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重写抗战史 ─ 邓康延,《凤凰周刊》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JP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JP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JP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JP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JP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JP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JP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JP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JP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JP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JP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JP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JP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JP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JP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JP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JP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JP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JP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高黎贡血战——中国远征军老兵回首往事
中华抗日胜利60周年纪念，已有太多的赞颂。的确，那是积弱百年的民族绝处逢生的胜利，但在它之前和之后的悲怆，至今令人唏嘘。
“几年前我们这里挖地盖房还能挖出远征军尸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几户村民告诉我们。
“怎么知道是远征军的?”我问。
“他们都穿草鞋。日本兵穿的是皮鞋。”
后来，一位研究滇西抗战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老兵们身上都有一个小包，装着随处拣到的布条，能把草鞋打得不磨脚。
中国抗日胜利的千里之行，始于草鞋脚下。
正是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和美国盟军死死抵住日军直插中国腹地昆明、重庆的钢刀，并以百年间第一次反侵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中国在二战同盟以及联合国大国的地位。那曾是凄怆的壮美：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
我觉得抗战的云南有三条惊世骇俗的道路。一条是血路———滇缅路：绵延千里，历时数年，十万民众修筑。无日不被轰炸的中国战时唯一的接受国际援助的生命线；一条是铝路———驼峰航线：中美空军几乎以两架飞行就有一架不归的航行，维系了中国的军需命脉，而坠毁的飞机铝片也在地下铺成闪光的路；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尸骨路———远征军的反攻线：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松山，巷战腾冲、龙陵，几个月间每天都有几百人伤亡并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太多的士兵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几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红了一年。
我在查资料时看到了两本参战者回忆录，一本是日军士兵吉野孝公1980年在日本出版的《腾越玉碎记》。另一本是远征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1988 年在台湾出版的《滇西抗日血战写实》。前者九死一生地在3000多名“玉碎”的日军中幸存下来。战后几十年常感受到濒临死亡时的痛苦与颤栗。后者也常常怀想着战死的上千兄弟而不安。他们写的恰好是相同的时间和战场，故对比来看极具张力。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摘)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机枪反击。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零距离射击，放!”敌丛里飞溅起巨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
我被俘后醒来，卫生兵在包扎我的伤口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我非常亲切。为我抬担架的士兵，肩上渗出了血，丝毫也看不出敌意。
我后来被押到一位中国远征军少将面前，他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将军对我说，“腾冲守备队龙兵团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来说，也真是很可怜。我也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的军官，受到蒋总统的严厉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摘)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5 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呜呼!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战争如此惨烈，但那些死去的和存活下来的官兵们的命运如何呢?
在高黎贡山下的界头乡，正在晒太阳的三位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有一个连的远征军用机枪死守住高黎贡山路口，日军找来一个村民为他们带路，绕到后边，把一个连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后肃反，大家提出那个村民帮敌人杀中国军队．那村民对审讯他的官员称，他杀的都是国民党，那官员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队长。
我们去保山板桥见到远征军老兵刘志声老人，他先笑着说：“我这辈子死里逃生。”他写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难出版的书《征魂》，“写的是我们团上千人的死亡。” 他现在还想着为打象达的日军而阵亡的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刘志声的命运也不济，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一位钟表店的大妈告诉我，那些留在村里的远征军老兵可惨咧，没人管，一分钱也拿不到，有的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她听村里人说，台湾来的老兵请一个村里老兵吃饭，他不好意思去，怕丢人。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十多个远征军老兵，大多数多年前一直被划入人群的另册，噤若寒蝉，几乎每人当年的老照片、纪念物全被抄或自行焚毁。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说：“现在的待遇、生活都好多了。”
在1945年7月7日落成的腾冲国殇墓园，我们遇到一位7旬老人，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军人。他感慨道：几十年回过头说一句公道话：国共都在抗战，只是当年国军守土有责，必须正面抵挡拼杀，所以责任更大，伤亡也更重。忘记远征军对民族的功绩，就是背叛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我得知，他原来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原院长秦伯益将军。当时我看到他虽身穿便装，仍以一个中国老军人的威严向墓塔敬了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