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是CBC，平时一听中国歌曲就要笑，更别说民乐了。但前天晚上，我从她的房间经过时，听见了一支无比熟悉的曲子。她居然在听《二泉音乐》。我敲门进去，只见小姑娘坐在床上，一边听音乐，一边抹眼泪。见了我，她不好意思地一笑，说她从爸爸的磁带里随便挑了一盘，“听了就要流眼泪。”我便关上门，让她继续流泪。"能听懂《二泉映月》，其实是一种幸福。”江岩声曾如是说。
1990年，我与我先生一起，专门去了一次无锡。生平不怎么喜欢照相的我，那天有些冲动，站在阿炳的墓前，留了一张影。他的墓十分简陋，藏在一片竹林的后面。我那时很年轻，还穿着背带牛仔裙。几年之后，我们漂洋过海，告别了故乡。行礼里除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还有三盘磁带：二泉映月，王洛宾的民歌，梁祝。在加拿大的头几年，我虽然生活平静，但心情极度凄淡，一次曾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听二泉，刚听了开头，便热泪盈眶，把录音机关掉了。
今天看见查维成的文章，不由想起了另一个人的同名散文。被人称为“欧洲一柱”的江岩声，从网络消失已有一阵时日了。我在此转贴一次他的“二泉音乐”，无非两个目的。一是想说阿炳是中国根的一部分，他的音乐有一种穿透灵魂的力量，不分年龄，不分国界，知音无数。二是想让喜欢江岩声文章的人，重温一次他的才华和风格。
二泉映月
·江岩声·
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他这话说得有点道理。我十二岁那年，住在一个江南小城。正是“文革”武斗期间，大人们不上班，孩子们也不上学。我就是在那个非常时期的某一天，摘下了家里挂在墙上的一把积满尘土，蛇皮破裂的二胡。这一举动，注定了在人生道路的许多点上，我要与《二泉映月》相遇。
我家是在１９６４年从塞北包头迁到这个江南小城的。南方盛夏的夜晚溽热难熬，家父有时会拉上一段二胡。所拉曲目大多是简单的西皮流水，二簧导板之类。他也会拉几句《二泉映月》，兴致高时，还会哼起来。我母亲在旁边要是听得不耐烦，就会奚落我父亲，说他鸡弓脖子驴皱眉，唱相难看。父亲自然会反唇相讥。在我的记忆中，他两人好像无日不绊嘴，大多数情况下倒不是为了父亲唱相难看不难看，而是母亲认为他老是乱花零用钱。当然，这和《二泉映月》没什么关系，他们那一代人就是那样过日子。
家父有一本阿炳曲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音乐出版社１９５４年出版。由于这个原因，我读到《二泉映月》，要远远早于完整地听到它。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洪水泛滥的时候，《二泉映月》是在禁播之列的。家父会拉的那些小曲当然也不合时宜，所以那把二胡便被束之高阁。
阿炳曲集中有一段阿炳小传，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教授撰写的。因为种种偶然的原因，这本阿炳曲集漂洋过海，至今还跟着我，只是纸张泛黄，边缘脆裂。今日重读曲集中的阿炳小传，仍然为杨荫浏教授用平淡的文字娓娓道来的阿炳的身世所打动，尽管那早已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不禁感叹，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真不知道谁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下面是阿炳小传的几个段落。在重温阿炳身世的同时，也让我们一起体会五十年前的人们是怎样写文章的吧：
阿炳原名华彦钧，小名阿炳，生于１８９３年（癸已年）阴历七月初九日，卒于１９５０年（庚寅年）１２月４日（阴历十月二十五日）；照旧的算法，他死的时候，是五十八岁。
