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严刑峻法， 专制之基
严刑峻法， 专制之基
——从河南保姆偷手机被判10年说起
程宝林
2012年6月29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波多马托河边一处教学设施里，我在巨大的智能教屏（SmartBoard,似乎还没有正式中文名称）上，用电子笔写下了这样一行字：河南保姆手机窃案。
我简单讲述了案情，然后，请班上的美国同学，猜一猜这个保姆的法律结局。
当我再次在教屏上，写下“十年”这两个字时，全班同学一片哗然、愕然。“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这是据说比美国人权状况好五倍的中国的最新判例。
司法的灵魂，只有一个：公平。但是，自从1949年新朝鼎立以来，“公平”，在新华字典里或许可以找到，在国人的心里，尤其，在统治者的心里，是根本找不到的。
当今中国的治者，用了60多年的时间，来摧毁中华民族文化中，原生状态的对于公平社会的渴望。日积月累，民众对于不公平，已经习惯成自然；对于公平，恰恰漠然于心，不存奢望了。
1949年前后数年，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将地主的土地剥夺，而且，将地主杀死，许多地方甚至发生活埋惨剧。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是亘古未有的以革命名义进行的抢劫。这不公平！
1956年，将私营企业“公司合营”，上海的资本家，纷纷跳楼抗议，被市长陈毅笑称“伞兵”。中国至今没有一个在国际上响当当的工业品牌和企业，祸根就在那时种下。这不公平！
1954年，胡风写了一封谈建国以后文艺的28万言长信，给当时的中国至尊第一人。随之而来的是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数千人被株连，90多人被逼自杀。胡风1980年出狱时，已经成为废人。这公平吗？
1957年，先是诱骗知识分子提意见，然后翻脸，将55万中国最稀罕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最近有人拍摄了故事片《夹边沟》，2千多甘肃饿死的右派，只是其中的缩影。而当年，国际上有多少国家主动提出援助遭到拒绝，中国又有多少粮食用于援外和酿造茅台美酒！这公平吗？
专制之荼毒生灵，其罪其恶，罄竹难书。
就说近年来的几件轰动案例吧：
2003年，湖北大学生孙志刚，仅仅因为没有带“三证”，就在广州看守所里，被活活打死。此后，派出所或看守所的死法，一再翻新，令人瞠目结舌。
2007年，青年许霆，因为自动取款机故障，出于贪念，取款17万多元，被判无期徒刑。如果不是网络舆论，他绝不会被改判5年。
2009年，浙江女士吴英，因集资办企业，有三亿资金无法偿还，被一审二审判处死刑。如果不是舆论哗然，她在最高法院终审时，也不会改判死缓。
河南保姆，因为雇主恶意欠薪，将其手机藏起，以此作为要挟，要对方付薪。行为固然违法，却算不上是多么严重的罪行，手机找到后，公安机关给予训诫，最多行政拘留15日即可。手机再贵，也只是“物”而已，何况，她怎么知道那是部昂贵手机？而法律天平的另一端，却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公民，偷了另一个中国公民的一部手机，就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那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中国，一个公民的一生的“自由”，只相当于6部手机。物贵而命贱，罪轻而罚重，这样的国家，要我去爱，实在也难。
孔子说，苛政猛如虎。何谓苛政？税多而刑重，民命草芥之谓也。
在中国，最为可叹可悲的是，为专制所害，在专制社会中获益最微的群体，恰恰是最为专制制度辩护的。 可以武断地说，凡是对毛仍怀尊崇敬畏之心的国人，无不是推崇“乱世用重典”，盛世也用重典的糊涂人。他们不会想到，重刑之下，斧钺所向，自己也有可能无端遭殃。
我坚决主张：执法须严，量刑宜宽。
所谓执法须严，就是，再微小的触犯法律，都要被追究。久而久之，法治观念才能进入中国人的血液和灵魂，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在美国，哪怕再微小的违法行为，都不敢去碰。我曾不止一次，接到政府的公务信件。信封上印有一行小字：因私使用，罚款300美元。
所谓量刑宜宽，就是：在量刑的许可尺度内，尽量取最轻的一端，而不是所谓的“从重从快”。对于侵财犯罪，尤其是非暴力侵财犯罪，更应如此。否则，群众当街打死小偷的恶性事件，就会禁而不止。
河南保姆张芸，藏了雇主的一部6万元手机，被判十年徒刑；重庆网友方洪（方竹笋）， 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讽刺薄熙来的文字，被判一年劳教。
民众称善，专制制度，则可苟延残喘百年。
2012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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