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t Thomas说过“Opinions are like assholes. Everybody has one.”观点人人都有，观点的形成却有不同。他们大抵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随大流，人云亦云；第二种是“坐井观天”；第三种是不断的探索，不断地超越自己。

第一种人虽然人多势众，却是最缺乏自信的一群人。他们的观点来自于“专家”、“学者”，来自于权威，来自于大众媒体。当他们被告知formula比母乳好，他们就会舍弃方便（尤其对于全职母亲），多花钱去逼婴儿喝formula；当他们被告知“天圆地方”，他们就认定天圆地方。当他们被告知为了集体应该牺牲个人，他们就会去摧残个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集体”是什么。当他们被告知奥运强国，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举着五星红旗上街去支持奥运，虽然他们说不出奥运如何能强国。当他们被告知“thugs and goons”是在辱骂中国人，他们就会义愤填膺地去抗议，虽然他们难得看英文的媒体，分不清China和Chinese在上下文中的含义，甚至根本不知道Cafferty到底说了什么。这种人即使由于运气坐在高位上，也还需要背几句外国名句，唱几段戏来为自己壮胆。

他们永远是多数。他们没有能力参与稍微深刻的理性辩论，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回答问题。他们因为其“观点”符合“主流”而感到安全，他们是最好的洗脑对象。文革之所以能成气候、布什能当上总统、Obama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有赖于此。他们甚至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平衡的食物，适当的锻炼和休息”这样起码的保健常识，也需要出自名人之口，他们才会相信。他们是追星者，相信各种“快速致富”、“一夜成名”的“秘诀”，从而甘愿花大把的金钱和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富人的致富术、名人的成名法。那些耗费的金钱本可以使他们富裕（至少是“小富”），耗费的精力本可以使他们成就一些事情。

第二种人的“自信”是基于“无知者无畏”，就像那个学会了写一二三后就用梳子去写百千万的人。他们可以是“成功人士”，比如某个领域的PhD等。他们的表现形式大抵如下：一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嗜钱如命就以为别人一切都为了钱，于是用“利益论”去分析所有行为。二是“管中窥豹”，把自己那点有限的学问应用到其它一切领域：比如懂得一点推理就把“推理”到处应用。以“学问”衡量“聪明”，以官位判断对错，虽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但中国人表现得比较突出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无所不知的“博士”、“XX长”层出不穷。于是，搞核弹的成为论证亩产几万斤的农业专家；搞分子生物学的以个人得失来大谈“民主不适于中国”；体育明星、演艺名人很自然地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单位的第一把手则是无所不通的神仙。他们之所以成名，只是出于对名利的追逐，加上一些“聪明”和幸运。他们为了名利而甘愿被统治者利用去迷惑崇拜权威的第一种人，成为打手，祸害他人。

第三种人的自信是基于对真理的掌握，或者对事物本质的透彻理解。他们不否定自己的无知，对未知的领域不轻易下结论，总是不懈地探索。他们一旦发现真理，就不会放弃，更不会在乎他人说什么。牛顿发现地心引力，创立微积分学说时，不会因为没有几个人看得懂而怀疑其正确性。这样一位伟大科学家，非常清楚自己知识的有限，而称自己为“幸运地在海边捡到漂亮贝壳的男孩”。小泽征尔在众专家评委面前坚持指出乐谱的错误而成为名指挥。林昭不畏强权，在狱中用血代墨继续她的写作，是因为她知道所信的是什么，是因为她清楚自己所持守的正义。《1984》的作者George Orwell，胡适，等人的著作不会过时，是因为他们有众人所没有的洞察力。

他们不一定要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持守基本的常识。我认识的一位长者，当年他的初中没有毕业的女儿被推荐上大学，他没有同意。他（们）凭着对大学的最朴素的了解，不相信“工农兵上、管、改大学”的鬼话，不管它出自何人之口。他们知道大小车相撞，当然是大车更安全；如果不是车越造越大，也就不存在小车撞大车的问题，并不需要“统计”“数据”。他们知道雌雄交合才是自然，不需要什么“教育”或“科学”。

第三种人的心目中没有权威，只有真理，从而在世人眼里显得傲慢而孤立。他们不随大众，不畏强权。他们在探索中不断地突破自己。第二种人唯利是图，没有自知之明，无法否定自己，在学术界最多只能成为二流的工匠。在强权面前甘愿充当打手，祸害他人。第一种人只顾眼前的安逸，不愿承担思考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思考经常会伴随着对自己的否定。

