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文学的时尚化倾向
管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2007-3-21
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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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入手，在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对当前中国文学的时尚化倾向的表现形态、成因、价值意义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发。认为当前中国虽然在总体上还处在生产社会阶段，但已具备了消费社会的诸多特征，由此形成的消费文化环境，构成了文学时尚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个人叙事的非道德化、人性想象的极端化和线性叙事的瓦解，是文学时尚化最重要的审美特征。评价文学时尚化倾向，既不能放弃审美维度，也不能忽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的商品维度。时尚与非时尚作品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只有以变化的眼光审视，才能准确、科学地评判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时尚化现象。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其最突出的特征是逐渐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过渡。所谓生产社会，主要指由于社会物质资源还不够丰富，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生产"环节；所谓消费社会，主要指由于生产力极大的提高，物质的丰富成为现实，人们更注重社会"消费"，甚至在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更趋向于消费理念，同时，从整个社会风尚上看，物和商品以及相关的服务被赋予了更多的符号意义。如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①。[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这样，消费不应该理解为和使用价值有关的物质用途，而是作为意义，主要和符号价值相关"②。「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进入消费社会。从总体发展情况看，当代中国尚处于生产社会，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物质匮乏的局面尚未改变，还远未进入消费社会。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境遇，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地区处于温饱甚至贫困中，而另一些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不仅实现了小康，且已率先进入消费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消费社会具有的特征仅存在于那些进入消费社会的发达地区。事实上，由于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以及全球化影响带来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广泛传播，不仅使中国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在消费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了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使那些欠发达地区也具有消费社会的某些征候，而这一征候则是通过在消费社会产生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来体现的。
西莉亚。卢瑞将消费文化视为"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①，「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第1页。」中国学者则把消费文化看作"是人类所创造的各类消费相关因素的综合"②。「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我认为，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物质与文化生产、消费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消费理念、方式和行为的总和。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消费文化内涵不尽相同。在现代社会中，即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闲暇娱乐产品，开始逐步形成消费主义文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完成，西方社会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逐步进入一个物质丰盈的消费社会，此时的社会步入后现代时期。③「参见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第5、8章。」
后现代消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人们在消费活动中，不仅更注重符号价值的消费，甚至热衷于符号意义的不断迁徙。人们有意识制造那些即时性的符号意义，使消费者在短暂的享用与消费后，期待着新的符号意义的出现。同时，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和解读，常受到种种相关因素的影响，如产品制作者是否当红，媒体介入的程度如何，相关事件的曝光度怎样等。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走向、审美趣味和意义象征风向标的时尚，就成为消费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而文学作为消费社会中文化的构成部分，亦不可避免地具有时尚化倾向。本文拟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当前中国文学的时尚化问题。
