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考察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奇异国家，它曾神速地向东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但它在东方注重的只是“开拓疆土”，而对西方却幻想着“文明融合”。跻身于“文明的西方”是俄罗斯的夙愿，但它却始终未能叩开西方的大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演变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历史走向和国际关系体系的未来发展。
融入西方：不渝的历史追求
历史上，俄罗斯大致经历了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发展段。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楔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发展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季志业、冯玉军:《一波三折俄罗斯人》，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在上述五次社会-文化转型中，除了鞑靼统治时期和苏联早期之外，其余时期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俄罗斯社会的“西化”进程。可以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
俄罗斯的先祖斯拉夫人最初曾被欧洲“文明国家”列入蛮族，即使俄罗斯古代文明出现，也没有摆脱这一歧视。北方的瓦兰基亚人协助罗斯的祖先们创建了国家，沿当时的“瓦希水路”到古代基辅开启了古代罗斯的最初文明。当时为所谓蛮族控制的欧洲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古罗斯在与瓦希之路南端欧洲文明的残余拜占庭的交往中受益匪浅。基辅罗斯经“罗斯受洗”而皈依东正教，从而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欧衰落而东移的文明余辉在鞑靼人征服罗斯之前，曾经温暖过俄罗斯这块古代文明的高寒地带。
文艺复兴开启的欧洲近代文明，一度并未引起受鞑靼奴役的俄罗斯人的注意。麻木了两个多世纪后，当俄罗斯人明眼看西欧时已经是彼得大帝时期。微服出访欧洲的彼得大帝使俄罗斯第一次惊讶地感到与西方的差距巨大。他锐意改革，西化强国。他以野蛮的手段强行引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使落后的俄国跻身于西方诸强之列。此后，差不多每隔一个世纪，俄罗斯都要与西方进行一次重大的交往。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在军事上战胜了拿破仑，而后者却成为思想和制度上的赢家。亚历山大一世的凯旋，无意中带回了西欧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瘟疫”。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不但跟上了西方，甚至开始试图超越西方。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是俄罗斯努力摆脱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种全新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尝试。在对西方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宣称俄国不同于西方而且根本反对西方，代表人类未来的苏维埃思想与制度一定会把没落的西方彻底埋葬。
然而，在苏联70年的发展历程中，事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推崇“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现出对西方的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思维”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诱因，然而这不能仅归罪于思想上浪漫、政治上天真的戈氏一人。从赫鲁晓夫获悉可与美国总统会晤时的无比兴奋中、从勃列日涅夫与美国稳定而又频繁的接触中、从苏联以西方为标准和对手的赶超与对抗中，都可以感受到俄国西向追求的历史冲动。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的“西化”思潮再次高涨。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为此叶利钦不惜明确地谴责俄帝国的历史，并宣称“俄国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①。在此次西化的过程中，俄罗斯人再次显示出他们“崇尚极端”的特点:在经济上，他们不惜把70年的体制成果全盘否定，力图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建设市场经济的大厦;在政治文化上，他们决心“痛改前非”，用自由民主的“灵丹妙药”来医治集权体制造成的“溃疡”。
然而，历史的合力并未使俄罗斯的“西化”进程取得预期效果，而是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尴尬境地。对西方强烈向往的西欧派对本国文化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俄罗斯没有内部的发展和自然的进步，强调俄罗斯只有放弃东正教信仰，吸收基督教的精神，沿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才能实现社会进步。迷恋俄罗斯文化“和谐状态”的斯拉夫派宣扬俄罗斯民族是世界上精神最纯洁、最热爱和平的民族，强调俄罗斯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加完美，并警告西欧派说:“当你们敌视极好的东西时，你们将召来使俄罗斯灭亡的异己。”②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理论争执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今日亦无定论。近年来的现实使俄罗斯有些醒悟，它为西方对其的歧视与蔑视而恼怒，也竭力想有所抗争，但仍无法彻底摆脱长期西向的历史惯性。
文明的歧视
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蔑视，这可以成为文明冲突的最好诠释。但在这里，文明的冲突不只是由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导致，更主要的是由人为的文明歧视而引发。
