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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电视主持人，是跨央视和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孔继宁----毛泽东之女李敏的儿子，一个在毛家的外孙辈中唯一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中央电视台和湖南卫视开始播出纪录片《父辈的战争岁月》(以下简称《父》)，由孔继宁担纲主持。比之亲和自然的主持风格，人们更关注孔继宁的“特殊主持”身份。

　　1962 年10月，孔继宁出生在中南海。6个月大时，就被抱到了独自住在上海的贺子珍身边。长大后孔继宁参军了，随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学习。毕业后到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先后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和英国使馆任武官助理。他说:“1997年，因为母亲身边缺人照顾，我才转业回北京。”

　　转业后，孔继宁开始亮相媒体，但频率并不高。他的另一职务是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这使他能够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更透彻的研究。经过岁月磨砺、专业研究，孔继宁对毛泽东的理解更加深刻。“我尤其感慨主席晚年的生活，”孔继宁说，“主席最悲哀的一点在于，他一生戎马，为国为民费尽心血，但自己却很少真正享受到温馨的家庭生活。”

　　“ 毛家的孙辈中，我是年龄最长的，也是外孙辈中唯一与外公有过接触的人。尽管接触不是很多，但他的教诲和熏陶却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之路。” 接受采访时，45 岁的孔继宁点燃一支烟，神态极像当年的毛泽东。因为特殊的身份，现在孔继宁成为公众人物，对此他并不感到轻松，他感慨地说：“毛泽东外孙的身份有时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同时也是一种动力，让我多了一份‘不能给家庭抹黑’的责任感。”但是孔继宁也很欣慰，因为2003年，他的妹妹孔东梅曾经担任电视片《毛泽东和他的亲属》的主持人，“毛泽东的孙辈‘触电’”在社会上引起关注，但反响很好。而且妹妹不但在业务上支持他，也从观念上给他带来不少启发。

　　新闻延伸：

　　毛泽东外孙孔继宁:不愿别人知道自己身份

　　记者：对农民的感情和您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关系吗？

　　孔继宁：你老家是哪的啊？

　　记者：我是陕西西安的。你会说陕西话？

　　孔继宁：那咱们是“乡党”(陕西方言，老乡的意思)。陕西话有些个别的会。应该说有的时候跟着说还能蹦出几句。

　　孔继宁：我过去因为家里的安排还有学校的一些组织，我们那个时候上中学经常到农村去。就是到北京郊区的地方，住在农民家里，一住就住一两个月，什么劳动活都干，我们这一代人对农民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缺什么，当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赶快要付诸实施。

　　记者：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孔老师并非继字辈的，但是主席执意要给你起这个名字，为什么？

　　孔继宁：没有这么严重。我的名字是主席和我爷爷一起商定的。没有排辈，孔家来讲我是德字辈。继宁，就是继承列宁的遗志。我出生日期是10月27号，俄国十月革命俄历日期是10月25号，比较接近。主席当时有很多考虑，国际形势，1962年时咱们正在和苏联老大哥论战。

　　记者：现在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文革，你怎么看？

　　孔继宁：文革太敏感了，今年也是文革开始的40周年，结束的30周年，这个东西比较敏感。从我的感觉来讲，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生都是在探索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命运往哪条路上走。他到了晚年完全应该是功成名就了，是隐退的时候了，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以后退了做学问。但是为什么没有退下来呢？为什么不见好就收，有的领导见好就收了，在最巅峰的时候，但他并没有，他还在不断探索，思考，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很多问题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苗头，今后的路怎么走，既然探索就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有成和不成的可能。就会有别人评价。他对他自己的评价是三七开。之后文革被一些人利用了，使得文革的结局走到那么一个方向上去，这也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想看到的，实际上在68年的时候，已经看到文革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席就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不能影响经济，不能影响生产发展。据了解，文革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都在7%以上。

　　记者：76年应该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您现在回忆起那一年，还有什么感受？

　　孔继宁：我感觉那一年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我父母是站在和四人帮斗争的前列，包括我妈原来的单位，他们这批人都是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先是反林彪这个集团，后来又是反江青这个集团，所以他们的生命安危随时随地可能出现问题。这一年四月天安门事件，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压抑。总理去世，朱老总去世，地震，就觉得这一年天灾人祸太多了，几乎这一年的9个月时间，人们几乎都是在悲痛之中度过的，突然一天宣布了粉碎四人帮，这一天人们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我有幸享受到那么一种快乐，而且我父母心里面的一块石头落定。我妹妹72年出生，她出生以后，我父母不只一次跟我讲，说你得学会带妹妹，我那个时候72年我不到10岁，她1月份出生，我刚刚过完9岁生日，让我学会带妹妹，家里的一些活那个时候就开始干了，他们就讲了爸爸妈妈的脑袋都是系在裤腰带上的，随时有可能就不见了，我后来意识到当时很多人只要是反四人帮的人突然随时都会失踪，不知道到哪去劳改了，关起来了，还是被整死了。我从记事之后开始，这种压抑的心情就一直都有。

　　记者：我跟您聊这么长时间，发现您抽烟的姿势等有很多方面和主席相似。主席抽烟一天至少三包，您现在一天抽多少？

　　孔继宁：一包半到两包。我的观点是我就是我，我要做的更多的是继承和传承主席的思想。

　　记者：您知不知道在网上很多人因为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而争得不可开交，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如果要您对这些人说些话，会是什么？

　　孔继宁：读懂历史，读懂毛泽东，多读多懂，现在很多人很浮躁，人云亦云，“毛泽东那个时候搞的那么贫困，看我们今天生活多好”：举个例子，我们吃到第五个馒头的时候觉得自己饱了，但不能说功劳都记在第五个馒头上，肯定也有第一个馒头作为垫底的，很多东西要历史地去看，把历史背景要深入读懂读透，当时这一批革命者，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些革命者，他们在那种历史情况下，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要求前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都做完了，后人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一定要历史客观全面。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过关于您的报道，您曾经说过不愿意别人知道您的身份。这是为什么？

　　孔继宁：应该说这种情况有几个阶段。在我不懂事之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由我来做主，这个时候是父母不希望我身世让更多人知道，在那么一种社会环境下，毛泽东高高在上，他的子孙走到哪如果被大家这么捧的话，带着一个光环，不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这是很正常的，也是非常可以能够理解的考虑。我们几乎到哪儿，每换一个环境，我们绝对不会自己主动去说自己是谁家谁家的孩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瞒不住了，我上学开始隐瞒了有四五年。校领导可能知道，个别老师可能知道，但是绝大多数都不知道。我都跟其他学生一样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让我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用他们的思想感情来考虑问题，这是他们从小教育孩子的一个方式。

　　成年了以后，这种影响这种习惯性的东西还一直都在，我上大学以后，也是瞒着，曾经是我中学同学的人，后来说漏嘴了，大概一年多以后，上大学时瞒了一年，终于瞒不住了。

　　其实他们当时有一个考虑也是作为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光环不利于孩子发展，再一个孩子背上很多压力。比如我跳高跳不过去，孩子非要想着自己是谁的后代，硬拼着非要过去，我内心实际上是这样的，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80年上大学以后，基本上对毛主席什么样的声音都有，骂的声音，不温不火的，赞扬的, 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才开始有这种心理上的包袱，虽然我们心里这杆秤一直还在，坚信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的一些议论我们心理知道，但是不一定要发生这种冲突。

　　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愿意过多说自己家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现在也不一定说为了什么，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炫耀，因为我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和老百姓一样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同学从来不把我当做一个领袖的后人，如果说有这么一层，人家知道了以后，可能交起朋友不是那么太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