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思想与政治——读《海德格尔传》和《汉娜·阿伦特》
刘晓波
两位德国思想大师的著名演讲很有戏剧性，一个人在15年前的警告，却由另一个人变成了现身说法。
魏玛共和国诞生之际，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了《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他呼吁知识分子要忍受一个“失去魔力的世界”的“丑陋不堪”，警告知识分子提防那些“讲堂预言家们”。因为，这样的预言家是假冒的精神偶像，会用令人眼花缭乱的骗人伎俩，使世界重新陷于被魔鬼符咒套住的魔化之中。他告诉听众，人的尊严在于抵抗邪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所以，强调学术中立，并不意味着放弃价值立场而“鼓吹一种无尊严的道德”。对于每个人来说，他在面对邪恶时必须做出终极抉择，“不然，你要承担让邪恶横行无阻的责任。”
15年后的1933年，德国人真的重新陷于魔鬼符咒之中，鼓吹种族主义的纳粹掌握了德国最高权力，希特勒的狂热燃烧了整个德国，不但将普通德国人点燃，也让精英阶层头脑发热。当年5月27日的德国大学的讲台上，真的出现了韦伯警告过的魔化时代的预言家，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他发表了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宣言》。海德格尔宣称：由于救世主的降临，元首让德国开始了伟大的形而上学革命时代——一个思想上整齐划一和政治上绝对服从的时代。这个时代，鲜血浇灌土地的献身和最严酷的死亡证明德意志精神将主宰世界和历史。德国人将在元首的带领下拯救世界——把人类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被抛弃的绝境中拉回到本真存在之中。这位预言家直到魔鬼覆灭之后仍然拒绝承担“让邪恶横行无阻的责任。
海德格尔是个复杂的人物，哲学智慧的杰出、政治意识的弱智和个人品质的不堪集于一身。看这样的历史人物，既不能因其政治上的邪恶和人格上的不堪而抹杀其哲学成就，也不能因其哲学上的巨大贡献而掩饰其政治上的邪恶和人格上的不堪。
就对哲学的贡献而言，海德格尔应该是纪念碑式的人物之一，他是存在主义哲学和阐释学方法论的奠基人，在半个多世纪中主宰着西方现代哲学的基本走向，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就政治倾向而言，他是纳粹分子，是极端种族主义的哲学化妆师，是狂妄极权者的思想代言人，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灭绝犹太人的同谋，故而，他被大学同事称为“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就个人的私生活而言，他是自私而霸道的负心汉，为了情欲而偷情，为了名利而背叛，最后竟然逼着妻子和情人相互握手并都被他握住，过那种帝王般的妻妾和睦共处的生活。
读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所著《海德格尔传》和菲利普·汉森著《汉娜·阿伦特》，更印证了一句名言：“人，不能与纪念碑生活在一起。”这句话，道出了大多数崇拜纪念碑式公众人物的女人们的令人心碎的情感经历。从卢梭到萨特，从托尔斯泰到易卜生，从海德格尔到罗素，从毕加索到达利……生活在这些思想大师和艺术大师身边的众多女人们，除了得到短暂地占有过名人的虚荣之外，最终在感情上留下的只有被抛弃、被蔑视、被玩弄的碎片。对于这些纪念碑式的男人，她们的性感肉体和痴迷精神仅仅是一种工具性存在，像一支用起来很顺手的金笔，无论当初的闪光多么眩目，写出的字多么优美，但是，破坏性的使用很快就会使之黯淡无光，磨损后被弃置的命运，也就成为她们的必然。
女人，大都是爱的奉献者、牺牲者和最终高贵者。她们能够承担所有爱的痛苦，忍受偷偷摸摸的阴暗、充满耻辱的约会、不公平的感情付出，甚至是被抛弃的命运。这些牺牲，使她们有资格俯视一切男人——不论是一代的思想宗师还是统治过世界的恺撒。女人的传奇是爱的历险，那种情感历程中的极端考验，不亚于任何以男人为主角的英雄传奇。
汉娜·阿伦特，就是这样的女人。
