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婚姻、恋情及其矛盾性格
洛陀
周质平的《胡适与韦莲司》一书，我去年读了一遍，今年又读了一遍。周先生在这本十四、五万字的书中，对胡适的婚姻和恋情作了充分的研究，材料十分充实，使我们对胡适的为人，他不被别人深悉的那部分个人隐私，及其反映出的性格，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胡适出身于安徽的一个诗书人家，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他九岁时父亲早亡，靠寡母抚养成人。胡适13岁时他母亲为他作主，与江冬秀(1890－1975）订了婚。江是典型的旧式女子，封建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女子。这与以后出洋留学、取得博士学位，主张全盘西化，自由独立人格的胡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此婚姻套住了胡适为个人自由和尊严而奋斗的一生。早年，他曾撰文批评中国普遍实施的早婚的坏处，指出早婚：一. 多有配合不宜，造成夫妻反目；二. (父母)年幼不能教育小儿；三. (自身)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生子必弱，以弱传弱，弱极必亡；四. 造成求学不专心。但是，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时发表的一篇文章“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 (Cornell Era，1914.6) 却又把早婚说成是良风美俗，而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却成了不堪的习俗了。他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早婚的两大好处，其一，这可以保证青年男女不必为了寻找配偶而焦虑；其二，也可以给青年人一种责任感，保持婚姻的忠实和纯洁。他还认为，父母的生活经验比年青人多，因此有资格为子女作选择，使年青人免于受到求婚时的尴尬的折磨，且能保全一个女人的尊严、贞操和谦逊，女子不必暴身与婚姻市场。而且，在中国年青人结婚不必另组家庭，只要将媳妇带回家来与父母同住。他又批判了西方的婚俗，说西方的优生学是国家在干涉个人婚姻，国家立法要结婚双方提供健康证明和家庭记录，这远比父母之命要独裁得多。读到这里，我很难相信这就是几年后叱咤风云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所说的话。
1917年12月，胡适与江冬秀成婚，接着陆续生了三个孩子。老大、老三是儿子，老二是女儿。他说过：“在这样的(父母包办的)婚姻里，是可能有真正的爱情的”。又说过：这是对母亲的“深恩难报”，是“容忍迁就”、“为爱我者屈”。
在胡适婚后不久给胡近仁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婚姻：“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所以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胡适家书手稿，安徽美术出版社，1989。P.59)
社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如高梦旦、潘光旦等人，对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都倍加恭维，认为胡适不背婚约是一件最可钦佩的事。他们都敬重他，这也是一个原因。但胡适却大谈其婚姻的“占便宜”论，认为他与江冬秀的婚约为“不可毁，不必毁，不当毁。”他说：”很多人都恭维我不背婚育是一件最可佩服之事，认为这是一件大牺牲，但我认为我生平做的事中，没有一件比这件更讨便宜的了。”“当初我不曾准备要作什么牺牲，我不过是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忍心毁了约，就会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更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经是占便宜的了。最占便宜的，使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吾不过行吾心之安罢了，竟得到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胡适为自己树立起了“道德形象”，使他受到广大群众的敬重，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令两派都敬重他，他认为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一些人不忍把“城府深沉”“功利主义”等帽子加在他的头上，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胡适内心里使洋洋得意的。但是，胡适是否十分满意
他的婚姻呢？
我们可以从他与韦莲司长达50年的恋情，看到胡适另一面的精神世界。
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 1885-1971)是胡适早年留学美国纽约伊萨卡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USA)时的女友。她父亲是耶鲁大学的博士，为地质学与古生物学教授，母亲喜欢社交，为家庭主妇。韦莲司小姐受正轨教育不多，所受教育主要来自家庭教师、私立艺术学校以及父母亲。她同胡适从胡适当学生时就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发展到爱恋，一致绵延了半个世纪，最终表示非胡适不嫁。曾经有两位洋人向她求爱，愿娶她为妻，但她“曾经沧海难为水”，对胡适的爱慕和崇拜，使她不能嫁给平庸、碌碌无为的洋人。由于胡适早就结婚、生儿育女，胡适也不愿抛弃这段婚姻，因此，他们二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只能是恋人。
