斟上奶茶。余汝明取出半瓶二锅头，三个人饮酒吃野味、喝茶，香得不亦乐乎。余汝明直嚷：草原生活太浪漫了，在北京就吃不到这样的野味。宁吃飞禽三两，不吃走兽三斤。什么时候能吃到天上的飞鹰就好了。姜志毅说：牧民讲鹰是害鸟，春天会叼走小羔。打了鹰吃，一饱口福，二为草原除害。于是他们边吃边打鹰的主意。童君来借书，探头进来，看见在吃炒蛋、喝酒，高兴得直叫唤，立刻加入，赞不绝口，说来这儿入伙很好。余汝明说，他只管搬行李来就是，无所谓的。童君说搬就搬了来，晚上又吃了绵根儿炒羊肉。直说太好了。

早晨起来，枕旁粘腻腻的，伸手一摸，哎呀，糟了，哪儿来的血！我觉得鼻子上流着鼻涕，赶紧用毛巾擦，都是血！原来枕上是我的鼻血。大家起了床，余汝明、童君也在淌鼻血。一会儿，姜志毅来了，鼻孔里塞了一卷纸，也说在流鼻血。大家你望我，我望你，恍然大悟，一定是吃了野菜的缘故，都紧张起来。这时，恩布赫进包喝茶，见到人人鼻孔塞着东西，又看到包门口还放着绵根儿，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摇摇头说：“看，看，这样好了吧，你们就是不听话。草原上的草千百种，但只能是羊吃草，人吃羊。人跟羊一样吃草就活，那就只吃草好了，还放什么羊呢？”

我们全都低着头，老老实实听着。

不久，我们又围着苏陶勒盖山搬家，在山南扎了包，还是恩布赫的包扎在羊圈的南边，我们在北边。按习惯，南为主，北为宾，着蒙古包的位置，就知道包主人的身份。我们知青是接受再教育的，当然扎在北边。

现在，羊羔们的体积越长越大，尾巴大得像小脸盆，有的还超过了它们的妈妈。

早晨，羊未出圈，我们正烧着茶。姜志毅倒提两只野物，进了蒙古包，掷在地毡上。啊！是两只活的小鹰，正伸开翅膀，有一米长。余汝明目光炯炯，使劲拍姜志毅的肩膀，说：“哥们儿，好样的，说到真做到哇，鹰能高飞千尺，你小子怎么把它打下来的？”

姜志毅洋洋得意地说：“唉，鹰飞得虽高，却有一个致命弱点，起飞的时候动作很慢，可能是因为翅膀太长的原因。我早就发现哈勒陶勒盖山崖上黑石头缝里有个鹰窝，每回去哈勒陶勒盖山下图马群，我就爬上去看看，里面有几只大蛋破了壳，露出了小雏鹰，再过几天去看，小鹰疯长。你知道老鹰喂食有多恶心，小鹰张着嘴，老鹰就把嘴伸进小鹰嘴里，吐出胃里的东西。我躲在大石头后面观察了鹰喂食的全过程，要是用照相机拍下来就好了。再过些天去看，小鹰的翅膀就长了那么长，眼看着可以自立了，我想就把老鹰打了，小鹰也不会受影响了，就拿套马竿打老鹰，别看老鹰叼羊羔那么凶狠，还没起飞时最好对付。我一马竿就打倒了它。它张开翅膀就跑，可是一支翅膀折断了，飞不起来，便拼命往山下跑，山顶上的黑石头特陡，我没办法骑马追，眼看着让它跑掉了，回头看小鹰，正张开翅膀也要飞，就回过身去套，一竿子下去压倒俩，抓住了。你瞧，这小鹰，长得跟老母鸡那么大，真值！”

“长征，快烧水，准备烫毛，今天咱们可有大口福了，”余汝明说。

“姜志毅，今儿你来掌勺，老余的手艺差点，做红烧的啊！我准备作料，”童君说着，一张娃娃脸显得很兴奋，去切酱油膏，用擀面杖碾碎粗盐粒。

我赶紧加大了火，烧了一锅水。

余汝明帮着姜志毅抓住蹦跳着的小鹰。他盯住鹰眼说：“这鹰的双眼多凶呀。鹰眼特厉害，可以从一千米高空中发现地面上有只小野兔，俯冲下来抓住猎物，这本事直升飞机都比不上。从这点看，鹰眼比望远镜还看得远。人受的局限性大大了，根本看不清千米远的东西，所以鹰眼肯定有营养，说好了，咱们四个人，每人只能吃一只眼睛。这双翅膀能连续飞越万里，所谓鹏程万里……”

“那当然，那当然，鹰翅绝对高级，”重君打断说，“今儿咱们一人只能吃一只翅膀啊，谁也不许多吃。”

“那杨亦森来了吃什么？”

“那先来后到，他吃肉就成，我的鹰腿给他吃。”

两只鹰还没拔毛就已分配完毕。

水烧滚了，姜志毅用蒙刀断了两只鹰喉。倒提着，将脖里的血滴进瓷碗。余汝明说，生喝鹰血一定大补。他童年得过痨病，所以特别注意滋补之道，说着，他真的生喝了那碗鹰血。我端来脸盆，将鹰放盆里浇上开水，拔毛。余汝明帮拔，几下就将毛弄干净。姜志毅在一旁，把蒙刀磨得锋利无比。童君端来面板，将鹰放上去。姜志毅一刀剖开了鹰的胸膛，露出圆鼓鼓的胃，像只大肿瘤。余汝明说，那里面一定有只小野物。

志毅说：“小时候就最怕上生物课，解剖病蛤蟆，恶心死了。今天，我要补上这一课，解剖学校里绝对没解剖过的生物——草原雄鹰，亲眼看看，鹰都吃了些什么美餐。大家都睁眼看好了，精彩的一幕——从生物体中再变出一只小生物来！”

四人八只眼，一齐盯着刀刃。姜志毅慢慢地切开了胃壁，露出黑灰色的皮毛，哎呀，竟是一只死老鼠！
好恶心哪！大家一下子败了胃口。姜志毅拿了张纸，闭着眼睛包了死鼠，扔出蒙古包，然后剔去内脏，将鹰剁八块丢进沸水中煮。童君调好作料，将早已蒸好的灰菜包子摆上了桌，放好碗筷，等着红烧鹰肉出锅。

包外有马蹄声，是恩布赫和杨亦森，两人进了包。满包异香扑鼻。大家围了小桌坐好，红烧鹰肉上了桌，还有一锅鹰肉野菜汤，恩布赫连声叫“好香，好香！”童君热情地招呼大家快吃。杨亦森伸筷子夹了支鹰翅，童君闭口不提先来后到的分配方案。恩布赫望着香喷喷的红烧肉问：“这是什么肉？骨头小小的？”

姜志毅答是鹰肉。

恩布赫立刻摇摇头说，不吃不吃，那东西脏，专吃死牛，死羊，死骆驼，太脏太脏，不能吃。于是，大家更败了胃口。伟大的贫下中牧都说“不吃”，那还有什么好吃的。我很奇怪，牧民为什么这样贬低鹰，不是总说草原雄鹰吗，应该是很尊崇鹰啊。恩布赫说鹰不好，常常飞下来叼走小羊羔，跟狼一样坏。我问，牧民不喜欢鹰，那么喜欢什么呢？恩布赫说，草原人真正喜欢的是马。

恩布赫从盘子里抓了只莜面包子，咬了一口，说，“这是什么？瑙蒿吗？”回答说是野菜，恩布赫笑了：“啊呀呀，你们汉人什么都吃，所以聪明吧。照我说，只吃牛羊肉就行了，你们要吃野瑙蒿，不如吃野韭菜，就在边境线上，一大片十好几里，全是，到了秋季开一片白花。过些日子，马群就上那里去放，你们可以去割野韭菜。”说完，他走了。他吃不惯知青的东西。这顿饭，我只吃了灰菜包子。只有余汝明陪着不知情的杨亦森大吃鹰肉，没人跟他们争。他们大饱口福，直说味道还可以。末了，余汝明和杨亦森还盛了满碗鹰肉汤渴。我问味道如何？他俩说是像肥皂水，放下不喝了。其余的人干脆不尝，一想起死老鼠就觉恶心。饭后，姜志毅亲自端了鹰汤倒掉了。从此，鹰肉从知青菜谱中删除。

余汝明第二天就邀了姜志毅、袁宁、胡敏，骑马跑到边境附近的山里去了。

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满载而归。余汝明的马鞍后还多了一只野物，金黄色的，毛又细又软，小蹄子也是金色的。好漂亮的一只小狍子。他的书包里还装着一只小刺猥。我忙着将小狍子抱下马，帮着卸马搭子。余汝明、姜志毅、童君忙着将野韭菜晾在车架子上，香味扑鼻。袁宁和胡敏一定要等吃了狍子肉再赶路回家。他俩帮着我剥狍子和刺猥的皮，洗切好。我做了两瓷盆红烧狍子肉、刺猥肉，一大盘野韭菜炒狍肉，地皮韭菜汤，烤玉米饼，一顿特香的晚餐，大家吃得浑身冒汗，格外酣畅。

后来，我们将野韭菜腌在一个个罐头瓶子里，吃了好多日子。

渐渐地，瘦弱的余汝明强壮起来，苍白的面容也有了血色。呼吸草原清新的空气，喝未污染的水，受牧民们质朴的关照，知青们生活得很开心，没人说想家。

十三

草原上，狼害成灾。

为了减少狼害损失，每年草原冰雪化尽时，就组织围猎活动。恩布赫召开全队布置今春的围猎事项，抽调最强悍的男子汉，带上牧羊狗，骑上快马，背着猎枪，像武士出征一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马队拉开一道散兵线，放声呼叫，由草场南端向北面的平原、山地推进。马蹄声。人喊声、犬吠声，惊得禽飞兽奔。狼群惊恐万分，向深山里逃窜。大家向每片山丘，每块牧草地进逼，围剿。狼们见来势凶猛，不敢恋战，来不及跑不掉的，就与猪狼队肉搏一场。猎狗先上，围住狼，马队随后赶来，套马好手投出套马索套住狼，众人乱棍齐上。虽然许多人背枪，但很少用，恐误伤人畜。大狼闻风而逃，留下的小狼崽，全部被俘获，多数当场击毙，少数抓了放在毡口袋里背回家，要妻儿见识、观赏，让牧羊犬嗅识，然后处死。狼多产，往往一窝下十五六只小狼崽子。

余汝明和男生们，谁也不肯放过打狼的围猎活动。这活动场面宏大，够刺激。这队人马一去就是一个星期，各人自带干粮。一星期后，余汝明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一只灰色毛绒绒的小狼崽，跟小狗崽小黑小黄一样大，把它们养在一起，互不排斥。小东西们全是傻瓜。只是，狼崽子野性顽固，从不与人亲热。余汝明说，它是只小母狼，会下崽。他制订了一个驯狼计划，准备将这只狼息驯成最好的牧羊狗，实践一下原始古人们做过的事情。他与姜志毅商量，要准备挖一个大坑，深一米多，狼绝对跑不出来，等小狼长大，放进里面养着，再选一只好狗放进坑里，给它们举行婚礼，让它们交配，等它们生出小崽子，一定是最棒的狼犬。听说军犬就是这么培育出来的，他也要试试。

小黑小黄陪着小狼崽嬉戏。

我和余汝明围住狼、犬小崽子们，看它们玩耍，观察它们的区别。

余汝明很认真，我却觉得很好笑，原来，草原上的人与兽也会共存。恩布赫和多格拉弓身进了包门，见到这只小狼，问为什么还不弄死？小心招母狠下山来。余汝明早已沉浸在自己的伟大计划里，哪儿肯听思布赫的话，连声说没关系，母狼不敢来，这次打狼行动早把它们镇住了。

恩布赫慨叹道：“你们苏和同的花花点子就是多，一天一个新花样。将来狼长大了，看不把你们圈里的羊一起咬死才怪！”他哼哼着鼻子和多格拉一起走掉了。

余汝明头都不抬，继续逗弄着小狼，喃喃自语：狠崽的毛是灰白色，长大了就成了大灰狼。他将小狼拎起来，小狼并不挣扎，静静地睁着黑眼，露着野气，不跟人交流，不向人求饶。他拎起小狗，小狗哼哼乱叫，求人将它放下来。他拍拍小狗的屁股，小狗摇尾乞怜，拍小狼的屁股，小狼无动于衷，它的尾巴是下拖的，没有这种肢体语言，所以人们说在野地里识别狼与犬，先看尾巴，狗尾翘，狼尾拖地。他又拍狼的脑袋，它立刻眼露凶光，皱着鼻子，龇出狼牙，向人威胁。余汝明说，这是狼凶残本性的自然流露。野东西就是谁狠谁称王，一物降一物，草原上没有狮、虎、豹，当然就是狼称王了。

后来，小狼长大了，余汝明天天喂它饭食，亲如爱犬。他说，这样会感动它，改变它的野性。其实狼也不都凶残，世界上发生过许多狼孩的事，母狼在田边地头叼走农人的小孩，然后用自己的乳喂养小孩长大，这孩子就成了狼群中的一员，四肢着地，昂颈长啸，认狼为母，视狼群如同一族，同样，人也能驯养狼嘛。他发誓，要培育出一只草原独一无二的真正狼犬。没想到，事与愿违，它渐渐向他露出了凶相。它开始追逐羊群，常常将羊群冲得七零八落。恩布赫套住了狼脖子，将它带到余汝明面前，请求将它处死。余汝明不同意，说它虽然冲开羊群，并未咬羊。他从思布赫的圈套中放出了它，将它领回蒙古包。没想到它竟不领情，一口咬住他的衣服，撕裂他的衣襟。他寒心了，长叹不已。于是，他去买了一条细铁链，套住了狼的脖子，以防万一。

现在，小狼已经长大了，余汝明真的在实施下一步计划。他挖了一个深坑，要让小黄在里面与小狼配偶。然而，它们却相互排斥。他说不用急，不能拔苗助长，小狼和小黄的性还没成熟呢。小狼依然被锁在蒙古包前的木桩上，两只小狗常去逗弄它，跟它亲热。狼却凶相毕露，龇獠牙，眼里射出的凶光野气中还有杀气。小狗们不再与它玩耍。

近日来，夜深人静时，常有哀哀的狼嚎，或远或近，时断时续。恩布赫说，那是母狼找来了，劝告余汝明快快除掉小狼，他仍执意不肯，说这只狼一定会变成一只好牧羊大的。恩布赫叹息着离开了。巴特尔也来劝，也摇着头离开了。没谁能说动余汝明。他坚定不移地说，要等到秋季，小狼就可以配种，生下的狼狗，将是草原最好的牧羊犬！

一天黄昏，传来了母狼的呼唤。小狼伸长脖颈，朝着远方，发出了第一声凄厉的长啸，跟野狼一模一样。我发现，它已经长成了一只真正凶悍的大灰狼！一双狼眼，闪烁着机警、凶残而又狂躁的光芒。它爆叫着，呼应着母狼的呼唤。恩布赫一家人，还有巴特尔、多格拉都站在包外张望，惊恐不已。余汝明仍然坐在包门口，漫不经心地摆弄着套马竿，表情平静。远山传来的呼号声越来越急。小狼猛地挣断了铁链，冲向羊群，凶猛地追逐一只肥羊。它伸长嘴，眼看要追上了，恩布赫、巴特尔、多格拉跃身上马，朝狼冲去。当小狼咬住羊尾的一瞬，几根皮索已套住了狠脖子。这一次，牧民们下定了决心，不顾余汝明的一再反对，用套马索紧紧地缠住它的脖颈，拖出羊圈，勒断了气。一切都发生的那么突然和自然，一切都不令人惊奇，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狼死了。余汝明暗自神伤，拖回狼尸，剥去皮毛。恩布赫走到我们包前，说，没办法，这是草原的规矩。你们是不是也要吃这狼肉？狼肉可不好吃，是酸的，吃了眼睛要流血……恩布赫又在吓唬人，不过他说的话，十有八九都是对的。

夜深了，姜志毅、童君都已睡下，余汝明仍然倚在桌前痛心疾首地叹息：“本性难移，本性难移啊！”

“余汝明，你不要这样，这是我最喜欢的，是艺术品……”我带着哭腔在喊。
“别罗嗦了，傻丫头！”
他的大马靴湿乎乎的，带着泥沙，重重地踩在我的本子上，一使劲儿，踩得乱七八糟，里面夹的最心爱的剪纸——我收集和珍藏多年——毁于一旦。

我心疼极了。这是我的宝贝，我心爱的一切。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有什么权利这样……

他还扔掉了我送给他的礼物——皮兜肚。这个皮兜肚曾经是爸爸和妈妈爱情的象征。爸爸在东北大森林里剿匪时，遇到一只金钱豹袭击，将它打死，妈妈就用豹皮给爸爸缝了这个豹皮兜肚。那一年，爸爸领导一支部队，消灭了流窜在东北山林里的武装残匪。爸爸戴着这个皮兜肚儿，又从东北战场进军南下，渡过长江。多少年来，妈妈一直珍藏着它。我来内蒙古，爸爸和妈妈把它送给了我。他们把爱的象征庄重地送给了为国支边的我。它是我最珍爱的宝贝。我是把心送给了余汝明。可是，他却随随便便将它清理掉了，扔在茫茫草原上，再也找不到了。

他变得那么陌生，与最初追求我的他判若两人。那个要向我下跪的他，那个谦卑的他哪儿去了？

我望着夕阳西下，心中一片茫然，像失落了什么。我一次次原谅他的粗鲁无礼，又一次次失望。

每天放羊，我依然在读苏联共产党史，越读疑问越多。同志之间，曾经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到后来，同志内部，为什么总要有那么多刀光剑影？人们这么活着多累呀！

我按照余汝明的安排去读书，思考，追随他的理想。他要求我心中只有他一人，以他为中心生活。他常常肆意地贬低我。他知道，我绝不会背叛他。其实，他许多的反常行为和言论，我的确不理解，但我一直很相信他。

他曾经说过：你跟着我有幸福却又会痛苦，因为我深刻，思想远远高于现在的人们，所以会痛苦。其实世上最痛苦的人是皇帝，看似至高无上，应当最幸福，其实不然，因为他的思想高于万民之上，欲与天公试比高嘛，却又高处不胜寒呀，可谓“孤家寡人’之苦。为什么皇帝要自称“孤”“寡”呢，“寡人”就是无人商谈的孤独。世上只有皇帝最孤独。这种痛苦是一种最高级的精神享受，不是人人可以得到的。只有历史伟人才会有这种精神体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许多世界级的大思想家才会有这种精神经历，因此，这种痛苦高尚，却不被常人理解。只有敢于攀登思想高峰，才能感受到普通人不能感受的无穷乐趣。所谓孤家寡人，不是人人可以担当的，我倒是十分理解，因为我也是孤家寡人。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能在精神上相通的人……他的话说得我不知所措。我为不能分担他的痛苦而自责，也为自己在智力上的距离而惭愧，于是心里难受得像是一团乱麻。为了他神圣的理想，我会忍受许多许多，包括舆论的重压。这重压还来自我接受过的一切正统教育。我认为未婚同居已经出格，是一种耻辱。在这种精神压力下，我并不觉有什么幸福可言。他离不开的不是我这个人，只是我的女性躯体。对他是爱还是恨，我常常难以分清。

余汝明说自己天生厚脸皮，根本不在乎舆论压力。他为我想过什么没有？他的种种言行，常常使我不安。可是，我已经是他的人了呀。他会永远珍视我吗？我的性格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完全变了样儿，变得那么柔弱、温顺，满肚子的话无人诉说。我想哭，没有理由。我想骂人，那很野蛮，很低俗。我想干什么都没道理，都不可以，我怎么变得这样倒霉这样无奈？

又要搬家了。牧人的家是住在牛车上的，逐水草而居。巴特尔阿驾给我们赶来一头黑牛，说这牛以后就归我们专用。这头大黑牛脖颈粗壮，犄角似黄玉琢磨而成，光滑、锋利，有透明的质感，眼珠黑白分明，双眼皮荷叶般精美，皮毛如缎子般黑亮，显得漂亮而又强健。我赶着牛，心里却升起一股无名火。大黑牛驾着领头车爬上山坡，慢吞吞的。我取了马棒，猛打牛屁股，谁知它皮厚不怕打。这一刻，白露萍、季茵、孙胜利突然一齐晃了出来，在我心中绞缠着，绞得心痛难忍。我跳下车来，照着大黑牛的厚肚皮猛踢，甚至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在尖声叫骂，像发了疯。我恨他！我将一腔愤、悲、伤、痛、哀、愁，对准了大黑牛。余汝明骑马而来，跳下马，默默看着疯狂中的我，眼睛里露着惊异。他想不到，温柔的我，百依百顺的我，怎会像悍妇，竟对畜牲如此发怒。他喃喃自语：“不可思议，女人真是一个谜。”我用眼角扫了他一眼，心想，什么谜，全都是为了你！你使人软弱，使人发疯！你难道不知道？
我心里在呐喊……

十四

初夏。南风呼啸着刮得人站立不稳，行路难，呼吸难，不时传来蒙古包被大风刮翻的消息。我们用粗大的马尾棕绳捆住蒙古包，两头用铁楔钉在地上，有时铁楔也会连根拔起。

大风刮了许多天，头发、衣服里，都是沙，牙缝里塞着沙，吃东西咯咯响。整天刮大风，我这才注意到，植被覆盖下的土地原来也是沙土，若没有一层草皮覆盖，它一定是浩瀚的大沙漠了。大风刮过后，人人蓬头垢面，说话牙齿也咯咯响。走路时，必须背对着风，倒着走，屏住呼吸，闭住眼睛，防止沙子无孔不人。

小狼没有了，余汝明多了读书的时间。放羊归来，他总是从怀中掏出书来，解了腰带，抖掉身上的沙土，然后坐在小桌前，在小羊油灯下继续读，等着我做饭给他吃。

他很辛苦，反修重任在肩。

天渐长。夜渐短。

清晨，羊群出圈也晚了。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羊群还在圈里。远处，走来一辆牛车。一个花白胡子老汉赶车来到我们包前停下，问我们编不编牛粪筐。余汝明跟他讲好价，说要编个大筐一元钱，编个小筐八毛钱。老汉的车架上装着大捆的柳条。他坐在蒙古包前编了起来。余汝明也坐在一旁，看他编筐，聊天，得知老汉因为不赞成加入人民公社，从内地迁到边境谋生，如今已在草原上混了很多年了。他两手空空，无房无地，靠什么生活呢？老汉说：“编筐打篓，养活两口。”这些非法移民叫盲流，即盲目流动人员，没有户口，不能放羊。他们夏、冬两季给牧业队打井，采石，搭棚围圈，盖房；秋季里捡牛粪，拾蘑菇，打旱獭子卖钱；春季里就进山割条子，拉木头，回场里做蒙古包哈那、陶那（哈那：细圆木做成的活动网状支架，用来做蒙古包的墙。陶那：细圆木做成支撑顶棚的骨架）和编筐打篓。他们就这样艰难地挣钱养活自己。牧民们瞧不起他们，又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聪明能干，牧民们提防他们又排斥他们。他们身份不明，背景复杂，朝鲁书记不信任他们，这些人便生活在一种尴尬中。“文革”来了，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成了牧场的造反派。今天，与他们接触才知道，他们生活得十分不易。那边，挝姬阿娘也走了过来，请老汉编个大筐。她原来的那只大筐已经快散了。

老汉专心地编着，聊着，说他编筐用的条子是从遥远的宝格达山砍了来的。宝格达山是个好地方，方圆百里，树林密布，与东北的大兴安岭尾首相连，树高蔽日，遮天盖地。当年，民族英雄嘎达梅林就是在宝格达山领导牧民起义的。牧民每年都要进山伐倒树木，然后栽下小树苗，将木头运回牧场。粗木用来做土屋的支柱、大梁和车辕子、木门，中粗的制作蒙古包的哈那和陶那，细些的做套马竿，最细的用来编筐打篓。不过，这些活儿牧民们并不擅长，这是场里盲流们的专利。余汝明从牛车上捡了许多粗细均匀的枝条，跟着老汉学编筐。

老汉编好筐、篓，收了钱，裹在一块布里，揣进短祆，又赶着车上路了。四周很静，只有几声鸟叫。余汝明仍然坐在包外编筐，全神贯注。远处，有几乘人马朝这里奔来，看样子有急事。片刻，人马到了蒙古包门口。几个牧民翻身下马，大声喊：“老余，长征，快备鞍上马，去劳斯尔组。今天早晨，场部的反朝派和萨伦队的牧民、知青已经集合，要来咱队抓朝鲁书记去批斗。快快，咱队牧民已经在劳斯尔家集合了。我们要拖住这群人，让朝书记赶快躲起来，快！快！不然场里的大队人马很快就要来了！快！”

我和余汝明将羊群交给巴图，骑马跟着他们走了。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有牧民和知青加人马队，马队越来越大。到了劳斯尔的牧业组，见人们全都聚集在一起等候，大家分外亲热。几个男知青和几个牧民小伙子们飞速奔到拆匪包前，翻身下马，冲进去，将老朝夹出蒙古包。小马倌多格拉的马上功夫极佳，他牵着一匹最快的好马。曼土坎将朝书记的蒙袍卷好，系在马鞍轿后面，将老朝拥上马背。拆匪们不知情，追了出来，用半通不通的蒙语争论。王大可、袁宁、张松林见势不妙，立刻备马，跟着这群牧民组成的马队拥着朝鲁书记，呼啸着卷出了牧业组，冲向远方，消失了。

我们刚下马，还未喘过气来，只见远处尘烟滚滚，猩红的造反红旗时隐时现。手持红宝书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地直奔而来。那是萨伦队的女知青彭继红带领的造反队伍，前来擒拿走资派朝鲁。好悬！如果不是牧民们的消息快，行动快，今天朝书记的一条保不命就住了。

这支造反马队，高喊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朝鲁”的口号，瞬间来到蒙古包前，黑压压一片。彭继红一声令下，所有骑在马背上的人全翻开了红宝书的某章某页，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全用蒙古文，萨伦队的知青真有两下子，那么快就会用蒙古文读语录了。我们队的牧民们也是一片人头攒动。许多额吉、阿娘们，手里举着红宝书，与我们知青并排站在蒙古包前。尼玛阿娘目光坚毅，毫无惧色，让我好感动。

彭继红扎着两把小刷子，威风凛凛，又一声令下，人们全下了马。这支造反大队将几个蒙古包围得水泄不通，里里外外搜查了一个遍。朝鲁书记奇迹般地消失了。

这时，余汝明找了几个人，指手划脚，神态诡秘地说了些什么。他又过来叮嘱我，快去组织妇女们跟来人们辩论，拖得越久越好。于是，我就和额吉、阿娘们一起，拦住这些人，笑着阻止他们别翻箱倒柜，假模假势地跟他们辩论，说了很多废话。双方手里都庄严地捧着红宝书，好像捧着护身符。我们明白拖得越久，朝书记就走得越远。我们知道，带走朝书记的是最好的骑手，最好的马，这帮造反英雄们再追也追不上了。我觉得，自己辩论时假惺惺的样子很好笑，很滑稽，像演戏，太有意思了。

我朝周围看，奇怪，怎么男生和男牧民全不见了。对付这些人的，全是些婆婆妈妈。对方来了那么多精壮小伙子，全没了用武之地。这些额吉、阿娘们，在草原上受人尊敬，造反的男人们红了脸，闭了嘴，造反知青们也不好意思起来。造反战士们锐气顿减，有说不出的窝囊，造反女高音也低了八度，于是，一声令下，他们全上了马，举着红宝书，喊了一顿口号，绕着蒙古包群转了几圈，朝远方跑了。

巴音淖尔的男人们，与朝鲁风餐露宿，在山丘里转了一个星期。那群造反英雄们也曾迫进了那片山丘，却迷失了方向，逐渐士气衰退，落荒而归。就这样，朝鲁书记逃过了一劫。

事后，我责问余汝明，为什么当时男人都不见了，只剩下老弱妇女，于心何忍？自称英雄好汉的男人们，原来一个个胆小如鼠。不料，余汝明竟然面不改色，冷冷地笑道：“这点用兵之计都不懂？若以硬碰硬，必然两败俱伤。强敌来犯，要避其锋芒，懂吗？”

“留下妇女老幼，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我气愤地说。

“你呀，大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彭继红后面全是棒小伙子，如果打起架来，咱们知青可不是对手，后果将不堪设想。那天来的人，都是萨伦的牧民和北京知青，实际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保老朝，反而害了老朝，人家会说是由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惨案，罪责难逃。所以斗这一回合一定要以柔克刚。妇女们担当此任最合适。别看彭继红厉害，这丫头本质不坏，跟咱们一样尊重牧民，所以我果断决定，男子汉全撤走，避免交锋，事实证明，这是一着好棋呀！”

无论如何，他实在是做了一件险事。

事后，跟着劳斯尔、老朝钻山窝子的袁大头、王大可、张松林、姜志毅可有了吹牛资本，说这钻山窝子、风餐露宿的滋味不同寻常，感觉跟红军长征、抗日游击战差不多，很过瘾呢！劳斯尔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山里地形复杂，他一点不糊涂，带着大家，夜观星星，日看牧草，总也迷不了路，神了。他三十开外，身强力壮，是有名的活地图、指南针，偌大草原，他走夜路从不迷失方向，把老朝交给他，牧民们都放心。

王大可说：“人多目标大，我们就分了几拨，分开走，被他们发现，我们就分几路朝不同方向跑，把他们弄昏了头。他们反朝派追了好多天没追着，干粮没带够，又找不到水喝，只好偃旗息鼓，撤回去。劳斯尔在山里时隐时现，跑了好几天，眼看着这些人真的全部撤走了，才去告诉老朝出山，回知青包去放羊。”

我问他们，在山里怎么吃、喝、住呀？袁宁神秘地笑道：“你当我们真的天天钻在山里过夜呀，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这叫人民游击战争。有老百姓支持，咱们还能亏着吗？”他骄傲得像是一名抗日大英雄。

造反队伍这次的抓朝行动完全失败了，弄得他们人困马乏，没了情绪，不再恋战，因此，“抓革命”告一段落，下一阶段主要是回队去“促生产”。

草原之夏到了，两派暂且休战，牧场重又风平浪静。

十五

古老的车道上，行进着一行行勒勒车队。

各牧业队都在搬家，进人赛瀚高勒草场。

赛瀚高勒是夏季草场，离新场部只有十多里地，朝正北面有一条两侧山地的通道。这十几里长的通道有两百多米宽，伸向一片开阔的小盆地。盆地中心有很大的水泡子，水由赛瀚高勒河流进去。这条河的水来自百里外的霍斯淖尔湖，经过格斯乌拉山、苏陶勒盖山，绕过场部，环绕着山边流进赛瀚高勒盆地。盆地四周，山峦起伏，中间牧草茂盛，水源充足。

这片草场，起初没有人烟。相传，盆地中有神秘的野兽出没，草有毒。曾经有人冒险进人这片恐怖之地，人畜俱亡。从此，再也无人敢涉足其间。

后来，朝鲁书记到了牧场。在他的领导下，畜群迅速增大，资金日渐富足。他还决定，将场部迁人深入牧业队的地方，即新场部。他带人探察新草场，发现了赛瀚高勒这块盆地。恩布赫说，当年，这里人迹不见，牧草没腰，野鸟成群地在水泡中嬉戏，好美的地方。恩布赫是朝鲁发展的第一批本地党员，朝鲁命令恩布赫进人这块野地，进行试探性放牧。恩布赫壮着胆子，将自家的蒙古包扎在这里，独门独户守着方圆百里的上等牧草，养肥了牛羊。他放的牛羊、马匹膘肥体壮，人见人爱。奇怪，他放牧的羊群，没有吃到毒草，人也没受到什么怪兽的伤害。从此，人们陆续迁人了这片沉睡千万年的野滩。赛瀚高勒真大，容得下全牧场的畜群。每到夏季，三个牧业队就搬到这里。夏季的牧草吃掉就长，源源不断，原地放牧一两个月也不用搬家。于是，每逢夏季，赛瀚高勒就像开不完的那达慕，总那么热闹。

伫立在山坡上，放眼望去，环山腰白色毡包星罗棋布，炊烟袅袅。盆地中央，水泡子四周游动着一群群牛羊，穿着艳丽蒙古袍的姑娘小伙子们，骑马穿梭其间。蓝天，白云，青翠的环山，一似织锦堆绣。

我们的营盘，是进入盆地的第一家。

我们依然跟恩布赫的包扎在一个营盘上，两包之间，靠山的一边，用十几辆车围成半圆形羊圈。出了包门，整个盆地尽收眼底。扎好蒙古包，铺上地毡，挖了地灶，余汝明就和姜志毅到附近挖井，只挖到半人深，便出了水。我围着井口转，高兴得直蹦。

入夜，我们进包，烧茶做饭。地灶是我跟挝姬阿娘学着挖的，很好烧。喝了晚茶，我取下哈那壁上挂的书包，拿出书和纸笔，忽然发现哈那棍上立起来一个活物，黑乎乎的一堆，仔细一看，哎呀！是蛇，盘在上面，正伸直了脖颈，吐着红信。天下最吓人的东西就是蛇。我魂飞魄散，丢掉手里的书，大喊起来。余汝明和姜志毅凑近一看，也大惊失色。姜志毅抓起火钳，将小蛇扯了下来。他们在灯光下细看，余汝明说这是条腹蛇，腹蛇是腹生动物，大蛇直接生小蛇，不是由卵孵化，这种蛇都长不大，但是毒性很大，咬了人会致死，说得我头皮直发麻。姜志毅将蛇丢出包去。余汝明要抽烟，让我去取火柴。我翻开毡子，只见又一条峻蛇盘在火柴旁，正昂起头，也吐着红信子。我毛骨惊然，又一声惊叫。余汝明过来一看，哎呀，一下子发现了三条蛇！余汝明和姜志毅急忙用火钳夹蛇甩出蒙古包。我惊魂不定，四处张望，到处去翻，害怕还会窜出毒蛇来。

“糟啦糟啦，这个包一定是扎在蛇窗上了。”姜志毅在叫。他说夜里要圈马群，就告辞跑掉了。其实，他是怕蛇。童君买粮未归，不然也会跑掉的。我战战兢兢，不敢坐下。余汝明冷笑道，怕什么？说山上尽是这种蛇窝呢，住哪儿都一样。都提了几条蛇了，不会再源源不断地爬出来吧。我只好放开铺盖睡觉。夜里，我做了一夜的蛇梦，第二天告诉他，他说梦见蛇很吉利，有福，还说这种蛇你不惹它，它也不理你。

也许是这样的吧，于是，我就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怕极了，如坐针毡，眼睛时时刻刻四处搜寻。夜里给羊下夜，轻轻走路，生怕踩着一条蛇。姜志毅果然不来了。余汝明在外放羊，白天就我一人在包里，总是觉得四面楚歌。我又去取书包，仔细看好，没有蛇盘在哈那上，便将手伸进去拿书，一下碰到一个冰凉的柔软东西，它动了一下。我“哇”地叫出声。挝姬阿娘赶来了。我将书稀里哗啦抖出来，一条蛇掉在了地上。我要打死它，阿娘拦住了，用铁钳夹着它甩出蒙古包很远。她说：“哈麻怪（不要紧），你不打死它，它不找你麻烦，你打死了它，许多蛇都会来找你麻烦。”

我心有余悸，第二天就拆包挪了个地方。过了许多日子，再不见蛇来惊扰，我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清晨，太阳将青草上晶莹的露珠儿晒干，羊群就出圈了。我和余汝明跟着羊群缓缓行走。我们看着小羊们出生和长大，爱它们，宠它们，还给长相、性格特殊的小羊们取了名字：小降落伞、小红帽、黑马、猪八戒、猴子、骷髅、小丑、大对虾、豹子头、花和尚、红灯笼、圣诞老人、林黛玉、希特勒……我们最喜爱的是小山羊降落伞，漂亮极了，亮亮的眼睛黑白分明，一身滑润闪光的毛，绿红色块均匀地散在背部。每当它吃撑了，小肚皮圆鼓鼓的，背上的花块也展开了，真像撑开的降落伞。它的叫声清脆悦耳。余汝明常常将它抱在怀里，像抱着婴儿，听它撒娇的尖叫。它习惯我们抱它。还有我的小红帽，头上像戴一顶帽子，也特别好看。余汝明说，每天放羊归来，最开心的是羊全都吃饱了，撑得肚子横，怪不得草原人开朗、单纯呢，生活在大自然中，没有烦恼，怎么活得不开心呢？

余汝明很怪，他欣赏那只“希特勒”。那只坏羊长得真像希特勒，黑色小分头，唇上一抹黑胡子，好斗，十分霸气，常用锐利的犄角顶得对方连连后退。他居然说他喜欢它的霸气。

初来时，阿娘天天叮嘱余汝明，千万别去西边山沟放羊，那里的草有毒。

一天，我正捣着酸奶，缸里散发着浓郁的酒香，那是奶发酵了，香气弥散在整个蒙古包里。余汝明在包外叫喊，让我快快出去。我钻出包门，只见他骑在马上，抱着一只垂死的小羊，大喊：“快快！快给它洗胃！”它是“小降落伞”，我们的小宝贝。我双手接住它，抱进蒙古包。它的头垂落在地上，四肢伸开，奄奄一息。必须尽快给羊灌水洗胃，但是，这样行吗，不毒死也会呛死。余汝明急了，第一次见他抓耳挠腮。挝姬阿娘闻声赶来，见状立刻舀了一碗酸奶，掰开羊嘴就灌。余汝明拍着脑瓜说：“对啦，牛奶解毒，我怎么没想到！”阿娘盯住余汝明，责备地问：“你去了西山沟？”余汝明点点头，又火速奔出包去，上了马，叫我跟他一齐去西山沟。我慌忙备鞍上马，尾随而去。

西山沟里，羊群正在吃草，地上又躺倒了两只小羊。另有几只羊也站着发傻。还有几只羊围着一丛草争食，吃得津津有味。必须快快阻止它们，可是，已经晚了。

余汝明叹道，此处真的不可久留呀。

又有几只羊走不动路了，待在原地。

我俩奔忙着，左右开弓总算将羊群赶出了西山沟。上了北坡，回头看见希特勒落在了后面。我们驮着羊奔回蒙古包，给中毒的羊灌酸奶，灌完了，再骑马往回跑。沟里又倒下了几只羊，我们—一抱回包里。羊群进圈时分，余汝明突然想起了希特勒，便叫我一同骑马往坡上跑。希特勒已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一旁还有猪八戒和骷髅。我们下了马，推它，一动不动，翻开眼皮，已经散了光。它死了，再也不能在羊群里称王称霸了，有猪八戒和骷髅陪着它去另一个世界。它们中毒身亡，肉不能吃，皮也不能要。余汝明垂着头，立在它们旁边，一脸的恋恋不舍。我们上了马，让野狼来收尸。

羊油灯下。几只将死的羊躺在地毡上。望着它们，我心里好难过啊。余汝明沮丧地说：“看来，那些传说是真的，可能第一个进人赛瀚高勒的人，就是把营盘扎在这蛇南上，他到西山沟，毒草毒死了他的羊。也许，那人得罪了腹蛇，他才全家覆没在这赛瀚高勒的山口上。如果这个人胆子大些，再往盆地里挺进数十里，也许，赛瀚高勒的开山鼻祖就不是恩布赫一家了。”

忽然，躺在地上的小降落伞站立了起来，小红帽和其它几只羊也抬起了头。它们都活了！啊，酸奶，救命的酸奶，伟大的酸奶！怪不得草原人很少看病，原来家家都守着酸奶这宝贝，竟能起死回生。余汝明眼里也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内蒙古高原的夏夜，不冷不热。

余汝明说要抓紧时间读书和思考问题。他写了许多东西，不准我看。我也并不想看。他看了书随处乱丢，没几天，全包所有的地方都摆着他翻开的书，书中夹着白纸条，东一段，西一段，像是在摘抄什么。包里已没有地方落脚，不小心就会踩在书上。同学们来了没地方坐。我帮他收拾书，他总是发火，不许整理，说这是乱中有序，说马克思也是同时看好几本书。我说那怎么看呢？东看几页西看几页吗？他总说你不懂，靠边站，我就靠边站，任凭他在地毯上摆满书和纸。恩布赫来了，也找不到地方坐，便蹲在包门口跟余汝明说话。恩布赫说苏和同奇怪，书不能吃也不能用，到处都摆着干什么呢？他搞不懂，摇摇头，便上马走了。

小马馆多格拉来了，也蹲在包门口，说余汝明可能比别人多长一个脑子，不然怎么会看那么多书，记得住么？

有一天，我进了包门，看见一个人正在抄写什么。那人见了我，赶紧收了笔，鬼鬼祟祟的样子。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包内的黑暗，仔细一看，原来是胡敏。他笑嘻嘻的，一脸的尴尬。这家伙，专搞些神兮兮的事情，令人怀疑。余汝明在外面下了马，正在车上挂缓绳。我说：“胡敏，汝明回来了，你坐一下，我给你们烧茶。”他一脸的紧张，拔脚就往外走，说：“不用了，不用了。”他迎头撞见了余汝明，冲他挤出一个笑脸，说是要再去圈牛。余汝明没留他。他急忙骑马跑了。
余汝明一脸疑惑。

他是一个多疑的人。

我烧了热茶，泡了炒米、新鲜角黑（奶皮子），加点红糖，递在他手里。他一眼瞥见桌上的两页纸，立刻收起来，问胡敏看了这两页没有。我本未看清胡敏做了什么，就说没有什么。余汝明闷着头喝茶，低沉地说：“长征，你注意，以后不许任何人看我写的东西。”“也不许我看吗？”他不置可否，指责我为什么不把桌上的东西收起来，又问我看过没有。我真的不知道那两张纸有什么重要，本来满地都是纸嘛，真是的。是真理怕什么别人看嘛！我心里叽咕。他喝了茶，又伏身在那张小桌上写东西，写完了便藏起来。我心里好笑，什么稀罕东西，藏来藏去的。我将甜奶酪切成小块，端给他吃。他说这次做得好，味道像那么回事了，然后出门上马，去因他的羊。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觉得他太奇怪了。

夜里，两人罩在蚊帐里耕云播雨，之后，他倒在枕上，歇了一会儿，说道：“他一定看见了什么，不然不会走那么急，一脸的假笑。’徐汝明的眼球在慢慢移动，思考的时候，他总是这样。他为什么这么在意，他也有秘密瞒着我吗？

次日清晨，他要我陪着他去放羊，看救活的小降落伞、小红帽。它们在羊群中吃草，显然不如从前精神。余汝明说，它们总算是躲过了一劫，但是，等它们长大了，照样得死。它们天生命不好，逃过毒草，逃过狼口，就是逃不过人口，谁又知吃了中过毒的肉，对人有没有影响呢？

正与余汝明说得热闹，他突然打断了，说：“是时候了，长征，咱们快上马，回包去！”我随他翻身上马，莫名其妙地快马加鞭，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又卖什么药。赶到蒙古包，下了马，余汝明把手指放嘴上，叫我别出声，神秘兮兮的。我们轻手轻脚，朝前走去，这才发现木车轮上已经挂了一匹马。余汝明猛地推了门进去，帐里有人！那人精神集中，正在用笔写东西，余汝明掀开蚊帐，是胡敏！他正在抄写那两页纸，不知是怎么翻出来的。余汝明眼珠差点瞪了出来，大喝一声：“胡敏！你小子搞什么间谍活动！谁要你钻进我的蚊帐里来抄别人的东西！”他使劲揪住胡敏的脖领子。

胡敏天生一张巧嘴，一口一个老余，余大哥，余头儿，叫得甜甜的，叫得余汝明松了手。胡敏说自己只是好奇，没别的什么意思，其实这纸上写的观点他也赞成。他以人格担保，绝对不跟别人说。他说“文革”这年头，说出去会坏了大事，这些利害，他全懂。请老余相信他，信任他，理解他，了解他，认同他，他也跟老余是同类人，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思想，有观点，有原则，有立场的理想主义者，是为理想奋斗不息的献身者……

本该余汝明要说要问的话，他全说到了。他整理好衣服，乖乖地坐在老余身边，毕恭毕敬的样子。余汝明盯住他，要从这张稚气十足的娃娃脸上看出阴谋来，不，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呢。余汝明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个人就聊起天来，越聊越投机。原来，胡敏这小子还真有些思想。不一会儿，他们便谈得称兄道弟。

胡敏悄声说：“老余，我早就看你这人不简单，你思想真大胆，连最高副统帅都敢批。说实话，这两张纸上的文字把当今中国重大问题全点透了，尖锐大胆，不用说，这个东西无论落在谁手里都会打成反革命。老余，你写下的观点，跟我的完全一致，例如裁军和精兵简政问题，可见咱们英雄所见略同。咱们都有宏伟目标，都想为中国做事，所以，不要担心，我绝对不会泄露你的秘密。”

余汝明嘴角露出一丝讥笑，说：
“你小子还有脸自称英雄呢，上回在场部，桂克勇把你臭揍一顿，瞧你吓得那个孙子样儿。你跟我的所见还差得远，好好学着点吧，别太狂了，小子。”

余汝明真刻薄，一点不给面子。

胡敏没有生气，一脸敬佩的神色。这张孩子脸纯真气十足，让人恼火不起来。

从此，胡敏的眼睛里更多了几分与众不同的神秘，自以为探知了巴音淖尔知青领袖的最高级机密，自己距离神圣的目标当然也就更近了。

重君从场部买粮归来，带给余汝明一封信。他看信时，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匆匆看过一遍后，呆坐在那里，目光灰暗下来，然后，他又一连看了好几遍。是谁来的信，令他如此心神不定？

过了好久，他才告诉我，这信是他最思念的白露萍写来的。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大概是我表情难看，余汝明说：“你呀，醋什么劲儿呢，这信里又没说什么，她说祝贺我们幸福。你瞧瞧人家这心胸，这肚量，她心里肯定有我的位置。”

白露萍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

我眼里透着疑问。他是个聪明透顶的人，立刻说，他已将我们俩的事向艺校宣布了。他说：“你在学校里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我就是要大家看看。能把一本正经的你弄到手，同学们肯定会有震动。”他一脸的得意，说出的话刺痛了我的心。我感到又受伤了。他是一个多么矛盾的人，真爱的人不去追，偏追一个过于单纯的人。我已经成了他的人，他却又嫌弃我。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都会是这样吗？是他一再向我保证，许愿，发誓，我才把自己交给他的，他会不会辜负我呢。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会说到做到的，别乱想了。我使劲劝自己，安慰自己，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这些天，他喝过晚茶，总是背靠哈那，沉思默想，不时投来一种奇怪的目光。他真是个难以捉摸的人。见他手里总是捏着白露萍的信，我不由得又难受起来。他说这叫吃醋，我不懂什么吃醋不吃醋，我认为，你发誓爱我一辈子，占有了我，又要在精神上征服我，你都做到了，就应该好好珍惜，不该再去找别的女生，占有一个，心里再想着另一个，这叫什么事儿呢？

一连几天，每晚归来，他依然靠着哈那，沉思默想。有一天晚上，他终于说话了，问我读书读得怎么样了，我如实回答。他似听非听，说：“你是在进步了，以后钻进去，会逐渐成熟。但是，你也有可能钻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我说：“那又怎样？”

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就只有分手了！”

“什么？分手？”他说我们会分手！如同五雷轰顶，是不是耳朵听错了？我懵在那里，又问了一次，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

我的心好痛！似有一把尖刀在直刺心窝。因为他对天发过誓，说永远爱我，白头到老，绝不食言，因此，那天晚上，他对我做了那件事，我才没有反抗呀。现在，我什么都给了他，洁白无瑕地给了他，他说要我永远忠实于他。我全心全意地把心交给了他，可是，今天他竟然说了些什么？！

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心流血了，好痛啊！

夜里，我开始做恶梦，常常梦见一团纠缠不清的黑影，吓得惊叫着醒来。这种痛，无人可以倾诉，渐渐地，我茶饭不思，头发不梳，衣冠不整，目光呆滞，言语含混，总像在生病。有时，为了他一句不经心的话，我就头晕起来，只好躺在地毡上，让心情渐渐平静。他说我得了“癔病”，我明白这是“心病”，是他带给我的病。我觉得自己在变，变得神经衰弱，疑神疑鬼，一想起那两个字就心如刀绞。他一提起他的那个白露萍，那个女司令孙胜利，那个季茵，我就很难受。他毫无顾忌，常常挂在嘴边，一见我难过，就笑我吃醋，说是喜欢看我吃醋。我不知道什么是吃醋，只知道自己的心真的受伤了，伤得很痛很痛！我感到头昏，恶心，总想独自好好哭一场。我真的病了。他看我时，眼里有一种冷冷的讥讽和嘲笑，于是，我的心也好像碎了。

那些日子，我知道自己变了，外貌那么丑陋，脏乱不堪。我常常独自坐在蒙古包前，让晚风吹乱头发，像个披头散发的疯子。风啊，吹吧，吹凉了发热的头，让思想冷却，让痛苦凝固，不要再折磨我。我现在才认清自己，自以为坚强，自以为很革命，很纯洁，却变成了这样，那么软弱，那么无奈，那么浑浊不堪……

余汝明的脸色依然冷漠，埋怨我茶煮得不够开，饭做得不够可口。我置若罔闻，坐在蒙古包前默默地望着夜空，不知不觉，天色这么黑了。我起身，漫无边际地走，踉踉跄跄，走在茫茫草原上。空旷的草原，夜风很凉，走吧，就这样走下去吧……

“长征……长征，等等我，别离开我！”那是余汝明的声音。

他追了上来，声音哽咽，抓住我的衣袖。我甩开了他的手。他又一次抓住我，抓得更紧，泣不成声道：“长征，原谅我，长征，我不知道怎么伤了你，我会改，这世上除了你，我再没有更亲的人了，一日夫妻百日思呀，原谅我，你是我最亲的人。自从母亲去世，我再没有享受过爱，哥哥毕竟也是男人，很粗心，你才是我最亲的人啊，你忘记了那天咱们发的誓……”他哽咽得说不下去了，一把将我楼进他的怀里。我贴在他温暖的胸膛上，相拥而泣。我们相互擦掉脸上的泪水。他紧紧地吻住了我，这热吻立刻融化了心头的冰霜，一股热流流进了心里，糊里糊涂又忘记了那些心灵的疼痛，落人了幸福之中……

余汝明说：“小两口打架，床头打床尾合，别计较。”他平平淡淡地将这场风波平了下去。但是，我心里已经结了疤痕，一经触碰，就会疼痛。

“听那个女人嚎，够恐怖的，韦头儿，你不怕呀。”

“怕什么，怕还能当医生？”

在知青们的追问下，韦强讲述了女人生产的全过程。那女人横胎，又是头胎，生了两天下不来。这方圆几百里，找个医生不容易，场里惟一的医生外出了，只好求助韦强这个知青赤脚医生当“接生婆”。还好，韦强在卫生员集训班里看过接生。他聪明，沉着，善于应变。他给那女人按摩，让胎位转成正位，慢慢顺着她的呼吸，伸手进去，轻轻向里送，松动了，把小脑袋慢慢移出来，再向外拖。因为折腾时间太长了，女人早已奄奄一息，全靠韦强用劲向外拖，又粘又滑，出口又紧，不敢使狠劲，怕伤了小孩。幸亏她体力好，不然就出事了。苏子义问：“流了很多血？”韦强道：“是呀，说老实话，我真的肝儿颤，生怕她死了。”

“韦头儿，再说一遍，那小孩是你从那个洞里拽出来的？跟拽小羊羔一样？”苏子义十二分好奇。袁宁也问了一遍。王大可又问了一遍，韦强又一一答了。苏子义听得直咬嘴。王大可愣了神，还打个激灵，待了一会儿嚷道：
“这么说，你们这群爷们儿是被人从那地方拽出来的？”
“可不，你当你是谁，你也一样！”

“不，不，我不是，我妈说了，我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王大可憋了个大红脸。

“你小子还真信呀，你妈哄你的，凡是人都是这么生出来的！”袁宁的口气特别权威。

“我的妈吔，这么可怕呀，怪不得要讲孝敬，人一出生就让老娘吃这么多苦……”

余汝明向韦强递了一支烟，问他为什么要当赤脚医生，是不是赶时髦。韦强答道：“因为我很早就没有了爸爸，从小就发过誓，长大了一定要学医，治好所有像爸爸那样的病人。”

“有志气。你小子是要做知青白求恩呀！”余汝明说。

韦强笑了，笑里露着骄傲。

两只壮硕的大公牛正顶架，犄角别在了一起，进进退退，难分难解。几个牧民骑马在一旁观望，不敢上前。文旭从容地走了过去，帮助两头牛分开犄角，再回身上马，将两牛赶开，牛也就老实了。文旭每次圈完牛群，就来拆匪包喝茶聊天。他特会神侃，跟他在一起极热闹。自从年初牧民们选他当了牧业生产队副队长，他就成了大忙人，管得宽着呢。此刻，余汝明望着策马而来的文旭，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文旭高大伟岸，气宇轩昂，好不威风，他身着干净的学生蓝制服，脚蹬锃亮的马靴，催动马儿到了包前，翻身下马。大家互致问候，一起进了包。文旭不客气地坐在中间位置，不用招呼，一看便知是此包的常客。他头颅硕大，戴一顶绿军帽，圆脸上透出一点稚气，剑眉俊目，直鼻方口，一股英雄豪气溢在眉宇间。看得出，拆匪们对他有一种自然的敬重。余汝明与文旭并排坐在一起，张松林斟了茶递给他们，穿着白参木其（白蒙袍）的小牛倌曼上坎也跟了进来，随便地坐在文旭的另一侧。曼土坎喝着茶，大肆赞赏文旭。草原人敬重勇敢的人。

文旭说，这次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干部开了会，要组织牧民“破四旧，立四新”，像内地一样造牧主的反，牧民们希望苏和同们给予协助。文旭说，明儿牧民们抄牧主和“五类分子”的家，要知青们去助威，他认为知青只能敲边鼓，不要唱主角，别弄成了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因为贫下中牧才是牧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苦大仇深，应该由他们打先锋，咱们知青在北京已经折腾够了，不要来这里喧宾夺主，这儿是民族地区。大家表示赞同。文旭请张松林去通知修养包的同学，张松林点头离去。

会议结束后，我和余汝明乘着牛车往回赶，我问：“你怎么不像文旭那样参加生产队领导班子呀？”余汝明嘴角泛出一丝怒意，说：“干那事大浪费时间，我的目的是养精蓄锐，磨炼意志，探索理论，做‘筹划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幕后人，出头露脸的事，让文旭这种肤浅的人去干好了。你呀，傻丫头，目光短浅！”他眼含妒意，盯了我一眼。
我无话可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自卑了。

十六

清晨。一个艳阳天。鸟儿惊得四处乱飞。
一群群人马，黑云般涌来，沸沸扬扬。巴音淖尔的贫下中牧造反大队开始行动了。这片黑云，吞噬了一座座“五类分子”的蒙古包，所到之处，翻箱倒柜，查找变天账、凶器、金银饰物，抄出了许许多多印着游龙戏风的银饰、银壶、银马鞍、银脚镫、银餐具、银柄匕首，还有各种花色的镶银玉雕鼻烟壶……形形色色，好像进了金银珠宝店。还有许多式样 古老的铜盆、铜勺、高脚铜壶，叫不出名堂的铜饰、铜器，恍然回到了远古的铜器时代。
知青有约在先，此次行动，只敲边鼓。参与抄家的主要是牧民中的青壮年。这团黑云卷到了牧主巴德木家。一个小伙子爬上高高的木轮车，揭开木柜盖，翻出十几条彩色绸腰带。姑娘小伙子们将它们全部向天空抖开来，像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彩虹，缤纷亮丽。他们又从车里翻出大大小小的绣锦蒙袍，华丽无比，每一件都是精美绝妙的民族工艺品。那些五彩丝绣的毡袜，令我目不暇接。这家女人的女红手工，真是无与伦比，我不由得看呆了，觉得自己掉进了民间艺术的宝库，我太喜欢了。我突然发现，在灵魂深处，我竟然还欣赏封、资、修的货色，这暴露了自己的思想不够健康，所以必须要虚心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贫下中 牧就爱憎分明。可是，难道无产阶级就不要艺术品了吗？难道人类进化到今天就不要美作为装饰了吗？革命与艺术必须是对立面吗？我又想不清楚了。
黑云继续席卷。牛车上装满了抄家的战利品。黑云席卷到尼玛阿娘的牧业组。尼玛阿娘一向与人为善，没有什么阶级观点，与铁木勒一家关系和睦。铁木勒家是世袭贵族，据说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内地是斗争对象。由于施行民族政策，牧民之间不分阶级，相互间依然和谐。牧民们围住了铁木勒的家。他默默地呆立着，神态平静，只有从他眼睛里才能看出一种深深的忧郁。混乱中，有人在我耳边轻声说，要我进他家去抄东西。为什么牧民们都不进去？是不是铁木勒一向待人和善，牧民拉不下脸对他们搞阶级斗争？让我去我就去吧，反正我是一个红卫兵小将嘛。我踏进了铁木勒的蒙古包，步履迟疑。他有大恩于我呀。我忘不了那一天，夕阳西下，我跟在羊群后面，顺着狂风走，眉毛、头发都结了厚厚的冰霜，白蓬蓬的。他出现了。是铁木勒第一个找到了我。他焦急地告诉我：“红太阳没有了的……”他气喘吁吁，眉毛结了冰，像一个圣诞老人，语气里透着令人感动的深切的关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刮到了边疆，他的家在劫难逃……可是，为什么是我去抄他的家？
我踏进了他的家，不敢看他。
我在恩将仇报吗？蒙古包里有他的老母亲，一位端庄的老妇人，穿着紫红色长袍，手捏一串佛珠，两条花白的长辫垂在胸前。她面无表情，冷静地看着我……记得有人悄悄告诉我，去毡底下搜查。我走过去，一眼就看见地毡隆起一块。我掀开毡子，见有一个天蓝色绸布包， 是松松系上的。我拉开结，露出满包白花花的银饰，精致无比。我包上它后，看见旁边毡下还凸起一块，翻开一看，又有一包，打开来，同样是银饰。怪不得是世袭贵族呢，历代传下来的东西，肯定不少。我将银饰包好，抱着两大包战利品，径直出了蒙古包。我没有看老额吉的面孔。此刻，我心像钢铁般坚硬，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了革命事业，就要铁面无私！我将搜到的两大包银器交给了牧民中的负责人。牧民都睁大眼睛，仔细看这些银饰。可是，回头想想，为什么牧民们不自己去拿？为什么进蒙古包时，只剩下我一人？为什么大家都关心这些东西？像早都知道似的？这一定是牧民们的秘密，是难以猜透的谜。
折腾了一上午，有人通知，下午要开“批斗大会”。此时，几个小伙子拆开一条香烟，充当战利品，散给男人们。男知青也人手一盒。香烟递到了余汝明手中，他立刻推辞，连声说：“不会，不会吸烟。”声音很大，动作夸张，令递烟者脸上难堪。他就这么古怪，不照顾别人情面。他拉住我说：“走，别跟这么多拆匪一起凑热闹，瞧这样子，像不像集体抢劫 的？连香烟都被抄了，是不是太过分了？”
骑在马上，他还在叽咕。
回了包，我赶紧烧茶，余汝明用匕首将手扒肉一片片切开，说：
“长征，开完批斗会，咱们知青自己也开一个会，总结一下抄家的经验教训。在会上，你要首先发言，对我提出批评，指责我不大胆指挥，畏首畏尾，见了不良行为不制止，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侵占牧民的胜利果实，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长征，措辞激烈点，我要让人感到，我俩的关系才是真正革命者的关系，与众不同。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和你的关系，胜过文旭和石梅那种缠缠绵绵的低级趣味，把咱们的关系塑造成一切从革命大局出发的关系。我们只有从小事做起，才能超越他们。在会上，石梅一定会处处附合文旭，百依百顺，而你要标新立异，这样一对比，就对比出了他们的俗气。你看文旭的那个得意劲儿，风头出够了！队里的事，他处处插手，这点小权也要争一争，目光短浅……”
余汝明好像对文旭有很大成见，为什么当面不说呢？为什么要我演戏给大家看？我是不是像玩偶？我对他一向百依百顺，从未违抗一次，怎么会突然批判起他来了？
喝过茶，我们出发了，余汝明再一次嘱咐我：“一定要表现得激烈，懂吗？别教都教不会你！…··”
其实，在学校里，老师一直夸我聪明。现在，在他面前讲常常显得笨。他越说我傻，我就真的越发傻，如今，竟傻得让他点一下才动一下，不知是中了什么魔。
我努力重温他的指示，认真领会精神，想想说话的程序，更加觉得复杂和沉重，害怕演不好这个角色。现实生活中，我已经沦为了他的精神奴隶，心甘情愿，奴隶怎么可以指责主人？还要努力表现出平等，这场戏是不是太夸张了？
两匹马在碧绿的草原上奔驰着，虽然夏风拂面，晴空朗日，我却心乱如麻。远处，山包上已站满人群。今天，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来了。巴音淖尔似乎第一次召开这样隆重的会议。众人前面，有一排人，面朝东方，低头垂手而立。他们穿着蒙袍，个个面如土灰，狼狈不堪。这是一群“五类分子”，有“戴帽的牧主”、“富牧”、“反动喇嘛”，还有一个“大右派”。草原上竟然也有右派。牧民说，这个大右派还没来。人们驻足而立，翘首等待他的到来。
恩布赫和巴特尔在叫小桑杰，快去，快去，把米西格找来。一会儿，桑杰骑马回来了，说是没找到。恩布赫命令他再去找。桑杰掉转马头，重又去了。满山坡的人们全都引颈远望，好像米西格不到，太阳就升不起来一样，他是人们心目中举足轻重而又非斗不可的大人物……
余汝明好奇心极强。他带着我跟着桑杰一齐去寻米西格。没有跑出多远，米西格来了。一个中年蒙古汉子，穿一件藏青绸夹袍，系灰蓝色腰带，脚蹬绣花边蒙靴，有些秃顶，面容瘦削，剑眉，直鼻，薄唇，留着的小胡子经过了精心修剪。他目光炯炯，透着逼人的英气，一看便知不是等闲之辈。在桑杰的押送下，他始终旁若无人，看都不看我们，只管自己前行。桑杰说，米西格曾经是巴音宝力格的骄傲，后来莫名其妙地划成了大右派，从此一落千丈。望着米西格，我暗自叹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巨大毅力的人，奔赴即将挨斗的场地，毫无惧色。进了会场，他始终旁若无人。
批判大会宣布开始，生产队领导人恩布赫、巴特尔依次讲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牧依次控诉旧社会的苦，批判“地、富、反、坏、右”的滔天罪行，发言全用蒙语，讲得北京知青傻了眼，只有旁观的份儿。余汝明和文旭及时在知青中打了招呼，不准参与牧民之间的武斗，并且指定专人维持秩序，及时阻止过分的殴打行为，保证顺利开完批斗大会。
文斗结束了，武斗开始。
一些半大小子、姑娘冲了上去。
我发现，挨批斗的人中，竟然还有乌云其其格。她眼里饱含着委屈和不服。我记得，在雨雪交加中，她跟在莲花阿嘎身后拼尽全力抢救集体的小羊羔，还脱下了自己的长袍，盖在小羊身上。她也被当成了阶级敌人？我心里充满了疑惑。
一群人开始围住铁木勒的哥哥殴打，下手很重。有一个女孩子，手持马鞭，狠狠抽打他的脊背。他渐渐不支，就用胳膊遮挡，越挡打得越惨。这女孩似乎在玩一场打人游戏，满脸的惬意。知青们围了上去，劝走了她。米西格也被一群人围着，大家喝令他低头认罪，他高昂着头，用蒙语大声争辩。他的夫人依其玛在侧。因为依其玛是贫牧的女儿，所以牧民不会对她动手。挨的拳头和马棒最密集的，是巴德木老牧主。知青们尽力劝阻，别打得太重。
突然，传来一声惨叫。循声望去，是米西格。只见他捂住下身，蹲在了地上。牧民说，那个小姑娘踢得太重了。他疼痛得脸都变了形。他的美丽的妻子正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不敢看这惨痛的一幕……
不少人互相对视着，眼里含着惊恐。
恩布赫低声说：“米西格这下子真的够呛了……”
一群男人围住蹲在地上的米西格。
米西格紧闭眼睛，咬着牙，大脑袋垂得很低。他双手捂住下身，一个黑脸汉子劝道：
“米西格呀，你就是这不服输的个性害了你啦，不然，怎么会挨今天这个黑心脚呀，看你以后还抖不抖了。”
人群中一片窃窃私语，说米西格从此完了。
“你怎么知道我再也不抖了呢？我错在哪里？如果以力服人，人们只能口服心不服。”他咬紧牙关，艰难地站了起来。
“米西格呀，说话软着点，你又掉不了几块肉。你要是伤个好歹的，以后怎么做人呀！连个男人都做不成了！”
他咬咬牙，挺直身子，一脸的凛然之气，说：“那你们说，我真的说错了吗？为什么‘土法上马大办钢铁’，明明是劳民伤财嘛。那一年，哪家不是把铁锅、连同切菜刀都捐了，丢进土炉子里烧化，说是放卫星。开玩笑！卫星上天了没有呀？胡搞！事实证明，搞不下去了嘛。你说搞公共食堂，结果弄得老百姓都没饭吃。再说大跃进十年超英赶美，怎么样呀？更加一穷二白。怎么可能一口吃个大胖子？浮夸吹牛说大话嘛。你们当是三年自然灾害？我看主要是人祸，为什么不实事求是？捏着鼻子哄嘴巴，哄不了眼睛呀。”
“所以你就反党反社会主义！”
“没有。只是有不同认识罢了。”
“你别狡辩，你就是想叛国投修！”
“不是，我父母全在蒙古，我想念他们是人之常情，想念父母就是叛国投修吗？”
“米西格，贫下中牧不听你的煽动，现在不许你说话。”
“有理怕什么人说！”
依其玛拼命挤上前去，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哀求道：
“多怪！多怪，多怪挫！”（别讲，别讲，闭嘴坐着。）
我发现，米西格的衣领子，竟然洗得很白。草原人一件新衣穿到旧穿到破都不洗。米西格的内衣领子比北京知青的都白，起码是比余汝明讲究。再向下看，米西格的袍子针脚细密，衣衫整洁，腰带扎得极讲究，蒙靴衬袜的花边绣得极精美。紧紧依在米西格身边的依其玛，同样干净利索，皮靴擦得一尘不染。她头发梳得很讲究，还抹着油，粗黑的长辫梢上扎着淡绿色蝴蝶结，银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仅仅从他们的衣着上就能感知，这一对夫妻是多么出色，多么幸福。可是，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是为了什么？为了能说句真心话吗？……
余汝明轻声说：“这小子，真有尿！都这样子了，还嘴硬，教训，教训呀！有勇无谋，傻瓜蛋一个……”
我很惊奇，米西格是蒙古人，他汉语说得跟他的蒙语一样流利。他为了让北京知青了解他，不嫌麻烦，用蒙语说完立刻再用汉话说一遍，就像同步翻译一样迅速，不留痕迹，真的很高明呢。
批判大会结束了。主持者通知说明天继续进行“破四旧”活动。
文旭大声告诉知青们，散了会到他的蒙古包去，召开知青会议。知青们的马队，浩浩荡荡，朝文旭的蒙古包进发。几个牧民小伙子也跟着起哄，一窝蜂跑下坡去。
二十多人，挤满了蒙古包。包外的围毡全卷了起来，透过哈那壁的网状木棍，可以看到辽阔的赛瀚高勒平原和水泡子。包里收拾得很干净。石梅和文旭都酷爱整洁，陈设与众不同，令知青们羡慕不已。石梅满面笑容，忙着烧茶，用暖壶里的开水烫洗碗、筷，搬出手扒肉、果子、炒米、自制奶豆腐……会议开始了，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静听两位知青领袖的发言。
正在这时，牧场派出所的阿尔腾来了，坐在蒙古包的门口。一脸的诡秘。大家很欢迎他，他伸手接了石梅递给他的奶茶，说是顺路来看看，正碰上就列席吧。大家继续议论纷纷，指责那个野姑娘，说米西格太顽固，太大胆，嘴大硬。袁宁称赞米西格是条好汉！余汝明点头赞同。石梅说，真没想到，草原上居然还有这么有政治头脑的人，看来，咱们把草原人估计过低了。
王大可说：“你瞧他那副硬骨头，宁折不弯呐！”
冬力布和桑杰不懂汉话，听得直眨眼。曼土坎懂汉话，最和知青们亲近，此刻也来了劲，说：别看今天大家批判米西格，其实，咱们草原人没有谁比得上他的能力，你们去他家，看看墙上挂的照片就晓得了。恩布赫书记的资格哪儿能与他相比。米西格从小就参加解放军，后来上呼和浩特干部学校学习，成绩总是第一。他还是呼和浩特的长跑健将。他是我们草原的骄傲，人人敬重他。从前，他说话最算数。可以说，咱们草原上除了敬菩萨，就是敬重像米西格这样的人。依其玛是巴音淖尔草原上最漂亮、最出色的姑娘，非常骄傲。米西格一回草原，依其玛就嫁给了他，那时，谁要是嫁给了他实在光荣。老人们说，依其玛是个仙女，又漂亮又能干，针线活儿在草原上数第一。姑娘们都羡慕她嫁给米西格。后来，呼市干部学校将他定成了右派，历次运动都少不了斗他，他都不服。咱们草原上的人说不过他，斗斗就算了呗。今天谁知道那野丫头是怎么搞的，太不像话。”
余汝明乘机将话引入正题，从野姑娘踢人讲到牧民中存在的流氓无产者因素，讲到抄家中的种种错误倾向，说着，他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我会意，立刻举手要求发言。文旭挥手让我说话。我清了清嗓子，故意很沉重很愤慨地提到余汝明的指挥不利，没能及时引导牧民和知青，在抄家中有违反政策现象，并且知青也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况，例如将抄家物品据为己有，抽牧主家的烟，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流氓打劫者，如不改正，将影响小队的声誉，影响草原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我越说越上纲，说得自己脑门都冒了汗，最后，话题一转，指出一切错误的根源在于余汝明的领导失误。
我的言辞太激烈了。
大家都在注意余汝明的表情。
余汝明沉吟良久，表情凝重，口若悬河地谈了起来。他态度极为诚恳，自我检查，自责自批，痛心疾首，不时地狠斗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字一闪念，甚至旁征博引，上挂下联，那种虚怀若谷的胸襟，使大家感动万分。相比之下，没有准备的文旭，自然见拙了。
一个无心，一个有意。我明显感到余汝明心术的力量。他能在言谈中影响大家的情绪，控制事态的发展方向。后来，会议决定，从明日开始，知青们要严格遵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并将知青抄家的全部物品登记入册，同时译成蒙文，统一交由贫下中牧保管、处理。抄家记录一式两份，牧民领导班子和知青代表各执一份，连同抄家物资一并上交。这一切执行工作依然由文旭全面负责。
会议结束后，旁听的阿尔腾连连点头，说没有想到北京知青这么有纪律，这么能自我批评，怪不得处处行动一致，外面对巴音淖尔知青的传说有许多是不准确的……大家没有在意阿尔腾的话。
回家路上，余汝明一直低头沉思，表情严肃。他对我今天的表现基本加以了肯定，说语言措辞显得单调了些，是水平问题，有待加强学习，要真正多读马列的书，真正弄懂思想精髓，目前强求不得。
到了包门口，他下了马，坐在包外的小板凳上想心事。一只狗走了过来，静静地吃地上的羊骨头。余汝明忽然站立起来，抓起小板凳，对准那只狗狠狠砸下去。小狗顿时歪倒在地，低声惨叫着，从地上挣扎着站立起来，歪着脑袋，奔逃而去。我惊异地望着他。他的面色惨白，目光晦暗，冷冷说：“完了，完了，一定是桂克勇完蛋了，他死了！”
余汝明没头没尾，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来。我问他怎么忽然提起这个人来？他说：“你怎么一点敏感性都没有呢？没灾没事的，派出所的人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你没注意阿尔腾的表情？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一定有事。咱们知青会有什么事？除了桂克勇那件事，还会有什么？一定是桂克勇出事了，事不会小，一定是他死了！如果是这样，可就麻烦了！”
“你为什么肯定他一定会死？”
“你看到那只狗了吗？只打了一下，就成了那个样子。那天教训桂克勇，他正在睡觉，枕边放着匕首，看样子，这小子早就估计到会有这么一天。王大可那天在场部，挨桂克勇打挨得最惨，最想报仇，反应也快，先下手为强，上去就当头一棒，把桂克勇打倒在床上，大家上去打屁股，。他伸手摸刀子。雷幼月怕他动刀子，立刻抓起小板凳，照他脑袋上就砸，连砸了几下，他倒了下去，我们连忙往外撤，退到门口，看到他又坐了起来，摸摸脑袋，摸摸腿，我们才跑了出去。大家都以为没事了，看样子，这种疏忽可能闯了大祸……”
姜志毅圈马回来，闻言道：“老余，瞎操心什么呢？自己吓自己。”
“你难道没觉出阿尔腾的表情反常吗？”
“老余，你这人比别人多长几个心眼，太过敏了。”
“不信？你等着瞧吧。”

