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旨主义的概念。

最近几年来，原教旨主义这一概念已被世界新闻界越来越频繁地用来描述和解释当代世界各地的一些宗教政治运动。原教旨主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髦货，但此社会现象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

原教旨主义这个概念最早以基督教为背景。一战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基督教新教中一些自称为保守的神学家，为反对现代主义，尤其是反对《圣经》考证学，形成了这一神学主张。《大英百科全书》认为原教旨主义有两层意思：（1）它是一种保守的基督教思想，它抵制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很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或现代主义的神学倾向；（2）它是一种有自己的组织和机构的保守运动，旨在宣传原教旨主义的五个基本要点。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它们是构成真正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成分。中国学术界将Fundamentalism一词用于基督教时，称为基要主义；用于伊斯兰教时，称为原教旨主义。近年来，由于其他宗教也出现了Fundamentalism的宗教现象，故国际学术界和传播媒介把这种宗教现象通称为原教旨主义。

比较宗教学家埃里克·夏普在《理解宗教》一书里总结原教旨主义：在传统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一般指宗教方面的权威），第一阶段出现的反映是拒绝旧方式和旧权威，具有适应和树立新权威的愿望；第二阶段是作出种种努力，使旧权威适应新权威；第三阶段是回复原状，原教旨主义就出现在这一阶段。各宗教中出现的原教旨主义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形。

总之，原教旨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宗教现象：当感到传统的、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对这种挑战毫不妥协，仍反复重申原信仰的权威性，对挑战和妥协予以坚决回击，一旦有必要，甚至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明其态度。所以，原教旨主义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

原教旨主义最先在美国基督教新教中出现，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其观念形式在神学中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19世纪最后10年至一战期间，达尔文主义广泛传播，影响到社会各领域。它严重冲击了传统观念和文化，尤其是对《圣经》构成了直接威胁。人们对《圣经》和道德提出了怀疑，教会于是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20世纪早期称此思潮为“现代主义”。它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调整，用现代哲学、历史和科学知识对传统教义和《圣经》重新解释，目的是调和基督教教义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矛盾。

另一派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绝对真理。其核心主张是五要点：（1）承认《圣经》字句无错误；（2）耶稣基督是神；（3）耶稣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4）基督为人代死而使人类同上帝和好；（5）基督将复活且会以肉身再临人世。这批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持续了很多年。后来，它的活动趋向狭隘和僵化，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低落。到了70年代，美国新闻界突然发现原教旨主义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它再度引人注目。1976年，吉米·卡特在总统竞选中的成功表明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强大的、神秘的政治力量。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农村人和山地人的信仰。今天，它是一种进取的、自信的、政治上保守的宗教运动，以求对抗自罗斯福执政以来被自由主义占领了的政府、家庭和教堂。

原教旨主义概念虽然源于西方，却不限于西方。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今天，它可以指犹太人中的强硬正统派、锡克教中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斯里兰卡泰米尔的解放运动和印度反对外国传教势力的印度教组织。但它更多地是用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

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原教旨主义理论上的共同点是反对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解释因人而异。在宗教界，现代主义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神学思潮，它提倡对宗教解释的革新，对宗教教义执行上的宽容以及容纳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简言之，即宗教思想和实践对现代化的适应。原教旨主义就是要在现代社会中重建其意识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它与现代主义冲突的最典型例子是“猴子审判”一案。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得通城中学教师施科普斯给学生讲授达尔文进化论，于是他受到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教会人士指控。原教旨主义者迫使法庭判施科普斯违反州内法案罪，施科普斯被迫离开学校。美国出现的复兴运动也是抵制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的和道德上的宽容性，是对极端自由思潮的反应，也是对新教内最近围绕基督化身和复活而展开争论的反映。

通常，人们认为原教旨主义拒绝现代科学，不能把科学包容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并由此推断出原教旨主义者已从现代世界中退出。其实，他们对科学有自己的看法。最近出现在美国新教原教旨主义中的“科学创世说”证明了这点。他们认为科学是知识，《圣经》是贯穿于科学中的真正和实在的知识。《圣经》包含有科学奠基于其上的基本原则，那些说《圣经》不是科学书籍的人根本没有认真读过它。在其它宗教中，也出现了在当代科学知识指导下去阅读宗教经典的倾向。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都认为经典上的东西与当今科学并不矛盾，认为宗教与科学互补，伊斯兰为科学提供了灵魂，它在许多方面预示了现代科学。