一、时尚与文学
时尚是在一定社会与历史时期，人们在物质与文化生产及消费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对某一事物普遍的共同兴趣，是人们在这一兴趣中体现的共同价值追求、审美趣味与行为方式的总和。
时尚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始于当代，其实在中国古代就已存在。《后汉书。
马廖传》就记载了当时长安市民在着装打扮上的一些流行时尚："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这表明潮流与时尚的兴起，往往前有引领，后有推动，导致相互效仿，推波助澜，愈演愈烈。此类记载还有《墨子》中的寓言："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关于眉妆的时尚变化，中国古代各朝代都有各自流行的审美取向。先秦画的是如柳叶般细长弯曲的蛾眉，细长而弯；西汉流行的是阔而短的"广眉"，如卧蚕般浓重，女人因此显得精明干练。东汉大美人孙寿，别出心裁作愁眉，啼妆，风靡天下，女人因此全变得多愁善感。到了宋代，教坊勾栏中女子的眉式更是变化多端，数月内无一重复。元代后妃多画一字眉。明清则以秀美为尊，眉妆复归纤细弯曲。④「参见萧春雷《我们住在皮肤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可见，追时尚、赶潮流，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人的特殊的心理表现，还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审美观念演变有关。
步入近代尤其是20世纪初期，随着以报刊杂志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业的兴起与发展，出现了具有现代特点的时尚潮流，只是这一时尚的出现，已不再是社会心理和审美观念的自然发展使然，而更多的是现代传媒在追逐利益过程中创出的流行风。诚如有人论及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的良友等杂志所言："这些杂志的标题表明了良友公司的主要商业方向：艺术和娱乐。由此这个杂志在满足都会需求上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很可能这种都会需求是被杂志本身创造出来的。"⑤「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在这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工业城市，因现代传媒业的出现与繁荣，导致时尚的产生具有与传统社会全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在很大程度上使时尚能超越空间距离，在短期内迅速扩散传播，从而有效营造了现代都会生活方式的时尚氛围。其次，传统社会依靠民间口口相传及有限的书籍的传播方式，往往只能使时尚在小范围内缓慢扩散；而现代传媒不仅具备时空优势，而且由于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文字与图像共同创造的流行时尚，无疑比单纯的文字传播更具直观性，更易于模仿，由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新时尚的追求。
当进入消费社会，时尚的产生又具有新的特征。传统社会一种时尚的萌生，往往不是出于统治者的喜好与倡导，便是由于社会风习的自然演变和萌发。而现代传媒的传播方式和追求利润的特点，使制造时尚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传媒的价值目标和存在方式。于是，在现代传媒的运作下，时尚往往是一系列精心策划和运作的结果，它在满足人们追新逐异心理的同时，实现着其预谋的商业利益。而时尚作为一种符号，其意义的不断更新和迁徙，成为时尚本身不断更替的内在表征。诚如有学者所言："消费者们会在'新鲜'商品上花掉他们可支配的大部分财力。"①「柯林。坎贝尔：《求新的渴望》，孟登迎译，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时尚的产生、更迭与重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时尚的形成与消失不仅是复杂的生产、消费活动以及媒体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与社会心理演变、外来文化影响等诸因素密切相关。一种时尚从萌芽到扩散再到消失，甚至若干年后又卷土重来，常常变幻莫测、无一定之规。齐美尔对时尚有系统研究，并对时尚及其形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进行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齐美尔还看到了时尚对于奇异事物的青睐："反常的、极端的事物都会纳入时尚的领域：时尚不会去抓住那些普通的日常事物，而会去抓住那些客观上一直表现得奇异的事物。"②「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243、263页。」事实上，对奇异事物的追逐过程，也正是符号意义转换与迁徙的过程。但齐美尔最独特的观点在于，对时尚变迁独树己见。他将时尚演变归结于社会阶层之间为区别身份而进行的游戏。在他看来，时尚总是产生于较高的社会阶层，而后向较低阶层扩散；当这种扩散进行到模糊了两个阶层之间的区别时，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去寻求新的时尚。③「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245页。」在此，齐美尔深刻揭示了时尚变迁的动因，但他只看到其中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种变迁方式。比如，在美国社会，许多时尚是从底层开始的，街舞、踢踏舞和一些流行歌曲都是从黑人社会向白人社会扩散而成为时尚的。
