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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被援引与被论及

程宝林

#1 [转载] 被援引与被论及

前言：

一个写作者文字的影响力，有很多衡量标准，其中一条就是，被其他人的文章援引和论及的频率。今日检索新浪博客，找到了数十篇博客文字，其中都或援引或论及我的文字，有的长篇论文，仅有一句。但一句也是值得欣慰的。比如下面这篇，写中国百年诗歌，我被提及一句，在第7节最后一段。

我将陆续贴出这些博文，算是自己给自己喝彩。哎，在美国写中文，就得自己给自己喝彩。程宝林

桂兴华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axinggui
论中国诗歌主流百年回眸
               （节选建国后部分）

                                    刘仲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国大陆江山易主。胡适一干人跟着蒋先生去了台湾，而绝大多数诗人跟着共产党的大部队扭着秧歌进了城。作为新政权里难得的文化人才，他们有的干起了报刊编辑，有的当上了政府要员。官阶在县团级的不再少数，地师级、省军级、国家领导人级也不乏其人。现在人民已翻身解放，不再需要关注和同情，歌唱领袖、歌唱党、歌唱人民军队、歌唱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歌唱祖国大好河山和悠久历史、歌唱民族团结中苏友谊、回顾光辉历程……就成了诗人们行政工作以外的使命。
交出思想武装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图解领袖意志了。和平环境下的诗歌技巧普遍提高是很自然的事。但郭沫若们的激情绝对是强行挤出来的。献媚和追波逐流开始成为中国诗界的要务。除了用古体诗词同领袖唱和、在建党建军建国等重大节日歌功颂德，苍白浅俗的《武汉长江大桥》、赞美大跃进“你为什么开得这样又多又快又省又好”的《百花诗》，和“天上没有玉皇，海里没有龙王”这样的《大跃进民歌》，以及李季等人站在三门峡讴歌“三面红旗”的诗篇，是功利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母亲》、《让我变成一条金鱼》、《鹰》和维吾尔族诗人铁衣甫江•艾里耶夫的《柔巴依》，是翻身奴隶的情歌；徐迟的《小镇》、《北海大桥》，唐大同的《嘉陵江组歌》，魏巍的《橄榄树》是时代旋律中最悦耳的音符。
贺敬之的《回延安》上了中学语文教科书，《雷锋之歌》也红极一时。“何时来呵，何时来？……/——盘古生我新一代！举红旗，天地开，史书万卷脚下踩。/大笔大字写新篇，/社会主义——我们来……”他在《三门峡——梳妆台》里的咏叹式豪言壮语，是1950年后中国浮夸新诗的主要调式。
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是革命战士的抒情诗，影响了整整一代诗风：“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秆粗粒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到，共产主义就肯定要在下一代实现……”令人惊叹的是这首诗是写于大饥荒后的1962年。不直面现实的残酷，只在理想的天空翱翔，这是那个时代的诗人最显著的特征。
也有蔡其矫《夜泊》、《双虹》这样的艺术品。新时代之初，诗人告别了疾风暴雨，在风和日丽下开始了对美的追求：“云和水的居所，/天半的湖。/一面宝镜照耀在巅顶，/垂下白色的流苏/飘飞在悬崖上。那山头，/峭壁与流霞相接，/薄雾在寂静中来往，/岚气映绿光，/波涛在树梢飞扬……”（《九里湖瀑布》）俨然是中国的济慈。可惜彼时中国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师成长，使优美成为中国诗歌主流。
运动来了，诗歌创作迎来了高潮。先是“马铁钉”们在“反右”中用检举信和讽刺诗对胡风、艾青、绿原等声名显赫的“右派”大打出手，让曹丕“文人相轻”的魔咒在1000多年后显灵；后是大跃进中一大群积极分子高唱“万斤田里放卫星”、“公社食堂一枝花”，加速“黄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蔓延，把诗歌误国的悲剧演到了极致。