阿尔腾在队里转悠了几天。
余汝明说，“山而欲来风满楼”。
抄家的“破四旧”运动终于过去，草原又恢复了平静。
过了数日，一辆吉普车开进赛瀚高勒草原。在牧民眼中，能坐吉普车的人是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来了，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
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两名荷枪实弹的军人，随后，下来一位派头十足的大达勒嘎（官员）。他们是从旗里直接来的，一身旗达勒嘎官气。达勒嘎通知巴音淖尔首脑恩布赫，要召开大会，有重大事情公布。一会儿，人们便聚齐了。席地而坐。阿妈端了奶茶给两位小战士和所有的 来宾喝。
会议开始了，旗达勒嘎倒背着双手，挺胸凸肚，威风凛凛地宣读了旗革委会文件，宣布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宣告“公安六条”的新规定，指出现行反革命比历史反革命危害更大，要重点打击。旗达勒嘎讲完，斯沁讲话，用的是蒙语。知青们不晓得他都说了些什么，却见牧民们脸色大变。接着，旗达勒嘎用汉语宣布：三个牧业队的群众组织“红日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在反动组织的指使下，北京知青进行了反对新生革委会的反革命活动，并且殴打致死捍卫巴音宝力格新生革委会的革命勇士桂克勇。最后，达勒嘎加重语气，一字一顿地高声喊道：
“现在，将反革命杀人犯王大可逮捕归案。把他铐起来！带下去！”
两位士兵立刻直奔王大可。一个士兵掏出亮闪闪的手铐。派出所的阿尔腾早已立在王大可身后。大家毫无准备，但是反应迅速，袁宁、张松林、苏子义、李世聪立刻护住了王大可。两个军人也不相让，拨开知青们抓人。王大可根本不躲，直挺挺地站立着，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全体牧民都从地上站了起来，老额吉、阿娘们在掉眼泪，尼玛阿娘、挝姬阿娘、奥玛额吉、依其玛阿娘、鄂力阿娘……纷纷围了上去，白发苍苍的老额吉拉住了小战士的手，掉着泪对他说：
“米尼乎，米尼乎（我的孩子），你们和北京苏和同是兄弟，兄弟之间不要动手，那个该死的桂克勇，是他先干了坏事，打了人，是咱们玛力沁亲眼看见的……”
牧民们异口同声，说：“不要抓我们的苏和同，他是好人，他是我们玛力沁的孩子！”
两个战士真的住了手。大家纷纷抗议，质问说，三个牧业队的贫下中牧，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什么是反革命？斯沁说：“全国正在批判反动电影《红日》，你们的组织还用这个名字命名，所以是反动组织。”他双手又腰，一本正经。
牧民们全傻了眼，不知如何反驳。
终于，恩布赫挤出一句话来：“我们不知道《红日》被批判了。”曼土坎大叫：“那红日就是红太阳的意思，毛主席就是不落的红太阳嘛，你能说红太阳是反动吗？”
斯沁说：‘“不准混为一谈。诡辩！”
几个在牧业队有头有脸的当家人开始向抓人者陈述知青们打桂克勇的经过和原因，又说学生反对的不是革委会，而是反对少数人乱夺权，不同意那几个小野心家独霸革委会权力，桂克勇不是保革委会，他反朝鲁书记，朝鲁书记是好干部……越扯越多，会场全乱了套，好不热闹。
旗达勒嘎一时六神无主，束手无策。
恩布赫过意不去，请他去蒙古包里喝茶。
那边，奥玛额吉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茶饭。
席间，恩布赫动之以情，对达勒嘎们费尽口舌，终于使他们悻悻离去。
大家好一场虚惊。
王大可没被抓去，使知青们十分庆幸而又忧心忡忡。牧民们更是走到哪里都一再辩白，说：“我们不是反动组织。”“天上的太阳不是叫红日吗？红太阳也反动？”人们不能理解，几天前还在专阶级敌人的政，斗争“五类分子”，自己怎么也会突然要被人专政了？人世间的变化太快太莫名其妙太颠三倒四了。
余汝明说，暂时他们不会来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想想对策。闲暇时间，他开始看起小说，枕边总摆着一本《资治通鉴》。

十七

肖彬去北京探亲回来了，带来大包小包的东西：酱油膏、醋精、干辣椒、奶糖、卫生纸，还有给牧民带的五彩丝线、郝勒盖（做蒙袍用的金银丝线花边）、各色花扣、马头琴的琴弦……像搬来一个小杂货铺。大家一边围观，一边请他讲新闻。他说北京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人人紧张。姜志毅问，“哥们儿，现在那些没下乡的人怎么样了？”
“灰了呗，特别是那些个小联动们，他们现在给人治得蔫了。唉，现在女联动不留大光头了，改梳小刷子，在脑勺子后翘着，特短，溜溜齐。嘿，还听说呀，现在老红卫兵里有圈子了。”
“什么圈子？”
“人圈子呗。到了晚上，路灯底下站着一个穿旧军装、梳小刷子的，围一条李铁梅那样的大围巾，围得只剩两只眼睛，在等什么人，那准是一个‘圈子’。”
“真的？”一群傻小子认真地问。
“可不，我还亲眼看过呢，男的过来一搭肩，圈住她的脖子，女的就跟着去了，这就圈进去了，所以叫圈子嘛。”
王大可说：“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要是那男的是那女的哥哥呢？”
“哈哈……”大伙儿好一阵子乐。
笑够了，胡敏叹道：“这一批人，曾经多么不可一世，全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如今堕落到这步田地。”
肖彬的消息是准确的，北京城果然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清得鸡飞狗跳。过了几天，草原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余汝明日盼夜想的铁哥们儿——霍仁倍。
他是逃难来的——逃避清理阶级队伍的狂风暴雨。
他站在蒙古包门口，一张苍白的方脸，目光冷漠，脸绷得紧紧的，似乎永远不会笑，天生一头卷发，不像纯种汉人。他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帆布提包，穿一件旧绒衣，皮笑肉不笑地同我们打招呼，然后进了蒙古包。邻居们纷纷来看这位远方来客。霍仁倍表情生硬，在地毡上半跪着还礼，依然皮笑肉不笑，整个面孔有一种面具感，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奥玛额吉悄声问我：“长征姑娘，这个人是个坏人吧？”
“不是，不是。”我立刻解释说。
挝姬阿娘说：“这个人眼露凶光，不像是好人。”
尼玛阿娘也来了，说霍仁倍不像是好人，还说千万要小心这个人。
于是，我留了心，但是，怎么也看不出霍仁倍像坏人。况且，他是余汝明的好朋友呢。
翟仁倍特勤快，当天就帮着干活，第二天就赶羊、放羊，像来插队落户一样，样样事动手去做。没几天，他就跟余汝明不分上下。我的小阿力克成了他的专骑，由他饲养。阿力克长得又漂亮又乖，人见人爱。霍仁倍也说喜欢它，但是认为它不漂亮，像个马戏团小丑，骑了去放羊，自己也像马戏团里的人，很没面子。文旭说阿力克的白蹄子很像芭蕾舞鞋，干脆叫它芭蕾好了。于是，阿力克又多了个名字——芭蕾。
后来，北京又来了两个同学，是利用七、八两个月的暑假来草原玩，也住进我们蒙古包，我就搬进哈马车去住。我的小马阿力克成了“公共汽车”，由北京同学们共同使用。同学们又要帮助做事，连我给羊下夜的活儿也被他们代替了，我就专做炊事员，拾牛粪、打水、烧茶，倒也轻闲。小阿力克的名字又改成了“万人骑”，谁想骑就骑，所以，“马善被人骑”——真是那么回事。
自从白露萍来信引起的风波过去以后，我心里依然留有伤痛，常常头昏，只要余汝明说一句不合适的话，就特别难受，想掉眼泪。他说我跟林黛玉似的，小心眼儿。我很少梳头了，无心收拾自己，得了心病。一天晚上，灯光将我的一头乱发照在哈那壁上，影子摇曳晃动。余汝明在灯下看书。瞿仁倍坐在我身后，对着壁上的影子自语：“这影子是不是叫人毛骨悚然？看这一头乱发，像不像精神病患者？长征，你有了病，我看……还是治治吧。”
“我总是头昏，是不是可以用新医疗法治治呢？”其实，我是明知故问。翟仁倍开始翻提包，取出银针，消了毒给我扎起针来，说是可以治神经衰弱。余汝明在一旁冷冷地注视着，等瞿仁倍施治完了，才将眼睛从书本上抬起，说：“不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吧。针灸和中医一样要辨证施治，头痛不扎头，扎手上列缺、合谷穴，再配足三里；或用另一组，扎头顶正中的百会和太阳穴，两组各选一二针就行了，全身调理才能好。”他只是说说，并不动手。翟仁倍斜视了他一眼。两个男人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翟仁倍的眼睛里充满疑问，在学校里的佼佼者，为什么成了这种半疯半痴的模样？我感到，霍仁倍的目光像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变化，可以说判若两人。
这些日子，文旭常常光顾我们包。他和余汝明整天在一起运筹什么。每当他到来了，包里便充满笑声，知青们也常来坐一坐，吹牛聊天。文旭与人见面熟，极具亲合力，组织能力更是非凡。余汝明则是智多星，善于出谋划策。他们二人一唱一合，配合默契得天衣无缝，因此，十二小队的行动总是有理有利有节，出师必捷。大家对他们心服口服。文旭进进出出，包里每样东西记得清楚，吃用全是自己动手，记忆好得惊人，事事过目不忘。“真佩服他的记性，”我这样说。余汝明道：“你认为他记忆太好，那是因为你自己的记忆太差。你呀，比谁都笨，都傻！”
我心里十分难受。可是，从前，在上千人的学校里，只有我一人是少先队大队主席，到艺校又是团支部书记，为什么在余汝明面前，我便一无是处？渐渐地，我从自信到自卑，甚至开始自弃，这都是为什么呢？
这一天，文旭骑马奔来，几乎撞在了我们的蒙古包上。他骑的小红马，四蹄像没有长结实，趔趄着，前后踱步，不准文旭下来，好大的脾气。文旭对准马耳朵狠咬一口，马顿时老实了。文旭下马，进了包。余汝明嘲笑他，这叫什么骑术？还带咬耳朵的？文旭笑道：“什么骑术，驯生个子的特殊骑术，因为这小家伙太厉害。别笑我，你余汝明未必敢骑。你当这是什么马？是生个子，没人驯过。这儿的男子汉，谁会驯生个子谁英雄。怎么样，你看这匹马驹子，多棒，驯好了，就是我的啦。这儿的规矩，谁驯的马谁骑。老余，你不去试试？”
余汝明也不相让，说：“不就是驯生个子吗，看看就会了。”
文旭道：“瞧你牛气的，明儿看你驯一个。”
抬着杠，喝着茶，两位牧场的知青领袖人物对外一致，内里却总较着劲儿。
文旭健谈，说起小学时的趣事，上课爱做小动作，总被老师罚站，或罚削铅笔，因此，他削的铅笔全班第一好。但是，多动症难治，屡教不改，常常给前面的同学背上画小王八，或用白纸条给粘个小尾巴，下了课，便会引得大家轰然大笑。于是，老师在课上专点他的名问答，他无一不会。老师无奈，只好将班上最好的学生一一少先队大队长石梅安排成他的同桌，以便管住他。不料，石梅管来管去，两个人就好上了，一直好到现在。“管成了我的媳妇儿，”文旭说着就开心地大笑。他真率直，坦白自己的人生，又开门见山地问我的经历。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文旭说：“你应当好好总结教训，为什么总是好学生犯路线错误，造反派却大多是学校里的淘气包。你们的思维方式大因循守旧，所以保守，所以惟命是从，所以奴隶主义，盲目服从，盲目执行。像你们这样的学生，到了社会上就会很难适应。总而言之，从历史看现在，淘气包大大的好……”
我被他数落了一顿，仔细想来，觉得很有道理。

盛夏过去了。那达慕似的聚会终也散场。各牧业队都在搬家，迁移到秋季草场。
余汝明常常去驯生个子，我知道，他一定又跟文旭暗中较上了劲。现在，包里来了几个北京同学，一切都感到新鲜，争着去放羊。余汝明便腾出手来，整天跟着小马倌儿们去马群里搅和，学套生个子，看小马倌驯那些刚长大的马驹子。
我除了与同学轮流给羊群下夜，白天去组里剪羊毛，就待在包里做家务事。现在，我觉得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不光是神经衰弱，很可能是得了草原特有的“布鲁氏杆菌”病，整天发烧，头昏，全身关节酸痛，软弱无力，很难受，只想睡觉。此病一般是由新生羊羔羊水中的病菌感染，国内尚无建立常规诊断方法，牧区的条件更差，无法确诊。医生只能凭经验去估计，然后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没有确诊就不算病，病休一下，人家会说你懒。懒人在草原上受人蔑视。我只好硬撑着干活，可是，太累太累，走路都软得提不起精神。于是，心里更加伤感，没人关心没人疼，真的总想哭。我常常痛恨自己不坚强，强迫自己不在乎，可是，身不由己，天天发着低烧。如此半死不活的状态，我心里很难过。现在，余汝明根本懒得跟我说话，我知道，他心里有别人。我好伤心……

又是一个早晨，朝霞染红了半个天空，太阳淹没在血红中。空气里，浮荡着浓重的潮气。草原上湿润润的。人们都出去干活了。我在包里剪裁衣服。这几天，我跟着挝姬阿娘学缝蒙袍，手艺大有长进。要想在草原上生活下去，首先要做御寒的蒙袍，会缝四季衣服。现在的季节是先做秋季穿的特利格（棉袍）。这里，只有我一个女生，缝纫大事，我自然当仁不让。于是，我整天去阿娘那里，盯着看她穿的袍子，琢磨该怎样剪裁，铺棉，缝滚边儿；还买了天蓝色的绸子，做镶边，自认为做出来的袍子会比牧民那种花花绿绿的花边好看。汉人喜欢素雅的色调。挝姬阿娘拿了一块烙铁来我的包里。这种烙铁只比火柴盒大点，尖头，连着长铁柄，用时，将它插进火炉里烧红，捏着长柄拔出来，再放入水里冷却，就不会烫坏布料了。阿娘教我烫花边，剪裁，将花边镶在衣襟上，然后便回去了。我专心地继续忙碌，干得津津有味。
包外传来马蹄声，时快，时慢，又是马嘶，又是鼻响，接着，听到一个女孩子在大喊：“长征，长征，快来，快来！”
我跑出包去，见是额仁戈比队的葛温温。她正骑在一匹蹦蹦跳跳的马上，冲我大叫，胯下的小马正在发疯，原地乱蹦，左扭右晃着，前后蹄轮着颠，脑袋摇摇摆摆，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老实，一门心思要把温温摔下去。温温想下来，正在使尽解数征服它，叫道：“长征，快来帮我抓住马耳朵，这家伙大淘，不让我下来，它就怕扭它耳朵。”
我乘小马不备，突然伸出双手，抓住它的耳朵，使劲扭住。它果然动弹不得，原地肃立。温温乘机跳了下来，抓紧笼头，将它拉到车轮旁，牢牢拴住。小马撑开四肢，拼命挣扎，拉得架子车哗哗响，幸亏牛皮笼头很结实，挣扎是徒劳的。
温温用袍袖擦去额上的汗，拉着我进了蒙古包，说：“长征，你看我驯的这匹生个子怎么样，漂不漂亮？典型的枣红马。你瞧它多俊，多好看的身材，多美丽的双眼皮、大眼睛。它还没断奶呢，特淘气，马倌套它的时候，拉断了好几根马杆呢，硬是让我给治住了。怎么样，还不替我庆庆功。”
庆功茶是现成的。她脖子一挺，将茶灌进了喉咙。我说：“温温，你真跟个小伙子似的，驯生个子，胆子也太大了。我看这小家伙野性还在，你骑它出来，半路上摔坏了怎么办？它要是跑了，你可就惨了。草原这么大，又容易迷路，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我就是要骑它出远门，全面驯驯它。”
“温温，你真行，这种事也跟男同学比。”
“嗨！咱们女生就是不比男生差，于小娜你认得吧，她多秀气，驯起生个子来，虎气着呢，男生根本不是对手。”
温温一来，蒙古包里便热闹非常，笑声冲天。余汝明回来了，人没进包声音先飘进来了：
“温温，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走这么远的路，不怕在外面出事呀？”
“嗨，谁出事也轮不到我呀。”温温道。
“温温，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选这天气出来呀。”余汝明进了包，声音带着讥讽。
“这天气怎么啦。”
“你看，马上雨就来了。‘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呀。’这一大清早就红霞千里，必有大雨下呢。”
温温咧咧嘴，表示不信。
正说话间，一声霹雳，从天而降，横空又是一道闪电。顿时，红霞无影无踪。天空沉暗下来，阴云四合。又一声炸响，惊雷贴着草地隆隆滚动，片刻，滂沱大雨倾泻下来。小小的毡包，顿时被淹没在大雨之中。
温温惊叫起来，连声说幸亏早来一步，好悬！言罢，一脸愕然地看着余汝明。
真是下雨天留客，于是，温温便跟我和余汝明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余汝明说，温温为什么叫温温，太不一般。温温道，那是妈妈嫌她太男孩子气，火暴脾气，一触即发，要温和，温柔，温温吞吞，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所以叫温温。余汝明说，“文革”了，人人改名字，这种不革命的怪名怎么不改呢。
温温道：“我才不随大溜呢！”
文旭躲雨，进了包，接着她的话说：“对，不用改，本来你脾气就暴，改了名字还得了。”
温温恼了，立刻瞪圆双眼，嚷了起来。
文旭赶忙赔不是，几句话就把她逗乐了。
余汝明怔怔地望着包外，又在想心事了。
雨后天晴，喝了午茶，文旭和温温告辞。温温上马，依然是我抓住马耳朵，它才老老实实。望着温温远去的背影，我真替她担心。万一她在半路上掉下来，又没人给她抓马耳朵，她怎么上马呢？余汝明说：“温温比你强，她不会出事的！”不知为什么，他一定要处处贬我。是的，我不如她，没有驯生个子。可是，他自己也没驯好生个子呀。我不服！我一咬牙，说，明天我也要去驯生个子！
姜志毅回来了，我就告诉了自己的想法。姜志毅惊异地盯着我看，一脸的嘲笑。
余汝明说：“你行了吧你，女生驯什么生个子，胡闹，你见人家温温驯生个子，你也要驯，一点没个性，你那身体，颠没两下子不散了架才怪。”说完，他扭头告诉姜志毅，明儿顺便把他驯的那匹生个子牵来。他说时，一脸的骄傲。
我驯生个子没戏了，便把心思放在给瘸羊疗疾上。我在准备“六六六”粉，明晨再用水调成浆备用。次日清晨，恩布赫骑马进了羊圈，抛出套马索，将瘸羊套住，我上去按住它。余汝明也过来帮我按住乱踹的羊腿。我仔细寻找伤口。伤口在蹄子两瓣的夹缝中，烂了一个洞，里面挤满了肥蛆，密密麻麻，蠕动着，恶心极了。我用细棍将蛆拨出来，掉在地上一大片，让太阳将它们晒干，然后用调好的“六六六”糊在伤口上。就这样，一只一只逮住，治疗。恩布赫也下了马，凑在跟前看，说，夏秋清晨露水重，一定不要早出圈，羊踩了容易烂蹄子，苍蝇专叮住烂伤口生蛆。发现瘸羊千万及时治，晚了伤口太大，羊活不成。他咦叨这些话，已经不知多少次，像个老太太。我一边听，一边又拨了一地的肥蛆，白生生圆圆滚滚的。余汝明叹道：“多肥的蛆，把它们洗干净炒炒吃，准特有营养。”
“别恶心我了，你当你的胃是厕所呀。”不知什么时候，袁宁也来了，伸长脑袋凑上前看拨蛆，一个劲儿叫恶心，却看得分外仔细。
“你小子没挨过饿吧，这东西要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是道好菜呢。那时候，专门有人用蛆做肉膏，据说营养成分比瘦肉还好。”霍仁信说。他怕蛆，站得远远的，却这般说话。
有一只羊，两只蹄子全烂了，蛆已经深入小腿里，很难治了。恩布赫说，像这样的羊只好杀了吃肉。我便用绳子拴住它，准备找时间结果它。
思布赫又说，牛背上也有寄生虫，应该治一治。余汝明说不用急，有一种鸟，专吃牛背上的寄生虫，其实，用不着拿“六六六”粉涂牛背。
治完几只羊，姜志毅来了，牵了一匹小海溜马。小海溜马的脑门正中长有一块白毛，像一颗星，通体是缎子般光滑的粟色毛，非常漂亮。小海溜马眨着眼，安静地站着，显得十分挺拔，余汝明果然好眼力，选中的马既英俊又温顺，就像他选爱人那么煞费苦心。
恩布赫和袁宁围着小海溜，拍它的马屁，夸它是匹好马。余汝明越发得意，眼里闪烁着自负的异彩。他理了理衣服，紧紧裤腰带，给小海溜马上下鞍。它低低地打着鼻响，表示不乐意。余汝明勒紧它的肚带，抓住脖颈上的鬃毛，骑了上去。他穿着蒙靴，重重地踢在了马肚子上。小海溜马长长地嘶鸣一声，两只前腿腾空而立，后腿旋转。余汝明险些被摔下马去，脸色顿时惨白，眼睛里充满恐惧。他双手抱紧马的脖子，全身贴在马背上。小海溜使劲地闹腾了几次，他立刻双脚脱镫，两腿收缩，紧夹马肚子，姿式奇怪而又狼狈地伏在马背上，惹得袁宁哈哈大笑。所有的在场者都笑弯了腰。余汝明却不笑，表情绝对严峻。他认为，自己的生命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刻，不仅不能笑，而且脸色惨白得发了绿。姜志毅见他如此恐惧，便收住笑，上前抓住马笼头，低声吼着，镇住了小海溜马。余汝明下了马，哺哺自语：“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能为逞一时之强坏了大事……”
袁大头晃着大头说：“是呀，是呀，再说你又不是马倌儿。他们那些人，马上的英雄，臂力特过人，肌肉特发达，暴发力特棒，最适合套马、驯马。咱们才来不久，肌肉还没练成那样子呢。”恩布赫也说：“不要紧，骑不了生个子，别硬骑，你看以得日扎布，骑生个子，被摔成了残废。这种事，千万别勉强。”
余汝明绿着脸，虽然不甘休，还是认了命。是呀，驯生个子，是莽汉的行当，属于匹夫之勇，他自我安慰着，让姜志毅把小海溜马牵回去了。
回到蒙古包里，余汝明跟袁宁、瞿仁倍乱扯，说牧民驯马有绝招，有的故意留暗号，不懂暗号的都上不了马。似乎，他的这匹生个子被谁留了暗号，驯出了坏毛病。这样说来说去，他的脸色才平静下来。
文旭来了。这些日子，他这个生产队长忙碌得很，总与余妆明在一起叽叽咕咕，没完没了。最后决定，去旗里、盟里直至呼市，状告牧场造反派抢班夺权，成立伪革委会，要求不予以承认，允许牧民民主选举出为大多数牧民拥护的新领导班子，并且为三个牧业队群众组织平反。大家委托余汝明、文旭、场里工人阶级代表韩智圣、牧民代表巴特尔，一齐进城，完成这项使命。韩智圣懂汉蒙语言，有他同行会有诸多便利。临走时，文旭将石梅托给韦强照顾，余汝明托瞿仁倍对我多多关照。北京同学的假期到了，顺路同行。他们组成一支马队出发了，渐渐消失在遥远的天边。

此后，瞿仁倍对我照顾格外周到，令人感动。我做饭，他就打水，我拾牛粪，他牵牛车，每天依然给我扎针。我变得沉默寡言，他便总是找些话题，讲些有趣的事，渐渐消除我对他的戒备。我感到，他在探知我心里的秘密。他说我变化太大太突然，时间并不长，怎么跟余汝明一下子发展成这么特殊的关系？我的骄傲和活泼哪儿去了？我的自信和理想哪儿去了？我的男孩子般的性格哪儿去了……瞿仁倍说，看见一个病恹恹的我，不免寒心和疑惑。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些日子，我生活在余汝明的影子里，生活在他的伟大理想里，理应充满阳光和激情，但是，却如此痛苦和疲惫，甚至丢失了自己，不知所措。我不过是他的附属品、泄欲器，在精神上，我已经变成一个不会思索的躯壳。他根本不懂得尊重我，也看不起我，可是，为什么他还一定要我？我不敢细想下去，也没有能力深想下去，一切都不明白，一切都无法解释。
瞿仁倍试探着，让我说说心里话，可是，我不能说。别看我敢跟余汝明公开住在一起，大胆得出格，其实，我很封建，很传统，很害羞，我一直在跟自己的心灵痛苦地斗争着，很累很累。我惟一的选择是紧闭心灵的大门，守住最后的寸土。我不能理解，一个有志献身于伟大事业的人，口口声声为人民谋幸福，为什么在睡觉的时候，会让我先去睡暖他的被窝，等他做完了那事，就把我赤热的身子推进零下十几度的冰被子里突然冷却，这种残酷难道他不知道？一个被视作知青领袖的人物，为什么会如此心口不一？这是我的耻辱，怎么可以面对他人？
还有，这位知青领袖的共产主义爱情观，为什么令人如此痛苦。他同时爱那么多女性，每当他充满欲望地谈到她们，就会像锯子一样在慢慢地锯我的心。从此，我懂得了“折磨”两个字的含义。心灵的折磨，像磨盘在心上无休无止地磨，磨，磨得很痛很累……如果共产主义者的爱情都是这样，实在不可思议……我想不通，又羞于启齿，因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今天，“爱情”这个词是“黄色”的代名词，人人畏惧和回避。我的灵魂深处也害怕，人言可畏啊！
毕竟，我开始思索。我不能再对余汝明百依百顺了。我发觉，我十分可悲，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奴隶，不仅虽生犹死，而且几乎被埋葬了一切……我必须反省。从前，人们对瞿仁倍保持一种距离，只有余汝明是他的挚友，到了草原对他朝思暮想，生怕他忘了自己。如今，这个瞿仁倍就在面前，对人十分友善，与他冷漠的外表很不一致……
整日胡思乱想，手里不停地搓着马鬃绳，无意地抬头，触到了一对火辣辣的眼睛，瞿仁倍正在盯视着我，已经入了神，对目光相撞竟毫无觉察，吓了我一跳。他依然定定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心神不宁。他为什么要这样看我？这是一双炽热的男人的眼睛，我被盯视得真想立刻逃离蒙古包。话说回来，看人又不犯法，想看就看吧，我这样对自己说。以后的几天里，他总是这样默默地盯视我，话也少了。有一天，他对我说，男女恋爱应有竞争。我傻，听不明白。他跟我说话时，距离越挨越近。他近一寸，我就退一尺。我从他那双燃烧的目光中感到了什么，但是，我相信他，绝不往坏处想。
余汝明回来了，带回了种种新闻、调查材料。他的情绪并不高昂，上告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他一回来，蒙古包里立刻聚集了许多人，有知青，也有牧民。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领袖式人物。蒙古包里，人们进进出出了几天，终于安静下来。他的目光开始转向我，观察我的一切。
一天去拉水，瞿仁倍与我同去。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日记竟然在余汝明的手里。他一脸阴云，盯着我看，又盯住瞿仁倍的每一个动作。他开始去放羊。让瞿仁倍守在家里，说中午有事，不回来了。中午，我正在煮茶，他突然出现在蒙古包门口。此刻，童君正在喝茶，瞿仁倍坐在蒙古包的一角，依然默默地盯视着我，入了神，四周的一切全不觉察。余汝明悄悄走到他身旁，默默地观察着。瞿仁倍依然如故，目空一切地盯着我看，让我难躲难逃。这样，过了几天，余汝明也沉默了。一切都在无言中。余汝明的情绪在静静地变化着，只有我看得出——女人天性敏感，男人粗心，只顾他们自己的感受。
入夜，余汝明在我身边躺下，我用背对着他。他抓住我的双臂，将我拥向他。我将他手臂挪开，告诉他，今天不舒服。他眼里射出恼怒的光，但是，并未发作。我学会拒绝他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瞿仁倍说过，不能让他太霸道了。说得对，瞿仁倍还说，没有想到余汝明对女同胞会这样专横，过去，没有看到他的另一面，大男子主义这么严重，竟然将一个骄傲的公主折腾成了痴呆症。他的这些话，我理解了。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头发确实蓬乱，衣服也不换洗了。南方带来的衣服，大都是短袖衣、小绸衫儿、短裙、短裤，搬家频繁，丢失的丢失，送人的送人，没剩几件。余汝明拿去两条内裤，说我太奢侈，居然还穿花裤衩，暴露了非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小姐的表现。他说，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就从未穿过裤衩。人为什么要穿裤衩呢？于是，我的内裤就成了他的。在他眼里，我的一切都是他的，我所有的东西，他皆有权享用和共产，不必商量。现在我才想起，好久不洗内裤了。我原本极爱干净，不换内裤怎么行？可是，他快把我的内裤穿破了。我应该再缝制一条，有些不能穿的短袖衣，完全可以改成内裤。
第二天，我便开始动手，对他的指令不再百依百顺，瞿仁倍也一唱一和地给我打气。余汝明更加注意我的变化，也在注视瞿仁倍的一切。余汝明也开始变了，不再天天嘲讽我，不再肆无忌惮地指责我大傻瓜、没头脑、心眼儿小……他极小心地对待我，一如他最初追求我时那样，他又邀我跟他一起放羊了，像在苏陶勒盖山下，我们一起给小羊羔们起名字时那样……他常常谈我们俩热恋时的故事，他好久没有对我说过这么多的话了。他似乎在找回什么，对我的殷勤又似乎过了分，而且，他与瞿仁倍之间开始有了摩擦。
这些日子，余汝明几乎天天要我陪在他的身边，还常常问道：“我不在的时候，瞿仁倍没把你怎么样吧？”我愕然地望着他，问他怎么可以这样怀疑自己的朋友。
他吞吞吐吐地说：“他看你的眼神不对，一股邪气。你知道男人盯女人的含义吗？你不知道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人都很邪，你懂吗？”
“我不懂。”
“唉呀，我的让人又气又爱的傻丫头哇！”他没像从前那样，拼命地搂住我，在脸上乱吻乱咬。他知道，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种界限，他不敢冒昧逾越。他明显地在克制自己的冲动，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揉碎了一株小草。马儿垂着头，在不远处静静地啃着草根，羊儿散开得像一片白云。十九岁的我——涉世不深的我——又被他迷惑了。
放羊归来，瞿仁倍已做好了茶饭。童君、姜志毅、杨亦森正聊天。开饭了，喝茶、侃大山。瞿仁倍说我们赴边后，全国掀起了“文攻武卫”高潮，各地抢枪成风，有的城市还出动飞机、大炮打派仗，比起最早武斗的江城——工人战斗队的原始长矛先进一千倍。大家说，那些在派战中阵亡的人算什么呢？是烈士还是英雄？如果算烈士，那么另一派一旦翻了案，又得挖坟鞭尸。两派打来打去，全说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其实，这样去送死，太不值了。
姜志毅说，幸亏咱们走得早，躲开了武斗。
杨亦森、童君和我都觉得没经过武斗场面，多少有点遗憾。
杨亦森说，串联时，他去了西北，正遇上一场枪战。他找到初中同学时，那个男孩子已经中了流弹，倒在窗口的机枪旁。杨亦森将他背回宿舍，男孩子的背、胸都中了弹，血流如注。学校里的教职员工早已逃光了，找不到校医，他便撕掉自己的衣服为男孩子包裹伤口。男孩子在奄奄一息中，声音微弱地夸耀说：“你看，多好的一挺机关枪，是那天‘文攻武卫’抢的解放军的枪，只要中国不变色，死又何所惧，一片丹心朝阳开，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照样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着，他死了。天黑了，月光凄冷，照着他年轻的躯体，一张稚嫩的娃娃脸上没有了血色。他才十七岁呀。杨亦森流着眼泪，将他背到学校的后操场，那里耸起许多新坟。一个老校工帮着他，埋葬了这个儿时的好朋友……
他叹息道，人们为什么要那么疯狂呢？为了一种思想，人人不顾性命，死掉这么多人，这个账应当算在谁的头上？他们究竟算不算烈士？
大家都说，当然不能算，谁又知道谁捍卫的是真理呢？白死嘛！
瞿仁倍转移了话题，眉飞色舞地说：“现在部队战士也变了，造反精神特强。”
“部队要什么造反精神？部队就是要搞愚兵政策才对。”余汝明武断地说。
“愚兵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部队也要造反，我待的那个连的战士造反精神就特强，战士敢打指导员。”
这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起了被打瘫在床上的父亲，顿时激起一股火气，反击道：
“瞿仁倍，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打人并不代表造反精神，共产党部队不是国民党部队，应当团结友爱，绝不应拳脚相向！”
我知道，我言重了。可是，我绝不允许有人诬蔑咱们的军队。战士与干部应当情同手足，不能相互殴斗！
我第一次与瞿仁倍发生了口角。我一直是很敬重他的呀。这样一争，我开始反思，他值不值得我敬重？为什么牧民们都说他是坏人？他又为什么赞美军队内部相互斗争？于是，我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又紧绷了起来。
瞿仁倍看着我，目光里含有难以言喻的复杂成分，久久无语。他跟余汝明一样让人难懂。想不到，这么多天培育出来的信任，一瞬之间，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余汝明把我拉出蒙古包，走了很远，抚着我的肩，说：“长征，你终于看清瞿仁倍没有真正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本质了吧？阶级斗争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行吗？我相信你的无产阶级天性，你会自觉抵制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侵蚀和错误，所以我选择了你。”我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被他吹得又不认得自己是谁了。我真的有那么好吗？一次无意识的口角，一下子被上升到这样的高度，真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望着满天星斗，我似乎又回到那种虚幻的境界中。我发现，余汝明与瞿仁倍牢不可破的友谊不过如此。朋友之间，不是应该肝胆相照吗？
当秋风浩荡时，瞿仁倍收到了一封北京来信——学校“三人小组”的另一人——申实来信。信中说，北京的清理阶级队伍已经结束，同学们面临分配，劝他速速回京，信中还祝福余汝明和我“幸福美满，白头偕老”……看了瞿仁倍递来的信，余汝明目光灰暗下来。瞿仁倍喜形于色地收拾行装。他将要去一个干事业的地方，而我们将永远留在大草原上放羊，也许余汝明是对此有所感触？余汝明备了马和奶制品，送走了瞿仁倍。
余汝明一乘人马从场部回来了，他手里牵着带鞍的阿力克。骑在阿力克上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心中像缺少了什么，替我撑腰的人走了……可是，为什么要别人撑腰呢？过去，我的腰板不是挺得直直的吗？为什么需要别人来支撑呢？
他进了包，将我紧紧抱在怀里，让我喘不过气来。
“长征，长征……”他一声声呼叫着。
“他走了？”
“不提他！”
他吻住了我，过了许久才松开，目不转睛地看我，说：“长征，我的傻丫头，你不知道，这么多天，我心里是怎样的难过？我生怕他抢走了你。”
“不会，他不会，他是看不惯你欺负我。”我冷静地回答。
“怪我脾气不好，你要原谅我，我是真心爱你。你不知道，他跟你一唱一和时，我心里是多么难过。”
“不！你不是真心的爱，你还有别人……”
“傻丫头，你想到哪儿去了，对白露萍她们，我只是说说而已，我真的去追求她们了吗？没有呀。我还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她的出身注定了她不能有什么政治前途，作为以革命事业为终身职业的我，肯定不会选择她的。我不会因小失大，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以为你就不再计较了，没想到你还这么计较！”
他又反败为胜了，噎得我说不出话来。
“长征，你难道看不出瞿仁倍对你不怀好意吗？”
“不！他对我好，是想帮助我，因为他讲义气，这也是你对我说过的，所以他打抱不平。”
“的确，我有时粗鲁，但是，你是我老婆嘛，虽然没有登记，那不过是一张纸嘛，没有意义的。咱们对天起过誓。古人结婚登什么记，不就是拜拜天地嘛，咱们也算拜了天地的。我脾气不好，可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计较，更没想到——瞿仁倍一一我最好的朋友，弟兄，偷偷地破坏我的家庭关系，竟然对你垂涎，真太孙子了！真让人痛心呀。没想到他是这么一种人。幸亏我回来了，如果时间再长一点，他多耍些诡计，就会占有你啦，我的傻丫头！”
“不会，我不会再和第二个男人的。”
“唉，你是不会，可是他会想办法的！你不了解，男人见了喜欢的女人会不顾一切呢。为什么欧洲人讲决斗，你死我活，你懂吗？普希金就是为了他的妻子与人决斗死掉的。说实在的，我也曾有这样的冲动呢，你懂吗？”
“我不理解。”
“唉，傻丫头，让人不放心的傻丫头哟，幸亏他走了，一切都平息了，不然就危险了。”
“什么危险不危险，就你们男的事儿多，心眼儿多！”
“头发长，见识短，女人啊女人！”他又长叹起来。
“哎，你为什么总是不提申实呢？他也是你的朋友嘛。”
“他是个大野心家！我警告你，千万别跟他联系，他不是好人。”
我睁圆了双眼，怎么，三人小组中还有一个大野心家，真让人震惊。那么，他们三个人是怎么凑到一起的？怪不得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呢，连他们自己都这么人心隔肚皮。
“此人不除，必有后患！”他说得很轻，却如雷贯耳。
我一脸的愕然。
“你千万别上他的当。他口是心非，阴险狡诈，你最好别接近这个狼子野心的小人！”
我觉得好笑，明摆着我并不认识申实呀，再说，内蒙古与北京相距遥远，于是，我笑了，说：
“你不用怕他跟我接触，他没有来内蒙古呀，这不正好省了许多麻烦，对吧？”
他也笑了，说：“傻丫头！一点心眼儿都没有。”说罢，又紧紧地搂住我，像怕被谁抢去了似的。
又过了一天，余汝明整理稿纸、旧本子，乱七八糟弄了一小堆。他让我跟他一起烧，说是防止万一，要接受“文革”中的教训，以免被断章取义地打成反革命。他说他哥哥就是怕别人使坏，将写的日记付之一炬。他连连叹息，辛辛苦苦地写了那么多札记感想，都是思想的结晶，化为灰烬，实在太可惜。但是，必须这么做。
我想想也对，说：“对了，我也别再留日记了。”
余汝明淡淡地一笑说：“你瞧瞧，你的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差不多把我写成大坏蛋了，真让人伤心，别人看了会怎么想？”
撕碎的纸片，渐渐化作一缕缕青烟。
炉火照着他的面容，很有些神秘的味道。
解放前，地下工作者不也是这样吗，写了东西就烧掉，以防不测，使组织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了，明天我就将自己的日记付之一炬。
第二天，我也翻找出日记本、信纸。撕碎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炉里，那种神秘的感觉，真像地下党烧秘密文件似的，有一种戏剧般的有趣感受。我知道，自己的表情也古古怪怪，像在表演地下工作者，正烧得来劲，余汝明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后，哼出一声冷笑，说：
“你烧个什么劲？你那日记里有什么？全是报纸上照抄的玩艺儿，扔到外边都没人看，还神秘兮兮地烧来烧去的，可笑！”
像当头被泼了一盆冰水。他把我贬得这么惨，我的日记竟然连烧的价值都没有？！不对呀，明明是余汝明提意让烧的。他这是出尔反尔嘛，我又给弄糊涂了。
以后的几天里，他的大道理说来说去，我刚刚清醒了的思想，又全糊涂了回去。
我抗拒不了他思想的魔力。
唉，反正也是他的人了，事事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呢？就那么着过吧。

十八

天气说冷就冷了。
我给每个人缝了一件棉袍。但是，发下的布只够做四件，裁好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件袍子。其中一件已裁成了女式。杨亦森住得远，也不计较，说以后再说，不急。其实，他很想自己动手缝一件，这样正好。到底男生比女生心胸开阔些。可我很后悔，不该先裁女式袍子，先己后人，谴责了自己很久。
大家将袍子穿在身上时，发现领子全成了大炮筒子，竖在脖子后边，糟糕！童君和姜志毅都说不要紧，凑和着穿，还夸衣边缝得很精美。余汝明穿了很高兴。他个子高大，用蓝绸腰带系好，连连赞美这种民族服装，既实用又漂亮，难怪蒙古人的袍子穿了几千年，经过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服装，一定有它的科学性。汉族衣服到了草原就不如蒙袍实用。蒙袍宽宽大大，既挡风又保暖，系了腰带还可以装东西，晚上睡觉又能当被子，好处大多。听到他如此赞美，我心里好高兴，好像蒙袍是我发明似的，得意了很多天。
文旭又来邀余汝明一起去场部。这两个知青头儿，全像喝了迷魂汤，整天奔波也不知累。瞿仁倍走了，余汝明对我很放心，说童君是个傻小子，不用他操心。他上了马就与文旭一齐走了。
童君真是傻小子，比我还傻，待人接物也冒傻气。另外，他做完事，扔下就走，从不收拾。他不做家务事，不帮着洗碗，不收拾蒙古包。最可气的是他给羊下夜时，总是在露天随处打地铺，皮袍一盖，睡哪儿是哪儿，东西也丢在哪儿，清晨骑了马就走，丢下的一堆物件，就像他蜕下的一层皮。每天，我都要把它们拾回蒙古包，以防日晒雨淋，气得我鼻子都歪了，当然免不了数落他。他最不爱听，说：“你又不是我妈，干嘛跟老太婆似的，烦死人。”别看他身材高大，我断定他根本没长大，像幼儿园里排排坐的小朋友，丢手绢，吃果果，等着大人给他安排好一切。于是，我给他起个外号——“大娃娃”。他特别不爱听，特别不愿意，经常吃着饭就埋怨：“以后别叫大娃娃，男子汉大丈夫叫大娃娃，成何体统。”
他挺好面子的，我呢，偏这么叫。
尽管整天唠叨，他依然如故。
每天他在外面蜕皮。
夏秋，天气多变，一下大暴雨可就惨了。也有几天，我干脆不管了。可是，天气一变，我又不得不管，必须把他丢下的铺盖拖进哈马车旁，放进毡篷里。这堆东西很重，我天天发低烧，没力气，于是真的生气了。余汝明说我不像做嫂子的，要我多学习挝姬阿娘的牺牲精神；她刚出嫁时，恩布赫的父母跟着大喇嘛走了，把孩子们全丢在巴音淖尔草原上。当时，挝姬阿娘才十六岁，她既当嫂嫂又当妈妈，里里外外地忙，一把屎一把尿将小弟弟们拉扯成人，两个弟弟根本把嫂嫂当了娘，在他们眼里，嫂嫂是多么伟大，如今，巴岱和巴图长得比恩布赫更高大，成了真正的男子汉。
余汝明是要我做个好嫂嫂，照顾所有来包里的同学们，别像孩子一样，拌嘴斗气。
余汝明去了场部，姜志毅放马到了很远的地方，回来的时间少了，包里只剩童君和我。童君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余汝明不在，他就更不爱说话了，每天吃完饭就走，整天泡在羊群里。
秋风越刮越凉，牧民们都穿上了“角不驾”（剪了二茬毛的羊皮做的袍子，相当内地的夹衣）。知青只发了厚皮袍，没有换季的衣服，全靠挣了钱自己置备，可是，又不知道还需要做二茬毛的皮袍，天一凉，才发现棉袍挡不住秋寒。
一天，童君放羊归来，脸色通红，走路摇摇晃晃，吃完饭，倒下便睡，呼吸声很重，样子吓人。我烧了茶，放在他身旁，不敢惊动他。我知道，男女有别。要是他是余汝明，我一定摸摸他的额头，拧个冷毛巾盖在头上。现在，我该怎么办？我困惑得手足无措，干着急。好在发烧不会危及生命，我这样安慰自己。晚上，余汝明终于回来了，伸手去摸他的额头，叫道：“哎呀，这么烫，快，快，找药找药，拧个手巾来。”一阵忙碌后，童君喝了药，又昏沉沉地睡去了。
到底是年轻，童君睡了一天，第二天就站起来了，硬撑着出去放羊去。他说，这里的草原人不兴生病，会被认为是偷懒，所以，即使感冒发烧，牧民也不会躺下，除非得了大病。可是，我总想躺着，天天都在低烧，很难受，没精神，牧民们会不会说我懒呢？我脸皮薄，怕人说，只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
余汝明关心照顾童君是对的，我天天都在发烧，他为什么不问问我？
事后，余汝明责备我不懂得关心人，我也自责、反省了许多天，很不安。
姜志毅放马归来，喜形于色。他听说童君病了，特地从医生那里弄来药，又风风火火地跑出蒙古包。余汝明冲着他的背影说：“姜志毅，你小子最近来去匆匆，追那个其木格，追到没有呀？”
“老余，别瞎说，人家其木格哪儿看得上我呀……”他红着脸，上了马，抖开缰绳跑了。
余汝明将药递给童君，道：“瞧他急的，这小子，跟儿马子发情似的，追姑娘去了。”
童君边吃药边问：“你说他追那个宝日勒岱公社的其木格？人家能瞧得上他吗？”
我想起来了。其木格是宝日勒岱公社的北京知青，当了赤脚医生，巡诊路过我们队。那天，她穿着镶有金银花边的蓝袍子，系着粉红色绸腰带，头戴狐皮草原帽，天蓝色绸帽带在下巴上打了一个蝴蝶结，浑身上下干干净净，脸蛋儿玲政俊秀，细眉杏眼，红红的小嘴儿，透着灵气，漂亮极了，她背着小药箱，十分神气。她还取了一个蒙名，叫其木格，所以很招牧民喜欢，难怪姜志毅见了她着迷。这些日子，姜志毅鞍前马后紧随她身边，说是带路，实际是别有用心。也不瞧瞧，他衣冠不整，那张小白脸晒得黑不溜秋，鼻头也被草原烈风吹得像一颗大草莓，套马竿磨得手像老树皮，整天在马背上，游来荡去，一点艺术家的气质也剩不下了，瞧其木格那副俊模样，哪儿看得上他呀。再说了，本队老额吉的孙女儿嘎斯曼，早看上他了，他难道不知道？这次去场部，途经她家喝茶，人家嘎斯曼还特地打听他在干什么呢，一提起姜志毅的名字，姑娘脸就红。
余汝明议论起人来，也变得婆婆妈妈了，一副津津乐道的样子。原来，在他高深莫测的思想中，也有俗人的一隅。
姜志毅鞍前马后跟随其木格许多日子。其木格回了宝日勒岱公社，从此杳无音讯。余汝明就整日取笑姜志毅的单相思。天长日久，姜志毅死了心，情绪也有些消沉。

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文旭带着王大可、胡敏、袁宁、苏子义、张松林一大群人涌进了我们低矮的蒙古包。大家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我匆匆烧茶，斟茶，给大家驱寒。大家搓着手，抱住热茶碗取暖。不少人都被寒风吹成了红鼻头，红脸蛋。袁宁首先报告昨天晚上发生的拒捕事件。
他绘声绘色，说不知什么人早调查好王大可住在文旭包里，昨晚，风高夜黑，一辆吉普车悄然驶到文旭的包前，跳下几个带枪的人，围住了蒙古包，然后冲进去。正巧，几个知青来包里聊天，碰上了，知道来者不善，立刻围住王大可。来者见包里人多，全是知青，个个身强力壮，没法下手。他们本来知道北京知青不好对付，早有准备，了解到搬至秋季草场后，知青与牧民相距较远，便趁机来袭，这样可以避免与本地牧民发生冲突。几个公安人员在包里巡视，对着照片察看每一个知青，终于发现了英俊少年王大可。他们拨开众人去抓，不料，知青们将王大可围得像铜墙铁壁。无奈，他们亮出逮捕证在手中摇晃，说要依法缉拿凶犯王大可。不料，大伙儿齐声说：祸是大家闯下的，为什么单拿王大可一个人？这不公平。公安人员说，你们很团结，精神可佳，但据了解，王大可是主犯。文旭上前道：“同志哥，不对呀，谁说王大可是主犯？其实，我是大队生产班子负责人，这次行动是我领的头，应该先抓我，为什么要错抓王大可？”
公安人员笑道：“没见过你这号人，自告奋勇去代人受过，这可不是好玩儿的呀。”
袁宁说：“要抓人，连我们大伙儿一齐抓，干嘛单铐他一人，这不公平嘛。”
石梅立刻烧了茶，斟满，连同炸果子、奶豆腐、手扒肉一并端出，递给公安人员，说压压惊，别激动，人民内部矛盾嘛，好说好商量。公安人员说：“人民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了，犯了法，就要执法。”
苏子义说：“哎呀，同志哥，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嘛，公、检、法早都乱了套。重要的是两条路线斗争——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假如你不是革命路线派来的，怎么办？执行反动路线的，会利用这一事件镇压革命群众，对不对？同志哥，我想你也不愿犯路线错误吧？为了你们着想，你们千万要认真地、严肃地、不厌其烦地、反复地讨论讨论，研究研究，斟酌斟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坚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执法是我们的责任，打死人就要伏法。”
袁宁说：“喝茶喝茶，吃东西，消消气，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商量，自己人不能专自己人的政，对不对？”
一位中年公安人员说：“你们这群学生，说聪明吧，其实满脑子浆糊，还油嘴滑舌的。”
苏子义道：“同志哥，别这么说，咱们都是一条战线上的革命同志，何必煮豆烧豆萁呢。”
“哎，别套近乎，王大可可以去讲清楚嘛。我们自会依法办事的。”
石梅赶紧说：“公安同志，您说得对，可是，现在公、检、法内部争论不清，自己人都在专自己人的政，把许多老同志当坏人打成反革命、走资派，瞧那样子，冤案一定不少，怎么让我们放心你们不把王大可搞成冤案呢？为了减少你们犯错误的机会，请各位这次放王大可一马，等你们的运动告一段落，保证不再出冤案，再来判我们的案子好不好？”
还是石梅聪明，句句说到了点子上，噎得公安人员无言以对，于是，口气缓和下来，围坐在炉前烤火。他们都穿得不多，一路从旗里来，又冷又饿。
为首的中年公安人员举止沉稳，目光锐利，闷头喝了茶后，冲着王大可笑道：“瞧你这小伙子长得还挺俊，怎么会干那种傻事？你们见多识广，个个说话文质彬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像一群土匪，为什么当时就不理智一些呢？其实，让你跟我们走一趟，弄清情况，教育教育就放了，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袁宁立刻嚷嚷道：“别呀，王大可，你要是去了，冤死都白搭，咱可别冒那个险。”
中年公安人员脸憋得通红，长叹道：“唉，全倒过来了，大兵遇到学生，有理说不清呀。唉，没想到，这么麻烦。”
这样，争争辩辩，一直弄到天亮。
文旭说：“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反正今天你们也带不走人啦。你们公安嘛，中央早有三令五申，对革命群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今天，你们果然纪律严明，表现很好。现在路看得清了，喝了早茶，你们走好呀，咱们后会有期。”
中年公安人员无奈地摇摇头，说：“唉唉，我回去怎么交待呢。你们这些学生呀，真是掉到灰堆里的豆腐，吹不得，也碰不得。”
一群人只好退出蒙古包，开车走了。
大家客客气气，皮笑肉不笑地挥手告别，然后，匆匆来到余汝明这儿，通报此事，商量对策。
知青们围坐在火炉旁，七嘴八舌，众口不一。有人说，那些人肯定还会再找麻烦。有人说，说不定下次来横的。开了装甲车来抓人，哥儿几个可就招架不住了……大可，你打算怎么办？
王大可脸上努力地笑着，说：“万一真逼急了，我就逃！”
“逃？逃到哪儿去？越境？”
“对！越境，逃到蒙古去。”
“哎，你小子本来是到边疆防修反修的，可好，投修叛国去了，值得吗？”
“那也不能等着让人抓走吧。”
“人家要是让你当间谍怎么办？”
“那……我假装给他们干事，暗地里给咱们国家干事。”
“哎哟，那可是双重间谍呀。”
“笑话！你那时就是逃犯，这边的人谁信任你呀。”
“是呀，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啦。”
王大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垂下了头。
大伙儿赶紧安慰他，让他放心，到时候，一定有人陪他去面对一切。他变得像个小孩子，需要人们的关爱。他说，到了这种境地才知道，人的感情会这么脆弱。如果跑去蒙古，一个人怎么过？那地方更冷，荒天野地里怎么活？算了，让他们抓去吧，蹲牢就蹲牢，杀头就杀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吧……
大伙见状，都很难过，也议不出个头绪，只好各自回去放牧。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像走进了死胡同。
余汝明越来越烦躁，又开始拿我出气了。
那天，为了一句平常的话，他大发雷霆，竟跳起来吼叫，接着，抓起书本、扫帚、铁勺、铁炉钩子、铁铲、擀面杖、牛粪块……朝我砸来。我双手抱着头躲闪，只听见包里噼哩啪啦乱响，一件铁器重重地砸在了膝盖上，很痛，痛得我跪倒在了地上。我受不了了，满脸是泪，一瘸一拐地逃了出来。我恍恍溜溜，不思不想，盲目地跑，披头散发，像个失魂落魄的疯子，跑进荒野，跑上山坡，跑下山沟，一脚高一脚低，摇摇晃晃，心口什么地方一阵阵锐痛。我支持不了了，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忽听得远处人喊马嘶，回头望去，许多人马正从山那边越过山顶，喊着我的名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找我？我不值得找。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出气筒子而已。即使是瘸了腿也要走，再不能受他的气！眼看着山上的人们走远，我又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朝着雾蔼中的远山走去。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骑马到了跟前，是小马倌多格拉。
他定定地看着我。我赶紧理理头发，擦去泪痕，拉平衣服，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很要面子的。多格拉跳下马来，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在荒野里走，要去哪儿？我说去场部。他惊得睁大了眼睛，以为我疯了，然后上了马，扬鞭而去。不久，一些人马出现在山岗上，是知青和牧民们，接着，更多人马都从那坡上朝我奔来。当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那情景就像遭到了围追堵截，四面楚歌。我呆呆地伫立着，任风撕扯着衣襟和乱发，我为什么会到这步田地？失魂落魄。人们远远地下了马。余汝明独自走了过来。他背后的那群人也在缓缓向这边移动。
他走近了我，又在小声地抽泣，说：“长征，原谅我，原谅我好不好？”他走得很近了，趁我不备，突然抓住了我。袁宁、童君、王大可、张松林……匆匆朝我走过来。
袁宁轻声细语地说：
“长征呀，两口子打架别记仇，行吗？大家都批评老余了，大男子主义，打人不对，你多原谅他吧……”
张松林悄悄地扯袁宁的衣袖，劝他闭嘴。大家生怕又说错了什么，像傻瓜一样站立着。牧民们站在更远的地方，望着我们。这样僵持了一会儿，童君说，既然人已经找到了，大家就都回去吧。
看着大伙儿走远了，我若有所失，就像站在冰窖里。余汝明握住我的手，说：快回去，看你，手冻得这么凉。一副很关心的样子。我看他这是假惺惺，半夜里，把人赤身推到冰冻的被窝里，他不知道那样很冷吗？可是，这些话只有闷在心里，女人啊，做女人真可悲！…··
他抚着我的双肩，看着我的眼睛，说：“长征，一日夫妻百日恩呀。我脾气不好，能不能原谅我？回去吧，别在这里让风吹着，你这样弄得我脸上很不好看……”
我不理他，默默地望向远方的山影。
他顺着我的目光望了望，说：“你想去那里？真是痴人做梦，那边山里有狼窝。你想当狼的美餐呀？我可不想没有你。别胡思乱想了，咱们回家吧。”
这个狡猾的男人，分明是在吓唬我！但是，脚下不自觉地跟了他走。他牵着马，陪着我，慢慢地走着，走回了那座称为家的蒙古包。
知青们烧好了热茶，都等在包里，纷纷说，余汝明再不准打人，又说，长征很久没回家了，应该去探探亲了，而且，身体不大好，也该去看看病了。

十九

我与余汝明之间的话不多了。
隔了几日，余汝明帮我收拾东西，说回去要好好检查身体，看看为什么总是发低烧。
牧民们知道了我要回家探亲，凑了钱给我，说这是对出远门人的规矩，不要就是不礼貌。额吉、阿娘们托我购买的五彩丝线、花纽扣、针、梳子……我—一记在了小本子里。想到就要回家了，我感慨万千。
余汝明说，最近很忙，不能陪我回家，听说秦跃也要回京，托他同路关照我。不知为什么，秦跃一脸的不高兴。一路上，骑马，乘汽车，换火车，曲曲折折，终于坐上了进京的火车，秦跃吞吞吐吐地说：“余汝明这人大阴，我不是不高兴帮人，我觉得他是在利用我。他是你丈夫，你有什么他应该对你负责，为什么他不陪你回家，要托别人？这事明摆着……”他似有话难以出口，不再讲下去了。
我愕然地望着他。
他叹着气，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到了北京，我便去了知青同学们的家，—一看望。我还拜见了余汝明的父亲和继母，二老待我很好，不像余汝明形容得那么可怕。知青们的共同命运，将大家牵系起来，所有的家长见了我，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我依依不舍地与他们道别，踏上了南去的列车。
北国一片金黄，家乡却是一片碧绿。
美丽的江南，我回来了！我听见自己的心在激跳……
敲开家门，我喊着妈妈，一头扑进了她的怀里。母亲在惊喜中久久地抱着我，泪如雨下。她的头发开始花白了，脸上添了皱纹。姐姐说，“你走了那么远，妈妈多担心你呀。只要天一凉，特别牵挂你。”
“文革”仍在继续。父亲被派去指挥修铁路，依然那么忠诚，忍辱负重，整天泡在工地上。在我眼里，他是永远打不垮的中国军人。姐姐也去了农村。她是这座城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我临走的那年，她考上了军校，堪称千里挑一。不知什么恶人状告了姐姐，说她家里有问题，于是，她再也不能去梦寐以求的学校了，常常以泪洗面，于是，第一批报名上山下乡。这一次，她也是回家探亲，说假期结束后，要带我去她所在的生产队看看。
弟弟是我们家的光荣和安慰。他当兵的部队调防，也到了内蒙古边境。他来了信，说受到了部队的嘉奖。小弟妹们也都长高了，不过，学校里放了羊，任凭学生们乱跑乱逛。只是，我的小弟妹不敢，因为常常遭到小朋友的围攻，外面还贴着打倒父亲的大字报……我为小弟妹们的境遇痛心。
母亲操持着家务，侍奉瘫在床上的奶奶，抚养未成年的弟妹，牵挂着流落在外的父亲和我们，里里外外，操劳忙碌。家里原先请有保姆。解放前，那保姆当过旧政府驻外使节的佣人，因此，常常抱怨共产党的官太穷，穿的衣服太旧，在衣板上揉几下就快烂了，说过去的官家多气派，太太衣服一天换三次，全是新的，式样讲究，半旧的衣服都送了人，洗衣服根本不费力，在清水里抖几下就好了，给的工资又高，佣人好几个，所以干活不累，口气里流露着赞慕和留恋。“文革”一来，她加入了工人造反团，卷起铺盖走了。于是，母亲也就不再请人，省得后院里起火。
妈妈说我变了，迟钝，语言表达力差，像个原始人，而且还变馋了，特想吃水果糖。可是，市场上只有几分钱一粒的硬糖块。最时髦的是北京奶油糖，硬得像石子，包着花花绿绿的糖纸，那才是城市生活的标志。在草原上，谁有这种糖，就被认为很了不起，牧民看得眼睛都睁大了一圈。我问妈妈，我变得好吃了，是不是很奢侈？妈妈说，想吃就大大方方地吃，别总是做检讨。
妈妈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个女医生问我是不是军属，弄清了只是子女，便摆架子，嚷道：“收费收费！”那股傲气，让人生气，真该让她也下放到农村才好，看她还摆不摆架子！
查来查去，找不出发低烧的原因，也怀疑过是布鲁氏杆菌病，可是，这种病在城市里几乎看不见，尚未建立检测方法，更无对症药品，医生无能为力，只好当成是长期感冒了。
我的牙齿烂出了大窟窿，也不得不去医院。我是知青，两袖清风，牙医是位上了年纪的女军医，听说我去了内蒙古插队，眼里露出同情。她用电钻磨牙，不断地叹息，说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去边疆太不容易。我的两颗牙被钻出两个大洞，上了药，让我等牙不痛了再去补牙。付款时，她在病历上注明“免费”。我说不是自费么？她摇摇头说：“孩子，我看你去了边疆，怎么忍心向你要钱？”一句话说得我好感动，让我永远都忘不掉她，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她，她一再叮咛，过两天一定去补牙。后来，牙不痛了，我就忘了，直到乘上回程的火车，才想起来。就这样，两颗大牙在自己的忘性中破碎了。
我最明显的变化还在于外貌，长了两个不正常的红脸蛋，连眼皮都是红的，妹妹说像猴屁股。我穿衣服不讲究，一套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走路摇摇晃晃，像游牧民族的人，别人一见便知道是进城的乡巴佬儿。每次回家，军营门岗的战士必定拦住我，费许多口舌。这时，我便拍拍胸膛，自我炫耀是大乡巴佬回城，而且质问道，你也出身于农村，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人？忘本啦！乱七八糟说一大堆，说得他脸上绽出笑容，挥手放行。大势利了，真让人扫兴。
一次，我观看革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演员们跳得棒极了。我忽然觉得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要这样蹦蹦跳跳？仿佛只有农民种地，牧民放羊才是正事，其余全是瞎胡闹，让人陪着台上涂红脸蛋的人掉眼泪，真可笑。这种想法一出现，便怎么也摆脱不掉。我问自己，下了乡，为什么会对艺术产生隔阂？这种精神的退化，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知道，我的确变了，从外表到内心。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这样下去，我会不会变成鲁迅笔下的润土？会不会像他那样失去原有的灵性？我不敢深想下去。
回了家，就要面对亲朋好友。人们每每来家看望，我就十分尴尬。妈妈准备了许多糖，抓给人们吃，告诉说我已结了婚。那时，我才二十岁，人们没听说这么早婚的，一个个神色惊讶。我顿时脸红到耳根。“文革’财，人们视爱情为洪水猛兽，黄色下流。谈及婚嫁，也必定强调革命化。这么小便嫁人，况且又没办正式手续，在内地属于奇耻大辱，也是母亲始料不及的。为此，父母十分恼火，却又不顾面子，如此张扬，也不知为了什么。我难受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她不知道我真实的境遇，一直在唠叨埋怨。我也说不清自己怎么演变成这个样子。我与余汝明的事完全像是一场噩梦。回到汉人的聚居地，立刻感觉到人言可畏，时值“文革”运动时期，有些人总想向我母亲无理取闹，我的事自然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话题。我快崩溃了……我不敢回忆，想大哭一场，又不敢对妈妈说，心里很苦很苦。真该一辈子不婚不嫁。所谓婚，就是昏头昏脑。我所崇拜的好汉，原来在女人身上那样丑态百出。人这种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非要做那事不可呢？都跟他两年了，还是不能理解他的行为，总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也许是我在心理上还未成熟，才会有这样的想法？现在，面对舆论，我惟一的方法就是逃避，逃避现实，逃避回忆。
姐姐要带我去她下乡的生产队看一看，我立刻跟了她，登上破旧的轮船，破浪而行。两岸，青山秀水，与大草原太不相同了，令人感慨万千。
跟姐姐出来，是最好的良药了，可以忘忧。
沉醉于大自然中，我真像变了一个人。
上岸后，步入一座小镇，穿越熙熙攘攘的集市，走过镇外的土路、田野、小河和村庄，有一座小小的土坯屋，便是姐姐所在的知青户，挤住着四名女知青。屋里有一张破木桌，一个竹箩筐，一眼上灶，两口大铁锅。铁锅是用来煮猪食的，现在给知青煮饭用。姐姐说，一锅两用，做完人饭煮猪食。知青养了几只鸡，拉了一地屎。姐姐蹲在土灶前烧茅草煮饭，炒菜，还让我去巴掌大的自留地里摘点白菜和青椒。做好饭，我们津津有味儿地吃起来，而且，居然有鸡蛋吃。姐姐说，这蛋是有来历的。她刚下乡就自学针灸和医学，无数次大胆地在自己身上试针，然后到田间地头给乡亲们治病。农村人缺医少药的，有病没处治。姐姐胆大心细，居然治好了用板车拉来的瘸子，让他走着回去了。还有一个天生的小哑巴，居然可以开口叫“妈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说知青里有一个神医，手到病除，而且治病不要钱。姐姐名声大振。农民们感激不尽，常常送些鸡蛋、粉条之类，姐姐不要，一概退回。乡亲们便趁她不在，悄悄将鸡蛋放在篓子里或能发现的地方。姐姐回到屋里，像走进童话世界，揭开锅，拉开抽屉，总能发现吃的东西，退回去都找不到人，所以，下乡虽然苦，但没饿着过。
吃过饭，姐姐采了些红辣椒，要我跟她一起去小集上叫卖。我们蹲在地上，一声声叫卖着。姐姐说，知青现在一年才分一次红，没钱用，只有靠鸡下个蛋，或卖点自留地的菜，换来零用钱，再去买油、盐、酱、醋。茶。美丽俊秀的姐姐，文质彬彬，婷婷玉立，是中南八一学校有名的美少女，如今正蹲在地上叫卖红辣椒，这么快就学会自立生存了。
叫卖了半天，很少有人买。姐姐说，算了，拉着我往回走。走过田野，见锄地的人们穿红着绿，一人唱歌众人和。姐姐说，这儿的民风很有特点，女人盘头，上工也打扮得花枝招展，耳边留一绺长发，发上扣有扣花。在地里干活，大家边干边唱，花样繁多，挺快活的。只是到了晚上才觉出腰疼，疼得弯不下腰来。大家说，如果不是搞“文革”，这里的妇女才好看呢，戴着项圈、耳环、手锡、漂亮的发卡，穿花衣服。“文革”来了，要破四旧，就都不敢戴了。
夜里，睡在垫了稻草的木板床上，闻着飘进窗里的牛粪味，听着鸡在窝里叽叽咕咕，我和姐姐彻夜聊天。姐姐说因为口粮有限，要送我回家了。
清晨，天还黑着，姐姐送我到了码头上，一再叮咛，要小心，千万别受骗，说上次回城时，在码头碰见一个姑娘披头散发，哭嚎着往船上跑，一群人追她。一个又丑又瞎的男人抓住了她，往回拖。那男人满头烂疮，鼻歪嘴斜，一条腿还跛着，手拿根麻绳，与几个大男人一起绑那姑娘。姑娘拼命挣脱，跳上开动了的轮船，跛男人站在岸上，大喊大叫，身后的那群老乡还替那跛男人说话。这分明是一桩买卖婚姻。姑娘对姐姐说，她是江城人，父母双亡，被家里人骗卖给这个乡下的残废人。她死活不肯，屡逃不成，被打得死去活来，然后捆住强奸。没有人替她说话。今天，她终于逃跑成功。她长得极漂亮，为什么要被这个丑八怪糟踏。她说，她要告他，也告骗卖她的人。她对姐姐说，千万不要以为接受农民再教育，就意味着农民都是好人。听了这些，我很气愤，心想，那个跛男人要是叫知青们撞上了，一定揍得他满地找牙，给那姑娘出出气！
船离了岸，我倚栏望着岸上的姐姐，直到她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这时，走来一个粗壮的中年农民，敞着衣服。他找我搭话，问我是不是知青，到哪儿去，家住哪里？他说自己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三代人都苦大仇深，对共产党、毛主席有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想跟我这个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交个朋友。没见过他这种人，不认识就套近乎，八成是个人贩子，我心想，不理他，如果船到江城，他还要缠住我，就喊！
船到了江城，那个中年农民紧跟在我身后。码头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我七钻八拐，跳上公共汽车，甩掉了这个心怀叵测的“贫下中农”。