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大众文化时尚和流行特性的影响，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时尚化了，尤其在消费社会，随着消费文化大面积扩散与渗透，文学的通俗化与时尚化愈演愈烈，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的市场属性也被日益强化。在具有浓厚商业意味的时尚文化中，文学被作为一种可以不断更新的精神产品，被纳入了商业化运作轨道。这不但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作家的生存状态，其结果必然导致文学在相当程度上从创作到传播，都成为整个时尚文化生产体系中一个重要元素。中国传统社会受印刷技术和传播手段的限制，同时也受"文以载道"思想及自发性文学生产方式的影响，文学通常只限于在上层社会和文人士大夫阶层传播，难以形成时尚化的大众基础和社会文化氛围，即便有时尚现象也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到了近代社会，随着现代报刊业的出现与发展，传播手段的更新与传播范围的扩展，使文学的时尚化成为可能。这时的文学阅读开始受到广告宣传的影响，现代教育的发展也为文学培育了众多的大众读者，一个时期流行一种风格和题材的文学成为普遍现象。进入消费社会，文学与时尚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盟，文学不仅被包装、炒做成时尚的文化产品，文学往往还自觉吸收种种时尚元素以获得流行，甚至还借助传媒创造出新的阅读时尚。在许多时候，媒体"不是报道事件，而是制造事件"①。[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第64页。]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所发生的审美移变需要我们详加考察。
二、文学时尚化的表现形态
由于尚处在社会转型期，也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文学的时尚化倾向必然存在着城乡与地区差异，但不论这一倾向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存在，文学的时尚化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时尚化倾向不仅表现在传媒的包装和文学活动消费性的呈现，而且表现在文学观念、审美取向和艺术表现方式的一系列变化。如以"新生代"、"新状态"、"新体验"、"新新人类"、"身体写作"、"金童玉女"作家等为旗号的文学写作层出不穷。因之，关于文学时尚化的探讨，不应停留于一般现象的描述——现象描述无法说明文学自身发生了哪些变化；而必须从文学审美范式转换的立足点上进行探讨，从文学审美表现的根本性变化中探寻其艺术方式发生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时尚化在审美表现形态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个人叙事的非道德化。人们普遍认为，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化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这一转向显然是基于对"特殊"与"个别"的强调，是对长期以来重视"一般"与"抽象"的反抗。但这种个人叙事带给文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道德意识的大面积退隐、欲望书写的全面进驻。在此，个人叙事的凸显不仅是从大视野向小视野转换，而且是整个文学观念和哲学视野的转换。对个人叙事的关注，意味着文学向日常生活、世俗欲望的靠近——体味个人的感受、珍视自我的愿望、关注个体的生存质量——文学不再热衷于抽象、大而无当的道德、自由、责任、价值、灵魂、美等概念化描写，而是将现实、具体的需求转化为文学表达。陈染、林白、海男、徐坤等涉及并着力摹写的个体内心欲望，虽然在五四文学中也有表现，但它们都与国家贫弱、民族危亡相联系，或与人物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密不可分。这显然是由五四时期的历史主题决定的。而陈染等人的个体欲望叙写则全然不同，她们没有多少国家民族的大概念，也没有在既有道德观念体系中表现个体性爱欲望的挣扎；她们绕开了社会环境，抛开了道德意识，甚至摒弃了一切伦理规范，将笔触直接伸进个体的心理欲求与身体欲望。这导致了审美的奇异之处：一方面，摒弃道德律令的欲望书写呈现出的自由与无所顾忌，必然具有超越同类文学描写的审美品格；另一方面，失去与社会历史、价值观念等相关因素的联系，而在单一、孤立的层面展开的欲望书写，往往无法形成以?富复杂内涵为基础的美学魅力，使作品更多地以单向度的独特描写而产生尖锐、新异的冲击力。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林白的《回廊之椅》、《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含情脉脉水悠悠》，海男的《坦言》、《女人传》等，均以独立的个人视角，在道德立场缺失的情况下，极度张扬、放纵地绘写女性私人化的性爱体验，"使许多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和普遍伦理法则抑制、排斥的私人经验获得表述"②，「洪治纲：《无边的迁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页。」掀开了东方文化背景下女性内心涌动的隐秘欲望。朱文的《我爱美元》、《我们的牙，我们的爱情》，韩东的《我的柏拉图》、《在码头》，张的《情幻》，何顿的《我们像葵花》、《弟弟你好》、《生活无罪》等，虽然将笔触伸向当下的社会现实，但却全然无视人们的精神困惑与内心挣扎，却不约而同地极力表现社会变革中日益凸显的价值准则：物质实利主义，而性爱的非道德化展现则成为物质欲望的另一表征。这些欲望表现与以往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生理欲望的膨胀与满足可以不再需要文明的遮羞布，也可以完全脱离道德规约与伦理法则，坦荡无忌地炫耀自身的存在。不仅如此，作家对欲望的表现已从自发走向自觉，并将欲望视为生活和历史的动力："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群体欲望（它必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不断此起彼伏的循环兴替"，"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展开它那绚丽的画卷。欲望是'生活之父'（阳性因素），是生活程序的软件。"①「谢选骏：《荒漠。甘泉》，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基于这样的观点，种种规约情感、抑制欲望的道德立场被彻底放逐，感性欲望成为文本中最有活力、最具色彩、也最为突出的因素。而在20世纪末出现的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新新人类写作，更是将这种非道德化的欲望书写推向极端。