邵子南早就改行写小说，当上了西南文联主席。他极力主张在注重革命性的同时保留人性。昔日战友的构陷，使他带着“内定右派”的帽子抑郁而死。
流沙河本是“紧跟形势服务中心”的诗界新星，《电车上的小姑娘》、《火柴》为他带来诗名。他歌唱大跃进、警告帝国主义分子艾登很有激情和魄力。但几段摹仿泰戈尔的短诗改变了他的命运：“没有奴颜媚骨，浑身长满刺”的《仙人掌》为他招来一顶“右派”帽子。他的遭遇很有典型性。
这十年里，萧三柯仲平田汉等离开诗坛进了政坛；柯岗等忙于教书育人；一些人改写小说、报告文学或随笔散文；胡风艾青等“右派”沉默了。郭沫若、臧克家、郭小川、何其芳、李季、贺敬之、芦荻、金近、戈壁舟、张志民、管桦、楼适夷、袁可嘉、袁鹰等坚持写诗的人，在制造宣传品的时候尽可能保持诗的味道。郭沫若的《滇池圆舞曲》、郭小川的《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水手》、张志民的《祖国颂》值得一读。但不讲政治挂帅的艺术诗歌乏善可陈。
20世纪60年代初，带镣铐的缪斯跳着艰难的舞蹈。一大批紧随船桅的海鸥是浪涛上的主角。但他们只属于航船，不属于大海，歌喉是为变幻莫测的气候而唱。视野广阔的李瑛《想起一条古老的河》，着手《为祖国，写爱情》；雁翼的叙事诗《紫燕传》后来在文革中拍成了电影《黄河少年》；梁上泉歌颂用生命保护“红军万岁”标语的老石匠的叙事诗《红云崖》，被改变成歌剧搬上了舞台；顾工《我站在大渡河的铁索桥上》是英雄抒情诗； “森林怀抱着一个月亮” 的佳句让傅仇有了“森林诗人”的称号；戈壁舟的《沙木坦和阿拉旦》有西部情调；张志民的《擂台》和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把时代号角吹响。这个时期，马拉沁夫、高缨、鲁堆格桑、莎红、阿拉坦沙、饶阶巴桑、铁衣甫江•艾里耶夫、康浪甩等少数民族诗人难能可贵：在时代赞歌中，他们始终用真实的感情守护着本民族的缪斯，让中国新诗自然纯净的美丽得以存留。
成就最高的是年轻的闻捷。《吐鲁番情歌》、《猎人》以及《天山牧歌》令洛阳纸贵，是他在火红的年代里最优雅的抒情。《复仇的火焰》则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长诗。语言精美，韵律悠扬，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充满异域风情而引人入胜。看看这样的美句：“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我打马走过苏干湖滨……”我们惋惜时代给他带来的局限，更诅咒极左暴政对他生命的戕害。天才因观念的束缚而没能成为不朽，这是中国新诗最大的遗憾。

五
文化大革命，史称“十年浩劫。”在这期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有杀气腾腾的造反诗、揭露隐私的讽刺诗，还有攻击对立派的派诗。那些曾把胡风、艾青、绿原们拉下诗坛的人，现在成了“群众专政”铁扫帚下的垃圾。很多诗人被打倒了，害死了，或关进了牛棚样的“五七干校”。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标语口号“歌德派”活了下来。批林批孔，梁上泉写“孔家店连着林家铺子，/林家铺子连着孔家店，/两个时代，一对骗子，/两个骗子，一副心肝”；批邓反右，郭沫若写“翻案不得人心，打倒邓小平”；在“五七干校”，郭小川为表明心迹写《团泊洼的秋天》……
《人民日报》曾先后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张咏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以及用集体名义创作的梯坎式抒情长诗《理想之歌》。彼时万马齐喑，沉默的是大多数，充斥媒体的是极左高调。
《西沙之战》报告的是1974年对越海战;《理想之歌》抒发的是下乡知青的豪情壮志。在诗中，真实被掩盖了；人性被阉割了；“善”被阶级斗争替代了。极左的“三突出（在作品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创作原则”加上华丽的辞藻，使诗里的英雄人物只是极左的假大空幽灵。
《红花满山》、《枣林村集》、《李瑛的诗》是李瑛在这个时期的三部诗集。语言精美、手法新颖、生活气息浓郁，若不计时代局限，这两部诗集应是当时中国新诗的最高成就。其中“我轻轻拍着大山的背：/大地呵，若尽是山低水缓/这江山又还叫什么威严！”这样的佳句很是难得。