少女时代，她就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她由崇拜海德格尔的哲学智慧到爱得是非不分，甘愿忍辱负重也绝不为恋人难堪。在她与海德格尔的交往中，她容忍他的全部人性弱点和思想盲点，甚至容忍了他的不可原谅的重大人格缺欠。年仅18岁，她就把纯真的初恋献给了已经35岁的未来哲学大师，陷于大师玩弄少女纯情的感情游戏中而无力自拔。一方是导师般高高在上的俯视和恩赐，另一方是小学生般的仰视和顺从，二人交往的规则完全由大师制定，学生严格遵守大师规定的一切，宁可自己承受所有屈辱，也决不为他的家庭和名誉带来麻烦，不对他本人施加道德压力。
1925年，大概是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热恋期。因为在这一年中，海德格尔给阿伦特写了热情洋溢的信。
在1925年2月10日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今夜我必定要回到你的身边，对你的心灵诉说。……从今以后，你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存在将因你而获得提高，……年轻的你的未来道路还是隐匿的。我们要服从它的召唤。……我们友谊的恩赐已成为了一种责任，我们将因之而获得成长。因为这一责任，请容许我恳请你原谅，原谅在与你散步时，我的一时失态。我仍然要谢谢你，并吻你纯洁的前额，带着你本质的完美开始我的工作。”
在1925年2月27日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亲爱的汉娜，我着了魔。你安静的、亲爱的双手交叠，仿佛在祈祷，还有你光洁的前额，仿佛借助女性之美化身为魔鬼的守护者。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在冒着暴风雨回你住处的路上，你显得尤为优美和崇高。而我，我愿意每个夜晚都这样陪着你走。接受这本小书吧，它传达着我的感恩之情。它也是这个学期的象征。汉娜，给我写信吧，只言片语也好。我只是不能让你就那样离开。你一定归心似箭，但还是给我写几句话吧，不用太‘斟酌’。只要是你写的就好了。只有你才写得出。”
在1925年3月21日的信中，海德格尔的笔下出现了少见的抒情：“亲爱的汉娜：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冬天，我的旅程是精彩、愉快的……我常常希望你现在一切和我在这里的状态一样好。孤独屹立的群山，山区人民的宁静生活，与阳光、暴风雪、天空的自然亲近，宽广而被大雪覆盖的斜坡上废弃的铁轨所呈现的简单性，所有的这一切使我的灵魂远离了一切不专一、不恒定的存在……当暴风雪在小木屋外肆虐的时候，我会记起‘属于我们的暴风雨’，或者沿着朗河静静地走，或者追忆那个穿着雨衣的年轻女孩，低垂的帽檐遮住了她安静的大眼睛。她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害羞而拘谨，对每个问题都给予了简短的回答——这一幕伴随了我整个学期——那时我就确信，那段生活将成为历史。你承载着我的爱。”
海德格尔记住了与汉娜约会的环境、细节、服饰和神情，用“属于我们的暴风雨”来形容两人之间的“爱的风暴”。海德格尔把她奉为“女性之美化身为魔鬼的守护者”，感叹她的“优美和崇高”，让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感受”，“使我的灵魂远离了一切不专一、不恒定的存在”。
这样的情书，是任何情窦初开的姑娘都无法抗拒的。
然而，对于有家室且在乎个人名誉的海德格尔来说，外遇的浪漫激情只能是黑暗中的“偷情”，而无法光明正大地展示。社会的道德、世俗的名誉与家庭的责任，都让他在婚外恋中小心翼翼。他知道如何拿捏分寸，走到哪一步便适可而止。也许，哲学家的思维永远是严谨的，在任何情境中皆严谨，即便是澎湃的情感波涛也冲不垮理智的堤岸。但偷情的严谨，不是为了使相会没有乐趣，而只是为了保住秘密，不损害他的家庭和他作为哲人的名誉。
海德格尔思考哲学问题很严谨，他处理婚外恋也很严谨，甚至像时钟一样刻板。海德格尔规定，他们之间频繁交换的情书，必须用密码；他们的幽会必须以秘密接头的方式，时间计算得要分秒不差；海德格尔还规定，相约的信号要极为严格：敞开窗子表示有机会，开着门暗示有危险；开几下灯表示无人，关几下灯表示有人……奇怪的是，如此苛刻的要求居然没有受到汉娜的任何反抗。也许，汉娜太爱海德格尔了，只为了减少偷情可能带给海德格尔的不便，她就顺从这些苛刻的安排，甚至在最狂热的爱中，她也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
在这样的师生恋中，汉娜不能显示自己，不能公开爱，她如同一个在道德上罪孽深重的囚犯，终日不敢见阳光，始终躲在阴影中等待海德格尔的到来——神的到来，爱的恩赐的到来。这是不要求任何回报的纯粹奉献，也因此她的生命几乎被撕成碎片。多不公平的爱情：在汉娜心中，这爱情是她终生的秘密，直到晚年仍然主宰着她的生活。而在海德格尔，不过是平庸的婚姻生活之外的一种调剂、一种感情游戏而已。在这种游戏中，海德格尔划定的界限非常清楚：婚外恋决不能影响他在世俗社会中的名利和家庭幸福。