回到家，妈妈手里捏着两封信，一望字迹，就知是他写来的。信上有浓浓的羊膻味儿。接过信，心中十分紧张，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害怕。信笺上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味儿。最近，他大概抽了很多烟。这种气味，一下子将我带回了大草原的蒙古包，刚刚筑起的防线，一下子全溃散了，记忆，是那么清晰和深刻。
不！不！我不要看它！
想起他，就觉得满心的痛苦和羞耻。
我要忘记他，他带给我那么多恶梦，令人颤抖的恶梦。他说爱情是甜蜜的，我却从一开始体验的就是痛苦。我想逃避他，但是，我爱草原，那里有我的理想之梦。
弟弟也回家探亲来了，穿着绿军装，进了家，一见爸爸妈妈就行军礼，说：“爸爸妈妈好！”他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粗？喉咙上还凸出个大喉结。过去，弟弟是尖声细气的童音，我好奇怪，从小孩子到大人，竟然是可以突变的。
当惯了知青，就看不惯这，看不惯那，尤其看不惯干部子弟，娇里娇气，怕下乡，搞特殊化。弟弟说，姐姐，你昏了吧？你以为你是谁？别忘了，你也是干部子女。
我们常常争论不休，很有意思。
假期快到了，我决定去卫生队，学习针灸技术。我懂得了珍惜，学习格外努力，并且像姐姐一样在自己身上试针，扎得到处是针眼，不少地方留下一片青紫的血痕。很快，我就能跟着医生给病人扎针了。
每天，这个野战部队的卫生队门庭若市，为了搞好军民关系，免费为老百姓治病，主要采用新医疗法。“文革”中，正在兴起各种新医疗法：鸡血疗法、甩手疗法、新针疗法、饮凉水疗法、喝真菌疗法……还有五花八门的民间偏方，祖传秘方，纷纷出笼。这些疗法，大都简便易行，便于推广。我学的是针灸埋藏术，就是用手术针将羊肠线缝进穴位，长期刺激穴位，以治疗一些顽症。这个师级卫生队也的确治好了不少病，于是，名声远扬。在简陋的门诊硬木长凳上，竟然还坐着许多海外人士，不远万里寻到这个连正式驻址都没有的野战部队卫生队。
卫生队临时设在一所停课已久的学校里，房屋年久失修，门窗破旧不堪，杂草挤满墙角、走道。室内挂满了锦旗，满壁生辉，上面写着救死扶伤、妙手回春、救命恩人、再世观音……我自然也备感荣耀，非常尽心。眼看着一些有残疾的孩子，在我的治疗下渐渐好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原来，做医生会这样地快乐。
一天，有位老妇人背着孩子进来了。孩子天生痴傻，由于出生时难产，产钳损伤了头颅，生出来就残废了，全身瘫痪，智力低下，都十六岁了，还要母亲背着来。这位苦命的母亲说，直到四十岁才得了这么个宝贝，却至今没有站立过，一直背到现在。儿子长大了，自己也老了，再背不动了，盼望解放军医生让他站立起来。为了给她一个安慰，明知治不好，我也答应了。何医生让我给他扎针，我发现他并不全傻，扎了几天，他居然笑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前面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白白胖胖，穿着花裙子，扎着两条小辫子。何军医说，他的笑说明他生理正常，性成熟了。母亲看见他灿烂的笑容，再望望他正痴痴望着的小女孩，潜然泪下。她在为儿子的前程伤心了……
何医生说，我的针灸技术基本掌握，现在可以跟他学习手术。第一次进手术室，跟在何医生身边。他用紫药水在病人的大腿上划圈，护士将消毒布罩盖在大腿上。布罩上的窟窿正对准那个圈圈。护士用碘酒、酒精在圈圈上消毒，然后—一给何医生递钳子、手术刀、弯针和羊肠线。他用刀划开了圆，刀缝中冒出鲜血，又迅速用纱布块止血，然后将弯针缝进穴位，并且详细询问病人的感觉，是酸，是麻，是胀？他开始打结，缝合伤口。病人怕疼，大声哭喊起来。我看看那鲜血，感到头昏，额上冒出汗来，急忙往外跑，一到门口便倒在了地上，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努力睁开双眼，看见何医生站在身边，真不好意思。护士将我扶起来，何医生说我有晕血症，不要紧。我点点头，又硬撑着再去看切开的皮肉，流血，将弯针缝进体内，还强挺着问病人酸不酸，胀不胀……
第二天，便跟了何医生走进消毒间，用小刷子刷净每一个指甲缝，冲干净，再将两只胳膊在消毒液里浸泡五分钟，然后晾干，像投降一样举起双手，让护士给穿上消了毒的白大褂，自己戴上消毒手套，再举起双手，走进手术室。这时，六张病床上都躺了人，何医生让我当助手，说对我有充分的信心，说我极聪明，一看就会。我当时也这么认为。他切出刀口，我立刻递上纱布。他缝合伤口，我立刻递弯针、钳子。他缝合，我拉线，准备消毒棉。真的，配合得天衣无缝。他很满意。又一天，他要我自己动手术。不料，我竟会那么熟练，连自己都吃惊。何医生说，如果我学外科，一定是极有天赋的好医生，我也就这么认为，于是，手术就做得又快又好。我切的刀口小，不怎么出血，也怪，以后再也没有晕血了。一天，何医生去开会，我便大胆地独立操作，竟像主治医生一样得心应手，护士们都纷纷夸奖我。我心里充满快乐和甜蜜，暗想，如果我当兵学医，一定错不了，片刻，我又立刻自我批评，不要太骄傲，永远当小学生……
入夜，做梦也是针灸、穴位、手术。因为我来自老百姓，便免了半夜的紧急集合和夜行军。清晨，女兵们夜行军归来时，我正梦见自己骑着大白马在云彩上飞。哦，我知道，我想大草原了。
何医生说，像我这样的部队子女报名去边疆的人不多，所以教我格外用心，我也很勤学好问。他说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赤脚医生，我也这么认为。三个月很快过去了，临走，他送给我一些银针和《新医疗法手册》，吞吞吐吐地说，光学这些还不够，要做真正的好医生，还需要刻苦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有人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不对的。他声音很低，像怕谁听到似的。我立刻明白了，他怕遭到批判，现在社会上正在批判白专道路，讲的这些言论，一旦传出去，凶险难测。我离开了卫生队，真有些恋恋不舍。
回到家里，妈妈说边疆来信了，信是写给妈妈的。她将信递给我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要想好，回内蒙古去吧。”
信上充满恳求，求妈妈放我回内蒙古，说他日夜想念我，说今生今世一定好好待我，向我承认错误，恳求我原谅他的粗暴……人心是肉长的，七尺男儿如此乞求，我于心不忍了。他说了那么多好话，我便忘记了他的一切不是，忙着打点行李，准备回去。看见妈妈正在悄悄抹泪，我心里一片茫然。

一路顺利，半夜就到了边陲小城，再换乘小火车。熬夜候车，并不寂寞，到处可以碰见南来北往的知青们，大家聚在一起，天然地亲热，就像在十二小队一样侃大山，从天上到人间，只是口音不同，北京、山西、上海、浙江、河北……各种口音交汇。天津的几个男孩、女孩，脑袋凑一处，正在秘密商谈，策划扒货车逃票。女生叫了起来，说不行不行，前几天有两个天津女知青，就是冬天爬进货车逃票，蹲在木头缝里，怕人发现，不敢出来活动，到了天津，人们发现时，已经冻成了两个冰疙瘩，硬邦邦的。化开后，人还蜷成一团，再也直不了了。女生们都说，不想变成冰疙瘩。男生说，女生就会瞎叫，不知道想想办法。我插嘴道，买张票就解决了嘛，何必冒险找罪受。男生说，咱们知青穷呗，农区不像牧区，一年才分一次红，没钱回家，只好这么办。我无言以对。其实，我们北京这批老知青，没见谁扒过车，个个规规矩矩，我们的钱也不多，每月十三元，要买商品粮吃，但是，大家心齐，凑钱轮流回家。东去的列车到站了，天津的男知青帮着女知青扛行李。女知青拎着大包小包，踉踉跄跄地跟在男知青后面，叽叽喳喳。男知青们昂首挺胸道：“别怕别怕，有咱们男子汉呢，沉住气，只管跟着，出了什么事，咱们老爷们儿给你们顶住！”
就这样，忽啦啦，一群人旋风般涌出站门去。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起了韩智圣讲过的一件事情。一天，他在饭馆吃饭，有两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衣衫褴褛，头发很长，一看准是下乡知青，他们开口向他要饭吃，自述是哥儿俩，干部子弟，从北京出来时，父母正在被批斗。这次回京探亲，不知父母被弄到哪儿去了，家也没了，他俩到处打听，没有消息。他们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人，身无分文，又不能超假，在北京没有亲戚，邻居害怕株连，全都躲着他们。他们只好回东北，一路乞讨，受尽白眼。韩智圣见他们可怜，便买了两碗饭给他们哥儿俩。他俩狼吞虎咽，唉，真可怜呀，知青要饭，脸皮又薄，这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呀。后来，他给了他们钱和粮票。那么远的路程，真难想象，他们怎么走得回去呢？这个故事叫人好心酸，我一直都忘不掉。
登上了北去的小火车。这种火车，车厢里是解放初那种两个人坐的木椅。对面，坐着一位女知青，梳着一对长辫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身材娇小孱弱。她说，她母亲早年从内地来支边当教师，在边陲小城安了家，“文革”了，她报名下乡，到了不远的山区，没有见过大草原和少数民族，对我的羡慕溢于言表，让我有些得意，我便大吹草原风光如何美丽，干活怎样潇洒，骏马如何飞奔……当然啦，我没有谈及放羊迷路冻成冰人那些事。
小火车简直是在爬行，慢慢悠悠，停停走走。终于到站了，我发现她的行李巨大，非常沉重，似乎要把家都搬去农村似的。她说是给老乡带的东西，我提议帮她抬，试了试，拎不动。我替她发愁了，没人接她可怎么走呢？她轻松地一笑，说没事，小意思。她将大行李背在了背上，林黛玉般娇小的身子，竟然步履从容，毫不费力的样子，我轻装简从，却追不上她。一路上，雪地被踩得很硬，一似冰场，一步一滑，她居然行走如飞。我暗自感叹，生活就是这样造就了知青。
握别力大无比的“林黛玉”，我找了一家旅店，休息到半夜，又爬上长途汽车。这是一种敞篷大卡车，早已坐满了人。我穿着棉特利格，有些冷。
一路上，餐风宿露。
经过沼泽地，车陷了进去。大家下来推车，车开动了，让空车走出沼泽地段，乘客便步行十几里，像在行军。一位初到草原的军人叹道，当兵这么多年，还没受过这种罪。他是从北京来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先遣人员。与他同行的是一位女医生，探亲的。她医科大学毕业，刚结婚，丈夫就从北京部队调到内蒙古，从此两地分居，她的埋怨溢于言表，那军人对她只能无奈地安慰。
车在半途抛了错，修车时，乘客们到野地里挖坑，筑灶，烧水弄吃的。几个知青便凑一块儿聊天。穿翠绿蒙古袍的姑娘，拿出炸果子让大家分享。不用介绍，就知道她不是蒙古人，一身的知青味儿。大家哈哈哈……说她再打扮也会露馅儿。远处，开来一辆汽车，一个男知青赶紧向这位女知青要了花头巾，站在路边，挥舞头巾，手臂软软的，学着女人的样子。汽车真的停了下来，抛锚的司机立刻迎上去，求助，那车上的司机答应了。大家又哈哈哈，说这一招真灵。
男知青将那花头巾围在头上，说：凡是在路上拦车，一定要女性，咱秃和尚拦车，十有八九要失败。当女人好啊，草原上的独身女人更受欢迎，只要张开小手，就会有车停在身旁，白搭车都可以。后来，我就想了个法子，借女生的红袍子穿上，围了花头巾，拿一块手绢，手软软地摇。立竿见影呀，一辆卡车立刻停下来。司机一看，花头巾下露出小平头，鼻子都气歪了，哈哈哈，大家笑得仰面朝天。
车开动了，逆风而行，奔驰在空旷的原野上。起风了，越刮越大，飘起了雪花儿。所有的人都冻得蜷缩成一团。那女医生穿着皮大衣，一个劲儿说这鬼地方天大冷。那个兵团军人又在埋怨，说当了十几年兵，没受过这种罪，冷得实在邪乎。
从这位军人嘴里得知，我们这片地区很快就要成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了。

二十

车到白云淖尔公社，已是下午。
这个公社离我们巴音宝力格还有百里的路程。我从卡车上跳下去，一双有力的大手接住了我，是他一一余汝明。他穿着我给他缝制的特力格，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帮我拎起手提包，拉着我就走。前方，停着一辆哈马车，我一眼就认出是咱们的老黑牛，通体油亮，琥珀似的大犄角，美丽的大眼睛，可爱的老黑，它来接我了。车前跳来小黄狗，舔我的手，向我摇尾，一切都好亲切。余汝明催我上车，我爬进车上的毡篷，里面铺着皮被，很暖和，角落上放着暖水壶和食品袋。牛车一路狂奔。余汝明好像疯了，拼命地打黑牛屁股，拧它的尾巴。黑牛最怕拧尾巴，每拧一下，就拼命狂跑一阵，不到半天，就到了旧场部，在派出所所长乌兰其里格家喝茶。乌兰其里格外出未归，他夫人招待我们喝茶吃饭。夫人和他一样，长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他们的祖先一定是欧洲人。喝完茶，余汝明谢绝她挽留的好心，匆匆告辞，继续赶路。
牛车上了山岗。他将车停下来，说天晚了，就在这里过夜。我问，为什么不在乌兰其里格家过夜？他一脸坏笑，说：“傻丫头，真傻！”他钻进哈马车，放下毡帘，一把抱住我，吻得我喘不过气来，接着动手解开我的特力格和腰带。他喘息着，发泄着。为什么男人就喜欢做那事呢？车外天已黑透。他拧亮了手电筒，吃着食物，开心地笑道：“可把你给盼回来啦，你这丫头真犟呀，一生气就不回来了，走了那么久，我真想死你了！”说着，他低下声来：“想的最好表达方法是什么？当然只有用这种方式，这是最高方式，说一百遍爱不如做一次，我爱你，我太爱你哟。你走了，我才感到，我根本离不开你呀，这些天，我天天想你。你想我吗？我爱你……”说着，他又来了。
这一夜，他来了不知多少次，真像等疯了。
大亮了。毡篷外，气温很低。
老黑牛昨天出了一身汗，皮毛上结了薄霜，又没吃东西，我说老黑牛会不会生病。老黑牛明显迟钝了，又累又冷又饿……我嘟囔着。牛车下了山岗，走进金黄色的草地，他说：“别管它累不累，它只不过是牲口，牲口为人类牺牲是应该的嘛，咱们这事才最重要呢。”他又吻住了我……看来，他信里写的是真话，真的很想我。此时，他眼里只有我，应该说，只有我的身体，别的一切全不顾了。他说，草原人少就有这个好处，做那事很方便。他不知节制。
回到牧业组，拿出花花绿绿的郝勒盖，闪光的丝线，各种色泽的纽扣、电工刀……阿娘、额吉们欣喜不已。没有托我买东西的人很后悔，连连叹息。
从那以后，老黑牛就病了，是累病的。

白雪皑皑，天气更加寒冷。
鄂斯勒格从场里带回消息，说是场部来了个工作组，盟里派的，可能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
我照样给羊下夜，穿着大皮得勒还觉得冷。已是半夜，万籁俱寂。奇怪，天为什么不黑？仰望天空，一片奇异的白光，是从北方发出的，形成巨大的半圆形。白光的边缘还在渐渐扩大，似乎要笼罩整个夜空，形成一个白夜。望着望着，我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惧。这是什么呢？是不是苏修施放了特制武器？蒙古的探照灯也不会照那么大面积。我匆匆跑进蒙古包，叫出余汝明、姜志毅。我们站在雪地上，久久观望，都说不出是什么。
我们叽咕着，什么武器会发出这么强大的光，有半边天那么大。不对不对，那么，它是一种天外飞行器发出的光？余汝明说，有一种说法，天外不明飞行物进人了地球。我说，那一定是科学幻想家编的故事。余汝明说宇宙间未知的事物多着呢。后来，大家又说这光是北极光。对，对，北极光，我立刻叫起来。我们看见北极光啦！这么壮观，这么不可思议。转念一想，不对，北极离内蒙古几千里之遥，怎么会看见北极光？我们的议论声吵醒了牧民，恩布赫也出了蒙古包，与我们一同观望天空。片刻，他不动声色地说：这种东西，这里的冬天常见，说完又回去睡觉了。
不久，夜空上又闪闪烁烁，照亮天边。这一次，红色的光亮中，竟然还有烟雾绕绕，再细看，那远处的山岗后，跳跃着红红黄黄的火苗，绝不是自然光，是着火啦！
这时，牧业组长尼玛阿娘来了，将知青们叫到了她的蒙古包，老老少少的牧民已经坐满一屋。我和余汝明在人缝中坐了下来。尼玛阿娘神色镇定，像平常一样准备了茶点，招待大家，然后，又出门观察片刻。她出奇的平静感染了所有的人。余汝明悄声说，牧民里，他最佩服的是尼玛阿娘，别看是女流之辈，也没有文化，但是，她有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以及组织才能，更有自知之明，从不张扬和抛头露面。咱们巴音淖尔的男人们，无人能比……
这时，火光越来越亮，已经翻越了几座山头，向我们逼近。有人焦急地问怎么办？余汝明皱着眉，说水火无情啊，拆蒙古包来不及了，人哪儿跑得过火呀？情况越来越紧急，余汝明说他想了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先放火烧光蒙古包周围的草，大火到来时，就烧不着蒙古包了，可以试一试。我说，这不是点火自焚吗？万一烧了自己怎么办？余汝明说我笨，没理解他的意思。
这时，尼玛阿娘发话了，说：不要急，如果刮北风，火就一定会烧过来，看火势，一小时之内到不了这里，现在没有刮风，而且山上已经有人在扑火了。她的耳目真灵。她还说，火会扑灭的，万一起了风，咱们就拆蒙古包，拉了勒勒车到大水泡子里。现在，水泡子已经冻结实了，牛车上去没有什么危险。她真有主意，余汝明一脸的敬佩。
果然，远处传来马达声，又多又密集。山上，火苗一起一落，这是有人在扑火。一夜未起北风，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
山那边的火熄灭了，可是，一场运动之火正在燃烧。场里进驻了工作组，并且宣布，内蒙古挖肃“内人党”运动开始了。本应发给知青的布票，场革委会的新干部将其送给了工作组，也就是说，他们用属于知青的必需物品贿赂了“挖肃”工作组。
知青们又集中到场部学习。这次相见，知青们的面貌全非，女生们的脸色黢黑；男生们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皮袍上大窟窿小洞，缝得七歪八斜。
大家正开着会，葛温温推门闯了进来，屋里顿时更加热闹。
曾经听文旭说，那一次，她骑生个子马串营子，回额仁戈比队时，走到一片草甸子里，生个子突然像发了疯，乱蹦乱跳，葛温温被摔在地上，昏了过去。小生个子跑了。后来，变了天，大雪覆盖了草原，她变成了一座小雪丘。这片草甸子，人烟罕见，她将变成一具僵尸。这时，图门大叔路经此地，看见了这座孤零零的雪丘，上面伸出一块布，在风中飘动。他很疑惑，赶着牛车过去，发现情况不对，连忙扒开雪堆，救出了昏迷的葛温温，立刻拉回场里，将她救了过来，精心照料了许多日子，直到康复。从此，图门的名字，深深印在了知青们心里。
知青们正聊着，一位挖肃工作组成员进屋，宣布：巴音淖尔知青在这次挖肃运动中有特殊的重点……这时，门又被推开了，伸进一个小脑袋，片刻，又探进一个女人的胖脑袋。不久，一个满嘴胡子的男人伸长脖颈向里面张望。然后，门关上了。那位工作组同志最后强调说，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交出打人凶手——王大可。于是，一场知青与工作组的辩论开始了。知青连珠炮一样提出问题：挖肃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什么？什么是运动的大方向？怎样才能避免群众斗群众？应当挖出真正的阶级敌人，绝不能将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而王大可是敏感人物，如果处理不好，会转移斗争大方向。大家七嘴八舌，讲得头头是道，辩得对方难以招架。原来，这些上头派来的人，根本不了解牧场的基本情况，被知青们好一顿批评。
王大可并不回避这一切，他神态坦然地坐在讨论会上，听着，有时还参与讨论，跟大家一起争辩。那位工作组员不过三十岁年龄，与王大可争着辩着，渐渐变成了商量，又从商量变成了聊天，越谈越投机，就差称兄道弟了。最后，还是王大可自己报了大名，那位工作组同志吃惊不小，圆睁双眼，连连摇头，非常遗憾这个英俊少年竟会是王大可！连声叹道：可惜了，可惜了！
学习期间得知，朝鲁书记很可能是“内人党”的黑干将，列为“挖肃”的重点。这个消息，对于知青而言，如同晴天霹雳。
会议结束后，知青们护住王大可，回到了巴音淖尔。工作组的人说，这是王大可第三次拒捕了，记着账呢。回了队，知青们就开会讨论，决定派余汝明、文旭、苏子义去旗里外调，了解这次会议提到的“内人党”问题。葛温温最近常来，这次主动要求去旗里外调，加上场部工人阶级代表韩智圣，贫下中牧代表巴特尔，一行六人，组成调查团，启程去了旗里。胡敏凑热闹，去了一趟场部，住在朝鲁书记家。送走调查团，他买了点东西，就回了队，途经我们包，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这次去场里，发现朝鲁真的可能有问题，那天去他家，我看见莲花阿嘎神色慌张，将一张照片藏在蒙古文《红旗除志下边。她烧茶时，我悄悄把照片拿出来看，那是朝鲁书记跟乌兰夫的合影。乌兰夫是内蒙古自治区书记，照片是他跟全内蒙古先进农牧场、公社主要领导人的合影，朝鲁就站在乌兰夫身边，可见乌兰夫器重他呀。现在，乌兰夫被打倒了，他可是内蒙古头号走资派，据说也是‘内人党’总头目呢。当时，我正在看照片，被莲花阿嘎发现了，慌忙跑过来，抢了照片，就撕碎了，丢进炉子里烧了。你说，这可不可疑？如果没问题，她为什么那么害怕呢？”
我笑了，暗想，这小子，老毛病又犯了，大惊小怪的，便说：“朝鲁书记如果有问题，‘文革’中打倒的干部就大多了。朝鲁书记干工作尽心尽力，这样忠诚的干部还要怀疑吗？这么多干部都不好，革命是怎么成功的呢？莲花阿嘎是公认的好人，烧照片一定是怕惹麻烦。”
胡敏说：“你这人，思想不会拐弯儿，怪不得余汝明说你傻，好吧，那就等着看余汝明、文旭他们的调查结果吧。”
一周以后，调查团回来了。余汝明变得沉默寡言。傍晚，羊油灯下，姜志毅和童君向他询问调查情况，他无精打采，说：“莫须有？”夜里，他东拉西扯，说老韩这家伙，表面上一本正经，到了外面丑态百出，走在大街上专盯姑娘，看呆了差点撞在树上。住在旅店里，半夜三更还有群众组织查户口，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特别蛮横。老韩在咱场里挺厉害，到了外头吓得一声不吭，缩在被窝里不出来。咱们北京知青就不吃那一套，躺着不动。有一个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上了炕就掀了我的被子。你知道，我穿了你的花裤权，被他看见了，就问我穿了哪个娘们儿的裤权。我顶了他，你有什么权力掀人的被窝？他更横了。我们哥儿几个，一齐跳了起来，跟他玩真的。苏子义勒住他的脖子，教训了他一顿。几个知青一口京腔，吓得那些家伙夹着尾巴跑了。这年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满屋子的人都说北京知青给大伙出了气。店里招待员说，这些人最讨厌，天天以查户口来骚扰，弄得人心惶惶……
余汝明越扯越远，显然在回避什么。
过了几天，马倌姜志毅带来消息，说咱队的牧民听说朝鲁书记是“内人党”，就将他送回了场部。他一到场部，就被造反派抓起来了，关进私设的牢房。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将他送回去？这明明是在害他！人们都精神不正常了吗？！
我们的目光一齐对准了余汝明，请他解释——为什么不跟大家商量就送走了朝鲁？他面色苍白，不置可否，回来这么多天了，至今不向大家讲明白。他板着脸说：讲什么？怎么讲？我们去旗里调查，看了旗里掌握的“内人党”名单，真的有他的名字，还有，咱们牧场几乎所有牧业队的领导干部、积极分子、生产骨干的名宇都在名单上！现在，挖肃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来势凶猛，我们途经一些牧场、公社，那里的干部被集体就地关起来，由群众组织看管。这里是边疆，情况复杂，咱们并不了解上面掌握的“内人党”情况，对那张黑名单不能不信。从前，情况不明，保朝鲁情有可原。现在保他，就是明知故犯，罪不可恕了。
他十分沮丧，像不战自败的将军。
我问：那份黑名单是从哪儿得来的呢？可不可信呢？
他说事出荒谬，是一个牧民在一块石头下发现的，几乎将所有牧场、公社的主要负责干部、积极分子的名字都写上了。不信吧，为什么夜夜都有信号弹升上天？而且，内蒙古各个盟都发现了信号弹，常常是同时发射。如果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怎么可能涉及这么广泛的地区？黑名单虽然事出可疑，但已经出现的情况又不能不信。牧民们听说“内人党”的事，主动将朝鲁送回场部，咱们还坚持什么呢？
我不喜欢看男子汉这副模样，还没弄清楚，怎么可以草率下结论呢？何况，黑名单上全是干部和牧民中的优秀分子呀！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施离间计呢？
我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懂别乱讲！
从此，无论是牧民还是知青，对这场运动都很消极，听说场里的造反派仗着有挖肃工作组撑腰，胡作非为，私设牢房，谁不顺从就说谁是“内人党”嫌疑犯。
自从得知黑名单后，我就不自觉地对上了名单的人换了一种观察的眼光。一天，我去找知青还书，正碰上袁宁、苏子义、雷幼月在玩镁条。他们从北京探亲归来，带了些小玩艺儿，其中就有中学物理试验用的镁条。点燃的镁条，能发出耀眼的白光，像焊花那么亮。他们正玩得开心，思布赫悄悄出现在一旁，表情严肃，问：“这是什么？”大家不知如何回答，苏子义只好说“拿特那”（好玩）。恩布赫一脸疑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用来做天上飞的信号弹？”
糟了，他们被怀疑成放信号弹的人啦。袁宁满不在乎，嘟嘟嚷嚷。看恩布赫的表情，我敢断定他不是“内人党”，显然，他已在留神观察，想抓住放信号弹的人。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干部，他绝不会想到，他本人的名字已经出现在黑名单上！真滑稽。太荒唐！
我说：“现在信号弹满天飞，你们玩镁条，发这么亮的光，几十里外都能看见，自找人怀疑呀？”
袁宁说：“‘内人党’是本地人的事，跟咱们学生联得上吗？操那份闲心呢！”
苏子义说：“这可没准儿，知青呆在本地时间长了，就难说了。”
袁宁说：“你惟恐天下不乱呀，别屎盆子朝自己头上扣。”
看见恩布赫一双疑问的眼睛，我知道，他在怀疑了。我也在用审视的目光看他……运动刚开始，自己人就怀疑自己人，今后岂不会搅成一潭浑水？我想到了莲花阿嘎，朝鲁书记被关起来了，她会怎么想？我该去场里买粮了，准备顺便去看看她。现在，她多么需要人的关心呀。
清晨，我赶着牛车上路了。老黑牛被余汝明使得伤了元气，行动迟缓。我不忍心再扭它的尾巴，任它缓缓行走。中午，起风了，乌云密布，越压越低，罩得草原灰蒙蒙的。风中夹着冰粒，打在脸上生疼。老黑努力奔走着，有些力不从心。我虽穿了皮得勒，仍然被北风吹了个透心凉，舌头已经冻得卷不过弯来。进了场部，我便直奔朝鲁书记的家。
我敲敲门，没人应，门虚掩着，推门进屋，走道里一股凉气，很黑，进了里屋，也是黑洞洞的，没有点灯，只见一个人影儿坐在炕沿上，对着窗外发呆。听见有人进来，她摸索着点亮油灯，灯光照着她蓬乱的头发。屋里很阴冷，我伸出双手，抱住烟筒取暖，烟筒没有热气。情况不太寻常，从前，无论什么时候来，屋里总是暖暖和和的，坐满了牧民。如今，实在凄冷。莲花阿嘎见是我，迟缓地放下了蒙古文《红旗》杂志，下了炕来，烧茶。我发现，她明显地衰老了，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我知道，此刻她的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她的爱人被关在私牢里，受尽折磨。我想安慰她，又不知说些什么，相对无言，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我问道：“阿嘎，您身体还好吗？”
“不好，”她坐回炕上，落下了眼泪，哽咽着说，“我想不通，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把我从党员生活会上赶出来？我还是共产党员哪！”这一字一句，重重地锤在我的心上，她是个多么忠实的党员呀！
“长征姑娘，阿嘎头痛得快裂了，不能给你煮茶了，你想吃什么自己弄吧。”她说。我点点头，点着炉火，烧好了茶，请她喝。她摇摇头，说：“心口疼，吃不下，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党组织生活？我想不通……”这一夜，她反复说的就是这些活。我无论怎样安慰，都无济于事。后来，我倒在炕上睡着了。早晨，我发现阿嘎依然坐在原处，一动不动。
我劝阿嘎吃点东西。她置若罔闻。我告诉她，我要去买粮，她像是没听见。我往炉里加了一把火，便去买粮，折回朝书记家时，阿嘎依然蓬头乱发地坐在原处。我喊了几声阿嘎，她似乎惊醒了，摸出了一把木梳，要梳头。我上前帮她。她声音哑哑地说：“长征姑娘，你回去吧，阿嘎头很疼，等阿嘎好了，你再来。”
我依依不舍地向她告别，说送了粮再来陪她。她依然呆坐在那里，眼含悲伤，默默地目送我走了出去，没像从前那样将我送到门外。
一路上，我的心里沉甸甸的，莲花阿嘎那忧伤的眼睛，始终在我眼前晃动，让我心神不宁。

队里，人心惶惶，人们疑神疑鬼。姜志毅消息灵通，说：咱们牧场附近的那个公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打成了“内人党”，没好人啦。余汝明听了，不置可否。他变得更加沉闷，总是心事重重。
我们驻扎在了黑石山脚下。一天下午，余汝明把羊群丢在山上，跑回包里喝茶，嘱咐我把羊群圈住往回赶。我答应着，穿好皮得勒，系好腰带，便向山顶上爬去。
山崖很陡，穿着蒙靴太滑，蹬住石缝很困难。岩顶上的几只淘气山羊任我喊破了嗓子，也不肯下来。山石很乱，将羊群分割成许多小群，各走各的路。我赶了这拨，又爬上坡去赶另一拨，待第二拨赶下半山，第一拨又散得七零八落。就这样，我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弄得满头大汗，皮袍也穿不住了。像藏人一样，我将皮袍上身脱下来，吊在腰里，露出蓝学生装，两根小辫子被山风吹得像拨浪鼓一样。多格拉在后山上放马，骑马路过，看见了气喘吁吁的我，说：“赛努，长征，你怎么把羊群放到山上来啦？草不好，石头又多，山路太难爬，你这不是在自找苦吃呀……奇怪，你怎么放羊不骑马呀？”
我不争辩，也不解释，心想，是呀，也不知余汝明是怎么想的？
多格拉帮我赶羊，赶来赶去，赶不到一块去。他还有事，便掉转马头，向后山上跑去。当我将羊群赶到一块儿时，太阳快落山了。这时，余汝明骑着马，慢悠悠地来了。我们一齐将羊群赶进了圈。余汝明说，怎么看着比从前少呢？我说也是，没太在意。
轮到挝姬阿娘下夜，她用手电晃来晃去，满脸狐疑，跑来蒙古包，问：“今天是不是又混群了？’徐汝明也跑去圈里看了，说：“是呀，怎么羊群像少了呢？”
隔了一会儿，阿娘又来说，羊群越看越少，一定有问题，今天是谁放的羊？
余汝明一口咬定：“是长征放的羊。”
我立刻瞪大了眼睛，怔怔地望住他，一个堂堂男子汉，为什么当面撒谎？明明是他放的羊，把羊群放牧到了黑石山，中途回来喝茶，让我帮他去圈羊，为什么不说真话呢？
这一夜，真不安宁，一种沉重的负罪感压在心头。清晨，巴特尔大叔骑马赶来一些血迹斑斑的羊，满脸怒气。糟了，我又犯在了他的手上。
“昨天谁放的羊？”巴特尔严肃地问。
余汝明道：“是长征放的羊，昨天晚上我就发现少了羊啦。”
他在先告状，我始料不及。一股无名火袭上心头。他怎么是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揽功推过，算什么好汉！我是有错，但事情还没弄清楚呢，即便弄清了，我也不会像他那样大言不惭地将过错推给别人！好汉做事好汉当，有什么过错应当自己扛！
我老老实实地向巴特尔大叔低头认错，骑马跟他上了黑石山，只见到处是羊的尸体，足有几十只。有的被狼咬断了脖颈，有的被撕烂了肚子，肝肠拖了一地。到处是鲜血淋淋，惨不忍睹。顿时，眼泪在我的眼眶中旋转，忍了又忍，还是流了出来。大叔说：“哭，哭有什么用？山上有狼你不知道？好玩是不是？看书了是不是？你们苏和同，读书读傻了，怪不得毛主席说要你们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呢。好了，今天你就一个人把这些死羊拖口去吧！”
山上还有几只被狼咬掉尾巴的羊，挤成一堆。巴特尔大叔将它们赶下了山，留下我一人，将死羊放到马背上去，很沉很沉。这是对我的惩罚，不再会有人帮我。余汝明也不来帮我，似乎与他毫不相干。他算什么男人！他哪里是他自我描述的革命者，倒像个猥猥琐琐的贼头小人。怪不得“文革”初期，他们班的同学说他是布哈林，鬼知道布哈林何许人也，反正不是好人，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
这么胡思乱想着，我将羊尸一具具运下山去，往返了不知多少趟。牧业组的人都来了，围着羊尸，静静地看我劳作，没人帮我。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惩罚，然后，大家将死羊装上牛车，指着遥远的一座蒙古包说：把死羊运到那里去。众目睽睽之下，我拉着满车的羊尸，走在空旷的荒野上。车上，没有给我留座位，我知道，必须徒步走那么远的路，这又是一种惩罚。我心甘情愿地受罚。余汝明躲哪儿去了？我无需再寻找他的身影，他像只耗子钻地洞了！
我走呀走呀，天黑时，终于走到了。铁木勒的老额吉站在蒙古包前，一脸的庄严。我纳闷，为什么一定要我交给她？她是这个牧业组里的长者，要我徒步走这么远，将羊尸交给长者，也许是一种古老的惩罚方式？这是一种人人都不公开说明，又默默执行着的不成文的规矩？老额吉将死羊拖进土棚后，叫我进了她的蒙古包。她深沉的目光十分严厉。多么大的讽刺！抄家那天，她亲眼看着我拿走她藏在地毡下的银饰，今天，又亲眼看着对我的惩罚。她一句话也不说，蹲在炉边烧茶，炉火照亮她布满皱纹的脸颊。她依然穿一件紫红色长袍，两条灰白的长辫垂在胸前。
她抓了一把粟米放在碗里，倒了茶递给我，没有加奶，米里尽是沙子。也许，这就是牧民的一种温和的惩罚方式，我默默地承受了，诚心诚意吃下带沙子的茶，这样心里或许好受一些。
我赶着空牛车回来了，将铺盖搬出了蒙古包，放到哈马车里。我再不会理那个叫做余汝明的人了。
晚上，我睡在哈马车上。余汝明揭开毡帘，请求我原谅。我不想理他。我讨厌他。我从心里蔑视他！他是聪明人，看出我是真的讨厌他，便自言自语地说：“你误解了，你误解了。”什么误解不误解，人的一生，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当面撒谎的人，有什么脸面解释！我把脸扭向一边。他知趣地走开了。夜里，我听见他在车旁叹息，来回踱步。我装着入睡了，打着鼾，脸上挂满了泪水。
这样，如同陌路人地过了三天，他恳求说：“长征，请你原谅我，虽然，羊不是我丢的，但是，我不该用那种方式来表达，这是错的。”
我很固执，不是故意较真，他很明白，因为我还没有弄清究竟是何人何时丢了羊，我讨厌他这个出卖人的家伙。他怕看我的白眼，变得格外小心，耐心解释，说服我，让我认识到，羊的确是我弄丢的，然后，他再谨慎地承认错误，说自己错误性质也是严重的，不该急于推卸责任，理应自己代人受过，不该让我一个人承担耻辱，说得声泪俱下，不能不让人感动，他的形象，也随之重又变得高大起来，仿佛他倒成了替罪的英雄。难怪姜志毅说过，余汝明长着三寸不烂之舌，能将死人说活，实在名不虚传。于是，我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丢了羊，原谅了他。
从此，我以忏悔之心，更加努力地劳动。
草原人是宽厚的，事后，不再提及。
不久，挝姬阿娘告诉我，莲花阿嘎服毒自杀了。她叹道：她是多么好的人啊，太可惜了！
又过了一天，多格拉从场里回来，说：莲花阿嘎不是在家里死的，是被造反派关进装煤的小黑屋，活活冻死的。我听呆了，真想大哭一场。我自责，太自责了呀，那些日子，我为什么不陪着她？场里那些人，怕巴音淖尔的知青，如果我坚持陪在她身边，就不会有人来欺负她了，她就不会死了。我后悔，我会一辈子都自责的呀！
我痛心疾首，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二十一

我和余汝明来场部散心，住在韩智圣家里。

韩智圣是给牧场开拖拉机的，却与众不同。场里职工几乎都加了造反行列，反朝鲁书记，这次又积极投入挖肃运动，与牧业队过不去，韩智圣则带着几个人，坚决站在巴音淖尔知青和三个牧业队牧民一边，与自封的革委会对着干，要把权夺回来，交给朝鲁书记和贫下中牧。他的行动备受巴音淖尔知青的青睐。知青们来牧部办事，如果朝鲁家住不下，就住在韩智圣家，他的夫人韩嫂特别热情。

韩嫂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自幼没了父母，是个孤儿，十六岁就嫁给了韩智圣，为他持家，生孩子，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她很羡慕女知青，说女人有文化多好呀，干什么都能自己拿主意，还可以关心国家和牧场大事，不像她。她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全力支持丈夫。丈夫就是她的天。丈夫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她将所有到家里去的人视为亲人。她学会了唱几句样板戏《红灯记》，便总是挂在嘴边：“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她教她的孩子们把这些来来往往的知青们当亲人，就像《红灯记》里的表叔表婶……住在她家里，每天晚上我都跟她聊天至半夜。她与我情同姐妹，还说等女儿长大了，一定要她嫁给巴音淖尔的知青，要我替她选选哪一个好，说张松林本分，姜志毅惹人喜欢……我笑道，真是那样，咱们之间变成什么辈分了？我不得不叫她婶啦，她便得意地笑，说管他什么辈分，亲上加亲嘛！老韩甚至还亲自去跟知青们说，要将女儿嫁给知青。苏子义说：“老韩，你想占我们的便宜呀，娶了你女儿，我们还怎么称兄道弟呀？不是得叫你岳父大人，那我们太吃亏啦。真惨烈呀。”

十二小队的知青也陆陆续续往牧场集中，观望局势。大家都不信那个黑名单，说没经过讨论就交出朝鲁，是不对的。最近，他们疏远了知青头头。在他们眼里，不能领路还算什么头头？大家分散住在场部周围，整天围着那座私牢打转转，想主意。

大家眼睁睁看着朝鲁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私牢里的皮鞭呼啸声和可怕的斥骂声通宵达旦。造反派们在使用酷刑。我们却像傻瓜一样，只知道围着私牢转。感情，是很难用理智说服的，知青们早已忍无可忍。

余汝明不知所措，也疏于与文旭联系，整天闷头想心事。他对政治高度敏感，知道此案来头不小，弄不好身败名裂，摸不准脉，就不敢下药。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能蹚这潭浑水。

场里，反朝派变成了挖肃派，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关押的人越来越多。

一天，知青们又聚在韩智圣家里，坐满了一炕，曼土坎、多格拉、冬力布、乌力吉也来了。韩大嫂把炕烧得暖暖的，给每人递上茶。大家都很沉重。曼上坎说，他去过私牢，看见大火炉里烧着几把铁钳子、铁钩子，烧红后，三秃子将铁钩子按在朝鲁的脖颈上，烧得皮肉直冒黑烟，朝鲁实在是好样的，一声不吭，晕倒在地上。那些家伙便用凉水泼他的脸，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大家听了，气愤得直咬牙。多格拉说，派出所的乌兰其里格所长和阿尔腾也被抓了，被打得死去活来，说他们百分之百是“内人党”。三秃子他们为了表功，将他们送到旗里去了。

大家惊得瞪大了眼睛，乌兰其里格和阿尔腾那么好的人，也被抓了，究竟是谁在专谁的政？

韩大嫂哭了。韩智圣昨天也被三秃子他们抓了，关进私牢，说他保“内人党”头目朝鲁，也是“内人党”，还放出风来，说巴音淖尔的知青可能也被拉进了“内人党”，别看他们是北京来的，照样抓。

乌力吉说，三秃子他们正在惩罚朝鲁，罚站，已经站了三天三夜，不准吃喝，不准睡觉，比日本鬼子、国民党还凶残。他已经晕倒了几次。他们用冷水泼醒他，拉起来再站，逼他交待“内人党”。他除了说自己不是“内人党”，别的什么话也不说。他们用大棒打他，皮开肉绽。他不吭一声。再这样下去，他会死的。前天，那私牢里还拖出去一个死人呢。草菅人命呀！

韩大嫂哭道：“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们，救救老韩，我还有这么一大窝孩子，没了老韩怎么活呀。莲花阿嘎已经没了，朝鲁书记可不能没了呀！”

此时，群情激愤，忍无可忍。文旭没有来，大家把目光投向余汝明。余汝明沉默不语。我失望，大家都在失望。

韩智圣的大儿子大声喊道：“我要去救我爸爸出来！”他推开门跑了出去，几个牧民紧紧跟随，接着，同学们陆续出去了。余汝明依然坐在炕上，不动声色。我也站起来要走，他一把拉住我。他慢慢品着茶，说要像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坐山观虎斗。我可做不了姜大公，我真想去砸了那牢！

太阳偏西时，曼上坎闯进屋来，兴奋地大叫：“咱们把老韩抢出来啦！哈，三秃子有什么尿，见到咱们巴音淖尔的人，吓得没命地跑，哈哈……”

韩大嫂笑得又流出泪来。曼土坎说，咱们巴音淖尔的牧民来了很多，都住在牧场周围。他们把朝鲁书记送回场里，心里就后悔，听说三秃子那几个坏蛋天天过打人瘾，早就忍不住了。朝鲁书记已经站了三天三夜，再站会死的，刚才，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和牧民，好大一群人，都围在窗户口，往里看，韩智圣的大小子使劲推那窗户。那窗户用钉子钉死了。额伦高娃一拳就把玻璃砸了，别看她平时秀里秀气，没想到，这么勇敢。砸破了窗户，她第一个钻了进去。韩智圣的大小子，还有张松林、雷幼月、苏子义、袁宁、王大可、胡敏、姜志毅和童君……都钻进去了，打开大门，好多知青和牧民冲了进去，三秃子他们拦都拦不住，把韩智圣给救出来了。三秃子吓得脸都白了，苏子义指着三秃子的鼻子说：

‘你小子小心点，再不快点滚蛋，桂克勇就是你的榜样！’

三秃子吓得屁滚尿流，急忙往外跑。那些家伙，也都跟着跑。挖肃派的人跑光了，咱们就接管了嘛。现在，咱队的知青看着私牢呢。”

余汝明听了，苍白的脸色渐渐有了红润，目光炯炯，说：“到时候了，长征，咱们走，去看看老韩怎么样了。”

我们直奔黑牢。这时，天已黑尽，进了私牢，里面亮着几盏油灯。牢里很静，灯光将十几个站立的人影映在墙上，黑森森的。

余汝明走进了大屋，像检阅一样，巡视被罚站的人们。这些人，有场里的正副场长、党委书记、保卫干事、派出所成员，也有“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斗争两大对立面的顶尖人物，竟然被关在一起罚站，荒诞，滑稽。因为时下正在搞挖肃，接管大牢的知青也不敢放人，但是可以让被关押的人避免皮肉之苦。余汝明高声喊道：“不准体罚，都坐下来交待问题！”知青和牧民们也跟着喊道：“坐下坐下，不能搞体罚，有什么问题都坐下来谈！”

余汝明和我走到朝鲁身旁。他对朝鲁说：“坐下来，坐下来交待问题。”

朝鲁抬头望了我们一眼，单薄的身子僵直地站立着，额上的皱纹也很僵硬，只有眼球还在转动，证明他还活着。他想坐下，腿却不能弯曲，动作机械，身子一偏，跌倒在地。我和余汝明急忙将他扶起来。看牢的张松林、姜志毅、童君也围了过来。余汝明说，他已经站了三天三夜，腿上的血液不流通，赶快把靴子脱下来，用热水给他泡泡脚。姜志毅给他脱靴子，像拔萝卜一样，不敢使劲，怕把冻硬的脚弄坏了。他的双脚肿得很大，胀在靴子里，脱不下来。我们轮流给他脱靴子，终于脱了下来。知青们立刻给他弄来热水泡脚。

满屋站立的人们，都上炕坐了下来。场里原有的干部，几乎都在这里聚齐了，只差因为支持造反派而被结合进革委会的潘虎。别人都成了“内人党”嫌疑犯，就他不嫌疑？这不公平，他也应该关在这里，被嫌疑嫌疑。知青们去场部革委会办公室，也把潘虎带到大牢里。潘虎气鼓鼓的，表示抗议。他也尝到了冤枉的滋味儿，不过，大有区别，不受皮肉之苦，不在极度的恐怖中度日如年。他走进大牢时，人们都惊奇不已，眼睛里充满疑问，怎么他也进来了？他很尴尬，也很不安，是呀，堂堂整人的人，跟被整的人关在一起，真是个大笑话，活闹剧。那个年代，这种闹剧，大概天天都在上演吧。

突然有一天，挖肃工作组匆匆收拾行李，一夜之间，全撤走了，人不知鬼不觉，只传出话来，说上级宣布“挖肃运动结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没有结论，没有说法，那些挖肃积极分子们更是进退两难，尴尬万分。

关押的人被放了出来，没人再提莫名其妙的“内人党”。人们重见天日，恢复了平静。

朝鲁回到家里。家中已被洗劫一空，乱七八糟。莲花阿嘎已经去了，屋内空空荡荡，徒有四壁，但是，莲花阿嘎的身影无处不在。朝鲁一双深邃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凉。我们知道，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人们都说，从那以后，朝鲁老得好快。

二十二

从此，知青们与知青领袖之间有了隔阂。余汝明门前冷落了。在这次“挖肃’冲，他和文旭消极观望，使巴音淖尔知青群龙无首，莲花阿嘎也没了。对于知青来说，真是输得窝囊！大伙儿自然认为，责任主要在知青领袖头上，尤其是余汝明，责任最大。

那次冲进私牢，他躲在了哪里？他有何颜面见草原的父老乡亲？那自发冲进私牢的八位知青好汉，见了他也不再仰慕，嘴角还常常流露出轻蔑。这对余汝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队以后，他变了，沉闷、压抑、烦躁。他清醒地知道，他面临着信任危机，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他焦虑着，思考着，企望恢复自己的知青领袖地位和威信，却又十分无奈，于是，显得阴郁和易怒，像一座随时喷发的火山口，一不留神，便会喷出灼人的岩浆来。当然，这火气只会对准我一人。

那一天，又是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口出恶言，又提出“分手”。要知道，这对我是一种致命的创伤。他不止一次这样说了，而且今天是当众。我的心又在流血。我不能接受这种侮辱。他把我当成了什么？这么随意！我是女人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女人未婚同居意味着什么？这种风险，他难道不知道？特别是在“文革”中，被诬为“破鞋”而自杀的女人不知有多少，他难道就不知道？其实，他比一般人更清楚什么叫“人言可畏”！他说，他在这方面脸皮特厚，可是，我与他不同，从小循规蹈矩，自尊自爱。起初，他拼命地追求我，以三寸不烂之音，说服我接受他，在我不设防的情况下，占有了我，从灵魂到肉体控制了我……现在，他这样做会杀死我的，他懂吗？

我当众高声回答：“分手就分手！”心里在想：分了手我就去跳河！宁死决不受辱！我冲出蒙古包，从哈马车里拖出箱子，取出一本像册，当众翻开，将他的一张照片扯下来，撕得粉碎，撒满了地毡，然后，又扯下一张，刚要撕碎，他急了，跑过来，夺过像册，嚷道：“别撕别撕！这照片有历史价值，你懂吗？”

我将像册又夺了过来，继续撕碎，恨恨地说：“流氓，你是个大流氓，大骗子！流氓的东西，我就要撕，撕光！怎么样！”

此刻，我撕碎了照片，是因为我的心被撕碎了。从前，我精心珍藏这本像册，像珍藏世界上最最贵重的东西，今天，它一钱不值！

我收拾着行李。包里，鸦雀无声。余汝明走过来，按住我的手，说：“别收拾了，你哪儿都别去！你哪儿也不能去！两口子的事，两口子自己解决，别当人面这样。”

他这人是死要面子。他在说“两口子”，又不“分手”了？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永远是他一个人的天地，再容不得别的人啦。我撕掉的照片，不过是多洗出来的，那照片的原片和底片还好好地夹在像册后面呢。余汝明真会说话，一句话就点在要害了——他在说“两口子”。

他拉着我的手，走出蒙古包。我顺从地随了他出去，走到架子车旁，他说：“长征，原谅我，我是一时冲动，你别往心里去，我爱你是真心，不是欺骗，请你不要误解我……”又是一番忏悔，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让我感到自己行为的幼稚，似乎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时竟想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一本正经，将像册递到我手上，说：“交给你的东西，怎么能随便丢掉呢……”他真有两下子，这么快便让我觉得自己错了。我接过像册，抱在胸前。他望着我的眼睛，说：“傻丫头，还说不说我是骗子。 流氓了？”

我羞红了脸。他笑了，可是，他的眼神还是不对。他的心太深，深不可测。他又说：“长征，我这几天去拆匪包有事，过几天，如果你真想我，就去找我。”说完，他进了蒙古包，将我甩在包外，我随之钻入包里，倒像是我成了他的跟屁虫。这一回，变成了他在当众收拾行李。他穿上皮得勒，系好腰带，戴了狗皮帽子，拎着书包走了出去。姜志毅、童君都在各忙各的事，说是两口子的事不能插嘴，麻烦着呢。余汝明走了，只有我送他出去。他上了马，走了，头也不回。北风吹着我的脸，像针在扎。白茫茫的雪地上，他的身影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此刻，我的心一阵紧缩，疼痛。我怕他离开我，耳鬓厮磨地相伴了几年，数不清的故事和恩恩怨怨，造就了两个人的世界。我与他，已经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离不开他了，就像他离不开我一样。相隔千山万水，他千呼万唤，要我回到他的身旁，现在，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了。

我盼着过了两天，便骑马朝着他去的方向出发了。姜志毅一再告诫我，千万别迷了路。童君也劝慰我，说：“两口子的事千万要好好商量。”他们就像我的大哥哥一样关照着，令我好感动。

我顺着姜志毅指出的路，纵马远去，先是看见一片苇子地，再向北，翻过小山坡，就看见饮烟袅袅的蒙古包了。包外，一个人影在晃动，我看清了，是他，在蒙古包门口等我。我的余汝明，我好想他，真想立刻扑进他的怀里，贴在他胸膛上，听他的心跳。我还记得，探亲归来，为了接我，他赶着老黑牛，一天就跑了两天的路。还记得，他见到我时，那么激动，兴奋，令我莫名其妙地感动。现在，我的感受和他一样了，再也不能容忍胯下的阿力克磨蹭。我用马棒打它的屁股，使它快跑起来。余汝明已经看见了我，却转身进了蒙古包。

“稀客稀客，长征，你是无事不入三宝殿呀，今儿是来追你的余汝明吧？”苏子义走出蒙古包，迎了上来，说得我满脸通红，羞死人啦，拆匪就是嘴不饶人。

下马进了蒙古包，只见满屋的人，热气腾腾。锅里煮着香喷喷的手扒肉，半导体里响着苏联歌曲。拆匪包里，总是这么有生气，有说不完的笑话，有侃不完的大山，妙语连珠。怪不得余汝明总爱往拆匪包里跑，一跑就几天不回家。我向人群中巡视，他坐在里面，背对着我。这是为什么？明明他看见我来了，为什么不理我？连招呼都不打吗？我在人群中坐下，张松林倒了茶，让人们给我。我慢慢喝茶，听着众人的议论。

天黑了，点亮了油灯。余汝明凑近灯光看书，根本不理我。我该回去了，要走很远的夜路，迷路了怎么办？他不是说让我过两天来吗？可是，为什么又不理我？我在人群中显得局促不安，他分明是在当众让人难堪，似乎是我在恬不知耻地追他求他！

我站了起来，准备往外走。包外，黑沉沉的，刮着北风。我知道，拆匪们留不留我都很为难。有人说，可能要刮白毛凤了，会迷路的。也有人说，唉，冬天夜里一个人走路，狼会吃人的。还有人干脆说：天太黑了，今天你在这里凑合一夜，明天再跟余汝明一块儿回去吧。

我又回到蒙古包，余汝明依然不理睬我。他为什么这样呢？我猜不透。跟城府大深的人在一起，真累！入夜，人们躺满了一屋。我合衣靠在哈那壁，躺在余汝明身边。他背对着我，神色冰冷得有些夸张。

翌日清晨，袁宁怪声怪调地说：“老余，人家孟姜女寻夫，千里迢迢寻到这儿，你干嘛不回去。昨天是下雪天留客，今天是天留我不留。别怪我赶你人啦。”

拆匪就是拆匪，说什么全竹筒子里吹火，直进直出。

苏子义、张松林借口粮食不多了，劝余汝明回去。

余汝明胡诌了几句玩笑话，便告别了拆匪们。

一路上，他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若即若离。

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想着这两天的事，心里堵得慌。又不想理他了！他抚住我的双肩，说：

“长征，还说我是流氓吗？还说我是骗子吗？在别人的眼里，明明是你在追我嘛！瞧你，追我都追到了他们拆匪包里，哪有女人脸皮这么厚的？起码拆匪包的人会这样认为！”

我睁大了眼睛盯着他，看这个凭三寸不烂之舌迷住我的男人为什么这么说？在他一张一合的嘴巴里，为什么可以随意更变事实？他究竟是一种什么人？为什么对最亲近的人也使尽心机？

他笑了，冷冷的，怪怪的，说：“长征，我知道，现在无论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了，我对你是不是真心，让事实来作证。”说着，他走出去，从柜子车里取出了我的蓝毛衣。我早就不穿它了。在草原上穿毛衣是活受罪。这地方冬天大冷，没法洗澡，人人长虱子，毛衣成了虱子的安乐窝。穿在身上，便一齐钻出来，咬得人坐卧不安。尤其是脖子里的虱子，从毛衣领子里钻出来，围着脖子咬成一串红疙瘩，像戴了串红项链。因为毛衣孔大多，虱子很难除，只好不穿了。

余汝明让我跟他一起拆，把件漂亮毛衣拆成了一堆毛线，又从我的箱子里翻出了竹针，说要学编织，给我织一双毛袜子，表达他对我深深的感情。他真的在织毛袜子了，男子汉织毛袜子，实在是新鲜事。姜志毅和童君都不时地前来观赏一番毛袜子。姜志毅说，“余汝明真的在改掉大男子主义了。”

看着他用粗大的手指勾着毛线，一针针地织，还把我的鞋脱下来，比比脚的大小，我心头一阵感动。多日来，对他的疑惑烟消云散了。知青们看见了他亲手给我织的毛袜，都赞不绝口。毛袜穿在脚上，暖在我心里。余汝明一下子变成了模范丈夫。他说得对，应该信任他，他在时时解剖自己，改造自己，这双毛袜就是证明。于是，他又完全地拥有了我，任他在爱的田野里尽情耕云播雨。每当这时，他总是俯在我的耳边，轻轻喘息着说：“我的傻丫头，给我生个儿子，我的儿子一定聪明，我会把他教得比我更聪明。”这时，我心里就充满了幸福和幻想，幻想为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定比余汝明更聪明，更高大健壮，更有本事，而且，我一定要教他做一个正直的人……


这一年的隆冬，雪下得好静，静得像是在一颗死寂的星体上。雪无情地覆盖了整个草原，连草尖儿也难寻觅了。羊儿在刨雪，很久才能吃一根草。它们渐渐消瘦下去，直至一个又一个地倒毙，留给狼群饱餐。

我望着毡包顶上的玻璃窗，十分焦虑，这是大家辛辛苦苦放肥的羊群啊。

恩布赫大叔进来了，脱下漂亮的狐尾草原帽，露出一头黑发，神情忧郁：“余汝明，雪再这么下，怕要成灾啦。”

“草原的天，孩子的脸嘛，是你说过的。”余汝明递过烟去，一副男主人的架势。

恩布赫将烟在铁炉上点着，吸了起来，烟头一明一暗的。

“听老人说，民国的时候也闹过雪灾，嘿！雪有蒙古包那么高，人呀、牲口呀、蒙古包呀，全埋住了，人要是出去，就得挖雪窟窿钻出去，成了打洞的旱獭子了。这雪再下下去，我们也会惨成那个样子啦。”恩布赫叹道。

“阿驾，我们该想想法子，看哪里雪薄点，搬个家，给羊找点草吃。”

“还用你操这个心呀，队里早派小冬力布他们去萨伦看草场了。”

过了几日，雪终于停了。天空瓦蓝，一片云也不见。队里全要搬向萨伦草场，不知何时，拖拉机已经压出了一条通向萨伦的雪路。

草原车队行进着，蜿蜒数里。畜群跟着车队。畜群过处，倒毙了一只又一只，一些弱羊落在后面跛行。

前方，出现了一排山峦，蚁群般的车队，向山峦深处迁移，进人了一块小盆地。车队散开来，在半山腰上，支起了一座座毡包。

我们和恩布赫的蒙古包并列，中间照例留一块圈羊的空地。

萨伦草场是块风水宝地，牧草茂盛，雪地上一片金黄。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天，天空中奔雷一般地轰响，是两架飞机在盘旋，看得出，是中国空军的飞机，投下了两只降落伞，飘飘摇摇，吊着巨大的木箱，从天而降。牧民们骑马造了过去，上面贴着蒙汉文写的字条，注明是救灾物资，写了一些感人肺腑的话，要求分送给牧民中真正的困难户，希望干部们以身作则，做好分发工作。

于是，牧民们捧着天上掉下来的北京货，高高兴兴地拿回家。由于物资有限，没有分给知青，反正知青们见着那些东西也不稀罕，只要牧民高兴，知青们也高兴。

老加木萨来到我们包里，掏出一包大中华香烟，轻轻打开锡纸，看看，闻闻，还是带过滤嘴的，太高级啦。老头儿乐得嘴都合不上。他抽出几支，递给大家，大家推说不要。老加木萨点燃了一支，放在嘴里，说这是天堂上掉下来的东西，那木箱上还贴着圣旨呢，是毛主席赏的，也就是说，是皇上赏给咱们玛力沁的，宝贝啊！我们都笑了，老牧民怎么还说这样老掉牙的话。余汝明说，这不稀奇，现在的深山老林中，有的人还不知道到了哪朝哪代，还有人问，现在是光绪几年啦……

自从来到萨伦，我就忙得团团转。经过长途快速跋涉，许多怀孕的母羊因为动了胎气而早产。我将一只只小羊羔抱上了哈马车，为它们找母羊喂奶。

一次，多格拉骑马奔来，喊道：

“长征，快去，余汝明的羊又下羔了。今年羊早产的多了，完了！天太冷，怕是养不活呀，你快去吧。”

他从背上的毡口袋里取出两只小羊羔，递到我手里，便拍马而去。我将两只小羊羔捧回包里，找来一只大筐，垫上羊皮、旧棉袍，再将两只小羊羔及另外几只小羊羔一齐放在里面，然后连滚带跑，直奔到余汝明的羊群，只见几只刚下羔的母羊正等着小羊羔们站起来。小羊羔们挣扎着，身上的羊水已经冻成了冰壳。我将一只站立不稳的小羊羔抱起来，装进毡口袋，一旁的母羊嘴里叼着血淋淋的胎衣，慢慢地咀嚼吞咽，活像一只食肉动物。

有三只小羊羔倒在雪地上，几乎被冻僵了。我急忙将它们装进毡口袋。余汝明手持羊鞭，纵马而来，说要给这几只羔做记号，它们的母羊是头一回下羔子，刚一生下就跑掉了。

我背着装满小羊羔的毡口袋回到家。看着这群小家伙，我明白自己的责任，心中更是充满了快乐。它们长得真好玩，我爱看它们稚嫩的小模样，更爱听它们的叫声。

几天下来，小羊羔剧增到三十多只，我只好将围粪的大藤栏塞进蒙古包，在栏内铺上老羊皮、旧棉袍，将小羊们全部搬进这个“新家”，然后烧牛奶，晾温，像喂小孩一样喂小羊羔。摸着它们胀鼓鼓的小肚皮，我快乐得像孩子。

傍晚，羊群归圈，母羊们大呼小叫，呼唤自己的小羊羔。小羊羔们伸直脖子，瞪着亮晶晶的眼睛，一齐叫起来。我像托儿所的阿姨，赶快将会跑的小羊羔子放出去。大一点的小羊羔，跑去找到自己的妈妈，急切地钻进母羊的肚皮下，叼住奶头，用小脑袋猛顶乳房，大口地吮吸乳汁。母羊们亲吻着小羊羔，好深的母子情。我有些妒忌它们了。我多想也钻进妈妈的怀里，撒撒娇。我从小依偎在妈妈怀里的机会太少了……

有几只小羊羔的叫声特别急切，它们还没找到母羊呢。我将几只背上涂了黑圈的小羊羔抱出来。不认羊羔的母羊已经被拴在了车轮上。母羊不认小羊羔，就要唱悲凉的牧歌，求它回心转意。那歌一定要唱得动听，使它大受感动。这是蒙古人几千年放牧的经验。挝姬阿娘蹲在母羊身旁，将小羊羔放在它眼前，挤出它的奶抹在小羔额头上，让母羊嗅，然后开始唱歌。我跟着挝姬阿娘学了几句哭腔，求母羊回心转意。我尽量唱得悲悲切切，像哭丧似的，心里却觉得很好笑，不过，不能笑，心诚则灵呀。母羊果真开始亲吻小羊羔了。小羔子吮吸它的奶，它也不躲了。这样，早晚折腾两次，几天后，它就认小羊羔了。就这样，我每天早晚对羊唱着悲歌，多格拉常在旁当听众，那样子，显然也被我的哭腔感动了。

白天黑夜，我都与小羊羔在一起，精心照料，定时检查每只小羊羔的健康状况，一旦有小羊羔拉稀，立刻打针喂药。小羊羔们长大了，一共三十六只，长得漂亮又可爱，绒绒的小卷毛洁白极了，人见人爱。凡来包里见过小羊羔的人们，目光都很特别，甚至露着钦佩和惊异，弄得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高兴。挝姬阿娘说：“今年雪灾，家家的羊羔都养不活，长征姑娘，你真行，一下子养活了这么多，还长这么大了，真了不起。”从前，挝姬阿娘总把我当孩子看，今天，她这样夸我，让我心里好感动。我的小羊羔为什么能活，因为我怀着一颗挚诚赎罪的心。

余汝明干活也特别卖力气。他在用努力劳动来挽回影响。由于判断失误，他放弃了对朝鲁书记的保护，因而失去了知青和牧民的信任。他悔之不及，常说：“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他来草原不是为了牧羊，而是为了“牧人”。要牧人，一定要掌握人心。

草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草原人古朴的心态，评判人好坏，只看他劳动的好坏。精明的余汝明，自然早已悟透这一点。他放羊特别精心，羊群吃草足，弱羊死亡少。我们的羊群抗过了这场大雪灾！

春天终于来了，我们的勒勒车队，从萨伦的环山中走出，迁往苏陶勒盖春季草场，准备接羔。


再过两天，就是余汝明的生日了。

我精心搭了个土灶，煮好手扒肉，又做炸果子，还做了许多排又，用羊油炸得黄黄脆脆，余汝明很爱吃。

余汝明生日这天，杨亦森、袁宁、王大可也来了，聚在蒙古包里，喝茶，侃大山。小门半掩着，可以看到淡淡的蓝色远山和开阔的黄草地。

我在做生日寿面。忽然，一只黑狗窜了进来，身子颤抖着，乱钻乱拉。童君跳了起来，摸到一根木棍。叫道：“哥们儿，来者不善，听说最近闹疯狗病，疯狗咬什么，什么就疯。”

“那叫狂犬病，狂犬病的死亡率很高呢，千万小心点！”袁宁的声调十分尖锐，听得大家头发根都竖了起来，人人瞪大了眼珠，盯住黑狗。黑狗喘着气，身子缩成一团，哆哆嗦嗦，眼睛泪汪汪的。大家与黑狗相持着，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包里静极了，突然，门口伸进一个脑袋，探来探去，是桑杰。他一眼看见了黑狗，上前用绳子套住脖颈就往外拖。

“桑杰，它是不是疯狗？为什么套它？”童君问。

“就算是疯狗吧，它咬了羊，要判它的死刑！”说着，桑杰拖了它就往车架子那边跑。黑狗很狡猾，突然挣脱了。牧民们骑马追了上去，一时尘土飞扬。黑狗伸长了舌头，气喘咻咻，双耳高高竖起，尾巴夹在裆里，真的像一只拖尾狼。牧羊狗咬了羊必须处死，不准求情，是草原上不成文的规矩。此刻，大家骑马围住黑狗，抛出许多根套马索，将它缚住。黑狗蹲下了，知道末日已到，伤心欲绝地哀嚎着，不再挣扎，听任桑杰拉紧了颈上的绳套，拖到车架子旁。桑杰将绳索的一头挂在车辕木上，系成死扣。几个牧人来到车尾，一齐踩压下去，辕木竖向了天空，黑狗悬吊了起来，使劲踢腿，挣扎，终于不动了，吐出长长的舌头。围观者确认它死了，便纷纷四散而去。

望着吊在空中的狗尸，王大可低头叹道：“唉，可怜的黑狗，如果有来世，你的灵魂千万别再投胎变狗呀。”声调凄楚，颇似兔死狐悲。余汝明属狗，在他生日这天杀狗，总有些不自在。杨亦森则兴高采烈，鼓动大家吃狗肉。于是，知青们七手八脚，将死狗解下来。思布赫闻讯而来，说：“你们汉人，怎么连狗肉都吃？狗吃屎呀，它的肉大埋汰了！”大家也不争辩，扯剥了狗皮，去了内脏，下了狗腿，准备煮手扒肉。我从狗腿上剔下肉来，切成了薄片。这时，我已将面条做好，又细又长，下到锅里，待水沸开，再下肉片。花椒、野菜及各类作料，一应俱全。煮好以后，盛了许多碗，还加上酱油膏。大家端起碗，齐声祝余汝明生日快乐，说了一大堆吉利的玩笑话，然而，没吃几口，便吐了出来，大眼瞪小眼，相互使眼色，但不说出口，不想冲了今天的吉利。