其次是人性想象的极端化。以往的优秀文学往往建立在对人性内涵的深刻揭示上，但时尚化的文学则选择了一条捷径：抛弃人性欲望与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社会心理、文化积淀、传统意识之间的复杂联系与纠葛，也放逐了对人性善与美的艺术建构，将人性的本能欲望作为猎取社会关注的一种元素，仅仅在单一、纯粹化的层面进行极端化表现——许多作品在丑恶、性爱、畸恋等的展示中，往往以异乎寻常的想象力表现人性的极端形态，这种表现因超越了人性常态而引人注目。传媒则利用自身的力量对这种极端形态的人性表现进行炒作与包装，所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都成为一种具有市场效应的标签与符号。传媒不遗余力的渲染，唤起人们对爱恨情仇、奇异心理等极端人性形态的窥探欲。于是，作家与传媒联手制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时尚。
莫言对人性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CB代创作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其中就已然透露出作家对人的生命体验及种种人性欲望的高度关注。他对生命力的呼唤总是贯彻在对民族传统与民间风情的观照中。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檀香刑》在人性表现上具有新的超越，而极端化在此具有核心地位。《檀香刑》最具特色的是将民间艺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引入，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它强化了小说的民间文化气息，同时也强化了作品的声音效果。为此，作家"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②「莫言：《檀香刑》后记，作家出版社，2001年。」尽管莫言的这些努力显示了他回到民间、回到传统的追求，但这并不是小说的关键价值所在。《檀香刑》的艺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借助这种民间唱腔，"流畅"、"夸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性丑恶的一面。与既往小说不同的是，莫言在《檀香刑》中对人性的表现，既没有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矛盾相联系，也没有将重心放在从社会、心理层面探究人性的复杂构成，而是热衷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对某种人性现象进行夸饰性表现：封建时代体现着文明暗影的种种酷刑，成为作家浓墨重彩进行叙写的重心。《檀香刑》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多种人称互换所形成的繁复的情节结构，虽然也绘写出颇为广阔的时代风貌，但贯穿作品核心的却是对一系列酷刑惊心动魄的描写。从惩戒太监的"阎王拴"到凌迟处死钱雄飞，从血淋淋的腰斩刑到惊心动魄的"檀香刑"，其描写之精细、着墨之厚重，将封建社会中残酷的刑罚文化铺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唏嘘慨叹。莫言的独特处就在于不露声色地以冷峻的姿态、精致的语言去绘写一桩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以超越人伦常规的立场和眼光评判刽子手行为。这表面上虽然赋予了残酷的血腥描写以某种形上思考与艺术色彩，但实际上却是出于将人性残忍进行最具感观冲击力和震撼性表现的需要，将残忍本身推向前所未有的极端的途径。作家的这种努力虽有诸多动因，但不可忽视的是，已然步入商业社会的文化氛围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残忍酷刑所具有的感观刺激效果，无疑将构成一种赢得市场的商业价值。
陈染的《私人生活》、铁凝的《大浴女》、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守望空心岁月》、海男的《我的情人们》和《男人传》与《女人传》、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反抗宏大叙事和张扬个体欲望，被视为表现女性个体生命欲望的写作潮流。虽然这批作家不一定具有明确借助女性欲望展示和取悦读者的意识，但在客观上确实具有了市场卖点。而当另一批新新人类作家进入人们的视野，人性的极端化描写则取代了女权主义的诉求，而这一取代正是从身体写作延伸出来的。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我的禅》，棉棉的《糖》，九丹的《乌鸦》和《女人床》，木子美的《遗情书》等，完全陷入自觉地服从市场逻辑，有意识地极度地张扬性爱欲望。这一趋向发展到极端，便是进入21世纪后《下半身》刊物的出现及其所发表的宣言。显然，一大批作家将笔触聚焦在女性性爱欲望的表现上，并非都出于女权主义的诉求，而是青睐于被媒体反复宣扬而更具市场价值的"身体写作".可见，这里的身体成了"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①。「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39页。」