王群生的长诗《士兵之歌》、铁道兵诗人宋绍明的诗集《大地飞彩虹》以及佚名歌颂内蒙插队知青的组诗《张勇之歌》也颇有特色。其中宋绍明的诗与中国古典诗词对接，长短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极具时代特征。但本来中国古典诗词就不利于状物，融入新诗后更致形象单薄，这种风行一时的诗离标语口号最近。
牛棚里的孙静轩每天只能读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成了长诗《72天》的灵感源泉和资料。这是伏在蚊帐里写下的不会惹祸的作品，稿纸满是煤油气味。巴黎公社委员路易斯和瓦尔连是长诗故事的主角，深受迫害的诗人没能摆脱极左时空带来的种种制约和影响，甚至在思维和语言表达上也不能幸免。
通观文革诗歌，抒情主体没有血肉和个性，只是抽象的“无产阶级”代表。“革命路线”和领袖的神性至高无上，领袖的颂歌唱不尽，忠诚他的决心表不尽。时事政治宣传是基本任务，“民族风格”是领袖倡导的风格。一切都政治化了，空气中弥漫着辣椒面，大喊大叫成了最好的抒情方式。从这一首歌你就能感受到时代的痉挛程度和彼时的诗风文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丙辰清明，天安门成了花圈和的海洋。到处朗诵着泪水湿透的诗篇。一个深受爱戴的政治人物去了，让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中国人感到悲伤和绝望。而政治小丑们又磨刀霍霍，让泪水燃烧起愤怒的火焰。于是大家都来写诗，大家都来朗诵，不为展示诗才，只为发出心底的呐喊。“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离艺术相去甚远，但“童怀周”带火药味的诗句成了改天换地的谶言。难怪有诗评家说，《天安门诗抄》是文革中难得的真正意义上的诗。

   六
“反革命”诗歌作者被抓了，不久又放了。而抓他们的人很快进了牢房：因为一个叫做“四人帮”的政治集团倒台了。“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作为新的神成了歌颂对象。对“四人帮”有杀子之恨的郭沫若很快写出了《东风第一枝》。《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标准的口号诗。但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水调歌头•揪出四人帮》里生造的“文痞”这个名词，还有最后两句：“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诗刊》复刊了，《星星》复刊了，那些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牛鬼蛇神”从“牛棚”归来了。臧克家、管桦、严阵、严文井、郭小川、张志民、流沙河、戴安常、绿原、李季、何其芳、顾工、戈壁舟、张大成、邵燕祥、周良沛、贺敬之、楼适夷……然后是胡风和艾青。对“四人帮”怎样咒骂都不解恨；对华主席怎样歌颂都不过分。还有“抓刚治国”；还有“四个现代化”……诗人们的活儿多着呢。
尽管年龄不算太老，但劫后余生的胡风已是风烛残年。他对自己的缪斯依依不舍，却不得不把最大的精力用于同死神的抗争。加入欢庆“第二次解放”的大合唱后不久，他就油干灯尽，为自己和中国新诗留下一大堆遗憾。
李季是《诗刊》主编，更是党的赤子。多少年里，他是在油田体验生活。《石油大哥》、《石油树》是他留给时代的诗歌木版画——他始终没能找到超临政治功能的有着美丽歌喉的缪斯。
孙静轩的《沉船》传诵一时。二次解放了。控诉和反思是理所当然的主题。诗人率真的个性在深刻的哲理中光焰灼灼，令诗歌形象异常丰满。
年轻的军旅诗人叶文福，一首《将军啊，你不能这样做》开启了以诗歌干预生活，呼吁在军内反腐的先河。成功后他的缪斯被政治所绑架，功利倾向日趋严重。后来他轻车熟路，写出《将军，你洗一洗吧》给自己找来麻烦，并因从事政治卷入学潮沉寂多年。
军旅诗人白桦二次解放后文思泉涌，写了充满激情的小说体诗歌《妈妈哟，妈妈》，影响广泛。不久，控诉文革的电影剧本《苦恋》被政治高层点名批判。“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的命题严重犯忌。在“清楚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台风的高压下，白桦满怀怨气地在媒体上作了《我们正走过弯路》的检讨。