由于他们确信圣典是神的启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是神圣的，他们所展示的智慧是百分之百的，不允许双关语和留有余地。他们反对知识的相对性，反对怀疑、犹豫和现代主义的推论。他们宣布其道德规范为宇宙性的、永恒的。为此，原教旨主义者否认其他信仰的真实性。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知识的获得如同考古过程，是去挖掘已包含在经典中的真理，而不是去发掘那些不知道的或已经知道的世界。由于人们拒绝或没有去深入理解宗教经典中的知识，所以无法理解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安拉赐给他们两本书：《古兰经》和大自然。这是一种古老的伊斯兰教对知识的观点。这些年，印度教也有类似看法。今天，原教旨主义者就是用这种知识观点来反对现代主义的观念。

原教旨主义者相信其宗教经典的绝对可靠性，这构成了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都认为他们的存在和世界观合理合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源于经典，并相信经典的真实性构成了检验真理的基本原则。原教旨主义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新原教旨主义十分强调《圣经》的进步性。对犹太教原教旨主义来讲，拉比法律被认为是对《托拉》绝对正确的发展。对锡克教宗教领袖来讲《圣书》象征并包含着“活的宗教导师”的权威。对斯里兰卡泰米尔的湿婆信徒来说，阿加米克法规是和《吠陀》一样神圣的东西。在穆斯林看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立法依据，他们以此建立了律法。在他们看来，宗教经典的正确性超越时空。对宗教法规的共同认可激发了信徒的排他性。其信仰越是与众不同，信徒与外界的界限就越分明。中东和南亚日益高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以此为标志来区别穆斯林与其他人。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者由于完全效忠于某一位神赋予才能的领袖，这位领袖宣誓维护信徒的荣誉、统一和平等，于是他们有了共同信仰，并以此与别的派别相区别，他的追随者们随时准备为重建其宗教的神圣秩序而牺牲生命。

这种排他性不仅表现在教义方面，而且体现在实践中。最近出现的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认为埃及实行的不是真正的伊斯兰，鼓励其成员不与其他信教者一起生活和祷告，把他们与世俗社会的脱离看作是同先知离开堕落的麦加城一样的举动。英国复兴主义者有时所称呼的“王国的人们”也由于生活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排他意识。这些信徒有时甚至能占领整个街道，互相提供各种实际的和专业性的服务。在犹太教群体中，也有同样倾向，他们构筑了空间和文化的界限，使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分隔开来。

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想把其宗教经典当作超时空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通过保护其经典中的永恒真理，原教旨主义隐含了一种不顾历史发展的观点，或是持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原教旨主义者希望回到原始道德时期，他们认为历史本身是一个从最初的理想状态向后退化的过程，是对基本原则的背叛。美国原教旨主义的新基督教左派认为：当它遵守上帝律令时，美国是那么伟大；但由于世俗的人文主义对其政府机构的控制，美国已开始衰落。因此，最初的完美状态只能通过回到圣典中的基本教义才能重新获得。

当代原教旨主义的社会运动。原教旨主义有时被描绘为出土文物般的东西，如同生活在久远的过去，与周围环境完全脱离；原教旨主义者被看成是固执地依恋过去并顽强地、非理性地抵制正在变化着的文化。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原教旨主义也是对当代世界潮流作出的一种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没有脱离现代生活。它不是不能理解的复活或重现，而是对当代社会问题一些症状的反响，因而它深深地卷入了当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

在当代世界中，原教旨主义的参与意识十分强烈。早期出现在美国的原教旨主义，是对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一战引起的道德上的革命及国际危机造成的社会大变动尤其是1919年至1920年间“红色恐怖”时期在美国出现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无神论的反应。原教旨主义者把这一切看作是圣经文明在美国结束的标志，于是掀起原教旨主义运动，宣传基督教的基本信仰。20世纪70年代，美国原教旨主义重新抬头是因为当时美国社会堕胎、弃婴严重，婚前性生活、同性恋和吸毒等现象泛滥。原教旨主义兴起的目的在于抵制这些堕落现象，是针对这种道德伦理的变形，其最关心的就是倒转当代的这种潮流。对今天美国的道德问题，多数人的主要焦虑就是父亲权威的下降。这是由于妇女在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了。下降了的男性权威只能通过把挣工资的妇女从劳动市场赶回到家庭中才能恢复。原教旨主义者呼吁对那些养家糊口的男性的收入做出调整，让它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希望复兴传统，保存家庭中的性别差异，强烈反对《平等权力修正案》。按他们的观点，妇女应重返家庭，置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中。