再次是表现手法上将时间空间化。时尚化文学采取了如拼贴手法、非逻辑化的散点叙事、历史事象的虚拟化、现实影像的拟态化叙事等艺术表现手法，但与以往相比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这是时间的整一性被打破，也是时间的悬置和被空间化。时尚化文学追求的是即时性消费价值，它对深度模式的本能拒斥，内在地构成对线性时间的瓦解。这一转换使传统文学叙事的时空概念和逻辑发生极大变化：时间被割裂、瓦解和挤压成构织空间世界的元素材料；现在与未来被融入当下，成为指向当下的唯一时间标准。这一艺术表现的广泛运用，是文学时尚化在艺术上的必然结果，由此也形成一种新的美学取向，并生产了一批风格奇特的作品。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由于批判了历史连续性而又相信未来即在现在，人们丧失了传统的整体感和完整感。碎片或部分代替了整体。人们发现新的美学存在于残损的躯干、断离的手臂、原始人的微笑和被方框切割的形象之中，而不在界线明确的整体中。""可以说，这种美学的灾难本身实际上倒已成了一种美学。"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95页。」卫慧的《上海宝贝》、《床上的月亮》、《像卫慧那样疯狂》，棉棉的《糖》、《啦啦啦》，周洁如的《到常州去》等，描绘的是一幅尽管混乱但却十分鲜明的后现代图景，主要人物对性爱的态度以及种种摒弃传统价值观的另类观念，都是在碎片化的场景描写中表现出来的。卫慧的新作《我的禅》更是一部时间感、历史感都十分淡漠的作品。主人公身上没有任何的历史牵绊和传统的负累，她的身世模糊不清，经历也缺乏交代，心理和行为仿佛天生如此。但这一切似乎并不影响她带给人们的鲜明感——她在性爱上的叛逆行为、在生活上极端纯粹的时尚追求都神形毕现。小说基本上运用场景转换——从一个空间到另一空间的转换来表现人物、叙写情景——大量事象在空间维度上聚集而非在时间维度上展开，这成为小说最主要的结构方式。并且，这种聚集往往缺乏逻辑关联，只呈现一种松散凌乱的堆集排列。作者"刻意营造了一个局限在场景中的开放性故事结构，仿佛要以此来与小说经典性的封闭式结构形成区别；也好像要背叛充斥着过多理性、逻辑的现实世界"③。「董丽敏：《坠落的飞翔——评所谓"七十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群"》，《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
很显然，这种结构方式不仅丧失了时间感以及可能带来的深度，而且导致空间本身的平面化。事实上，空间场景的频繁转换与更迭，意味着符号意义的不断迁徙，这正体现了后现代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及频繁进行符号更替的内在需要。
三、文学时尚化的成因考察
对文学时尚化倾向的成因考察，可从外在和内在两个逻辑层面展开。外在逻辑主要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正是这种特殊语境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与生产方式，导致文学审美范式的移换。具体说来，这种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可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商业原则的浮现与凸显。20世纪90年代，当商品经济秩序逐渐建立，人们既往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已然发生深刻变化，一系列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迅速成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并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行为规范、价值原则和生活方式开始起了主导作用。当市场原则介入文化生产，艺术原则的支配作用削弱，商业原则的支配作用强化，这必然导致文学的美学品格发生巨变。其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间接影响，文学艺术创作受到市场律令的潜在制约。尽管仍有一些坚持文学纯洁性而保持独立艺术追求的作家，但现实社会已然发生革命性变革，势必对作家的艺术观念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二是直接影响，即资本运作与艺术生产联盟。资本扩张的需要使其直接进驻艺术生产领域，经济利益的制约悄然改变着艺术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艺术创作行为，其审美取向便成为资本或市场手中的木偶，艺术被作为一种商品送上生产线。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快。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都市化进程加快。所谓都市化，"是指在以非农业性为特征的社区（即城市）人口集中的过程，在这些城市中，生产主要是围绕服务和商品而设置的"①。「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页。」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仅意味着城市拥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消费人口，而且意味着现代都市文化的扩张和具有农业文明色彩的乡村文化的萎缩，同时还意味着后现代消费文化拥有更广阔的发展腹地和蔓延空间。都市不仅是文化多元化的催生地和丰厚土壤，它每时每刻都产生各种异质文化与时尚文化；而且是文化消费群体的聚集地，不同阶层的人汇集在一起形成形形色色的消费群落。都市化程度越高，商品流通与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不断更新换代的物质产品构成对都市人的巨大诱惑，人们在孜孜不倦的商品消费潮流中追赶，既满足着物质消费欲望，也通过不同层次的消费体现着身份地位。于是，追求时尚的物质消费成为都市人热衷的行为，由此形成的时尚文化也就成为与都市行影相随的一道风景线。
三是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大众传媒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出现，但那时的大众传媒仅局限于报刊杂志等纸介质媒体，其发展规模和程度还十分有限。进入90年代以后，以电子传媒为主导的新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迅速成为大众传媒的一部分并占据重要地位。传统纸介质传媒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得长足发展。于是，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下汇集起来的包括电子媒体和纸介质媒体在内的大众传媒，不仅成为一支实力雄厚的产业力量，而且广泛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在消费社会，传媒将文化消费信息传达给文学制造者，同时又将文学生产者的状况及作品向公众推介。前者导致大家都去写某个题材，后者导致大众都去购买、消费这类题材的作品，在这信息的相互作用中，往往容易形成写作时尚和阅读时尚。在许多时候传媒还会有意识地捕捉、操控和组织各种信息，制造新的时尚。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是讯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4页。」因而在传媒时代，自发性的文学时尚将越来越让位于有意识的时尚操控。
