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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传薪（张五龙）
邵阳重教，自古如此。北宋邵州，庆历四年（1044）建州学。武冈于宋崇宁五年（1106）建武冈军学。邵阳虽地处湘中，远离中原，然重教好学，唐代邑人胡曾即以诗闻名。清代车万育所著《声律启蒙》为家喻户晓的蒙学读物。晚清、近代更是英才辈出，魏源、魏光焘、刘坤一、谭人凤、蔡锷、匡互生等皆为湖湘文化史上杰出人物。抗战时期，不少文教界名流和爱国军政要员或从战区回乡，或从外地流亡至邵，邵阳聚集一大批办学人才，境内私立中学大增，“居全省各区之冠”。一大批现代文化名人在邵阳任过教，他们或立足本地教育，如张干、吕振羽、杨韶华；或随军迁往邵阳，后立足本地教育，如李明灏、刘侃元；或为避战火，随学校迁往邵阳，如艾青等。这些文化名人对邵阳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其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吃苦霸蛮的奋斗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为湖湘文化谱写了一曲壮丽之歌。
张干（1884-1967），教育家，名攸凰，字次伦，新化县坪上（今新邵县坪上乡）人。1914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在任期间，以“公、诚、勤、俭”为校训，校治谨严，选聘良师如杨昌济、袁吉六、匡互生、王季范、徐特立、孙俍工等，学术思想活跃。因时为一师学生的毛泽东发起著名的“驱张运动”而为世人所知。1915年上期，省议会规定师范生每期交5元学杂费，一师学生以为是校长讨好政府所为，于是发起驱逐张干的学潮。毛泽东起草了《驱张宣言》。1915年下期，张调离一师，历任县、省视学、省教育司督学等职。张任视学、督学时，教育部行政部门规定凡不通车船之地，出差可坐轿，张认为轿夫太劳苦，故多步行。张每到一校，深入检查，严格要求，当时教育界流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张干来视察”的话，可见其人治教严谨。
抗战时期，张任湖南省立六中（今邵阳市第一中学）首任校长，所提办学宗旨为“培养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之信心，实践勤劳节俭之生活，启发互助服务之精神，使成为文武合一之人才，以备抗战建国之用”。其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赞扬，称其为“湖南教育界老人”，“一生教书，未做坏事”，“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
湖湘文化重视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主张“斥虚文”、“倡实学”。吕振羽(1900-198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原名典福，字行仁，武冈县金秤市（今邵阳县金秤市）人。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秉承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成为著名的抗战活动分子——“文抗会”的主要组织者。文抗会的全称为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937年10月成立。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成了战略后方。北平、上海、南京等地许多文化教育机关内迁湖南，大批文化名人、学者随之荟萃长沙，他们与长沙的文教界人士汇合，满怀抗战热情，开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发起组织文抗会。吕振羽在邵阳的教育抗战活动，是1938年夏受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回家乡邵阳县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基层抗日干部。塘田战时讲学院奉行“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实施战时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教育方针，以“树立文化据点于农村”，“树立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使学院成为救亡工作的策源地”为办学宗旨，激励学生发奋学习，视抗日救国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国民党CC派把该院看作中共的“西南抗大”，于1939年4月21日，用武力强行解散。师生分散各地，积极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洪流中。
吕振羽的塘田战时讲学院虽然只办了10个月共招生两期，但对邵阳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张“教与学一致”、“学与用一致”。以民众抗战、持久战与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理论，紧密结合抗日的伟大实践，要求学员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至少要参加一次抗日救亡具体工作，如演讲、演戏、编壁报、出版刊物、办民众学校等，与民众打成一片，使其在如火如荼的救亡工作中受到锻炼，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这里毕业的250余名学员分赴湖南各地，其中4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00余人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了抗日救亡和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涌现出了像郑奎田、谢国安等一批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
立足本地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还有杨韶华。其“三杆教育”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做了很好的注脚。杨韶华（1893—1952），教育家，字仲璋，武冈县蓼溪乡（今属洞口县）人。在省立一师求学时，与毛泽东同学。后就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与蔡和森、邓中夏同班。1917年毕业，先后在武冈县立中学和长沙几所中学任教。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法处科员、军法官。“马日事变”后，因不满军政生涯，辞军职从事教育，先后任省立一中、一师、私立明德中学、周南中学等校教员及湖南大学附设高级中学主任。1938年，任武冈县教育局局长，兼私立蓼湄中学董事长。1942年1月，任湖南省立第六师范（武冈师范前身）校长。在任期间，除实施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规程外，大力提倡“三杆教育”，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笔杆教育、教授农业生产知识、进行劳动实践的锄杆教育、掌握抗战所需军事知识技能的枪杆教育。其目的在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科学家的头脑、农夫的身手、革命军人的意志，三者合一，领导国民改造社会的国民导师”。为完成笔杆教育的任务，各科教学对学生都有严格要求，并增开地方自治、农村调查与教育等联系社会实际的课程；为实施锄杆教育，辟农场80亩作劳动基地，派教师驻场指导；为实施枪杆教育，教授军事课程，严格进行军事训练。其教育实绩得到当时政府嘉奖。
吕振羽等人在邵阳的教育活动直接影响了其他学校的教育，1940年以后，境内中学除按照部颁《修正中学规程》开课外，增加劳动课程，英语改为选修课，加强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实验、实习、参观及各种课外活动和竞赛活动。循程中学校长贺曼真认为：“舍生产而言教育，则教育为空洞；舍劳动而言教育，则教育为罪恶。”该校虽经8次迁徙，仍辟有供学生劳动的园地。洞庭中学有校办农场，规定新生入学要带一把锄头，交一只鸡，师生都要参加劳动。这些教育理念无疑影响深远。