二人的隐秘偷情持续到《存在与时间》于1927年出版。这本哲学著作使海德格尔声誉鹊起，第二年就获得了弗莱堡大学哲学专业胡塞尔教席。胡赛尔是现象学的奠基人，自然是当时西方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也是海德格尔的老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哲学教席，自然是这所大学最重要的哲学教席。海德格尔名利双收之时，师生恋也就走到了尽头。在那个道德上还很保守的时代，面对已经看到曙光的锦绣前程，海德格尔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绝情辩护，他决不会只为一个情人而甘冒世俗道德的忌讳，进而牺牲自己的功名。虽然，海德格尔在给汉娜的信中，曾把这本哲学巨著的写作归于她所带来的激情，但因巨著的出版而获得的成功却扼杀了这段恋情，他只用一封告别信就抹去以前所有的情书，也打发掉了把所有的爱奉献给他的姑娘。为此，汉娜差一点自杀。这段恋情成为她终身的痛，也成为她在二战后毫无原则地原谅海德格尔、继续为他辩护的内在动力。
在朋友的帮助下，汉娜决定勇敢地面对生活，终于离开了海德格尔，并寻找感情上的新寄托。她给海德格尔的写信：“你明白的，我爱你，一如我们相逢的第一日。”但她坦率地告知海德格尔，为了保护他们的爱情免于世俗的束缚，她与曾是海德格尔学生的冈瑟•斯特恩缔结了不明智的婚姻，并随丈夫搬到了法兰克福。也许，她的隐秘本意是想以此激起哲学家的嫉妒，没想到海德格尔居然在回信中极为大度地向她表示祝贺，并厚脸皮地提出继续与她约会的要求，而她又欣然应允。也许，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样的关系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既不必再为汉娜要求正名而担心，又可以减轻自己的负疚感（假定海德格尔对置情人于极不公平的地位还心有不忍的话）。
海德格尔是贪婪的，他既不想放弃自己的前途，也不想放过痴情的汉娜。所以，在他知道汉娜决定离开他之后，他又出尔反尔，再次给她写信，向她表白爱情，称她为“我的缪斯”和“我思想的激情”，甚至说：“如果没有你，就不会有《存在与时间》。”
汉娜当然也忘不了海德格尔，表面的冷却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波澜，所以，海德格尔的信让她又一次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就这样，两个人又开始了秘密偷情。海德格尔去外地讲学，事前给汉娜去信，要她在某个小站等他，相聚的时间只是一夜偷欢。汉娜居然毫无反抗地顺从了，从自己的住地准时赶到那个小火车站，跟随大哲人偷偷摸摸钻进一家早已定好的简陋小旅馆。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始终占据着汉娜的心，她与其他男人的风流韵事，不过是为了摆脱海德格尔的无奈挣扎罢了。但是，有一次海德格尔的失约使汉娜绝望，促使她下决心彻底了断。
1930年汉娜曾与丈夫一起拜访了海德格尔，这场见面让她清楚地意识到：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是悲剧，为了摆脱这悲剧而与斯特恩结婚还是悲剧。于是，她控制不住地给海德格尔写信，述说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看到你的那一刹那，我就无比清楚地明白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容许我说出来，我们的爱情的延续。”她同时抱怨说：“总是如此，我所能做的惟有顺从、等待、等待，无穷无尽的等待。”
那次与海德格尔见面后，这位杰出的犹太女人绝望地离开海德格尔，也离开了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德国，一别就是将近二十年。这期间，汉娜移居美国，成为著名的教授、律师、政治哲学家和反纳粹反极权的思想斗士，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已经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如果没有这将近二十年的分手，汉娜是否还能变成一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那就难说了。分离，既让她伤心欲绝，也让她走向独立。