1979年，艾青以《归来的歌》开始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二春。这距他1957年打成右派前发表最后一首诗《致广岛》已整整22年。有人怀疑他是否还是缪斯的情人，最权威的《人民日报》先后刊发的《光的赞歌》和《古罗马斗技场》让大家奔走相告：“艾青回来了！”毫无疑问，他是诗界领袖。但他不再关注“大堰河”，只把惊叹献给《小泽征尔》、《乌兰诺娃》、梦幻精灵一样的《自由体操》、《平衡木》、《跳水》和《花样滑冰》。他整理了自己的《诗论》，强调“说真话”，强调“形象思维和艺术魅力”。但没能解决诗本质问题，指明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当“异化论”甚嚣尘上之时，他站出来说话，称：“社会主义不会异化”……历史没有为哲人的局限停下脚步，即便这位哲人是四品大员。
彼时贺敬之已是中宣部副部长。缪斯却找上了他的夫人：柯岩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在一大堆包括郭小川《痛悼敬爱的周总理》在内的诗篇中熠熠闪光。李瑛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和雷抒雁《献给三月的花束》也是泪水凝成的珍珠。蔡其矫用《海的歌》宣告艺术诗人的归来；戈壁舟说《我欲拔剑砍地歌一曲》！
张大成的《枯叶蝶》和戴安常的《流云》，是雨后春光下艳丽的花朵。
流沙河平反后感激涕零，先写了快板诗一样的《梅花恋》缅怀朱德，后又写《草木新篇》《草木余篇》再展当年风采。《北京正义路一号》是他挤在愤怒的人群中，向被牵出来游街示众的罪犯扔出的烂菜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真正的诗人生涯是在脱离苦海以后。向党倾诉衷情的《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是他毕生的代表作。后来他以学者的身份到处传授诗教。当右派期间学的英语和《易经》十分有用。他是用卦象解释形象思维和审美联想，解释埃兹拉•庞德，为新兴的朦胧诗派创造理论依据。
复出的木斧在《影》里显示了胜利者的幽默：“太阳照在我的头/把影子掷在脚下/当时我正青春年少/可是她说：/生得又短又矮/前途必定是夭亡！/太阳照着我的胸/把影子拖在身后/这时我已年近衰老/可是她说：/体态修长，苗条/福寿正在增长！/让她嚷嚷去吧/太阳落坡了/我还得往前赶路/待到街灯亮了/鬼知道/我的身影又是个啥样！”
周良沛写了《夜遇》，从这样的诗行里可以见出文革的罪孽和诗人劫后余生的感受：“他是早已听过我的死讯，/看我，他是从头望到脚心；/‘你还活着？’眼光里尽是疑问，/看我，他是怀疑见到幽灵。/那根捆索早就该把我勒死，/棍棒如刀，敲得我鲜血淋淋；/留了这口气，并不算活着，镣铐早已锁死我的青春……”
被割断喉管枪毙的政治犯张志新平反昭雪了，中国诗坛反思批判之风劲吹。思想火花复燃，希望之花在阳光下绽放。彼时民主自由思潮还在国门外涌动，对极左法西斯专制的控诉却是诉诸心灵。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骆耕野的《我不满》、杨牧的《我是青年》是诗歌里的“伤痕文学”，直面过去而不消沉，大胆之余不越雷池。
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虽然不再要求遵循“三突出原则”，“二为方向”却是底线。抒情主体可以自由思想，小布尔乔亚情趣的帽子却令人心有余悸。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展开，开放的尺度越来越大。一时间，各种外来思潮破门而入：忽略人的本质和基本价值的斯大林及毛式马克思主义堤坝，根本抵挡不住。乔治•卢卡奇的“民主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伯特兰•罗素—哈耶克—胡适的自由主义；海德格尔—让•保尔•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弗里德里希•尼采—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以及佛洛依德—荣格的精神分析法……泥沙俱下，却是急于挣脱桎捁的幼稚心灵的甘露。这时年轻人找到了自我却发现失去了机会，他们痛苦地喊道：《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老年人总是比年轻人慢半拍。欧罗巴汹涌的浪潮拍着打国门，暗流开始涌动，诗坛却仍是麻木沉闷。尽管何其芳、艾青、周良沛、冯至、流沙河等人的诗歌教育，引导万千人爱上了缪斯。