我很奇怪，今天怎么啦？我端起碗，吃了几口，糟了，难吃得直想吐。这狗肉又膻又酸又涩，只有余汝明一个人还在继续吃。他硬撑着，把面条往肚里填，还做出很好吃的样子。可是，无论如何，大家绝不再提筷子，我只好泡了茶，端出手扒肉和炸果子。

后来，我将面条倒进了狗食盆里。小黑和小黄奔了过来，围着盆子嗅，不肯吃。其它狗兄狗弟们也奔来嗅，硬是不吃，然后，齐齐蹲在那张狗皮旁，红着眼睛，低声哀叫，久久不肯离去，它们一定感受到了人这种动物的极端残忍。


春风吹绿了草原。我们又忙碌在苏陶勒盖草场，接春羔。我每当走上井台，推水车饮羊，就会睹物思人，再也看不见莲花阿嘎仁立在井台上的瘦小身影，听不见她亲切和蔼的声音。夜里，我常常梦见一片绿草地，中间有石井台，莲花阿嘎头裹白布包头，笑吟吟地站在井台上……

二十三

转眼到了初夏。我赶了牛车去场部购物。

这是一条千年古道，旁边长了许多车前子草，知青生病便采了它煎汤喝。古道的辙印又宽又深。有人说，这是抗日时期苏联红军的坦克压宽的。顺着车道，牛车来到一座小杂货店前，我买了点零碎东西，揣进宽大的袍襟里，便去那日松家喝茶。敲开了白木板门，开门的不是桂花儿，而是她妈妈，显老多了，穿对襟汉装，腕上戴着紫色佛珠，她神情忧郁，连声说：“苏和同你可来了！好！好！”随她进了里屋，我闻到股怪味。屋里最惹眼的，还是窗台上那盆绿茵茵的蒜苗，迎面的木椅上坐着那日松老爹，也是一脸的阴云，见了我，睁大眼睛，说：“好！好！你最和咱闺女说得来，你劝劝她，看她会好不？”

我问：‘你说谁会好不？”

老爹叹口气，指了指炕上。

我一看，只见桂花披头散发，浑身肮脏，蟋缩在炕角，乱发遮住了脸颊，只露出一双呆滞而浑浊的眼睛。这哪里是过去那个美丽活泼的桂花，一双大眼睛曾经神采飞扬，银铃般的笑声悦耳极了。她是这对老夫妻的心肝、宝贝和全部希望。

我愣了，心口一阵紧缩。

那日松老爹说：当初真不该送她去旗里读书。桂花儿被人骗了。去年，她在中专毕业，碰见一个年轻的汽车司机，一见钟情。那小司机说他还没成家，最喜欢有文化的姑娘，说桂花是旗里最美丽的女学生，爱她爱得发疯。于是，桂花以身相许，两人如胶似漆。桂花儿提出结婚时，司机小伙子突然翻了脸，说他在旗里有老婆、孩子，不能结婚，对她不过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现在，玩腻了，她可以回家了。谁知桂花受的是那日松的汉化教育，婚姻观是从一而终，怎么能接受这种耻辱。她的种种憧憬破灭了。当时，她哈哈笑了起来，然后就哭，哭了又笑，然后就不认人了。那司机也吓坏了，怕惹出事来，就哄她上车，送到白云淖尔公社，丢在一个小客栈里。可怜的桂花，不吃不喝，疯了几天，等到接回家时，连爹妈都不认识了。老爹后悔之极，悔不该送她去旗里读书，落得今天的下场。

我听了非常气愤，说应该去告那个司机。老爹说：“谁知道司机是谁呢？桂花已经不认人了。长征姑娘，你千万劝她回心转意，我们全家会谢你的。”

我知道，这种病很难治好。女孩子，最重的就是情，尤其是以身相许了，这种打击是致命的。情伤应由情来治，但已不可能。那司机是有妇之夫，不会来乡里照顾她，一般的劝慰无济于事。我上了炕，给她梳头。她脸上脏兮兮的，但美丽依旧。她的乱发很难梳通，用了水，好一会儿才梳通了。她妈妈叹道：一会儿，她还会弄乱的。我叫着她的名字，说：桂花儿，我是长征呀，把这件事忘掉吧，一切从头来好吗……

她无动于衷，眼珠乱转，慢悠悠地说：“他……他……他还会来接我……车开跑了……他开汽车来……”

她真的不可救药了。

老爹叹息良久，说：“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除了那小司机，谁劝也没用了。可是，我怎么找到那个臭小子呢？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上的，这丫头从来不说呀……”

我一再劝慰这对老夫老妻。

临别时，老爹说：现在，一来吉普车，就知道准有事。这些日子，又来吉普车啦。等着瞧吧，又有戏了，这个登台，那个下场，走马灯似的，各唱各的调。咱们老百姓呀，老老实实地在台下，看戏。你们苏和同凡事别大认真啦，阿爸吃的盐比你们吃的小米子还多……

那日松，人称“那克思”，说的话还真有点像个预言。


我在包里扯马鬃，搓成绳，准备给余汝明做一条马肚带。

知青们围坐在火炉旁，谈论就要建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林副统师批准组建的，沿着边界搞“屯垦戍边”，半军事化，像新疆和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一样。现在，先遣干部和新召的兵团战士已经到了。许多兵团战士年纪很小，不懂事，有的还偷牛粪，牧民们很生气。大家还说，又爆了个大新闻，当年那个带人抓朝鲁书记的彭继红，如今又带着萨伦队的牧民们脱离兵团，被定为反革命行为。兵团的官兵开着吉普车追捕她，要捉拿法办。牧民们护着彭继红，策马奔逃。很多吉普车合围堵截。结果，彭继红带着全队百十户人，赶着牛羊，浩浩荡荡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兵团的官兵望尘莫及，空手而归。

王大可说：“这丫头片子真够厉害的。当初，她做的事够极左的，不过，她现在的举动太让我感动了，真后悔，我们不应当跟萨伦队对立。”

文旭说：“萨伦队是从腾格里草原迁来的，运动一来，本地人和外地人自然分成了两派。萨伦队的牧民对朝鲁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朝鲁可能有偏向。其实呀，吵来吵去，都是自己人。”

袁大头说：“瞧人家，秀里秀气的小丫头，还挺厉害，一下队就当了队长，听说蒙语说得还特棒，要不然牧民服她呢。唉，不打不成交，可惜了解她太晚了。她整个一个女嘎达梅林，带着牧民投奔光明。”

“哎！继红、继红，当初咱们怎么没看出来你呢？”苏子义说。

“喂！你小子这口气，是不是想这丫头啦？”大头嗔道。

“可没准儿。”苏子义诙谐地说。

“没你份儿啦！人家有了心上人。她跟一个小马倌好上了，非要嫁他不可。”

“唉，继红长得漂亮，出身又好，有魄力，又能干，干嘛要嫁一个蒙古小马倌？”

“当现代王昭君嘛，不过，嫁的可是出身不好的牧主子弟。”

“听说，那位小马倌长得人高英俊，标准蒙古美男子，干活儿特麻利，骑马技术极棒。”

“这年头，嫁给牧主儿子能有好果子吃吗？”

“她说，因为出身大好了，才要嫁个出身不好的；因为出身不好的人有压力，才不会翘尾巴，她要体会一下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

“哎呀呀，奇谈怪论，整个一个殉道者，清教徒，苦行僧。她究竟图个什么呢？”苏子义嚷道。

“图防修反修的理想主义呗。”王大可说。

“瞧人家的能力，胆量，气魄，咱们队有谁比得上她呀！”苏子义又说。

没有人注意，余汝明顿时脸色惨白，文旭也红了脸。是呀，彭继红一个女孩子，做出的事轰轰烈烈，好一个女中豪杰，把这两位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的男子汉比得没头没脸。他们全沉默了，有说不出的窝囊。

余汝明沉了脸。大家不欢而散。我的心情很沉重，觉得有什么不祥的事情会发生。彭继红这么左的人，竟然被兵团定为反革命，我们反革委会，又有桂克勇这件麻烦事，而且王大可三次拒捕，前景实在不妙。余汝明这么精明的人，为什么没有警觉呢？


余汝明放牧羊群，朝出暮归。我夜里看羊，白天剪羊毛，还给余汝明缝了一条马肚带，非常好看。

我准备再用驼绒线加工一下，正忙着，门撞开了，是余汝明，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背上。我惊叫了一声。他抬起腿，用马靴照我背上狠狠一脚。我躲避不及，一头栽倒在地上，嗓子里喷出一汪又腥又热的液体，两眼一黑，顿时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醒过来时，身子欲动不能，嘴里咸咸的，一股粘液在嘴角上淌着。我抬起手擦了一下，黏糊糊的，仔细一看，是殷红的鲜血。

只有伤了内脏，才会吐血啊。我真正地伤心了，他已经多少次无缘无故地打我了？我躺在地毡上泣不成声。

余汝明扬长而去。童君正好进门，将我从地上扶起来。他依然不说话，倒了碗茶递给我。

我背过身子，心想，余汝明这样心狠手黑，究竟是个什么人呀。往事，历历在目。寒冬时节，每个夜晚入睡时，余汝明都要我用身子给他暖热冰冻一般的被子。我们住的是蒙古包地铺，很冷很冷。牧民睡觉时，解开皮袍，在皮袍里脱下内衣，裹紧皮袍躺下，再把褪下半截的皮裤腿折在脚下，外罩皮被，这样，皮袍里的温度始终与体温一致。汉人睡觉时，习惯脱了衣服钻被窝，那么，此时此境，犹如钻进冰窟窿，非常痛苦。但是，余汝明每夜一定要我用身子温热他的被子，他再钻进去，跟我做完那事，困了，再一把将我推回我的冰窟窿似的被子里，使我像受酷刑，苦不堪言。这难道是爱吗？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者，对自己所爱的人尚且如此，对天下人又会如何呢？

我不敢深想。

这时，余汝明回来了。我坐在地毡上慢慢喝茶，不看他。童君一声不响出去了。余汝明坐到我身边，说：“长征，原谅我。”他这样请求原谅，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我不理他。他继续说对不起我，当时就后悔了，又不能收回，只好硬着头皮走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原谅他的坏脾气吧。他说他的脾气特别像当今的领袖，领袖年轻时也血气方刚，脾气坏，每当政局出现问题，心情便烦躁起来，还用棍棒打过他的亲弟弟呢。他说：“千万别认为脾气坏的人就是坏人。一个特殊的人物必然有特殊的脾气，请多理解，多容忍，我一定会改好的。你答应过呀，原谅我在改造过程中的错误，一个好妻子，最能原谅丈夫的过错。”

恍惚记得，我是答应过他，又有些记不清了，不过，他似乎有些道理。我的天性使我又原谅了他。

二十四

巴音淖尔队已经搬到了赛瀚高勒夏季草场。

余汝明和文旭没有放弃责任，他们要让知青们在集体劳动中大显身手，弥补过失。十二小队全体知青，个个汗流使背，生龙活虎，牧民们赞叹有加，说咱队知青个个是好样的，干起活儿来全巴音宝力格第一。

羊身上的虱子、跳蚤和各种寄生虫不少，影响羊皮、羊毛质量，必须用药水洗身子，还要用药水灌，以除去体内寄生虫。洗羊、灌羊，是强体力劳动。今年，这活儿全靠知青了。

洗羊那天，牧人们用牛车围住石头棚。棚内，有石砌的水槽，长一百米有余，宽度正好容下一只羊通过。水槽很深，羊跳不出来。两头有水池，与水槽之间隔有闸门，水池另一头连着小石圈，石圈设有小门，供羊出入。几个牧人将第一批羊赶进小石圈，再经小门赶进泡有药水的水池，深及羊颈，然后又将它们从另一闸门赶进水槽，槽中也注满药水，让羊从水槽中通过，直至百米水槽尽头，再一只只拦住，由妇女们灌打虫药。

羊恐惧万分，拼命往外跳，有跳出水槽的，或逃奔，或挤成一团。人们需要捉羊，拖羊，非常累，像与百十斤的活物肉搏。恐惧中的牲畜，力气大增，很难对付。男知青们奋不顾身，全部赤膊上阵。烈日灼人，他们脊背上纵横着汗水、药水在灰土上淌成的网络，好似纹了身。余汝明和文旭也脱掉了上衣，文旭露出他雪白的胸脯，大伙儿说他看似虎背熊腰，原来是个奶油小生。余汝明骨头架子大，却很瘦，知青们说：“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原来是一块大排骨呀。”“老余，你那几根排骨都可以当搓衣板了。”

余汝明脸上飞起红晕，亮起嗓门，嚷道：“喂喂喂，要什么贫嘴，干活干活！”

大伙儿各尽其责，干得热火朝天。

牧民们对知青赞不绝口，大伙儿更卖力气了。其实，我明白，知青们的超常拼命中有一种忏悔之意，欲以此弥补运动中的过失。我看这目的达到了，牧民们有口皆碑，知青形象更加高大，余汝明亮排骨也声名远播。

中午喝茶时，牧民们煮了手扒肉慰劳知青们。老额吉、阿娘们斟上香奶茶，疼爱地看着这群干活像拼命三郎的小伙子们。

奥玛额吉对我们说，前两天，从西北边跑来一匹疯马，那马蹬子上拖着一条人的大腿，一定是北京女知青的，因为脚上穿着北京女知青才穿的花尼花袜和黑布鞋。她嘱咐苏和同骑马时千万要小心，系紧马肚带，抓紧缰绳，万一落了马，无论马怎么踢你，千万别松了缰绳，抓紧马笼头等于抓住了自己的性命。我连连点头。

干完活儿，知青们骑马一窝蜂去了文旭的蒙古包喝茶。美丽的大狗小面包规规矩矩立在包前迎候。石梅笑容可掬，烧茶招待。文旭拿出宝贝像册让大家传观。像册上贴满他母亲的遗照。他母亲是个绝色美女，穿着旗袍，款式高雅别致，更显出身材婀挪动人。王大可嚷道：“文旭，你的妈妈太美了，美得简直像资产阶级。”胡敏说：“给咱们爷们儿看美人照，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袁宁说：“美只是属于资产阶级吗，那么，无产阶级就只能丑吗？”他们开始抬杠了。大家都说，文旭长得非常像他母亲，很俊，只是比他妈妈眉毛粗些，嗓门儿大些，胳膊腿儿壮些。文旭说，他想他妈妈了。可惜妈妈那么年轻就死了。他说，他妈妈希望他将来上大学，他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上不成大学了。余汝明说，你小子上什么大学嘛，社会实践就是最大的大学，高尔基没上过大学，不也是作家吗，中国这地方，只有搞愚民政策才能治理，谁上台都会搞这一手；老百姓人人像雷锋似的，只知干活报恩，国家才好管。王大可笑余汝明一肚子奇谈怪论。

曼上坎和冬力布也钻进包来凑热闹，说有人在赛瀚高勒的水泡子里发现了一只怪兽，有点像龙，又有点像马驹子，神出鬼没。发现怪兽是草原百年不遇的大事，牧人们议论纷纷，老人认为，一定会有不吉利的事即将发生。余汝明说，什么怪兽，很可能是尼斯湖里的那种湖怪，它们一定是同宗同类，不必大惊小怪。大家七嘴八舌，又说神农架有野人，有人亲眼看见，还说欧洲阿尔卑斯山上有雪人，脚印跟大象一样大，说苏联、美国居然发现了外星人……

大家侃够了，宣布挖肃运动结束了，大生产运动开始了，于是，各自散去。

忙碌了整个夏天，牧业队浩浩荡荡地搬向秋季草场。余汝明说，这支勒勒车队走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该有多好。勒勒车队路过那片绵延数十里的黄花地，奇怪，今年的黄花哪儿去了？牧人们说，黄花也会搬家，草原上的植物，也像咱们游牧似的，到处游着长。

车轮滚滚，人喊马嘶，吱吱呀呀的响声不绝于耳。西边天际，堆起了浓云，空气湿湿的，夏末的风有了秋的寒意，绿茵的原野已是一片黄绿，野花化为累累果实，给羊催膘的旺季到了。

我赶着老黑，突然，“咔嚓”一声，车轴折断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断车轴。童君和姜志毅骑马找回了余汝明。余汝明找来许多工具，与姜志毅、童君一起艰难地修起车来。断轴必须更换。我们的勒勒车一停，立刻阻塞了交通，后边的车队全部停住。思布赫和巴特尔走了过来，以得日扎布也来询问，他指着北边山顶说，刚上路就断了轴，很不吉利，这是依四格老夫妇来借你们的车轴上天去呢。姜志毅说他迷信。他说信不信由你。

巴特尔帮着余汝明做车轴。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驶过。余汝明和童君忙得满头大汗。姜志毅不信以得日扎布的话，却又十分好奇，骑马上了山顶，冲着山顶上的石头堆走去，一会儿，一溜烟似的飞奔下来，面色极为难看，说：真是活见鬼！山顶上真的躺着两个死人，是一对老夫妇，穿着崭新的缎袍、蒙靴，并排躺在石堆旁，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这对老夫妇要归天，没车轴，向咱们借车轴呢。他竟然也这么说，于是，余汝明和童君骑马上了山，一会儿也奔了下来，说真的活见鬼了，怎么不借别人的车轴，单借咱们的车轴。牧民们说，被借车轴的人是要倒霉的。新车轴终于做好，装上了车。我说，我也要去山顶上看看，被余汝明劝阻了：死人有什么好看的？女人看死人更要倒霉，快快赶路吧。

余汝明的脸色阴沉着。我心里也很惶恐。是呀，这么多车，怎么单单借我们的车轴呢？也许，这是一种巧合。可是，也巧合得太可怕了，车轴居然就断在了这放死人的山下。我虽然不迷信，心里却笼罩起不祥的阴云。

傍晚，车队在一座山脚下扎营。一切安排停当后，我们围坐在灶前喝奶茶，重又提起那对死去的老夫妇。我表示不理解，这里人死了就那么丢在山上，风吹日晒，任狼群、老鹰啃吃，多么残忍呀。余汝明说，你懂什么？这是这里的风俗——来自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姜志毅说，这里人迷信，认为人吃牲畜生存，死了要还给上苍，所以人死了不埋，让狼和天上的鹰吃掉。我们又谈到了藏人的天葬……今天都怎么啦，尽说死人的事，弄得茶也喝不下了。

晚上，我将采来的蘑菇煮在羊肉锅里。大家胃口不怎么好，没吃几口，我便自己吃，一吃完就头昏，恶心，躺在地毡上起不来。余汝明在摆弄马鞍子，见我这样，说早就知道天花板这东西不能吃。场里的车老板官特嘎来了，见状索来我采的蘑菇，看了看说，这种天花板蘑菇，吃一个死一个，听得我发根都竖了起来。

官特嘎说完便走了，茶也没喝。

余汝明盛了酸奶递给我，说多喝点，不然会跟那些吃毒草的小羊羔一样啦，我可不能没老婆，这草原上，咱队的女知青除了石梅就只有你。你看多格拉的妹妹，长得像冬瓜，竟然有那么多小伙子追她，娶媳妇那天，跟抢亲似的。男人没女人不能活呀。

他像灌小羊羔一样灌我，又将那盆蘑菇肉汤倒了，庆幸自己没胃口，说早就闻出味道不对。其实，他这是马后炮。我伸出手指，在嗓子眼里抠。余汝明说，这样会觉得恶心，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我抠着，真是难受死了。余汝明早就知道这种蘑菇不能吃，为什么不说？煮好了，他不吃，看着我吃，吃出了问题，他又说“早知道”。他的言行，真让我不敢深想。

胃里像燃着火，浑身酸疼得我翻来覆去，我想，我可能要死了……我昏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我睁开眼，见蒙古包顶盖已经打开，天空湛蓝，时有鸟鸣啾啾传来。我坐了起来，摸摸手脚，活生生的，明白了自己还活着。我爬起来去干活儿，一切如故。

包外，羊已出圈，余汝明正在备鞍。我将羊群赶向一片缓坡，那里长满了蓝幽幽的剑草。这种草最有营养，羊吃了猛上膘。这时，余汝明骑马赶来，穿件蓝中山装，脚趾马靴，戴一顶绿军帽，脸色比过去好多了。他的鞍侧挂着鼓鼓囊囊的书包——又带了许多书。恩布赫、巴特尔最反感知青放羊时看书，看来，他是屡教不改了。他下了马，走近我，一把将我搂住，眼睛盯视着我的眼睛，距离这么近，盯得我不好意思。他低声呼唤着：“傻丫头，傻丫头，我的傻丫头……”然后，他吻住我，吻得透不过气来，嘴唇移向脖颈，又移向眼睛……此刻，我心里充满幸福，一切不愉快都远去了。他要是永远这样待我就好了。吻罢，相互道别，他转过身去，准备上马，我也转身回蒙古包。

我朝坡下走去，没走多远，背后响起马蹄声，余汝明骑马又追上了我。他翻身下马，又走到我身旁，久久地看我，目不转睛，然后又将我抱住，不住地亲吻，那情境似生离死别。他这是怎么了？如此反常？我开始不安起来。心中浮起一幕幕景象：放死尸的山顶，折断的车轴，吉普车追赶的彭继红，拒捕的王大可，还有那些穿黄色兵团服女兵的议论……我推开他后，向他挥挥手，继续朝坡下走，一步一回头。他骑了马，跟上羊群，也是一步一回头，依依恋恋。天天在一起，他还这个样子，更加深我心中的疑虑。

回了家，挝姬阿娘约我一起去拾牛粪。她扭着大肚子，牵着牛粪车，走得很吃力，看样子快要生了。

我们将牛车停在旧营盘上，到处是干透了的牛羊粪。草原干燥，牛羊粪很快会脱水变干，一点不臭，很干净。我背了藤筐，拿粪叉捡粪。阿娘只能昂首挺胸地站着捡粪，用爪形粪叉铲起来，准确地甩进背上的藤筐里。如今，我甩牛粪也够水平，不会让牛粪灌进脖领子。

小黑和小黄围着牛粪车追逐嬉戏。它们已经成长为巴音淖尔的名狗。小黄善于捉狐狸，每逢冬至，牧人们就将它借去。恩布赫、巴特尔的全家人都戴上了美丽的红狐皮帽，帽后垂着漂亮的狐尾。小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牧民们特殊的款待。它更是知青包的忠诚卫士。它的兄弟小黑天性勇猛，敢与恶狼搏斗。有这样两只收狗相伴，我很惬意。

我们很快捡满一车粪，回家时，挝姬阿娘扭着身子，慢慢吞吞地走着。恩布赫见我们回来了，帮着卸牛粪。我说：“阿娘就要生孩子了，您为什么还让她干活？”恩布赫笑道：“我们草原上的妇女都是这样的，不要紧。平时你们一块儿干活，多关照些，麻烦你了。”我应允着。现在，我是自封的赤脚医生，当然要负责任。别看我只学医三个月，还真治好过几个牧民呢。不过，余汝明不赞成我干这一行，说我太笨，学不会。可是，何军医说过，如果我学外科，很有天赋。无论我干什么，余汝明都要贬低。他说过，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搞愚民政策。他对待我是不是在搞愚妻政策？他心思好深，让我猜不透。

傍晚，余汝明赶羊归来，进了包就叫我快跟他走，神情慌张，说是不慎丢失了日记本。我急忙跟了他，连走带跑，顺着他放牧经过的路线细细寻找，如同大海里捞针。天黑时，我和他空手而归。见他一脸沮丧，我说别急，慢慢找，草原那么平坦，一本红色封皮的日记，在阳光下一目了然，会找到的。他宽慰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第三天，我们继续寻找，最后，我们深深地失望了。他情绪低落，无论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他说，那里面写着他对当今政治和这场运动的看法，有对副统师的评论，还有关于裁军、精兵简政、防止干部腐败、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文化等论述。这本日记如果落在极左分子手里，肯定会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大祸临头。我说，牧民捡到了没关系，新来的兵团战士就住在不远处，捡到就麻烦了。余汝明听了，连连叹气。

这时，桑杰骑马过来了。他一脸诡秘，说正在找马，问看见一匹黑骒马没有？说完拍马而去。余汝明说桑杰表情太怪，又自嘲疑心太重。他目光里透出深深的焦虑。长叹道：唉，举大事必慎其终始，天意难违呀。

我望着他，默默无言。

太阳偏西时，袁宁和王大可来了。他们是去场部买东西归来，途经这里。王大可将一封信交给余汝明。我们骑上马，与他俩一同回蒙古包。一路上，王大可说：“胡敏这小子太蠢了，把你的一些观点写信告诉了他哥哥，什么裁军、精兵简政……一大堆，白纸黑字，把他哥哥气得鼻子歪。他哥哥特极左，大义灭亲，把信交给了公安局，公安局说这是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他哥哥立功了。于是，他哥哥回信，告诉胡敏这件事，你说这是什么哥哥，六亲不认。胡敏也真够呛，这样乱写信，害死人。”

余汝明闻言，脸色大变。

我们四个人回到了蒙古包里。

大家叹息今年倒霉事不少。

童君也来了，坐下喝茶，说这些天放羊，看见吉普车跑来跑去，听说兵团就要成立了，正在架电线，那些兵团小战士们在做砖坯，准备盖房。大家听了，沉默不语。兵团组建伊始，便派人抓彭继红，谁知今后还会抓谁？现在，知青们看见吉普车便想起王大可的安危。我说，兵团成立了，一定会抓走王大可的。余汝明冷笑着嘲讽我是一种盲目的、非常有害的悲观主义情绪，其实质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其根源是没有改造彻底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说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不好惹，可是出了名的。我不同意，说现在地大人稀，他们拿咱们没办法。兵团建立后，整个牧场的人力、局势都会发生根本改变，那时，别说抓王大可，还可能把几个知青头头也都抓起来，麻烦可就大了。袁宁闻言，惊愕地看着我，瞪大了眼睛。余汝明依然冷笑不止，说兵团那几个没文化的毛孩子，能把咱们老知青怎么样？

王大可沉默良久，说：“看样子，我真的非要跑到蒙古去当间谍么？”

袁宁将刀子扎在羊骨上，说：王大可，你小子神经不正常呀，你还想当间谍呢，谁要你呀。间谍都得经过特殊训练，像你这样的，夜里放屁咬牙说梦话，没几天就得露馅儿了。一席话，说得王大可满脸沮丧，连连叹气道：想跑到国外隐姓埋名当间谍，替咱们国家做事，立功赎罪，也没资格了吗？

天不早了，袁、王二人还要赶路，他们喝罢茶便告辞而去。

余汝明倚在铺盖卷上，拆开王大可带来的信件，见是瞿仁培的字迹，匆匆浏览后，竟喊出声来，怒不可遏地骂道：“混蛋！混蛋！地地道道的大混蛋！”

我问怎么了。余汝明咬牙切齿道：“这小子，要我立刻去向组织自首，不要执迷不悟，如果不自首，就会害了长征，还说要你马上揭发我，说我批评林彪是真正的反革命行为，你只有揭发了我才能得到前程，何去何从，自己选择……什么东西，真他妈的莫名其妙！”一连读了几遍，我们也没明白瞿仁培究竟是什么意思。童君也看不明白。大家都愣了，难道内地的阶级斗争又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我冷眼看着余汝明，说：汝明，这就是你的朋友吗？这就是你千呼万唤的鱼水深情吗？他在这儿躲过了“清理阶级队伍”，一回北京就拿你当敌人！

“他这是打着革命旗号，行阶级报复，是在混淆阶级阵线，一箭双雕呀！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

余汝明激动得失了态，一连几天，痛心疾首。他是真正地伤心了，恨恨地说：天下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真正的是非，只有利益！岂能让他人这样负我，只能是我负他人。他这是什么意思，瞿仁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只是，对于瞿仁培的反目，我并不十分奇怪，牧民们早就说过瞿仁培不像好人。看来，牧民们的直觉是很厉害的。

秋风越刮越凉，草色逐日变黄。挝姬阿娘在苇子地旁捡牛粪时，将孩子生在了草丛里，是个大胖小子。

日出日落，余汝明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

一天，放牧归来，余汝明一把抱住我，将我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说我越长越漂亮，只是太嫩，为什么总长不大？

包里只有我和他，天一黑，他就早早铺被入寝，对我百般恩爱，在耳边气喘吁吁地说：“我的傻丫头，我可爱的傻丫头，我惟一的亲人傻丫头，给我生个儿子，我要我的第一个儿子生在草原上，取一个草原名字，哦，给我生四个孩子吧，三男一女。我的儿子一定比我更智慧，更有抱负，更具备雄韬伟略，出类拔萃。咱们马上结婚，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我生儿子，对！咱们明天就去办结婚证！”

将来，我会有一个小余汝明了吗？那该多好！我将头贴在他宽宽的胸膛上，心中充满了甜蜜，直至天亮。

清晨，余汝明穿上我缝制的蓝绸折边特利格，系上青色腰带，擦亮马靴，拉正了军帽，翻身上马，朝东边那淡淡的远山出发了。他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淘气地挤挤眼，然后纵马远去。

望着他的身影，我的心在怦怦地跳，朝夕相处快三年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三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心里的疼痛，只有自己知道。我始终认为，只有正式的身份，才算真正的婚姻，才有真正的幸福，只是我有口难言，因为他要反潮流，反封建，追求与众不同的自由和幸福，却给我带来了多少尴尬和痛苦。这一切，将成为过去。我久久地沉浸在不可言状的幸福中。

我坐在蒙古包的门坎上，等阿等啊，从此，他就是我生命中的生命了。他快回来了，也许会骗骗我，说结婚证在路上丢了，我就说不信，两个人绕来缠去，抢那张大红纸，一会儿，大红纸变成了一个大红的双喜字，接着，化作满天的红双喜字，我要做真正的新娘啦！后来，漫天的红双喜字变成了漫天白雪，纷纷扬扬……我被冻醒了，发现天色已黑。起风了，我依然坐在门坎上，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小黑子依偎着我，见我醒来，亲热地舔我的手。我拍拍它的大脑袋，起身进了包，关上门，点了灯，取出书来看，却看不下去，字里行间都在晃动着他的身影。我轻声呼唤着：“汝明，我的汝明，快口来……”

清晨。阳光下，草原一片鲜亮，空气清新。我忙碌完，又倚着门框，坐在门坎上，望着远山。我想，今天中午，他一定会回来的……

一阵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几个兵团军人跳下吉普车，钻进了我的蒙古包。我烧茶招待他们。他们说架电线经过此地，兵团的电话线马上要开通了，年底就正式成立兵团。他们喝着茶，好奇地打量包内的陈设，问是不是也住着男生。我看见桌上有烟灰碗，哈那上挂着男式上衣，心里忐忑不安，军人更是不会理解的。他们相互对视，一脸惊异。一个中年汉子，向我投来特别的目光，死勾勾地盯住我，带着男性的进攻。我懂了他的意思。他把我看成什么人啦！除了余汝明，我不会再接受别人！我将头扭向一边，继续为大家斟茶，一会儿，又碰上了那家伙热辣辣的目光，那种放肆挑逗的眼神，几乎将我激怒。

包外传来马蹄声，是余汝明回来了，我奔出门去，告诉他来了人。他进了包，目光冷冷的，令来者十分尴尬。这群兵团军人匆匆离去了，边走边小声议论。我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

吉普车在原野上消失了。

我关了门，扑向他，说：“快……快给我看看！”

“什么？看什么？”他神情冷漠。我笑道：“别装蒜了！你去办理什么去了，忘啦？快拿出来看看。”

他依然神情冷冰冰的。我伸手在他的前襟里触摸，果然没有摸到那张硬纸。我疑惑地望着他。他一把抓住了我的双手，说：

“长征，你别急，这次我们碰钉子了，场里不批准，说是马上就要成立兵团了。咱们场的知青和牧民全部编人兵团，都得服从兵团的规定，三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满了三年才可以批准。”

我说：“我们已经来了三年了，再说在这里成家立业，是扎根的表现，应当鼓励才对呀。”

余汝明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一拨干部就是一种政策……”

美丽的憧憬破裂了。我怔怔地注视着远方。

余汝明抱住我的肩膀，抚弄着我的头发，安慰道：“我的傻丫头，等吧，再等三年……”

我喃喃地说：“好吧，等吧，反正咱们一辈子生死都要在一起……”

太阳偏西了，淡淡的薄雾袅袅升起。一只不知名的鸟儿，红嘴白头，飞落在架子车上，扇动着翠绿的双翅，清脆地鸣叫，随后飞向暮霭深处。

二十五

一九七〇年。金秋。

巴音宝力格牧场即将编人内蒙古建设兵团。根据兵团的规定，我和余汝明的婚事黄了。余汝明时常叹息，三年内要不成孩子了，这是什么规矩，真是岂有此理！

我也满心的无奈。

挝姬阿娘自从在草丛里生了儿子，没有奶水，病恹恹的。她让尼玛阿娘抱养了她的小宝贝，取了一个吉利名字。尼玛阿娘膝下无子，视同己出，喂养得白白胖胖。我和余汝明常去看这个白胖小子。我担心着挝姬阿娘的身体，她去看病已走了很长时间。

昨天，挝姬阿娘回来了，身体显然好多了。恩布赫带她出远门，找到一个著名的喇嘛医师。那医师用一种巫医似的奇术施治。她的病很怪，下面流血，上面呕吐不止，全身瘫软，找了许多中西医生都治不好。这位神秘的老蒙医将草药捣烂，煮成糊状，敷在她的小腹上，再用层层厚棉布包裹，反复包裹一个多星期后，又用热汤药泡脚，吃古怪的草药，这样治了两星期，便止住了流血，身体也康复了，脸色不再苍白，干活儿如初。她天天都在称赞那位喇嘛蒙医，救了自己一条命。

一天，梗登家的阿娘来约挝姬阿娘，一同步行去看“玛玛”，表情庄重神秘而又虔诚，使我和余汝明都十分好奇。

苏子义和张松林去场部归来，路过我们蒙古包喝茶，一脸的不高兴。原来，他们被朝鲁书记批评了。苏子义说朝鲁不够意思，批评起知青来一点面子不给！朝鲁说，知青放松了自我改造，表现不如刚来时那么好了，也开始不尊重牧民了，骄傲了。张松林说，一定是有人跟知青闹了别扭，瞎告状。

听罢，我更加佩服朝鲁。他被整得这么惨，还不讲情面，而且批评的正是千方百计保护他的人。余汝明脸上浮起冷冷的笑，自语道：“看来，咱们保的这个人没保错，是块料。”言罢，他对苏子义和张松林说：“你们拆匪这帮小子，就是欠人管欠人批！”

他俩没想到会碰了一鼻子灰，哈哈大笑，于是，喝着茶，吃着炸果子，又是一番乱侃，问今天是何月何日？我和余汝明都说不清。正好姜志毅也进包里喝茶，也说糟了，答不出来。

余汝明神色有些沮丧，连声叹息：“看着发了黄的报纸，讲着老掉牙的‘新闻’，我看呀，再过几年，咱们该退化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灵啦！”

姜志毅喝着茶，称颂我做的奶豆腐大有进步，又说刚才碰到了陆梦云，脸色好苍白呀，像生了大病似的，吓人，她独自骑马朝北去了。

苏子义告诉大家，她被一个骚老头子强奸了，闹得风波不小。那老头子被判了刑，监外执行。这陆梦云惨透了，知青们说她出身不好，一定是对老贫牧有什么企图。几个知青追问她，为什么会出这种事。被逼问不过，她就说了，说实际上不怪那老头儿，是她自己想尝尝做那种事的滋味儿！

姜志毅使劲摇头说不信，一个黄花闺女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咱们小队的知青再粗也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张松林表示同意，说她一定是被人逼得无可奈何才这么说的，一定是她心眼儿好，不想连累了那个老头子坐牢，所以才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

大家都说这样推论比较合理，一定是这么回事。

苏子义又说：陆梦云一个弱女子被强奸了，本来就够可怜的，应该得到大家的同情和关心才是，但是，她反而被批判，说这是阶级报复行为，说她出身不好，想用女色拉贫下中牧下水，害了那个老贫牧，据他们队的人说，那天夜里，陆梦云住在老贫牧家里，给羊下夜，当时同一个包里还有别的同学，她被强奸为什么不反抗？只要她一喊，立刻会有人帮她，再说只要她反抗，那老头儿也干不了她，所以被强奸的事要怪她自己。

其实，这事很难怪她，女孩子很羞涩，发生这种事怎么敢让别人知道。就说那天夜里，余汝明对我做那事，我一声都不敢吭，还生怕别人听见。女孩子的脸面，比什么都重要，这种心理，他们男知青怎么懂？这些想法也只有留在心里，哪能说出口。

这件事到底应当怪谁，大家议论了半天。这几个毛头小子，对于男女之事，自己都糊里糊涂，还枉判别人的是非。惟一知事的余汝明，每遇此事，总是缄口不言，像个局外人，等别人说够了，他突然问一句：她什么出身？苏子义说，她的出身是双料货，地主兼资本家。解放前，她家在乡下有土地，在北京城里有工厂。“文革”期间，她家里人被造反派赶出了北京城，到乡下去了。她家里人本想也带她去，她说要坚决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坚决革命，所以报名来了内蒙古。她真不容易，都这么革命了，同学们还不原谅她，唉，也真够倒霉的。

张松林道：陆梦云要是在咱们小队就不会这样了。可是，如果她来了，咱们这里没有女知青的蒙古包，怎么办呢？

我想起来，陆梦云来过几次，站在石棚圈旁，牵着马，呆呆地朝这边望着，站了很久。咱队的知青都在干活儿，没功夫去打招呼。再说，她是宝力格队的人，跟咱们都不熟悉。后来，她默默地走了，怪可怜的。现在看来，她一定是想到咱们队来。如果我们队有一个傻小子爱上她，不顾一切地娶了她，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咱队落户了。这群小子，实在傻得可以，男婚女嫁的事，好像一点都不懂。我真替陆梦云抱不平，她长得那么漂亮，大大的眼睛，白皙的鹅蛋脸，如云的黑发，修长的身材，为什么没人看上她呢？或许是因为她的家庭出身？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她的眼神是多么的无奈和绝望。她一定是有许多想法才来的，当时，咱们竟然没有想到这些！

美志毅说，她太内向，来了几次，什么也不说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她想些什么，为什么要来，唉……
余汝明冷笑道：“她来了又怎么样？男知青谁敢娶她？双料的反动出身。她就是长得赛过仙女，也没人敢要呀。怪她自己吧，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年头。”

大家闻言，都沉默了。

陆梦云，可怜的一个柔弱少女，才经风雪欺凌，又遇雪上加霜。

大家叹息良久，饮罢了茶，各自散去。

余汝明说要去场里发信、购物，看看朝鲁。据说兵团要重新任用他。他是牧场老领导，有民族地区的工作经验，摘了“内人党”的帽子，恢复了工作，但权力受到限制，余汝明称这叫“戴了镣铐跳舞”。

余汝明骑着马，消失在云雾缥缈的远山深处。此去不知多少天才能回来。

太阳落山时，传来马蹄声响。来人下了马，拖下一袋重物，是余汝明！他竟然朝出暮归，来去匆匆。我惊讶地望着他，帮他将布口袋抬进蒙古包。他从袋里拿出许多水果，摆在土灶上烘烤，让我吃，又从袍襟里掏出一块花布、一把塑料梳子递给我。他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将我拥进他的怀中，喃喃道：“我的傻丫头，我现在根本不想住场里，我发现，我开始有了家庭观念，去了场里就想家里的老婆，就想买东西带回家来。你看，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买女人用的东西……这块花布好看吗？这把梳子，我看它漂亮，就买了给你。我只跟朝鲁聊了几句就想往回跑，想让你看见我买的东西，想让你高兴……”

一番话，说得我满心的感动。虽然，我并不爱吃水果，布料颜色丑得像绿蛤蟆皮，塑料梳子只梳了一次就断了五根齿，但是，我快乐无比，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特意为我买的，礼轻情重呀！他见我这般高兴，笑了，笑得鲜活而又生动，望着断齿的梳子，一脸的抱歉。因为他的抱歉，我十分开心。他拥紧我，深深地吻着，说：“傻丫头，跟着我不会有错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走出草原，回到北京，会有小汽车接送……”我说：“不，汝明，我们的生活目的不是追求那些，我们要在这里好好向贫下中牧学习，改造世界观。”

余汝明一脸的无奈，说：“你呀，一脑子的标语口号。咱们艰苦奋斗为了什么？为了吃苦而吃苦吗？你是真的要做一辈子苦行僧？傻丫头，人生的真谛都不懂哟，真是傻得可爱的傻丫头。”

我正要回嘴，他用嘴唇将我的话堵在了嘴里……

几天后，我和余汝明好奇地去看“玛玛”。那位老喇嘛一头白发，身着棕红色蒙袍，手里捏着佛珠，端坐在蒙古包中央，神态安详。面对这样高深莫测的人，我无言以对，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余汝明用生硬的蒙古语与他交谈。老喇嘛非常平易近人，说喇嘛教是佛教的变种，人们信佛，是因为佛教的主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劝人们向善行善、团结友爱的……老喇嘛也在用现代最革命、最流行的语言解释佛教，难怪人们那么信他。他真智慧。余汝明兴致勃勃地与他谈了许久。老喇嘛的话音像在念经，听了这种声音的频率，我好困，强睁着眼，终于，念经般的声音止住了，我们起身告辞，回了家。

喝晚茶时，姜志毅、恩布赫和他的弟弟巴岱都来了，余汝明余兴未了，又谈起了那位神秘的老喇嘛。恩布赫说，解放前，海力布大喇嘛尚在，喇嘛的势力统治着乌珠穆沁草原。过去，乌珠穆沁喇嘛庙气势非凡，喇嘛有数百人之多，有贵贱等级。自从满人人关后，清朝皇帝就以宗教治理蒙古人，一户蒙古人，如果有三个儿子，就要抽一个出来当喇嘛。这些小喇嘛在寺里担任杂役。巴岱当初就是小喇嘛，每天打水，扫地，照顾大喇嘛的生活起居，然后便是念经。

巴岱说，他当小喇嘛时，小喇嘛服役三年期满，想回家就可以还俗。草原人信奉喇嘛根深蒂固，像现在汉人参军一样，谁家里有一个喇嘛，就觉得很荣耀，因此，当喇嘛再辛苦，牧民们也心甘情愿。

余汝明闻言，自语道：“清帝真聪明，用宗教软化这个剽悍的民族，经过几百年，果然见效，蒙古人不再像历史上的匈奴那么剽悍，那么富有侵略性。”

姜志毅也说：“对呀，牧民常说‘火勒嘿，火勒嘿’可怜，可怜，教人要有怜悯心，成了口头禅。来这么久了，没有发现牧民里有打架斗殴现象，而且都很善良，不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可能也是宗教的原因吧。”

“这就叫高瞻远瞩，造福千秋万代。”余汝明冒出这么一句。

我问道：西藏人信喇嘛教，内蒙古与西藏相距这么远，为什么也信喇嘛教？而且，我还发现牧民的名字有的像藏人名字，如：嘎森尼玛、桑杰、依登扎布……而且，为什么喇嘛取名字会取藏人的名字？

余汝明说，明摆着喇嘛教是从西藏传人内蒙古的，当然带入了藏文化啦，据说清朝皇室就信喇嘛教。历史上满蒙本是一家，都是草原马上民族。满人入了关，蒙古人就沾了光，满人是贵族，蒙古人就是二等民族，汉人成了三等民族。清帝深知蒙古民族的厉害，便实行“怀柔”政策，并采取措施，使其信教。说着，他自己也好奇地问恩布赫，内蒙古喇嘛与西藏喇嘛是什么关系呢？恩布赫说，西藏的喇嘛是内蒙古喇嘛的老师，内蒙古的普通喇嘛要想升为高级喇嘛，就要留学，受到西藏最高级喇嘛的认可。去西藏留学的喇嘛在路上要走一年，学习也要很多年，有些人一去难回，能回来的人，历尽千辛万苦。不过，学成回来，地位很高，受人尊敬，因此，再苦也不断有人去西藏留学，所以才苦苦地走呀走，跑那么远路去学经。所以要想当大喇嘛就要当苦行僧。

我恍然大悟——曾经碰见一个戴绣花藏帽的人，让我好奇得很。巴岱说，那个藏人就是去西藏留学的喇嘛带回来的，想看看内蒙古草原，却没有回西藏的盘缠了，一住好多年，现在“文革”了，不兴喇嘛教了，他回西藏也没了指望，但是仍在期盼着，怪可怜的。

一天，我碰见了文旭。他骑马而来，说正在找一头红棕色的牛，已经两天了。我请他来包里喝茶，他向来是一个乐天派，此刻，却情绪不佳，想起了他在北京天安门前哭鼻子的事。一问才知道，他最爱的外公出事了。外公曾经当过张学良的副官，后来投向了延安。解放后，外公成了国家的高级干部，工作卓有成就。文旭来内蒙古时，外公已经被江青一伙软禁了。外公非常疼爱文旭，分别犹如生离死别，所以祖孙二人在天安门前抱头痛哭。不久，外公被关进了监狱，派一个连的兵力专门监视。从此，文旭对时局极为敏感，常常当众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坏话，令人为之捏一把汗，幸亏十二小队的知青都讲哥们儿义气，没有人出卖他。

与文旭不同，余汝明是造反派，自然对中央“文革”坚信不移。但是，他父亲当过新四军，对军长陈毅十分钦佩，现在陈毅也被中央“文革”打倒了，作为新四军子弟的余汝明自然也发发牢骚。于是，两个人有了共同语言。他们的大胆言辞，正合全小队知青的口味，因此，每当文旭骂人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痛快。

听文旭和余汝明侃够了中央“文革”，大家就学江青和当今副统帅讲话。这两位说话的共同特点就是拖长腔。大家一齐学着拖长腔说话，学完都捧腹大笑。论演技，苏子义和袁宁学得似像非像。文旭的模仿力堪称一绝，极有表演天才。其实，我模仿江青说话也挺像的。余汝明在一旁听着，悄悄地乐，有时还拉二胡和手风琴助兴。

大家说说闹闹，直折腾到天黑。

二十六

巴音宝力格牧场大门口，迎面是陶斯乌拉山，北边连着苏陶勒盖山。苏陶勒盖山，年年秋天，山上长满白蘑菇圈，一圈九个，厚敦敦，白生生的，可爱极了，也可口极了。如果运气好，一天可采一大筐呢。
苏陶勒盖山下，盖有三座大石圈，每座圈占地上千平方米，彼此间距数里，圈内隔为两半，一半养畜，一半作为储草大仓库。
这些大石圈，是草原上宏伟的建筑。每年秋季，都由最强壮的牧民去打草，在此储放，以备冬季喂养弱畜。
今年的秋季，苏陶勒盖山下异常热闹。
文旭是生产班子的副队长，分管打草工作。他干劲十足地安排劳力，召开牧业会，动员胶轮车集中使用。牧民、知青、“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全聚在一起，分工协作，打草，运输，做饭，烧茶，各行其事。一时间，人声鼎沸，机器轰鸣，大家争先恐后，就连“五类分子”们也在努力表现自我改造的真诚。
每当夕阳西下，一行行车队像移动的一座座小山，在晚霞金红色的光晕中驶向大石圈。三座棚圈里，青草一层层地高高堆起。打草队的领头人，正是因拒捕而闻名全牧场的王大可。
文旭知人善任，将最艰巨的打草任务交给王大可，封他“骠骑大将军”。王大可领命，冲锋在前，每日披星戴月，忙忙碌碌，使三座高高堆起的草山像古埃及金字塔一样壮观，令牧民们敬慕不已，过往者无不称颂，说巴音淖尔今年发了，看那青草的堆头，少说也有二三百万斤，巴音淖尔知青果真了不得！于是，王大可的大名如雷轰响。
王大可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如此拼命地干苦活儿，是想立功赎罪。唉，本来他只想教训一下桂克勇，不料，打了几下子他就死了。他暗下决心，努力干活儿，弥补无意犯下的罪过。
我负责给羊群下夜。这个季节，天亮得早，每天半夜三点便将羊群赶出圈，在晨曦中羊儿可以多吃草，多长膘。清晨，余汝明就骑马出来，换我回去。这样，我们放牧的羊群每日多吃四五个小时的草，很快就明显地上了膘。
看羊的膘情，要看羊尾。本地羊膘好，羊尾可大若脸盆，膘情差的，羊尾则小如拳头，此种弱羊很难熬过酷寒的冬季。
我和余汝明起早贪黑，将羊儿牧放得非常肥壮，羊儿走路时，气喘吁吁，肥尾左右扭动，拍得屁股“啪啪”响，滑稽极了。春季出生的数百只小羊，个头赶上了母羊，因为太胖了，模样憨得可爱。归牧途中，母羊和羔羊相互寻找，大呼小叫，一片喧嚣。
偶尔有牧人经过，便驻马而立，膛目结舌，有的干脆下马观看，“啧啧”赞叹。接着，便有三五成群的牧人前来“观光”，他们连声称赞说，想不到才来三两年的城里学生，把羊群放得如此肥壮，堪称巴音淖尔第一群，实在不可思议。一传十，十传百，牧民和知青纷纷来参观。
知青们暗暗较上了劲儿，也都早出晚归。
据说，文旭和石梅挖空心思，把牛赶到好场子去。文旭放养的牛群，头头硕大无比，肚子撑得滚滚圆，像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笼。牛肥毛色就鲜亮，晚霞照映下，暮归的牛群，毛色鲜丽，像披了炫目的锦缎一般。
石梅的外貌娇美柔弱，性格却是柔中有刚。她偏爱骏马，像溺爱怀里的小猫小狗一样，宠得坐骑奇懒无比，徒有威武雄壮的仪表，走路慢如老牛，从来都是边走路边吃草，很少抬头。让它赶羊，死拽缰绳也不肯动一动。它太肥胖了，看不见脊骨。有一个马倌儿忍不住骑了上去，不料，无论马棒打得多凶，无奈它屁股向太厚了，特别耐打，依然悠悠地埋头吃草。旁观者无不摇头而去，给它取了一个美名“大少爷”。
美丽的石梅与“大少爷”，能干的文旭和“红灯笼”，都成了巴音淖尔的焦点新闻。余汝明还特意前去观赏“红灯笼”们，结论是放牧方式不谋而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在这两位知青领袖的带动下，一场自发的劳动竞赛开始了。
巴音淖尔的知青们创下了当年打青草量第一，放羊第一，放牛第一，集体劳动洗羊、灌药、剪羊毛全勤的业绩。从此，巴音淖尔知青勤奋劳动的形象成了一页历史，成了牧民们念念不忘的谈资。

二十七

这是一九七O年九月的一个下午。
我和余汝明在一块旧营盘旁支起了蒙古包的骨架，盖上毡顶，然后，他去远处放牧。我解开牛车上的绳索，卸下地毡、箱柜、碗架、铺盖，拖进蒙古包内摆好，很快便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用长鬃绳捆围哈那的毡子，挝姬阿娘匆匆赶来帮忙。
这时，有两个身着军装的人，骑马狂奔而来。下马后，干部模样的人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团里派来检查工作的，还询问我的姓名，知青们常去放羊的方位。我注意到这位干部神色紧张，目光躲躲闪闪。与他同来的是一位兵团战士，笑得有些神秘，突然“哗啦”一声，将枪从肩上放下，端在手里，又“啪”地上了刺刀。本来，我一直笑脸相迎，准备热情招待他们，此时立刻觉出一种异常。我也不示弱，换上威严的目光，迎住他的挑战。
两位不速之客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冒出一串问号：他们为什么不找牧民了解生产状况？为什么仅仅打听知青的驻地？为什么不询问知青的生活状况……夕阳西沉，余汝明回来了，晚霞映照着他瘦削高大的身躯。他以老牧民的姿势，撑着马杆跳下马背。我迎上去，帮着拴好马，没等他喘口气，便将自己的疑问说了。他显得有点不耐烦，将我揽在他的怀里，拍拍我的脑袋，讥讽说我疑神疑鬼。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放羊去了。与余汝明换班时，他大睁着一双明眸，定定地望住我，双手捧住我的双颊，亲吻我的眼睛。我心里热乎乎的，又带着莫名的不安，为什么，说不清楚，只有一种朦胧不祥的感觉。我把羊群交给了他，一步一回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般恋恋不舍。像往日一样，他挥着手，催我快回去……
喝过早茶，我开始了忙碌，忽然，蒙古包外响起了马达声。响声惊醒了沉寂的草原。
一辆吉普车停在了蒙古包前，车上跳下几个兵团干部，一字儿排开，向蒙古包走来。我微笑着，迎了出去，恭请来宾进蒙古包。这群人刚刚坐下，便有人在包前大声喊叫：“长征，长征，不好啦！不好啦！”是葛温温的声音。她跌跌撞撞地闯进了蒙古包，喊道：“余汝明被抓走啦！”言罢，戛然而止，惊讶地看着满屋子人，呆了片刻，又说：“长征，你还当他们是好人呀！他们把余汝明抓走了！他们还把文旭、王大可也抓走了！”
“什么？为什么？”我愣住了。
“长征，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们还给余汝明戴上了手铐！”
“戴手铐？！”这句话如五雷轰顶，我顿时僵住了。这怎么可能呢？为了放好集体的羊群，他起早贪黑。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离乡背井，不远千里而来……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抓余汝明？他犯了什么法？”我厉声喝问。
“余汝明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胆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你们自己人告发了他，我们有证据！现在，我代表党和政府向你们宣布：正式逮捕知青头头余汝明、文旭、王大可。”为首的兵团干部说，神情庄严冷峻。
“你们……你们乱抓人，你们没这个权力！”我气急败坏。
“我们有这个权力！”回答斩钉截铁。
“没事实根据就无权！”
“你激动什么，你是他余汝明什么人！”一个年轻干部怪声怪调地问。
我顾不得害羞，大声说，余汝明是我爱人。他说，没结婚算什么爱人？我说，相爱就是爱人。年长的一位干部插话道，你不要感情用事，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论，非常危险呀，不要义气用事，忘了严肃的阶级斗争！
什么？阶级斗争？我们知青究竟成了什么？
葛温温更是来了脾气，吼得像发怒的小狮子：“你们乱抓知识青年，大方向错了！全错了！”
这时，姜志毅来了，见状立刻加入了唇枪舌战。
激战良久，他们起身执行公务，乱翻一气，寻找“反革命罪证”，弄得乱七八糟。
我的自尊心被深深刺痛了。
他们翻乱的柜子车里，放着全组知青的衣物。翻乱的哈马车里，放着知青们的箱子。我眼睁睁地看着，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傍晚，一辆卡车开来了。车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巴音淖尔的知青及其行李。三年前，由首都北京向草原播下的“种子”，如今竟这样相聚在一起，太幽默了。据说，要把我们拉到团部去办“学习班”。“文革”这年头，“学习班”就是受审查、受惩罚的代名词。大家都知道了他们三个人被抓的消息，眼神中流露出沉重和痛苦。此刻，我的心更是像刀子戳透了一般锐痛。
我和姜志毅上了车。石梅坐在我身旁。从前，她总是与文旭相依而坐，高傲得不可接近。今天，文旭不在，她失去了坚实的臂膀，与我坐在一起。葛温温不是巴音淖尔知青，兵团干部禁止她上车，急得她围着卡车乱转，车开了，把她一人甩在蒙古包旁。
天黑了，卡车在冷风中疾驰。
后面，紧随着几辆敞篷车，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兵团战士。前面，几辆吉普车在开道。
“好哇，我们怎么像一群俘虏兵了！”
“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
“哥们儿，咱包的羊群可是丢在山上了，狼群来了怎么办？”
“怎么办，你瞧瞧这群大灰狼！”
“什么大灰狼呀，黄鼠狼！”
有人带头唱了起来：“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
大家纷纷合唱起来：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歌声，似悲似壮，亦庄亦谐，洒了一路。
公元一九七O年九月二十八日，巴音淖尔草原上，遍布着没有人放牧的畜群……

二十八

卡车在一栋土坯屋前停下了。
兵团干部叫我和石梅下车，其余的人暂不下车。我们俩下车后，被一个男战士领进土坯屋的西侧门，又拐入一间小屋。屋内，有土炕，小桌子，煤油灯。我和石梅关了房门，打开行李，铺好铺盖，然后上了炕，盘腿而坐，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因为不隔音，墙那边传来翻动纸页的清晰声响。
有人敲门。一位身材高大的兵团干部进来了，派头十足，身后跟着两个战士。他面部肌肉紧绷，冷峻的目光中透着威严，眼皮一眨不眨地逼视着我们，死勾勾地，阴森森地，长时间地盯着我们的眼睛。
我感受到了一种伤害，也不示弱，迎视他的目光，同样一眨不眨。对视时，屋里安静极了，似乎可以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几分钟过去了，感觉却像过了几年。这种感觉，只有身临其境者才能体验。
终于，他开口说话了，声调低沉，断断续续：“你们……知道为什么来这里？”
“不知道，因为我们没做过坏事。”石梅平静地答道。
“不要嘴硬。有人揭发你们知青，你们做的事，我们全掌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们不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才用这种口号。”我立刻反驳。
“不要抵赖。跟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决无好下场！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严，是专门为反革命分子发放下地狱通行证的。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太多了。”
我依然盯视着他，坚持不眨眼皮，直瞪得眼睛发酸，快流出泪来。原来，使劲瞪眼睛还挺费劲的呢。不知过了多久，他渐渐收回了目光，然后盯住墙壁说：
“有什么事，跟这两个干部说，以后的活动由我们安排。”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走了？”
“走了。”
“不知怎么了，他一说话我心里就发抖。”石梅坦率地说。
“我也冷得起鸡皮疙瘩。”我说。
石梅说：“看来这个人过去可能是专审犯人的，要不然怎么说话跟常人不一样，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他一定用了一种气功，让对方感到恐惧。他一定会这种功夫，不然，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有相同的感觉呢？哪有不说话专看人眼睛的呢？这种人，自称专开下地狱的通行证，说不定搞过多少冤案呢。”
我的头皮有些发麻：“会不会把我们也给错开了去地狱？”
“不会的，咱们阳寿未尽。”石梅说。
我俩相视而笑，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凄凉。我们都在担心自己的爱人了。余汝明和文旭今夜住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实行酷刑，甚至开他俩的斗争会？夜深了，我睡不着，想着明天，如果国庆节开斗争会，余汝明会被押上批斗台吗？如果给他“坐飞机”怎么办？想到这里，我的头像炸了似的，一片混乱。我听见石梅也在轻声叹息，她也一夜未眠。

国庆节清晨。
团部操场上坐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前方临时搭起一座台子，正中摆着办公桌。有人在领着呼喊口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阶级敌人绝没有好下场！”
……
今天是国庆节，喊这种口号，气氛像开公审大会。
有人低声说：“哥们儿，这是拿咱们当国庆献礼的阶级斗争战利品呢！”
一句话提醒了所有的人。
大家立刻摆出大义凛然的架势。
会场正中部分，是留给巴音淖尔知青的位置，两侧排列着虎背熊腰的男兵团战士。知青队伍排成双行，由后面列向台下。这种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口号此起彼伏，喊得声嘶力竭，好像兵团战士与老知青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巴音淖尔的老知青已是地道的老牧民形象，面对气势汹汹的口号，高昂着头，面不改色，与兵团战士们微笑致意，时而扫视整个会场，时而指指点点，好像是来检阅兵团战士似的。兵团战士们开始惊讶了，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你看，他们满不在乎的样子。”
“真是顽固不化，反动透顶！”
“唉，他们老知青为什么反动呀？”
“咱们也不知道，还不是听领导说的。”
“我听说他们使劲保一个‘走资派’。”
一个兵团干部宣布：“国庆献礼一一阶级斗争批斗大会”开始。
我立刻紧张起来，如果余汝明被押上台批斗，怎么办？我一夜未眠，早晨又发了低烧，头很痛，眼睛努力地睁大，望着台上。这时，兵团战士手拿发言稿，大踏步走上台，一个接一个，高声朗读批判稿，义愤填膺，时而振臂领呼口号，喊得震耳欲聋，台下更是群情激愤，吼声一片。
但是，发言十分空洞，大同小异，吓人的帽子满天飞，渐渐地，人们感到乏味了。显然，发言者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批判的是什么。于是，大家乱纷纷地聊起天来。我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他们普遍只有十六七岁，还是半大孩子，有的刚上初中就停课闹革命，成了半文盲，才到兵团没多久，还不大懂遵守纪律，看见被批判的老知青在聊天，很快便受了传染，而且聊天聊得哈哈笑。大伙儿都盼着文艺节日快上演，纷纷将目光投向那些涂着红脸蛋儿、红嘴唇的“演员”。当最后一个人发完言时，台下响起了整齐的鼓掌声，集体催促演出开始。就这样，批斗大会走了过场。
会场活跃起来，以方阵为单位唱起了歌，还有人站起来指挥，乱挥乱舞地打拍子，互相拉歌，早把“批斗”忘到了脑后。
会议在唱歌跳舞中结束了，但是，浓浓地笼罩在我心头的不祥之感，却依然没有淡去。
次日，在兵团干部的带领下，全队知青学习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语录，然后分组讨论。入秋以来，知青们太累了，可以借机休息一下。
宣布自由活动时，我买了日记本、几斤点心和糖果，然后写了长信，用心爱的白纱巾包起来。石梅也和我一样，包好物品和信。我俩一起去交给了兵团干部，托他们转给余汝明和文旭。
信里，我写满了对他的思念，希望他多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祝愿他早日平安归来……

二十九

我们度过了三天逍遥的日子。
第四天。清晨。我团的汤副政委、保卫股江干事一行人光临土屋。
江干事昂首挺胸，代表团党委宣布：本次学习班，定名为“五不准学习班”，除了严格执行全国“五不准学习班”统一的规定外，还要严禁互相交谈，严禁互通信息，必须背对背互相揭发，江干事称：
“五不准学习班”是在汤副政委的亲自指挥下举办的，是落实“一打三反”和揭发“5．16分子”的伟大政治运动。他严厉地点了我和石梅的名，说抓起来的三个知青头头，有重大“5·16”嫌疑，由于长征和石梅与其中两个头头有特殊关系，因此是本学习班的重点清查对象，必须隔离审查，审查期间，严禁与他人接触，否则，其严重后果自负。
江干事正值壮年，讲话中气十足，跟在汤副政委身后的干部们，个个目光冷峻，有一种威慑力量，他们向“阶级敌人”开战了！
知青们心里明白，严峻的较量开始了。
汤副政委抬手指我，喝道：“你！起来！跟她们走。”
一位眉清目秀的女转业军人和一位便衣女人闪了出来。
汤副政委继续喝道：“石梅，还有你、你、你！”他的手指移向姜志毅、袁宁和雷幼月：“也起来，跟她走。”
我从容地站了起来，与石梅、姜志毅、袁宁、雷幼月一起，跟着女转业军人，步出土屋，心中竟然升起一种生离死别的情感。我禁不住回头望望知青战友们。
“快走！”女转业军人低沉而威严地命令道。
我震怒了，但清楚眼前的处境，强忍着。我们的身后又出现两名男转业军人，带着我们在一片土坯房中拐来弯去，走进一座陋屋后，男转业军人退离，那便衣女人关了门。
两位女领导并排而坐，另有七人分坐南北两炕。
便衣女人自我介绍姓徐，名永红，现年二十四岁，下中农出身，内蒙古大学一年级学生，“文革”时辍学，搞了一年运动后支边。党组织信任她，让她与王同志负责这个学习班，希望我们积极配合，老实坦白，争取宽大处理。
徐永红的语气诚恳，但相貌太丑陋，一张脸像踩扁的柿饼，鼻子与颧骨一样高，两眼相距很近，说话时，细小的眉眼像在挤来弄去。她颇有口才，讲话滔滔不绝，弄得王同志插不上嘴。
王同志长得很美，面容白皙，高高的鼻梁，两道又弯又长的黛眉伸向双鬓，黑密睫毛下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颇显得深邃，那里面蕴含着什么？她紧闭红唇，很久不说一句话。
徐永红讲完话后，便背诵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又背诵马、恩、列、斯以及林彪的语录，思路敏捷，口若悬河，直到中午，还轮不到王同志讲话。
吃午饭时，徐永红命令我们排队。走在村间路上，路人指指点点。进了食堂，徐永红说，这里的大师傅是专给团首长做饭的，手艺好极了，吃他们做的饭，是落实“优待俘虏”政策。大师傅端来了饭菜，“咚”地摔在桌上，汤水四溢。大师傅正色道：“听见了吧，吃了我们做的饭，就要好好交待问题。”食堂门口挤满了人，像在围观珍稀动物。人越聚越多，看得我们如芒在背。
回到“隔离审查”屋，徐永红去上厕所，我们有了享受短暂自由的时间，叽哩呱啦地说话。袁宁说，姓徐的说话一套套的，有那么点水平。雷幼月说，她多读了几年书，受修正主义教育的毒比我们深，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姜志毅表示赞同说，看她咬文嚼字的酸相，一个地道的小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才来两个月，住在团部，根本没有和贫下中牧同吃同住，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们？！
“对！说得对！”
“那个老转（转业军人）王同志为什么不说话？”
“她是幕后指挥？”
“也不像，好像她的眼神中有其他的东西……”
“注意了……”石梅开始咳嗽，示意大家小心。大家立刻转移话题。雷幼月自吹自擂，袁宁表示不服，姜志毅插进来一些笑话，我和石梅哈哈大笑。徐永红踏进门坎，生气地扫视着大家，脸色由白而红，又由红而白。她坐了下来，打开记录本，要求大家谈谈来边疆的目的，是不是有个人野心。
袁宁反应很快，说：我来内蒙古，主要目的是替国民党还债。
徐永红惊异地瞪大了眼睛。
袁宁不动声色地继续说：“过去，国民党欺压少数民族。现在解放了，各族人民大团结，一律平等，政策虽好，但是落实不够。作为汉人，我们应当感到内疚，所以说我们是抱着管国民党还债的心情来边疆的，要为少数民族说话，替他们办事。”
“你再说一遍，替国民党还债是什么意思？”徐永红咄咄逼人地问。
“国民党欠了少数民族的债，少数民族恨汉人，我们作为汉人，难道不该替国民党来还债吗？”
“替国民党还债？”
“那当然，我们是汉人嘛，理所当然要替汉人还债，当然也就是替国民党还债啦。”
石梅听罢，笑道：“大头！你又造出这么个一鸣惊人的奇谈怪论来，我们还得跟着你替国民党还起债来了。”
徐永红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感动。
她是个蒙古族人，红着脸走出屋去。
袁宁说：“瞧她那德行，丑里八怪的，还管我们！”
恰巧徐永红进屋，闻言脸色一直红到了耳根。
过了一天，徐永红找了一个机会，讲述自己的脸为什么丑，那是因为一次做化学试验，玻璃瓶爆炸，她奋不顾身推开别人，炸伤了她自己……接着，徐永红向我们宣布，袁宁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准予离开“重点审查”班。显然，徐永红不仅对袁宁的“还债”说有好感，而且并不介意他的攻击。
袁宁第一个从这里毕业了。
此后，我们一个个轮流谈“目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白：大多数知青来内蒙古的目的是纯洁高尚的，如果真有野心，干嘛跑到这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上放羊？
徐永红无言以对，转向了我，说有人揭发我曾经是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联动分子”，让我交待。我根本没参加过，不以为然，她若不信可以派人去北京调查嘛！
徐永红上厕所去了，我就叽咕根本没参加联动，干嘛乱揭发。石梅说，不要紧，没一定身份想参加还不行呢。咱们巴音淖尔的知青什么派都有：造反派、保守派、老兵、四三、四四、红代会……其实，什么派不派的，现在都是“保朝派”，谁计较过去的事，管它什么“联动”的，你大可不必介意。雷幼月也说：我们谁也没有怪你是“联动”嘛。大家纷纷用宽容的口气安慰我，说不在意我是“联动”，好像我是撒谎的孩子。可是我在意。我不赞成“联动”。据说，他们按父母职位的高低排等级。
这几天，学习的内容是《毛泽东选集》，讨论党的“坦白从宽”政策。徐永红整天板着脸，一丝不苟地背诵最高指示。王同志依然一言不发。徐永红上厕所频繁，每当这时，便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光。
一次，徐永红和王同志不在，我们四个进行了危险的串供活动。
通过分析，大家心里有了点底，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了“重点”，精神上相互依靠。怕什么就真的来什么——小木门突然推开了，汤副政委背着双手，挺着发福的肚子，气宇轩昂地立在门口，表情严厉，目光灼灼，威严地扫视着我们。我们全都呆住了。他回身点头示意，徐永红进来了。
这个汇报大王！
我憎恶地望着徐永红。
这一刻，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憎恨爱打小报告者。她真聪明，搬来大人物压我们，打掉我们的锐气。她办到了。
汤副政委宣布，从今天起，姜志毅、雷幼月回学习班，我和石梅留下继续隔离审查。从前在学校，如果我被单独留下，一定是我又取得了什么好成绩，或者有好消息等着我，现在留下来，却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中的重点，心中的疼痛和万千感慨难以言喻。
汤副政委语气凝重地宣布了时下“一打三反”的战果，知青们纷纷反戈一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得以空前显示，一切反动分子正在遭到毁灭性打击，一切负隅顽抗者，下场都将是很惨的，剩下的机会不多了，各位好自为之。以巴音淖尔队三个坏头头为首的知青反革命小集团，恶毒攻击以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音宝力格牧场革命委员会，并且有“5·16’分子重大嫌疑。在“五不准学习班”里，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自己的命，革一切反动分子的命，向党和人民，向组织老实坦白，写了大量揭发材料，三个知青坏头头已经被孤立了，他们确有大量的反革命言论，反对“以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讲到这里，他的语气更加威严，说：
“你们是审查的重点，在政策的感召力下，无动于衷，不闭门思过，公开嘻嘻哈哈，特别是长征和石梅，今后不许再给余汝明和文旭送东西！我正告你们，你们送的东西，都到不了他们手里。至今，你们还与两个坏头头划不清界限。我再正告你们，写信不要再卿卿我我，那么肉麻，要敦促他们老老实实交待问题，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警告你们，必须向党和人民彻底坦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是一句空话，即使你们不揭发，只要有三人揭发，你不承认也会立案，三人为证就是证据，就可以定案。到那时，后悔莫及。其实，现在让你们交待，就是给予你们最后的宽大机会。你们的态度决定了对你们处理的轻重……”
徐永红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在一旁敲边鼓。她要求牢记汤副政委的重要指示，争取宽大处理，是否对坏头头判刑，要看他们态度的好坏，对我们也是如此，否则，绝没有好下场！
我真想对准她的柿饼脸给一拳，但是，我忍住了，为了余汝明，我必须要忍，忍！
我使劲咬住嘴唇，脸颊灼烫，耳朵嗡嗡作响，他们还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记得姜志毅和雷幼月就要离去了。