伊斯兰教律法与犹太律法一样，认为妇女地位低下，妇女应受到各种限制。当现代主义者寻求改良这些法令时，原教旨主义者坚持要严格限制妇女，强烈要求妇女的服饰、行为和社会礼仪要符合教义教规的准则。所以，妇女的地位在原教旨主义中成为十分重要的因素。今天，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经常被理解为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经济、意识形态侵略所作出的反应。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文化影响持敌对态度。同时，他们也反对纳赛尔（1918-1970）的民族主义政权，认为该政权世俗、不敬神。霍梅尼反对伊朗国王，不仅是因为伊朗国王与美国势力联合，以美国为后台，还因为霍梅尼强有力地证明了需要建立一个由温和的法律学者领导的共和国，以代替王公贵族的统治，反对国王巴列维所谓的“白色革命”（即西方化）。与土耳其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土耳其原教旨主义，直接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受到威胁有关。构成此威胁的是秘密的伊斯兰狂热组织、政治上持异议的左右翼及充当外国势力代理人的少数民族集团。原教旨主义者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采取坚定的民族主义态度。

最近，由于新左派的支持，美国原教旨主义组织已越过美国国界，不仅插手基督教福音的传播，也对建立在国外的正统教的传统霸权提出了挑战。如在拉美，这种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好几个美国当局支持的拉美政权都积极地与其相配合。这可以理解为试图削弱天主教势力，因为天主教堂的许多神父现在都公开呼吁政治和社会改革。在南亚，原教旨主义公开反对新教教会和团体支持的普世性的社会福音。

印度原教旨主义近年来开始崛起，因为信奉印度原教旨主义的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指责“世俗”政党奉行了对少数民族姑息的政策。他们反对变革和西方化，要求恢复甘地所提倡的自力更生，回归印度教之源，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的国家。目前印度教开始具有较大的对抗性，有人认为它变得像它所反对的和仇恨的、重新崛起的伊斯兰教了。锡克教原教旨主义在印度次大陆的发展曾经十分迅猛，并拥有一定的武器。为此，印度中央政府于1984年采取了以“蓝星行动”为代号的措施，并于同年6月正式出兵锡克教圣殿金庙，抵抗者被打死，从而导致英·甘地总理被杀和大规模的教派仇杀。由于锡克教农民被限制充分利用旁遮普丰富的水资源，对在那个地区进行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满意，以及锡克教青年就业机会的减少，这些因素导致了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些是由新德里非锡克人的压迫引起的，也与锡克教内部的世俗化和西方文化派别有关系，因此要求按照锡克教的教义教规来行事。

出现在英国的来自斯里兰卡泰米尔印度教徒移民中的原教旨主义，在最近动荡的历史时期变得引人注目。战后，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泰米尔人要求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在此过程中，印度教徒感到他们在南亚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民族，需要运用忠于印度教的虔诚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尽管参与的性质和程度不一，但在任何地方，原教旨主义总是有力地参与了当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只不过他们所持的政治态度多种多样。他们或者企图颠覆现政权，或者是最热心的文持者，或者仅保持中立。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有时互相矛盾，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声称其观点中包含有所谓“伊斯兰社会主义”成分，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反对者则给他们贴上“法西斯”的标签。在同一教派内，原教旨主义者也会随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美国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把福音主义当成是在对人类自我肯定的内在根源提出怀疑，但当宗教成为现有社会秩序的保护者时，其观点突然转向其反面。一战前，美国原教旨主义者倾向于政治自由化；最近，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却又采取了左翼态度。

原教旨主义在各教中没有一个世界统一性的组织。在美国，原教旨主义曾经是愚昧贫穷的少数人的社会寄托和精神依靠，但最近却与对经济不景气有不满情绪的中产阶级联系起来。英国原教旨主义一度是工人阶级所热衷的观念，但现在的好几次运动都显示出它对中产阶级更有吸引力。看上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首先对有良好教育的阶层更有吸引力，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尽管瓦哈比运动越来越多地是从城市青年中吸收新成员，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主要是商业界的中产阶级认为这种观点对他们有益、有支持作用，而埃及和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影响的阶层却广泛得多，有知识型的学生、教师、工人、小店员和手艺人。这些人一般容易卷入反向性的政治运动中。但农民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贫民只零星地参与并支持他们的活动，一般都被排除在这些运动之外。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略有不同。如人民党主义想重建包括农民在内的平民百姓的权力机构，以反对社会上主要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原教旨主义者不仅积极参与现代社会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实行政教合一的沙特阿拉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工厂、企业的生产部门，其海水淡化厂、计算机、空调、汽车应用已使人们的生活大为改观。原教旨主义组织在武装冲突中大量使用先进武器。他们根据工业化的需要，大量采用现代技术并进行经济改革。在传播方面，原教旨主义者很快利用了现代化的大众通讯网络。美国有不少RT电视频道、成百的广播电台专用于宗教宣传，无数的福音组织使用了世俗的商业电台。在南亚，好几个原教旨主义组织也用了先进的录音和广播技术，以吸引和保住他们的追随者。