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汉娜是犹太人，而海德格尔则追随纳粹，俩人在整个二战期间完全分离，政治立场的截然对立和哲学思想的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就是敌对关系：汉娜在美国反对纳粹，海德格尔在德国为纳粹效劳。海德格尔从当上大学校长那一刻起，就中断了与所有犹太同事的关系，他的犹太学生被他剥夺了完成博士论文的资格，他制止检察院对纳粹派学生向犹太学生施暴进行调查，理由是保护暴民乃革命的需要。他的恩师胡赛尔是犹太人，被解除教职，1938年在孤独去世，哲学系只有一人参加了葬礼，海德格尔当然也不会为他的犹太老师送葬。更过分的是，海德格尔还把《存在与时间》扉页上给胡赛尔的献词拿掉。
以汉娜的犹太人身份，以她杰出的智慧，以她研究极权主义的锐利眼光和深邃洞见，她无论如何不应该再次回到海德格尔的身边。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分析的重点之一便是纳粹政权，她非常清楚地写道：纳粹政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贱民和精英的联盟。”何况，二战结束后，海德格尔仍然坚持原来的政治立场。但作为女人的汉娜就是旧情难忘，当她在美国听说海德格尔的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后，曾写信质问过海德格尔，他的回信当然是矢口否认。这说明，即便在纳粹大举迫害犹太人之际，身在美国的汉娜仍然在乎身在德国的海德格尔的一举一动。
德国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纳粹上台前曾是海德格尔的同事和好朋友，他与汉娜一样也是犹太人，也因纳粹迫害犹太人而被迫离开了德国。他在1933年与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记述佐证了这种“贱民和精英的联盟”的疯狂特征。
在那次见面中，雅斯贝斯问海德格尔：“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么能够治理德国呢？”已经陷于疯狂的海德格尔居然两眼发直地回答说：“教养是无所谓的，……你只需仔细看看他那双神奇的手！”海德格尔如此回答，不能不令我想起毛泽东与中国知识名流的关系。在那些曾经有幸见过毛泽东的知识名流们的记述中，许多人都提到过毛泽东的那双大手——有力的、温暖的、扭转乾坤的、改天换地的救世主之手。被这双手握过的手也会随之神奇，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看来，无论东西方的文化差别有多大，极权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却是同样严重的，流氓成性的独裁者对知识精英的征服和利用也具有类似的共性：只需要一双残暴的沾满鲜血的手。用海德格尔德话说：这双手，“既不是什么原理，也不是什么理念”，而是“今天和未来的德国的现实和它的法律。”海德格尔还愤怒地对雅斯贝斯说：“这么多哲学教授，简直是胡闹。在德国只需留下两三个哲学教授就够了。”当雅斯贝斯问他：“留下谁呢？”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一言不发。事实上，海德格尔为了确立自己的哲学霸主地位，利用纳粹的政治势力，在背后整过他的老师胡赛尔和朋友雅斯贝斯，而此二人，无疑是德国哲学的大师级人物。
雅斯贝斯看得很清楚，旧友海德格尔的灵魂已经被一股狂热的激情所吞噬，使其坚定地追随最坏的独裁者。海德格尔当时的精神状态，与其说是哲学大师的激情之思，不如说是中魔者正着迷于巫术。他说：“海德格尔好像变了一个人。从达到的时刻起，便有一种情绪把我们隔开。国家社会主义使整个民族都晕了。我到上面海德格尔的房间去问候他，‘就像1914年一样’，我开始说，并接下去想说，‘又是这种骗人的群众狂热’。但是，鉴于他对第一句话的光芒四射的肯定回答，我的后半句话憋在嗓子里没能说出来……面对受这种狂热袭击的海德格尔，我放弃了。我没有向他讲，他走向了错误的道路。面对他已经变形的人，我已经失去了信任。我自己感到海德格尔参与其中的暴力对我的直接威胁。”二战后，清除纳粹委员会开始审理海德格尔在二战中的表现，邀请雅斯贝斯作证，雅斯贝斯毫不含糊地说：“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独裁的，是不可交流的，在今天其教育效果是极坏的。”