他们俩走了，跟在汤副政委的身后。
徐永红送汤副政委出门，恭敬地尾随了几步，目送着他们远去。
我与石梅无奈地相视一笑。
此刻，石梅美丽的脸颊上，透着沉郁和矜持。她一向清高，气质不凡。记得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高昂着头，神情高傲，只跟文旭说话，十二小队人员中只有我是个女生，她却不看我一眼。我的自尊心被刺伤了。有人说她看了很多很多资产阶级的书，像一团谜，难猜。如今，我与她朝夕相处，发现她其实很随和。
自从只剩下我和石梅，便不再议论什么。
小炕桌上，摆着纸和笔，还有满瓶的蓝墨水，显然，徐永红指望我们写完这瓶墨水，交待得越多越好。我和石梅整天坐在桌前犯傻，天天听徐永红训话。写这种揭发材料，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厌烦，绞尽脑汁也憋不出什么词句来，比放羊累多了。
石梅出门去小解，我悄悄看了一眼石梅桌上的“检查检举”材料，上面写道：

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最大缺点是爱虚荣，爱漂亮，喜欢小花手绢。每次到了商店门口，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想去柜台看看，凡是好看的花手绢，我都买，像集邮票一样。我保存了很多花手绢，常常独自观赏。文旭知道了我的爱好，便常常买各种各样的花手绢送给我。现在，我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行为完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
文旭送给我花手绢，实际是纵容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原则的表现，作为资产阶级出身的我，不应当用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去影响无产阶级出身的文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谆谆教导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商店里卖出的商品，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买了那么多手绢不用，人民就买不到了，也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是自私自利的表现，是利用合法手段的浪费，浪费就是犯罪。因此，买花手绢用于收藏，就是变相的犯罪行为。我的这种犯罪行为还影响和腐蚀了文旭，这是我的罪过。文旭买手绢送给我，实际是我的罪过。我忠诚老实地向党和革命人民认真交待，坦白自己的罪过，绝不隐瞒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使自己做的每件事情，每个行为都要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和要求，在艰苦的劳动中努力改造思想，最终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

哎呀，她太聪明了，我暗暗叫好。
我一副鬼鬼祟祟的嘴脸，被石梅回屋后撞见了。她朝我诡秘地一笑。这一笑，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寓意。嘿！找到样板了，可以模仿一番。于是，我便抓住个人私字一闪念，无限上纲——这是目前最时髦的思想斗争方法。我搜肠刮肚，大笔一挥，洋洋万言，将我从小到大犯的缺点错误—一罗列，连上小学时与小朋友们闹别扭也亮亮相，狠斗私字一闪念，将芝麻小事无限批判，直至骇人听闻。写毕，我冷静地审读了一遍，天哪，这些极端的语言，连自己也吓了一大跳。我扪心自问，这是怎么了？为了应付“交待检查”，就心甘情愿地给自己涂成大花脸吗？本来清清白白的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说得这么坏！我怎么了，有何过错，又妨碍了谁？这么罪恶累累，这么十恶不赦，我是谁？我活成了什么？除了真心地爱余汝明，我从未触犯任何禁忌。
一股辛酸，涌上心头。
抬眼看徐永红和王同志，她俩正闲坐在南炕上，百无聊赖，脸上却是掩饰不住的焦急。
我将写好的厚厚一摞材料，交给了王同志。她看都不看，便转给了徐永红。徐永红匆匆浏览了一遍，脸色一沉，将材料摔在小炕桌上，厉声喝道：
“言之无物，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这办不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的对象余汝明已经落人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铁证如山，国法难逃！你不老实交待，反而为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将他描写成一个英雄，欲盖弥彰，放烟雾弹。告诉你，罪加一等。我代表组织，给你一个忠告：将功赎罪，重新做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何去何从，你可以选择的机会不多了。”
好让人恼火——我连穿开裆裤时的过错都披露了出来，难道还不老实？我明白了，她让我写的不是检查，而是“反革命分子认罪书”！只有自我栽赃，直至升级到“反革命破坏”，才算做“老实”。那就说实话吧，我从小就是好学生，是少先队大队主席，后来是共青团支部书记，一直受到老师和家长的表扬，从未写过什么“检查”，更没有搞过反革命破坏，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她就不想一想吗，我一旦承认了“反革命”，意味着什么，后果是什么——我的一生将被彻底毁灭。
是谁一一使她变得这么残酷！
是谁——使她变得这么没有人性！
徐永红又递来一摞空白纸，让我重写。我扭头看看石梅，她正伏在桌上，眉头紧皱，一脸苦相，显然也没过关。
我苦思苦想，头都想疼了，也想不起自己有过什么反革命罪恶。我根本不认为保朝鲁书记是反革命行为，做人要光明正大，我不会通过检举别人以解脱自己，更不会按照他们的命令去揭发自己的爱人。一横心，干脆不写了！
我开始在纸上画圆圈儿，从早到晚，画满了大大小小的圆圈。
夜里，徐永红怒气冲冲，说我对抗检查，态度极不老实，并且威胁道：
“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我不理睬，依然画圆圈，大圆圈套小圆圈，一直画下去。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我已经很多夜晚没睡着觉了……

三十

小木门开了，一位穿军服的瘦老头儿喊我的名字，叫我跟他出去走走。我很高兴，如获大赦，闭门思过这么多天，差点被憋死。走出小屋，在蓝天白云下，我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跟在老军人身后慢慢行走。
瘦老头儿带我来到一座坍塌的土坯墙旁。我们开始相互打量。这位军人有一张饱经风霜的黑脸膛，浓眉下闪烁着一双诚实的眼睛，厚嘴唇，宽下巴，紧扣着风纪扣，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自我介绍姓田，让我叫他“田叔”。他说，组织上知道我是革命军人的后代，便派他找我谈话，为了挽救我，他才硬着头皮接受这个任务，希望我悬崖勒马。他知道我在部队中长大，认为我对党有感情，也有改邪归正的希望。渐渐地，我听明白了，他是在拿我当敌人的堡垒来攻克了。他还说，你是在咱们部队长大的孩子，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要信任组织，认真交待，揭发你们知青中反革命集团的内幕和罪行。
听到“反革命集团”、“内幕”、“罪行”，我睁大了眼睛，怀疑是不是听错了。田叔依然在诚恳地讲着，动之以情，讲了很久，也真的使我深受感动。可是，田叔阿，您说得再多，我也不是反革命啊！知青里没有反革命集团，我不能编了瞎话骗您啊！
田叔启发我说，巴音淖尔知青都有外号，都带个“头儿”，什么“韦头儿”、“王头儿”、“张头儿”……解放前，青、洪帮的头目就叫“头儿”，显然，知青反革命集团有好几个头儿。还有，知青们的名字也取得有严重问题。例如袁宁——“宁”字是列宁的宁，经过分析研究，他取这个名宇别有用心，是想当列宁，有政治野心。他的外号叫“大头”，是不是妄想当袁世凯？袁世凯的外号就叫大头。田叔说，他讲这些，是为了点拨一下，启发我自觉揭发。
我哭笑不得，劝田叔别误解知青。
田叔说知青的外号有“匪气”，要进行阶级分析，很可疑嘛，一定是知青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形式。“头儿”的下层组织是什么称呼？你们这个集团进行了哪些反动活动？
天啊！外号也成了“罪证”了。
显然，情况非常严重。兵团领导已经认定知青里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有组织，有纲领。只要我点一下头，那么必定会牵连那么多有过“头儿”外号的同学。田叔说得很清楚，只要我承认知青中有“反革命集团”，就会对我宽大处理。他亲切地望着我，语气动人，目光里饱含着无限的期望，那神情真是感人。
我摇了摇头，告诉他，巴音淖尔知青中的确没有反革命集团，被抓走的三个知青也不是反革命，接着，一五一十地陈述知青的所作所为。田叔听着听着，脸色变红，变白，又变紫，恨恨地说：你不承认没关系，只要有一个人作证，我们都可以给你们定罪！你一定要好好反省，回去吧！

这是一个寂寥的傍晚。
徐永红和王同志到团部开会去了，布置我和石梅好好反省。我们认为机会难得，应该回队去看看同学。
走在土路上，我们老远听到了男声在合唱样板戏，循声来到了仓库，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家具，没有炕，草垫上摆着十几个人的铺盖，巴音淖尔的知青们横七竖八地坐、卧在上面。这群小子们，谁也不看谁，只顾使劲地嚎唱。
大门被推开了，田叔和汤副政委走了进来。但是，没人瞧他们一眼，知青们唱罢一曲，又唱一曲。田叔干咳着提醒大家，团首长大驾光临，仍然无人理会。知青们公然忽略他们的到来，令他们难堪之极，站了十几分钟，竟没有人溜他们一眼。汤副政委十分无奈而又十分严厉地转向我们，大声喝道：“你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回去！”
没有人理睬我们，我知道，我们与大家之间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冰缝，我像掉进了冰缝里，连心都冻结了。短短的一个月，知青们的变化多大呀。曾几何时，知青间有过的亲密友谊和深刻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了，彼此之间都感到陌生。我恨，恨这种“背对背揭发”，恨无端地整人，恨无休无止的斗争。他们还要毁掉什么？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我和石梅默默地走出库房大门，没有反抗。一路上，我心里很难过，我看见石梅也在难过、伤心……
起风了，内蒙古十月的天气已经寒冷。
苍穹中，几颗星星闪着幽光。
夜深了，睡在炕上，我和石梅各自想着心事。我知道她在想文旭，因为我在想余汝明了，很想很想。一想到他在被抓时戴了手铐，我的心就像针扎那么痛。我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对他的感情变得很深了，深得一想起他就心口疼痛。我不知道爱一个人是不是犯法。我正在被审查，应当尽量不去想他，可是，我做不到。我觉得心口被撕开了，流着殷红的血。我恨自己猜疑过他，猜疑他以前跟别的女人也有性关系，不然，他为什么会那么懂得避孕？现在，他被抓走了，我的胡思乱想也消失了，脑子里只剩下他的影子，他的微笑，他的热吻，他不停地叫我的“傻丫头”，他干活时卖力的样子……我忘记了他做过的一切错事，只记住了他的好处。
我想他，想他！想得心都痛了啊。

我和石梅想起看同学的事，都为同学们的冷漠而难过。石梅倚着炕桌，说：“咱俩现在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我说：“该上演霸王别姬吧？”石梅叹道：“霸王落入虎口，谈何别姬，连自杀都来不及了，该演出的是孟姜女哭长城呀。”
将心比心，我知道她很难过，便硬着头皮安慰她。
石梅哑着嗓子说，她出身不好，压力更重。田叔找我谈话而不找她谈话，说明田叔根本认为她不可救药了。她说她历来有自知之明，处处小心谨慎。文旭这次遭遇大祸，正应验了一位算命先生十年前讲的话，说他二十出头要有一个坎儿，果然，这个坎没过好，惹了大祸。她痛心疾首，认为是她害了文旭，是她鼓动他报名来边疆的，不然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徐永红外出回来，拿着两张表格让我们填写，强调家庭出身栏要写详细，不得隐瞒，说完便又出门去了。我一看，表格要求很怪，家庭出身要填写祖宗三代。我下笔一挥而就，写下了三代人的光荣，心里洋洋得意，早忘了父亲正在遥远的地方遭受着人生磨难……
填完了表，我扭头看石梅，见她正握着笔发呆，便拿过她的表格观看，大惊，原来她父亲担任过国民党政权的要职，其母亲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我愣住了。石梅夺过表格，面颊涨得通红。
不知什么时候，徐永红已经站在了我们旁边，嘴角流露出嘲弄的笑意。
就在这一瞬间，我终于理解了石梅的清高、冷漠、谨慎与矜持，也明白了她为什么一直回避我。
我们相对无言，沉默。
整整两天，我都在沉默中思考。
徐永红乘石梅外出买东西，抓紧时机，进行离间，并且劝我反戈一击，尽早回到人民的怀抱。
她滔滔不绝，每一句话都令我厌恶。我扭过头去，不想看她。
石梅已经选择了支边，这需要多么大的献身精神，为什么要怀疑她自我革命的真诚？仅仅出身不好，就永远不给出路吗，就否认她的一切美好与善良并把她往死路上逼吗？
我终于想通了，决定与石梅风雨同舟。两天来，石梅的表情变化也很复杂。她不再难堪，不再回避我，主动与我说话了。我知道，她不会向命运低头，她是那种柔中有刚的优秀女性。
石梅介绍了自己的父亲，说他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支持共产党，说国民党最初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就是国民党。尽管如此，她父母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从小教她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不要指望父母，因此，她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成绩始终保持班级第一，由于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选为班长，还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到了中学，她更加感到了出身的压力。“文革”开始后，她自觉地成了逍遥派。
她诉说着，目光那么诚挚。谈到文旭，她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我知道她在为文旭心痛。她讲述了她与文旭相爱的过程。
初中时，文旭是班里最淘气的学生，课堂上，无时无刻不在做小动作。他不是多嘴多舌地打断老师讲课，就是玩弹弓，给前面的同学背上画小王八，弄得同学哄堂大笑。老师只好让他与班长石梅同桌，指望品学兼优的班长管住他。文旭便在课桌上划了“三八线”，不许她越界。他像患了多动症似的，不停地动。女班长对他颇不客气，管来管去，他就真的老实了。石梅学习成绩拔尖，相貌也是班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不自量力的文旭竟然向她提出来交朋友。石梅说，只要他不再淘气了，就同意跟他好。文旭果然真的不再淘气，听她的话。于是，她就真的跟他好上了。“文革”开始了，出身不好的同学靠边站，出身好的同学大多数都加入了红卫兵。但是，出身好的文旭却始终陪着出身不好的石梅当逍遥派。别人打派仗，她就将他带到图书馆，两个人整天泡在那里，读遍世界名著。她称这是替他“扫盲”。她说文旭是个大孩子，很聪明，记忆力超常的好。后来，他的学习成绩也在班上很拔尖了。文旭对家庭的依赖性太强，于是，石梅动员他远离父母，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来内蒙古便是石梅的主意。当时，文旭依然做着上大学的梦，是石梅的行动影响了他的选择。
不料，文旭遇到了如此的不幸。石梅深深地陷入了自责的深渊里，非常痛苦……
这时，一个兵团战士进了屋，说是汤副政委有请。我和石梅去了他的办公室。他依然是哼着老调子训人。我和石梅回屋后发现铺盖变了形。我再看自己的枕头，明显地被人翻过。石梅说，她的东西也被翻过。看来，我们已经被更加严密地监视起来了。石梅提醒我，赶快将《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集》处理掉，尽管是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的，也会被他们利用，作为一种证据。
我慌忙将书藏在衣服里，逃难似地进了厕所里，匆匆将书处理了。一回到屋里，我立刻就后悔了。太可惜了。
夜里，我坐在煤油灯前，黯然神伤。石梅劝我别伤心，并且告诉我，她带到内蒙古的一本爱情诗集，是郭沫若编辑的世界名人的爱情诗，里面还有精美的插图，是她最心爱的一本诗集，被汤副政委拿走了。汤副政委说，只要是资产阶级的就要批判！他把书装进了自己的挎包，说要带回家去批判。就这样，他抢走了石梅心爱的书。
石梅的话音充满后悔，怪自己太大意了。其实，这本书最不该被汤副政委拿走，别说批判，他能读懂就不错了。

“五不准学习班”终于结束了。
石梅被通知与巴音淖尔的知青一齐回巴音宝力格牧业队。有关负责人称，由于我态度极不老实，故留下来，继续办我一个人的学习班。
石梅走了，我为她高兴，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恋恋不舍，像失落了什么。以后，我再也没有人可以交流了。
现在，只剩了我自己，我知道，这是诚实的代价，正如徐永红所言，“知青反革命集团”的下场。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小屋里显得很冷清。徐永红常去团部开会，只剩下王同志看守着我。石梅临走时，一再叮咛，千万要提防王珏这个人。
王珏的容貌非常完美，像一尊古希腊女神雕像。她天天盯着我，不放过一举一动，我也盯着看她。当我们的目光相撞时，她便移开视线。其实，我常常将她作为艺术品观赏，她真的太漂亮了，有着典型的东方美人相貌，乌亮的黑发梳成长辫盘在脑后，皮肤洁白如玉，一对亮眸似盈盈秋波，目光温柔，只是少了些纯真，眼角隐约可见的细纹显示了她的年龄，不然，真的会倾倒无数俊男。她总是穿一身褪色军装，然而，依然遮不住她身段的柔美曲线。她一举手，一投足，一回眸，都像一种风景，十分有韵味儿。我猜想，她一定是来自部队歌舞团，曾经是舞台上的宠儿。她怎么会来到这个人迹稀少的穷乡僻野？其中必有特别的原因。她的沉默寡言和眼神中的忧郁像团谜。她名为重点学习班的领导，却更像是一个受审查者。
王珏格外注意我的生活小事，漫不经心地问我想吃酸的还是辣的。当我洗身子时，她就睁大了眼睛看，让我很难堪。虽然都是女性，这样做毕竟不好。我隐约地意识到其中必有原因。
一次，我在炕上摆弄卫生纸，又钻进被窝里换下染血的内裤，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然后匆匆收拾自己的行李，沉着脸跑出门去。
我洗好内裤，晾在铁丝上，门被推开了，汤副政委和王珏一同进来了，糟啦！我来不及取下内裤，被这么一个男人看见了。汤副政委愣在那里，表情极为尴尬，一脸的失望。王珏埋怨地斜睨了汤副政委一眼。他明显地感到了她的不满，讪笑着，眼神变得非常复杂难懂。我也僵在炕上，望着他们难以言喻的表情，再望望高挂在头顶上的内裤，它似乎正在接受瞻仰。啊！我突然明白了——堂堂的汤副政委究竟派给了王珏什么任务。
我脸色绯红，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侮辱，更明白了我和余汝明的“结婚申请”为什么被驳回，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将我单独留下。原来，他们在期待上演一场批判斗争“未婚大肚子”的好戏，在男女关系上大做文章。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因此而使多少男男女女命丧黄泉。原来不批准我和余汝明结婚的企图，竟是如此险恶与龌龊，这是正派人干的事吗？这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公开杀人！
然而，当一条血污的裤权高高挂在他们高昂的头颅上空时，他们便惨败下来。我难以掩饰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女知青——对他们的蔑视。
我想起初来学习班头一个月没来例假，那是因为情绪波动引起的，他们便以为我怀了余汝明的种，将此事视作是余汝明的罪状之一，于是派王珏监视我，意在证实。
王珏沉着脸，收拾自己的行李。一名男兵团战士进来帮忙。汤副政委亲自动手，与战士一起将行李搬出去。王珏出门时，向我送来同情的一瞥，低声说“再见”，头也不回地走了。

徐永红称：为了“优待俘虏”，带我去看革命电影受受教育。她的口气里充满了鄙夷，我听了，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
团部篮球场上，早已挤满了人，人声鼎沸。电影尚未开始，放映机前亮着灯，照着几张空藤椅，椅前条桌上整齐排列着茶杯、暖水瓶。这是团首长的宝座。主人不来，电影是不会开场的。他们常常自称“人民公仆”，却一直处处享受人民主人的特权。
我们来晚了，挤不进去，只好站在外围的土墙旁，伸长脖子观望。最近身体不大好，站一会儿就累了，我便蹲在地上等着电影放映。
正蹲得无聊，徐永红走到我面前，叉开双脚站定，用戏剧般的腔调大声喝道：“长征！站起来！’语气里充满了侮辱。
我抬头望她，见她双手叉腰，摆足了威风，俯视着我。我冷笑了一下，不予理会。她转了一下眼睛，忽然亮开哑嗓子唱起了样板戏，惹得人们全都扭过头来看。她头戴军帽，军用皮带将肥胖的躯体拦腰一勒，像只细腰大马蜂，高耸的胸脯上别着一枚碗口大的毛泽东像章，肩上斜挎军用书包，这是当今最时髦的革命扮相。从她的装束，我看到了自己“文革”初期时的影子。那时，自以为这种装束是最革命的，如今，又看见这副模样，心里只有苦笑着。看样子，徐永红是精心打扮了自己的，为了不遮住皮带勒细的马蜂腰，她披着棉衣，敞开胸襟。她演唱的是杨子荣审问小炉匠的一段对唱，边唱边斜视着我，意在告诉观众，她是杨子荣，我是那个猥琐的小炉匠。我不能容忍她的浅薄和对我的人格侮辱，待她唱完，我站起来，也含沙射影地唱起了“阿庆嫂智斗刁德一”。我愤怒地指着她，拖长了腔，高声唱道：“刁德一，又耍什么鬼心肠……”这一下子，我把自己唱成了阿庆嫂，徐永红便成了汉奸刁德一。我不仅气势盖过了她，而且居高临下，多少日子来的忿懑、不平、厌恶、蔑视，全都凝聚在我亮亮的唱腔里，我觉出了声音的颤抖与高山流水般的奔泻，更觉出了自己目光中喷出的怒火。观众一片叫好，有人叫道：“这个蒙古老乡嗓子真不错呀。”老乡们见我穿着蒙袍，以为我是牧民呢。徐永红脸涨得通红，正要发作，电影开始了，因为主人们已经入座。
第二天清晨，徐永红早早出了门，我猜她是告状去了。
果然。傍晚，汤副政委光临，双手叉腰，—一数落我的现行罪恶，并说：“长征，你竟敢看帝国主义的反动小说！美帝作家写的东西，怎么能看？！铁证如山，你有什么可狡辩的？你以为自己把书藏起来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吗？自作聪明！”
我没有兴趣回答，把脸转向别处。
汤副政委又说：“还有，这次填写阶级成份表，你该看清石梅的真面目了吧？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她干活儿的时候，居然敢看黄色的资产阶级恋爱诗，下流到什么程度？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石梅心痛她的诗集。我心疼我的小说集。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这样一部不朽的杰作，居然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小说”，而且再也看不成了。我暗自可惜，一抬眼，看见了一旁的徐永红。她面有得意之色。汤副政委依然在喋喋不休，“你要清楚自己正在受审查，老实做人，接受徐永红的监督。你竟然骂徐永红是刁德一？她是组织上派来的人，你骂她就是骂党组织！”
我沉默不语。
徐永红说：“你看帝国主义的反动书籍，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挑战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呸，放屁！”我含泪顶撞道。
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徐永红瞪圆眼睛，跺脚尖叫道：“反了反了，好哇你！我是代表党对你说话！你敢顶撞党，绝没有好下场！”
我知道，她还不是党员，只是拼命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怎么能代表党？我当过团支部书记，知道不少，干脆一顶到底，说：“你连党员都不是，就自称代表党，你照照镜子，你配代表什么？”
徐永红的脸憋成了猪肝色，气得语无伦次。
“住嘴！长征！徐永红是组织上派的，她的话就是代表组织。她本人的入党问题，党正在考虑。你必须接受她的批判，组织上给了她这个权力！”
说完，汤副政委走了，徐永红赶紧去送他。

我获准去团部小卖部。徐永红跟在后面，不断地大声喝道：“快走快走！”就像舞台上民兵押着坏蛋的样子。她很得意，神情也很夸张，却深深地伤害了我。路人纷纷注视着我。走到小卖部门口，遇见一位北京知青，他亲热地与我打招呼，我故作轻松地应答。徐永红立刻瞪圆双眼，双手叉腰高声呵斥道：“走！快走！不准跟任何人说话！”
人们围拢过来，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知青见状，目瞪口呆地退到一边，目送我进了小卖部。
小卖部很小。柜台后，几个穿黄兵团服的女孩在窃窃私语，斜睨着我。一群兵团姑娘尾随着我拥进了小卖部。一会儿，里里外外围满了人群，鄙视地看着我。徐永红向人们介绍我是什么人，四周一片嗡嗡哇哇的议论声。我买东西，喊了半天，一个小女孩才懒洋洋地走过来，紧绷着脸，动作夸张地将我要买的东西摔过来。我咬着牙，忍了又忍，掏钱给她。她用更加夸张的动作，抢去钱，然后将找还的零钱扔在地上，说：“呸！反党分子，臭德行！”
屋子很小，几乎是人贴人。一群女兵团战士七嘴八舌地说：
“哦？她原来长得这模样呀，我还以为她有多漂亮呢。”
“哼！瞧她这德行，听说跟十几个男人睡过觉呢！”
“啊！啧啧，破鞋，啧啧……”
“呸！臭不要脸！”
人们同仇敌忾。人们争先显示对我的愤恨。人们比赛似地寻找着最肮脏的字眼。人们啊……我低着头，犹如万箭穿心。我想解释，除了余汝明，我没有与任何男人有关系，而且已经订了婚。我想辩白，我不是反革命，从来没有反党。可是，此时此刻，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像被淹没在人们的唾沫汇成的河流里。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来草原奉献青春和生命的呀。我的委屈难以言喻。我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好好哭一场。突然我看见了徐永红，正在得意地冷笑着。我的心像刀剜似地锐痛，淌血，但是，我强忍着，昂起头，挺直了腰板，任凭一批批黄衣服在眼前晃动，拥挤。她们轮流挤进来，观赏我这个“困兽”……我记不清自己是如何走出小卖部，又是如何回到小土屋里。
翌日清晨，徐永红叫我去为团部机关食堂放羊。
我很奇怪，怎么忽然放松了对我的监管。
我赶着十几只羊，上了霍斯乌拉的后山。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望着蓝天白云，我心里充满悲伤。我感到心都要碎了！我将羊鞭丢在一旁，将脸颊深深地埋进积雪，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一点痛苦。
我的心在呐喊，“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反党分子，不是破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姑娘，一个北京知青，不信就请剖开我的胸膛吧，我会毫不犹豫地用双手把我的心捧给大家看，这颗心是鲜红鲜红的，不是黑的！”
北风凛冽地掠过大地。
我的帽子滚落在雪地上，任凭寒风吹散我的长发。
我将灼热的面颊埋进雪里，很久很久……

三十一

因为查无实据，“五不准学习班”结束了。
我颤颤巍巍地站立在洗劫一空的蒙古包中，痴痴地发呆。牧民们因为怕事，都搬走了，只剩下这个知青包，孤零零立在寒风中。它四面透风，已经破旧不堪。
我缓缓走向羊圈，发现哈那、毡子、哈马车和柜子车都不见了，一些衣物扔在地上。我已经一无所有，是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了，举目无亲，到处遭冷眼，连情同手足的知青们也不敢理睬我。
太冷了。大饿了。大痛苦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这样的虚弱。
可是，我要活下去，必须活下去，活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我将滚在一边的铁皮炉子扶起来，搬到包中央。我翻出小米口袋，找到一把小米，又在蒙古包门口创出篓子，迎着漫天风雪去寻找牛粪。空旷的雪原上，渺小的我在缓缓移动，用木又在雪中探找硬物。雪很大，走出不远，便已看不清蒙古包轮廓了。我终于找到了碎牛粪，还有马粪。一只黑乎乎的活物向我扑来，双爪稳稳地搭在了我的肩上，用舌头舔我的脸颊。我一阵惊恐，心想，这下子完啦！
眼角的余光一瞥，啊！我的小黑子！
小黑子喘着粗气，围绕着我转呀跳呀，一次次直立起来，将爪子在我的肩上。它是只粗壮的蒙古狗，直立起来时比我还高。见到小黑子，我百感交集，忍不住泪水流了下来。黑子通人性，舔去了我脸上的泪珠。
人们全变了，只有小黑子对我一如既往。我情不自禁地丢下木又，双手紧紧抱住小黑子，把脸贴在它的大嘴上。
天色黑了下来。
迷蒙的风雪中，奔来一乘人马，客气地向我问候，是恩布赫。他头戴火红的狐皮帽，帽后拖着两条狐尾，漂亮极了。他表情矜持，古怪，目光中透着怜悯和疑虑。他说，巴音淖尔队改名字了，编人兵团，是七十四团八连，还派来个连长达勒嘎，连长叫我明天和石梅一起去八连的“样板班”，以后我就是那个班的人了。他嘱咐我要自己照顾自己，还希望把小黑子留给他们。言罢，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便呼唤小黑子。我无话可说，小黑子本来就是恩布赫送给我的。如今，我要离开巴音淖尔草原了，物归原主是应该的。
小黑子又在牵拉我的袍子，恋恋不舍地望着我，嗓子里懂懂地响。我知道，小黑子明白了恩布赫的话，不愿意离开我。
“长征，还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余汝明的小黄狗死了。”恩布赫说。
“怎么回事片我心里一沉。
恩布赫向我讲述了小黄被枪杀的经过，场部的兵团战士以为小黄是野狗，开枪打死了，还吃了肉，剥了皮，做成了褥子。
牧民们无不为之痛惜，都说草原上很多年才出这么一只奇狗。
恩布赫翻身上马，叫着黑子一起走。黑子不肯，围着我转，哀衷地看着我，向我求助。我硬着心肠不理会。恩布赫抛过来马杆套，套住它拖着就走。黑子挣脱了。一群狗一拥而上，簇拥着它消失在风雪里。
我像一尊塑像呆立在风雪中，望着小黑子消失的方向，一动不动……
片刻，小黑子又冲了回来，伸出长长的舌头，不断地舔我的脸和冻僵了的手。
恩布赫又从风雪的帐慢中钻出来，转了几圈，停下来，将丈余长的套马竿撑在雪地上，立马静候。
我明白恩布赫的意思，放开了小黑子，思布赫又投来套马索，它躲了过去。恩布赫套它不住，只好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我狠了狠心，拾起木叉，做出赶它的动作。黑子盯着我手中的木叉，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蹲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眼神，我永远不会忘记，红红的，蒙着一层盈盈的泪光，那么委屈，难过又那么无助，它不会说话，却用眼神传达了万语千言。
我又一次举起木又向它挥舞，撵它走。它又与我僵持了一会儿，站起身，嗓子里发出鸣鸣的悲声，像是在哭，尾巴拖在雪地上，垂着头，长鸣了几声，离去了。
黑子走了，被绳索套着，不住地回头。
黑子在这个险恶的世道上，比无数的人更善良。黑子，再也不会口 来了。
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淹没了一切。
清晨，雪停了，露出了蓝天。
石梅拖着一根打狗棍，来到包门口。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来找我。
她问，为什么没听见黑子叫？我回答后，她长叹一声说，昨天她也将心 爱的牧羊犬小面包送给了房东阿爸。她是步行来的，可见她目前的境况。
连长派人催我们搬家，却又不提供搬家用具。
我和石梅一连跑了几个牧民家，全都冷漠着脸，推说没有空车。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旧蒙古包，是个极贫户，像是知青的包。我们喊开了门，出来的人是杨亦森。他面无表情，听了我们说明来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和石梅驾车走出很远，见杨亦森依然仁立在坡上，目送着我们，我们心头一热，充满了感激。
古道上，我们驾着陌生的牛车，载着行李，走在陌生的路上，驶向陌 生的地方和更加陌生的命运。
四周一片静寂，没有尽头，不见一缕炊烟，只有古老木轮转动的吱吱声，仿佛在诉说着草原的沧桑。
我们始终沉默着，心事重重。
走过了中午又走到了黄昏，终于看见了一缕炊烟。一座孤零零的
蒙古包傍山而立。未闻狗吠声，走近它，才看清这座巨大的蒙古包已经 陈旧得黑默默的。现在已是隆冬，留在这片草场上的只能是“五类分子”的家。放眼四野，仅此一家，别无选择，看来，今夜只能投宿在阶级敌人家里了，尽管不乐意，也只好硬了头皮，跟在石梅身后走进包门。
女主人见是北京知青，高兴得像是受宠若惊。“文革”中“五类分子”是专政对象，没有人与他们来往，更无权接待北京知青。今天，有知青进门，女人赶紧烧茶。石梅十分健谈，用夹生的蒙话与老太太拉家常。热茶端了上来，我抬眼看见了老太大的一双碧眼，像波斯猫的眼睛，想起来了，初来草原时，曾经遇见过这双碧绿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敌意。在斗牧主的山岗上，也曾见过这双眼睛。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碧眼红发者为妖怪，今天，我坐在了女妖家里，然而，看见的却是善良和慈祥。
包顶露出的天空已经黑尽，干完活儿的人们回来了，炉旁围满了人。这是一个大家庭。蒙古包内十分阔大。哈那上挂着褪了色的壁毯，这是普通牧民家没有的，似乎在述说着这户人家的经历。
一位白胡须的老人进来了，满包的人都投去尊敬的目光。显然，这位威严的家长无疑是昔日的大牧主了。老牧主身穿镶银花边黑长袍，旧得褪成了深灰色，腰系旧腰带，十分和善地向我和石梅打招呼，问寒问暖，问家乡亲人，问内地额吉、阿爸的健康，问有多少兄弟姐妹，他的亲切和朴实使我不敢想象他就是“阶级敌人”。全包的老老少少都不插嘴，人人向我们投来友好的目光。
几个女人在煮食物，倒茶水。全家人喝晚茶时，壮小伙子们谈自己的见闻，孩子们在地毯上抛玩羊腿拐骨。老牧主始终威严地教导着儿孙们。碧眼女主人带着儿媳在人圈后走来走去，关照每一个人，好融洽，好温馨。
我从小被告知“五类分子”是牛鬼蛇神，这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磨刀霍霍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心怀鬼胎，时刻准备举起屠刀，从人民手中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他们个个贼眉鼠眼，阴险奸诈，是天生的罪犯……可是，现实为什么不是那个样子呢？眼前的老牧主亲切和善得令人感动。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难道中毒了，不能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我对自己怀疑了起来。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睡在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蒙古包里，实在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于是，彻夜未眠。
天刚刚亮，我和石梅便起来了，喝过碧眼女主人煮的早茶，按着她指的方向，又上路了。
一位中年男子骑马等在路旁，将我们的牛车引到了一座崭新的蒙古包前。几位女知青钻出了包，冲着我俩“长征”、“石梅”地乱叫，谁答应了就是谁。看样子，我俩已是声名远播了。进了蒙古包，里面几十个人的目光全都对准我们，好奇，新鲜，警惕，轻蔑……不一而足。
早就听说过萨伦女知青彭继红率众牧民返回家园的故事，眼前这个牧业班的人都是萨伦队留下的人员。蒙古包外，一群孩子簇拥着一位中年兵团干部走来，他进包坐在我和石梅身旁。他正是新任连长金巴。
金巴说，我和石梅所在的这个班已被树为“样板班”。为了锻炼这个班，便把他们安置在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巴音淖尔队。他要求我们要好好向样板班的贫下中牧学习，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
从金巴连长的嘴里，我知道了我们的新身份一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接着，样板班的干部、牧民、知青代表依次发言，对新来的两个“思想反动”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进行训活，发言都很长，而且都学会了拖长腔，“嗯”呀“啊”的。一位叫贾素英的女知青，口气极像徐永红，自称虚怀大度，对我俩既往不咎。但是，要求我们必须好好改造……
从此，一种新生活开始了。
第二天，正在生病的我和石梅就被班长吐门仓派了活儿，参加一个极为法大的工程。连长说，要开展劳动竞赛，用双手筑成一道草原上“学大寨”的长城！他要求我们提高认识，要有一种自豪感。
于是，我们荣幸地加人了运土坯的竞赛。几个年轻牧民故意给我们的牛车装得特别多，想必是为了更好地改造我们。沉重的车辕子压得牛抬不起头，呼呼地喘粗气。由于车载过重，再也载不动人，我和石梅只能步行牵着牛车往返。别人都是乘着牛车往返，速度很快，我和石梅拉着超重的牛车，一路小跑地追赶大家。几个专管卸土坯的男牧民，轮到我们时让我们自己动手卸车。我们便飞快地卸完坯，然后迅速跳上空车，追赶大家。只有在放空车的时刻，我俩才能公平竞赛。我们挥鞭赶车，抓住每一次放空车的机会，决不输给别人。
没人帮装车倒是好事，不用排队等候，有了主动权，装完车就跑，这 样，我俩竟然比别人驾车运载还快。
石梅累得气喘吁吁，脸色鲜红，嘴唇鲜润得像涂了口红那么漂亮， 比平时显得更加美丽。
收工了，人们驾车结伴而归，但都回避我俩，像躲避瘟疫一样。石 梅说，长征，还记得有一句话吗，“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我说：但 愿咱们能坚持笑到最后。
石梅被分配放羊去了。
我的活儿是与“五类分子”一同搭棚子。早茶后，女知青们骑着马 干活去了。因为我的待遇与“五类分子”相同，只能徒步走向远处。我 懂得了在茫茫草原上没马骑是什么感受，像机器人一样，迈动双腿，走 呀走呀走，走得汗水淋漓，仿佛没有尽头。终于到了干活儿的地方，有十几个人挖土，运上，用木板搭做上墙的模子。这是在砌一座冬季储备牧草的棚圈。来此干活儿的人都是巴音淖尔队的“五类分子”，叫不出名宇，但是，他们却都认识我。他们都是被歧视的人，所以不歧视我。他们请我登上土墙打夯，算是技术活 儿。十分奇怪——这群人中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才十六七岁，与我 一起打夯。我和她光脚站在木板模夹住的墙上，人们将上倒进模板，再。浇水淋湿。我俩用木夯将土夯实。夯实一节，便向上加一块木板，再加上，浇水夯实。一层层加上去，墙一段段升高。草原上的土墙能够经受
狂风暴雨而不倒塌，秘密就在这些工序上。浇水很有讲究，必须不多不 少，才有粘结力。我和小姑娘打夯很卖力。人们帮我们唱着夯歌，不知不觉中，土墙上升了一人多高。
中午，大家累了，小想后，继续夯墙，十分自觉，一团和气。我悄悄地想，这些人真的是阶级敌人吗，这么与人为善，这么吃苦耐劳和乐于助人。
收工时，告别“阶级敌人’丫l，我徒步在夕阳的余辉里，非常自在。
远处，山坡上果坐着一个牧羊女，旁边的马儿正在吃草，坡下散着羊群， 像一幅画。走近了，我才看出牧羊女正是石梅。她的背影好美啊，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石梅发觉了，点头示意，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忧伤，手中的笔记本滑落在草地上。我立刻帮她拾起，却见她白皙的面颊飞起一片红云，将本子夺了回去，藏进自己的蒙袍里。本子里必有秘密！越不让我看，我就越想看，于是便用活激她，说得她不得不承认——里面全是爱情诗，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是不谈爱情的。
我说，不管是哪个阶级的，反正我要看！她的脸红到了耳根，说什么也不肯，并说这些诗都是一场美丽的梦，自己就是那梦中的新娘，文旭就是那梦中的英俊王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与文旭竟这样被迫别离了。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悲音，催人泪下。她从小就爱他，少女时代就梦想着嫁给他，做他的新娘。这本诗集，是写给他的情诗，从小写到大。
他从小就读她的诗。这诗是爱的结晶，只有他有权读这些诗……
听罢，我也变成了大红脸，好没羞哇，硬要看别人的恋爱序……
她说，天长日久，诗集就变成了几大本，现在重读时，心里好痛！相爱的恋人不能厮守在一起，是不是太残忍了？可是，残忍不是我的错，必须替后代想一想……
她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了。
她慢慢抬起头，看我傻傻的样子，凄然一笑，说：“你们出身好的人，不能理解我们，很苦闷呀，终身受人歧视．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滋味啊！
文旭出身好，有些事他担着，现在文旭出了事，他外公又受审查，如果将 来我跟他结了婚，后代哪里还有出头之日？一人犯法，株连九族，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上学、就业、做人、婚嫁……样样都要受牵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口一阵紧缩。我不敢探想我和余汝明的今后和前途，那大痛苦了；我隐隐地觉得我们比石梅和文旭还不如。
石梅从蒙袍的衣襟里掏出一本旧书。她翻开第一页，是一位穿锦 缎戴珠王的清末美夫人照片。她指着照片下一行小字，说：她是赵一 曼。原来，赵一曼也出身于有钱人家庭。
那一刻，望着她凝重的表情，我觉得，我懂了她想说的一切，不用多 言，一座人为地横在我们之间的冰山正在融成涓涓细流，浇灌着友谊的 心田……

三十二

“样板班”搬人一条狭长的山谷。牧民的蒙古包扎在山谷半山坡的 两侧，女知青包扎在朝阳的南坡上。
早茶后，包里只剩下我和牟宇清收拾屋子，突然，包外响起了马达。 轰鸣声，一辆大卡车停下了。车上，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兵团战士， 了刺刀，戒备森严。一位全副武装的军人跳下卡车走来。
我一见这气势，立刻明白是冲我而来的。这些日子，我经历了许多 突发事变，已经能够临危不惧了。其实，对付我这样一个层弱的女子， 竟然如临大敌，好似大兵压境，用得着吗？
我从容地打水，面对刺刀逼人的寒光，视而不见，若无其事般地走 向蒙古包，斜脱了一眼这位雄赳赳的军人，然后拉开包门，钻了进去。 只听见军人厉声喝道：
“站住！有话对你说！”
听口气便知今天必有重要事情发生。但是，我听而不闻地将水桶放在炉旁，舀水人锅，向灶口添把牛粪，烧茶。有人将脑袋探进蒙古包，喊道：
“喂！听见没有！汪干事叫你呢！”是徐永红的声音。
“等我做完事再说。”我依然忙碌着。
加了牛粪，火燃了起来，又加了几铲羊粪压火，然后，我起身出了蒙 古包。来人们立成一排人墙等着我。我依然视而不见，朝一旁的仓库走去，准备取日用品。我估计，此一去时间不会短。
“长征！你听到没有，汪干事找你说话！”徐永红提高了嗓门。
“我正忙着呢，你们沉住气不行吗。”我学着她的语气回答她，照旧 做着事。徐永红的威风骤减，跟着我钻进了仓库，陪我翻东西。
“长征！汪干事可是代表组织上来的，你必须马上听从他的指示！”
煞有介事，竟拿干事当成王牌来吓我，岂不可笑？回头一看，只见 徐永红腰上别着小手枪，好不威风，我嘴角露出冷笑。
我抱着衣物，从仓库到蒙古包，来来往往。徐永红、汪干事及众兵团战士们跟在后面，往往来来，如临大敌。
汪干事的表情极为冷峻。他正在严肃地执行神圣的阶级斗争任务。他神秘地向徐永红使了个眼色，低沉着声音说：“你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要单独跟长征谈！”
徐永红乖巧地退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
江干事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折叠成方块的纸条递给我，说：
“你看看吧，这是余汝明写给你的亲笔信，他已经什么都交待了，现 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我浑身一震，有如受到雷击一般，鼻子酸酸的，双手接过纸条。我一直在期盼他的消息，盼得太久大苦了啊，哪怕仅有只言片语。然而，他像消失了一样，吉元音讯。此刻，他的纸条突然送至眼前，我觉得，我可以经受无数的沉重、痛苦，甚至百死一生，但是，却承受不了双手捧着的这张纸条。我好想哭一场呵，我努力压抑着，两手哆哆喷嚏的，怎么也展不开纸条……
这是一页从练习本上撕下的纸，密密麻麻，写满了熟悉的字。我飞快地看完信，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重读一遍，确认是他的笔迹，连语气都是他的。我再将重点段落反复地读着，他这样写道：
……长征，我知道你爱我，你相信我，你真的爱我就同我划清界限吧，否则我就害了你。关于林彪的事，那是我哥哥嫂子对我说的。我哥哥嫂子与我成立了一个“无阶级小组”，专门讨论过林副主席的问题，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以林彪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学们揭发我的那些反林言论和观 点，主要来自我的哥哥和嫂子。我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犯了严重的反革命罪，现在我已全部交待，你爱我，就同我划清界限，揭发批判我吧。请把我的来往信件交给汪干事，请你相信组织，多保重身体。
你的余汝明
犹如五雷轰顶，我眼前一黑，几乎失去知觉。
一时间，我不知道想了些什么，也不知该想些什么，大脑里一片空 白，手里捏着信发呆，心里有一种不曾体验过的深长的锐痛，我知道，那是我的生命被彻底击穿了。这时，一个声音飘进了耳膜，时近时远：
“长征，看见了吧，这是余汝明的亲笔信，不是组织冤枉你们，余汝 明是真的什么都交代了。你不要再顽固了，对你对他——尤其是对他没有好处！现在把那个包交出来吧！”汪干事收回了信，说道。
“什么包？”我惊愕地问。
“就是装着你跟他来往信件的包！”
我睁大了眼睛，余汝明为什么要我交出这个包？它是我用来装“红 宝书’的书套。北京刚出版《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时，天不亮，我便 去排了长队，花了我一个中学生全部的积蓄买了来，视为珍宝，担心弄 脏，又跑到王府井扯了一尺紫红色细纹布，在工艺美术商店买了一幅毛 主席纺织绣像，与己动手缝制书套，书套上缝上了这幅毛主席绣像。到 了草原后，余汝明将毛泽东的书取出，书套盛装来往信件。这个绣着毛 主席像的书套，怎么可以当作反革命罪证呢？
“你还犹豫什么？快交出来！”
我长征从来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一赌气取出了书套。汪干事望见毛主席像，怔了一下，立刻把书套装人了军用包中。
我背过身子，眼泪就涌上了眼眶，又强忍回去。我逼着自己进人一种曾经向往的角色，从容地收拾行李，从容地叠好换洗衣服，从容地将洗漱用品和毛选裹进铺盖，捆好行李。
江干事看着这一切，目瞪口呆。这些事，本来应该在他的严厉命令下做完，我却像没有看见他一样，自己—一做了。汪干事恨道：
“看来，你是早有准备的啰。你是王八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她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徐永红接道。
“你们才是真正的大王八，茅坑里最臭的石头，你们才是！”
“好哇，你敢骂汪干事。’滁永红说。
“小丑！”我根本不用正眼看她。
“反了反了。你真是鸭子死了——嘴硬！”汪干事脸色通红。
“呸！你才是鸭子！”我顶道。
汪干事一脸难堪，无奈地挥手制止道：
“好了好了，废话少说，上车吧！”
一说要上车，我想起了铝制大洗衣盆必须带去。上一次，近两个月没有大盆洗衣服，极不方便。兵团战士们将我的行李扔上卡车，我则拎了大盆往车上爬。江干事在我身后说：“看来你是早有准备，想得真周到，连洗衣盆都带上，显然是要顽抗到底呀！”
上了车，我没功夫再搭理他们，选了背风的驾驶棚后面坐下。
兵团战士拉开了枪栓，将子弹推上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卡车开动了，颠簸着向新场部驰去。
远处，石梅骑着马追逐着卡车。
她纵马跑上一处高坡，久久地目送着我。
石梅，再见，我相依为命的朋友……我遥望着她，直到看不见了。
卡车不走大路，在坑坑洼洼的草地上行驶，将车上的人颠得东倒西歪，几乎抛了出去。兵团战士们只好收敛了威武的造型，抓紧车栏。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收了刺刀，拉上保险。有人开始呕吐、晕车，更多的人被颠出一副苦相。
卡车终于上了公路，直奔场部厕所旁停下。可能是徐永红被颠得憋不住尿了。
“上厕所啦！’徐永红大叫。
兵团战士们列队方便完毕，又摆出杀气腾腾的威武架势，荷枪实弹，昂首挺胸，目光平视，站立在卡车上的四周，包围着我——一个“反革命罪犯”。在人们的围观中，我强忍住悲愤，高傲地昂着头，无意间，我看见了一双泪眼——是尼玛阿娘！我心里一惊，见她正站在卡车下无言地望着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悲伤。我忍住眼泪忍着心痛，将身子背转过去，不去看她。
汽车开走了，离巴音宝力格越来越远。
尼玛阿娘依然站立在那里，目送着我。渐渐地，她的身影融入了无垠的草原，浑然一体。
草原，荒莽的大草原呵……

三十三

霍斯淖尔被黑暗的天色融成了一片。人们已相互看不清面孔。
我被徐永红带进一座古老院落。这是仿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独门独院，大门修了屋檐门洞，陈旧古朴，不知经过了几朝几代。我拎着行车和大盆，迈进油漆斑驳的大门后，大门重重地关闭了，接着是上锁的声音。
院子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宽，围墙有一人多高。北边是一座土坯屋。
门开了，屋厅很小，摆着巨大的白木箱。这是富裕牧民的储藏室。
厅屋西侧有一扇门，门旁有炉灶。
进了里屋，南有单人小炕，西有个双人大炕。徐永红让我在小炕上铺行李，她自己上了大炕。
也许是一路受风了，我觉得头重脚轻，放下铺盖就睡了。朦胧中，听见有男人说话，像是汤副政委。
“这个人态度非常不好，必须再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
我翻了个身，脸转向墙壁。
汤副政委转移了话题，说这宅子是一个老牧主的库房，老牧主因为怕挨斗，在这屋里的梁上上吊死了，说得徐永红尖叫起来。
原来，她这么胆小呀。
汤副政委又说，有罪行的人才会自杀，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人一死，马上就定为反革命，家属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跟着牛鬼蛇神一起扫大街。所以，自杀的人最自种……
显然，汤副政委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团里真的给徐永红派了个助手，名叫季静停，芳龄一十七，原任团机关广播员兼共青团宣传委员。她心灵嘴巧，人称小八哥，正在积极争取加人共产党。团里调她来阶级斗争第一线与阶级敌人刺刀见红，是组织对她莫大的考验。她觉得光荣极了。从此，她整天在我耳边喊喊喳喳，真让人受不了。
这次审查，重点突出——交待余汝明的“罪行”，坦白与他的“不正当关系”。徐永红布置完任务，就去团部卖乖，于是季静停就在一旁督阵。她激将法用得也巧妙，说老三届的知青不如她的笔杆子，我想，你小黄毛丫头片子别胡吹，顶多只会写篇表扬稿，哪儿配跟我们这届人比，于是中了计，提笔就写，写知青的劳动竞赛，牧羊，与牧民的深挚情感，很快就是一厚摞。她看了一遍，转手交给徐永红。徐永红大为恼怒，立刻全部退还，责令只许写揭发材料，特别强调要老老实实交待与余汝明的关系。
我与余汝明的关系，是我们自己的事，与她何干。
禁止别人恋爱，并称之为不正当，如同禁止宇宙间不息而生生的大自然规律，且称之为不正当，何等荒唐可笑。她的爹妈就没恋爱过吗？
而且，将来有一天，她也会恋爱的，是不是也不正当，也要禁止，是否她和她的爹妈也要被勒令写交待材料？
这是什么逻辑？！
考虑再三，我依照自己的意思，以爱情为专题，洋洋洒洒地写了几 篇散文，扔给了徐永红。徐永红读了，气得乱嚷：
“下流，明目张胆地谈恋爱，真下流！”
“你下流！”我平静地回道。
“你睁眼看看，现在在什么地方，胆敢顶嘴！”
“顶你怎么样，你又不代表党！”我故意刺她的短处。她眼里闪出了 泪花，一脸的委屈。
材料又要重写，心里烦躁，便望向窗外高高的围墙。
我渴望走出围墙，于是，想了一个好主意。
院里没有厕所。霍斯淖尔的建筑群里只有一座公厕，设在湖畔，往 返要走半个小时，无异于放风。于是，我努力喝水，频繁上厕所。开始， 徐永红没有在意，一次次陪同，一次次在厕所外站岗，后来终于不耐烦 了，尤其不堪忍受的是发现我居然在厕所里哼歌。
“明白了，我明白了，她这是故意的，故意对抗写材料，狡猾！真狡 猾呀！”徐永红在厕所外面自言自语。
糟啦，她识破我的花招了。
一天，小季去团部了，徐永红也出了门。我写得山穷水尽，喝多了水又要出去方便，不见了徐永红，心头一阵高兴，推门而出，却推不开，原来，我被反锁在屋里了。于是，我将灶坑当做了便池。
傍晚，烧茶时，灶坑里冒出一股臊味儿，很熏人。徐永红根道：“往灶坑里解手，这屋怎么住！”
我说：“真是的，把门反锁着，要解大便怎么办？灶坑里如果解了大 便，能把人熏死呢。”
徐永红又脸色通红，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 她又风尘仆仆地去了团部。
汤副政府果然亲临小院指挥：在小屋左侧挖一茅坑，不许长征迈出 小院的大门。
徐永红得令，找来镐头，监督我挖坑。
此时已是寒冬，土地冻得坚硬如铁，半天只凿出一个小坑，于是，我故意磨洋工。徐永红先是在一旁冷嘲热讽，后来失去耐性，干脆夺过镐头，高高举过头顶，使足力气狠狠抢下去，被狠狠弹回来，挖了数下，她也力不从心了。
我站在一旁指指点点，学着她的腔调，冷嘲热讽，一副监工的样子。
她意识到了，镐头一扔，又指挥我干。看着我磨洋工，她受不了，又将镐头抢在手里，使劲挖起来。我又指指点点，冷嘲热讽。就这样，挖一个小小茅坑，竟用了两天半时间。在此期间，汤副政委曾亲临指挥，围着长不及一米，宽不及一尺，深不过二尺的茅坑团团转——真正的一场闹剧！
我又被逼着写文章了。
徐永红发现每一页纸上都是圆圈和不成形的图画，她黔驴技穷，只好又去团部，留下季静停督阵。这女孩子只会说：“写呀写呀！”我头也不抬地说：“别吵别吵，要慢慢思考、回忆。”于是，她便不作声了，也不打扰我。我照样画那些圆圈。
徐永红回来了，严厉地说：
“你听着，你很不老实，汤副政委让你去一趟。”
我整理了蒙袍，扎好腰带，梳理了头发，上路了。徐永红在前，季静停在后。徐永红故技重演，一路又哈三喝四，像押着一名重犯，惹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进了团领导办公室，立刻感受到一种剑拔弯张的气氛。汤副政委命令我站在桌前接受审问，依然是那套老话：“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早就受够了，我要横下一条心，他们硬逼我承认是反革命并且检举别人，我要坚决顶到底！
江干事阴沉着声调，说：“你知道余汝明犯的是什么罪吗？”
“不知道。”
“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罪！”
“不！他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来边疆，不辞辛苦地干活儿，何罪之有？”
“人家自己都交待了，你还替他辩护，包庇反革命！”
“他说那些话，一定是你们逼供出来的。我不信！”
“你不信就是不相信组织，不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没有不相信党，只是不信你们。”
“他就是代表党在挽救你！”徐永红说。
“不！他没有这个资格。’戏说。
“他是领导，领导就代表党，你跟他顶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被徐永红的话激怒了。
汤副政委威胁道：“长征，你态度这么不好，不怕给余汝明带来麻烦 吗？！”
我说：“人要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你还在犟！你现在必须检举，同他划清界限。你竟然还在迷恋 他，他是要判刑的。反革命罪判刑很重，可能一判就是十年、几十年！”
“我等着他！”
“哼，等不出来吧，说不定会判无期徒刑。”
“那也要等他，等一辈子，等到头发白！”我的语气冷静而坚定，旁若 无人。
他们被激怒了，而徐永红的愤怒明显地有些夸张。
她高声嚷道：“长征！你这么不老实，告诉你，余汝明的反党罪很 重，不认罪要枪毙的！”
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也嚷道：“枪毙吧，连我也一齐枪毙好了！
我就是不跟他划清界限，我爱他！我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沉默，双方都沉默了。屋子里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大家的呼吸声。
他们应该知道，我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很久，汤副政委恍 若梦醒般地一挥手，喊道：“带下去！”
徐永红立刻推了我一把，说：“走！”
我一扭头，轻蔑地盯了她一眼，步伐从容地朝外走去，目光望向远 处。
回到了土屋，我干脆什么也不写了。她说要枪毙人，那就枪毙好 了，今后我绝不再说一句话。几天过去了，徐永红无计可施，除了找汤副政委训我，不知该干什么。有一天，她又来叫我去汤副政委那里。
这一次，没有去办公室，而是去了汤副政委宿舍。一进屋，她就像变了一个人，酸溜溜的，像只温顺的小羊羔儿“哗哗”叫着那么说话，帮他倒水，将一叠洗净的衣服从书包里取出来递给他。他对她的态度也格外亲切。但是，一面对我，他俩的态度便又是恶狠狠的，依然老调重弹，逼我交待。我不再说一句话。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我像一尊木雕立在那里，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天黑了，房间里点亮了煤油灯。
我的影子映在墙上，一动不动。汤副政委怔怔地望着我，尴尬、窘迫、吃惊、疑虑……他自言自语地说：“对牛弹琴，对牛弹琴！”他们不再理会我，开始了自己的话题。汤副政委请徐永红坐在他的床上，连连夸她助人为乐。徐永红恭维着他，声调又细又柔又软。
汤副政委笑吟吟地问：“小徐呀，你这次表现得很好嘛，你的人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下来了，你是不是还有其他要求呀？”
徐永红娇声细语道：“汤政委，我非常想读书您是了解的。我已经体验过了贫下中牧的生活，经受了这次阶级斗争的锻炼与考验，又有了很大提高，论艰苦，我的身上还爬过好几个虱子。听说……诉说团里有几个大学名额，我想……我希望……”她在绕弯子。
汤副政委马上听明白了，说：“你在这次阶级斗争中经受住了党的考验，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你放心吧，首先我这关就已经通过了。”
在温柔的气氛中，交易已达成。
他们昏了头了，竟然当着我的面进行交易。
我想，我大概要换地方了。
果然。第二天晚上，汤副政委光临了小屋。我已经上炕睡下了。季静停被徐永红支了出去。墙壁上晃动着两个黑影子。
“小季越来越自由散漫，越来越不像话，不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低，而且事事偷懒……”
这个徐永红，太擅长告密了。
“依你看……”
汤副政委的声音低了下去。两个人开始咬耳朵。墙壁上，两个黑 影并在了一起……
不久，季静稼被调走了。徐永红上大学去了，临行前就这样打发了 她的助手。
我知道，我真的要换地方了。

