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痛苦 — 从鲁迅到摩罗
陈璧生
英国哲学家笛卡儿有一句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这一观点赋予理性的思考以无上的神圣与威严使之成为“人”本身的存在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照我的理解，这里的“思想”表现着以“人”作为主体的自主精神和独立意识。正是这样的思想使人得以高扬个性，展示自我的存在。同时，思想是获得生命的尊严的唯一途径，思想使人避免陷入盲目与狂乱而能理智地自恃，在蒙昧野蛮的年代以理智支撑起一方生命的净土，从而体现着个人的尊严。
事实上，思想源于理想的完美性与现实世界的残缺性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方面，对完美的执着追求为人类渺小而脆弱的生命带来顽强的动力与光辉的勇气，使人们不再像其他动物一样碌碌无知地生存，生命被赋予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思想的完美性本来就是来自于现实的残缺性，正因为人们意识到现实的残缺才会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个人境遇与个人体验是刺激思想的主要因素，通常正是现实世界中给人们带来的的压抑、失望、愤怒，鞭打着不屈的灵魂去怀疑、审视、思考，以此寻求解决的途径。因此，无论如何，怀疑与批判性是思想的基本特征，面对现实得残缺，思想往往通过批判证明其存在。对现实的理智审视并加以否定、反叛是一切思想的起点与必然的姿态。同时，“现实”与思想者个人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洞察社会首先必须洞察自我，对社会、现实的反叛根本上基于对自身所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缺陷的警惕与反叛。因此，审视自我与审视历史、社会是一致的，思想者再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揭露、批判的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他自身。思想展示一个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给予人丰富的生命意义的同时也给予人强烈的痛感，这使思想的历程亦成为在荆棘丛生的无路之路上孤勇前行的痛苦而壮烈的历程。当面对不可救药的现实,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只能沦为几近空想的理论，对完美的追求只能以绝望告终，他们因无法放弃尊严而无法放弃思考，这种绝望的思考、绝望的反抗带上了壮丽的悲剧色彩。百年中国的精神史出现过许多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把“思想与痛苦”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知识分子，一是精神巨人鲁迅，一是被钱理群先生誉为“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被淹没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的摩罗。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鲁迅至今仍是过于高大的存在。鲁迅的心灵痛苦发散出的光芒覆盖了以后好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当时处于精神上新旧交嬗，而旧精神仍深植于国人灵魂之中的年代，当作家以西学为参照系重新审视中国数千年文明历史，从精神上开始迈出摆脱麻木、愚昧，走向个人独立的第一步，却发现“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①这是一种何等惨痛的生存体验！自己身处的社会，四千年竟全是“吃人的历史”，自己竟吸吮着这有“吃人的历史”的乳汁成长，而且现在仍然身处“难见真的人”的空气层层包裹之中，这种时代的疏离感该是多么的强烈！为了拯救灵魂鲁迅毅然弃医从文，这是一条灵魂救赎之路，既救赎自我也拯救民族。鲁迅背负起整个民族及其四千多年历史的胺脏和血泪，向理想的彼岸朝圣前行。在鲁迅负辱前驱的数十年生命历程中，他为了取得尊严而遭受的伤害几乎空前绝后，他所承受的痛苦之丰富，也几乎空前绝后。封建式的极权手腕，庸众的麻木不仁与“罚恶之心”，文人的“帮忙”“帮闲”行径，学生的背叛，朋友的死亡，狂风暴雨般摧残着这个圣洁的老人，激起他无比浓郁的痛苦与义愤。灵魂的剧痛与人格的高扬的结合在鲁迅身上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那个时代以?后来的时代中的思想者所承受的痛苦，因超前于时代而遭受时代的摧残，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对生命的绝望感、虚无感，都曾在鲁迅那里出现过。——或许这正是鲁迅精神的永恒价值所在，即永远直面人生的惨淡、悲凉与痛苦，而且在非人的时代像孤崛的老松一样永远坚守人的尊严，对抗那样的痛苦。鲁迅的意义正在于几乎每一代人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自己，而且那个“自己”正是不经鲁迅，你就没有理智、勇气与力量去直面的——康德就这样说过：“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并且，鲁迅为历史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范例：永远反抗——即使绝望，也要作绝望的反抗！