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方面是由于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流放湖南，写下脍炙人口的爱国主义诗篇《离骚》，恨祖国灭亡而自沉汨罗江，为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打下深厚的血脉基础；另一方面，经王夫之的思想传承，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湖湘文化正统，再经魏源、谭嗣同、陈天华等思想家和湖湘爱国志士发扬光大，已经深沉地浸入到湖湘子弟的血脉中。抗战时期，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无疑是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艾青就是在这一时期任教邵阳，为邵阳人民的抗战豪情所动，写下名作《我爱这土地》，成为了湖湘文化的宝贵遗产。1938年10月，为避战乱，艾青应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彭一湖之邀，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推荐，和画家阳太阳一起到新宁，并在刚由衡阳迁此的衡山乡村师范教书。1938年11月17日，艾青在这里写下著名的《我爱这土地》一诗。 1941年2月，艾青随学校迁到武冈，在由衡山乡村师范更名的湖南省立第六师范担任教师。在这里，写下《黎明的通知》等不少诗篇，有的还特意注明“写于武冈东塔下”。不久赴延安，任《诗刊》主编。
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艾青在邵阳任教期间，一方面采用自己编写的“活页”文选，把世界著名作家、名著介绍给学生，宣传革命文学，撒播革命种子，辅导学生进行文艺创作；一方面关心民间疾苦、揭露社会黑暗、歌颂美好河山。《水牛》、《水车》等都是取自湘西南生活中的常见意象，歌颂劳动人民的坚韧、奋斗精神。他培养的学生，后来有的成为作家、诗人和画家，有的奔向延安，投身革命。
1939年10月，黄埔军校二分校迁往武冈，刘侃元随他的朋友、军校二分校主任李明灏来到武冈任教。刘侃元（1894-1989）是著名翻译家、学者，又名泌仪，别字济闭，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由李大钊介绍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四·一二”事变后，改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兼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后赴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翻译工作，译著颇丰。黄埔军校二分校建址武冈城东郊法相岩，规模颇大，先后培养了初级军官近万人。刘侃元在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任教期间，为适应抗战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又与李明灏一起倡办洞庭中学（今武冈二中），出任首任校长，提出了“恭信勤朴”四字校训。并奋笔写出了《八百里洞庭》的校歌：“大哉洞庭，八百里洞庭！我们是国难的鲜花，我们是民族的明星，铁肩担负起百年的国耻……”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操。李明灏将军在军校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指出黄埔精神就是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国难当头，革命军人应该发扬黄埔精神，舍生取义，抗战到底，不当投降派。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抗战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湖湘子弟毁家纾难兴办教育报效国家，如邵阳县金秤市人席宝田（清末中宪大夫、太子少保）将其在塘田寺的“塘田别墅”借给“塘田战时讲学院”做校址，保安司令岳森、县长林拔萃以及当地开明绅士吕遇文、吕惠阶、李梯云等捐资支持创办塘院，出任荣誉董事。抗战时期个人捐资和宗族献产办学蔚为风气，捐资最多的刘重威，一次献银洋10000元，真正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抗战时期的邵阳教育，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办学。许多督学在视导报告中写道：境内小学校舍多为破庙废祠，校具简陋不堪，办学条件差，教师薪资低，但许多教职员工都为团结抗日而勉尽职责。敌占区学校有的被迫停办，有的被迫迁徙，循程中学就迁徙8次之多。1944年，日军进犯邵阳，危及武冈，省立六师在校长杨韶华的率领下，全校师生400余人，自负行李、粮食，步行到绥宁黄土矿，一边上课，一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翌年3月，日军入侵雪峰山区，又率师生远迁芷江，迁徙途中，膳食断绝。杨韶华号召全体教职工：“我们要愈困难，愈奋斗；愈激流，愈勇进。一定要以入地狱的精神把学生带出去，以保存国家元气。”其率师生辗转疏散，历时一年，跋涉千里，严守纪律，艰苦奋斗的优良校风，得到当时政府嘉奖。吕振羽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时，遇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他凭着“吃得苦，霸得蛮”的宝古佬精神，克服了困难，并积极宣传抗战文化，他在《战时的湖南和湖南人》一文里，指出湖南人具有“刻苦”、“勤奋”、“拼搏”、“奉献”而有“蛮气”的“湖南精神”。他说：“自梁启超以致现在的全国领袖蒋委员长等，皆谓只要湖南人不死尽，中国就不会亡国。”认为这是国人对湖南人的最大信赖和殷切期望，湖南人要发扬光大“湖南精神”。
吕振羽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书，其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书，首创殷商奴隶说和西周封建说。其对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的研究，均有首创性的成果。吕振羽的治学思想里有一种敢于挑战的精神，他在给学生的信里说：“我希望你提高信心，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气概，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的，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体现在学术上，就是“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实行“教”、“学”、“做”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学生将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并引导学生深入实践，既学习，又工作。“这一方法突破了我国教育史上学用脱节的窠臼，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活动中起到了前驱先锋的作用。”杨韶华在抗战期间提出“三杆教育”，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现代文化名人在邵阳任教，他们的学术创新意识丰富了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涵，并深深影响了邵阳教育。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中，邵阳当之无愧占有重要一席，而邵阳教育更是功不可没，并将薪火相传，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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