总的来看，原教旨主义从神学思想的视角，恪守传统宗教圣典，认为它们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是不容变更的绝对真理和科学基石，因而强烈排斥对圣典种种自由化或现代性的解释。从宗教政治学、宗教社会学视觉考察，原教旨主义一方面反对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它又与各国家、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各教派提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重点不同，其所运用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但始终与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命运相连，特别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出的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已成为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最高目标，从而成为当代宗教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形成的社会原因

伊斯兰教是非洲、阿拉伯地区人们的传统信仰，又是一种人生哲学和民风民俗。伊斯兰具有其它思想、制度无可比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呼吁复兴伊斯兰，并掀起广泛运动，这并不仅仅是由宗教因素引起的。

各种政治模式探索失败的起因。伊斯兰国家独立或半独立后，赶走了西方殖民者。在30多年时间里，穆斯林国家探索着发展和建设自己家园的道路，采取过各种政治模式。

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独立初采用了自由主义的宪法和议会制。但民主的产生不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增加或贸易上的需要，也不是由于公民施加了压力。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和印尼，自由主义是不在位的地主、城市名流和大商人的特殊领域，是与商业有联系的城市律师和政府官员的领域。所以，传统的庇护制仍然盛行，人民大众被当作受庇护者，没有享受到西方式民主。由于这种自由不能处理伊斯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问题，于是议会民主作为民族发展模式受到贬损。一旦遇到较长时间经济危机或军事失利，议会自由主义就会崩溃。由于其许诺的现代化理想与显微成效间的差距，议会民主的合理性受到怀疑。

20C上半叶欧洲曾盛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对于爱国主义意识不甚强烈的亚、非和拉美一些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模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曾被认为是为那些把经济振兴和文化复苏作为目标的国家提供了最理想的解决方法。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各国的青年运动。但两次世界大战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强烈影响，成了这些国家的分水岭。新政治精英们对传统殖民势力（英、法）的衰落感觉更加强烈。战争和经济危机把伊斯兰社会推向新时代的泥潭。很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不再吸引他们。美苏的全球性影响取代了殖民主义的欧洲。

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软弱而不稳定。由于部落传统的庇护制与国家正规宪法之间存在矛盾，政治空间扩大了，出现了许多党派和组织。改革在社会福利方面收效甚微，却扩大了军队，建起了学校。为了刺激工业生产，相对有效的政治管理应运而生。在军人、教师、官员、医生、工程师和新生的工人阶级等阶层中，涌现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和政党提倡或采用了社会主义形式。到1950年，传统赛莱菲式的爱国主义及多党议会民主制被社会主义和战斗的民族主义取代。但这些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人说它是重商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恩克鲁玛的泛非社会主义、赛古·杜尔的村社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和工人自管主义、纳瑟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索马里的社会主义等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资本密集型工业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不利本地开发；以沿海为主的工业布局不合理；奢侈品或半奢侈品的生产没有给广大群众带来好处；农业受到损失，政府税收减少，粮食不能自给，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国有化部门如石油、矿山仍然为国际跨国公司的需要服务，非洲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减少，而从中产生的官僚阶级利用职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扩大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鸿沟。

1950-1970年间，伊斯兰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家作为复兴和改革的中心机构变得日益重要，其改革重点是现代化、工业化和土地改革。宗教不得不屈从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及众多新目标。土耳其第一位总统凯末尔（1881-1973）于1922年和1924年分别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和哈里发，用世俗的欧洲法律代替了沙里亚 。国家从法制上摆脱了宗教对国家的控制，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和不受限制的夫权，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和较为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教育改革旨在使教育摆脱宗教控制，建立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世俗国家这些不敬神的改革使伊斯兰教在政坛上失势了。因此，复兴伊斯兰教这个民族的基本信仰成了新一代信徒的当务之急。

以上种种“舶来品”（exotic）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没有给伊斯兰国家带来期望中的效果。物质没有富裕，精神失去依托，政治专制腐败未能根除。因此，在群众之中产生了向伊斯兰回归的倾向，希望通过第三条道路——伊斯兰道路——来改变此种面貌。