但是，爱着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恶，汉娜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和反纳粹斗士也不例外。二战后，她仍然怀恋海德格尔，为他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而忧心如焚，寻找各种机会为海德格尔辩护。汉娜在1946年发表了《何谓存在哲学？》，试图减轻海德格尔的错误。他在文章说，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中的“偶像崇拜”令人费解。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的信仰，主要不在于他的道德的人格的缺陷，而在于他的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她还曾与雅斯贝斯（也是她的老师）商量，劝海德格尔反省自己，公开忏悔，但被海德格尔拒绝。
纳粹掌权时，海德格尔把希特勒上台称之为“使我们德国人的人生此在发生彻底翻转”的形而上学革命。纳粹倒台后，他仍然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在著名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他仍然相信由希特勒发动的形而上学革命终将成功，相信德国人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东山再起的日子不会太远。因为他断言，当时的欧洲正在遭到美国和苏联的两面夹击，只有德国力量的重新崛起才能对抗美、苏夹击，把欧洲乃至人类从即将毁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在为自己追随希特勒的行为做辩护时，居然抬出了坟墓中的德国知识精英，他说：“黑格尔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世界精神，荷尔德林则把他当作节庆的王侯，众神和基督与他同在。”其潜台词是，这样的事常发生在伟人身上，你们怎样理解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就应该怎样理解我海德格尔。
所以，他决不会对追随纳粹的历史有丝毫反省，也没有对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作出任何谴责，更没有对作为犹太人的汉娜表示丝毫歉疚或负罪之感，反而在孤独中向汉娜发出救援的乞求。汉娜接到他的信后，对雅斯贝斯说：“现在，让我再见海德格尔，需要野兽般的勇气。”海德格尔的乞求，真的就给了她“野兽般的勇气”，克服了她与海德格尔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克服了她对其人格的厌恶和蔑视，更克服了他对她的负心和冷酷，她终于在分别近二十年后再次见到了海德格尔。
1950年2月。汉娜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弗莱堡。她抵达后立即写便条通知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马上回信并亲自把信送到汉娜住的旅馆。当汉娜见到海德格尔时，她已经全身心地浸泡在重逢的喜悦中。她在事后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写道：“那个晚上与前日清晨，是对整个生命的确认……当侍者说出你的名字……时间似乎突然静止不动了……在弗雷德里希给了我你的地址后，我的本能的力量仁慈地拯救了我，使我没有犯下惟一真正不可原谅的不忠诚行为，使我没有错误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也只可能是出于骄傲，亦即出于纯粹、清晰、疯狂的愚蠢，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
但是，两人毕竟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再加上彼此政治立场的截然不腰痛，见面之初，未免有些紧张和尴尬，不知道怎样开始交谈。还是海德格尔了解汉娜，知道自己对她的魅力来自哲学。所以，短暂的尴尬过后，他没有叙旧，一开口就是哲学。当海德格尔滔滔不绝地讲了二个小时哲学后，汉娜果然再次被思想的魅力所征服，又回到了她做学生时对哲学大师的崇拜之中，感到他的智慧是那么善良和仁慈。她旧情复燃，重新投入海德格尔的怀抱，并在海德格尔的胁迫下，开始与他的妻子握手言欢，为了海德格尔而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关系。互为情敌的女人以及她们争夺的哲学大师，三个人终于把手握在了一起。