阿炳原来是本地雷尊殿当家道士华清和的独生子。由于在旧时代中，道士公开取妻，会给人轻视，所以阿炳一生下来，他的父亲就只能隐瞒着，而说是别人过继给他的。华清和号雪梅，是无锡东亭人，音乐很好，中国乐器，样样都奏得不差，其中以琵琶为最精。阿炳从童年起，就从他父亲学习音乐技术，后来凡遇到他所喜欢的曲调，不管谁会演奏，他都竭力设法去学，结果，本地流行的乐器，他几乎样样都会，而且都奏得相当的好。
他做道士的时候，因为爱奏音乐，同时参加了吹鼓手的集团，在人家婚丧喜庆时，到街头仪仗中去演奏；因为参加吹鼓手的集团，道士们认为他丧失了他们的面子，把他排挤出了他们的集团，这样，他便变成了吹鼓手。他当吹鼓手时，又因为爱奏音乐，时时到广场市集的所在，立出场子，当众演奏，或游行街头，让人家请他去，这样，他便变成了纯粹的一位街头流浪的艺人。
他原来并不是瞎子，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１９２７），他患目疾，没有及时得到治疗，竟变成了两眼全瞎。从此以后，人家便叫他瞎子阿炳；他原来的名字，便渐被一般人忘记了。他自己也常叫人不要用他原来的名字，他说：“华彦钧这一名字，我久已不用了，谁都不知道；你们还是叫我瞎子阿炳的好，因为街上很多人所熟悉的，就只是瞎子阿炳这个名字”。
他在无锡市里，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前到无锡的人，若曾看见一位两眼全瞎，但毫无理由地戴着一副白玻璃眼睛，同时，胸前背上挂着琵琶胡琴等乐器，手里拿着三片竹片，累累赘赘，在街头行走的，这人便是阿炳。但要知道，他不但会独奏所有这些乐器，而且他还能唱，他能自己拉着胡琴或弹着琵琶，伴奏他自己的歌声。他又有创作歌词的天才。他每天到几处小摊头上或香烟铺子里去，叫人家讲当日的新闻；他上午所听到的新闻，下午已在他的歌喉中，用着有节拍，合音韵的歌词方式唱出。
在我读到阿炳身世那个时代，城市里已经看不见像阿炳那样卖艺的盲人乐师了。所以对一个１２岁的孩子来说，能凭一把二胡沿街卖艺走遍天下的阿炳，无疑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是自然而然要仰慕的，想学拉二胡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说起来，家父算是我拉《二泉映月》的启蒙老师，虽然他只会拉开头几句。等我会模仿他拉的那几句后，便觉得不满足，于是就照着阿炳的《二泉映月》谱子自己拉起来，揉弦，运弓，滑指。效果果然不同。最让我着迷的，就是在内弦的第二把位上，用中指按“索”音下滑至第一把位的“咪”音。我长大后知道，那音色就叫作凄美。我那时，每次一拉到第三乐句，高音“索”的把位，便拉不下去了。家父那把二胡其实根本就不适合拉《二泉映月》，因为高音“索”以后的音色滞涩难听，就像杀鸡一样。
我学拉二胡，完全是照着一本怎样拉二胡的书自学。可惜，我既无耐心拉枯燥的练习曲以增进基本功，更无阿炳那样的才气，所以只拉成个半吊子。当年虽然能拉几乎所有的流行革命歌曲，但真要完整地拉像《二泉映月》这样的二胡独奏曲，却是力不从心。
不过这些并没有妨碍我在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当知青时的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拉二胡伴奏。我的“琴师”生涯就是用家里那把蛇皮破裂的二胡开始的。所拉的曲子从“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再到“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等等。家父曾给我买过一把新二胡。它给我带来莫大的惊喜，因为我曾多次走上十里路到店里仰望那二胡，记得那二胡的价钱是五元。几十年后，我回国探亲，和年迈的父亲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当初给我买二胡，不过是想让我学点技艺，像阿炳那样，到哪儿都有口饭吃。当时的世道是那样的混乱，孩子们都没学上，谁知道将来是个什么样子？