经济困扰和贫富悬殊的导因。独立以来，伊斯兰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采用了多种形式。但由于脱离本国国情，一些国家盲目接受了“超越发展”理论，搞“社会主义”或实行西方“消费社会”发展模式，以致造成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产业结构中，农业的比例下降，但总增长率没有提高，生产力没有发展。农业总收成虽有所增加，但由于内战、边界冲突和自然灾害，粮食仍然短缺。

独立后，中东地区曾特别注重工业发展，但发展速度仍然很慢。由于殖民统治者强迫被奴役国家生产他们所需产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是畸形的，独立后仍很难改变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形式。大多数国家依靠一两种初级商品出口。这种单一经济结构最易受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或其他国家因素的影响。

社会结构方面，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化、传统价值观和不适宜当地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导致城乡差距扩大，消费畸形结构。由于人口增长快，经济发展的费用就相应减少以便用于赡养等福利问题。人口结构也不合理。另外，由于农村经济被破坏，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引起就业困难，居民经济和社会观念发生变化。面临贫困和失业的人们极易转向原教旨主义，尤其是青年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此之少，更容易走上极端道路。 许多国家负债累累，远远超出了偿还能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产油国积累了巨额石油财富，但却落入了王公贵族、部落酋长和军政要员手里。当权者照搬西方模式，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有些要员和商人合伙，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从中得利。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与伊斯兰平均主义产生冲突，使宗教势力重新抬头。原伊朗国王巴列维因为实行“白色革命”即全盘西化而被逐出国外。

伊斯兰文化认同感丧失的反应。随着殖民入侵的深入，以人文科学和自由主义为特色的西方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渗入到伊斯兰世界，对伊斯兰传统文化结构产生了强烈冲击。有识之士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去、传统及文化，倡导宗教政治改革，借鉴和采用西方实证科学思想以谋求伊斯兰社会现代化。他们把人的现代化放在仅次于经济现代化的位置，主张发展教育。改革中心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传统教育，如男女学生同窗共读，妇女可以不带面纱、享有工作权及婚姻自主权等。这些改革改变了社会意识和人的观念。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增加，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随之而来，西方生活中的腐朽内容冲击着古老传统和习惯，统治阶层过着西方化的享乐生活。为了对付原教旨主义，一些西方国家有意识地进行了文化渗透。伊朗对此不安，其宗教领袖最近向新老志愿者指出了新的敌人：“文化侵略者已粉墨登场，他们带来了电影、诗歌和文学，那些假文人的言论试图污染革命的一代。”这些人花钱拍摄色情片并免费提供给伊朗青年。伊朗是原教旨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西方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动摇青年的意志。

在世俗国家，统治阶层西方化的生活使中下层人民想起了殖民时代和帝国主义，引起他们深深的憎恨；前者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效仿又损害了穆斯林对自身的认同。很多所谓西方化了的穆斯林对于还未成为不折不扣的西方人似乎甚感无所适从，他们有一种照搬舶来品的感觉。按照他们的形象，他们既非西方人又非穆斯林，因此就无从谈起他们自己的任何认同。

原教旨主义把伊斯兰文化的失范和穆斯林认同的丧失、社会的腐化堕落及一切邪恶、不义之举都归咎于西方价值观念的植入和偏离伊斯兰正道。他们认为，要摆脱自身目前困境，要有效地抵抗西方文化侵略，只有在宗教上返回原典，在文化上返祖归根。伊斯兰教具有强大的认同功能和整合性功能，它能将宗教、政治和文化凝聚在一起。它既是一种精神信仰，又是一套政治制度；既是一种神学学说，又是一种生活哲学；既是一套伦理规范，又是一套生活方式。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与
伊斯兰教的特殊性不无关联。它既是穆斯林们内在幻灭感和失衡感的外在表现，又是宗教道德使命感的内在驱动。

某些国际因素激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精神。阿拉伯国家独立后，曾以民族精神为纽带，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但由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原因，未能采取有效的联合行动，致使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有力量进行扩张。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丧失了大片领土，包括西奈、戈兰高地和约旦河两岸。那以后，埃及单方面与以色列媾和，签订了埃以和约，这被认为是丢了穆斯林的脸。萨达特因此被当作穆斯林世界最大的异教徒而于1981年被埃及原教旨主义组织刺杀。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却结束了阿以长期全面对抗的局面，开始了就巴勒斯坦问题同以色列的谈判。埃及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许多阿拉伯国家同它断绝了关系。20世纪70年代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