三十四

霍斯淖尔湖畔。环形山呈半月状，拥抱着一片灰色的土坯房。人 们推开家门，便可以看见浮浮荡荡的金色芦苇，茂密旺盛，一望无际，顺 着整个湖岸向湖心蔓延，直至视线不及的彼岸。
柔柔的苇穗，像一团团绒绒的羽毛，洁白、轻盈，给人一种透明的感 觉，一眼望去，宛如浮在苇塘上的白雾。七十四团组建以后，许多连队 将打苇子列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初到霍斯淖尔，我就注意到了这茫茫 无垠的苇浪，为她的浩瀚壮观赞叹。现在，我被责令到这里劳动改造。
临行前，汤副政委向我重申了“五不准”纪律：不准给家里人写信；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对兵团战士谈牧场里的运动；不准自由行动；不准看除“毛选”以外的任何读物。然后，江干事领着我，来到了战勤连女知青排住的一排平房。从前，这里是客栈，烟熏火燎，脏乱不堪。
此刻，窗口传出了女声的京剧合唱：
“朔风吹，林涛吼……”
江干事敲响了第一个门。屋内一阵骚动，传出女孩子们紧张而又 天真的喧哗：“快！快快！‘反革命’来了……”
一似小孩子撞见大老虎那么恐怖。我心里一阵苦笑，不知那些兵 团干部向她们宣传了些什么。
“大家不要紧张，我们这么多人嘛，沉着一点！”一个严肃的女中音。
木门开了，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身上，打量着我这个穿一身补了蓝学生装的“反动”知青。她们全都绷着面孔，神色严峻，如临大敌。我刚从高高的围墙里走出，又步人了戒备森严的人墙。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们都得进人一场巨大的活剧，无论幕落幕启，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角色。
窗外，传来兵团战士晨练的跑步声。
我是被监督者，由两名兵团战士看守着，无权参加晨练。看守者可以免去早操，于是，这份美差谁都乐意干，大家争先恐后请战，态度极端严肃认真。从此，我背后总有四只警惕的眼睛死死地盯视，如果目光会放电，我的脊背早被烧焦了。以后的许多岁月里，我都感到背后有一双盯视的眼睛，冷漠、严酷、警惕，充满莫名的仇恨……
徐永红说过余汝明要判刑、枪毙，那么，我在这里是为了等待那宣判的日子吗？这种等待是残酷的。李铁梅陪绑枪毙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有这么一天，会吓信吗？会一齐枪毙吗？一旦死了，谁来为我们昭雪？他做不成爸爸了，我也做不成妈妈了。一想起他说要我做妈妈的事，我就会脸红。原来，人是这么生出来的，真没羞……
“刚发愣了，写材料！”两个女兵冲着我喊。
女战士们人人忠于职守，将我看得密不透风。
她们人均十六七岁，大单纯了。
“领导说了，只许你老实交待，不许你乱说乱动。这里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你必须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否则绝没有好下场！”一个小姑娘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背课文一样生硬地训斥我，小脸蛋儿绷得紧紧的，嘴角颤抖着。不知她们被灌输了些什么，竟然高度紧张到这种程度。
为了不让小朋友们失望，我坐在南炕头，装模作样地写字、思考，其实思想早凌万顷之茫然，飘飘忽不知其所止。思想这东西，真好，看不见摸不着，自由自在，变化无穷。
这间屋子不大，大通炕上共睡了十三个人，我就睡在南炕上。这炕上的女战士来自呼和浩特、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只有我是假内蒙古人，连晚上睡觉都本地化了，不脱衣服，裹着袍子盖皮被。
早操结束，女兵们个个红着脸蛋，叼着气搓着手，从屋外进来，围住 火炉，抱着烟筒取暖。一个女孩捂住耳朵叫道：“哎呀，我耳朵要掉了！”
大家立刻将她围住，帮她搓耳朵。郑排长廖怪道：
“零下几十度，你不戴好帽子，逞什么能？要是耳朵真冻掉了，你妈 不来找我们算账才怪广说完，她转身对大家说：“以后练操，千万不要忘 记戴好手套、帽子，以免冻伤。”
一壶热水倒了小半盆，全班十三人轮流洗。最后，水成黑色时轮到 了我。望着冒黑泡的泥水，我真不想洗。班长催道：“快洗，脏水不脏 人。”我只好闭上眼，将毛巾浸了黑水拧干，擦一把脸。
小胖和小林端来一大盆包谷大法子问饭，还有成萝卜干。郑排长关照说：“大家尽量吃饱，中午在外边可是吃不着热乎饭呀。”她像个幼儿园阿姨，事事都管到了。
我努力吃饭，不允许自己身体垮掉，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排长郑晶晶命令集合，姑娘们立刻放下碗筷，纷纷戴好帽子、围巾、 手套、口罩，一人拿一把推刀，争先恐后地奔出去。这气氛使我想起曾 在八一学校上学时的情景，每日早晨也这么紧张。从小在军营中长大， 看惯了军营生活，融人她们之中很自然，集合速度也不比她们慢。只 是，清一色黄兵团服中，惟我一人穿着缀有补丁的蓝学生服，腰缠蓝布 腰带，戴着狗皮帽子，脚蹬棉胶鞋。夹在她们中间，肩负着稠密的注视 目光，心中的苦味只有自己知道。
想起自己也曾站在喊口令的位置上，负责组织上千名外地来京申 联学生，走在长安街上，接受红司令的检阅。毛泽东八次接见百万红卫 兵，我参加过五次，其中四次是作为红卫兵领队身份参加的……
玫瑰色的梦在红海洋中消失了。
毛泽东一挥手，同学们就浩浩荡荡地奔赴了农村、边疆“炼红心’。
可是，炼来炼去，怎么炼成了被斗争对象，成了“众矢之的”？难道这就 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吗？
此刻，连指导员正在发布命令，因为思想开小差，我反应慢了些，被身旁的女兵碰了一下才清醒。
队伍向大苇塘进发，人们背着推刀，严肃、安静，只听见行进的脚步 声，没人敢说话。道旁站着看热闹的老乡，瞪大眼睛紧盯着我。我不能抬眼，因为随时都能撞上一种盯视的目光，好刺人心。
北风呼啸。狼爆凄厉。芦苇瑟瑟抖动。
我顶着风，无言地挥动推刀，苇子一排排地倒了下去，不费力就把 娃娃兵远远甩在了身后。她们怎么也追不上我。我心里很得意。
中午，我被呵斥声叫到苇垛下。
那里，等满了人群。远处，两个姑娘用雪橇拖着饭筐走来。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饭筐旁。人们饿坏了，一拥而上，围了个水泄不通。围灰色围裙的炊事姑娘掀开脏棉被，露出一筐烤饼。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中，仅几分钟，全冻得硬邦邦的。姑娘们一双冻红的小手捧着冻硬的饼，艰难地啃着，没有热水喝。那受罪的模样，实在让人怜悯。她们才十六七岁，有的仅十五，不过是一群娃娃呀，这样干活，连大男人都受不了的。
几个小姑娘围在一起取暖。
一位包着围巾的女孩打开一简罐头，猪肉上的油冻硬了，没有热 水，如何吃这硬油块？她们拿着小匙，围着冻猪肉，一齐放声哭了起来。 我很想去安慰她们，可是不能，会连累她们的。她们大稚嫩，我想不出帮助她们的办法，只有沉默。
我想，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自己，也要让她们见识见识老知青干 活的能力。
我学打苇子技术很快，干得飞快，一天下来，成果辉煌。由于我的加人，战勤连女生一排一班战斗力大增，苇子打得又快又多。排长来了，兴奋地宣布：一排一班的苇子在全连夺了第一！姑娘们欢呼着，雀跃着。大家将苇子码放在雪橇上，运向全团的大苇垛。我码起的苇垛很高，像一座小山。拖雪橇的绳子短了，我解下布腰带系住冰橇，再分出两头，一头交给班长高雅娟，一头套在自己肩上，一齐向前拖着。几个女兵在后面推，高高的苇垛在冰上滑行，像会走的小山。我知道，我此时的形象像油画“伏尔加纤夫”里的拉纤者，身子前倾，紧盯着冰面，
拖着沉重的苇垛前行。
“长征……”和蔼的呼唤声将我从沉思中惊醒。
很久了，没有听过这么友好的语调，我心里一热，抬起头，疑惑地望着来者。他大约五十岁，穿军服，显然是个大官儿。他温和地看着我，说：“长征，你干得很好，不像高干子女。”
我疑惑了，这位兵团干部，态度怎么跟汤副政委相反？也许又在假惺惺。一扭头不理他，拖了苇子堆就走。一旁男兵团战士说：“唐政委，您瞧她多傲气，连理都不理。”
日落西山，战士归营。经过一天的劳动，班里女兵们对我刮目相看，态度发生了变化。郑排长竟当众说：人家老知青就是比咱们强，干活又快又好。
夜里，躺在炕上，满眼是那金色的苇子……
我找到了自由的途径，每天打苇子尽量快干，独自纵深地开出一条通道，然后在深处拓展一片空地。在这块四周是茂密苇墙的天然屏障中，只有我自己，没有监视，没有审讯，没有侮辱和斗争，自由自在，一任思想驰骋。此时此刻，我又想他了。有好几个月不见他了，不知他现在怎样了？平时睡在排长班长之间，我不敢回忆我和他的事，怕说梦话被她们听见。团里天天要我写揭发他的材料，把我和他的关系说成是世界上最丑的事。可是，我心里装满了他。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总是想一个人，是不是很糟糕？大概我已经不可救药了，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被“资产阶级爱情观”“腐蚀”了……
我想他，想他……汝明，你在哪里呵？哪儿是他住的方向？一定离霍斯淖尔不远？我想唱一支歌，让我悠远的歌声穿透大苇塘，飞越环形山，传到他那里，告诉他，我永远等着他……于是，我放声唱起他最爱听的歌，尽情地唱，仿佛天地间只有我一人，唱着唱着，大多的郁闷和悲伤便宣泄了出来，心情好了许多。
循着歌声，郑排长找到了我，面无表情地说：“你的歌唱得不错呀……但是，不准你离大家这么远，这是指导员的指示！”
我闭紧嘴唇，沉默不语，只听见推刀磨擦冰面和苇子倒地的声音。不久人声传进苇墙的通道，姑娘们追着排长涌进这片小天地，几把推刀推倒了苇墙，与大片剃光的苇塘连接在、起……
又一个清晨，当姑娘们去取推刀时，副班长罗芹将最钝的刀递给了 我。我掂出了它的份量。即使用钝刀，我也不会输！
用钝刀打苇子的确又漫又费力，但是，细细观察，这二尺长的刀刃，尽管中间部分很钝，靠近刀柄处却比较锋利，用刀边使劲，苇子一碰即倒，于是速度又提高了，我又当仁不让地走在了最前边。钝刀打苇子，毕竟费力，双手磨起血泡，我依然不减速，做人要昂起头颅，逆境中更是如此。
工间休息，我发现一片未长苇子的雪地，一时兴起，拆下一枝苇子，将毛泽东喜爱的古训写了上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谢萌萌从苇子里钻出，仔细地看白雪上的字，摇摇头，表示看不懂。她小学刚毕业就撞上了“文革”。她又钻进了苇子，里面传来说话声：
“什么？写标语？！”
“啊？好猖狂，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写反动标语！”
“指导员来了，站在我身旁，看了又看，说：“你好兴致啊，写的是什么 呢？”
“毛主席喜欢的座右铭。”
“在什么书上看到的？”
“手抄本《毛泽东传》。”
“哦，哦……”’陈指导员不再说话。排长也来了，与陈指导员交换了眼色，又走到一旁低声交谈后走了。一会儿，苇子里传来陈指导员的声 音：
“你们以后别再瞎嚷嚷，人家写的是毛主席的座右铭。”
“座右铭是什么意思？”
“这都不懂呀！”
“我们没念多少书嘛。人家老知青读书比我们多。”
“哼！读书越多越反动！”
“可不能这么说。”是郑晶晶的声音。
血红的晚霞中，走在回归的队列里，磨破了血泡的双手火辣辣地
疼。我想起了营房院中有一块磨刀石，晚饭后，便将磨刀石搬进了屋，
烧了半壶水，然后将十几把推刀—一检查，凡是卷了刃、钝了口的，统统
拆下，蘸了温水在石上磨。
“你也会磨刀？”谢萌萌惊异地问。
一排一班的屋子为什么这么黑？是烟熏的。烟熏当然是烟囱不畅。每日清晨，第一件伤脑筋的事是生炉子冒黑烟，大冬天，熏得人住屋外跑。等炉子着了，火又燃得半死不活，半天烧不开水。火炉旁竟然结着冰霜。
郑排长带着一身寒气进了屋，将呼啸的北风关在门外，立刻抱住烟囱暖手，埋怨屋里还结冰霜。大家说是炉子不好，团部的炉子烧得砖都红了，屋里热得只穿毛衣，哪像咱们这儿，冻死人。
我默默无言。开始注意砖炉的构造，观察炉膛大小，通风口的位置，回屋便琢磨这炉子的毛病。炉膛大大，通风口位置不对，烟囱也有问题，气流不走炉底却走了风口，氧气便不能充分助燃，所以火不旺。于是，煤炉改造的草图绘在了心中。
郑排长交待高班长改造炉子。星期天，高雅娟从男生排请来了一个“小炉匠”，女孩子们马上包围了他，端茶递烟，个个嘴上都像抹了蜜，叫得小男兵劲头十足。他马上脱下棉衣，拆了旧炉子。几个姑娘忙着端水，和泥，递砖，递毛巾。小伙子三下五除二就砌好了新炉子，匆匆地走了。姑娘们立刻生火，一会儿便被包裹在一团雾里，炉盖上浓烟四起，弥漫整个小屋，呛得大家涕泪交流，依然不见火起，于是，群起而攻之说是炉子砌坏了。高雅娟只好拆了炉子。姑娘们挽起袖子，拿着泥刀，像孩子搭积木一样，拆了又搭，搭了又拆，反反复复弄不好，一个个垂头丧气，宣布不会盘这个玩艺儿。我见是时候了，走过去，对高班长不容推辞地说：“请把泥刀给我！”
雅娟疑惑地看着我。罗芹率直地问：“你会？”我自信地点点头。萌萌高兴地喊：“班长！让她砌吧，她肯定会！”多么单纯的女孩子，她以为我什么全会。
很快拆了新炉子，依照自己的方案砌了起来。班长、萌萌帮忙，大家配合默契。
炉子砌好了，我点燃了几张纸，放人炉膛，“轰”地一声火着了。炉火走向与设计一致，我心中有了底。萌萌往炉膛里填柴，加煤块，并盖上炉盖。我从通风小口点着了火，不见浓烟冒出，烟道畅通。柴火引着了煤块，很快炉砖便烧红了，烟筒烫手。
烟筒烧红了。水滚开了。
屋里温度升了起来。姑娘们脸上绽开了笑容，我的心里很甜，很开心。
夜里，郑排长回到小屋，热气扑面，欣喜地问高雅娟：“是三排来人 修的？”
“不，是她。”高班长指着我。
郑排长向我投来信任的目光。很久了，我没有见过这种目光，心里 暖暖的，呵，我多么希望永远生活在这种目光里。人与人之间，本该是这样的。
“战勤连炊事班，炊事班全体同志，赶快到团卫生室，你们班长病 逝，你们班长病逝……”播音员急切而沉重地喊着。
团部操场上正在放映的电影突然中断了。
忽拉拉站起一排人，向场外挤去，秩序大乱。人群中笼罩着不祥的 气氛。
“王班长得的是小感冒，怎么会死呢？”
“啊，不会吧，他这么个结实人会死？”
“是不是听错了？”
电影散场很久了，一班姑娘们都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地等消息。
门开了，连部文书小社进来了，脖颈上挂着一双崭新的大头翻毛皮 鞋。
郑排长问，为什么又把皮鞋拿了回来？
小杜说，人死了好一阵子，脚硬了，皮鞋穿不上去。
屋里一片抽泣声。
陈指导员推门而人，阴沉着脸。郑排长迎上前问：“听说王班长只 是得了感冒，怎么会死了？”
陈指导员说是合医生误诊，实际得了急性肝炎，没及时治疗，晚了。
语气很悲痛。雅娟说，这吕医生水平太差了，上个月，电话班李卫东嗓 子疼，也是他误诊，说是着了凉，随便开了几片药，谁知他是咽喉神经麻 痹症，后来不能吃喝，死了。这叫什么医生呀。
“王班长啊……”一声凄厉的哀嚎，令人心颤，是小胖在哭喊。
郑晶晶从容地为指导员出谋划策，商议王班长的后事。
这一排一班，成了指导员的临时办公室，人来人往。郑晶晶像他的 高参。
王班长病逝的第四天，文书小社领来一位中年男子，脸膛黑红，胡 茬子又长又租，显然几天没刮脸了；一身中式黑棉袄，手提帆布包。不 用说，他一定是王大伯了。
王大伯一进门便叫道：“孩子们……”
姑娘们一拥而上，“大伯、大伯”地喊个不停。有人接了他手里的 包，有人拉他坐在炕沿儿上，有人倒了茶，双手捧给他，问寒问暖，问路 上辛苦，谁都不提王班长的名宇，惟恐老人家再伤心。
“孩子们……”
“大伯…”
“你们过得还好吧？你们怎么不说话？”他环视着黑屋，说：“孩子们 辛苦哇，住这样的屋子，连个水缸都没有，怎么吃水呀？”
姑娘们告诉他，每天早晨，炊事班派人去村外水并打水，全连共有 一口大水缸。王大伯又问吃什么饭，有肉没有，想不想家……姑娘们一 一回答，有的说，我想奶奶。有的说，俺想俺爸……七嘴八舌。
小杜将一件新的军大衣和那双大头皮鞋交给王大伯。王大伯推辞 道：
“这些都给我那儿子穿上吧……”
“大伯，他穿不上，还是您拿回去吧。”
王大伯摇摇头，噙着泪说：“我带来了。”他打开帆布包，取出一双黑 布鞋，说：“给他穿这个，这是他娘熬了一夜为他赶做的。”
小社接过来，又传给了郑晶晶。郑晶晶细细地看，便咽道：“孩童身 上衣，慈母手中线……”
有人“哇”地哭出了声，接着便哭成一片。
陈指导员、炊事班战士们、王班长生前好友纷至沓来，挤满小屋。
黑压压的影子映在报纸糊的墙上，晃动着。哭声震得小屋像要倾倒了 一样。
王大伯被这集体的哭嚎深深地感动了，他劝说孩子们别哭坏了身 子，你们爹娘也想你们呀，千万都要保重。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看到你们跟看见我那二小子是一样的啊！大伯越劝，北炕角落里的小胖哭声越高，上气接不了下气，像要将五脏六腑哭出来似的。大伯循声望去，目光里充满了怜爱。她的声音早已泄露了她内心的秘密。可怜的小胖。
王大伯低声询问身边的人，小胖姑娘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然后 叹道：“同岁呀，可惜了……”
他向小胖招手，将她拉过来。
小胖便咽着，低头坐在王大伯的身边。
王大伯拍着她的头，劝慰她，才说了几句，自己竟也眼圈红了，连连 摇头，叹息。
王大伯起身告辞去歇息。小胖硬要替大伯提行李，大伯劝她留步， 怎么也劝不住。小胖一手提着帆布包，一手搀着大伯出了门。
大家簇拥着他们消失在夜幕中。
团卫生室里，停放着王来富的尸体。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兵团战士 服，平躺着，身上覆盖着白被单，显得魁梧高大，脸上没有血色，神态安 详。王大伯仔细端详着儿子，一双手颤颤抖抖地抚摸着，不由得老泪纵 横。
小胖已经哭得眼睛红肿。她默默地走到王来富身旁，将那双黑布鞋套在了他僵硬的脚上，穿上了，很合适。据说，人死了，身体僵硬，穿不上衣服和鞋子，只有死者的亲人才穿得上。
小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绣花小手绢，那是她起早贪黑悄悄绣的，细 密的针线，绣进了她多少真挚的情思呵。她将绣花小手绢放在王来富早已僵硬了的手心里，然后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他，目不转睛，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凝视呵，仿佛一切都已凝固，一切语言都成了多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呵，好深好深，好悲苦好悲苦。突然，小胖跪了下来，跪在众目瞪腹之下，又一次失声偷哭起来，滔滔的泪水，像是进发自她的内脏最深处，是沉重的，更是压抑的。她哭呵，哭呵，双肩颤抖着，哭得惊天动地，闻者无不泪下。
大家说，今生今世没有听过这样的哭声。
可怜的小胖阿！
汤副政委仁立在半月形环山的东坡上，十分满意e已选的墓地。
他说，举目四望，背靠环山，面对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以后这里就是咱们 兵团战士的公墓了。
人们走到李卫东墓前，鞠躬致哀。
坟头上，稀疏的野草在寒风中颤抖。木制的墓碑上，字迹已经模 糊。
汤副政委和陈指导员在李卫东的墓旁选了一块地作坟穴。大家开 始动手挖掘。
有人唱起了悲枪的《洪湖赤卫队》——“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 埋在那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八师七十四团战勤连炊事班长王来富，静静 地躺在白木棺材里下葬了。他和电话班活务员李卫东是第一批在草原 永久落户的兵团战士。

三十五

我永远忘不了姑娘们集体嚎哭的情景。
从此，我不再从心里嘲笑她们的眼泪。我同情她们。
相处久了，她们不再顾忌，当着我的面说怪话，称招兵的人是大骗子——说内蒙古这地儿可好了，每月可以挣一只大绵羊，还发枪发衣服，发羊毛大头皮鞋。大绵羊能值好多好多钱吧？穿军装背枪多“飒爽英姿”呀，大头皮鞋又多威风！于是，人人争着报名。谁知，来了几个月，没见着一只绵羊，整天吃玉米大法子加咸菜，每周才有一顿牛羊肉。大头皮鞋更没见到。只有男知青排有几杆破枪。兵团战士月薪六元。女知青比男知青多七角。男知青不满，找到当官的说理：男知青比女知青出力大，干活多，凭什么女知青的钱反而比男知青多？回答说是女知青有特殊情况，不宜多问。于是男知青们气呼呼地离开了。女孩子们知道了，得意地哈哈大笑，说男孩子们太笨，全是傻帽儿。
不知为什么兵团女战士的眼泪那么多。从前，在巴音淖尔时，接触的全是男知青，他们充满阳刚之气，大声吹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整天快快乐乐，没见过谁掉眼泪。现在，才知道女孩子确实是水做的，一丁点儿小事都会冒眼泪。这时我才觉察到，自己怎么不像女的，是不是这些年被男性化了？怎么这些女孩娇气得整天让我担心，我觉得，我该为她们做些什么事。我想到了义务帮厨，顶替王班长的空缺。
清晨，天正黑着，姑娘们仍在睡梦中。我踏碎了寂静，向炊事班走去。
厨房亮着灯，两个姑娘正在忙碌。我进了门，径直走向灶台，向灶里添柴。两个姑娘惊讶地望着我。我旁若无人，只管干活儿。她俩正在埋怨厨房缺人手，顾不上问我的来历，很乐意地接受了。由于配合默契，早饭开得很顺利。早饭后打苇子，晚上收工回来，姑娘们都累得在炕上东倒西歪，我收拾好工具，洗了手，便又去了厨房。
厨房不大。南墙上是糊着破纸的木格窗。窗下的灶台上有两口特 大号铁锅。屋梁上，悬荡着破碎的蜘蛛网，缀满重重的灰尘，随着气流 缓缓颤动。地面脏得难以下脚，像是几百年没清扫过。两个姑娘围着肮脏的围裙，正忙着做晚饭。长辫子姑娘见我来，马上将板凳让给了我。显然，两位姑娘很欢迎我。长辫子姑娘揉面，短发姑娘往大锅里倒水。我添柴加火。很快，大锅里的水沸腾了。
两个姑娘一齐将大铝盆抬上灶台，里面盛满面疙瘩。面疙瘩和得 大小不一，大的如乒乓球，小的似米粒。短发姑娘说：“火再大些。”我立 刻添柴，又架空柴块，火迅速燃旺了。两个姑娘大把地抓了面疙瘩抛向 沸水。长辫子姑娘立刻用大铁锨一样的锅铲在里面搅动。
“哈哈，瞧这面疙瘩个儿大吧。这才是真正的王八蛋。今儿咱们做 工八蛋扎猛子，省事。”
“对对，我就喜欢做王八蛋扎猛子，真痛快。”这两个小丫头像在玩 游戏，争着向沸水里抛“王八蛋”，脸儿红红的，时时发出兴奋的呼喊。
突然，“咕略”一声，墙壁上一片泥块掉进了大锅，她俩高兴得嗷嗷 直叫。
我急得站起来，说：“快，快捞出来户长辫子跳上灶台，抄起铲子将泥块搅了一下，让它化在锅里。她快乐地喊：“捞出来干嘛？只当是加了点胡椒粉吧。”
我责备道：“为什么不捞出来？这锅饭怎么吃？”“牙珍着吃呗，谁叫 指导员派我们干这鬼差事的。条件不好嘛，艰苦奋斗嘛，大家共同克服 点困难嘛。”
“这样吃下去会得阑尾炎的。”我说。
“得了又怎么样，省了医生失业呀。”
起风了，刮得破窗纸哗哗响。一股股寒风钻了进来，灰沙吹进大锅 里，上面脏兮兮地漂浮了一层，真像是撒了胡椒粉。我急得又站起来， 长辫子姑娘哼哼道：“有什么办法，克服着点儿吧。”
开饭了。姑娘们端着各种颜色、形状的碗、饭盒，边吃边吐沙子。
“呸！真牙储，呸呸！真他妈的王八蛋！”
排长说：“炊事班是怎么搞的，天天吃饭都这么牙渗。”
萌萌说：“上个月我住院割阑尾，医生说咱们团阑尾炎的发病率太 高了，就像咱们团女同志得妇科病一样，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呢。”
我的心颤抖了，因为亲眼看见了炊事实况，当然也就明白了战勤连 阑尾炎发病率高的原因。
冬日。天空湛蓝如洗。
白云悠悠，天气太好了。
一匹白马拉的水车慢吞吞地走在空无一人的路上，好安静，只有马 蹄声、车轮声和大木桶内“哗哗”的水声。我驾着马车，好开心，有一种获得自由的难以言喻的快乐。
这些日子，我大天去炊事班帮厨，感动了班里所有的成员。她们放 心地让我独自赶车拉水。从前由王班长拉水，他去世后，全由姑娘们自己干。她们连绵羊都怕，更别说驾驭高头大马了，以为拉水的活儿苦不堪言，其实是小事一桩。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美差，独自驾车去村外，真是一种享受啊。
一个星期天。炊事班的短发姑娘喊我去帮助套马。郑晶晶不高兴 了，说最反感墙倒众人推——人一倒霉，谁都来使唤。山西姑娘央求说，王班长不在了，班里确实没人会套车，只好求长征了。郑晶晶扭过脸去，不再吭气。萌萌羞那姑娘说：“什么不会套车，干脆承认你胆小好啦！”
我知道，她心里是向着我的。
我去了，将水车套上马。正要上车，高雅娟匆匆跑来，厉声说：“长 征！别走，指导员命令你以后不准再去打水了。”她又转向一旁的长辫子姑娘，说“你们怎么能让监督对象打水？这可是关系到全连的大问题，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责任重大呀！”
望着远去的马车，我心里好一阵悲哀。
我连打水的权利都没有啦，已经被划到人民的范围之外了……
大白马拉水归来，被挂在了水车铁轮子上。
指导员说，要改善伙食，杀掉它。
草原人自古爱马，不吃马肉。
骏马是草原人的骄傲，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杀马的。天知道指导员怎么想的。
中午时分，大白马倒在了血泊里。
它被割断咽喉，鲜血淌了一地。昨天，它披着长长鬃毛的大脑袋还在威风凛凛地高昂着，今天就死了，我为失去这不会说话的伴儿哀伤。
晚餐时，食堂格外热闹。
全连男男女女聚集在小学校教室里。并列在一起的课桌上燃着许多蜡烛。大小不一的盆碗摆在桌上，每人分了一份马肉炖萝卜，香气四溢，诱人垂涎。人们狼吞虎咽，谈笑风生，桌上留下了一堆堆骨渣。我端着马肉，咽不下去。可怜的大白马呀，就这样变成了一片碎骨渣，可怕的人类……
第二天，短发姑娘找上门来，理直气壮地对郑晶晶说：
“叫长征帮我们去打水，我们已经跟指导员说了。”
郑晶晶冷笑一声道：“哦！马没了让人去拉车！好好儿的大白马，拉车多省事，非要宰了吃，全连这么多人，能分几块肉？以后天天人拉车，看累死你们。让人家代替牲口拉车，像话吗？”
短发姑娘也不争辩，硬着头皮将我带走了。
我站在了大白马的位置上，将马套套在自己肩上，拉着水车上路了。一旁跟着几个女战士。回来时，上坡下坡，由于车高人矮，水在大木桶内晃荡，溅得我们头发和衣服全湿了，很快结成了冰，硬邦邦的，像穿上了一身盔甲。
又到了放电影的日子。放映之前，先放映了一组幻灯：一群兵团女战士在拉水车，衣服上裹满冰壳——表扬战勤连炊事班姑娘为解决全连吃水问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无畏。
高音喇叭里，激荡着高昂的声音：“为全连战友吃水，何惧水溅全身 冻成冰。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
观众们被感动了，纷纷向炊事班投去敬慕的眼光。
此后，炊事班再也不找我拉水了。兵团姑娘们争先恐后地帮助炊事班拉水车。她们单纯得真可爱。
夜。一、二排正聚集在二排宿舍开会。
二排的屋子大，能坐下全排的人。
“长征，上这儿来坐。”一个柔弱的声音。我抬眼望去，见是一位娇小的姑娘，披散一头瀑布般的黑发，半躺在南炕头。她披着棉大衣，背靠着垫高的枕头，齐胸盖一条被子——是个病号。她面带凄楚，身子软软的，但是，竟敢当众叫我坐她身边，不怕受牵累？她好勇敢！
她很美，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我脱了鞋上炕，坐在了这位美丽的小病号身旁。有人在窃窃私语：
“臭鱼找烂虾，夜壶找尿盆儿。”显然是在说我们。高雅娟和谢萌萌跟在我身后也坐在了一旁。她俩是例行公事，时刻不离我的左右。
屋里，人声鼎沸。
“她真是个病西施，名不虚传，长得真漂亮，病怄怄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是雅娟和萌萌在低声议论。
“听说她本来没病，后来犯了作风错误就病了。”有人插话。
“她呀，哼！骚货一个，得的是妇科病，叫什么卵……巢炎。从前她总是借口有病不上工，谁知在宿舍干什么，就是这样搞出来的病。”又有人说。
我听了，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小慧也爬上炕，低声与病西施说话，眼睛里充满了同情。
我仔细打量病西施，她的双眸黑白分明，又大又亮，两道黛眉弯如新月，又细又长，因为病，眼眶罩着淡青色，额眉微蹩，鼻子小巧，嘴唇的曲线很美，有些苍白的瓜子脸，生着病也那么动人。她没有梳头，披散的长发又黑又亮，这模样，在这个年代，大与众不同了。
“冯丽，你肚子还疼吗？”小慧柔声问。
“还是疼，来那个疼得更厉害。”
“多吗？”
“很多很多，真的不是故意装病。女的真可怜，来了那个还要去冰上干活儿，弄坏了身体是一辈子的事呀，将来结婚都成问题，指导员也不是没爱人，应当懂得呀。”
她说话如此大胆，竟敢提“结婚”二字。
“小慧，女孩子单独留在宿舍里太危险了，最好也不要单独去看病。 唉，那天我不该感冒，治病，反而落下更坏的病。记住，男人没几个好东 西，你在连部，千万小心点，别上当！”
声音不大不小，也不回避他人。
小慧听了点着头，眼里闪出了泪花。
“好像你对陈指导员有好感？”病西施问。
“他挺可怜的，常说他爱人患癌症快死了，他说他喜欢我，说我天真 活泼，就是大小了。”小慧脸上现出甜甜的微笑。
“我警告过你，只要是男的就要小心点，别傻了……”
“大家安静！”有人高声喊道。
一个梳小辫的姑娘站在炕上说：“现在请二排长给我们讲故事。”
大家鼓掌。没文化生活，讲故事就是最大的娱乐。
齐排长的目光扫视着众人，最后戏剧般地停留在我身上。于是，大 家的目光也一齐聚集在我身上。
故事开场了，绘声绘色，主题极为严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 争。没有人再说笑，大家都听出了故事的针对性。
二排长曾与一排长竞争，没有争到管教“反革命”的重任，不甘示 弱，要在这两排合一的场合露一手，效果不错。每当她讲到关键时刻， 都要盯着我久久地看，大家的目光也就一次次在我身上聚焦。
我也用目光扫视大家，但是，心里很不是味儿。
陈指导员悄悄进来了，径直朝冯丽的炕边走去。小慧移开位置，让 指导员坐下。
“小冯，好些了吗？吕医生来看你没有？”声音极为温和，像在安抚 自己的爱人。
“好点，但愿不要再看病！”口气又冷又硬。
指导员不厌其烦地安慰她保重身体，眼里满含着柔情，还替她拉拉被子，并且问她给家里去信了没有。
“指导员，我怎么给父母写信？怎么说？我一辈子算是完了！”
“小冯呀，人生的路还长呀。想开些，生病治病，会好的。”他们谈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了。
看着伤心的冯丽，我想起了余汝明。那个风雪之夜，他使心计留住我，对我做了那事。当时我很害怕，羞得心慌意乱，生怕别人听见。不过，我和她不一样。我有余汝明对我终身的承诺，他发誓要与我白头到老……
二排长讲完了故事。指导员做完了阶级斗争天天讲报告。散会了。

会后，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早晨，我感到头晕目眩。
小杜通知我不要出门，说团保卫科找我有事。
保卫科龚干事来了，夹着黑公文包，鼓囊囊的，显然装着很多“黑材料”。
“你要老实交待，你知道的，我们已经掌握。你不知道的，也全部掌握了。余汝明罪证如山，只等着正式判刑。现在关键看你的态度，不老实，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龚干事厉声说。
他的话跟徐永红一样，早听腻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干脆对着干。他说一句，我顶一句，句句引用毛泽东的话。舌战中，我以富有想像力的语言，将自己塑造成了大义凛然的革命者。龚干事竟然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束手无策。原来，他根本不了解巴音宝力格牧场运动的始末。
一旁，留下来看守我的柳小香瞪圆眼睛看着我们。她想不到平日沉默寡言的我会这样口若悬河，并且第一次听说了牧场运动的真相，目光里充满了疑惑。
龚干事不是对手，气急败坏地说：“你……你，讲了一万条，林副主席还是接班人，已经写人党章。余汝明批林就是对抗‘公安六条’，就能定罪。好了，不与你争，听说你有病，有病就要治。柳小香，今晚带她去看病吧……”
龚干事走了，头上冒着热气。
晚饭后，天已黑尽。我们一行三人进了团卫生队的院子。吴医生 已经等候在门口，带我们走进手术室，屋内一片雪白。吴医生也不问 诊，说要用新医疗法，给我治疗“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采用“强刺激”新 技术。萌萌闻言吓得脸色都变了。吴医生着在眼里，要她和小慧一同 出去等。萌萌走了，小慧却不肯走，说要协助吴医生工作。
吴医生在我头顶上找了百会穴，涂了碘酒，取出一根三棱针。我知 道那是放血用的。我学过针灸，知道强刺激是用较强的针刺手法。发 高烧才放血呢。他将三棱针刺人我的头顶，连刺多次，并用碘酒压住流 血。一团团带血的棉球抛在地上。我一声不吭。他又取出一把手术 刀，说用刀在穴位上开个口子才是真正的强刺激。言罢，手起刀落，刀 尖划开了头顶，鲜血洞洞冒出，顺着太阳穴流淌。小慧吓得叫出声来， 又立刻捂住了嘴。
“拿消毒棉花来，再把碘酒也拿来！”
吴医生用棉花压住伤口，又用浓碘酒压在了新鲜的伤口上。一阵 火辣辣的疼痛。我咬了咬牙，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小慧又惊叫道：
“吴医生，你没打麻药就开刀，还上碘酒，这多痛呀，平白无故开个刀口 子干什么呢！”
“你叫唤啥！打了麻药还叫什么强刺激！少多嘴，拿纱布绷带来！”
吴医生将纱布盖在我头顶的伤口上，贴了胶布，又让我上手术台俯 卧着，命令我解裤带。我不肯，问为什么，他说尾椎骨那儿有个长强穴， 治疗神经官能症有特效。小慧在这里，你怕什么？他让小慧解了我的 裤带。我以为他扎几针就算了，不料，他抓起了手术刀，手起刀落，刀尖 扎进了尾椎骨的位置。这一刀，下手重了。小慧忍不住说：“行了行了！ 这样重地挨刀子，让人怎么坐凳子。”
吴医生又夹了浓碘酒压住伤口，疼得我咬住了嘴唇，几乎咬出血。 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不要失态！挺住。吴医生神色倒有些慌，因为下 刀子重了，血出多了。他在我灼热的伤口上用粗糙的纱布揉来揉去，好 像我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看见血淋淋的纱布一块块扔在地上。折 腾了好一阵，吴医生又用纱布封住了我的第二道伤口。我忍痛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准备出门。吴医生又将我按在凳子上，不顾我的反对，用纱布包裹头顶，并且从下巴到头顶缠上绷带，又围着整个头部绕了几圈。顿时，我变成了重伤员模样。吴医生的行为如此夸张，不能不让我怀疑他的动机。
有几个人忍不住好奇心，进来盯着我观看，叽叽喳喳：
“原来她是这个样子！”
“唉，真像个残兵败将啦。”
“电影上的俘虏都是这个样子。”
“怎么搞的？她进去好好的，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小慧、萌萌跟着我出了手术室。
门口挤满看热闹的人，夹道围观。这种侮辱性的围观，使我心如刀 割……
天很冷，不再有行人，我感到自己高傲的自尊心受到了难以形容的侮辱。我不是反革命。即使是反革命，也不应该这样折腾。我有着与牲畜不同的人的尊严呵。走在刺骨的寒风里，裤子磨着伤口，火辣辣地痛。
两个姑娘在我身后低声议论：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这样整治？

满屋的人看着我，一齐瞪大了眼睛。大家面面相觑，惊讶不解。
郑晶晶问小慧：“这是怎么搞的？”
小慧眼睛里闪出泪花，一五一十地说。
郑晶晶绷着脸说：“用刀子割了再拿碘酒烧，也真下得了手。头昏割屁股，什么道理？以后让人家怎么干活儿广小慧道：“排长，这两大别让长征去打苇子了吧，她尾椎上的刀口割得长了，又没缝针。”
郑晶晶当即同意，嘱我留在炊事班帮厨。
春节即将来临。炊事班早早地做准备了。这地方没有鸡鸭鱼猪，只好全用牛羊肉代替。内蒙古正值酷冬，整只宰好的牛羊冻得硬邦邦的，如果不剁开是吃不到嘴里的。剁肉是一件苦事，炊事班的姑娘们正为此发愁。这时，我来了，正中她们的意。于是，切肉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
厨房狭窄，不方便。我将每块几十斤重的冻肉块全部搬口班里，卷起铺盖，跪在凉炕席上干活。我磨利了刀刃，将大肉块放在小面板上，一片片切下，装进大盆。
从早干到晚，大家收工回来了，谁都不怨我占了炕席。晚饭后，我继续切，不停地切。姑娘们看见满盆的肉，人人眼中闪着光彩。兵团规定三年不能回家探亲，她们注定要在这里过年了。
一连三天，我跪在冰冷的炕席上，一刀刀切完了全连人过节用的冻 肉，终于发现我站立不起来了，由于膝盖长时间弯曲重压，也由于炕上大凉。我想去上厕所，才发现双腿完全不听使唤，只好用双手帮忙，将身子移下炕，勉强下了地，一步步挪到公厕。
进了厕所，只见每个粪坑都露了尖儿。粪便一层层冻成高高的冰柱子，不能再供人使用了，于是，姑娘们居然随地大小便。我无处下脚，屏住呼吸，踏着脚尖穿行，找了一个空地蹲下去。当我站立起来时，发现膝盖硬挺挺的，怎么也站不起来，急忙扶住墙壁，用手去撑，还是不行。正着急时，两个女兵团战士进来了。
一个扎两根翘翘辫，穿一身松松垮垮的黄色兵团服，像裹着一个布娃娃。一个梳一双流行的小刷子，黄兵团服外罩着老厚的蓝棉衣。她们踮着脚进来了，抱怨着蹲下。
我努力地想站起来。布娃娃很机灵，一眼看出我有毛病，向我伸过双手，喊道：“沈芳姐，快来，你看她站不起来了！”沈芳立刻赶来，将我扶住。她俩左右挽住我，帮我站了起来。
“你的腿怎么了？这么厉害。你是哪个连的？”沈芳问。
“就是旁边那个连的，你们呢？”我支吾着向北边指。
“我们是工副业连的。”
“干什么活儿？”
“做酱菜。”布娃娃抢着说。
沈芳告诉说，工副业连主要制作副食品，做咸菜，泡酸菜，做豆瓣酱、酱油、豆腐。他们连长还说以后要做罐头，让内地人也吃上他们做的牛、羊肉罐头。她很自豪，连长的蓝图被她描绘得如此诱人。
沈芳的眉宇间有一股豪气。布娃娃小嘴鲜红，皮肤嫩得可以捏出 水，奶声仍气的，根本还是个小孩儿。我忍不住问她有多大了。她口气很大地称快十五岁了。我说，看她样子，只有十三四岁，怎么也跑到这地方来了？
她说是自己坚决要求来的。她见沈芳和许多好朋友都响应毛主席 号召，就跟妈吵，也一定要来，最后她赢了，她说着时，一脸的得意。沈芳疼爱地望着她，说：“这小豆子，跟她妈吵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咋啦，不吵妈还不放咱呢，年龄怎么了？我向毛主席保证，咱干活儿哪点落在你们后面了？”小豆子吸着嘴，撒娇似地说。
“小豆子，快，快，要集合了！’抗芳催促她，又对我友好地说：“大姐， 我们先走了，你可要当心呀，以后再见吧，我们住得不远。”
她俩踮着脚出去了。
目送这对可爱的兵团姐妹出了门，我扶着墙，走了出去。又有几个 姑娘鱼贯而人，大骂不文明。
傍晚，陈指导员来了，指派我去打扫厕所。郑晶晶轻声对雅娟说：
“炊事班让她切肉，干了好几天，现在又让她去扫厕所，明明知道她的刀 口还没长好，就让她干这干那的。这人心都是怎么长的！”
她的一番话，说得我好感动。
第二天，我扛起十字镐，迈着不听使唤的双腿，表情平静地走向公 厕。
我用镐头砸掉冻牢在地上的粪便，开出一条通道，一会儿就满头大 汗了。敲掉茅坑里冒尖的粪堆格外费力，猛力下镐，只能敲掉一点碎冰 碴，粪冰碴四处飞溅，溅到我脸上、嘴上和头发上。最糟糕的是要弓腰。
我的膝盖失了灵，腿不能弯，弯一下就会跪下去，难得再站起来，只好绷 直双腿向前弯腰，每弯一下，就扯动尾椎的刀口，疼得直冒汗。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我强迫自己坚持下去。
当人们再次跨进公厕，里面已经干干净净了。

三十六

柳小香长得小巧玲珑，亮亮的眸子里透着灵气，因她做事沉稳，高雅娟总是派她看管我。我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随之，郑晶晶也渐渐有了变化。
我观察郑晶晶，她有主见，敢决断，办事沉稳。她与我朝夕相处，也在观察我。常常，我一抬眼便碰见她一双锐利的大眼睛，目光里不再对我有敌意了。这种年月，乱说话会飞来横祸，但是，她那双会说话的大 眼睛，已经告诉了我许多许多。
点灯时，郑晶晶擦亮了灯罩，整个屋子显得亮多了。郑晶晶坐在灯下，缝补内衣。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姑娘们三五成群地疯疯笑笑，下棋，织毛衣，为小事吵嘴，哭鼻子……把个北炕上折腾得热热闹闹。
“长征，你为什么要保你们牧场的党委书记？”郑晶晶突然直率地问。
“保卫科不许我对你们谈这些。”
她神秘地一笑，说：“你对我说没关系，我跟那些女孩子们不一样，我比你小不了几岁，也参加过运动。”
郑晶晶说出这番话，令我大为吃惊。我考虑了一下，便简述牧场运动情况，并且搬出毛主席让“干部亮相”的最新指示，说明朝鲁书记是广大牧民信赖的好干部，应该保护。
郑晶晶闪动着聪慧的大眼睛，点头自语道：“今天是好人，明天就被打倒，后来又平反，平反了又反过来整别人。今天你上台，明天他上台，是是非非，何苦来呢。我看呀，真正的坏人才不这么蹦跶呢。我这个排长只能例行公事。长征，你自己保重……”
正说着，高雅娟也拿着衣服坐在了灯下。萌萌也凑了过来。高雅娟说：“排长，咱们指导员就说你是块领导料子，比二排长好。二排长可是个人物，要是你长征在她手下，不给整死才怪呢。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呀，就是好折腾。我家就住在公安部大院，北京的大干部都关在一个楼里。那帮高干子女冲公安部，要找他们的爸爸妈妈，可也是的，把大人全抓走了，留下这些孩子能不急眼吗？冲了就犯法，就抓起来，成了反革命。这年头，反革命帽子满天飞。”
“长征，你家在哪儿呀？”郑晶晶问。“江城。”“哦，好远的地方，我听说那里武斗很厉害，你没赶上？对了，你在北京上学，后来的两大派武斗，你参加了没有？”郑晶晶又问，句句问中要害。
幸亏我们走得早，没来得及参加武斗。
“可惜我没瞧见这个热闹。”我答。
郑晶晶说：“原来你还不如我呢。那时候人人分了好几派，各派都去抢枪，说‘文攻武卫’是江青提出来的。我们学生也跟着凑热闹，向‘工总司’要枪，我还弄到一支小手枪玩过。那可是真枪呀。你别看那些小姑娘文文静静的，其实好多人都玩过枪。”
我摇摇头，一再表示惊讶。
“最可笑的是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打派仗。
‘捍卫团’守在地道里。‘工总司’发动人海战术，又是枪又是炮，把‘捍卫团’打得钻进地道里不敢露头，‘捍卫团’被围了好多天，受不了了，在地道口升起一件白衬衣，表示投降了。‘工总司’的人得意洋洋，在地道口围成一圈，里面的人高举双手出来了。”
“太可笑了，好像一场梦。”萌萌说。
“那会儿，别看我们是女孩子，胆子大着呢，也围在地道口，看那些老工人举着双手，一个个胡子老长，脸也好久没洗。你说自己是真革命，他说自己是真革命，吵来吵去，都是当爸爸的人了，还跟年轻人一样打派仗，傻不傻？”
“后来呢？”萌萌问。
“后来打赢了的就自称革命派，夺权，专政，把另一派打成反革命。
另一派不服气，跑到北京‘中央文革’那里告状，告赢了，就又抖起来了，跑回来再夺权，再专政，说对方是反革命。唉，这年头当个反革命容易得很呢，太像闹剧了。”
高雅娟说：“郑排长，怪不得你有主见，原来你见过大世面呀。我妈可不行，管我太严了，把我关在家里，成了小保姆了。
这天晚上，郑晶晶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她果然有经历。我暗暗希望她与领导和平相处不然她的经历将成为十分惨烈的条罪状。对于政治游戏的残酷，她还是估计不足，不该谈得这么随意。我有些为她担心了。
灯光照着郑晶晶的脸，柔柔的，我第一次细细观察她，脸盘儿圆润，高额头，大眼睛，两条粗黑的辫子垂在隆起的胸前，原来她长得很漂亮呢……

三十七

人心浮动，都在期盼春节到来。连里买回一小群活羊，陈指导员说要送到连部，犒劳建营房的功臣们，让他们过个肥年。他派了几个男战士赶羊，不行，没放过牧赶不动，急得他们围住百十只羊团团转。经过再三考虑，陈指导员向团里请示——最后决定——可以让监督对象——长征赶羊去连部。
为了保险，陈指导员派了两个人随行监督，但是，只有一匹马，她们二人只能步行。一个男兵团战士低声对陈指导员说：“指导员，长征一个人骑马，万一逃跑了怎么办？谁负责？”
指导员笑着摇摇头，他有把握，这个人是不会跑的。他将一未封口的牛皮纸信封交到我手中，让我亲手交给连长。我将信仔细揣进怀里，携了长鞭，翻身上马。罗芹和柳小香两位监督者走在我的坐骑左右。我挥鞭赶羊，向后山而去。
这群羊全是新疆改良种，傻头傻脑的，没有山羊带路，死活不肯走路。我挥动长鞭，大呼小叫，赶一下它们挪几步，磨磨蹭蹭慢慢吞吞，急死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它们赶上了北山顶。站在高山岗上，极目远眺，好一派北国风光啊！霍斯淖尔的土屋群，女生排的黑屋，像小积木一样，时隐时现在淡淡的雾气中，环山、苇子湖，浩渺在清白的色调里。山顶上，一条车辙密布的大路蜿蜒远去，直达山背后的盆地。盆地北侧有一片红砖瓦房，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还要走很远的路，我骑在马上，扬鞭赶羊，终于越过山岗，加快了行进速度，将两位监督者甩下很远。
这两个女孩子已经气喘吁吁，力不能支，只好跑到公路上，这样步伐轻松得多，监督方式也改成了“目光遥控”。
又自由了，真开心！
羊群呈扇状在我前而散开。我放声纵情歌唱歌，歌声飞扬在草原上。我穿着蒙袍，放牧在白雪覆盖的金色草滩，唱着悠扬的牧歌，此景此情，令两个初来草原的女战士看得发了呆。
我的歌声在原野上回荡，他要能听见该多好呀。他在哪里？是在那东方的山背后吗？如果朝东走，翻过环山，能看见他吗？我好想他呀，想得好苦好苦，好累好累。愿我的歌声飞到山那边，和他在一起。汝明呵，汝明呵，你听见我的歌了吗？
太阳落山前，羊群到达了连部驻地。一排排新建的瓦房耸立在眼前，这是兵团战士拼了小命赶在大雪之前盖起来的，不少房子仍在建筑中。
我们找连司务长交差，然后走进很气派的食堂，在长凳上坐下，伏在放着血淋淋的牛头的案板上，像男子汉一样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了一顿。
饭后，我将指导员让我带的信交给连长。他一脸的络腮胡子，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说话音若洪钟。读完信，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是长征？”我点点头。他转身叫道：“小慧，带她们去女生班找地方睡。”
小慧应声而至，领了我们就走。今天才知道她住在这里，每天在连部与霍斯淖尔之间来回奔波。
夜幕降临了，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子走来，低声对我说：“长征，到医务室来，我要给你检查身体。”“为什么？”“怕你有肝炎，有传染病。”“我没传染病。”“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跟我走吧。”
我想问问小慧，不见她的影子，只好跟着他走了。
医生带我进了卫生室，让我躺在检查台上，松开裤带，说要检查肝区。他起身去弄电灯，突然熄灭，屋内一片黑暗，我下意识地坐了起来。
那医生摸黑走来，让我躺下。我心里紧张，提高嗓门说：“医生，摸着黑怎么检查？”
医生仍压低声音道：“不要紧，我只是摸摸你的肝区，看看肝大不大。”
“还是看看电灯是怎么回事再检查吧。”
“就这么将就点吧。”
正争执着，有人推门进来了。
“谁在医务室里？怎么不开灯？”
是小慧的声音。她伸手拉电灯开关，不亮，问道：“吕医生，黑灯瞎火的，你在做什么呢？”
“哦……哦……我在给长征做检查，听说她有病，怕有传染病，查一下肝区，不知怎么，一下子灯就不亮了。”他的声音有些紧张。“那叫小李来修灯。”“不要紧，很快就查完了，你来了正好，多实践实践，医疗水平会提高得更快。”
吕医生说着拉开我的内衣，触摸肝区及腹部，摸了一阵，也让小慧摸，边摸边讲解，得出结论正常，说完，迅速离开，将小慧和我留在黑屋里。小慧低声问：他没把你怎么样吧？我问她，会怎么样？她说没什么，但是又补了一句：“长征，以后他再给你检查，一定要告诉我。”
我听出她话中有话，忽然想起了病西施、误诊、传染病、王来富……对！就是他——害人的吕医生，那灯是他捣了鬼才熄灭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幸亏小慧来了，不然就糟了。
又是一夜无眠。

羊群散在草滩上。
我又看见了那座神秘的大帐篷，里面究竟住着什么人啊？好奇心驱使我将羊群赶到山坡下，向大帐篷走去。
大帐篷的帆布门掀开了，出来一位中年男子，身穿中山装，披着蓝色棉大衣，头发稀疏，戴着厚厚的黑边眼镜，文质彬彬。他像我看他一样打量我，请我进去坐坐，喝点茶。我欣然同意，随他进帐。
他问了我的姓名，又问是北京知青吧，生活习惯吗？声音亲切和蔼。很久很久没有人这样正常地对我说话了，我眼睛立刻湿润了。他见状安慰道：“长征，想家了吧？”我惊奇他那么好记忆，立刻记住了我的名字。我摇摇头。他微笑着说不信，转身为我倒茶。又想起请我坐，我见他桌上放有许多翻开的书本，密密麻麻的外文，有的是英文，有的是俄文，有的是日文，还有几种看不出是什么文字，问他，说是德文和法文。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有这么大学问的人，更奇怪他独自住在这里。他究竟是什么人？逃难的学术权威？隐士？想到了我就问。他笑着摇摇头，拒绝回答，说是叫他老郭好了。
我说，你怕什么，当学术权威怕被人斗是吧？我要是这么有学问，一定当学术权威！他说你真是革命小将的口气，太单纯了，太天真了，我认为你们应当读书，做比放羊更重要的事……
罗芹突然出现在帐篷门口，脚步轻得没有一点声音。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她绷着脸，厉声喝道：“长征！放羊怎么放到这里来了！”
我明白在这里不能久留，我的“反革命分子”身份会给老郭带来灾难，一定不能牵连这么优秀的人物。我起身向帐外羊群张望，然后向老郭告辞。
我挥舞长鞭，将羊群赶向草旺的地方。
回首远望，那座帐篷已经很远了，孤零零的，里面住着的这位神秘人物，一定有着更加神秘的经历和故事。这种年月，该有多少非凡的人物神秘地隐身，流落荒山、荒原、荒村啊。
可惜，我不可以再走近大帐篷了。

晚饭后，小慧将我叫到了连部。
大胡子连长请我坐下，叫小香、罗芹坐在一旁。他表情平淡地问：“你父亲是老红军？”“是的。”“哦，不像呀，你这样的高干子弟不多呀，别人都走后门去当兵，你跑这野地方来放羊，不简单呀。瞧你穿着蒙古衣服，还真像牧民呢，唉……”他憨声憨气地笑了起来。难道可以这样对 “反革命分子”随便谈笑吗，我不明白了。
半导体收音机型传来歌曲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胡子说：“最近苏修对边疆知青加强了宣传，你们不要上当呀。”
我回敬道：“怎么可能呢，您太小看知青了吧？”
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不料，他却和颜悦色地说：“我忘了，你是个红卫兵呀，呵呵，我们可是被那些造反派斗惨啰，批我们是修正主义军事路线。唉，一批就把我批到内蒙古来啰。当兵嘛，不搞训练搞什么？我是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这也有罪啦，说是搞反动的单纯军事路线，荒唐！报纸居然老是表扬那些叫娃娃们住地窝子的连队，什么不怕苦啦，光荣啦，献身啦，崇高啦，我就看不惯。冰天雪地住地窝子里，把孩子们冻坏了，怎么向家长交待！我看呀，嚷嚷最凶的人，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住地窝子的。卑鄙呀。这些娃娃，骂我厉害，冬天一下雪，住到了瓦房里，烧个热炕头，该不再骂了吧，唉……”
罗芹说：“谁骂啦，都说咱们连长是刀子嘴豆腐心哩。”
“你们这些娃娃们呀，能多少理解我这个黑山东，累死在这里也甘心啰。”他边说边看表，说：“时间不早了，我给你们指导员写封信，长征你明天带回去，你们这次表现很好，明天，长征骑马回去，小罗、柳小香后天坐顺路汽车过去。”
“连长，我们是指导员派来跟长征一起走的。”罗芹说。
“我看长征会自觉的，就照我的命令办，回去就跟指导员说是连长叫这么办的，好啦，我这就写信，交给长征带着。”他的语气斩钉截铁。
夜里，我难以入眠。
小慧说，大胡子连长过去在部队是个人物，全军大比武时得过全军的优胜奖。“文革”中，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执行者，停了职，被发配到内蒙古来……我想起爸爸，那年全军大比武，爸爸是具体组织者之一，这是从大字报上看来的。我记得，每天早晨，爸爸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还跟年轻战士一起出操。抓军事训练，每天回来很晚。我常常等爸爸，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还没醒，爸爸又出发了……后来，爸爸成了“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被推上高高的批斗台……
这个黑山东，一定也挨过不少拳头、皮带，为什么好人都这么不幸呢……
我相信好人早晚会有好报。
那么，坏人呢，尤其是制造灾难的坏人，会有报应吗？
第二天，在窸窸窣窣的雪花中，我怀中揣着连长的信，单人匹马回到了霍斯淖尔。

第一次在草原上过节，女知青排每天都有人哭鼻子。
傍晚，陈指导员站在炉火旁，面向一排全体战士进行“节前教育”，讲全国山河一片红，讲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讲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劳苦大众仍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待我们去解放，特别地重温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人家又一次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他耸人听闻地说：
“现在，师里团里上正破获一个特别重大的反革命案件——有人直接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副主席，性质极其严重。大家不要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敌人所迷惑。要过节了，必须严防阶级敌人蠢蠢欲动，例如向炊事班伸出黑手。今后帮厨的，一定要选派政治上最可靠、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的人去，以保证大家安全过节。”
这么久了，听不到余汝明的消息，今天突然提到，我心中一阵乱跳。他们要把他怎么样？他的问题究竟发展成了什么样子？我抚摸着尚没有痊愈的双膝，心里好难受。同是远离亲人的知青，我又是她们的大姐姐，当然要关爱她们，惟一可以做到的是帮厨。
我偏要去，尽一点心意，何罪之有？！
第二天，我披着一身晨霜，固执地走向亮着灯光的炊事班……帮厨时，听说陈指导员打了招呼，要亲自上灶，露两手功夫，让大家吃一顿美味佳肴。
傍晚炊事班准备完毕，专等陈指导员光临掌勺。短发姑娘坐在灶口生火，弄得烟雾弥漫，熏得人睁不开眼。在姑娘们一致的埋怨声中，我这个“阶级敌人”钻了空子，轻拍短发姑娘的肩膀。短发姑娘正在抹泪，见了我喜出望外，立刻让位。我也不客气，坐近灶口，将大块木柴抽出来，捡些细树枝塞进去，再撕几张废纸，倒一点灯油，火苗轰然窜起，然后架空大木柴，火焰旺旺地燃烧起来了。
陈指导员来了，我视而不见他严峻的脸色。
短发姑娘凑到我身旁，小声说：“我来烧吧，指导员特别说了的，今晚只要可靠的人帮厨。”
我装作没听见，固执地守在灶口，沉静，严肃，凛然不可侵犯，心中燃着一团烈火，短发姑娘畏缩地退到一旁。指导员见状也让了步，装做不认识，在我烧的铁锅里倒油，下作料，爆炒肉片。他在火上烹、煎、炒、炸，指挥道：“火旺点，小点，微火，大火……”我们配合默契。他炒得来了劲，说：“烧火这事很有点技巧，火心不空就烧不着，‘人要虚心，火要空心’，道理是一样的嘛……”
他在跟我聊天。
短发姑娘搭腔道：“哦哟，我说我怎么烧不好火呢。”
陈指导员说：“别看我是男的，世界有名的厨师都是男的。你瞧今天花样怎么样？炒十个菜不在话下。”短发姑娘听罢便点数道：“炸牛排、熘羊肉丸子、葱爆羊肉、萝卜炖牛肉、酱牛肉、木须肉、海带粉丝骨头汤、酸辣肉片炒大白菜、糖醋排骨、拔丝土豆，还有油炸黄豆。哎哟，还真有十个菜了哩，指导员是咱们连的一级大师傅啦。”
指导员炒着菜，吩咐通知各排派两个人来端，集中餐具，在各班的土炕上摆起一桌桌“酒席”，每桌有色酒二瓶，白酒一瓶。食堂还破例煮了一大锅白米饭。各班来盛饭的代表都把饭盆盛得堆出了尖。
一班的炕上摆了三“桌”，各自洗净了漱口杯斟酒，围着丰盛菜肴盘腿而坐，齐声唱诵：“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开始喝酒吃菜。
有人笑，有人哭，有人唱，有人大喊大叫。一个个脸色通红，有的姑娘喝多了干脆蜷在炕角睡着了。我吃着吃着，便“咕噜噜”肠鸣，马上跑向厕所，好多人也在往厕所跑。就这样我一连闹了三天肚子，吃素的陡然吃得太荤，实在是物极必反。
因为放了三天假，屋里人走空了，只剩下我和柳小香。留下柳小香，是为了看守我。
我坐在炕上想心思。小香伏在铺盖上写信。一个脑袋探进门来，是一条汉子，闪身进了屋，掩上门，低声问：“长征在吗？”
我也低声道：“什么事？”
来人摘下狗皮帽子，斜睨了一眼正在写信的小香，压低声音说：“我是萨伦队的，大名穆元真，外号‘小和尚’。你们巴音淖尔队的牧民托我问你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他们都记挂着你呢。”
我心里一热，好感动，但是立刻又平静下来，我不能连累别人，于是说：“我没有事。”他说：“你写个信，我好向牧民们交待。”
我想了一下，提笔写道：

巴音淖尔的父老乡亲：春节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也想家，想自己的亲人，我对贫下中牧已经有了深深的感情，住在霍斯淖尔的屋子里，我想念蒙古包，想念炸果子、奶豆腐和香奶茶……

小香一抬头，大声喊道；“我们领导说了，不准她跟外人说话，你快走吧！”
穆元真收起了信，将帽子扣在头上，右手按着左胸，向小香深鞠一躬，行维吾尔族大礼，拖着京腔道：“我不过是来问路的，好厉害的丫头片子呀！”说完，一溜烟走掉了。
第二天，姑娘们又结伴而出，剩下我、谢萌萌和高雅娟。突然，门开了，陈指导员进来了，身后跟着几个穿绿军装的，有汤副政委、汪干事、师部的严科长……
过年了，他们又要找我什么麻烦呢？
高雅娟正在睡懒觉，一见来这么多人，赶紧爬起来。汤副政委笑道：“别急，我们是来给你们拜年的，孩子们过年好呀。”
雅娟和萌萌连忙回拜。
我冷若冰霜，将脸扭向一边。
汤副政委和蔼地说：“长征，你给家里写信没有？”
我冷冷一笑，心想，分明是你下令不准写信，不准说话，装什么大善人。但是，我耳根子软，一听见软话就委屈得想哭，不过，我绝不能落泪，于是便紧绷着脸，不理他们。
汤副政委落了个没趣，搭讪道：“你这个丫头，脾气太倔了嘛，只要好好坦白交待，前途还是光明的嘛。”
又是这一套，我反感透了．更不睬他。一屋子人都很尴尬。两个姑娘解了围，夸指导员亲自下厨房做菜，味道好极了。陈指导员就像大家的男妈妈，受到师干部的表扬，汤副政委听了，也表扬陈指导员扎根边疆，全心全意为兵团战士服务。陈指导员同时受到师、团两级领导的表扬，脸红得像个大姑娘。我好奇陈指导员还会害羞。
慰问完毕，首长们告辞了。
放假第三天上午，门又被推开了，我一看，是小和尚。屋里人很多，都在忙自己的事，谁也没有注意。他闪身进了屋，低声说：“长征，这个口袋是牧民们给你的。”小香眼睛尖，发现了，冲着小和尚嚷：“你怎么又来了？”
“我顺路，过年嘛，新年好呀。好好好，我这就走。”将鼓囊囊的口袋放在我身旁，一转身就溜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口袋上。我当着大家的面，打开口袋，露出满满的新鲜奶豆腐、黄油炸果子、黄油块，还有一只漂亮的白瓷凸花碗。果子花样很多，显然是各家的心意。牧民们真的记挂着我呢！我心里 充满了幸福、温暖和安慰。他们多么纯朴和善良啊！
我抓起果子，想分给姑娘们，可是大家都拼命摇头，拒绝吃“反革命”的东西。我心里真别扭。
她们不理我，牧民们却不认为我是坏人，这就够了。牧民们将我当自己人，这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

一九七一年，我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春节。

三十八

“长征，汤副政委叫你。”谢萌萌喊道。
我跟着萌萌走出黑屋，看见了汤副政委的背影。他久久地背朝着我，说：“长征，你现在去司务长那里结账，结了账就回去。”声音很温和。
我疑惑地望着他的背影。
他转过身来，脸色显得苍老，没有了过去的威风，一双眼睛灰蒙蒙的，透着无限的茫然。
为什么把一个“重大案件的线索”放走？
就这么两句话？
就这么简单？
我可是被全副武装的兵团战士用枪押来的，那么多人围观，像看绑赴刑场立即处决的囚犯。今天，他两句话就将我打发了？没有说明，没有交待，更没有结论。
何等的莫名其妙，随随便便。
我不是石头，不是畜牲，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呀。
我问回哪里去？他说回牧场。我说就这么随便放了我吗？他点点头。我说没有什么需要说明一下的吗？他摇摇头。我说怎么回去？他说你自己找车吧。他轻松得像结束了一场儿戏。我不再看他，说：“自己找个车，谁敢让我坐他的车？是你们把我弄来的，就该由你们找车送我回去！”
他答应了，说：没有什么话对组织上说一说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让我表示感谢；让我表示一定认真交待问题，与余汝明划清界限；让我说一说以实际行动重新做人……
他错了。他们错了！他应该明白——不是所有的人在受尽凌辱后，都会丧失最后的尊严。
我不再看他，转身去收拾行李，结账。萌萌来帮我将行车放在拖拉机上，然后与排里的人一块出工去了。没等我上车，司机就开车跑了。剩下我一个人。没有行人，四周静悄悄的。我一咬唇，迈开腿，朝着巴音宝力格方向走了。
我穿着薄薄的棉袍，走出十几里，步入一片白茫茫的雪地草滩，迎面过来几乘骆驼，我上前高声问路。“怎么走？”“走？”几个牧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劝阻，天这么冷，要走上百里路，不行呀。我固执地说能走到，路上住牧民家。
其实我不识路，更不知路上有没有人家，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要离开这个让人伤心之地。放眼望去，白皑皑一片，没有尽头，风很硬，很冷。我吃力地走着，像一个机械人。人这种动物真笨，要是长翅膀就好了。
忽然，身后传来拖拉机声，回头一望，是那辆拖拉机开来了。司机肯让我这个“反革命”坐他的车？拖拉机真的停下了。司机口气生硬地说：“喂！你找死呀，一个人走路不被狼掏了才怪呢！”
我不答话，翻身爬上了车，坐在拖斗里我的行李上。司机是个彪形大汉，黑红的方脸，穿着白板老羊皮短大衣。他盯了我一眼，这一眼盯得我心惊肉跳。冰天雪地，一片荒野，只有一个强壮的男人和一个弱小的姑娘……我忐忑不安了。车飞快地开着，北风扑面，我被寒冷包裹住了，大脑已经冻得麻木。放眼雪原和天空，我感慨万千，呵，自由了！
拖拉机奔驰了一个多钟头，停住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他要干什么？想暖和一下手脚？想乘机勒索？或者，有什么其他念头……
司机跳了下来，站在车身的背风处，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抽，来回踱步，吞云吐雾。他皱着眉头，斜睨了我一眼，我也正警惕地偷视他，目光撞在了一起，心里一动，他要干什么？四处望去，不见一个人影，荒原野地的，我哪儿是他的对手呀。
一种不祥的感觉从心中升起。
“现在几点钟了？”他突然问。
我一惊，闪过一个念头，他想勒索我的手表？
“喂，下来走走，暖和暖和。”他说。
“不……不，我不冷。”我违心地说，实际上舌头都冻得不好使了。
“你会冻僵的。”他又说。
他一定有什么企图，我蜷缩成一团，坐在行李上，想着怎么办。
他不再说话，专心地吸烟，目光迷茫地望着远方。我顺他的目光窥视，那是一片望不到边的开阔的冰雪世界。在这样荒寂的地方，独立面对这个粗壮的汉子，如果他真是坏人，我只好硬拼了，拼不过，就同归于 尽……
他与我的目光又撞在了一起，大概是因为我警惕的眼神太难看，他扭过头去不再看我。
吸罢烟，他将烟头踩进冰雪，跳上车，发动机器，向前驶去。我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我承认我想错了，世界上的人不全是那么坏呀。
拖拉机到了巴音宝力格牧场的旧场部。我心中三呼“乌拉”！车一停，我将行李扔下车，立刻跳了下去。不等我说一声谢，司机开了就跑。望着远去的拖拉机，我在心里向司机道歉，对不起，我误解了你，心里真 惭愧。谢谢你，司机！
站在旧场部，我感到茫然。
上哪儿去呢，那克思？曹大娘？都不合适。对，打听有没有去巴音淖尔的车，回牧业队去。一个女人指路，让我去兽医的家可以问到。我去了，敲开了门，见是一个穿兵团装的矮个子干部。我吃了一惊，根本不想再见兵团的人。门上贴着大红双喜字，小新娘羞涩热情地请我进屋喝茶。我不客气地说：“不吃你们的东西！”我重重地带上门，转身就走。哼！兵团规定知青三年不准结婚，他们当干部的一来草原就结婚，什么意思？对待知青公平吗？那小新娘的模样还是个未成年少女嘛！不是提倡晚婚吗？
我重又落入寒冷之中，怎么回家呢？
哪儿又是我的家？四顾茫茫，我该向何处去？
是去巴音淖尔，还是去萨伦队的女知青包？兵团不许我回原队怎么办……先借一匹马回了队再说吧。于是，我去大车班借马。大车班的门开着，四壁又黑又脏，里面有一个穿兵团服的男孩子。我犹豫着问他，是不是大车班的人？他说是。我心里一凉，兵团的人真是无孔不入呀。总算明白了，牧场是真的编入了兵团了。我只好向这个兵团战士借马，他惊异地问：“你刚从团部回来？”他知道我，显然已经知道我回来的消息，又让我吃了一惊。旧场部没有电话，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帮我找巴音淖尔的人去了。我在凳子上坐下，浑身冷得发抖。
工夫不大，男孩子就带来了一个知青，是苏子义，我高兴得站了起来喊道：“苏子义！”
苏子义不答话，表情冷漠。三个人相视无言，尴尬了好一会儿。
苏子义冷冷地说：“你回来了？”
声音里透着急于疏远的调子，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声调也低了下去答道：“是的。”他淡淡地说：“你就呆在这儿吧，我还有事。”说罢，板着脸走了。
我的心一下子像掉进了冰窟窿，冷透了。望着他的背影，我想，不怪他，一定是被“五不准学习班”吓怕了，因为我的存在，玷污了全队知青的名声。他们回避我是对的。眼下，如果我仍不理智地去找他们帮 忙，会影响他们的清白。不要怨他，我难过地想。我清醒地知道，我重新返回的地方，不再是过去那个世界，我将面对的是一种我不忍心面对的残酷——情同手足的知青同学们对我的蔑视和冷漠！我饿极了，鼓 起勇气，向那个男孩子要了一碗茶喝，踌躇再三，又厚着脸皮要吃的。他递了一个玉米窝头，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突然，背后有人热情地叫了一声：
“长征！你回来了？”
回头一看，是小和尚！我感激地问：“你也在大车班里？”他点点头，问我吃饭了没有，是不是要回牧业队，说要帮我借一匹马来，还有鞍子给我用，说罢，一阵风地走了。
一会儿，小和尚在屋外喊我，出了屋，见他牵着一匹备了鞍的白马，旁边放着一乘小雪橇，上面有一件光板羊皮大衣。他得意地说：“这匹大车马老实，你不用怕摔，就是懒，它要是不想走，你就抽它，这是我的 马鞭。”他将马鞭递给我，又说：“短大衣是贾素英放在仓库里的，现在雪大，穿上吧，不然会冻坏的。”我感激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在帮我回家，可是，哪儿是家呢？他看出我的犹豫，说：“去你们包吧，石梅也在那儿，我告诉你怎么走。”
小和尚将我带到大路旁，指着两道雪橇的印子说，这是牟宇清前天来买粮留下的，只要始终顺着它走就不会迷路。你要走得快，太阳刚落山就能赶到。不过，你可要狠狠抽这匹懒马。好了，上马吧，我不送你 了，走好。
我上路了，走出场部，回头遥望着，心里默默地说：
小和尚，谢谢你，我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你！

终于到家了，我急切地钻进蒙古包。
石梅正在切羊肉，仔细打量我，没有认出来，我抹去眉毛上白花花的冰霜，脱下皮帽，露出一双小辫子。她激动得叫了起来：“长征，你回来啦！”赶紧放下手中的刀，往炉里添粪，将茶壶烧上，又帮我将行李搬 进包来。包很新，收拾得干净极了。
我靠近火炉烤火，多日不见，真想她呀。
我们刚说了几句话，牟宇清、郝爱华和丁霁进来了，围坐在炉旁，沉默着打量我。石梅望望我，欲言又止，无奈地淡笑着。从她的神态中，我知道了她的处境，意识到自己从一个噩梦中走出，又步入了另一个噩梦。
夜里，我与石梅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相视无言。
翌日。清晨。班长吐门仓给我分配工作：消除牛圈里的粪，铲草喂牛，给牛饮水。石梅冲我苦笑。我知道，吐门仓将最苦的活儿交给了我，我去的是“五类分子”干活的地方。
石梅问我怎么没穿毡疙瘩，说会冻坏的。我说毡靴被徐永红弄丢了，还告诉她皮裤、皮袍、马鞍子、笼头、嚼子……都在抄家时不知去向，除了铺盖，我已经一无所有。
我穿上了贾素英的短皮大衣、郝爱华的破皮裤、牟宇清的漏底毡疙瘩。贾素英还未回来，我就将她的马鞍、马笼头、嚼子佩戴在刚牵来给我的黑马上，然后翻身上马，向牛弱畜的大棚跑去。
来到大棚，我想起有名的恶婆乌兰花儿就住在这儿。一群妇女正在清扫牛粪，她们都是出身“黑五类”，社会地位低下，我加入其中，一起劳作。
每天清完牛圈，我就与富牧家的媳妇乌云其里格一起，打水饮牛。井不深。石砌的高井台。井口可见井下的小冰窟窿，结有一层薄冰。我用长棍捅开薄冰，然后将帆布水桶扔进去打水，再将水倒进井旁的木水槽里饮牛。
这时，上百头牛便围住水槽饮用、不一会儿，水就结冰了，牛们用前蹄踏碎薄冰，一旦一拥而上，木槽便会破裂。我担心着，打几桶水就跳下井台凿槽里的冰，捞出冰块。乌云其其格继续打水，倒入槽里。北 风呼啸着，掠起井旁的雪沫，扑头盖脸地散落我一身。天太冷了，我想，我冻僵了的面孔一定很难看。
捞完冰块，我跳上井台，接过乌云其其格手里的帆布水桶，投入井中，盛满后拉到井口。大风将它刮得东摇西晃，水在空中飞溅，很快皮衣结成了冰壳。我被冰壳包住了，活像一只裹在冰冻蚕茧里的蛹。
冬天，打水饮牛很苦。旧社会，是佃户、奴隶干的活儿。“文革”中，是“五类分子”干的活儿。如今，落在了我的头上，可见我的社会地位如何了。
巴依拉路过井台，驻马而立，久久凝视着我，满含着深深的同情。他的目光深深刻在我的心中，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他是“五类分子”的孩子，他才十七八岁。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扭过头去跟乌云其 其格说话。
乌云其其格是巴音宝力格草原上有名的漂亮姑娘，二十八九岁，由于风吹日晒，像个非洲黑美人。她长辫齐腰，扎着天蓝色绸带，十分迷人。她精力旺盛，喜欢说话，蒙古语在她嘴里流利又好听，咬字清晰，舌 头像俄语那样打嘟噜，嗓音清脆得像银铃，具有音乐般的质感。
从她的叙述中，我知道了她的父母都是贫牧，她从小学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做出的奶豆腐人见人夸。长大以后，许多人来提亲，父母不答应，一定要她嫁个好人家。她的丈夫满都拉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汉，勤 劳，善良，驯的马在那达慕大会上赛跑得了第一。他们夫唱妇随，十分幸福美满。满都拉的家是世袭贵族，拥有许多牛羊和马匹。内蒙古解放后，他家拥护共产党，将私人牲畜入股，成立公私合营牧场。据知，他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满都拉一家人都很勤劳，奉公守法。逢年开会，朝鲁书记便请他家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乌云其其格很活跃，是牧场共青团负责人、民兵连长。不料，“文革”一开始，她家就划为富牧，成了被打倒对象。朝鲁书记也被打倒了。她说非常怀念朝鲁书记和莲花阿嘎，想不通今天的变化。她还说解放时自己才九岁，满都拉才十二三岁，弟弟铁木勒还在地毡上爬，怎么会剥削别人。一家人除了老实放牧，从来不做害人的事，为什么就成了“五类分子”？她不服气，因此，人家就说她不老实。
是呀，她和满都拉一家人，明明都是好人。
那么，“五类分子”的种种标准又是谁以及根据什么制订的呢？
休息时，乌云其其格邀我去她家喝茶。从前，知青不去“五类分子”家。今天，我忍不住好奇，随她去了。包里收拾得几净镜明，漆画木箱上供奉着毛泽东像，地上铺着花毡，浓郁的蒙古族风格。她开始烧茶，动作轻盈，再注视她的蒙袍，上面花边精美极了，的确是好手工。腰带也缠得比别人好看，一对长辫子随着她的动作摆动，她那么美丽，真是百里挑一，唉，可惜呀，可惜她嫁错了“阶级”。
人的命运，究竟是谁操纵的呢？
烧好茶，她斟满盛着粟米奶豆腐的瓷花碗，递给我，然后给自己挠痒，并且当着我的面松开腰带，脱下墨绿色长袍和贴身绒衣，裸着上身，专心翻看绒衣缝隙，寻找虱子。
我第一次看见蒙古人的裸体。她肌肤白嫩，光洁，半透明一般，身子的曲线异常优雅，高高隆起的乳房特别柔美，可以说是东方的活维纳斯。想不到蒙古人的皮肤会这么美丽，令人目眩。牧民们的脸、颈、手都被这里的阳光晒成了古铜色，因此，我一直以为蒙古人像印度人，属于棕色人种。今天，我惊异得如同发现了新大陆。我想，如果画成油画，一定比维纳斯更具魅力，她浑身散发着东方女性无与伦比的美……
百年以后，有谁可以想象，这么美好的生命，曾经被劫掠去了生命中的生命。
我很想知道，谁是劫掠者。
我喝着茶，听她讲述她丈夫的弟弟铁木勒。铁木勒从小就很乖，勤劳，善良，爱帮助人。我想起了那个风雪漫天的傍晚，我迷路了，是他第一个找到了我……乌云其其格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夸铁木勒从小到大没做过坏事，没打过架，从不说谎，老老实实，英俊魁梧，身体结实，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在巴音淖尔数一数二，而且孝顺，什么话儿都会干，也爱读书，他很喜欢有文化的人……乌云其其格充满期望的眼神使我懂得了她的好意。她是在做媒呢。可是我心中只有余汝明。我永远属于他。我望着她，淡淡地笑，装作听不懂，只有这样，才会不伤害她。