家父的想法是对的。我当知青时，就凭那点半吊子二胡的本事，冬闲时节，还真在大队，公社和地区各级宣传队里挣了不少工分，混了许多轻省饭吃。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我进了大学。饭碗有了，与二胡也就别了司徒雷登。光阴荏苒，这一别就是十二年。当我再次抄起二胡时，已经身在国外，并且得了博士学位，业余在一家中国饭店当跑堂了。饭店老板娘是越南华侨。那年，将近春节年关，她要举办除夕晚会招徕顾客，问我会搞点什么和中国文化有关的玩意儿。我心想，“得，又能混轻省饭吃了”，于是赶忙说我会拉二胡。老板娘财大气粗，得知我没有二胡，专门让她哥哥从香港买了一把，空运来比利时。后来当我离开那家饭店时，她把琴送给了我。
那是一把紫檀木二胡，琴头镶着用黄杨木雕刻的一条鳞鬃飞舞的龙，琴桶上的蒙皮，鳞纹细密均匀，泛着质感的油光，一看就知是上好的大蟒蛇皮。我平生从没有见过这么华贵的二胡。此时抚琴伤情，想到儿时学琴的往事，知青宣传队里那些朝夕相处的狐朋狗友，一时间真是不知道身在何处，只觉得悠悠万事，惟琴惟大，心头漫过熟极而流的《二泉映月》，那是每次我在饭店里跑堂时听到的王国潼演奏的版本。
这样，当我在比利时重新拉起二胡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有了少年时所不曾有的耐心。就是凭着这份耐心，我一节节，一句句地把王国潼改编的《二泉映月》练了下来。更为重要的是，我对人间的悲欢离合，月亮的阴晴圆缺，世态的炎凉暑热，已经见识过许多，对《二泉映月》自然就有了少年时所不可能有的理解。
《二泉映月》有两个主题。开头一句，以缓慢下行的旋律，啦索啦发咪莱，给人以哀怨凄凉之感，仿佛是一个失意的人因不堪回首往事而深深的叹息。这声叹息引出了在低音区徘徊的忧郁深沉的第一主题：莱咪多多莱咪索，啦索啦索啦多索索咪，……。激越傲然的第二主题以比第一主题结束音高八度的音开始：多啦多咪咪莱多莱，多莱咪咪莱多多啦多莱咪索。这是所谓鱼咬尾，连环扣的手法，即下一乐句的起音与上一乐句的尾音相同，是民乐中常见的乐句转换时，后句衔接前句的处理。它因为句句紧扣，环环相连，所以给人一气呵成的流畅感觉。但用得不好时，也会给人单调平凡沉闷的感觉。比如，《春江花月夜》也是使用同样手法，但听起来就有点过于沉稳，有宫廷音乐的味道，远不如《二泉映月》那样跌宕起伏，大气磅礴。原因就在于《二泉映月》的两个主题不但优美，而且对比强烈，虽然反复轮换变奏，却不使人生厌。
在二胡独奏曲中，《二泉映月》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异数。论悲怆，它不如《江河水》；论哀怨，它不如《汉宫秋月》；论激越，它不如《赛马》；论清丽，它不如《良宵》；论怡情，它不如《闲居吟》；论明快，它不如《喜送公粮》。然而，它所达到的意境，却比所有这些乐曲的总和还要高。在中国民乐长廊中，没有哪一首乐曲能与《二泉映月》相提并论。《二泉映月》就好像是一块被第四纪冰川浮载来的巨石，兀自横卧在中华民乐数千年沉积地层之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以为，这和《二泉映月》成曲过程密切相关。阿炳没有受过正规作曲训练，然而他又极具音乐天赋，双目失明后，饱经沧桑，所以他比常人更专注于内心感受。当他终日抄琴不止的时候，一定会时不时奏出一些即兴乐段，表现他当时的心理感受。这样的体验，在我多年的宣传队琴师生涯里，屡有所感。以阿炳的音乐天赋和二胡技艺以及对人生的感悟，他即兴奏出的心声，自然就有深邃的意境。阿炳超越一般盲人乐师的地方，还在于他是个有心人。演奏二胡，在阿炳来说，不仅仅是吃饭的需要，也是他疏导内心郁闷的生活方式。当单纯演奏古曲不能满足阿炳的心理需求时，他就需要有自己的东西了。这样，日积月累，《二泉映月》就自然而然地由他心里流出来的即兴乐段汇聚而成。换句话说，《二泉映月》不是乘一时之兴“作”出来的，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阿炳的心里“流”出来的，是他心灵深处种种隐秘心绪的宣泄。