他们常常在花前月下、赫逊河畔拾葚簪花、卿卿我我，既切磋学问，又情深铭心刻骨。在胡适《留学日记》及两人几十年来通信数百封披露之后，人们对这段恋情是越来越清楚了。在信中，韦莲司往往直抒心意“I love you”，胡适回赠以情书，常常是前有序，后有跋，遮遮掩掩，此地无银三百两也。鲁迅说，胡适日记有“真中有假”的幻灭，而徐志摩则说，“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本传萦隐资料。”
胡、韦二人皆称“极害羞人”，即极爱面子的人。但即使这样，他们两人的书信极日记中暴露出来的情感确已是很深很深了。韦莲司说胡适是“难能可贵的(precious)，也是容易冲动的(impulsive)，认为他有“在感情上放纵自己并忘掉理性的时候”。其中深意究竟如何，旁人是难以回答的。
对于名人的隐私，如今的记者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如：跟踪、偷拍照片或录像、录音等获取第一手资料。在胡适时代可没有这些。人们只能从他们身后披露出来的书信和日记中获得一些信息，而这是十分有限的，往往还会如鲁迅所说：“真中有假”，或对一些人可直说，对另一些人则不足以道。
从胡适的历史看，他有时会有“放纵自己”“忘掉理性”的举动，如1910年他曾赌博、吃花酒、逛妓院过，并由于醉后与警察相斗殴而被拘捕巡捕房。这是他的前科，后来他“浪子回头”，在王云五的帮助下经过补课，考上了庚子赔款留学美国预备班。因此，胡适一方面在婚姻上“循规蹈矩”，被人们敬重，另一方面，在婚外恋上也足有进展，与韦莲司的恋情刻骨铭心。
此外，据报道，1923年胡适与曹佩声(曹诚英)，即胡的小表妹，有过几个月极哀婉，同样也是刻骨铭心的恋情。他们两人在西湖边烟霞洞里共同生活了几个月，被胡适称之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此后胡为她写了好些情诗，即徐志摩看后认为皆属可疑的，是会被后人索隐探究的。
在情爱世界里，有的人心中怀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同时容纳多人的情结，有的可以库存起来，有的占的空间多一些，有的则仅占“一隅之地”。胡适与陈衡哲的关系，也曾引起不少的议论。他们二人的友谊延伸了三十余年。当然，对于胡适这样的恂恂儒雅之士，肯定会有不少追星族，这不是他个人的责任。我们至少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例子，不过还是到此为止吧。
从上述可知，我们可以认为胡适的性格是复杂的，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可以“一望到底”。他一方面是在儒家道德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他忠于国民党政府，忠于蒋介石，他是诤臣，不是良臣；他孝敬母亲，唯母之命是从，违心地早结婚约，不毁约，直至结婚生子，对旧式婚姻持之以恒，从一而终；另一方面，他有长期接受西式教育，成为主张“全盘西化”的一个自由、独立的人，他与女友情深意笃，恋情直延50年。因此，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为东西双方敬重的人，既有包办婚姻，又有自由恋爱，一身而二兼矣。
在胡适恂恂儒雅的外表内，他是极为自负的。他在三十岁以前即暴得大名，成为新文化运动得旗手。1927年4月十日，他从西雅图奥林匹克旅店给韦莲司得长信中，透露出外人所不知的洋洋得意的心情和自负之极的心态。他写道：“你也许不能全然了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有对手的社会里，一个全是侏儒的社会里，是多么危险。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地崇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而胜败必须一人承担。”(周书 P.55) 的确，他决不会在中国人面前讲这些话，而在一个美国妞面前他却讲了那些狂妄自大的话，可见他城府之深！自负之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伟人，余皆侏儒也。自己是鹤立鸡群，显得孤独。他把所有真心实意敬重他的人都看作“阿斗”，而‘唯我独大，世无高手和对手。”
事实果真如胡适所说吗？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我国真是群星灿烂的年月。那时中国出现了像陈独秀、蔡元培、鲁迅、汤用彤、冯友兰、陈寅恪、钱穆、吴宓及稍后的钱钟书等一批文化界巨人，他们中任何一人在哲学、文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识和成就，并不比胡适差，何谓无高手、对手？
我就知道一个小故事。有一年胡适去苏州，受到大家的欢迎，其中钱穆特喜欢，他刚好在研究中遇到一个小问题，急不可待地迎上前去向胡适请教，而胡适对此问题也不甚了了，于是出现了颇为尴尬的场面。钱穆是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尴尬，而胡适却心存芥蒂，认为钱穆是故意来刁难他，对这件事还耿耿于怀了许久。由此可知，天地之大，藏龙卧虎，切莫意气用事，目空一切啊。
最后，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正确对待胡适，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贡献，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是一个好校长，一个好教授，是人们把他推上了神坛，对他盲目崇拜，令他飘飘欲仙。如在一次研究院的院士会上，他把吴健雄、吴大猷、饶毓泰、杨振宁、李振道等人都视为他的徒子徒孙，须知，这些人都是我国乃至世界物理界的顶尖人物，你胡适何德何能，能做这些人物的祖师爷？这也是他自我膨胀的一个表现。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我们应该正确地评价他。神化他是极不应该的，须知，“神化一个人，盲目崇拜一个人，是一种腐败的表现，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是太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