翌日。清扫牛圈。乌兰花儿突然大喊大叫，粗哑的大嗓门像男人一样宏亮。她走起路来两脚生风，比男人更夯实有力，做事刁钻古怪，说一不二。在她滔滔不绝的吼声中，我发现妇女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我身上，才明白她是在斥责我。我平静地用木掀铲着牛粪。她口齿不清，只能听懂只言片语。语言不通真是好事，省了生许多闲气。我发现，乌云其其格满脸的委屈。原来，乌兰花儿是在指责我不该去乌云其其格的蒙古包喝茶，说她家是富牧，是万恶的阶级敌人，没资格让北京知青进她的家门。她说她才是真正的贫下中牧，所以我必须而且也只能到她家去喝茶。她勒令我今后不许再进乌云其其格的蒙古包，必须去她家喝茶。她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听毛主席的话，不认真接受她这个贫下中牧的再教育，要查找我的阶级根源、阶级立场、阶级觉悟！接受再教育就必须进她家的蒙古包喝午茶！她抖动着一张肥脸，露出黄牙，唾沫飞溅，一双胖手叉在粗壮的腰上，颠来倒去地说个不停。
唉，如此美好的邀请，竟然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真让人哭笑不得。就这样，我被骂进了她的蒙古包。
乌兰花儿确是贫牧出身，划入“五类分子”事出有因。她与一个曾经当过喇嘛的人同居，老喇嘛在牧民中享有很高威望，人们爱屋及乌，对她也同样尊敬。乌兰花儿因此而荣耀，渐渐地变得十分骄横。“文革”开始了，当地的寺庙几乎尽皆砸毁，宗教遭到破坏，那个老喇嘛被扣上了“反动喇嘛”的帽子，她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因为她与老喇嘛的关系不明确，自然身份就不明确。她本人是贫牧，不应划为“五类分子”，而她的同居者又是“反动喇嘛”，她为他生有儿女，多年来与他朝夕相伴。她不肯离开老喇嘛，老喇嘛也离不开她。蒙古人对喇嘛的信奉根深蒂固，即使在“文革”时期批判了“封建迷信”，私下里依然始终如一。人们诚心诚意地爱戴老喇嘛，乌兰花儿的实际地下身份没变，公开场合却是“五类分子”待遇，她当然不服气。北京知青来了，给乌兰花儿贴了大字报，从此遭到她的痛恨。
由于乌兰花儿的复杂身份，使她具有优越感。在牛棚这片天地里，她会公开为自己喊冤叫屈，常常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吼声震天，引来 “五类分子”们的同情。她常常高声骂知青乱写她的大字报，强求路人进她的蒙古包，边骂人边端出茶果、手扒肉来盛情款待客人。如果有谁胆敢不进她家的包门，一定被她骂得一钱不值。
因为我在牛棚干活，乌兰花儿便向我摆架子，耍威风。如果发现我胆敢不去她的蒙古包喝茶，吃她的发霉的奶豆腐和炸煳的果子，就会受到训斥。她说这是在对我这个反动苏和同进行“再教育”。每到中午，她就会高声喊叫：“苏和同——长征，恰喔（喝茶）！”
尾声拖得很长。“苏和同”这个词叫得最响亮。她这是一种自我炫耀。
被她骂进家门后，她便当众羞辱我，以此发泄对知青贴大字报的不满。其实，我甚至没看见过那张大字报。她勒令我坐在蒙古包的角落里——最没地位者坐的地方，给所有“五类分子”端了茶后，才将给我的茶放在地毡上，而不是递在手里。有几次，我不肯喝，她便气得乱喊乱叫，强迫我吃掉放在我面前的东西。
尽管如此，我依然对她心存感激。
每次去井台打水，乌云其其格便安慰我，说别看乌兰花儿脾气坏，心眼儿却很好，对人不坏，她真的是贫牧。
其实，乌兰花儿再厉害，她的身份也一样有问题，没谁真怕她。这里的人都老老实实干活儿，互相关照，没有一双双监视的眼睛盯在背后，我感到十分庆幸。跟“五类分子”一起干活儿，名义上不好听，但是我觉得处境比石梅好。每天见她如履薄冰似的样子，我觉得她更可怜。
精神上的痛苦，远远大于肉体上的痛苦。

一天，干活归来，我望见包里坐着一个秃顶老头儿。老头儿见了我，开口便问：“姑娘，你叫长征？”我应答后，他自我介绍姓吴，蒙名叫嘎其日，是大车老板，这次远道而来专门为了牵马。他说相中了我的黑马，做辕子马一定合适，已经跟金巴连长说了，连长答应了，这就把马拉走。
我没回他话，也不想看他一眼。
我的三匹马已经收归队里，今天算是收走了最后一匹马。只有“五类分子”不分马，我的地位跟他们完全一样了。我感到一阵心痛。我发现，吴嘎其日正用戏弄的目光欣赏我的悲伤。我尽量不动声色，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石梅知道了，激动得放下切面的刀，不停地向上推眼镜，摘下擦擦又戴上。她欲言又止。郝爱华忍不住嚷道：“吴老头儿，你这不是缺德嘛！你知道长征在牛弱畜干活，离咱包那么远，现在雪又厚，你把她的马弄走了，叫她怎么去干活儿？”
吴嘎其日说：“嘿嘿，你去对连长说吧，我只管相辕子马。”说罢，戴上皮帽出了门，去马桩上解下黑马哈勒，拴在车辕边上。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抢走我的哈勒，却不能说“不”。
一个连自己都不能保护的人，怎么可能保护自己的马呢？
哈勒真老实，顺从地跟着他走了。
吴嘎其日赶着马车，消失在草原上。
我依在蒙古包门口，遥望远方，麻木了的心又一阵阵锐痛起来，很久很久，我依然恍如梦中。
从此，我迈开双腿，走在厚厚的雪地上，徒步远行去干活儿。

每天，我穿着别人的皮袄、皮裤、漏底毡靴，手提打狗棍，朝出暮归，走过厚厚的雪地，清牛粪、叉草，打水饮牛。午饭只有小半碗炒米、一小块发霉的酸奶酪，要干一整天活，要抵御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想起这些日子便心有余悸，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想起了曹春峨大娘的忆苦思甜，解放前，她拄着打狗棍讨饭。当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拄着打狗棍？现在明白了，那是为了打狗。可是，文化大革命的今天，我为什么要拿起别人丢掉的打狗棍，抵御贫下中牧家的恶狗围攻？我千里迢迢来到草原，真心实意为贫下中牧的利益奋斗，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郝爱华常常为我鸣不平，令我好感动。
她告诉我，她父母都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大半生都转战于高山峻岭中，为国家探宝。她本人成为北京市少年乒乓球赛冠军，被教练看中，还带她去过国家队，观摩国家运动员的训练，准备培养她当国家队乒乓球队员。她对国际上著名乒乓球员都有认真的研究，特别对日本具有争夺世界冠军潜力的几个球员了解最清楚。不料，文化大革命来了，批判名利思想，一批就将她批到了草原上。少女时的美好向往，成了水远的记忆。我为她感到惋惜。
郝爱华说我总是说梦话。石梅说她也总是做梦，常常梦见她背着我在天上飞，背后有人追赶，飞呀飞，飞得好累好危险。
我听了，久久为之动容。

三十九

猛根的老婆波日吉阿娘有几天没出来干活了。
猛根是东北蒙古人，早年从东北农区迁来，娶妻生子成了真正的乌珠穆沁人。这两年，交了一个会赚钱的朋友叫金福禄。金福禄样样活路都会干，能吃苦，凭着一双巧手在巴音淖尔立住了脚，并且养活了一家三代十几口人，还供着五六个孩子上学。猛根羡慕金福禄的致富业绩，常与金家来往，想改善一下窘迫的生活。猛根是共产党员，人们便认为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堕落了。兵团初建，狠抓阶级斗争，打击资本主义倾向。猛根撞在了枪口上，成为斗争重点，弄到山里劳动改造去了。他的老婆波日吉被牵连，进了牛棚。我发现她身体很差。几天没来，乌云其其格说她病了，怕乌兰花儿骂，不敢去看她。我不顾这些，走向了波日吉阿娘家。
拉开毡门，没有扑面的热气，包里包外一样冷。女主人穿一件半旧的墨绿缎袍，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怀里抱着瘦小的脏男孩。孩子身上的羊皮连裆裤黑得发亮，瘦削的脸上糊满鼻涕，小手黑得像乌鸡爪。地上结满冰霜，那孩子冷得蜷缩成一团，好像冻僵了，只有转动的眼珠说明他还是活物。
波日吉像是病得厉害，站起来都难。曾经听说她得的是传染病骨结核。我不顾了，走到将熄的火炉前，添牛粪燃火，刷锅煮茶，然后找了三个瓷碗，倒进炒米，斟满浓茶端到阿娘面前。阿娘的眼珠开始转动，缓缓伸出手接了茶，慢慢送到嘴边呷吸。她眼里噙着一汪泪水，推推怀里的孩子，教他叫我“阿娘”，那是对家庭主妇的尊称，我顿时羞成了大红脸。
我决定留在这里，照顾阿娘，便征求她的意见。阿娘声音低弱地说，你是知青，住在这里不怕吗？我说不怕，劝她别想太多。阿娘哽咽道，你不嫌我，就搬来住吧，阿娘有病，没有力气给你煮茶吃，会苦了你啊。
我说没关系，我会。
我高高兴兴地回去打了行李，背在肩上，在雪地里走走停停，搬到了阿娘家里。
入夜，我用羊粪封了炉火。下半夜，我被冻醒，听到满包咔咔的响声，是什么东西在结冰。我的枕巾上结了冰霜。包里四面透风，冷得睡不着。我听见阿娘在翻身，叹息着悄声自语。我看她根本不是在过日子，像在自暴自弃。
我早早起来生燃炉子，烧得跟别的牧民家一样暖和。我是北京知青，要用我的心去温暖她那颗被冻僵了的心。我化雪水煮茶，再给孩子洗净小脸小手。
阿娘躺着，默默看我做着的一切，慢慢将身子移到炉前，向里面添牛粪。她眼中噙满了泪，紧紧搂住孩子，狂吻他的小脸，然后，理了理散乱的发辫，束紧腰带，出了门。小男孩赛音郭勒喊着阿娘，咿咿呀呀哭着，追到包外。
阿娘泪流满面，将儿子推进我的怀里，说：“长征呼痕，北京来的苏和同，我要去山里看猛根，把孩子交给你了，你要帮我带着他，将来做个好人。我和猛根都不是反革命，你看见了，我们把毛主席像供在从前供佛的地方，怎么会反毛主席呀。呼痕，阿娘要走了，你来做他的阿娘吧，以后你就把这里当作你的家。我走了……”
她那悲怆的语气和坚定的目光，使我感到了不祥。我听说过蒙古族妇女自杀的故事，那是将绳子一头拴在车架后，一头套住自己脖颈，将马车赶至人迹罕见的地方，然后疯狂抽打牲口，让它狂奔起来后自己就跳下车去，人被拖在地上直到勒死。这是一种惨烈的自杀方式。
阿娘一脸绝望的表情，还套了马车，说明已经无意掩饰自杀企图。即使不是刻意去自杀，走到半路上人也就差不多了。
我必须坚决制止悲剧的发生！
阿娘正在套车。我将小赛音郭勒送进蒙古包，转身赶到车旁，果断地抓住她的手，说：“阿娘，你不能乱想。我也相信猛根不是反革命，迟早会弄清的。你身体不好，为了赛音郭勒也要保重自己，千万别乱想，你有什么事，我去替你办！”
我强行卸了车，将马拴在车轮上，把阿娘拉回了蒙古包。她见自己的企图被我识穿，忍不住又拥住儿子，泪如泉涌……
这一天，她抱紧儿子，对我讲了很多很多，从上午一直讲到深夜。
次日清晨，阿娘告诉我，她有一种事必须要办。我怕她出事，再三劝她，有什么事我去替她办，一定会办好。阿娘信任地告诉我，必须去金福禄家一趟，告诉他马上把卖牛的钱交给场里。这是猛根叮嘱过的。我估计，大概是猛根与金福禄合伙卖了一头牛，准备上交一部分，两人平分一部分，牛钱没有来得及上交，猛根就被弄走了。
我决定由我来处理这件事。
她急于替丈夫洗清罪名。看她一脸的焦急，我不能迟疑。驾上马车，朝着阿娘指的方向，向阿腾百欣山脚出发了。
马车在茫茫大雪中奔跑起来。我这是头一次驾马车走远路．心里害怕起来，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退路，帮人帮到底，豁出去了。
显然，猛根不是反革命，而是有过失。据说是有个熟人想买牛，猛根打算卖了牛再向场里交钱，这样做确实不合手续，应当批评教育，但是不能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我很明白自己要做的事，就是协助有关领导改正极左错误，以求正确处理。
马在漫天飞舞的风雪中颠簸着行进。冒着白毛风出远门，这份苦差是我自找的。我要用自己的行为感化那些过于激进的人们，也许太天真了，但是我要尽到义务，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飞雪遮住我的视线，前边一片迷蒙，我似乎成了盲人。我牢牢抓住缰绳，坚持着马头对准的方向。风雪越来越大，我落入雪幕中，几乎窒息，心中越来越没底，如果走错了方向，后果不堪设想。
车翻上一座山坡，远处，一团黑影显现出来，啊，那一定是金福禄的营子啦！
我终于坐在了金福禄对面，单独面对这位传说中的神奇人物。金福禄满口答应妥善办理好卖牛的钱，并且说．现在我们很穷，要供养一窝孩子生活，上学，怎么够呢？我不是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仅仅是为了全家人活命呀……当然卖牛的钱我会马上去办的。
完成了使命，我不顾劝阻，坚决回去。不然，阿娘一定以为我迷了路，会急出病的。万一她出来寻找，丢下孩子在家，非出乱子不可。
我必须回去！
重又落入风雪世界，我想，波日吉阿娘为什么选这种天去？是不是因为白毛风可以掩人耳目？可怜的老实人，受着何等的惊吓呀。人，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呢？
天色越来越暗，连马头都看不清了，太冷了啊！
终于，透过风雪的屏障，我看到了蒙古包的影子，越来越近。蒙古包前，一个人影在晃动，是波日吉阿娘！不知道她在雪地上站了多久，她为我担心了。阿娘帮我卸车、绊马，拉着我进蒙古包，往炉膛里添火，烧茶。她的情绪显然好多了，烧好茶，满斟了三碗，小赛音郭勒也咯咯地笑着。我们三人守着火炉喝奶茶、吃手扒肉，说着话儿。羊油灯将蒙古包照得亮亮的。
突然，毡门被推开了，是小牛倌巴依拉，一个英俊少年。他走到包正中坐下，与我们共进晚餐。他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死死地盯着我看，目光热烈，脸色通红，看得我很不好意思。
夜深了，巴依拉仍然不走。牧区的男女，婚嫁不讲年龄差别，又常常将同情与性爱混淆。我想起前不久巴依拉在井台上的同情目光，可是，同情并不等于爱情，更不等于性爱。我比较传统，绝不会越雷池一步。
我取出一本书在灯下看起来，如果他不离去，我准备在灯下坐一夜。
巴依拉红着脸向我移动、靠拢，装作看我手中的书。我知道他不懂汉文。他得寸进尺地捏住了书角，一张娃娃脸越挨越近，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他哪里知道，我有了余汝明，就不会再与任何人有什么瓜葛。他越靠近，我就越紧张，头发根都竖了起来，怕他做了傻事。我珍惜他的同情，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只有向阿娘求助了。我盯住阿娘，她立刻会意，下逐客令。她咕咕噜噜地对他说着，只见他脸色绯红，发烫的目光逐渐冷却，无言地垂首静坐了一会儿，依依不舍地向我道别。他在掀起门帘的一瞬间，又扭头朝我深望，然后弓身出了毡门。
我松了一口气，非常感谢阿娘的帮助。
熄了灯，睡在地铺上，我想余汝明了。
很久没有他的音讯，他的处境究竟怎么样？兵团打算怎样处置他？身体好吗？想起他，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地痛。他也像这样想我吗？我听见阿娘又在叹气，我知道，她像我一样在想猛根。
女人呵，永远牵肠挂肚的女人呵……

冬去春来，寒风依然那么肆虐。
清晨，我出门去倒炉灰，突然，一只冰冷的手按住了我。我一抬眼，触到阿娘那紧张的目光。她双手抱住撮箕，急切地阻止我。我的呼痕，风太大，灰里如果有未烧透的羊粪，大风一吹就会着火，你、我还有牧场就全完了！听了她的话，我猛然想起在团部参加灭火的情景，被火焰吞噬的蒙古包像燃烧的牛粪堆，马群在烈火中狂奔，烧焦的草地、牛群、羊群变成了一片炭黑色，一位北京女知青被烤得惨不忍睹……
我匆忙收拾掉火种。
老天爷保佑！

又是一个疲惫的上午。
我站在青草垛上，叉草喂牛。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是巴依拉。他手持长马竿身后紧跟着几个小伙子。别看他一米七八的大个子，实际他还是只鹰雏，离大人差得远。
“长征，你……快！”他急得直口吃，手指远处，说：“车……车！吉普车来了，是不是找你的？怎么办？”
他慌张地四处张望。
一双乌黑的双眸幽幽地望着我，稚气未脱的英俊脸颊透出关切和焦急。他真是个善良的小伙子。说话间，又有几个牧民策马来报，让我快避一避。我心里不知如何谢他们。
我很冷静，淡淡一笑说：“哈嘛怪（没关系），没做坏事的人是不会怕的。”
我仍然叉着青草。小伙子们见我如此轻松，放了心，都陆续掉转马头散去，只剩巴依拉，仍然驻马立在一旁，久久凝视着我，眼里充满同情和不解，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抖开缓绳，慢吞吞地走开，又几次回头，终于渐渐远去。
我干完活儿，回到了波日吉阿娘的蒙古包。她递给我一碗炒米茶，里面有奶豆腐。阿娘有病，奶豆腐做得不够好，以后，就由我来替她做吧。正想着，包外传来汽车马达声。
吉普车来过几次，都是抓知青的。人们对它产生了恐惧心理，认为它来祸必来。
阿娘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说：“我的呼痕，车来了！是不是来找你？怎么办？”她也像巴依拉那样四处张望，想将我藏起来。蒙古包不大，没有藏人之处。我依然品茶，感激地一再安慰阿娘。
吉普车开到了蒙古包后面。许多人跳下车来。纷乱的脚步声走向了乌兰花儿家。巴依拉又神秘地钻进包来，小声报告说乌兰花儿家来了五六个兵团达勒嘎，还带着枪呢！言毕，他退了出去，骑马跑了。
我静坐在地毡上，等待着。
我想不出为什么对我大动干戈，莫非余汝明有什么事？是宣判了吗？等待判决的心是怎样的焦灼啊。时光无声地流逝。我哑然失笑，笑他们一次又一次荷枪实弹，只为抓一个孱弱的姑娘。阿娘搂紧了赛音郭勒，默默地望着我，为我担心。
包外响起马达声，车开动了，经过我们的蒙古包，朝东南开去。他们怎么了？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牵连别人，我不顾阿娘的阻止，走出了蒙古包，车上的人果然看见了我，有人大喊：“长征……”吉普车没有掉头，一直朝南开去。
不久，传说刚刚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烧了几百里的草原。那天吉普车来就是为了调查失火原因的。我和波日吉阿娘万分庆幸那天收好了火种，若不是阿娘及时提醒我，恐怕吉普车就真的冲我开来了。

落荒后记：

梦魇

野莲

一 苦恋

经过千辛万苦，我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
当我面对满眼的青山绿水时，眼睛湿润了。当见到母亲时，彼此那么陌生。她说我沧桑得像润土了。入夜，我躺在柔软的被子里，眼泪一次次夺眶而出，奔流不止，我可以哭了，可以想远方那个人了。漫长的岁月中，我不敢想他，因为想男人是资产阶级思想，害怕夜里说梦话被人举报。我也曾经硬挺着不哭，因为我要表现出坚强，绝不让冤枉我的人看笑话。现在这里是自己的家，有爸爸妈妈，可以无顾忌地去想他，可以放任地流泪，让眼泪湿透枕巾。我常常梦见他，他站在茅屋里，我穿过墙壁来到他身边，伸手抓他，他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幻影，我就哭了，眼泪流到耳朵里……
现在，副统帅已经折戟沉沙，事实证明余汝明的言论没有错，为什么还要继续关押呢？
自从余汝明那天被抓走，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像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了一样。思念、悲伤．忧愁、忿怨积满心头，渐渐地，我整日沉默不语，甚至心烦意乱，有时为小事便与母亲顶撞，捶胸顿足，闹得鸡犬不宁。母亲惊愕地看着我，摇头叹气，很是伤感。
半年以后，经过焦灼的等待，在母亲的帮助下，我当了学徒工，每月挣二十几元钱。我终于可以自立了。领到工资后，我首先去买信封、书报、邮票，忙着写信寄信。为了能书信不断，我积攒每一分钱。
江城是中国著名的火炉，夏季奇热无比，可是，我却与众不同，终日穿着长衣裤，这是因为内蒙古的酷寒冻到了我的骨子里，直到两三年以后才缓过来。这时的政治气候变了，全国展开了对林彪的批判。正是这个林副统帅首先高举红宝书，然后，全中国变成了一片红海洋。
在几亿人疯狂的年代，没有人独立思考，更没有人敢提出疑问。余汝明做到了，敢于对林彪进行批判。众皆沉睡他独醒——多么可贵呀。他是我心中的英雄。事实证明，他的目光是何等的敏锐、准确、富有洞见。不管他有过多少过错，大方向是对的。虽然，他目前没有放出来，但是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点希望。
汝明啊，我永远等着你，你一定会平反，我信心十足又充满伤感地想。我一封封地给他写信。终于等到了回信，信上散发着草原的气味，一行行滚烫的语言温暖着我的心。他说我是他生命荒漠中的绿洲，是旱天里救命的一滴甘露，是他的整个生命，如果他将来能出狱，一定要带给我幸福，可是现在又怕连累了我……我流着泪读完信，便匆匆忙忙回信，再三再四告诉他，我一定等他，请他放心，无论等多少年，哪怕头发白了，也心甘情愿。为了他信中表示的爱，我就是为他去死也值了！泪水滴落在信纸上，染花了字迹。他的信，我常常读了一遍又一遍。记忆像筛子，一次次过筛后，只剩下了爱，我就全部收集起来，深深珍藏在心底．
我们单位里有个小食堂，每天中午，人们往食堂疯跑，排很长的队，去买第一道贵一些的荤菜，生怕去晚了买不到。我却从不着急，说是怕排队，其实是顾面子，去早了不买荤菜，别人会说风凉活。他们哪里会想到我是为了节省钱。我一个月二十几元钱，要买书报，还要攒出零用钱寄给远方的他。晚排队就只剩下便宜的素菜了。我只买最便宜的菜吃，保证每日伙食费不超过三角钱。我计划了每日食谱：早晨一两稀饭，半个馒头，一碟咸菜。中午二两饭一盘素菜。晚餐更节省。这样每月可省好多粮票。于是我体重降到九十多斤。同事笑话我怕长胖，有人还恶狠狠地说，你家那么有钱装什么穷！怕长胖了不好看是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担什么心！没有人知道我是在半饥饿状态下生活。我攒粮票攒钱还不敢告诉家人，那些冷嘲热讽就像在我心灵的伤口上撤了盐，令我疼痛难忍。多少个夜晚，我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我喜欢黑夜，因为只有黑夜才是我思想的天地，才是我与余汝明独处的时光。我躺在被窝里，将他的信紧紧地贴在心口，一次次泪如雨下，悄悄呼唤着他的名字入睡。我时常梦见一个恐怖的黑影子立在床头，我大声叫喊着醒了，也吵了别人。家人都说我总是说梦话，还乱叫，是睡觉方式不对，压迫了心脏，应当朝右躺……
我不断地攒钱攒粮票，写信，寄给他。不管他收到与否都要寄，寄去的是希望和生存下去的保障。半饥饿使我瘦极了，我依然坚持这样做，别人误解了我也不去理会，心中只想着他在支撑我全部的精神生活。
石梅来信了，说文旭和王大可、雷幼月被判了刑，送到呼和浩特监狱服刑，文旭虽然参与打人下手不重，但是刑判得最重——七年，本不应判那么多年的，因为他是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两次捉拿王大可本来没有他的事，他讲哥们儿义气，跳出来护着王大可。他生得虎背熊腰，力大无比，每次公安人员来抓人，他都挡在王大可前面，巧言善辩，弄得公安人员无可奈何，于是，两次拒捕他成了罪魁。他的顽抗激怒了公安人员，便被判了重罪。公安人员说，这案子本属“文革”中群众武斗造成的伤亡事件，当时这种事多得很，常常是双方圈几天就放了，一般不会重判，但是，你们知青态度那么顽固，自己把事闹僵了……话说回来，又旭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给余汝明、王大可、胡敏打抱不平，结果闹成了这种结局……最伤心的是他们的家里人，最心碎的是石梅。
石梅已经办回北京了，比我晚一年回城。我走后，她独自在那种环境中生活，有说不尽的寂寞与悲伤。一次，刮起了暴风雪，她的羊群被困在外面，她坚持一天一夜，守住了羊群。自己却被冻伤了，病得头都抬不起来。她的行为像龙梅玉荣一样英勇，却没有受到龙梅玉荣式的称赞，还要忍受人们的冷遇和敌视。她孤苦伶仃，无人诉说，最后，再也坚持不下去，终于回京了。她的伤痛，只有我懂。两个苦命人同病相怜相知，虽然身在两地，却心系一处，书信不断。
很久没有收到余汝明的信了，无论我写多少信，寄多少书报和钱，都如同石沉大海。我惶恐不安，写信问石梅，石梅也不知道。她手中只有文旭的地址，只知道文旭的事情。她告诉我监狱的地址，让我问文旭。
我站在邮局里写监狱的地址，心如刀割。我们本是好学生，带头奔赴祖国边疆，怎么却进了监狱？怎能不让人感伤！文旭是多么优秀的青年呵，那么热情，有能力有正义感，现在却进了监狱……我的手颤抖着，贴上邮票，把信递给邮政局女工作人员。监狱二字，使她瞪大了眼睛，不屑地瞅着我，好像我也成了罪犯。这种鄙视的目光，深深地灼伤了我的心。我为文旭伤心，为石梅伤心，为余汝明伤心，也为自己伤心……
回到家里，我一头扑在床上，哭了很久。天啊，为什么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这群知青怎么会是这种结局？我为什么会落成这样的处境？从前，我是父母最疼爱的好孩子，是学校认为最有前途的学生，小小年纪我的画就出国参展。我是在学校、家庭的宠爱中长大的，心里充满阳光、美好和对未来无尽的幻想和憧憬。我不懂忧愁，不懂社会，不懂爱情，不懂人情世故，心里盛满了爱。可是，一旦踏上社会，真正进入了最低层，我的五脏六腑都涨满了痛苦，哀告无门，只有夜夜以泪洗面，日日强颜欢笑……
文旭来信了，说自从判了刑，就与余汝明分开了，现在只有余汝明一个人留在兵团八师的土牢里。正规的监狱不像土牢，比较规范，因为他的案子特殊，监狱的管教同情他，他干活又很卖力气，所以总受表扬……
我知道他的善良，怕我为他们担心，所以报喜不报忧……汝明呵，你在哪里？你怎么样了？苍天啊，告诉我，这一切何时才有尽头？我三天两头给石梅写信，石梅也说不清余汝明怎么样了，更说不清他为什么不来信。我像发了疯似地抓住石梅不放，好像在沉沦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石梅的封封回信，都写满了对文旭的思念，她的文字那么清新、凝炼、优美，她的思想那么深刻，不久，我的抽屉里使塞满了她的信笺，这些信件倒不如说是她写给文旭的情书。她把我当成了文旭，我把她当成了余汝明。有一次，她说，别把信丢了，等文旭回来，你再把我的信寄回来，我给他看，这些信表达了我的真实。不用她说，我怎么舍得丢呢。那诗一样美的语音，海一般深的挚情，伴着我孤独的岁月。她一再安慰我，千万别着急，终有解决的一天，现在北京知青正在集体上告。通过家长让中央知道内蒙古知青受冤屈的情况。她抄写了长长的上告信寄给我，联名信中还有外队知青的名字。信中字字血，声声泪，控诉极左路线对知青的迫害，信中的事例件件真凭实据，许多迫害女知青的人已被绳之以法，未及处理的事件不少，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盼啊盼啊，一天我收到了石梅的信。像往常一样，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匆匆拆开，看着看着，我泪如雨下，失声恸哭起来。石梅说，余汝明疯了1！！兵团回来的人都这么说，他真的疯了，不吃饭，以头撞墙，还常常大声呼喊着长征的名字。他疯了也在呼喊我的名字啊！我浑身都在颤抖，汝明，汝明呀！我亲爱的汝明，你精神失常成这般模样，可以想见你经历过怎样的折磨与痛苦，可以想见你作为一个男人的忍受力到了怎样的极限。我恨不能以易相替，苍天呵，为什么不让我以身相替？为什么！！！我的心破碎了，泪水泛滥着，汹涌着……妈妈闻声赶来，被我的号陶大哭震撼了，将我拥进怀里。我忘情地顿足大哭，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哭出来一样。我全身在又哭又喘中颤抖，妈妈几乎抱不住我，说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人会这样地恸哭。她知道，此时此刻的我是多么的脆弱，稍稍一碰就会整个地碎裂。妈妈轻声在耳边劝我，别哭了，那个人已经疯了，将来就是平了反也是废人了，你不能守着一个废人过一辈子呀，我的哭声更急促了，哽咽着说：“妈，我不，我不相信他会疯，他不会疯，他就是真的疯了，我也等他，等他出来！我养他一辈子！”
说着，我的泪水又凶猛地泛滥起来，心里疼痛得无法形容。
妈妈轻轻地叹息道：“爱情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大，真是千里因缘一线牵啊！”
从此，我夜夜泪流满面地喊着他的名字入睡。那时，我住在集体宿舍。同屋的珍珍常常开玩笑地问，你在喊准的名字？为什么天天喊同样的名字？他是谁？我的脸颊灼烫起来，这是我的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人有了爱会忘记爱人的一切过错。女人本来是感情动物，爱情本来就不理智，讲不清什么道理，凭着直觉，我爱的人一定会很快回来。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无论他疯也罢傻也罢，我决心等他，等到海枯石烂！
有一天，我被叫到了医院，父亲生命垂危，临终之前有话要对我说。我流着泪走到父亲病床旁。父亲抓住我的手，让我答应一件事。我点头答应了。父亲说，忘记牢里的那个人，他被关进去一定是有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顶了嘴，说他被冤枉了。父亲说，听爸爸的话，别嫁给他，他一定不是好人。我执拗地摇头，坚定地回答：爸爸，我一定等他出来和他结婚。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合上双眼。母亲怒目盯视着我。我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可是，我不能说谎。以后，父亲逃出了死亡，然而，我与父母的感情却受到了深重的伤害。
单位里很多人说我太优越，应当锻炼锻炼，分到试验室应当感到荣幸万分。人们对我的上山下乡历史不以为然，常常戏谑道，长征，你是不是每天穿一身绿军装，背着个书包在田间走走，指手划脚，然后写写批判稿，下雨时往屋里一蹲？大家闻言，哈哈大笑。我无意解释，跟没有经历过的人说话很费力。我不苛求他们的理解。
无论别人怎样看我，我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起码拿我当人对待。我可以平等地跟他们一起工作，没有人呵斥、监视、关押、逼供，我很知足，甚至都有些不习惯了，没有人能够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享受阿。我拼命地工作，不愿有半点怠懈。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力气做好每一件事，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
这时，单位里开展了批林活动。我写了长长的发言稿，一讲就是半小时。越批林，我心里就越思念余汝明，他为什么不来信？他现在怎样了？中央看到北京知青的联名信了吗？
不久，又掀起了评法批儒的热潮，批来批去，不知指的是谁，不知上层又有了什么变化，弄得老百姓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再往下目标就明确了，批了干部子女批他们的老子，再反过来批老子的儿子，批批批，斗斗斗，同仇敌忾，终于，矛头指向了我，一夜之间，单位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篇篇写着我的名字。面对祸从天降，我告诉自己要冷静应对。
单位召开了被大字报点名人的座谈会，要求大家正确对待。会上，我表示不抵触群众的批评，准备重返内蒙古，扎根边疆，当天，我还写了大字报，再次表态。
回到家里，我彻夜不眠，心里一团乱麻。我不敢想象重返内蒙古会怎么样，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大残酷了。
这时，我没有了眼泪。
我想到了死亡。惟有死亡才是逃离苦海的惟一捷径。我开始为自己设计死亡方案，死得要从容，要浪漫，要美丽，要与众不同，要让自己满意……
昏昏噩噩，我做了一夜死亡的梦。
天亮了，我习惯地踏上了上班的路，想着不知如何面对四周敌视的目光。不过，不要紧了，很快就不会再有这个叫长征的人了。心里一坦然，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毫无牵挂地踏进了单位的大门。
站在门厅里，我惊呆了。在我的表态大字报周围，贴满了新的大字报，仔细读下去，原来都是肯定我的大字报。我心中又流泪了，大多数人是公正的。于是，自杀计划被搁浅了。人呵，求生的愿望毕竟是更强烈的。大家谁也不再提我重返内蒙古的事，可是，在我心中却烙下深深的印痕。我觉得我的知青身份和干部子女名称，就像在脸上烙下的印记。有的人很会利用“她爸爸”，不知为什么——人们对“她爸爸”那么感兴趣。我从未向别人提到“我爸爸”，也讨厌这样做，但是，却总是被人这样强调。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要凭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
经过知青和家长们的艰苦努力，上告信呈递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不久，知青们从冤狱中释放。我收到了文旭的来信，但是，还是见不到余汝明的信。我不断给他写信，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余汝明的消息。从文旭和石梅的信中，我知道了他俩的故事。
文旭被释放后，终于回到了北京。他踏进了久别的家门，满目苍凉，院子里的荒草齐腰深。他走过台阶，推开油漆剥落的一扇扇大门，股股霉气扑鼻而来，人去楼空，到处是破碎的玻璃，狼藉的烂纸，挂满尘土的蛛网。受惊的老鼠吱吱叫着乱窜。当年，这里有过太多温馨的气息，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回望台阶，那里曾经伫立过石梅的倩影，他拉着她的手走上了这个台阶。她美丽的眼睛里闪动着终于被接纳的喜悦。如今，她已经不在身旁了，此情此景，怎么不让他感伤万分？为了他，石梅吃尽苦头。一个与世无争的贤淑女子，那么文弱、善良，竟然被深深地卷入了阶级斗争的麻烦之中。她恐惧未来、恐惧与文旭组成家庭，因为，蹲过牢狱意味着一生都完了，更意味着株连亲属——子女一生下来就失去了前程，永远生活在阴影中。她不能让后代一生都无辜地承受父母带来的痛苦，她决定割舍两个人的关系。这不能怪她，她没有过错。他说他从心里对不起她，让她吃了那么多苦。他理解她，准备同意与她脱离关系。可是，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这样凄凉地结束了吗？他伤在了心里，鲜血淋漓。
石梅和文旭之间恩恩怨怨，曲曲折折，难以解脱。我也深深陷在了自己的情感漩涡中。我想我是不可救药了。今汝明是我生命的惟一，除了他，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我如此费心和牵挂呢？

二 重逢

长长的思念，是一种何等折磨人的煎熬。
终于有一天，收到了余汝明的来信。那一天，我发现桌上丢着一封信，信封口是湿的，显然被拆开过又用胶水粘上了。是余汝明的笔迹！我屏住呼吸，急切地拆开看，果然是他！我一口气读完了。他说终于回到了北京，现在太想念我了，如果不是因为没办什么手续，真想与我立刻就做那个事……他说忍不住了……看到这里血，一下子涌上头顶，脸颊烫得发烧。我面对着墙壁，生怕被同事们看见自己的大红脸，心里痛恨偷看信件的人，只是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我真切地感到，余汝明就要来了，不再是远方的浮云，不再是那梦中一触即逝的幻影，不再害得我天天做梦，梦见跋涉在一幅巨大的凸形地图上，走呀走呀，翻山越岭，渡江过川，穿过无数的田地村庄，走呀走呀，终于看见了茫茫无边的大草原，狂风尖啸着掠过，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响着：他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快到了，快到了……我告诉自己，再坚持再坚持再坚持，就快见到他了就快见到他了……第二天，又继续走这条路，依然是那样遥远，天边浮动着炫目的云彩，我爬上高原，走过弯弯曲曲的山道……很累很累的梦中旅程啊……
他说，他要马上来江城。我盼他来，又怕他来，因为家人不会接受他。母亲明确反对，没有名分，从牢里出来就住在一起，算什么呢？不行！我们单位的状况更是麻烦，余汝明为什么不考虑呢？总而言之，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啊！我懂妈妈的心，也深知余汝明盼望相见的急切心情。这种漫长等待终于结束之时，却又不能迎接他，令我坐卧不安。我不能再伤害父母，因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写信向他解释，安慰他。
终于，我说服和阻止了他的莽撞到来，不然后果难以想象。母亲极重视社会影响，绝不允许一个不明不白从牢里放出来的人进入我们家庭。我们的家庭经过了太多的动荡，刚刚平静；那数不清的批斗声浪，“打倒”“油炸”“炮轰”的喧哗犹在耳畔；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历历在目。父亲历尽劫难后刚刚重新复职，怎么可能让一个来自监狱的不速之容再生波澜呢？母亲不知道这位年轻人犯了什么事，他死缠住女儿又不办手续——是用什么法力迷得女儿为他昼夜不眠神魂颠倒？母亲只是凭着直觉，像老母鸡一样张大了翅膀，本能地保护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巢穴。她断然拒绝这个自称女婿的年轻人的到来，无情地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我告诉余汝明我去北京。
余汝明说他联系住招待所。
我手里捏着他的信，硬着头皮去请假。政工组的领导说，未婚的本地人请假去外地，算事假，不能报销路费，而且要扣年终奖。扣就扣了吧，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匆匆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我满脑子都是他，对种种困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幻想着他现在的模样，回忆着他信中的美好语言——那些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的甜言蜜语在心里回味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象见到他时的举动，我会控制不住扑向他，抱着他痛哭一场，把这么多年的艰辛、委屈和思念之苦向他倾诉。不！不要这样，要让他知道我很坚强，在那些冤枉我的人面前，我从不掉泪。可是，我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坚强，我天天夜里泪流满面，呼唤着他的名字入睡……这种脆弱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一定又黑又瘦吧，一想起他在刺刀下干活，我就犹如万箭穿心。
列车驶进了北京站。一群朋友在站台上迎接我。他们有的已经办回了北京，有的正在北京探亲，大家相互问候，帮我拿东西。这时，他拨开人群站在了我的面前，一瞬间，我愣住了，久久地看着他——太超出自己的想象了，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完全变样了，曾经是苍白的脸上涂上一层健康的色彩，白衬衣紧紧包裹着浑身凸起的肌肉，超常的强体力劳动将他磨炼成一个魁梧的男子汉。他改变了发型，头发后梳着，露出宽宽的前额——公认的领袖发型。当时，人们一般都不大敢留这种发型，他却还是这么大胆，两腮留着普希金式的大鬓角，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我。我们久久地相视无言，袁宁在一旁怪声怪调地说：“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啊！走吧走吧，有什么话快回去两个人单独说吧！”
朋友们将我们送到了余汝明的家，各自散去。我见过了他的父亲和继母，大家都客客气气。弟妹们好奇地盯着我看。继母将他们支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我想倒进他的怀里痛哭一场。他制止了我，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紧紧地拥抱着、沉默着。经过了那么久，仿佛一个世纪，我终于又听到了他的心跳。这时，门忽然被推开了，小弟的脑袋伸了进来，好奇地盯住我们。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立刻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他赶走了弟弟，呼吸急促地问我，想去哪里玩玩？他无奈地说，只有出去了。我想，只有十三陵还没有去过，就说去那里。他说，好，咱们走。我说，现在已经晚了，明天再去吧。他说不要紧，来得及，说着，便拉了我出门。
到了西直门汽车站，我们仁立在西直门的护城河桥旁，相对无言。我突然觉得他那么陌生，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我和他都变得深沉了。他默默地看着我，噘起嘴唇，轻轻地向我脸上吹风，盯视着我不说话。我感到了尴尬，就说今天天气真好啊，护城河的水为什么快干了？像跟陌生人说话。他似答非答，心不在焉。他怎么了？一群小鸟啾啾叫着，从头顶飞过，一滩鸟粪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怒气冲冲地说：“操它妈！俗话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放个屁也砸了脚后跟，这可好，连小鸟儿飞过也要往头上拉屎，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人要是倒霉了呀，鸟儿也往人头上拉屎。”他弹掉那块鸟粪。我用手绢替他擦净肩上的湿迹。接着，我们又没话说了。
车来了，他牵了我的手上车。一路上，他就这样紧紧地牵着我的手。他不怕面对一车人异样的目光。我的脸皮也忽然变得很厚。那种年月，谁敢这么做？谁这么做就是流氓行为呀。我们却这么做了。我们是情急忘形了。
车到了十三陵，我们步入神秘的地下宫殿。在空荡荡的石墓室中，我沉醉在无限的遐想中。他似乎不耐烦，边走边说有什么好看的，不过里没有腐尸的空室而已，走吧走吧，看看活人才最要紧。他几乎是拖着我走出深深的地下宫殿。游名胜古迹是我的爱好，拉着他的手一同游览，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慰。我感到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他说那些老古董看够了，也就自然没有那么浓的兴趣了。走出地下宫殿，他就拉我走向人迹稀少的松林中，在草地上坐下，他几次想拥抱我，都有路人哼鼻子，于是，他左顾右盼地拉我起身，走向最幽静的去处，在古松树旁停下，借着大树的遮掩，他搂住我，深深地吻我的唇。身后，又传来响动声，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他不屑地说，看你，脸这么红，怕什么，这里谁也不认识谁，管别人看不看你呢！他的手伸进了我的内衣，痴迷地抚摸着，一脸令人难堪的表情。我羞得血液又涌上了头顶，原来，他最想念的只是我的身子，他对我的依恋也仅仅在这里。我忽然觉得像少了什么。这么多年来，我日日夜夜想念他，占满头脑的是他信中那些热烈、甜蜜、深情的语言，我在他的述说中不可救药化坠入了想象中的爱河，在万般思念中编织着爱的完美境界。重逢，让我见到了真实的他。现实中的他曾在信中说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可是，眼前的他却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陪我出来玩，出来玩的目的原来是想这样地表达爱意。
他粗重地喘息着，尽情地抚摸着我的身子。他说，真想与我做那种事，想得好苦啊，我们有家不能归，只能到这里不痛不痒地亲热一下，爱只有用性接触才能表达充分，这么忍着好可悲啊！这时，我哪里会有什么感觉，满脑子的紧张和害羞。我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懂得规矩，在公共场所这样，真是无地自容，他却什么都不顾，拉扯着我的手走来走发，面对众目睽睽熟视无睹，我行我素。我呢，想象中的意境和感觉全没有了，只剩苍白的紧张。这不是我要的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我希望的是含蓄，是千言万语的倾述，是无尽思念的缠绵表达，在两人情感交融的时候才会产生的双方情不自禁的亲热。可是，我们俩却没有这个过程，只剩了单方面简单的动物式行为，我隐隐地觉得尴尬和失望。也许，我是太不了解男人了。也许，男人都是这样？
我太紧张了，受不了这种恐惧，便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发现环绕地下宫殿的围墙颜色十分古怪，泥坯烧制的青砖颜色竟然发黑发红，有一种古老的神秘感。在路人的咳嗽声中，他将伸进我内衣的手抽了出来。几个年轻人从身旁走过。他说：哦……你说这墙呀，这墙是用糯米汤拌进特殊的泥土中烧成的，墙缝用铁计灌注，极其坚固，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呢。住在这里的傻皇帝，竟然想让他的坟墓千秋万代固若金汤，但是，他怎么会知道，不到几百年他的坟墓就成了公园，任千人踏万人踩，实在是可悲可叹。什么固若金汤，铜墙铁壁，不过是枉费心机。现在，谁还记得这空墓里的皇帝？历史上，只有独树一帜的人才会让人铭记在心，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只要有了名，管他好名、坏名、骂名……他又在大发议论了。我喜欢听。在全国上下只有一种声音的环境里，听到一点离经叛道的言论，真是一种精神享受呢。他顺着我的视线望向远处的田野，几个农民正在劳作。他说，你看这十三陵的大片庄稼，从前，这片土地全是皇族的家产，这些农民都是皇族家奴的后代。他们生活在这片领地上，世代都是皇家的奴隶。我说，那么现在呢？他说，这块土地现在也不是这些农民的，所以这些农民的身份过去叫家奴，现在叫社员，实际不过是改了称呼而已。他说得真深刻，我想。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富有洞见。他的种种见解，实在与众不同，而且，连伟大领袖的接班人都敢怀疑，评判——而且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我对他的爱中更增加了敬意，哪还想得起他有什么缺点，只是不喜欢他当众将手伸进我的内衣里……他说完农民，见年轻人们走远，便又将手伸了进来，不再说话，急促而又无可奈何地喘息着……
太阳滑落了，沉没在燃烧的晚霞里。我说，小心没了末班车，夜晚在这里过夜多可怕！他也发现已经空无人迹，立刻拉着我就向停车场飞跑。我被他拉着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活像两个没长大的孩子。到了车站，晚霞将山林染得一片金红。他沐浴在霞光中，脸颊比从前显得更成熟更好看，站在稀稀落落的乘客中等车，我与他听得见彼此的心跳声。他说，这种感觉真好，不喜欢那么多人一齐等车。他伏在我的耳畔轻声说，这里比家里自在，但是还不过瘾，现在太想太想跟我在一起，我想，他真有点糊涂了，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嘛！
回到了家，弟妹坐在他们的小屋里，阿姨说，晚上我跟妹妹睡这屋，弟弟和阿明住邻居家。阿姨又将弟妹叫了出去，只剩了我们俩。这时我们才真正面对面了。相别这么多年，盼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一回来就去爬山，众目睽睽下，我紧张得变成了木头，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感觉，只有现在的默默相视，才使我有了真实感，在数不尽的梦中，我与他牵手，他却像烟一样，一次次消失。这梦中的幻影，现在竟真的坐在我身旁，这是不是梦？会不会又要消失？会不会又被别人强行带走？我问他，是不是梦？他说不是梦，说着就捏疼了我的耳朵，并且吻住了我，他的唇凉凉的，带着山野夜幕中的寒气。我的心颤抖了，彼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听着心跳，真想就永远这么拥抱着，再也不分离。这时，门又开了，我们立刻像惊弓之鸟般分开，坐直了身子。原来，是妹妹叫我们去吃晚饭。
夜里，他坐在我身旁，久久不肯离去。阿姨说，妹妹明天要上学，今晚还是早些睡吧。妹妹也催余汝明快去睡觉。余汝明依依不舍地起身，乘妹妹出去上厕所，在我耳旁小声说，我真想吃掉你，今夜我会变成一只小鸟儿钻进你的被窝儿。我的脸又刷地红了。说着，他紧张地看窗子，自语道，可惜这窗子封死了，打不开。他又在打什么主意？他总是会想些出人意料的点子。他走了。我睡不着，在黑暗中盯住窗子，不知他半夜会不会从窗子里钻进来，看看睡着了的妹妹，心里紧张了一夜，担心了一夜，想了一夜。迷迷糊糊睡去，我觉出了鼻子痒，睁眼一看，是他！正在用纸搓的捻儿搔我鼻子。天色大亮，妹妹已去学校，他说阿姨和邻居大妈一块出去买菜，你快起来，快，快！就这么点时间，快！他二话不说，拉了我就走。

开了邻居家的大门，他拉我进了一间小屋，插上了门，急切地将我一把搂住，吻得我喘不过气来，匆匆忙忙解开我的衣扣，把我拉上一张窄窄的小床，耕云播雨，千姿百态，气喘如牛。他激情平静下来后，仔细地端详我的每寸肌肤，像在欣赏一尊雕像，他说我是他的维纳斯，百般赞美我的躯体。他说我是如此丰满洁白柔嫩，这是他的艳福，又说只是脖子短了点儿，腰粗了点儿。他在品头论足了。他说，不管有什么缺点，这个躯体是完全属于他的，从黄花闺女时就是他的，还说，十分欣赏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对女人的要求跟资产阶级的标准一样——美丽温顺。燕妮一辈子追随马克思，为他牺牲了一切，以他为生活中心，为他生儿育女，终其一生。他说，他赞成希特勒的观点，女人必须服从男人，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男人有天然的占有欲，一旦占有，绝不允许他人侵入。他警告我，必须要夫唱妇随，女人就是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就是穷得讨饭，你也得老老实实做讨饭婆！这话说得很霸道，但是我一点也不反感。因为他爱我才想要完全地占有我。只要他永远真心爱我，哪怕真的一辈子跟他去讨饭，我也愿意！绝不后悔！为了他，我忘记了害羞，任他这般令人难堪地看遍我的全身。我发现自己比从前大胆了。从前，我十分害羞，总是闭着眼睛，被动地接受他做的一切，不敢看他，现在铁了心做讨饭婆，就敢睁眼看着他，依偎在他宽阔的胸膛，静静地听他的心跳。
我感到，他长壮了，结实了。他酸楚地苦笑，说这身肌肉是真正地野蛮其体魄练出来的。我知道他吃了很多苦，问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眼睛里闪过一种凄凉，指着大腿根的一处伤痕，说是自杀未遂留下的纪念。几个兵团战士将臭袜子塞住他的嘴巴，围着他用皮带抽打，把他像一头牲畜那样手腿倒捆着，丢在地上肆意侮辱他，折磨他，蹂躏他。他想到了死，考虑着自杀的方法。一次，他被押去挖地，刨出了一颗锈钉子。他藏在身上，带回了牢房，乘夜深人静时，他用这颗钉子扎破大腿根的大动脉，这样，就会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没人会发现是自杀。但是，钉子太锈，又找不准血管，扎来扎去。疼得死去活来，也扎不出血，只好作罢。唉，人想死也不容易呀。听了他的话，我心痛得都在抽搐。我紧紧地抚住那伤疤，生怕它真的会涌出血来。
这时，有人在用钥匙开门。我俩飞快地穿好衣服。有人进屋了，大概是听见了室内有响动，踮起脚在门上的小玻璃窗上张望。窗口挂了布帘，看不见。余汝明忙问了一声：“是大妈回来了？”回答说是小四儿，拿点东西还出去。他在另一间屋里弄得一阵响动。我像做了贼，大气不敢出，待那小四儿走了，我俩关了门。我回头看见隔壁的玻璃窗上有一双苍老而不友好的眼睛正在窥视。我很不安，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现在我懂得了，人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感觉。在妹妹的小屋里，我是他最重要的听众，他从那天放羊时被戴上手铐讲起，一直讲到这次被释放回来。在兵团的土牢里，他受到种种虐待和折磨，每天，兵团战士用枪押着他干很重的活儿，不让吃饱饭，饿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吃地里挖出来的烂土豆，捞泔水缸里的残渣剩饭，偷食马槽里的马料。有时，他还挖地里的蚯蚓吃，真是无所不食。土牢里关押的都是犯了错误或者被冤枉的兵团战士、知识青年、转业军人，也有少数职工和牧民，他们犯的错误大小不同，有的只因为说了一句错话，就被判了刑，兵团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斗就抓出这么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反革命分子年仅十五岁，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被判了十五年刑。他们的罪行无奇不有。这些不想当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分子们，个个饿得没精打采，每天顶着烈日，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儿，有的累得抬不动腿就绊倒在田垅上，还要遭一顿枪托的毒打，境况惨不堪言。那些哨兵都是年龄不大的小兵团战士，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个个变成了小法西斯，以折磨犯人为乐事，想尽了花样。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比犯人犯的罪还出格。在那个是非混淆不清的年代，对“阶级敌人”冷酷无情被认为是革命立场坚定的表现，能责怪他们什么呢？
汝明说，这些囚犯中，数他敢反抗，所以他也挨打最多。有一次，在苇子地里干活儿，秋天的蚊子多得像雾一样，落在人身上，像穿了一件灰衣服，咬得人人脸肿如猪头，只好用毛巾、布片儿将头裹起来。一个小哨兵恶性大发，不许大家包头。人们被打怕了，只好俯首听命。余汝明脾气倔强，偏要包头。哨兵指着他说，你敢！他说，就敢！哨兵强令他取下毛巾，他怒火中烧，将头上的毛巾拉下来，摔在哨兵的脚下。哨兵大怒，说你敢摔我！余汝明拾起毛巾，又朝他脚下摔去。那哨兵正要发作，发现所有的囚犯眼里都闪烁着怒火，众怒难犯，于是，他恶狠狠地对余汝明吼道：你小子小心点！咱们回去再算账！余汝明知道，回去一定没好事，做好了思想准备。下工回营，余汝明老远就看见几个哨兵一字儿排开，个个手握皮带，叉着腰，站在牢门口。余汝明走到跟前，那群大汉一下子围住了他，将他的衣服剥下，抡圆了皮带，一齐疯狂地抽打。余汝明用双手护住眼睛，皮带铁扣重重地抽在身上，浑身像火烧一样，最后痛得失去了知觉，倒在了地上。这群汉子终于打累了。余汝明醒来发现自己全身布满伤痕，肿得变了形，他忍着剧痛，大骂不止。天黑了，他们将余汝明的手脚反绑起来，用臭袜子塞住他的嘴巴。师保卫科传出话来，要重点管制余汝明，不能让他出问题，所以，他们不敢往死里打。他绝食，他们就灌他。有一段时间，他忍无可忍，便装成疯子，以头撞墙。于是，他们将他双手反铐一个月，屎尿常常拉在裤子里。他不能用手吃饭，只好趴在地上，舔吃盘子里的食物。有一段时间，他被折磨得精神恍惚，只要一清醒就大喊我的名字……
听着听着，我心痛得要流出血来。
他说，在最苦最痛的时候，他喊着我的名字，说，长征，你是我人生沙漠里的绿洲，是我生命的希望，是我生存下来惟一的精神支柱，每当想到你，我就像有了依托，可是，又怕连累了你，所以我想死。我要是死了，你就不用那么苦苦等着我了，就可以去嫁别人，所以，我装疯，用头撞墙，将头都撞破了……
听他一席话，我将他抱得更紧，汝明啊汝明啊，你千万别这样想，当我听说你疯了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如果你疯了，我也会养你。如果你真的死了，我会随你而去。那个叫徐永红的说你是政治犯，要枪毙你，我当着她的面说，要枪毙就连我一起枪毙，我没反革命，心里没鬼，不怕死！徐永红气得把桌子拍得乱响……此刻，我紧紧地抱住他，不知怎么才能安慰这颗受了太多痛苦的心，我想，我要用更多的呵护抚慰他。
他讲到了“批林”——他被捕的核心问题。他说，其实他早已知道林副统帅出了问题。我惊奇地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怎么会知道呢？林彪出了事的小道消息传了那么久，连里没有正式传达之前，老乡们都还不知道，所以我才白白地又一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草原的消息总是晚一些，可是，他怎么会知道呢？他说，是他自己推知的。当传达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到来时，就被他敏锐地觉察出来了。那一天，他正在打扫马圈，马圈旁边是礼堂。他看见很多兵团干部军容整齐地列队而入，礼堂的窗帘全都放下了，遮得严严实实，会议持续了很久，那么多人，居然一直鸦雀无声。散会时，全体人员表情异常严肃，而且会议结束时没有像往常那样齐声高呼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他想，一定是林彪出了什么问题。当时，他与世隔绝，不允许看报。一次，在路旁他见到半张废报纸，乘哨兵不注意，赶紧拾回牢房。他发现，不见了每天必登的副统帅的消息，又隔几日，他拾到的废报纸上出现了批林报道。他心中有了底，估计不会太久，他就可以被放出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哨兵对他的态度大大改变，保卫科也很久不再提审他。文旭、王大可、雷幼月因打人事件被判了刑，押到了呼和浩特监狱去了，他却依然关在师部土牢里，久久不予宣判，最后终于放出来，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于是，那个人为编造的“巴音淖尔北京知青反革命集团案”不了了之。
听到这里，我对他的敬重几乎变成了崇拜。余汝明还谈到了批林文件中披露的林彪对民富国强的某些想法，他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他说，林彪这个人，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历史……余汝明说出这样一番话，我真服了他。他有那么多与众不同的大胆想法，与这种思想活跃的人生活在一起，真是一种快乐。
他说，刚放回草原时，牧民们问他究竟长了几个脑袋，为什么敢批判副统帅，为什么能未卜先知？于是，他成了草原上神话般的人物。我想如果文旭、王大可、雷幼月不打人，他们也一定不会被判刑。我问余汝明，当时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余汝明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完全是为了你和当时的环境，你想想，当时咱们小队的同学全都已经背对背揭发了我这个知青头头，如果我再不承认，不承担这个责任，全体知青就会反目，引起更深的误解，因此，我才给你写那封信，让你与我划清界限。
他的解释说服了我。我知道他以大局为重，承担责任，心里更加敬重他。可是，我想到文旭、王大可和雷幼月为了替他打抱不平而判刑，心里仍然很难过。他说，很理解我的心情，但是王大可、文旭不值得同情，这次关在一起才知道人心的狡诈。王大可更是多管闲事，引火烧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多管闲事，搅进一桩人命官司。王大可的同窗难友也是一个北京知青，当了兵团战士，为了一双白力士鞋打死了人，死者的父亲是中南海的职工，为儿子申冤，一直告到中央首长那里。中央首长立刻下令严办，缉拿凶手。那孩子是被人打死在煤堆旁的，根据线索查出疑犯，这疑犯开始死不承认，后来在强大的威慑下认了罪，偏偏又遇到这位傻乎乎的难友王大可，没本事还强出头，充当打抱不平的好汉，不顾自己也正在麻烦中，被杀人犯一鼓动，居然替那杀人犯写状子翻供，要帮他沉冤昭雪。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兵团是准军事编制，由军事法庭判罪。军事法庭量刑比地方法庭严厉，因为军队必须要有铁的纪作来维护。那时，谁上了军事法庭，结果都可想而知。因此，这王大可替死囚说话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寻死路。这案子可是中央领导直接为民申冤，关系重大，限期结案。由于翻供，拖延了期限，致使案子复杂化，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那小子重新认罪，最后判了死刑。这个王大可，打人的事本来判得不重，因为帮人翻供罪加一等，多判了两年刑，他妈的，还差点把我也扯进去。
讲了王大可，余汝明又讲了几句文旭，说他小子也不是好东西，出卖他，还出卖朝鲁。通过这次蹲监狱才暴露出咱们巴音淖尔的几个知青头头的问题，都不是大丈夫！听了这些话，我很惊讶。余汝明说，没什么好说的，今后你少理他们，我被抓都是王大可写了那封信害的。现在，这小子见了我像耗子见了猫地躲着，他对我心中有愧。我说文旭呢，他说别再提他了，只谈咱俩。他又讲了许许多多狱中的故事。
在狱中，他积攒了报纸、信纸的边边角角，还收集了卫生纸，写下了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用了几年工夫。为了躲开哨兵的视线，他费尽心机，将写好的稿子东塞西藏。这厚厚的一堆文稿凝聚了他的心血，不料，由于偶然的疏忽，被哨兵发现了，书稿被付之一炬，为此他痛不欲生，精神几乎崩溃。后来他对自己说：你是铁还是玻璃？如果是铁就要经得起打击，烧红的铁浸入冷水，就能淬火，百炼成钢。如果你是玻璃，烧红后一遇冷水便会裂成无数碎片。他勉励自己，要战胜自己的脆弱，做钢铁不做玻璃，就这样他熬了过来。
这时，报纸上刊登了张志新的事迹。一个才华横溢的美丽女性，为了坚持真理，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受尽非人的折磨，惨烈地牺牲了。张志新就是当代的江姐。她的事迹惊心动魄，感动了无数的人。余汝明在狱中的故事，也像张志新一样，令我感动至深。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升华了。我将他列入我尊敬的英雄谱中。他们是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江姐、许云峰、华子良、陈然、张志新……他们都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怕将牢底坐穿。我敬佩他们崇拜他们。如今，余汝明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因此，我更加爱他，敬他，服从他，决心以他为楷模，全心拿意地支持他，即便真的去当讨饭婆，一同去流浪，只要是为了毛主席说的防止中国变成修正本义，为了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也在所不辞……我激动地想着。
这短短的一周假期里，草原的知青朋友们频繁相聚，热闹非常。余汝明家门口停满了自行车。大家又像在草原上一样，纵论家事、国事、大家事。余汝明的确是有凝聚力的人，他一同来，四周就聚满了人。他是个天然的知青领袖。经过这次“反林事件”的风风雨雨，大家都被他未卜先知的头脑迷住了。想当初，兵团想搞出一个“反对以林副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集团”，其头头就是余汝明。为了给他定案，将我也牵连了进去，成为重点斗争对象，贬进了五类分子的行列中。现在，全国形势大变，余汝明的处境也随之大变，这群被理想主义教育出来的知青们，便自然聚集在更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头脑的余汝明周围。交流，思考……
此时，在这一群人中，出现了一位特别的女性——方梓兰。
那一天，她站在窗外。当时余汝明正临窗而立，半张着嘴，眼里亮着奇异的光彩，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顺着余汝明的目光看见了她。她站在明媚的阳光里，明眸皓齿，两条黑亮的辫子盘成环状垂在双肩，身材苗条，婷婷玉立，白衬衣将她天仙般的容貌映衬得更加艳丽。她灿烂地笑着，美丽而又端庄，全身焕发着青春的气息。窗口将她定格成一幅精致的油画。她的出现，吸引了屋里所有男性的目光。她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照亮了人们的眼睛。在一片欢迎声中，她坐在了我们中间。从此，她成了这间屋子里的中心人物。她的美丽与身世迷住了大家。她父母是著名的音乐家。父亲因为被打成右派流放大西北。为此，父母分居了二十多年。母亲含辛茹苦，独自养大了几个儿女。 “文革”中，儿女们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株连。方梓兰在学校受到歧视而辍学，只身一人，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地跑到了内蒙古草原投亲靠友，在我们巴音宝力格落户。我们十二小队的同学们对她的经历十分同情，因此，对她怜爱有加。她在大家的呵护下，心情愉悦，一同高谈阔论，在一片侃大山的京腔声中，出现了这个女高音。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儿，叽叽喳喳。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必须回江城上班。
我与余汝明难分难舍。余汝明说，草原比城市好，自由自在。城市人每天匆匆忙忙上班，像工作的奴隶。可是，为了生存只能这样。工作单位有纪律，我不得不回去。余汝明依依不舍地送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朋友们热热闹闹地去车站送我。我被友谊和热情包裹着，心里很温暖，真不舍得离开这个群体。草原的经历，使我的心今生今世都与他们牵系在了一起。

三 婚事

从北京回到江城，我便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我与余汝明的信件来往频繁，热烈地讨论我们的婚事。我天天提前上班，最晚下班，让我的爱在工作中得到升华。我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工余时间，同事们常常听到我快乐的歌声。有的人忌妒地说，这家伙活得太自在，太优越了，所以一天到晚才这么高兴。
是的，我能不高兴吗，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充满希望——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常常想起余汝明陪我逛街，每次上公共汽车他都扶老携幼。他常说，他跟我一样敬佩雷锋，一个革命者应当在品质上是完美的人，大事应从小事做起。我觉得，他变得比从前更好了，不仅是活着的张志新，而且是活着的雷锋。长期的思念，使他在我头脑中成了一位英雄。
我日日夜夜期待着婚期的到来。
余汝明为了取得我父母的同意，说动了他的父亲。老人家亲自替儿子写了一封提亲书。这一招真灵，我父母不再说什么，一切任我自行处理。余汝明来信让我向家里要钱办婚事，这不大可能，我家人口多，父母生活很节俭，从来都不宽裕。我自己月工资仅有二十多元，存下一点钱还要用于路费和购些家具及日用品。他说他来想办法。他风尘仆仆回到内蒙古日夜活动，运用自己的智慧，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坐牢期间的全部经济补偿——一千四百元。在一个月仅几十元工资的时代，这笔钱就像是天文数字那么惊人。他得意之极，不停地夸口：“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点也不错！”他与我商定了结婚的日子。我红着脸去请婚假。我不在意种种规定，不能报销路费更是算不了什么，任何障碍都挡不住——我要回内蒙古结婚啦！人们惊讶不已，甚至传出谣言，断定我一定在草原上生有孩子，所以才会这样牵肠挂肚，才会这么犯傻，回了城又往内蒙古跑。这些世俗之人，怎么懂得我们的草原之恋，怎么能理解我们崇高的爱情。我骄傲地这样想着，对任何谣言、非议、窃窃私语，不屑一顾。
妈妈倾其积蓄，为我做了一身新衣——一套的卡春装，一件的确良衬衣，还塞给了我八十元钱。这是我的全部嫁妆。我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这点钱来之不易。接过钱，我心里充满愧疚和感激。我将新衣穿在身上，照着镜子，觉得很漂亮。我怀揣着妈妈给的钱和弟弟送的当时很时髦的军帽，心满意足地出发了。我和余汝明商量好了，他在内蒙古准备婚礼，让我在北京买些糖果就行了，这些包装漂亮的糖果被草原人认为是最好的礼品。
到了北京，阿姨热情地接待了我。她不像余汝明讲的那么凶恶。余汝明说，经过了“文革”，她变好了。“文革”期间，造反派们曾经包围他的家达一个多星期，断了粮，阿姨节省每一粒粮食，熬稀粥喂病中的父亲，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多亏她的照顾，父亲才能健在。同甘共苦的岁月，化解了这个家庭的矛盾。我对阿姨心存敬意，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带来南方的特产糕点给她，她欢天喜地的模样令我开心。我爱余汝明，也爱他家里的每一个人。我决心做一个好媳妇，不管她是不是继母，她都是我的婆婆。