对不同文明的态度首先取决于对不同文明的界定。西方人认为:“欧洲的个性是在中世纪时以基督教的形式确定和出现的…东欧的宗教是由拜占庭而不是罗马传过去的，从此，欧洲西方与欧洲东方的方向就不同了…基督教的欧洲在东边是不完全的，它的东界欧洲中部的易北河，把整个斯拉夫世界置于一旁。”①更有甚者，他们在地图上用“文明”的标尺把欧洲的范围限定在“基督教的范围结束、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条西方人意识中的文明边界“由北开始，沿着芬兰及波罗的海各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在巴尔干，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②。在西方有些人看来，这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③
在对西方文明进行界定之后，西方人对俄罗斯文明进行了规范。他们认为，“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④，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 — 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 — 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⑤“俄罗斯有史以来一直是个特例，它从来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⑥，“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在极大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⑦“在20世纪之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⑧，因而西方人在俄罗斯人面前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就连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西化”改革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一个丑陋的“怪胎”。在西方人看来，“决心借助于西方以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他要使俄罗斯人能适应西方民族的种种技术设备，却不受其思想的感染”⑨。也就是说，彼得一世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不仅没有弱化、反且还在进一步加强专制体制，消除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乃至列宁和斯大林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同时加强独裁权力。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推行的西化政策也遭到了西方的蔑视。在叶利钦单纯而又热烈地向西方“求爱”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却不无嘲讽地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国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使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①后来他又说:“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国分享全球性力量…新俄国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②西方人庆祝自己取得冷战胜利，却对俄罗斯在“西化”的泥潭里挣扎而幸灾乐祸。他们不仅没有因未兑现关于援助俄罗斯的承诺而不安，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俄罗斯人不再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却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③欧洲恐俄症西方人对俄国的歧视并没有阻碍俄罗斯登上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并且惊人地迅速取得显著地位。这使西方人对俄国的认识更增添了复杂因素:在蔑视俄罗斯文明的同时，又对俄罗斯势力坐大怀有强烈的恐惧。这种复杂的情感导致了西方对俄罗斯政策的摇摆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想把俄罗斯作为“小兄弟”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更多的则是对俄罗斯的排斥、遏制乃至武力打压。
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各与会国还认为俄罗斯不够资格参加，但自彼得大帝开始的励精图治使俄国迅速崛起，继而逐步成为一个欧洲强国，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俄罗斯成为欧洲均势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极，并最终“迫使欧洲把它当作政治舞台制衡因素来对待”④。对此，西方人日益感到这是一种威胁，并为此强烈不安。“1815年，当欧洲国家体系在最大和最后一次的挑战中劫后余生时，许多人看到法国和俄国这两种威胁可能危及这一体系…害怕法国是看错了皇历，但把俄国视为欧洲国家体系的一大威胁，虽言之过早，却颇有预见。”⑤为此，1762年法国驻圣彼得堡代办曾向国内提出建议:“若对俄国的野心未善加抑制，其后果对邻邦将不堪设想。”⑥西方人对俄罗斯崛起的担心与恐惧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扩张野心的夸大，似乎俄罗斯是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他们认为，“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知道有所节制。一旦受阻它便满怀悲愤，暂时隐忍，伺机报复。在19世纪上半叶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是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
即使是对今日国力衰微的俄罗斯，西方人也忧心忡忡，认为“新俄罗斯会对其历史帝国的崩溃如何反应，仍有待观察”。⑦这种恐惧导致了西方人对俄罗斯历史的误读、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先入之见。正如一些西方人所言，“我们只能把俄国人的过去看作是一条色彩深重、血污斑斑、乱七八糟的挂毯，在它的图案中，成功与失利、胜利与惨败、占领者的盛日与流血割地的痛楚，错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事实使俄国认为冲突是家常便饭”。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对俄罗斯的看法。马克思把斯拉夫民族的特点归结为“僻居在内陆地区，而把滨海地区让给非斯拉夫部落”。