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望文号脉之八〗文人还是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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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用语中，人们往往把“文人”与“雅士”并称，好像两者可以随意替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文人不必是雅士，雅士也不必是文人。不过，在本文中，我得把雅士限定在文人范围内，如俞伯牙和钟子期等人，就割爱了。判断文人还是雅士，我们通常依赖感觉，笔者不才，愿临时弄出一个标准，聊以应急。粗放的标准是：看作者的笔墨重心和叙述旨趣，是围绕着社会人生，还是缭绕着风景器物。作者满足于在器物中寻找乐趣并映射自我，多半就是一枚雅士；假如他致力于描摹人生世道，哪怕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显出博雅情趣，如曹雪芹，我们仍得视他为文人。这就是说，文人与雅士的泾渭，不在于对器物的熟稔，而在于对器物的热衷。

若把标准细化，还能从器物的属性上判断。比如，中国文人的书房里往往陈列着文房四宝，而歌德的书房里陈列着头盖骨，区别在于，后者并非一种雅玩清供，而是一种实验对象——据说，人类的颚间骨，就是歌德率先发现的。因此，但凡具有学术旨趣的玩索器物，就非关风雅了，雅士之耽于器物，必须出自审美，或出于风度、修养上的考虑；借助对这些器物的把玩，他还试图提升自己的魅力指数。

文人写作，志在表达对人生世态的体认，雅士弄笔，则专注于器物本身，其间挥发出的种种寓意，往往意在打造作者的风雅脱俗。摩挲雅士文字，我们甚至会有把它装裱起来的念头，面对文人作品，我们则无此念。我无意讥讽雅士，做雅士也需要能耐，雅士一族对于丰富读者的人生意趣，功不可没。但我也得承认，真正伟大的文人，不会怡然满足于以雅士面目示人，哪怕他的书房陈设更多，像聂鲁达那样，超过一万五千种。

我喜欢天生的雅士，也理解由俗返雅、由世返空的种种行为，不过，那些原本具有入世气质或战士品格的人，一旦趋于风雅，我也会觉得突兀，甚至隐生痛感。从摩挲碑帖里走出战士人生的鲁迅，令人钦佩，假如次序颠倒呢？像《棋王》的作者阿城，文风由文人而雅士，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觉得水到渠成，非如此不足以显示他的艺术轨迹。但是，设若王小波健在，那枝写过猪中独行侠的健笔，莞尔一变，改叙起碑帖源流、版本同异来，你是否会“格登”一下？至于聪明过人的王蒙先生，一俟老之将至即袖起双手，峨冠博带地着手从《红楼梦》和孔孟老庄里讨生活、玩情趣，大概没几个人会“格登”的。这类经典古籍原本就有精神养老院的功能，专供老来颓唐的中国文人，领取精神养老金。中国文人的雅士情结，说起来也是一种无甚新意的传统，就像叶落归根之于老年华侨那样。

最近阅读北岛先生随笔集《青灯》，我忐忑地感到，似乎很难判定作者到底算雅士还是文人了。两头都有，两头又都不充分。对于自己以朗诵诗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漫游，他过于言之津津了，而其中真正属于诗人的心得感慨，往往难得一见。他告诉我们，“国际诗歌界是个大家庭小圈子，走亲串户，低头不见抬头见”，即使生活中的北岛更多地只是呆在美国一个宁静小镇教书，文字里的北岛却整天在这个小圈子里穿梭奔忙，向世界各地具有慈善性质的听众，朗诵作品。这类“朗诵似乎是一种集体猜谜活动，听众鼓掌，则表示他们全都猜中”，偶尔，如北岛嘲讽的那样，一只狗成了诗人“最忠实的听众”，因为当诗人朗诵时，“一只小黑狗突然激动不已，狂吠着穿过广场”。北岛感叹道：“在电闪雷鸣的音乐间隙，诗人们轮流蹿上台念诗，如炮火中的蚊子。这多少反映了诗歌在今天的处境。”尽管如此，他仍然以优游潺潺的从容，向读者讲述了大量类似的诗歌走穴，包括自己如何先接受、后拒绝一名女记者的采访，她问北岛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北岛有一支冷静、克制且不乏睿智的笔，唯其如此，加以对他流亡者身份的注重，我很难对他不抱有更高期待。萨义德曾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并坚信，该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阿多诺认为，“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北岛承认，“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实际上，我并没有看到北岛卖出太多的“乡愁”，他把自己藏匿太深了，以至我难以判断，他到底依旧踩定着文人立场，还是正三心两意地打算归顺为一名雅士。当然，我依旧可以从北岛文字里读到些入世笔墨，惜乎从比例上看，它们更像是几株充作点缀的插花。

我的困惑里确实含着苛求，好在就我而言，苛求与其说是一种批评，不如说是一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