由于环境的不同，有些人会在两种甚至三种人之间摇摆。由于巨大的诱惑，或大众（第一种人）的吹捧而自我膨胀，有些第三种人锐变为第二种人。李远哲便是一例。还有些第三种人由于经受不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成为第一种人。在反右和文革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些介于第一和第三种之间的人，如果有机会了解真相，接触到慎密的思辩，就会向第三种人靠近；而在强权的压制下，就成为第一种人。

所以，一个舆论不受强权所控制的环境里，第三种人有更多的机会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让更多的人接触到真相，或进行换位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第二种投机的空间更小，从而使他们发挥其技术专长，造福人类；这样的环境同时也让一些第一种人加入第三种人的行列，至少不被轻易引入歧途。

刚刚读波普的历史哲学，里面这一段，补充一下杨林吧：

当代历史理论中关于历史规律的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英国
哲学家波普提出来的。卡尔＊波普是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他在三
十年代就独树一帜，提出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波普认为，科学
始于问题，而不是像近代以来归纳主义的科学观所认为的那样，始于
观察。而有了问题之后，人们也并不忙于去观察，在观察之前，每个
人都必须要知道观察什么？波普非常重视爱因斯坦的科学实践，他和
爱因斯坦一样，强调只有理论才能决定什么被观察。波普认为，一个
科学问题产生以后，人们接着要做的是提出一个试探性的理论来回答
问题，然后才按照理论的指引去进行实际的观察（包括实验等），观
察的目的是为了检验这个试探性的理论。如果观察的结果支持了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就站住了脚。但是任何理论，只要它是科学理论，它
就终有一天会被证伪，即被证明是错误的，哥白尼推翻托勒密，爱因
斯坦取代牛顿，科学史上充满了这种革命。科学的发展就是新旧科学
理论的不断代谢。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能被证伪的理论。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理论不是科学，恰恰相反，它是伪科学，因为它不能被证伪
，也就不能被取代、超越，它窒息发展、进步，成了万古不变的教条
和陈词滥调。

&

现在写一篇论作也不易。

谢补充。但不完全同意。有些科学定理是不会被证伪的，比如微积分。即使是牛顿的物理定律也没有被证伪，只是适用范围小了而已。

嗯，我还得澄清一下。

一般哲学领域把数学与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分开谈，你
这里提的是数学。牛顿力学基本观念在相对论的时空，已证伪。

另外，证伪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只是不作终极的结论罢了。当然，非
欧几何对欧几里德的挑战，微积分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完备。

尽管数学更是属于认识论的基本工具。

Haha... I saw these words again here:
"放之四海而皆准"

顶。
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不分类进行不下去了。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偶尔给人分分类，也挺有趣的。：))

“科学就是能被证伪的理论。”

我想起一点挺重要的，跑跑题：许多发现、发明，都是人们在犯错中，无意创造的。比如酒、奶酪、臭豆腐。：))

这个题面起的也好。
看看周围的人，就是那些不自信，却又盲目自大的人，一粒土搅一锅粥。

我对这篇文章还不很满意，还要修改。希望你能提些意见。谢谢。

杂文不是我的特长。

我倒希望你能用小说的形式，演绎一下这三种人，个人认为更“强有力”。

小说是我的弱项，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修改了一下，看看能不能提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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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t Thomas说过“Opinions are like assholes. Everybody has one.”观点从“知识”的吸取中形成。知识可以来源于书本、教育、媒体，也可以出于个人的观察和思考，或者兼而有之。个人如何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观点，大抵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随大流，人云亦云；第二种是“坐井观天”；第三种是不断的探索，不断地超越自己。

第一种人虽然人多势众，却是最缺乏自信的一群人，或者说他们的“自信”是建立在多数认同的基础上。他们的观点来自于“专家”、“学者”，来自于权威，来自于大众媒体。当他们被告知formula比母乳好，他们就会舍弃方便（尤其对于全职母亲），多花钱去逼婴儿喝formula；当他们被告知“天圆地方”，他们就认定天圆地方。当他们被告知为了集体应该牺牲个人，他们就会去摧残个人，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集体”是什么。当他们被告知奥运强国，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举着五星红旗上街去支持奥运，虽然他们说不出奥运如何能强国。当他们被告知“thugs and goons”是在辱骂中国人，他们就会义愤填膺地去抗议，虽然他们难得看英文的媒体，分不清China和Chinese在上下文中的含义，甚至根本不知道Cafferty到底说了什么。这种人即使由于运气坐在高位上，也还需要背几句外国名句，唱几段戏来为自己壮胆。