但老师们一直没能完善自己的诗歌美学理论：摆不脱“载道”的责任；摆不脱阶级立场；摆不脱狭隘的民族意识；找不到发展方向，自我雷同，鲜有创新突破。不客气地说，他们自己的巅峰是在辉煌的3、40年代。而时下中国新诗的水平是停留在平庸的60年代。二次解放后，一些当编辑的老头子们觉得自己话还没说够，报刊仍是必须坚守的阵地。他们用自己残缺的美学观和技巧去衡量、要求、压制年轻人。即便发表年轻人的作品，也要按自己的趣味改得面目全非。如有得意门生，那也是永远超不过老师的翻版庸才。在他们这不是私心，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1949年前过来的中国诗人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学者化；一种是机关化——都是脱离草根，不再有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诗的灵魂。诗人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中断了。
为什么不能产生大诗人？看一看有谁像屈原、李白、杜甫、但丁、拜伦、普希金、谢甫琴科、密茨凯维支那样，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整个儿地投入炼狱，再通过抒发自己作为时代感情关注中心的生命体验，集中、持续、形象而充满激情地充当良心良知展现生活之美，并从中观照人类不可战胜的本质力量？有谁像仓央嘉措那样，始终以一颗童心来感受自然和人生，从而以自然的歌喉唱出天籁之声？
没有，真的没有。对现实政治的过度介入和依赖，使诗人没有在哲学上超越政治领袖的可能；没有在感情上接近终极关怀的可能。功利化观念化的缪斯绝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展翅飞翔。穆旦离普希金最近，冯至离歌德最近。可现实的羁跘使他们远离奥林帕斯山之巅。
50后、60后的年轻人开始不服老前辈诗人。在他们眼里，这些前辈已经由藐视世界、俯瞰人生的凤凰，变为在政治风暴中褪去羽毛的谨小慎微、听命于威权的乌鸦。个人价值的发现，使宣传品和制造宣传品的方法彻底失去了市场。现在年轻人不说“钥匙丢了”。现在年轻人要拯救中国的诗歌，要拯救中国！

七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诗歌来到了拐点。老诗人顾工突然在媒体上发飙，说他对儿子顾城的离经叛道感到“愤怒。”他“愤怒”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海滩上写一些深奥难懂的诗句，现在更是违反传统，走了一条陌生的路。而且，他还将这些与众不同的富于象征暗示意味的诗歌公诸于众。
于是，诗界大讨论开始了，有人视为洪水猛兽，骂狗屁不通；有人呼吁宽容，希望百花齐放。诗评家谢冕一篇题为《烈火中涅槃的凤凰》的评论，令中国诗坛发生八级地震。千年的诗歌美学被颠覆了；诗歌的“载道”任务被取消了；缪斯现代化了；抒情主体个性化、神秘化、神圣化了。历史文化是灰烬，全新的价值观和表述方式是“凤凰”。人们从此知道了顾城、海子、北岛、舒婷，知道了朦胧派诗歌。
这是一次成功的策划包装；这是一群横空出世的叛逆者。大有当年马雅可夫斯基“把荷马从历史甲板上拍下去”的气概。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些惯于在笼子里歌唱自由、寻觅优美的老头子们，本来就在残缺的社会美学观里迷失了自我，脆弱的信仰摇摇欲坠，现在犹如见了真大圣的六耳猕猴，只有自惭形秽，低下头来为诗坛的新主人让道。他们要么在无力地抵抗一阵后再次沉默，要么脱胎换骨跟着年轻人的感觉走。而且，他们还不愿意让人看出自己不懂这些“天书”，纷纷将耀武扬威的异教徒请上自己把持的报刊。主持《星星》诗刊的叶延滨在发现《现代九歌》不合时宜后，对诗歌失去了信心；卓有成就的杨牧也违心地追波逐流，写下了自己也难解其意的《孤寂一九一0》和《戏为六绝句》。这给人们一个错觉：似乎晦涩难懂才是诗的本质，顾城们才是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
这时台湾、香港的诗歌也被介绍进来。思乡的余光中们让我们感到了诗歌中久违了的人道力量。《乡愁》进入语文教科书实至名归；蓝海文的《苹果树》为香港洗去了“文化沙漠”的恶名。罗门的《太平洋之门》和瘂弦抽屉里那38个“黑的白的”却深奥得超过马里亚纳海沟。
其实新潮诗里还是有一些可读而且不错的作品。如舒婷的《神女峰》和《致橡树》、海子的《麦地》、北岛的《日子》等等。