这以后，汉娜不再敦促海德格尔进行公开的忏悔或道歉，而是以极大热情投入保护哲学大师之战，她以自己反纳粹反极权的良好信誉为赌注，替纳粹的御用哲学家辩护，全力帮助他走出受人唾弃的阴影，使他重新开始了哲学的思考和写作。她为修复海德格尔的形象而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劝说雅斯贝斯忘记海德格尔为纳粹效力的历史，忘记海德格尔在德国哲学界的小人行为——为了在哲学界称霸而借助于纳粹时期的“政治正确”，背后弄权、搞小动作、甚至告密，对他的老师胡塞尔、好朋友雅斯贝斯、学生鲍姆加登的冷酷——而与海德格尔重修旧好。在美国的大学课堂里，她亲自讲述海德格尔的哲学，为他的著作在美国的出版而奔忙，帮助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甚至在海德格尔的晚年为其充当管家，料理一些烦琐的事务性工作，诸如与出版商打交道、管理财务、整理手稿等等。
更过分的是，1969年是海德格尔八十岁寿辰。汉娜献上的祝寿词竭尽赞美，一方面，她轻描淡写地提到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说他为纳粹服务的时间很短，他在当时的大学里和学术界也冒了不少政治风险，甚至还说海德格尔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她浓墨重彩地赞美海德格尔的无可否认的哲学成就和教学才能。她甚至说，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前，海德格尔已经在哲学界享有美誉。她论述说，无论是在海德格尔的哲学写作中还是在他的整个生命中，都贯穿着“激情之思”这种“纯粹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激情之思的引导下，他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如同地下隧道和颠覆性挖掘会导致基础不够牢固的建筑物坍塌一样”。最后，她把海德格尔捧上了哲学巨人的宝座：海德格尔的思想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而是“来自远古，留下的是完美，就像一切完美的事物（里尔克的说法）一样，这种完美又退回到原处”。“冲击海德格尔的哲学风暴，与来自古希腊的冲击柏拉图的哲学风暴是共同的”，“海德格尔留下的思想是完美无缺”。事后再看这样祝寿词，就连汉娜自己都承认太过肉麻。
在遭受了哲学大师的数次情感大棒之后，汉娜仍然摆脱不了对海德格尔的依恋。而海德格尔，尽管得到了汉娜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原谅，但在自私而傲慢的海德格尔眼中，汉娜永远只是他的小学生和崇拜者，是绝对驯顺的工具性恋人；尽管汉娜对疯狂的二十世纪的思考和揭示，在思想深度上并不次于任何人，当然也不在海德格尔之下，但是海德格尔对汉娜的思想贡献和学术成就却不屑一顾。更令人不能原谅的是，当他得知汉娜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引起世界性轰动时，他的反应不是为她高兴并祝贺她的成功，而是极为愤怒，似乎汉娜的独立研究僭越大师与学生的关系，颠覆了他永远高高在上的被仰视的地位。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汉娜非但不对海德格尔的蛮不讲理表示愤怒，反而尽量用自我贬低来迁就他娇惯他纵容他，她不敢把自己最重要著作的出版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消息真实地告诉他，也不敢把自己在没有他的指导而独立完成的著作献给他，她甚至忍受了海德格尔的蛮横要求：在他面前不承认自己的思想成就，以此来维系她和他的这种极不平等的感情关系。