可见，商业原则的凸显使物质与文化生产更深刻地受到商业逻辑的支配，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则为商品生产提供了更大的消费空间，新的消费理念和时尚也呈现出频繁更迭的态势，大众传媒的崛起在符号生产层面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转化，这一切都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语境发生巨变，这一变化最基本的特点便是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消费文化萌生、滋长与浮现。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文学与现实、文学的社会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移变。文学为摆脱困境，自觉不自觉被纳入消费文化的生产体系，认同大众阅读市场、追赶文化消费时尚成为身不由己的选择，而文学的时尚化也由此构成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外在社会文化条件是将文学推入时尚化轨道的话，那么，文学发展自身的逻辑，则是导致文学主动接受或走向时尚的内在动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作家主体写作姿态的移变。写作姿态是作家主体写作理念、创作动因、审美追求的综合表现。作家秉持怎样的写作姿态，往往决定作品的审美取向和艺术水准。以往作家总是将文学视为具有独立美学品格、体现神圣与崇高境界、表现心灵与情感世界的精神创造，文学因此成为作家乃至读者心目中有别于世俗世界的圣洁的精神殿堂。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当作家置身于另一种迥然相异的消费文化语境，其自身生活就不可避免要融入当下的社会环境，其所接受的文化信息也不可避免要受到种种时尚文化的影响，从而调整和改变原有的创作模式。另一方面，作家力图超越既有艺术模式的内在需要，恰好与消费文化语境中新的文化创造模式的形成和凸显相契合，于是，作家的内在动因与市场潜在的诱因遇合，便触发了作家写作姿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在于作家创作目的的改变，导致其自觉不自觉与传媒和市场共谋。
第二，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往的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它的实现方式通常遵循这一种模式，即从作家创作作品——出版社或杂志社出版——读者阅读。依照这个模式存在的文学，不论从作家、出版者还是读者方面说，都是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性创造看待的。而在消费社会，虽然作家的写作还有相当部分属于体制内，但由于出版商和杂志社对文学作品的姿态已彻底改变——文学已成为创造商业利润的重要工具，这就在一个重要环节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方式。在此情形下，往往使那些不愿与出版商合作的作家作品，难入主流传播渠道。为适应这样的生产方式，文学存在的实现方式就必然要做出调整，而种种调整往往又是以市场需要为潜在指向，其结果必然产生商品化的文学产品而非审美化的文学作品。因此，文学在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后，就与时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文学时尚化的形成，其原因远不止于此。消费社会中读者阅读趣味的变化、网络文学的兴起、视觉文化构成的压力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生产的时尚走向。同时还必须看到，时尚化倾向是就文学整体而言的，即是说，不论是严肃文学还是大众化的通俗文学都存在时尚化的倾向。区别仅在于：严肃文学通常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融入了一定的时尚因素，或被传媒利用进行时尚炒作；通俗文学则自觉地以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为价值和审美取向，或是模仿那些已成为畅销作品的写作风格与模式，有意识地融入时尚阅读潮流。因此可以说，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时尚化不仅是文学也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
四、文学时尚化：评价与前瞻
面对消费社会文学时尚化的倾向，批评家发表了各不相同的看法①。「参见2002年1月21、28日《文艺报》开设的"文学时尚化批判"专栏。」综观批评界对文学时尚化的评价，不外乎有两种观点：或充分肯定文学的时尚化，或认为时尚化必然要损害文学的审美品质，使文学沦为供人消遣、娱乐的商品。在此，首先要解决批评的标准问题。如果批评家持传统的文学审美标准来审视文学的时尚化，必然得出否定的结论；反之，如果批评家从消费社会独特的文化语境看待文学的时尚化，就势必给予肯定。依笔者之见，第一种观点是站在精英或传统文学的立场上，将文学视为独立的精神创造，并以既往的文学阅读经验和审美经验为标准，去衡量在美感形态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尚化作品，必然产生其偏向；第二种观点显然是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将文学的时尚化视为消费社会文化生产体系运行的必然结果，在这个生产体系中商业原则起决定作用，文学只是作为一种休闲和娱乐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文化消费的需求，这显然也有其片面性。