以《绿风》诗刊为平台的昌耀刮起一股西北风。《河西走廊古意》、《在敦煌名胜地听驼铃寻唐梦》、《雪。土博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是其代表作。济慈式的状物、聂鲁达式的抒情加上丰富的西部元素，使诗歌成了散逸着牛粪、奶香、羊肉味的风情画：“……一个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和她的瘦丈夫、他的三个孩子/同声和唱着一首古歌：/——咕得尔咕，拉风匣，/锅里煮了个羊肋巴……”可惜昌耀诗歌中宝石不少，像这样的长翅膀的诗句却是不多。
傅天琳、席慕容是两位颇有影响力的女诗人。她们风格不同，一个是用细腻的笔触状物，赞美母爱；一个是把繁复的意象融入意识流，歌唱爱情。她们都选择了舍弃韵律，让缪斯尽可能舒服地呆在散文躯壳中。
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新潮诗歌群体迅速膨胀。对政治美学的反拨矫枉过正，导致个人主义走向极端。在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旗帜下，各式各样的先锋前卫派如雨后蘑菇般冒了出来。诗歌越来越脱离社会靠近玄学；诗歌语言越来越突破规则趋于含混；诗歌意象越来越凌乱；诗歌题材越来越以自我为圆心缩小；诗歌文体越来越靠近散文。
拜日益强势的媒体所赐，蔑视责任和崇高的新朝诗歌成了中国新诗主流；巴纳斯山上群星腾空而起——他们觉得自己不仅是新星，还是宙斯，是万能的神。他们居高临下，不食人间烟火，不管人间俗事。即便是自己的企业破产、自己下岗、乡下的父母在贫困中呻吟，他们也不为所动，只是在诗里一味地内窥，自我放大又自我玩味。成天念念有词，以营造支离破碎的意象为本事，写一些不是象征就是暗示的词句，再以种种狂谬之举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令“诗人”的称号在世人眼中有了“疯子”的含义。
很快，激情消散了，才情枯竭了，经过几年的搜刮枯肠，乱得不能再乱的汉语文字已磨损得无法组装。然后是自我雷同和相互雷同，各种旗号下的流派已经大同小异。无法叙事，无法与人交流，既不被生活所影响，又不影响生活。下一步，是该走反艺术的路数了。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界。尽管有公刘在《黑色新闻》里为英雄招魂，有屠岸的《手》向新生活召唤；有程宝林盛满历史波涛的《瓦罐》揭示真理，有冯至《剪彩》对奢侈腐败的针砭；有邵燕祥《愤怒的蟋蟀》因愤怒而唱的歌，有吉狄马加充满民族自豪的《猎人的世界》；有曹纪祖风趣而深沉的《李白》、孙建军包含真理和激情的诗教……西方颓废主义文学的余波仍无情地荡涤着屈原李白的国度。

   八
1989年春夏之交，方励之吾尔开希们鼓动学生们上街“反官倒”，然后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不是“动乱”而是爱国行动。诉求是模糊的，而且一直在升级。后来变成了要求某些重要政治人物下台的“民主运动。”绝食静坐开始了，天安门广场成了帐篷的海洋。北岛、海子、顾城这些新潮诗歌旗手，没有一个为绝食中的学生们写诗，更不说去为他们朗诵。他们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不出。学生们仰慕他们张扬自由的个性和显赫的诗名，但他们的诗是超时空的神的语言，不能和现实对接。他们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命运来搞“行为艺术”：直接参与政治动乱，并以此来显示自己从文化到政治都是叛逆。然后，他们扔下被清场的学生，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逃到了国外。寄人篱下的日子是难受的。美国法国的大学讲堂不适合中国颓废诗人久呆。讲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太差。讲西方文学？班门弄斧。最惨的是顾城，语言交流困难，又囊中羞涩，最后去新西兰的一个小岛养鸡糊口。先还有浪漫考量，后来被贫穷、孤独、寂寞逼得疯狂，用斧头砍死妻子后上吊自杀——顾工谢冕应该反思：他们在顾城的悲剧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海子的死法是卧轨：让火车从身上轧过。竟然有评论家赞美这血淋淋的悲剧是“形而上死”——不久前他们用类似的方法消费过可怜的顾城。