如果说，汉娜的思想生活的核心是对极权主义的研究，那么，汉娜的个人生活的中心就是海德格尔。从十八岁的初恋之后，她的一生似乎都在寻求补偿少女失恋的痛苦。到了晚年，似乎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心灵煎熬，她终于有机会有权利进入海德格尔的生活，成为这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每天像亲人一样照顾哲学大师的生活。多可怜的痴情女人，居然把自己的一切、特别是杰出的智慧，献给了这样一个政治上糊涂道义上低劣感情上自私的男人，就因为他是哲学大师吗？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变态的迷恋，是感情和理智的双重迷失。汉娜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深刻地揭示了极权者的狂妄、傲慢、自私和冷酷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但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上，她却容忍了甚至纵容了海德格尔的傲慢、狂妄、自私和冷酷。直到很晚，她才不得不对自己承认：海德格尔忍受不了她的任何成就——她的书出版，她的思想引起轰动、她的名字见诸于媒体……而她自己却容忍着迁就着他。她说：“我一直瞒着他，假装书啊、名声啊等都不存在；我还假装什么都不会做，连三都数不到，除非事关他的作品的翻译……我如果能够数到三甚至数到四了，他是会很高兴的。但是，突然，我懒得再编谎话了，于是挨了他当头一棒。”
尽管如此，我仍然欣赏女人爱到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的痴迷。爱到不顾一切的痴迷是许多优秀女人的共同气质，那种不计利害的全然投入，不仅是四溢的激情，更是智慧之光，看似愚昧而实则为爱情上的大智若愚。对于这样的女人，爱是唯一的，也是至上的。为爱而爱，与为信仰而信仰为真理而真理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皆是难得的超功利的生存状态，其中闪烁着人性中最罕见的似神之光辉，具有某种难以企及的高贵之美。
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中大谈“本己的本真的存在”，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本己的非本真的存在”，他在哲学上要求拒绝大众和“他们”，而在生活中他却沉沦在大众和他们的舆论之中，他是个地道的伪君子。我甚至可以宽容地对待他在政治上的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但我无法原谅他对汉娜•阿伦特的玩弄！而这种在感情上的虚伪和对女人的不尊重，与他在学术上对别人成就的嫉恨、在政治上对其他种族的蔑视，有着共同的人格根源。这才是他人格上难以弥补的巨大缺欠和他做人上的巨大失败。
看来，理论上的纯粹容易做到，生活中的纯粹就太难了。能生活得纯粹的人已经接近于神圣了。海德格尔的一生，前有他与汉娜恋情中的委琐，后有他在政治上的屈从于纳粹，除了《存在与时间》之外，他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因为，再杰出的智慧，如果缺少了良知的引导，很容易误入歧途。这样的智慧越出众，造成的思想灾难也就越深重。
在众多名人的感情生活中，我看到的大都是女人的伟大和男人的渺小，女人的无私与男人的自私，女人的高尚与男人的猥琐，女人的坦诚与男人的虚伪，女人的光明与男人的阴暗。可以说，女人把爱视为生命，男人只把婚外的恋情当作性游戏或思想体验或灵感工具。女人成了他们生活里和事业中的牺牲品和试验品。唯一的例外是萧邦对乔治·桑的爱情。在杰出的音乐家和优秀的文学家的爱情游戏中，萧邦只是乔治·桑感情游戏的小伙伴而已。我记得是上大学时在《世界文学》或《外国文艺》上读到的，而且读了不止一遍。在那封信中，乔治·桑高傲得像个女皇，慈爱得像位母亲，风骚得像个荡妇，智慧得如同肖邦演奏时的乐队指挥。据说，他俩分手之后，失去爱情的创痛成为肖邦的灵感源泉，成就了他的最伟大作品。
看来，做人的彻底与理论的彻底是两回事，逻辑上的贯通一致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伦理上的同一人格，思想上的贡献也不应该作为推卸做人的责任的借口，杰出人物更不能以某一方面的杰出要求社会纵容他的其他弱点。
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海德格尔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纪念碑。纪念碑由大理石砌成，它的闪光和坚固具有非人性的绝情之冰冷。当女人把爱无条件地奉献给纪念碑之时，再热烈的激情也无法融化纪念碑的冰冷。
1999年9月5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8年7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