如果把阿炳创作的另一首二胡曲，《听松》，拿来与《二泉映月》相比，我们就会明显地感觉到，《听松》具有极其鲜明的音乐形象，它是为了表现一个具体的故事或者场面而创作的。据杨荫浏教授所记载的阿炳的话，在《听松》里，阿炳描写的是宋朝金兀术被岳飞打得走投无路，十分狼狈地跑到无锡惠泉山的脚下，躺在听松石上，心惊肉跳地倾听宋朝兵马的声音。当我们欣赏这样一首“作”出来的乐曲时，它那不容置疑的音乐形象会强迫我们跟着它的思绪走。然而，当聆听像《二泉映月》这样“流”出来的乐曲时，我们的心弦在和它共振，仿佛那是从我们自己心里流出来的声音。
然而理解是一回事儿，用自己的手上功夫把《二泉映月》的意境表现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俗话说，四十不学艺。我当时已是过了三十奔四十的人了，不管如何苦练，终无回天之力。年三十晚上，在上百食客面前，我操着不甚圆熟的法语，先解释了《二泉映月》的背景，然后从头到尾拉了一遍。饭厅里暖气奇足，人声鼎沸，杯觥交错。我只觉得头上冒汗，琴弦发粘，揉弦手痉挛，换把音不准，找不到一点点平时拉《二泉映月》的感觉。演奏到末尾，我忽然失去了判断音准的能力。任何一个音符，拉出来都不像那回事儿，尽管手指头明明按在该按的地方。这使我在那以后又有多年没再拉二胡，一直到１９９８年我从巴西回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二泉映月》在那饭馆被我糟蹋了一回，我心中那份惭愧，无言表达。想起当年在农村，我不会拉《二泉映月》，仍然凭一把二胡，一堆革命歌曲就能挣回许多工分。等我会拉《二泉映月》了，却搞得如此糟糕。莫非是《二泉映月》不能近铜臭？莫非真是像小泽征尔说的那样，《二泉映月》是要跪下来听的？
我在中国学拉二胡，没有师傅，甚至不曾有过比我拉得好的熟人或者朋友。当然，这不是说我当时拉得有多好，只表明我的运气不佳。这种情况，要等到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后，才突然改变。
我说过曾在巴西盘桓一年。我在那儿学了一点打乒乓球。回到比利时以后，就聚集了几个球友继续苦练。球友里就有一人会拉二胡，人称小虎，年龄小我两岁，来自浙江青田，原来在一家建筑公司当科员。他亲戚有个朋友在列日开餐馆，需要一名二厨，转弯抹角，不知怎么就找到了小虎。于是，小虎就来到了比利时，钻到厨房里，整日在油锅汤锅面前或炸或煮。小虎家里五口人，三个孩子，家务繁多可想而知。假如他那另一半还是位河东狮吼的话，那就更不能想象怎么还能有时间和心情拉二胡。我曾就此问过他。他说，时间每天总能挤出一点来，心情嘛，只要一拉二胡，就静下来了。我闻言大为敬佩，因为我与他正好相反，每拉二胡前，必得先有好心情，先静下心来，方才能拉得愉快。可是，人到中年后，我心里经常像是长了一堆荒草，乱糟糟的，难得静下心来，所以难得拉一次二胡。
这样，我和小虎在球友之外，又加了一层琴友的关系。我们在一起拉过《二泉映月》。我惊奇地发现，除了《二泉映月》，他还能拉所有我知道的二胡独奏曲，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些，而且大部分是不需要看谱的。小虎听了我拉的《二泉映月》后，告诉我，《二泉映月》的指法并不难，关键在弓法，拉长弓时，必要有强弱变化，才能出味道。其实，这在那本阿炳曲集里，是写着的，我一直没有注意，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注意。
我在比利时，还曾给一位已故老朋友拉过《二泉映月》。他名叫米劳士，捷克人，长我二十岁。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后，他逃离捷克来到列日，进入列日交响乐团任低音大提琴手，直到６５岁上患肺癌去世。他那次听完我的演奏后，对我说：“ＳＨＥＮＧ，这首曲子是好的，但你的琴定调太高，把我喉咙卡得发紧。”，说完，还用手作掐喉咙状。我把二胡的千斤往上移了几指高，再拉，他连声叫好。