第一种视野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依凭文学传统中积累与形成的评价标准，没有考虑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学活动与生存环境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没有考虑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属性发生的变化——在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被纳入整个文化生产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商品属性，虽然它的生产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是一种借助艺术资源和方式的生产，但它还是一种具有一定精神特性的特殊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商品逻辑和生产规律进行生产的文化产品。
第二种视野注重文学在消费社会中为大众提供消遣、娱乐和休闲作用，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为人们提供文化消费的特性，它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具有为大众所欢迎的审美趣味，能否被最广大的读者群接受，是否具有最大的市场效应。这种视野只看到娱乐功能、市场效应一面，不仅忽略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所应具有的美学品格，而且没有看到读者、市场并不能作为评判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因为读者趣味有时可能十分低俗，市场的时尚需求也往往产生这样和那样的误导。因而，时尚化的文学常常会步入歧途。当市场逻辑被强调到极端甚至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时，文学对感性欲望的解放诉求就可能演变为感性泛滥——当感性越过边界成为唯一和最终目的时，不仅造成感性泛滥而且会走向感性异化。而建立在感性异化上的时尚写作势必走向迷失。从此意义上说，时尚建构常伴随着时尚迷失。这种迷失的关键在于，强调文学市场价值的同时抹杀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况且，消费社会中的符号生产也要讲求品质，否则就会导致大量的符号垃圾，从而造成符号过剩。
两种视野的局限性使之无法正确把握与评判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时尚化现象。我认为，考察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时尚化倾向，既不能放弃文学的审美维度，也不能忽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的商品维度——这体现着对前两种视野的双重批评和吸纳。但必须强调的是，不放弃审美维度并不等于说，要坚持既有的传统或精英式审美尺度，而是要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确立审美尺度；不抛弃文学的商品维度也不等于说，可以完全让文学受市场支配，而是要以新的发展的审美尺度评判和规范市场化的文学——这体现着对前两种视野的超越。只有在这种既吸纳又超越精英与大众的视野中，才能准确、科学地评判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时尚化现象。
文学时尚化中普遍存在着大量的欲望书写，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事实上也涉及对时尚化的评价。消费社会极大地促进乃至激发人们种种潜在的消费热情和欲望，这与享乐的正当化观念之盛行密切相关。在传统的精英文化那里，欲望始终被作为一种异类排斥在审美之外。康德有关美感的学说就是排斥、压抑欲望，强调理性和道德作用，主张美的欣赏应与对象保持距离在静观中获得。这种美的欣赏是在理性控制下纯粹的精神愉悦，没有任何欲望参与。在他看来，审美活动只与视、听两个感官相关，不能与触、嗅、味觉有关。这是因为前者是非消耗性的，后者则是具有消耗对象的可能。康德显然是否认触、嗅、味觉这些与欲望相关的感官具有美感的可能。这些观点在相当长时间构成人们的审美认知观念。于是，在传统文化中，审美总是与世俗物欲和感性欲望相分离。但到了消费社会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符号化与后现代理论的兴起，被现代理性压抑的欲望逐步被强调，感官享受、本能欲望的满足得到充分肯定。事实上，人的欲望作为一种生命体验，不仅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感性基础，也是生命获得确证的重要途径。对感性欲望的肯定，使人们不再将其排斥在美感之外，而把它作为美感的构成要素。乔治。桑塔耶纳说："快感确实是美感的要素，但是显然在这特殊快感中杂了一种是其他快感所没有的要素。"①「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4页。」当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欲望获得审美领域的准入证，在现代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下，它必然迅速在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蔓延开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显著的表现是以身体写作和世俗欲望的表现为标志，感性欲望不仅得到充分表现，而且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下符号制造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商业原则的介入，欲望书写常常突破理性疆域，从2而？
