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比利时，便没了夏天，那种真正的、能给人留下热忆的夏天。

那还是去年在巴西的时候。天气预报里说，那个周末将大热，最高温度４０度。果不其然。周六那天，早上一睁眼，就见窗外烈日炎炎，就觉屋内热浪腾腾。起床后，第一件事，冲澡，之后也不用穿衣了，就光着，在屋里荡来荡去。反正就我一人。不仅我屋里，整栋楼里就我一人，门大敞开着，也没关系。就想起“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王小波他到底要说什么，一个自称一辈子只写了一行诗的文字高手？或许就是我当时那副德行？那个意境？

刷牙。早饭，牛奶加咖啡，一杯接一杯。接上电源，按下计算机开关，于它启动的时间里，扫地。

不过两间屋子，４０平米，空空荡荡，很容易。扫完了，计算机的硬盘指示灯也不闪了。坐下，把电风扇移到身边吹着。是几天前从朋友老王家借的。他刚装了空调，淘汰了。那风扇不会摇头。为散风，风扇前端装有一个栅盘，风从栅条之间吹出，盘就转动，大约每秒转一圈，同时发出老牛拉破车的响声，吱纽——嘎嗒，吱纽 ——嘎嗒，……。那种老牛电风扇，我只在巴西见过。

那天，我面对屏幕，发愣，想，写点啥？

脑子里一片空白。而平时不是那样。平时早上起来，各种思绪，纷至沓来。而那天不行。那天实在太热了。

既然大热，就写大热吧。

我畏冷，但不怕热。打小在Ｍ市就热。后来插队，三伏天，在水田里插秧，在棉花地里喷洒农药。剧毒的乐果，还有另外一种名字是号码的，更加剧毒。按操作规程，喷洒剧毒农药时，必须穿衣服，而且必须倒退着走。穿衣服好说，谁都知道命要紧。但倒退着走，却没办法。那个季节，棉花已有一米多高，枝磕叶绊，眼睛又没长脑后，如何倒退走？只有向前，奋勇向前。一不怕热，二不怕死。待到了地头，早已浑身透湿，赶紧跳入水中，一为解暑，二为消毒。每年从５月起，就打赤膊，直到１０月秋凉才穿衣。刚穿衣的头几天，如芒在背，刺得慌。

再后来，上大学到了火炉之巅，武汉。夏天，坐在宿舍里看书做题，只穿裤头，汗流浃背，肩上总搭条毛巾，时不时揩一下。一栋大楼，七层，两个系的学生，六、七百号人，就一楼的厕所兼浴室里的几个水龙头早晚各冒出一股细水，为期一小时。刷牙洗脸排长队。晚上断水，不能洗澡，一身臭汗，粘兮兮的，钻进密不透风（其实也没风），焖如蒸笼的蚊帐。那与其说是睡觉，不如说是流汗。

有一天夜里，实在睡不着，无论在心里念叨多少遍“心静自然凉”，都没用。只好钻出蚊帐，爬上７层楼顶。早已横七竖八地睡满了人。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小条空隙，勉强铺下一床单人凉席。凉席这边是通楼下厕所的排臭管，那边就是房檐。房檐之下，数十米的高空。我就在那空隙之间，闻着排气管冒出的臭气，傍着摔成肉饼的危险，迷迷糊糊地捱了一夜。

一日，忽下暴雨，全楼的学生都欢呼着冲入雨中，在雨中打肥皂洗澡。

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间的武汉夏天自来水供应，每每想起，便切齿痛恨。

大学四年里，暑假没回过家，看些力学数学之类的课外书。力学数学，非我专业，喜欢而已。也多亏了那些书，２０年后走上讲台，面对巴西学生，才不打怵。在武汉的时候，当然想不到２０年后的事情。那时看书，全凭兴趣，不像现在。现在看书，除了每天厕上阅读那十多分钟，还说得上是兴趣，其余的，都为稻粱谋。

暑假里，学生少了，水的问题也就小了。有时也在校园里打工。那时不叫打工，叫勤工俭学，房产科组织的，让经济困难的学生挣点儿外快，一天１元１角。我算不上经济困难。父母每月给我寄３０元钱。但我没有助学金，一分钱也没有，所以，实际上要比大多数有助学金的同学拮据一些。

曾到女生宿舍刷漆。每次走近女生楼门，就听里面在吆喝：狼来喽——。人家有放风的！姑娘家，粉嫩玉体，不能只穿裤头，须于我们这些“狼”来之前，加些遮羞的。

武汉于我，犹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之于孙猴子。有武汉修炼那四年，任它什么样的火焰山，我都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