说起来，我和他都是天涯沦落人。１９８９年柏林墙倒塌后，有次闲谈，我对他说，这下好了，他可以退休后回捷克定居，叶落归根。他说不，对捷克他已经觉得很陌生了，列日才是家。当时我不能理解。现在，他已故去，而我又多了１０年漂荡在外的经历，对他的话，理解日深。今日走笔至此，忆及米劳士，倍感心酸。
我后来想起，在阿炳曲集里，杨荫浏教授曾写到，阿炳的二胡内弦用老弦，外弦用中弦，定调比正常二胡低五度。为什么会这样，阿炳自己的解释是，“我本来什么弦都用，是无所谓的；有时在没有中弦的时候，我就用两根老弦。起初我改用粗弦，为的是细弦使不起劲，容易断，用粗弦，可以省一些。后来我渐渐觉得，粗弦非但更用得出力量，而且声音也比较浓厚好听，我便决定多用粗弦了。”
米劳士听我演奏《二泉映月》，距离阿炳说这话，已有四十年光阴。两人分属完全不同的音乐体系，然而对《二泉映月》要用低几度定弦的二胡来演奏，却是英雄所见略同。这是为什么？
我的解释是，《二泉映月》实际上是无标题音乐，因而是无国界的。它所表达的那些忧伤，愤懑，傲然和激昂等情绪变化，有音乐素养的人不需要知道乐曲的背景就能理解。米劳士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更不知道月冷泉清在中国文化里是什么意境，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听懂《二泉映月》。
这可以作为“二泉映月”只是一个贴上去的名字的佐证。甚至泉与月都不一定是当那些乐句从阿炳心中流出来时，阿炳在想的东西。据资料介绍，１９５０年，杨荫浏教授给阿炳演奏《二泉映月》录音时，曾问阿炳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阿炳说还没有名字。而在前面摘录的阿炳小传里，我们看到，阿炳是会作词的。如果他在作曲时，心里想的是泉与月，那么给曲子取一个和泉与月有关的名字，对他来说有什么难处？
贺绿汀曾说：“《二泉映月》这个风雅的名字，其实与他的音乐是矛盾的。与其说音乐描写了二泉映月的风景，不如说是深刻地抒发了瞎子阿炳自已的痛苦身世。”我对此深表赞同。不过，《二泉映月》的名字起得还是好，它可以帮助听众展开想象的翅膀。
说到外国人能听懂《二泉映月》，我最近还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例子。在山东济南，住着一位美国老人。五十年前作为战俘，从朝鲜来到中国，后来定居在济南。从电视的介绍看，那老人有个山东老伴，几双儿女，说一口山东话，喜欢吃饺子，但不会包。还喜欢听中国音乐。电视画面里，只见他颤巍巍地取出一盘磁带，放入一台很简陋的录音机内。悠然响起的乐声竟是那永远的《二泉映月》！随着如泣如诉的音乐，电视画面缓慢地推进，从侧方定格在这位美国老兵一撇灰白的眉毛上方，眉毛下面是一只深凹的眼睛，似乎正凝视着录音机里一圈一圈旋转着的磁带。老人在想什么呢？是１９４０年在南太平洋小岛服兵役的黄金时代？是朝鲜战场漫天的烽火硝烟？是在中国五十年生活的跌宕坎坷？
由这个美国老兵，我想到了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一辈子老是春风得意，那他死的时候，至少会有一个遗憾是要带去见上帝的，那就是他一辈子也没听懂《二泉映月》。所幸的是，大多数人至少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是要失意的。不过这没有什么，失意了，听听《二泉映月》，那失落的心就会被渐渐地抚平。王安石说昭君出塞是“人生失意无南北”。我觉得他把人生失意看得过于消极。假如他晚生一千年，因而能听到《二泉映月》的话，他对人生失意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态度。
能听懂《二泉映月》，其实是一种幸福。
让我引述一位网友的话来表达我对阿炳和《二泉映月》的崇敬之情：
死是什么？死就是听不见《二泉映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