走向人性的另一个片面和极端。此时，欲望书写便可能失去革命和反叛的意义。事实上，在消费社会，欲望书写在传媒的诱导下，常常沦为纯粹的感官欲望的渲染，成为一种彻底排斥理性的"欲望秀"，如《下半身》诗刊宣言、新新人类的部分作品等。很显然，当作家以欲望来反抗既有的审美规范时，最初表现为人性本能及其存在价值，在欲望书写上确立了反道德、反伦理、反理性的感官化表现方式，这在传统文学出现"审美疲劳"之际还有一定的意义。但欲望书写不能总是孤军奋战，当欲望脱离理性、社会文化、人性本能间的冲突、自身存在方式和发展途径，就势必走向"欲望疲劳".当下时尚化的文学"欲望疲劳"现象已不鲜见，时尚化作品在获得其存在合法性时，局限性也由此凸显。
要避免文学叙事陷入"欲望疲劳"和感性异化的误区，也就是说面对文学时尚化存在的局限应如何超越呢？首先作家对时尚写作的认知角度和写作姿态应做出调整。那些热衷于欲望书写并走向感性泛滥的作家，往往只注重感官欲望的宣泄和展示，以此表现与传统的对立和分野，试图以特立独行的另类书写获取读者青睐。但事实上这样的时尚写作只能迎合部分读者的口味——时尚写作无疑是消费社会一种能赢得大众读者的写作，但在当今文学多元化的情势下，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日益多样化，这使读者群体的细分成为必然。因之，在看到消费社会同质性、模式化、流行的时尚文化盛行时，还必须看到非时尚、个性化的传统文化与高雅文化也有其自身特定的观赏群体。传统戏曲、古典芭蕾、交响乐、歌剧等经典作品以及中外文学名著也有不少观众和读者，这些传统与高雅文化的存在不可能因消费文化发展而被忽略。因此，文学在走向大众化时也出现另一趋向，即分众化——读者阅读趣味的多样化，使文学形成越来越丰富多样的叙事风格和审美类型，阅读群体的细分现象因此日趋明显。事实上，分众化也是消费社会中与消费文化并存的一种现象和趋势。
从这一认知角度看，作家时尚写作的叙事策略应有所改变，以克服时尚化文学的局限。作家的欲望书写显然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感官表现，单纯的感官表现只能是一种书写文本的存在，而不是一种文学文本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学文本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美学规范，运用一定的艺术法则进行建构。时尚化的文学也不例外。当作家的欲望书写不受任何艺术规范制约而信笔由缰，就势必偏离文学轨道，成为非文学写作。时尚文学中的欲望书写，呈现了消费文化语境下人的感性欲望的种种新的表现形态，体现出一个时代人们新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但作为文学存在的欲望书写，必须以艺术方式去呈现，而且是以不同于以往的艺术方式去呈现，并在这种呈现中形成新的艺术规范和美学形态。比如以调侃、戏谑、直白而不是以含蓄、蕴籍手法表现欲望。作家除了吸收传统艺术手法外，更要有意识地创造新的表现感性欲望的艺术方式，当然这种艺术方式要在实践中逐步确立。这不仅能使欲望书写避免陷入"欲望疲劳"，而且能使时尚化写作获得新的艺术支撑，形成新的审美范式。
另一个与文学时尚化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学的传媒化与作家的"作秀"行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市场效应与艺术水平的悖反现象。在这一现象背后，必须看到消费社会时尚文化和当代传媒的特殊作用及其对文学时尚化的影响。消费社会商品和文化生产符号化的趋势，导致作家和传媒的"作秀"意识格外强烈。其结果是，那些善于将写作进行标签化宣传和符号化渲染的作家，或者受批评家与媒体广泛关注的文学写作，总是成为文坛乃至社会的中心。一旦这种格局形成，不论作家的艺术造诣如何，也不论作品的质量如何，都不影响这些作家作品的知名度。这是由于那些进入传媒运作体系的文学，其价值已不是传统的审美尺度所能衡量，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商品，从其市场效应和社会认知度的层面去评判它的价值。美国电视媒体运作的"美国偶像"选拔、中国电视媒体的"超级女声"大赛，之所以能制造从平民一跃而为明星的神话，就是凭借了媒体的魔力。但问题在于，如何评估那些艺术上有独创性却没有进入传媒的作品呢？如果以是否进入传媒为重要尺度，那么，未来的文学史势必遗漏一大批有审美价值的作品。
在当代社会，文学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和流传下来，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必须看到，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和艺术创造的存在，它被传媒包装、炒作的因素和产生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文学的时尚化倾向虽然是消费文化语境中不可避免也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时尚化的作品完全可能成为文学史中不可疏漏的一笔。但文学还有一些不能被包装和时尚化的因素，那就是它表现出的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对人性情感的精微独到的发现和对世界独到的把握方式与艺术言说方式。事实上，即便是时尚化的作品，它们固然有被传媒包装和利用而成为时尚阅读的因素，但其中也有不少在艺术上具有自己的追求。很难想象一部连基本的文字水平和描写能力都不具备的作品，仅仅凭借传媒炒作就能倍受青睐、风靡一时。从此意义上看，那些能够成为时尚阅读的作品，往往都在某个方面拥有独特的艺术表现，甚至新的艺术创造。问题在于，面对一种现象不能简单、匆忙地下结论。在看到文学时尚化的历史合理性时，也不能不看到其局限性，更不能因此否定那些非时尚的作品。同理，在肯定那些置身时尚之外、坚持艺术的纯粹性作品时，也不能不看到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这类作品的不足，这种不足通常表现为缺乏引人入胜的叙事功力与唤起愉悦的美学魅力，往往多被评论家首肯而不被读者接受，这样的作品与时代脱节等问题也应引起注意。
在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时代，拥有开放的思维和变化的眼光显得尤为重要。文学在迅速地发展变化，人们的视野和思维也不能定于一尊，更不能一成不变。以变化的眼光考察动态演进的文化现象和精神图景，是把握今天多样化的文学和文学的未来的批评策略。从此意义上说，当下中国文学的时尚化倾向是喜忧参半，但比较而言，重视和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显得更为急迫必要。
作者管宁，1958年生，文学博士，《福建论坛》杂志社编审（福州35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