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中，鲁迅因几个“家”几个“最”的权威定案几乎成为半个神。运动过后，鲁迅的精神意义不但没有丝毫损弱，反而一步步被发掘出来，一步步加强。思想着，前进着的人们，几乎都能从鲁迅的著作中找到精神慰藉和鼓舞。我曾惊恐地发现我以及我所读到的许多优秀作品，像钱理群、摩罗、林贤治等先生的著作中，反映出与鲁迅先生相通或极其相似的痛苦，这一发现令人颤栗，“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鲁迅先生也作古六十多年了啊！当我读到摩罗在以《难见真的人》为题的文章中无助地歇斯底里地狂叫“难见真的人！”的时候，我的颤栗发展到了极致。近百年间鲁迅与摩罗最基本的生存体验是何等的相似！历史迂回曲折了八十多年，而“人”的缺失竟却是如此令人痛苦的相似。最大的不同是鲁迅的时代还曾有过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而摩罗的时代则是在一场民族大灾难过后，全民沦丧且知识分子缄不敢言。面对中国文人在“文革”这场历史大灾难中所表现的“奴道主义”以及大灾难过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缺陷和所受的凌辱，普遍缺乏自觉意识和反思能力”②，摩罗深深地震撼了。他一方面坚决地从“奴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中疏离出来，另一方面，他经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考察，提出“欲将苦难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资源，必须经过这么一个中介环节：耻辱感。”③由此，摩罗自认他的文化使命就是“将‘咀嚼耻辱’这个词语带入文化界”。④“耻辱”二字几乎道尽了近百年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只不过这种正视在摩罗以前被普遍地漠视，麻痹甚至美化。摩罗在与鲁迅时代大不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化鲁迅外向的“呐喊”为内向的“咀嚼耻辱”，从鲁迅的启民众之蒙发展到启知识分子自身之蒙，这是灵魂自虐的进一步加强。对低劣的文化品质的撕裂与对耻辱生活的正视就是对近百年来一步步暴露并且恶性循环着的民族劣根性的清洗。只有这样惨痛的自虐才能鞭笞自己挣脱麻木状态追求“人”的生活。摩罗从正视非人到“反叛非人”到“咀嚼耻辱”，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灵魂自虐的过程！在众生熙熙攘攘的脚步中，摩罗像一个纯洁无暇的赤婴，突然从历史的镜子中照到自己丑陋无比的灵魂——原来自己不但是苦难的承担者同时也是苦难的制造者，照见自己生存所在居然是非人间，发觉历史的血泪与罪恶全部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他不禁号啕大哭，以笔为鞭痛笞起自己残破的灵魂。与鲁迅一样，摩罗受到时代与社会深深的伤害，但他终于以大悲悯之心负担耻辱而前行，摩罗的思想是这麻木的社会中一丝圣洁的光辉。摩?所遭受的痛苦是一种高贵无比的痛苦，他以他高贵的痛苦表明了思想的圣洁与威严。别尔嘉耶夫说过：“身临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个体人格的生成不能不痛苦万分。”鲁迅与摩罗在心灵的朝圣之路上极力地鞭笞、驱逐心灵的魔鬼，使其个体人格成为巍然矗立的丰碑。丰富的痛苦造就了永恒的存在意义，永恒的价值。