他认为，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从一开始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彼得堡“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①因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②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内容，既能感受马克思对欧洲封建堡垒的极端厌恶，也不难发现西方人某些观点与逻辑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人对俄国的崛起始终持一种怀疑态度。他们“感到震惊，对俄国的魅力总是不断产生着怀疑。这种怀疑就像阴影一样追逐着俄国，随着俄国的成长而增长”③。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庞大的帝国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规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还始终被人看作一种信念中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上的东西，俄国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④。这虽然是马克思对18世纪俄国的论述，但却有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的深刻意义。欧洲人这种矛盾的态度恰恰反映了他们对俄罗斯这一欧洲“后起之秀“的双重心态和难言之隐。接下来的，就看他们该如何医治这块“心病”了。
遏制俄罗斯：欧洲的恒久课题
西方对斯拉夫文明的歧视和对俄罗斯崛起的恐惧必然导致对俄罗斯的遏制。用基辛格的话讲，“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 — 神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⑤西方对俄罗斯的遏制不仅表现在近代国际关系中，更体现在二战的爆发、冷战的起源以及冷战后“冷和平”的酝酿上。
维也纳会议后，俄罗斯一跃而成为欧陆强国。俄国的坐大引起其他欧洲列强的极大不安。特别是英国，在“1815年以后，为俄国对中东、印度和远东的威胁而坐立不安。因而，19世纪的英国外交活动偏重于遏制俄国的力量”。⑥为此，英国展开其惯用的平衡手法，联合其他西方强国，竭力限制俄罗斯势力的膨胀，重点就是与俄罗斯展开在“东方问题”上的争夺。19世纪40年代初，英法借埃及危机之机，迫俄签署《伦敦公约》，使其放弃了通过1833年与土耳其签署的《温斯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所获得的“奥斯曼帝国保证人”的地位。之后，英法更是通过克里米亚战争使俄罗斯遭受重挫，丧失了自拿破仑战争后在欧洲事务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在于社会制度的落后。固然，这是俄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却未被强调的原因，即西欧不容俄国强大。
1871年法国的革命又给了俄国一次小小的机会，亚历山大二世俄国收复其父王尼古拉一世在黑海出海口上的特权，而且，精心运筹了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不过，俄国通过军事胜利而迫土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所取得的战果，再次面临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与兵不血刃而得到塞浦路斯的英国和得到波斯尼亚等地的奥地利相比，俄国费尽心力争取胜利后的战果所剩无几。俄国再次为他人火中取栗，遭受到“胜而不利”的折磨。19世纪末，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此时，有人把阻止战争的希望放在“俄国制度的改变”上，并且希望“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发生之前”①。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结果，而西方人却把责任都归于俄罗斯。一战结束之后，西欧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但俄罗斯(苏联)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喘息，国外干涉军对革命的干涉、在外国鼓动下的少数民族独立使苏联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不仅如此，苏联还遭到西方公开的敌视，直到1933年才得到美国的承认，1934年才被吸收参加国联，直到纳粹德国的不断扩张形成更大的祸害时，苏联才被认为有资格结盟。“世界上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国际社会的‘贱民’”②。此时西方对苏联的行动不仅是出于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更重要的是为了削弱俄罗斯这一“心头大患”的势力。
二战前，为了借纳粹德国之手削弱俄罗斯，制造了慕尼黑阴谋，并拖延建立中欧集体安全体系，企图“祸水东引”。二战后，西方对苏联的恐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它们看来，苏联把一个大国所拥有的力量和一个世界范围的信仰运动所拥有的能量结合在了一起。对苏联的恐惧使西方人意识到“不能靠零零星星的举措，而只能靠苏联对手睿智的长期政策予以有效反击”，③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借助美国并把它推到前台，而已成为西方世界盟主的美国积极倡导对苏实行“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④这次扩大了的遏制引起了苏联的相应举措，并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爆发。
在苏联解体、俄罗斯日益衰微的今天，西方仍没有放松对其的警惕。基辛格建议美国政府不应以减低疾苦、鼓励经济改革等手段来“面对一个具有长期扩张主义历史的国家，而应认真保持全球的均势”。他特别强调，美国要警惕俄罗斯这一“式微中的帝国企图在周边邻国重振权势雄风”⑤的野心，“应设法就可以预见的趋势准备反制力量，在支持俄罗斯自由市场和俄罗斯民族的同时，强化对俄罗斯扩张行动的障碍”⑥。而这一反制力量的工具就是正在向东扩展并确立“战略新概念”的北约。西方相信，“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北约有一个必须遵循的核心目标:通过阻止俄国重新把政治和军事统治强加给中欧来确保冷战不再出现。”⑦西方还有人宣扬，应促进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俄罗斯”的出现，以消除俄罗斯对西方的“威胁”。为此，要使俄罗斯“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也就是接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并“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⑧西方认为，现在正是削弱俄罗斯的天赐良机。但俄罗斯真会输掉这盘棋吗?对此，就连西方人自己也没有把握。
【转自金诺人文论坛，文章起始来源及作者不详。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