一九七五年。七月。
石梅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文旭也在北京。他与石梅正闹着说不清的矛盾，分分合合不能肯定。文旭的外公也平反了，他被关了八年的监狱，一个连的战士看押他，陪伴他度过了八年的岁月。外公说，白白浪费了这些年轻人的大好年华。八年呵，人生有几个八年？八年能做多少事啊，就这样，人生最有价值的年华浪费在最无价值的人事斗争中，这种损失，难以估价。文旭与外公终于团聚了，可是他与石梅的爱情却坎坎坷坷。那些年月，石梅为文旭柔肠寸断，吃尽了苦头，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千头万绪，扯不清，理还乱。我弄不清，也不便细问。
我在北京停留了一天。在京探亲的知青们又相聚在一起。有人帮我买车票，有人为我的婚事出主意。我的事就像大家的事，置身在这个群体中，有着说不出的快乐。临上火车时，许多人来送行。余汝明妹妹的屋里坐满了人。袁宁也来了，他看着我，突然说：“长征，我看你和余汝明不合适，他与方梓兰倒像一对。”这话像一把利剑，直刺我的心。我没有说话，心里却受伤了。袁宁说话总是与众不同，直率，一针见血。他在“五不准学习班”里受过刺激，头脑有时不很清楚，但是，此时此刻，他说的不像是疯话。我想，他这么讲，必有原因。一时，我心里翻江倒海，想起了余汝明说过的许多女性——白露萍、孙胜利、李菲菲、林思韵、丽璕、季茵、玲玲，如今又多了一个方梓兰；我还想起了他一再表示过的“共产主义者”的爱情观．一种不安全感立刻包裹了我，那些曾经有过的复杂的感受沉渣泛起，冲击着我。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受尽了人世间的磨难，不惜一切代价等着他，熬到了今天。袁宁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他自己的感觉，还是他知道了什么事情？张松林说，要赶晚上六点的火车，必须现在出发。大家说，石梅家离车站近，先去她家等候，其余的人直接去车站。袁宁、张松林与我一同到了石梅家。一到她家坐下，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石梅聪慧过人，一定会有正确的分析。我问她，我为余汝明付出了那么多牺牲，他会不会抛弃我？嫁给他值不值？石梅匆忙安慰道，马上要出嫁当新娘子啦，怎么临上轿前还说这种话？她问清了原因后，笑着批评袁宁，说人家大喜的日子，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太不像话了，袁宁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直点头，说，是，是，是我嘴不好，瞎说瞎说，没想到一句话会把长征同志弄哭了，长征同志别往心里去，都是我信口胡说。他们七哄八哄，像哄小孩子，哄得我不哭了，还告诉说，人家方梓兰还要做你的伴娘，陪你一起去内蒙，等你们的婚礼准备好了，我们北京的同学随后就奔赴草原，喝你们的喜酒，我们都是你娘家的人。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烘烘的，又破涕为笑了。石梅叹道，你呀，根本没长大，跟孩子一样好哄，打一顿再给一根棒棒糖就行了，唉……看她的神情，似有许多难言的话。
到北京站送行的朋友很多，不少人是余汝明、方梓兰的朋友。人们齐声祝福我，都说代表我娘家人送我上花轿。我从车窗口探出身来，与大家握别。在江城，我孤身一人上车，现在，有这么多双深情的眼睛。大家都说是我的娘家人，我被大家宠着，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的脸发烧得厉害，浑身的血液在奔涌，此时此刻什么不愉快和烦恼都没有了，只剩下了高兴和感动，我就要做新娘了！远方，一座蒙古包里，有一个新郎在等待着我。
火车开动了。
我挥手告别，直到看不见大家。当我回坐在靠椅上时，立刻触到了一双异常明亮的眸子，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面对方梓兰。我与她很陌生，可是，突然离得这么近，我不大习惯。都怪自己小心眼儿，临上车时还为她哭了一鼻子，真难为情。不过，石梅说离开娘家人时哭是中国的风俗呢，因此，哭一场也没有什么不吉利的。我不好意思看眼前这个人，她却很大方，主动与我说天说地。她说，是余汝明亲自邀请她做我的伴娘，并嘱咐她在路上照顾我。她说，很高兴担当这个角色，一定安安全全、完完整整地将我护送到草原，亲自把我交给余汝明，这是她的任务。一席话，说得我既感动又惭愧。在她的言谈里，我似乎成了小孩子，她成了我的监护人，我受宠若惊，找不到与她相处的准确位置，一路上客客气气，想不出说什么好。我们从东三省那条铁路线经过白城，绕进内蒙古，再换乘长途卡车。这时，问题出来了，她晕车。一路上，卡车颠得太厉害，她脸色惨白，不断地呕吐，一副痛苦不堪的模样。我不晕车，该我来关心她了，这时，我才感到了心理的平衡。
余汝明在霍斯淖尔迎接我们。
方梓兰拉着我走到他面前，说：“我把长征送到你身边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说罢，她消失在了暮霭中。
我与他真正地相聚了。
他拉着我，马上找到妇联主任，办理了结婚证，又拉着我，风风火火跳上了去巴音宝力格的拖拉机，回到了久别的草原。夏季，夜空中弥漫着牧草的芳香，空气那么清新。草原的天空，是世界上最纯净最湛蓝的天空，草原啊，魂牵梦萦的草原，我终于回到了你博大的怀抱……
拖拉机驶入了旧场部。这里，盖了几幢新的红瓦房，是兵团战士的住所。屋前，一条车道境蜿蜒远去，伸向一片低矮的土坯屋深处。余汝明拉着我的手，顺着这条路，穿过淡淡炊烟，一直走到土层的尽头，驻足在最西边的一扇小木门旁。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新房。推开旧木门，迈过里屋高高的门坎，见有一间很小的屋子。屋内，小土炕占了面积的一半，屋顶用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撑住，四壁糊满了废报纸，但是，窗棂上糊了新纸，很耀眼，炕边有一张借来的木柜兼桌子，墙角是木制洗脸架。这就是新房的全部陈设，比我的想象好多了。我没有想到，知青居然又住进了房子，余汝明说，咱们的那顶破毡包早就不存在了。经过这些年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知青与牧民的友情被破坏了，免不了产生磨擦，于是，知青们纷纷搬出了蒙古包，住进这些因为迁入新场而废弃的陋屋中，不再牧羊，干起了那些曾经不屑一顾的活计。汉人的本性就是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不再游牧和忍受风吹雨打，大冬天也可以蹲热炕头不出门。
我赞美小土炕，动手把它烧得热热的，屋里非常暖和，比那四面透风的蒙古包好多了。余汝明说，这是一间危房，屋顶和墙壁快塌了，他特意去山里拉了两根木头和许多木条，拉了一车泥，自己动手补了屋顶，糊了墙上的裂缝，一根木头顶住快塌了的顶棚，另一根木头顶住快倒了的墙壁，屋内四壁糊了旧报纸，换了窗纸，整修出来后，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对这间陋屋满意极了，兴高采烈，大大夸奖我丈夫的聪明能干，为自己没能跟他一起创建这么美好的小家园而遗憾。小屋旁，有一方菜园，种满了各种蔬菜瓜果，一片青翠，盛开着菜花，蜜蜂嗡嗡叫着飞来飞去。园中有一眼水井，井水清凉。这碧绿的菜园，这湛蓝的天空，这一串无际的草原，这可爱的快要坍塌的小土屋，一切的一切，都令我陶醉。我心里像喝了蜜酒，盛满了对他的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知青们下工回来，便相聚在一起。人人拿了自制的三弦琴、曼陀铃，挤满一炕，叮叮咚咚地弹唱起中外歌曲，一首接一首。最有趣的是改唱革命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唱遍流行的革命歌曲，就唱情歌。现在，知青们不再顾忌，竟然敢唱情歌了。如果再早几年，这样集体地唱情歌，会以流氓团伙罪论处，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知青们放肆地唱着，一遍又一遍，歌声里流露出渴望和无奈。这群知青都已经长成大人了，谁替他们的未来想一想？他们上哪儿去找对象呢？
现在，人心动荡，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返城，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城市跑回草原结婚，这成了当地一大新闻。操办婚事成了大家的事。余汝明补了三年的工资，成了大富翁。他一掷五百元请哥们儿分头办事。有人去霍斯库尔买猪肉。有人去牧业队赶牛羊。有人去买烟酒糖茶。还有人风尘仆仆从几百里外扛回整整一口袋葵花子，说那村子的向日葵一望无际，颗颗红心向太阳，便宜极了，几块钱就买了这么大一口袋。于是，大家炒瓜子，嗑瓜子，地下厚厚一层瓜子皮儿。人家说，这瓜子像魔鬼，迷住了所有的人，吃了还想吃，不断地吃，没完没了，边嗑边侃大山。不到两天，婚礼用的物品就备齐了，小屋堆得像供销社的仓库。
去北京探亲的知青们，为了参加婚礼，纷纷赶回了草原。住在大红瓦屋里的兵团战士们，全部放了假，一齐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这一天，方梓兰很早就来到新房，让我穿戴整齐，等在屋里，一切事由大家操办。她从草原上采来一大束干枝梅，插在木柜上的罐头瓶里，说这是草原上最好看的花，永不凋谢，满枝的小花朵就像假的一样，假假真真，太有意思了。她清脆的笑声飘满了小屋。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许多女兵团战士也来了，我本能地紧张起来。她们热情地说着，笑着，还集体凑钱送给我漂亮的缎子被面。我的眼圈红了，没想到这些陌生人带来的温暖，这么轻易地就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我为她们快乐的声音而激动。
小屋前，搭起了帆布大帐篷。全连总动员，将所有的炊具用大车拉来了，还在门口挖了地灶，架起两口大铁锅，一口烧茶，一口煎、炒、烹、炸、煮。空气里弥漫着菜香。知青们又腾出两间大房，借来小学校的桌椅，摆得满满的，桌上整齐地放着茶碗、酒瓶、筷子。牧民们也来了，土屋四周，被马和牛车包围了。男女老少，穿红着绿，盛装而来，人人喜形于色。尼玛阿娘就是我的娘家人，挝姬阿娘就是我的婆家人，她们笑得合不拢嘴，帮我接待着每位来宾。人们按照蒙古族古老的礼节，送给我一只碗，里面装满糖果和月饼，用毛巾、绸布包了送给我。阿娘们帮着装好一碗碗北京糖果，用毛巾包了送给来宾。牧民们吃着花花绿绿的北京糖果，喜笑颜开。一提包北京糖果发完了，同学就去买本地糖果接上。好大一堆的碗、毛巾、糖果发完了。那边，牧民们送的毛巾包着的碗聚了一大堆。我发现，送碗的都是妇女领着小孩子。这时，远处山坡上腾起一团团烟雾，许多人伫立在屋前观看。原来，赛马开始了，男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骑上快马，呼啦啦一大片，摆开了阵势，风驰电掣般地奔驰而来。这种壮观的场面，只有草原那达慕大会才看得见。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久久难以平静。我爱草原，爱草原上的人们！
余汝明拍拍我的肩膀。我深情地望着他。他说，你看，你丈夫为你安排的婚礼隆重吧。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你就是这盛会的女主人！此时此刻，我完全被幸福淹没了，沉浸在爱的蜜河里。
兵团女士们川流不息，端上美味佳肴，花样繁多，排满所有的桌子，摆不下了，便摆在炕上。两套屋坐满了牧民、知青和兵团战士，还有一大群小孩子。兵团战士帮了大忙，拿来了大量的餐具。
婚礼隆重地开始了。屋里，端坐着巴音淖尔最有威望的人——恩布赫、巴特尔、劳斯尔、呼日图、以得日扎布、梗登，清一色的男性。我这才知道，草原上男性的地位，仍然高过女性。我与余汝明并排站着，倾听德高望重的男人们庄重的祝福，长长的，像诗一样，然后，他们把酒举过头顶，一饮而尽。我们也跟着一饮而尽，我与余汝明交臂，又一饮而尽。大家让我唱歌，我放开了喉咙就唱，牧民们也跟着唱。人们尽情地吃喝笑闹。许多男人喝得酩酊大醉，撒着酒疯。大家尽兴而散。最后，兵团战士们帮着收拾场地，洗洗涮涮，拆帐篷装车离去。这群兵团战士的友爱和热情，极大地冲击了我对他们的成见。
人群散尽，只剩下我和他。
四周，万籁俱寂。
这是洞房之夜，是等了那么多年、流了太多眼泪等来的洞房之夜啊！
我想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
他很冷静，没有过去的激动，坐在炕沿上。我坐在了他的身边。他表情漠然，突然站起身，退到墙边，靠墙坐下。我又靠近他，他伸手制止，指着中间说，你就坐在那边，让我静一静。我惊异地望着他。他说，这是在监狱里呆出来的毛病。我不打搅他，静静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与我保持距离，现在的他与重逢时的他为什么判若两人？
他紧盯着门，我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门突然开了。
是方梓兰进来了。
余汝明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再也不看我。
方梓兰坐在窗下的小凳上。余汝明说，你很准时。她笑了，两个人开始聊天。余汝明满面春风，跟她聊得很投机，不停地说。他们谁也不看我。我插不上嘴，很无聊。这是婚夜，方梓兰怎么不懂事？我心里开始不自在起来。
方梓兰开始看表，说十二点了。
余汝明也说，十二点了。
他俩都在笑，说着十二点。
这是新婚之夜的十二点。
内蒙古大草原真静呵，只有风儿扑打窗棂的轻响。
他与她热烈地谈到了十二点钟，似乎没有我的存在。
就这样，洞房里坐着三个人。
我心里有些不高兴了。
方梓兰终于停止了说话。两个人笑着道别。余汝明送她出了门，回来时对我说，怎么，不高兴？女人小心眼儿。方梓兰这人很豪爽，也很讲义气，你不知道吧，你这次来结婚，她为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她本来是要把户口办回北京的，都已经跟别人说好了，这次回内蒙古，她本应直接去呼和浩特，咱们牧场知青的档案全在旗里、盟里，有的还在呼和浩特。为了给你当伴娘，她放弃了个人的前途，你还计较人家坐在这里的时间长了。
我无言以对。
从他的话中，我看到自己原来这么庸俗。可是，她为什么为别人的婚礼放弃回北京，这种牺牲有多大必要呢？
余汝明说，你想一想，咱们小队除了她，哪儿还有女生？石梅在北京，跟文旭正闹得不可开交，怎么可能做你的伴娘？我说，十二小队的同学还有袁宁呀，童君呀，姜志毅呀……他们都特哥们儿。余汝明说，你傻不傻呀，哪儿有男的做伴娘的，伴娘只能是女的。
我一下子惭愧起来，耽误别人办户口的大事，我觉得真对不起她。
他望着我，笑了，说：你呀真是傻得可爱。他终于拥抱了我，动手脱去我的衣服。柔柔的灯光，照亮着两个赤热的躯体。他喘息着数数，说要创最高交合记录。他喝了酒，力气很大，非常了得……
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显然有人在偷听。余汝明全神贯注地做事，不理睬我的提醒。做爱结束了，门外又传来响声。我警觉地推他。他懒洋洋地说，是那个小兵团战士……这些小家伙，就喜欢窥视别人的隐私，不过，中国民俗就是这样的，新婚的洞房之夜，小孩子们可以偷看。
婚礼过后，就要回娘家小住——蒙古人与汉人的习俗差不多。同学们准备了两匹马，还借给我们马靴。童君作为娘家哥哥陪着，在辽阔的巴音淖尔草原上疯跑了一个星期，住遍了与知青交往最密切——最有威望的牧民家。他们非常盛情地款待我们。当然，尼玛阿娘、恩布赫的家是正宗的娘家婆家。童君背着相机，为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回门之后，蜜月开始了。

所有的牧民、同学、兵团战士都自觉地不再来打扰，让我们过一个月安静甜蜜的新婚生活。余汝明宣布，要开始上班，说咱们是劳动人民，他在连队的菜园子里种菜，必须天天下地，说新娘应当坐在新房里，每天给新郎做饭吃，现在是小农经济，我耕田来你做饭，我担水来你浇园，土屋虽破能避雨，夫妻双双把家还。听了他的话，我很开心，每天送他早出，等他晚归，替他做饭。后来，他中午也不回来了，说在别人家喝茶。这样，过了几日，我觉得不像蜜月，一定要去帮他种地，他推辞不过，答应了。我去了菜地，原来这么近，没有五分钟的路，他怎么会给我一个很远的印象？地里，种着各种瓜菜。我帮他浇水，到了中午，他说队里有事，我要跟他一起去，他说这事太麻烦，你跟着去干什么，就在地里数瓜吧，有獾子偷瓜吃，每天都要数少不少。你数吧，数完了回去做晚饭，别来找我，小心队里说闲话。我当然不会给他惹麻烦，等他走远了，便一心一意地数了起来，一位老爷爷路过，见状说，长征姑娘呀，大老远的来俺们这里做新娘，跑大太阳底下干什么活儿呢，快回屋去吧，别这么傻，公家的事还不都是慢慢地做，快回屋去歇着吧。我怕给余汝明惹麻烦，不敢多搭话，数完瓜，又浇一遍所有的地，还不见余汝明的踪影，就回家去做饭。一连三天，都这样过去了。每天，他都疲倦地回来，不再热心做爱。他像换了一个人。他怎么了？他说是在监狱里呆的，要跟他这个历尽沧桑的人结婚，就要忍受他的怪异。他说，夫妻生活正常的是一周一次。于是，他开始冷淡我。他本来就与众不同，我自然也没有多想。
他不愿意我跟着他下地，不久，他牵来了一匹马，说去打旱獭子，做皮衣。以后，他便天天骑马早出晚归。我天天盼着太阳落山，等他回家。渐渐地，我开始难过起来。这哪儿是蜜月呀？天天盼他回来，也没几句话说。他不是说菜地很重要吗，现在为什么不去管理菜地？他变化得太快了，每天一回到家里，便懒洋洋地倒在床上．夫妻生活的感觉也大不相同，时常狠狠地咬我，尖利的牙齿深深嵌进肉里，痛得我直想叫，身上留下了紫红色的牙痕。夫妻生活就是这样的吗——难怪许多人都不愿意做女人。他的行为很令人费解，不过，他本来就是令人费解的人，因此，我也没有去深想。只是，我一定要跟他去打旱獭子。他说，没有马给你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草原深处，我决定步行去陪伴他，不能让真实的他又变成一个幻影。我朝着他消失的方向一直走，在一处小山坡下，我听见坡上有女人的笑声。我爬上了那个坡，看见了余汝明和方梓兰！
见我来了，两个人站起身来
方梓兰一边去牵马，一边说，我早上来看看什么人在这坡上转来转去，原来是老余，打旱獭子真有趣，我走了。余汝明一脸吃惊的神色消失了，他望着方梓兰骑马远去，恨恨地说：你来干什么？！把我下的套全废了。你知不知道旱獭怕吵，来这么多人，它们就不出来了，你就会捣乱！我说：方梓兰不是也来了吗，她还骑着马，还说那么多话呢，不是更吵吗？他说，她与你不一样，她本来就是这儿的人，你不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说中午你回家去吃饭吧。他说，中午不回去，牧民在等我。说完，他纵马朝方梓兰远去的方向奔去，全然不管我会怎样想。我只好踅回陋屋，等他回家。
就这样，我很难见到余汝明的人影，每天在小屋里闷得无聊。余汝明又说，新媳妇不可以乱串门，尤其不可以跟异性交往，免得人家说闲话。小队里的同学都很懂事，不来找我聊天。我没马没地方去，正好有汽车去新场，便提出去看看韩智圣和韩大嫂，也看看莲花阿嘎和朝鲁书记的旧居。他说，让方梓兰陪我同去——她成了我的影子。我们坐上顺路的车，专程看望新场的熟人。
我驻足在莲花阿嘎的旧居前，久久不肯离去。碎了玻璃的窗在风中摇曳，屋内破败得令人心痛。当年这里多整洁温馨啊，经常回荡着牧民和知青们的朗朗笑声。如今，人去屋空，好凄凉的感觉。莲花阿嘎呀，我看你来了，你在哪里？我好想你呀！不知不觉，眼泪盈满眼眶。这时，方梓兰在叫我。她是后来牧场的，不知道我们的故事，也不了解我为什么会伫立在这空荡荡的屋子前发愣。
我跟着她，到了她住的房间。这是她的临时住处。她说，她四处为家，高兴住哪儿就住哪儿。这是一排红砖房中的一间小屋，里面摆了两张木床，铺盖很简单。她在换衣服，内衣破得令人伤心。于是，我这才想起她不幸的身世，才明白余汝明为什么那么心疼她。她实在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
方梓兰陪着我去一家家拜访。
我们看望了韩智圣，他情绪不很高，还在讲述兵团整他的老故事，说我们十二小队的人被关学习班时，他被关进地洞一两个月，出来时双目都看不了东西。他只有怨言，却没有新的想法，令人索然无趣。我们又去了桂花的家。她的疯病一直不见好，嫁给了一个暗恋着她的小木匠。小木匠心甘情愿地养着她，这是她的福气。她成了真正的疯子，不认识人，头发剪得很短，蓬乱着，衣服脏兮兮的、目光呆滞。想起从前的她，那么聪明活泼，那么光彩美丽，真让人痛心。我们还看了几家知青，都结婚了，有了孩子，孩子送回北京，她们牵肠挂肚地心痛。这是知青们新的痛楚。未婚的女知青们，住在一片自盖的土坯屋里。在小学校里的大屋里，许多女知青将木床集中在一起，床头的小课桌上摆满了学生作业。她们都是小学教师，校长也是北京知青。她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来，大多数知青选择了稳定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知青们的特点使然，并非害怕了艰苦的游牧生活。
方梓兰牵来了两匹马。我们骑上马，去看望场部附近牛棚里住着的友人。棚主未归，我们只好往回走。远处有人纵马而来，是余汝明。他一定想我了，我好高兴。他来到方梓兰面前，下了马，从背包里取出一套书。我下了马，伸手去接。他说，你别动，将书递给方梓兰。他不看我，直视着她说：这套书借给你看，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俩旁若无人地谈了起来，谈该书主人公的悲剧性质，谈罗曼·罗兰，谈婚姻，还谈这次盛大的婚礼。方梓兰说，我看你老余办婚礼不过是政治示威，为巴音淖尔的过去争口气。余汝明说，你好眼力，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没有被整垮，精神不死。其实，婚姻有什么劲，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你看，这套书的主人公一辈子过得多自在。他就不要婚姻！他俩相视而笑，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又一次忘记我的存在。我插不上话，像一个多余的人。我说，我想看看这套书。方梓兰友好地说，给长征看吧，反正我也看过。余汝明依然坚持着，说：长征以后有机会看，现在还是再给你再看一遍吧。我想，也是，我们是两口子，还能没有机会吗？遂不再坚持。方梓兰收好了这套书，于是，我便永远记住了这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这套书的第二次出现，已经是两年以后了，依然是余汝明交给了方梓兰。
婚期中，我与连里的兵团战士有一些接触，了解了她们的辛酸苦辣。她们不再是威风凛凛的阶级斗争冲锋队员，如今她们的地位跟我的过去有些相似了。我走后，连里有很大变化，也发生了许多事情。一位战士病了，请求休病假。连领导说他是装病．严厉地强迫他上工。结果，这位战士死在了地里，引起全体兵团战士的公愤，在一位复员军人的带动下，掀起了集体反抗的大行动，砸烂了连部所有的玻璃窗，上房揭瓦，反正房子也是大家自己盖的。师部闻讯，断定这是反革命暴乱，派人镇压。那位复员军人匆匆逃进霍斯淖尔浩浩荡荡的芦苇荡里，无路可走，饥寒交迫，于是，点火自焚了。“暴乱”平息了，全体知青都背上了黑锅。凡是砸玻璃掀瓦者，全部扣除工资作为赔偿。从此，初建兵团时的豪情荡然无存，大家开始混日子。许多男孩子留起了象征颓废的长发，许多女孩子坠入了爱河。有人将谢萌萌从男知青的被窝里赤条条地拖了出来，她已经没有了羞怯……听了这些，我无言以对。责任在谁呢？时代？当权者？当然难辞其咎。但是，我们知青自己呢，是不是也应该自省？在这场混混沌沌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那个整过我的金巴连长复员了——回老家去种地了。临走时，说请人给我带话，说曾经对不起我，向我道歉，请我原谅。听了这些话，我鼻子酸了，百感交集。我从来都没有认为金连长坏，我不怪他，反而同情他的遭遇。他已经跌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心境一定不会好。我祝愿他活得好，一切重新开始。
婚假报快度过了。
蜜月不蜜，独守空房，这种感觉，对谁都难以启齿。我与余汝明之间像隔了一道透明的墙，咫尺天涯。
因为我没有马，只能乘车回旧场部。余汝明骑马走了。当我独自回到小屋，心里空落落的。我想起了石梅、文旭、葛温温，他们为什么没来呢？余汝明回来后，我刚一问，他的脸就沉了下来，说：你真傻，傻得没头脑！你想一想，文旭怎么有脸来。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关吗？是他出卖了你！你想想吧，为什么石梅没被关起来，还有放牧权，你却没有！是他害了你。我们牧场的运动全毁在他手里了，朝鲁被抓就是他出卖的！是他外调回来说朝鲁是“内人党”，牧民便把朝鲁送回场部了，所以莲花阿嘎才会死。那个石梅媚气十足，看见文旭外公被关押，后台没有了，就不要他了。告诉你吧，石梅还追过我呢！我比文旭更有魅力。文旭哪里配得上她，他根本没什么头脑。凡是有思想、有文才的女性都会看得上我。我不想开这个玩笑——哪一天，我向石梅求爱，她肯定上钩！叫她脱裤子她都会干。你长征有这么大的面子，都是我给的，是你丈夫有本事，才把你请到内蒙古来成亲。你别以为这是什么爱情的力量。内蒙古这地方，女人太少，有本事的人才讨老婆，没本事的人打光棍。女人脱了裤子都一样，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一席话，说得我目瞪口呆！
我不敢相信，可又不能不信。他强调说，以后再也别跟他们来往了！我点了点头。
他从卫生员韦强那里要了避孕药，每天看着我吞下去。我说．你不是希望咱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草原上吗？他说，那是从前的想法，现在不能要孩子，我们两地分居，有了孩子太不方便，会连累我们的。他曾经多么渴望我为他生几个儿子啊，这个梦是他带给我的，此刻，我心里有些难过了。
婚假结束了。离开草原的前一天，余汝明拿来一册手抄歌本，交给了我，说：你不是爱唱歌吗，给你借一个歌本抄抄。我翻开一看，惊喜不已。这是秦跃收集的蒙古族歌曲，用蒙汉文工工整整写成，字迹秀丽干净，妙极了！我匆匆抄了几首歌，天就黑了。我埋怨余汝明，为什么不早一点借来，看来抄不完了。他笑而不语。我将歌本收好了，准备明天上午还给秦跃。第二天上午，秦跃来取歌本，我立刻去包里取，奇怪，不见了。我将书包全部掏空，仍不见踪影，再查找别处，依然没有。泰跃不高兴了——这是他数年来心血的结晶呀。可是，它现在却不翼而飞！我心里好难受。这时，车来了，我要离开草原了。我说，还没找到歌本。余汝明一进屋便催促道，不过就是个歌本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走吧走吧，对车啦！他提了包，秦跃也送出来，看他沉默的表情，我知道他一定很难过，觉得很对不起他，怎么办呢？
车开了，途中，我打开手提包取东西，伸手触到了什么，一看正是秦跃的歌本！哎呀，怎么会在这儿？我问陪同我的余汝明是怎么回事儿，让他带回去，还给人家。余汝明幽幽地笑，将我的手按住，诡秘地说：傻瓜！不过一个歌本而已，还不还无所谓！你带回家慢慢抄，管他要不要的！我不知说什么好，也许他有他的想法。我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有一种做了贼的感觉。我想，秦跃心里肯定恨我，认为我贪别人的东西，可是，余汝明拿它又有什么用？这件事成了一个秘密，我又不知如何处理，每次提起，都被他压住了。就这样，我心里难受了很久。以后，余汝明来江城时，还让我把歌本取出来给他看，可是，他离开江城回京时，歌本便失踪了。我猜不透，他想要这个歌本，为什么采取这么复杂的方式呢？为什么要让秦跃认为是我故意不还呢？其实，我原来根本不知道秦跃有这本民歌集，我又何苦费心去把它据为己有呢？我觉得，余汝明怪异得出了格。

四 困惑

我超假了，受到了单位的惩罚。
我不明白，余汝明为什么天天忙着上地里干活儿，实际上却是在做其他事，后来又忙着打旱獭子，早出晚归，并不迷恋来之不易的蜜月。当我反复告诉他，违反了纪律会受罚的，他说，管它什么纪律不纪律，就说是火车路上出事了，生病了，你怕什么！那个时代，假期严格，人人以革命工作为第一生命，报刊和厂播的这种宣传更是日夜不休，破坏纪律者是要受到鄙视的。我的婚假大大超了，无论怎么小心地提醒余汝明，他都听不进去，完全不考虑我的处境，却又让我独守空房。超了那么多天假，我回去以后该怎么交待——尤其是我不会撒谎，所以每天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回到江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入夜，距离使我又陷入遐想，于是，爱情重又变成了令我憧憬的美丽童话，那么令我迷恋。我用想象编织着完美的爱情境界，他依然是这境界中的白马王子。等待自己心爱的人，那种感觉同样是一种幸福。也许，沉浸在爱情中的女人，都是这样盲目吧。有时，我也在想，他还像在狱中时那么爱我吗？他为什么对我不热情了？
回到单位后，人们对我十分冷漠。
原来，我的丈夫竟是牧羊人，各种谣言四起。
我不理睬，让大家去说吧。
这时，邓小平又复出了，上任第一件事是抓农业，要在农村展开学大寨的思想教育，把生产搞上去。我非常赞成，也非常佩服他的不倒翁精神，便积极报名参加了省工作队，去了省内最穷的大山区。
工作在深山中，离余汝明更远，可是，我却更加牵挂他，异常紧张的工作之余，我写去一封封信，天天盼望他的回信。我伫立在大山中的田野里，小河旁，面北长叹，盼望着飞鸿传书，这种盼望，令人肝肠寸断。
终于，他来信了，说要来江城，还说要到大山中小住，亲身感受山里人的生活。我兴高采烈，等啊盼呀，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匆匆洗去浑身的泥土，从山区赶回江城。我们终于又团聚了。他来到江城，住在我父母家中，婚姻终于使他踏进了我们的家门。他与我一同去医院探望生病的父亲。他在我父亲面前，十分注意言谈举止，还带来许多京城的上层小道消息，他大谈邓小平，说邓小平就要重新主持工作。他的言论获得了父亲的好感。父母都在医院里，家就成了我们的天地。他少了许多顾虑。虽然我们没有了夫妻生活，但是，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爱情经历过太多的苦难考验。他似乎对我父亲的住处很欣赏。此时，王大可已经出狱了。他给北京的王大可、胡敏写信，交流情况。胡敏成了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余汝明每次提到他，都会轻蔑地说，胡敏考编辑是偷了他的思想和文章。但是，表面上，他们仍书信不断。余汝明在信中描绘我们的住处，写成了一座山间别墅，点缀在绿荫深处，像仙境一般。他似乎真的沉醉在仙境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炫耀。
就在这休假期间，我和余汝明坐在收音机旁，听到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十分震惊。余汝明拍案而起，在室内踱来踱去。他是一个政治动物，凡是重大政治事件，他如果不在场，心理就会失衡。接着，他收到了胡敏的来信，嘲笑他的世外桃源，说中国人民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天安门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老百姓在为真理流血，你却躲在山间别墅，悠哉悠哉！读罢，他脸色大变，击掌叹息，情绪激动，嚷着要回北京赴汤蹈火。一会儿又低下声来，说胡敏是胡说八道，中央采取措施一定有道理，政治从来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太平时施仁政，动乱时就施暴政，现在毛泽东老了，林彪死了，中央无疑在找接班人，如果全民投票选择国家主席，我就左手投江青一票，右手投邓小平一票。不过，无论如何，我必须回北京了，北京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我看，江城人对什么事件都无动于衷，市民气太重。我惊讶地望着他，不知如何回答，只是，我知道，他这个敏锐的政治动物是一定要走了。
我恋恋不舍地将他送到车站，望着他渐渐远去，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等他盼他，好不容易休二十天假，他说要陪我在山里住一个月呢，可是，这次他来江城小住，却始终心神不宁。我向他述说山中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听而不闻。这时，我与他完全没有了夫妻生活。他说是在监狱里打坏了。我无法相信，因为，他初回北京时和新婚之夜时，根本不是这样，并且恰恰相反。显然，他是自欺欺人。但是，我不了解男人，也许是男人生理上的变化无常。我认为不要紧，重要的是他永远爱我，心里永远有我，我就心满意足了。他才来了一个多星期就要走了，我舍不得呀！他说，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妻子，本来就该如此。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朗诵着这悲壮的诗句，支撑起我脆弱的感情。我含泪从火车站回来，心里十分难过，实实在在的他又变成了幻影……
他走了以后，我全身心与社员们一同学大寨，努力把生产搞上去。
他来信了。原来，他没有去赴汤蹈火为真理而战，而是结帮搭伙游玩泰山。他描述着泰山风景的奇伟，同游佳人的可心。这群佳人有方梓兰、葛温温，还有小莫……他与她们玩得十分酣畅、快乐……
我心里酸酸的，平添了许多烦恼。
我不再多想，一心扑在了山村的生产上。这里很穷，土地贫瘠，老百姓缺吃少穿，穷得让人心碎，因为欠收，五年未交公粮。工作队在老乡们眼中很了不起。我觉得，有权不用，实在对不起父老乡亲，因此，天天和乡亲们一起下田，披星戴月，累得发高烧三十九度七，依然咬着牙下地拼命工作……
天安门事件后，政治气候又变了。报纸上在批判“右倾翻案风”。上级布置省工作队带领社员学习批判文章。我身在基层，深知上头一句话，就会造成基层的地震！我与山民们共同度过了粮荒，坚信乡亲们有饭吃才是根本，不忍心让庄稼枯了黄了去搞什么大批判，反正我有权，便把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报纸压在了床下，不予以传达。我依然狠抓生产，根据乡亲们的意见，没有搞大寨式的评工分，而是实行包田计工分，激发了积极性。乡亲们拼命干活儿。这一年，我分工的生产队获得了多年不见的大丰收，人人喜笑颜开。我与社员一起修了储水池，解决了水田缺水，还在池里放养了鱼苗。秋季，鱼长得有一尺多长，乡亲们高兴地吃到了鱼。当工作队离开山区时，全村男女老少送我到村头，依依不舍。我也舍不得离开乡亲们。我想，只要这样再干上几年，穷村一定会变成富村，可是，现在全国批判右倾翻案风，我个人无回天之力。我亲眼看见，当时的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
大地同忧，中国向何处去？！
当年十月，被称作“四人帮”的集团垮台了。我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只是，余汝明半年没有来信了，在我心里，他更像幻影了。
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探亲假。我买了大包小包的江城糕点，乘上北去的列车。北京知青像过去那样来接我，人群中多了一个方梓兰。余汝明一脸的冷漠，没有了往日的兴奋。
在去招待所的路上，他推着自行车，一言不发，只顾自己走，棉被差一点从车架上滑落，我小跑着扶住，紧跟着车子。我们住进了他父亲单位的招待所。夜里，他将被子拉过去，裹住了自己。我的身子裸露在寒冷中。他还是那么自私，而且又多了冷漠。
几天后，朋友们邀我和余汝明去北海公园。当时，北海公园已经关闭很久，不开放，是找了关系才有这个机会的。
大家都很兴奋。
朋友群中多了方梓兰和小莫。
大家边游玩边窃窃私语。我这才知道，是余汝明写给中央领导人的建议书不翼而飞。事实证明，他的事总是牵连着这群人的命运，因此，他的事也就成了大家共同的事。于是，朋友们像讨论国家大事似地议论着。
到了九龙壁旁，见有一个画展厅，余汝明带着我进去了。他关了门，说要陪我单独观赏这个画展，难得两个人同游，虽然他的行为霸道了点，但对他的关爱，我十分珍惜。听着他讲述这一幅幅画以及宫殿里的故事，我心里漾满了幸福。我渴望的那种感觉终于回来了，我们生死与共这么多年，今天才体会到两人世界的幸福。我紧紧拉住他的手，细看每一幅画，假装听他评论，其实在体验这幸福的感觉。我们在一起逗留了好一阵子，他才去开了门。人们在门外等着我们。我们在殿外的玉兰树下合了影。他说，慈禧太后的小名就叫玉兰，因她喜欢玉兰花树，所以这树才改名叫玉兰花树。我好佩服他的博闻多识。
以后，他天天在家看书，让我陪着他，哪儿也不许去，又不与我说话。好久没来北京，前几次都来去匆匆，我说要买张月票出门去逛逛，他说早逛腻了，有什么好玩儿的。他不准我买月票，只让我陪着他看书，从早看到晚，说职业革命家的日子就是这么枯燥，你耐得住吗？他不许我碰他，说会影响学习，也不许我做别的事，说也影响他学习。夜里，他说不能有夫妻生活。有一天，他说：你闷了吧？自己出去逛商场吧，我不能陪你，我要学习，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
于是，我独自去了。他让我给他买一件衬衣，要我好好慢慢地挑选，多跑些商场，别急，看好了再买。独自买东西，心里不踏实，总是惦记着他。我匆匆忙忙在附近一家小店买了衬衣，怕他有什么事情，风风火火地跑回家，他却出了门。阿姨说，他跟方梓兰一块出去了，还说他俩早就经常在一起了，那姑娘也在内蒙古。你在江城，你们一年才见一次面，又担心又花钱，何必呢，干脆他跟方梓兰结婚，就在内蒙古不用来回跑了，对你对他们都好。
我笑了笑，心想，阿姨不过是妇人之见，哪里知道经历过患难的感情何等珍贵，自然也就没有往深处想，只是奇怪他拒绝陪我逛街时，却立刻陪方梓兰出去……
第二天。清晨。余汝明又让我去逛街，说昨天买的衬衣难看极了，快去换。我去了，争执很久，人家不给换。那个年月，售货员脾气都特别大，得罪不起。我悻悻地回了家，他却又不在……
到三天，他又要我出去逛逛。这一次，我坚持跟着他，无论他说什么。他说，你呆在家里等我，我办一点事，马上就回来，说罢就出了门。他刚一出门，我便跟了上去。他往招待所走，我赶上他，与他走在一起。他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我没有解释，我们默默地走着，谁都不说话。我明显感到了，他变了，在嫌弃我，常说我的腰太粗，脖子太短，嫌我总是挺着肚子，像要生孩子似的。生孩子难道不是好事吗？等了这么许多年，终于可以要孩子了，应该高兴，他却相反，为什么呢？
到了招待所门口，守门的师傅用眼睛朝门里瞄，他分明是在用眼神向我示意什么。余汝明走到门前，俯耳听了又听，用钥匙开了门，里面坐着方梓兰。余汝明像是吃惊地说：你来了！为什么听不到一点声音？她望着他笑了。她盘在头上的辫子解下来垂在胸前。记得余汝明曾经说过，他喜欢看她的长辫子。她是怎么进来的？我知道，这间屋子有两把钥匙，我向他要过另一把钥匙，他说夫妻俩有一把钥匙就行了，夫娼妇随嘛……显然，另一把钥匙给了方梓兰。
方梓兰看见了我，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奇怪，她为什么这样，表情那么僵硬？余汝明说：哦，你又是来借书的吧？这时，我发现床头放着一套书，竟然还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将书递给她，让她拿回去看。她笑着说看过两遍了。我说，也挺想看一看。他说，还是让方梓兰再看看，这书写的是音乐家，她家人懂音乐，你不懂……
这以后，一连几天，他着了魔似地往方梓兰家跑，说是被她母亲的高雅所吸引。他不再拒绝我跟着他。当我见到这位老音乐家时，顿时也被迷住了。她谈笑风生，魅力非凡。她讲自己的专业，拿出自己的剧照让我们观看。我非常喜欢方梓兰的妈妈，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然而，我觉得余汝明不一样，明显地在献殷勤。我明白，余汝明心里有了方梓兰。
临回江城前夕，余汝明与我一同去首都体育馆看杂技，路上，他突然说：“咱们离婚吧！”什么？我吃惊地望着他，脑子轰一下，不知不觉，两行泪水夺眶而出，“你胡说！”我哽咽道。他发现路人在看我们，立刻说：开玩笑呢，你还当真呀，快别哭了。你看，别人都在看咱们呢，你别这表情，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破涕为笑了，说：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他说：你呀，根本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们走到一座月票亭前，他说去买一张月票。我又一次吃惊了，说：我来北京一个月了，你都不准我买月票，不准我出去玩儿，不仅每天让我陪你看书，而且连话都不许跟你说，现在自己要买月票……他不再多解释，又一次说：“咱们离婚吧！”我说不出话来，大脑一片空白，两耳轰鸣得厉害，一时竟然不知道东南西北，脚下却在不停地走，走呀走呀，似乎有谁在喊我的名字，当我意识到时，发现自己已经从西城直走到了东城的美术馆。我想起来了，本来是去首都体育馆看杂技的，票在余汝明手里，于是，又往回走。晚风中，我走呀走呀，不知什么时候，我看见了余汝明苍白的面容，正僵硬地笑着，那么陌生。我困惑地望着他。他低声说，别把玩笑当真，你看，多好的两张票作废了。
回到江城，我心里依然在隐隐作痛，唉，怪自己没出息，一点儿玩笑都经不起了。

五 陷阱

一九七七年。盛夏。
余汝明来到了江城。现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已经解散了，干部们大捞了一把，将毛皮、木头、毡子……钉进大木箱，一车车拉走。余汝明改变了对返城的蔑视态度，说：只要能回城，管他什么后门前门的，有窗户也行，钻回城去！听说，有的知青讲，钻窗户钻门缝都行，哪怕是钻狗洞呢，也要钻回去。童君已经在草原上成家了，找了一个蒙古族的小姑娘。他很满意自己的选择，但是，来信中也流露出对枯燥生活的厌倦。返城，像雪崩一样，已经势不可挡。
我第一次厚着脸皮，买了高级糖果去求人。
可是，人家说余汝明是边疆户口，进城难，只能先调到城市周边的农场再说。他没有想到会这么麻烦。他把我父亲的权力估计过高了。我父亲不是一个会使用特权的人，这显然使他失望。为了体验未来的江城生活，他用了几天的时间去挤公共汽车。那时，江城交通条件很差，拥挤不堪，到处是武斗留下的痕迹，许多公共汽车都没有窗玻璃，人们上班挤不上车就拼命从车窗钻进去，或吊在车门上，比杂技还惊险。没有几天，余汝明便悻悻地说，江城不适合我，这里的人太市民气，没有太高的追求。北京才是政治文化中心，我这种人只有在北京才能发展，不然我一辈子就完了。我不是一个俗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不能留在江城！
这时，知青们已经人心涣散，成了没有人管的自由人。我却不行，因为单位有严格的纪律，必须天天按时上班。余汝明天天一言不发，默默地坐在靠椅，上目光沉郁，心事重重。他说，他是思想家，思想家生活在思想中……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变得越来越古怪了。
我每天上班，他就出门去挤公共汽车，跑遍江城，弄得一身臭汗回家。家人请他洗澡，他拒绝，或者白天足不出户，不理睬大家，神情冷漠。邻居专门来看他，他却不屑一顾，弄得不欢而散……余汝明不是这样的，他历来是社交高手。他怎么了？每天吃饭，按我们家的规矩，历来是父母先入座，子女到齐了才开饭。余汝明却不管不顾，饭菜摆好后，不等任何人，他便旁若无人地吃起来，很夸张地挑肥捡瘦，嘴里叭叽叭叽乱响，一似饿粮的吃相，全家人看得目瞪口呆。我红着脸替他圆场，说他从小没有妈妈，没有人告诉规矩。妈妈心痛没娘的孩子，当然也就不介意了。
余汝明住了一些日子后，说：你家表面上堂皇，其实很穷，不如我家有钱，差别人太了。我淡淡一笑，没有在意。
兄弟姐妹为了亲近姐夫，邀他去风景区旅游。一路上，他表现得极不耐烦，指桑骂槐，看什么都不顺眼，半途上便不欢而散。他的怪异得罪了全家和邻居，我天天为他担心，惟恐又弄出什么不愉快来。
现在，一回到家里，他就沉浸在高乐中。为了帮他排遣烦恼，我特意给他买了一个曼陀铃。他天天慢慢地调琴弦，一直调了三天，然后弹起忧伤的曲子。他的琴声使我想起了十年前——他在学校里拉二胡，声音那么沉郁、感伤，令人心酸。我感到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好心痛，他在草原时的那种朝气哪里去了？他说过，要像江姐、许云峰这些革命者一样坚强，百折不回，汝明啊，你不要太伤感，路要步一步走，你有什么难处，只管对我说呀，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帮你，不要这样消沉，好吗？
自从去年的探亲假以后，我们就没有了夫妻生话。他常说是在牢里被打坏了。我知道，他是在说谎，真打坏了就不会有新婚之夜的“创记录”了。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太伤感了。每天，他一边说自己不行，一边压在我身上，百般抚弄，挑逗，引起我的欲望，却又突然放弃，然后像猫儿逗弄老鼠一样，盯着我难忍的模样，表情怪异。这种感觉是一种痛苦，一种受罪，他却要反反复复地这样做。他不停地撩拨，又不断地突然放弃，直到我感到厌倦，沮丧，疲备不堪，好像是体罚一样。于是，他说，古时对女人有一种刑罚，就是让正值发情期的女人与丈夫见面，撩起性欲，但不许与男人发生性关系。这种刑罚，曾经记载在古代的法典中。这种刑罚，很残忍，也令人很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又难以启齿，因为中国女人受到封建的伦理道德约束。现在，你跟我这种不能有夫妻生活的人长期在一起，不正是一种体罚吗？你很痛苦，又有苦难言，你心里好受吗？我无言以对。他明知如此，却又反反复复折磨我，甚至还在我耳边说，你看你这表情，忍不住了吧？荡妇！没男人你受得了吗？！听罢这话，一种深重的耻辱袭来，笼罩了我，心里像受到了重创。我不是荡妇。我里你的妻子。我一向安分守己。我等你想你爱你呵，是你在拼命地折腾我，却又出此恶言，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呢？
我感到痛苦，不仅仅是肉体，还有灵魂。
婚姻是什么？
我从肉体到灵魂感受到的——就是痛苦。
他一百六十斤的躯体，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令我喘不过气来。时间长了，江城的天气又闷又热，我几乎要窒息。他在我耳畔说，我体重增加这么多，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了满足你，我拼命吃激素，所以才长得这么胖，你不是要我吗？我这么重，你受得了吗？于是，我深深地内疚，可是，我从来没有让他吃激素呀。我说，你千万别吃激素，汝明，强求自己了，没有夫妻生活不要紧，只要你心中有我。他说，这是一种病，我便陪他去医院。他进了门诊室，不准我进去，他与医生在关了门的房间里长谈。终于，他出来了，说：他得了性功能障碍症，即不孕症，将来不能生育，是精神因素引起的，那医生是性科专家，说他是冻坏了，很难再好。我说不要紧，会治好的。于是，他每天去医院打针，但不允许我陪他去，说女人陪男人打这种针很丢人，只能说明女人性要求太强，弄得我又感到了深深的羞耻。
这一天，他从医院带回来一张证明——得了性神经衰弱。我说，不要紧，不是器质性病变。他说，医生是为他着想才这么写的，因为一旦写下真实病情，等于判了死刑，毁了人的一辈子，将来找工作都成问题，飞行员检查还专门检查小伙子的这一项呢，不合格不能录用。其实，这辈子算完了，再也享受不了女人的艳福了，他夸张地连连叹气。闻言，我并不吃惊，因为我早就做好了各种准备——一辈子患难与共。在我眼里，他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了夫妻生活，会使他和我变得更圣洁。
这些日子，他拿着病情证明找父母谈话，找姐姐、弟弟谈话，不许我跟着听。从此，我发现家里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疏远我。
每天临睡前，他大谈男女性生活，精神抖擞。我睡着了，他也一定要弄醒我听他讲。我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他一定要我睁着眼睛听，天天如此。白天，我要上班，全神贯注地工作，夜里连续这样，我有些熬不住了。他可以白天睡觉，可我不行呀。他说，你丈夫是不行了，你受不了去找野男人我也不会怪你。我在矇眬中告诉他，我永远不会找野男人！一辈子守着他过日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讨饭婆也要跟着他。他说，你真傻，一点没有女人的个性，他就佩服潘金莲，她是妇女解放的典型，敢于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敢跟相爱的男人不结婚就发生性关系，挺着大肚子去坐牢也在所不惜，还说，你敢去找个男人跟他怀孩子吗？我不怪你，谁让我自己不能生孩子呢。他的口气很认真，我浑身一震，突然惊醒了，他在鼓励我去找野男人怀孩子，挺了大肚子去坐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思怪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真的坐了牢，他会怎么样？他会救我出来吗？就是出来了，人们又会如何看我？我不敢想下去，也不相信他真是这么想。只是，他此刻的神情极为冷静，冷静得让人不安。我说：我绝不会去找野男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谈起了与方梓兰、小莫一同游泰山的事，说小莫跳下一个高高的岩石时，他双手接住了她，顺势搂在怀里，她脸色通红，好叫人开心，说明小莫心中有了他，可惜了抱她的只是一个太监，言罢，他得意地笑了。他又扯到了方梓兰，说她身世可怜，与他经历相似，只有她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内心。我静静地听着，无言以对。从他的话语中，我得知方梓兰腰椎有病，而且骨盆狭窄，不能生孩子……我叹息起来，心眼深深地同情她的不幸。
他告诉我，他计划写一部巨著，像《史记》一样，要花费很大力气。我兴奋起来了，喜欢他这样有抱负。我说，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他的眼睛亮了起来，说：你真的支持我？我坚定地回答。他说，你愿意为我的事业而牺牲吗？我要是像司马迁一样受了宫刑，你也肯跟我？他见我点头，斩钉截铁地说：那么好吧，你的牺牲就是与我离婚！
我睁大了眼睛，但是不再吃惊，听他说下去。
你要是真心支持我的工作，就必须与我离婚，因为你，我的婚姻已经成了我工作的最大障碍。你现在是我的精神负担，影响了我的思考。他说。
我没有拖累你，而且一直全心全意地支持你。我完全靠自己生活，没有得到你的一点照顾，还省吃俭用地节约钱和粮票来帮助你。我说。
那有什么？能解决多少问题？他说，实际上，你和我的婚姻关系牵连了我不能调回北京，将来窝在这里，一辈子都完了。我必须回北京，只有离了婚才能办到。如果你不肯离婚，我只能办到江城的郊区农场，再办回北京的话，又要等许多年，那时，我已经老了，还写什么书？就因为我与你的婚姻关系，害得我连工作都找不到。去年，呼和浩特招收教师，有文凭的未婚者可以去大学任教，而结了婚的连中专的门坎都进不去，你说是不是害了我？
想不到会是这样，我愣住了。
他见我不说话了，情绪更加激动，说：你已经回城了，有了工作，能不能为我考虑考虑？我只有回北京才可能发挥我的能力。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可以说是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心，有最丰富的藏书和资料供我参考，不回北京，我怎么可能完成我的巨著呢？为了一个普通的女人，放弃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巨著，你是不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种牺牲是不是太大了？！
我流泪了，低下头去，无话可说。
你说你没拖累我，不对。为了你，我每年都要花那么多路费，内蒙古那点钱全扔在了铁路上，心里还总是记挂着你，这是不是我的精神负担？
你一年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说。
你有什么权力这么说？你都不肯放弃工作来内蒙古陪我。你知不知道，我每天用了多少时间钻研理论，撰写文章，身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而且每回一次家，就花光我全部的积蓄，用什么买书买资料买纸笔……
听着听着，我更加泪如雨下。我无权再说什么，都是我不好，无意中拖累了他，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心里有无限的委屈，一时却理不清楚。
其实，你我之间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这两年，我与你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这种死亡的婚姻，保留了又有什么用？我已经咨询了街道办事处——凡是男方有生理问题的，根本不用上法庭调解，只要有医生证明就可以离婚。再说，这两天我跟你爸爸讲了我们之间的性情况。我告诉了你父亲，你的性欲很强，我有病，满足不了你，我不能耽误你，只好离婚，你已经同意了。你父母都表示很惋惜，但是，他们也不能干涉我们的事。他们都懂得婚姻自主是法律规定的，如果干涉，可以告他们呢！而且，你父母封建思想很严重，都想要你给他们生外孙子。你要是真的孝敬父母，也应该为两个老人想想，赶快找人结婚，给他们生外孙子……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嘴唇一张一合。
我的心像刺进了一把尖刀，涌出殷红的鲜血，钻心地痛。
他怎么可以这样胡说啊！
余汝明依然喋喋不休地说着，语气咄咄逼人。
告诉你，第一，你必须马上跟我办离婚手续，越快越好。为了支持我写作，你肯为我牺牲吗？
他盯着我的眼睛，等待回答。我沉默着。
好！沉默就是认可，也就是说，你同意与我离婚了，痛快！但是，我要告诉你，关于写书的事，你必须严守秘密，这是关系到千古的大事。对你的母亲，也必须守口如瓶。你很了不起，为了我的事业牺牲婚姻，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方梓兰就很敬佩你。第二，离了婚，要有人照顾我的生活。方梓兰和小莫身体都不好，你看，她们俩谁更适合我？我最相信你的眼光，所以对你毫无保留地说心里话，请你来帮我选一选。
此刻，我的心脏快碎裂了。
他却要我为他另选新夫人。
我的眼泪快流干了，心里的血也快流干了，他却沉醉在自己的快乐里，仰望着天花板，不断地自言自语。他说．小莫有才华，就是长得丑，但是他不嫌。不过她太瘦弱了，像是林妹妹，经看不经用。方梓兰呢，像古人说的红颜祸水。她长得真漂亮，迷得咱们十二小队的男知青全都变傻了，一个个以为她跟自己好。她早不是处女了，跟好多男人有关系，像个妓女。不知这家伙怎么想的。把咱们小队的哥儿几个都耍了一遍，现在谁不恨她？说她是狐狸精。其实，她挺可怜的，即使是狐狸精，我也不嫌弃她，她没有生育能力，以后谁会娶她？所以嘛，我这个废物，配她这个废物，正好一对儿。不要孩子就算了，你说呢？长征，在听我说吗？你吃醋了吗，女人就是醋坛子，我就喜欢看女人吃醋……
他在大谈女人吃醋。可怜的女人呵！
此刻，我已经不是心酸，而是心碎。
我倒在床上，无声地流着泪。他兴奋地坐了起来，拉着我，让我答应他，马上去找一个男人结婚，他说，听我的话没错，你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办好这件事，这样我才会安下心来，这才算是真正支持我的写作，听到了吗？！他在命令我。
我摇摇头。女人也是人，不是机器，怎么能说另嫁就另嫁呢？我心中的爱情，应该是最纯洁最崇高的。也许，我古板我守旧，但是，我纯情我真心，我不能接受他——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命令。他又说，那你就找咱们小队的人吧，选谁都行，必须明确答复，不然他不会安心，依然要影响他的写作计划。他—一问我，咱们小队的人怎么样。我说，在我和石梅最困难的时候，杨亦森借给我们牛车，他真是个好人。余汝明说，那你就马上给他写求爱信。我问，为什么要写这种信？他说，你必须写，只有拿到了你的这封信，我才会安心去写作。你想想，现在最影响我完成那部巨著的人就是你，只有解决了你的问题．才能解决我和方梓兰的问题。你忍心看着我写书时没人照顾吗？我会废寝忘食地写作，必须有人照顾我呀！
哪儿有女人给男人写求爱情的，我说。
这才叫女性解放，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不仅要写，而且一定要发自内心，写得让他同意才行，否则将会误了他的大事。他找来纸和笔，摆在我的面前，执拗地催促我。我痛恨自己的脆弱，痛恨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从对他一一具有远大抱负的“共产主义者”的迷信中觉醒，挡不住步步相逼，写下了一封令我蒙羞一生的文字。写罢，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点点头，放进衣袋里，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
翌日，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婚姻办事处，了断了这段磨难了十年的婚姻。他的医生证明果然管用，没费口舌，就办好了离婚证。我们在上面接下指印时，我觉得心脏都在痉挛。他摇摇头，重重地叹息，一脸悲苦的样子，说：好像杨白劳的卖身契呀！听了这活．我的心又像冒出血来，好痛呀！他拉着像木头一样的我回到了家，向我的全家人展示这张耻辱的证件，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从此，全家人对我反目。父亲尤其严厉，说：因为别人有病就这么抛弃，是不道德的，太不像话了！他以老军人的锐利目光，冷冷地盯视着我，像一把钢刀刺进我的胸膛。我最受不了的是父亲深深的失望和悲伤，那一刻，我真正是虽生犹死！
父亲啊，您的女儿心里好苦好苦，但是不可以说出来一一余汝明要为国为民办一件大事，要写一部重要的巨著，所以，我服从了他的一切愿望，牺牲了自己等待多年的婚姻。余汝明要我保密，我不可以为了自己的清白而失信呀。他是一个有思想、有远见、有个性的人，中国需要他写出好的著作……
从此．全家人都以鄙视的目光看我，我的心难过得像是碎成了粉末……
余汝明临回北京时，让我交出他全部的信件，逼着我烧毁，说是了断后顾之忧，还嘱咐道，以后他的来信也要焚毁，以防给人可乘之机。望着这些信在火苗中化为灰烬，我背过脸去。多少个夜晚，这些信贴在我的心口上，带着我的体温留有我苦恋的斑斑泪痕，更有我寄托了一生的梦想。呵，烧吧，烧吧……
余汝明看着我悲伤的背影，轻声说：长征，我的心跟你一样悲痛，可是，我们是革命者，要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要勇于自我牺牲，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革命者。革命嘛，总是会付出代价的，懂吗？这牺牲不仅仅是牺牲生命啊，能牺牲爱情的人更高尚，更伟大，更光荣。你就是这样的女性。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就是你最亲的亲哥哥，今后咱们还可以来往，只是改了称呼，叫我哥哥，哥哥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妹妹的。
我哽咽着，傻傻地说：哥哥以后还要给妹妹写信，好吗？我没有你的信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
他一口答应了，说：妹妹以后结了婚，哥哥会来吃喜糖的。我说，你存我这儿的四百元钱，我一分没动，取出来还你吧。他说，你留着，以后我还有用。我说，现在就拿走吧。他说，我以后还会来的，等你结了婚，作为哥哥我当然可以看妹妹，那时我照样来你家住，你要告诉我，你的新丈夫床上功夫怎么样，讲给我听。新丈夫不在的时候，我如果病好了，你还得给我用用，一个女人有两个丈夫多过瘾。听了这话，我心里震了一下，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太出格了，怎么可以这样呢？联想他的过去，我突然意识到，他说得出来就会做得出来，心中顿时升起一种恐惧。他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真的了解他吗？无论是对待事业，还是对待人生，他充满激情地说过那么多理想主义的话，还说要永远改造自己，牢牢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做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这一切如果是真的，他就近似神圣了，可是，他不像圣人，而且，我害怕我的未来。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站台上，望着蜿蜒远去的铁轨，心里也是空荡荡的，我有一种朦朦胧胧的预感一一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六 断情

离婚事件震动了我的单位。
我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飞短流长。
当时，中国的离婚事件，比国家大事更引人注目。离婚让我饱尝了冷眼和流言的苦头，我感到被家人和同事冷落了，连临时工们也可以鄙视我的人格。我想，这普天之下，只有遥远的汝明哥哥最了解事实真相，我一片真心能对天。
余汝明来信了，询问我的现状，让我毫无保留地讲述我的家人、同事对我的态度。我如实相告。他在回信中安慰我，称我亲爱的妹妹，每封信的落款都自称想念你的哥哥，他说他会永远是我的好哥哥和好朋友；还说，可以看出咱俩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一如既往，没有因为这些事对我们有何有关道德品质方面的指责……谁能理解我的幸福呢？只有你，你会因为我的幸福而得到宽慰的……每次看到信，我仍像从前一样激动，这么多年，我不就是读着信过日子的吗？我渴望读到他的信，可是，他临走时说的话一直让我感到恐惧。一旦我有了新的家庭，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我将成什么人了？这个新家庭还是家庭吗？对得起新丈夫吗？他一次次催促我快找对象，快结婚，并且在左下角总是标着一句话一一看完烧掉。开始，我真的烧掉了；后来，竟然又舍不得烧了。我心里清楚，他催我结婚，就是想尽快与方梓兰结婚。我将他存在我这里的四百元钱和牧民、知青们在我们结婚时送的被面全数寄给了葛温温，托她转给余汝明，以表示对他写作的支持。自从与他离婚后，就隔绝了与北京同学的往来，只有葛温温还有信来，她安慰我，每一封信都成为我的宝贝，我一直珍藏着。她告诉我，已经将这些钱、被面交给了余汝明，她看见这些东西，心里不好受。她都不好受，何况于我，当我去邮局寄这些被面时，心痛得不能自己。但是，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与他脱离经济关系的意义——不仅仅是表达对他写作的支持，下意识里也是为了防止他对我今后生活的滋扰，否则，后果真是太可怕了。只是，我依然盼望他的来信。许多年来，我在盼信、读信中生活，读他的信，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又有一段时间不见他来信，我心里有些失落，便写了信去，催他回信。
终于有一天，他突然来信了，很厚。我激动地拆开信，看着看着，手颤抖了，我惊呆了，心被撕碎了，泪如泉涌。
余汝明在信中说，从此断绝一切往来！
他说，长征，你完全变了。你只不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妮娅，是一个发情了的贵族小姐，你根本配不上我。你是卑鄙小人，我有了病，你就残忍地抛弃了我。我，我们北京的全体同学们一致谴责你的行为。你恬不知耻。你不过是一个离不开男人的荡妇。你的全家人也都看清了你丑恶的嘴脸，大家都看不起你，所有的人都不会再理睬你了！你是特权阶级的人，你单位的人自然孤立你，疏远你。文旭是出卖你的人。你不可能再获得任何人的同情。你再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了。你写给杨亦森的亲笔信在我手中，这就够了。你这个没头脑的白痴，快去找个男人过日了去吧，别来干扰我的生活！
这封信比以前的信都长，密密麻麻，写了整整的好几页，写满了极恶毒的语言，一字字，一句句，像万箭穿心，痛得我几乎失去了知觉。
等啊，盼啊，为他伤心，为他历尽艰辛，为他几乎付出了一切……等来的是什么呢？我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肠才能写出这样的信呢？这封信彻底焚毁了我头脑中可悲的美丽童话，也彻底摧毁了他真理化身的形象。真实在哪里？真诚在哪里？真理在哪里？
我心中的天国坍塌了。
当年，余汝明用尽心思追求我，便称我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丽达，浑身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气质，说是只有娶了我，他才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今天，他不需要我了，我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冬妮娅，好坏与是非，全在于他自己的好恶与需要，并将这种需要被上神圣的外衣。尤为可怕的，是他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设下陷阱，用尽心机。
我挥泪写下了一封抗议的回信，从此，正式结束了这历尽坎坷的十年关系。
我开始品尝自酿的苦酒。
他为我布下的陷阱生效了。全家人鄙视的目光包围着我，天天刺痛着我的心。我无权说什么，在父亲病危时，我残忍地拒绝了他的忠告，并同千里迢迢奔赴草原去与他结婚。这是咎由自取。痛也罢，怨也罢，哭也罢，一切都太晚了。我最珍惜的一切，都被他撕得粉碎。现在，巴音淖尔的知青都已远离我，我什么都没有了，像被暴晒在烈日下，任凭风吹雨打……
每天，我都在内心的痛苦中挣扎。我想起了江城还有一个当年的同学。我想找他说说心里话，得到一点排遣和解脱，于是，冒着酷暑，搭上江轮去了。他是余汝明的朋友，一心钻研业务，很厚道。我想，他一定会公正的。不料，他们夫妻俩见了我十分冷淡，目光里含有蔑视。我明白，他们也被余汝明做了工作。我知趣地告辞了，水都没喝一口。烈日如焚，似乎要将我晒成鱼干，我疯跑着，心里充满了绝望。我坐在回家的轮船上，望着滔滔江水，一任热泪奔涌。现在，再也没有人真正相信我了，所有的人都被余汝明蒙骗了。他可以离婚，可是为什么要使用这样深的心机呢？一位老伯伯一脸恐慌地看着我，坐立不安。他起身走开，一会儿又踅回来，身后跟着一位拿着救生圈的船员。船员好心地守在了我的身边。那位老伯伯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们误解了我的眼泪。
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了解我了，一切都被颠倒了，我百口莫辩，连疼我爱我的母亲也鄙视我，也许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我了……
春节到了。这是一九七八年的春节。
全家人正在喜庆佳节。窗外，爆竹声声，客厅里，荡满了欢笑，而我却独自躺在床上，任泪水缓缓爬满脸颊。我忽然想起了林黛玉，她在贾宝玉大喜的日子里绝望——我懂了她当时的悲伤，懂了她为什么心痛而亡，也懂了“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内涵。然而，我更不幸的是从里到外都被他弄得污浊不堪，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啊，我曾经洁白无瑕，曾经被人们称为太纯洁，现在不仅仅失去了一切，而且已经无颜见人了。置身在世人鄙视的目光与世俗强大的压力中，我真正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孱弱与无望，我单枪匹马，再也承受不住了。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的结局就是我的未来。人们充满鄙夷的笑脸浮现在眼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忍辱偷生，不如一死！突然，我的大脑里全是空白，一时，室内的各种物件，大厅里的笑声，都变得遥远而模糊，我不再哭泣，不值得！我跌跌撞撞地下了床，朝着墙壁轰然撞去，顿时，眼前金星四溅，一片黑暗，没有了痛苦，没有了悲伤——什么都没有了！
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地听见有人叫我。
是妹妹。她将我从地上扶起，连抱带搀地弄上床。我觉得自己像木头，手脚不听使唤。我仰卧在床上，无动于衷地听妹妹唠叨。她说，你这是何苦呢，撞了墙，撞成了脑震荡，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呀，蛮聪明的人，撞傻了划不来呀。就是撞死了，又怎么样呢？有什么想不开的？当初，大家劝你，就是怕你嫁给这种人，担心有什么后果。既然是自己愿意，就要敢自己承担责任。自杀的人最不聪明……我的心已经痛得麻木了，脑子里昏昏然，也没有精力争辩，争辩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于我不再需要双人床，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床被搬到了最小的一间屋里。双人床竖在墙壁上，支起一张小单人床。我坐在上面，神情木然，目光呆滞，任人们改变着我周围的一切。

春节过后，我便上班了。
我不会因此而休息。我发现走路很困难，从前二十分钟的路程，现在走了很久很久。每移动一下腿，都觉得那么吃力，头部肿得很高，昏昏沉沉，全身都在疼痛。我到了单位，强打精神，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依然被同事们觉察出来了，问是不是生了病。一个多星期以后。身体渐渐恢复，这时，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为什么撞不死呢？是石灰墙不够硬，还是力量不够？死也不易啊。听了妹妹的劝说，再撞墙就犯傻了，那么多苦难，那么多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为什么要栽在这条小河沟里呢？
正当我的灵魂痛苦地挣扎时，父亲的一位老部下来了。父亲让我陪着这位早已当了导演的叔叔谈话。他是电影《怒潮》的导演之一。因为这部电影，主要导演被迫害致死。他本人住在牛棚里，家被查抄，妻子受到牵连辞世。但是，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此次见到父亲，他激动非常，他说二十多年了，最有感情的还是当年的老首长和老战友，深深地怀念那种纯真的感情。他不停地说话，这么多年了，他小心谨慎，不敢讲真话，怕因言获罪，只有在老领导面前说话才毫无顾忌，多少年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是，却像年轻人一样谈人生，谈理想。他告诉父亲，要在有生之年，拍下数十年间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史实，目前，正筹拍《西安事变》。我默默地替他夹菜，听他述说。他的经历和理想震撼了我，同样经历了“文革”的苦难，他却是那么坚韧，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而我却悲观，自杀，失魂落魄。相比之下，我惭愧不已。想想自己，曾经是那么充满朝气和理想，现在却是这种模样，甚至茶饭不思，房屋不扫，室内布满了蛛网和灰尘，就像《孤星血泪》里那个新娘，形容枯槁地守在停摆了二十年的时钟下，默默地等待，一任最宝置的生命流逝，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负心郎。我不也是这样吗，没有活力，如同行尸走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像这位导演叔叔一样去直面生话。
我告诉自己：不能垮下去，必须振作起来，认真地活着……
这时，我才明白了——为什么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这惨淡的人生。这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精神，只要活着，就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还年轻，刚刚二十八岁，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我要珍惜自己的未来。
我知道，我用生命付出的一切牺牲，换来的只是一场骗局，应该冷静地、理性地弄清骗局设计者的真实情况，在今后的人生里真正反省和解剖自己，思考那七八年里发生的一切。也许，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作为一个曾经活生生的生命，应该为更多的尚未被摧残成残花败叶的生命着想——怎样少一些盲从、迷信、软弱，多一些思想、洞察与独立的精神，少上当受骗，甚至不再上当受骗。
在榜样的影响下，我终于重新站立起来了。
我又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我有幸成为一位生物工程专家的助手。在试验室的工作台前，我常常废寝忘食工作到深夜，如痴如醉地往返在大大小小的试管、试剂、仪器的丛林里。在导师的指导下，我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
余汝明终于等不及了，匆匆与方梓兰结婚了。
这以后，迫于环境的压力，我也草率地结婚了。为了避开余汝明设置的陷讲，我没有按照他的说法找人，因为他在信中说他到处散布、制造舆论，说长征回城就变了心，是一个地道的女陈世美，是冬妮娅，她抛弃了贫困交加的丈夫，贪人钱财，找了一个军人，又说找了一个高干子弟结婚。他知道社会上反感高干子弟，他便故意这样说。他是想用社会舆论置我于死地。他差一点儿就达到目的了。我没有死，我从对社会舆论的恐惧和羞耻中挣扎了出来。在此期间，我一次次拒绝了亲友们为我介绍的对象，是为了避免与他散布的舆论重合，尤其避开男性特征明显者——因为余汝明散布说我是为了满足强烈性欲。
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我终于同意与一个家境贫寒，本人瘦弱的纯劳动人民的子弟结为夫妻。
我的婚姻明显地受着他的制约和影响。
为了不落入他制造的舆论圈套，就这样，我与一个没有思想感情基础和任何物质基础的人结了婚。他没有给我买什么东西，倒是我为他织了一身毛衣毛裤。他抱了一床新棉被过来，便算成了家。我想，谈什么恋爱呢，搭帮结伙过日子吧，没有感情慢慢培养好了。我决心与这陌生的男子共度余生，碌碌劳作，养育后代。我也不过是一名平庸之辈而已，与大家一样，就这么混着过吧。
我的不幸经历，使我厌恶一切假仁假义的大小政客。他们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要利用、欺诈、坑害，甚至置于死地，他们会真的去爱天下百姓并且为百姓的幸福而献身吗？他们喊着最动听、最美丽、最革命的口号，从头到脚都罩着童话般的光环，其实，他们从来都口是心非，从不相信这些口号。他们真正做的，就是利用这些口号，制造事端，不择手段地达到个人目的。我只想默默地做些实事，平平静静过日子。我为这个陌生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丈夫早出晚归，少言寡语，面无表情。我也找不出话说，我们如同哑巴夫妻般地生活着。我常常忘记他的长相……
我常常加班。晚饭后，哄孩子睡着了，我就去试验室，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突然想起——今天是孩子爸爸上夜班！我急匆匆奔回家里，扑进漆黑的卧室，开了灯，却发现孩子不在床上！她小小的身子半吊在沙发上睡着了。她是从床上掉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因为不会走路．爬到了沙发旁，身子太小，爬不上去，便哭着吊在沙发边上睡着了。冬夜里，她小小的身子冻得冰凉。我将她抱在怀里，抹去稚嫩的脸蛋上挂满的泪迹，心疼万分。我把她紧紧贴在心口上，泪水滴落在她的脸上，自责着，我不是一个尽心的好妈妈。
第二天，邻居们批评我，为什么把这么小的孩子独自锁在黑屋里，她醒了害怕，整整哭了一个多小时。邻居们在门外转来转去，束手无策。那时，谁家里都没有电话，人们听见她哭着掉下床时的惊叫，“呀呀”地哭喊，都揪着心……我就更内疚了，独自流了许多眼泪。我发现自己现在变得很爱哭，没有在草原时那么坚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