媒体上没有人认真反思新潮诗人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顾城海子们是受害者：他们的价值观和艺术理想来自于文学艺术处于低潮的西方，与中国的“当下”格格不入。他们受盛名之累，总想改造社会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而且日渐边缘化；总是以神或先知自居却被魔鬼拉下深渊。他们寻找美和真理，没想到引进的是在西方日渐没落的颓废文化。他们根本没想到自己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没想过自己如何在现实社会中生存，如何让诗歌在现实社会中生长，为人类服务……因此，在痛苦地发现自己的无能后，无奈、孤独、绝望和随之而来的死亡找上了他们。
乌烟瘴气中，张新泉的《鸟落民间》坚守着诗国的神圣。他铁匠的诗句是精工锻打而成，洗练中透出豪迈的智慧。诗歌形象因激情而丰满，生命被哲人升华，自然因思想的照耀而生辉。不管是《那只蜻蜓》还是《好刀》，都是这个时期诗歌的标杆。有如一座门前的高山，让一心走捷径的人心里发堵。诗界这样的声音大了起来：“只有读得懂的诗才是好诗！”
朦胧诗走到了尽头。诗评家吕进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通俗浅白的汪国真。这是用温吞水替代劣质酒，在受到一阵中学生追捧后，很快令全中国的人对诗歌反胃，让已走向没落的先锋前卫诗派觉得有了反弹的理由。于是诗评家邹建军写出了《大中华诗学》，主要以海外华文诗歌为评论对象，千方百计给先锋前卫诗歌找生存理由。这种理论有包容性。但终极范本是容不下荷马拜伦的波德莱尔和李金发，不可能让病态的缪斯回到真善美的世界；广东诗评家谢有顺利用南方平面媒体平台，与已有名气的于坚等人合作，相互取暖，相得益彰；把顾城海子们送上不归路的“朦胧派教父”谢冕也不甘寂寞，最近重现江湖再卖狗皮膏药，为颓废文学寻找新的祭品……
这些诗评家都来自大学讲台，人称“学院派。”其最大特点是：创作经验几乎为0，美学修为不够，社会责任缺失。请看他们主要的诗歌教育成果：
1  以海子、翟永明、骆一禾、于坚、伊沙、戈麦、西川等人为代表的象牙塔里的“大学生诗派”。2  以李亚伟、万夏、胡东、马松等自封的“垮掉的一代”为主力，以摧毁优美，解构崇高为目的的放荡不羁的“莽汉主义派”。3  以石光华、宋渠、宋炜、杨远宏为主的鼓吹超越具体生命形态和人类现存生存状态的“整体主义派”。4  孟浪、王寅、刘漫刘、陈东东等人成立的反技巧的暗示孤独的“海上诗派”。5  由京不特、默默发起的以撒娇来进行“温柔的反抗”的“撒娇派”。6  以周伦佑、蓝马、杨黎为首的强调语言还原、致力于语言符号的前文化探索、否定语言符号的文化含义和诗歌意义的“非非主义派”。7  以海子、骆一禾、戈麦为代表的追寻“宇宙真理”的“神性写作派”。8  “反文化霸权和文化专制”的超越集团及对立的写作立场的大杂烩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派”。9  由沈浩波、尹丽川、李红旗、南人、朵渔、巫昂、盛兴、李师江等人发起组成的，主张形而下、以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为宗旨的，强调“身体性”的用下半身写作的， “下半身写作派”。10  由祈国、飞沙、远村、牧野、张小云成立的，把正常看做荒诞、否认事物美丑属性、反理性的“荒诞主义派”。11  天乐、蓝野、于贞志、周公度、王珍、宋尾、疼痛等人组成的崇尚诗歌乌托邦主义的“灵性派”。12  皮旦创造的主张还原、向下、非灵、非肉、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的“垃圾派”。还有用讨口叫花来吸引眼球的曾德旷们……
够了！颓废文化的滥觞，走火入魔的悲剧，中国新诗的发展之痛！那些读不懂只通神的文字没有必要在此研讨。淡水河里的鱼在咸水湖里游，外来的紫茎泽兰覆盖了茉莉花的世界——让我们从泥淖里捞起我们的诗神，以《诗经》、荷马为起点，经屈原、李白、杜甫、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华兹华斯、拜伦、济慈、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海涅、裴多菲、密茨凯维支、惠特曼、聂鲁达作直线延长——赶路吧。

2012-2-9 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