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东明的这一要求给阑县组织部和人事局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首先，他没有犯错误，组织部门不能够降级使用他。其次，他是一个行政干部。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党和国家规定，行政干部同教师的身分不能互换，就像工人不能当行政干部，集体企业的职工不能去国营企业工作一样。

    在朱伟国和吴兴泉的巨大的压力下，有关的各个部门经过好几天的反复磋商，最后搞了一个将玫瑰坝的初小扩建为完小的计划，让冯东明担任这个计划中的完小校长，使他的行政级别不至于下降。校长是行政编制，不是教师编制。不过，校长也可以讲课，只是在名义上不是讲课，而是代课而已。冯东明虽然不大满意，最后还是接受了有关部门的这一安排。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级别不能下降，自己的干部身分不能改变的现实。


    王守伦虽然贵为公社党委书记，对连党员也不是的冯东明却非常敬畏。只要冯东明在，他就感到有些心虚，说话和做事也不敢太放肆了。这几年，他在玫瑰坝独揽大权，当惯了土皇帝，当然不愿意见到冯东明回到公社办公室里来对他指手划脚。他听说冯东明自愿去当了一个娃娃王，就宽慰地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仍然对冯东明有些顾忌。他知道冯东明是不会坐视他带着民兵去癞子坡放火的。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他的惩罚丁成贵的计划。

    应罗兰音的要求，冯东明谈了谈他在集训队里的情况，并趁机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说，党的有关部门正在对右倾反党集团的成员进行“甄别”和“平反”工作。原阑县的县委书记曾世杰已经平了反，担任了地区商业局的局长。他估计，要不了多久，陈素芬的亲哥哥，原地委的副书记陈进就可以得到平反，官复原职。他说：“我离开集训队的时候，陈副书记同我谈了一次话。他要我来玫瑰坝代他看望他的妹妹。他说，他的一家祖祖辈辈都是穷人。解放前，他们受到恶霸的迫害，被袍哥四处追杀。他逃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他的妹妹陈素芬逃到了玫瑰坝，却被恶霸地主王秉文霸占了。陈副书记说，他妹妹的遭遇同白毛女的遭遇差不多，甚至还要悲惨。白毛女从地主家逃了出来，报了仇，而他的妹妹却未能逃出虎口，一直在地主家里受煎熬。因此，把他妹妹划为地主分子是完全错误的。陈副书记希望玫瑰坝公社的干部有区别地对待他的妹妹。他说，他恢复工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纠正错误，把他妹妹的阶级成分改回为城市贫民。”

    这些话是冯东明经过长期的思考后精心炮制出来的，里面的东西一些是真的，一些却是假的。党的有关部门此时的确是在甄别右倾反党集团的成员，并且给一些人平了反，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声称当前的粮食困难是由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造成的，而不是由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如果陈进能够承认自己攻击三面红旗的错误，并且义愤填膺地痛骂苏联修正主义者背信弃义的行为，党组织就会给他平反，让他重新出来工作。可是，陈进拒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坚持说粮食困难是由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他甚至对专案组的人说：“这几年来，全党同志都犯了左倾狂热的错误，给人民带来了不少灾难。如果不坚决纠正这些左倾错误，我们的党还会给人民带来更多更大的灾难。”这样，陈进就把自己推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冯东明相信，如果陈进继续像现在这样顽梗不化，他就很难得到平反。陈进要冯东明来看望陈素芬也是真的。可是陈进却没有说过那些要为陈素芬翻案的话，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陈素芬已经被重新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冯东明杜撰这些话的目的是要吓唬玫瑰坝人民公社的干部，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对陈素芬客气一些。此外，他还想得到一张“通行证”，使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看望已经沦为阶级敌人的陈素芬。

    冯东明的讹诈很有效。

    王守伦想起自己以饥饿为武器，企图威逼陈素芬同他睡觉的往事，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相信，陈进复出江湖后，如果陈素芬要找他算账的话，他就有丢掉脑袋的危险。因此，他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尽量讨好陈素芬。他飞快地思索了一阵，心中有了一些主意。他决定，立即恢复陈素芬在大食堂打饭的权利，并派他的老婆马银芳出马，每天偷偷地给陈素芬送四个玉米馍馍去。玫瑰坝人民公社曾经以来路不明为理由，没收了陈素芬的全部银行存款，并且截收了她的大嫂定期寄给她的全部汇款，一共有两百多圆人民币。王守伦决定，等公社卖了征购粮，有了钱后，他要冒着被传染上麻风病的风险，亲自把这笔钱还给陈素芬，以牟取她的好感。

    关道忠也被吓了一大跳。他对陈素芬一直很感兴趣。最近几天，他一直想着要利用对四类分子训话的机会，偷偷地在陈素芬的胸部摸上一把或者在她的臀部捏上一把。他已经鼓足了劲，正准备在第二天的早上动手，却听说陈素芬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打骂、任意欺负的普通的地主分子。他像是捱了当头一棒，脑袋里嗡嗡地作响。他暗自庆幸自己的宏伟计划还没有实施，还没有得罪这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