他们永远是多数。他们没有能力参与稍微深刻的理性辩论，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回答问题。他们因为其“观点”符合“主流”而感到安全，是最好的洗脑对象。文革之所以能成气候、布什能当上总统、Obama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有赖于此。他们甚至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平衡的食物，适当的锻炼和休息”这样起码的保健常识，也需要出自名人之口，他们才会相信。他们是追星者，相信各种“快速致富”、“一夜成名”的“秘诀”，从而甘愿花大把的金钱和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富人的致富术、名人的成名法。那些耗费的金钱本可以使他们富裕（至少是“小富”），耗费的精力本可以使他们成就一些事情。

第二种人的“自信”是基于“无知者无畏”，就像那个学会了写一二三后就用梳子去写百千万的人。他们可以是“成功人士”，比如某个领域的PhD等。他们的表现形式大抵如下：一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己嗜钱如命就以为别人一切都为了钱，于是用“利益论”去分析所有行为。二是“管中窥豹”，把自己那点有限的学问应用到其它一切领域：比如懂得一点推理就把“推理”到处应用。以“学问”衡量“聪明”，以官位判断对错，虽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但中国人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是毫无疑问的。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无所不知的“博士”、“XX长”层出不穷。于是，搞核弹的成为论证亩产几万斤的农业专家；搞分子生物学的以个人得失来大谈“民主不适于中国”；体育明星、演艺名人很自然地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单位的第一把手则是无所不通的神仙。他们之所以成名，只是出于对名利的追逐，加上一些“聪明”和幸运。他们为了名利而甘愿被统治者利用去迷惑崇拜权威的第一种人，成为打手，祸害他人。

第三种人的自信是基于对真理的掌握，或者对事物本质的透彻理解。他们不否定自己的无知，对未知的领域不轻易下结论，总是不懈地探索。他们一旦发现真理，就不会放弃，不怕否定自己，更不会在乎他人说什么。牛顿由于其超凡的观察和推理，发现地心引力，创立微积分学说时，不会因为没有几个人看得懂而怀疑其正确性。恰恰是这样一位伟大科学家，却非常清楚自己知识的有限，而称自己为“幸运地在海边捡到漂亮贝壳的男孩”。小泽征尔因为其惊人的记忆能力和对音乐的深彻理解在众专家评委面前坚持指出乐谱的错误而成为名指挥。林昭不畏强权，在狱中用血代墨继续她的写作，是因为她知道所信的是什么，是因为她清楚自己所持守的正义。《1984》的作者George Orwell，胡适，等人的著作不会过时，是因为他们有众人所没有的洞察力。

这类人不一定要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有时只须持守基本的常识。我认识的一位长者，当年他的初中没有毕业的女儿被推荐上大学，他没有同意。他凭着对大学的最朴素的了解，不相信“工农兵上、管、改大学”的鬼话，不管它出自何人之口。他们知道大小车相撞，当然是大车更安全；如果不是车越造越大的话，就不存在小车撞大车的问题，并不需要“统计”“数据”。他们知道雌雄交合才是自然，也不需要什么“教育”或“科学”。

第三种人的心目中没有权威，只有真理，从而在世人眼里显得傲慢而孤立。他们不随大众，不畏强权。他们在探索中不断地突破自己。第二种人唯利是图，没有自知之明，无法否定自己，在学术界最多只能成为二流的工匠。在强权面前甘愿充当打手，祸害他人。第一种人只顾眼前的安逸，不愿承担思考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思考经常会伴随着对自己的否定。

由于环境的不同，有些人会在两种甚至三种人之间摇摆。由于巨大的诱惑，或大众（第一种人）的吹捧而自我膨胀，有些第三种人锐变为第二种人。李远哲便是一例。还有些第三种人由于经受不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成为第一种人。在反右和文革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些介于第一和第三种之间的人，如果有机会了解真相，接触到慎密的思辩，就会向第三种人靠近；而在强权的压制下，就成为第一种人。

所以，一个舆论不受强权所控制的环境里，第三种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让更多的人接触到真相，或进行换位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第二种人的投机的空间更小，可能更注重于从而使他们发挥自己的其技术专长，造福人类；这样的环境同时也让一些第一种人加入第三种人的行列，或至少不被轻易引入歧途。

在舆论自由而开放的环境里，越来越多的人会把自信建立在事实和论理之上，建立真理之上。这样的自信是不可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