痛苦的极致是对未来的彻底绝望。人的生存，要有希望的前引，以为前行的动力。但当现实黑暗的强大以至于个人的力量犹小于挡车螳臂，思想在现实面前越来越苍白乏力，正义与良知已经无法容纳于社会，绝望感与虚无感必将伴随着思想同在。倘若因清醒的绝望而逐渐消沉、麻木、放弃思想，那无异于放弃生命。优秀的人物在绝望中永远能以高昂的姿态自恃。他们有大爱大悲悯的情怀，而且这种大爱大悲悯成为他们生存与思考的基点。他们因固守这样的大爱大悲悯而承受着造物与庸众、时代与社会的一切压迫，在无望的大黑暗中孤独地思考，孤独与黑暗鏖战。这种绝望的反抗乃是一种个性的大张扬大展示，昭示着一种壮丽的生存、审美的生存。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直接表现或背后蕴含着深深的焦虑与绝望，更体现着绝望的反抗。钱理群先生在《心灵的探索》中这样解读鲁迅的绝望：“所谓绝望，实质上就是走出麻木境界，丢掉一切自欺欺人的假面，直面人生：一面正视现实的黑暗与人生的痛苦，一面正视自我主观能动作用的局限，在现实世界中支配自我命运的有限性。”从发现“吃人的礼教”到提炼出“阿Q精神”，到一次次被庸众、朋友、敌人、学生伤害，鲁迅背负了极浓的黑暗与痛苦，而且，他又深刻认识到“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⑤。这样的生存境遇终于使他彻底绝望，但即使知道前路只有一个终点：坟，他也必践荆踏棘，奋勇前行。克尔凯郭尔曾说：“只有达到绝望的恐惧，才会发展人的最高力量。”鲁迅在绝望之后终于迸发出韧性的战斗意志。绝望几乎成为鲁迅反抗精神的一种资源。鲁迅先生自己写道：“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⑥鲁迅就是这样追求着“勇猛”与“悲壮”，追求着人格的完善。在鲁迅以后的岁月中，“绝望的反抗”成为执着于改造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成为鲁迅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摩罗便是这一脉系在当代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从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⑦，到摩罗的“在这短暂的几十个岁月中，除了绝望与虚无，哪里还有更强烈的感受”⑧。绝望感与虚无感像沉重的黑影一样拖在这群优秀而忧愤的知识分子后面。摩罗激愤的行笔间激荡着文化溃亡人格沉沦的大义愤与大焦虑，摩罗的声声痛切哀号“你们都是非人”，“反叛非人”之中透露出对拯救的大绝望与大悲哀。摩罗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时代与历史应有的负罪感与?辱感是极为强烈的，这正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大地上那群最集中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圣灵与魔鬼们的基本素质。鲁迅和摩罗在绝望中自恃着，思考着，他们都是时代真正的精英。
我把思想的动力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思想主体的历史良知与追求真理、自由的欲望，一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感情感应与精神支持。中国文人自古“无特操”，最缺乏的就是敢于以一人之身向百万之众傲然宣战的独立精神与勇气，缺乏“国民公敌”。主要就是他们过分依赖社会环境而丧失个人的历史良知。尊君从势的叭儿狗传统使知识分子数千年来匍匐在权势的脚下抛媚眼唱颂歌，到了思想大一统，红宝书满天飞，开口读语录的年代，六亿神州何曾有“人”存在呢？另一方面，淤积的国民劣根性使这片土壤成为长不出参天大树的盐碱地。摩罗说俄罗斯的革命者赫尔岑的力量“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而中国的优秀人物却“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无望地死去”。⑨在中国的贫瘠的土壤上，已经丧失了对思想的理性的理解、对高尚的尊敬与对异端的容忍。独立特行的思想只能是绝望中的自恃。鲁迅与摩罗正是绝望中这样的自恃者，他们已经竭力跳出了传统的束缚，展示着自由之意志。他们的时代，依然没有思想自由的保障，没有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途中遇到的那样同情、尊重“异端”的马车夫，没有赫尔岑遇到的那样理解、宽容革命思想的好老师，⑩但他们全凭着顽强的自我确认，背?着民族的千年血泪千年良知，一步一血地登上了人格的高峰。
思想才存在，思想即痛苦，存在的全部尊严在于直面痛苦、承担痛苦。痛苦与绝望且同时也成为生命存在的最高表现形式。痛苦的思想铸就了个性的丰碑，把生命染满了长河落日的壮丽色彩。
①鲁迅《狂人日记》，林贤治编《绝望的反抗：鲁迅生命文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4
②摩罗《写作的限度（跋）》，《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2
③摩罗《知识分子的奴隶体验》，同②
④同②
⑤鲁迅《答有恒先生》，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杂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2
⑥鲁迅《致赵其文》，同①
⑦鲁迅《希望》，同①
⑧同②
⑨⑩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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