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转载] 阿朵：打破这吃人的宴席——读刘再复《双典批判》
阿朵：打破这吃人的宴席——读刘再复《双典批判》
文/阿朵
2010年08月08日，星期日
一
1919年，鲁迅先生借《狂人日记》发出了“打破这吃人的宴席”，“救救孩子”的呐喊。
九十年后，刘再复先生以他的《双典批判》继续并无声地回应着鲁迅“打破这吃人宴席”的呐喊。
鲁迅先生笔下“吃人”的说法，多少年来我只当一夸张的隐喻，即便是读了《二十四孝图》，意识到封建礼教不仅致人（尤其儿童）没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也的确足以让人有性命之虞，却依然并没把“救救孩子”很放在心上。
然而今天，读着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我胸腔中却汹涌着一一一股焦灼的力量，忍不住想对整个社会，尤其教育界发出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救救孩子！
——透过《双典批判》，我惊耸地看到，在《水浒》和《三国》中，“吃人”不再是隐喻，而是赤裸裸血淋淋的事实。
如果这只是小说中偶然的事件或情节，我们可以只当杜撰并大可不必放在心上，但在《双典》中，吃人者拿人肉当动物肉来吃，吃得心安理得，——《三国》中刘安杀妻款待刘备，曹操知道后大加赞赏并派人“以金百两赐之”，《水浒》中张青孙二娘公然开人肉包子铺，且自觉“好汉”很“英雄”；双典中拿杀人更是当儿戏，敢杀、杀得越多越被当成英雄膜拜与礼赞，水浒作者施耐庵简直拿杀人当有趣，读者（评者金圣叹）更是看球赛般一路欢呼，——《水浒》中武松血洗鸳鸯楼，杀了包括马夫丫鬟无辜者在内十五人，理直气壮地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武松也”，金圣叹对此赞叹不已，拉拉队看到进球一样兴奋，一路喊着“一个，两个。。。。。。十五个”，直将武松奉为天人。李逵更是奢杀，那次因滥杀无度没被记功，自己笑言“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痛快”，一句“杀得痛快”，竟获李卓吾批语“妙人，妙人，真是活佛转世”。
作者对暴力的崇尚已近病态，其对读者的影响又很大，就以上两位评者的态度可想见广大读者从中可能受到的影响，对待生命和杀人可能有的态度，——鲁迅一向厌恶中国人喜欢围观杀头，“这喜欢”却是由来已久。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双典》广大的读者群，正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三国》《水浒》被列为初中必读书目，——他们尚未形成独立的判断，接受和模仿能力极强。鲁迅说，因为有坏种子坏根子所以长出坏苗子，而《水浒》无疑为坏种子坏根子提供了茁壮成长的坏土壤，这些坏苗子长成后必将戕害好苗子，而况，这坏土壤又有足够的能力，将好根好苗也变坏。
这正是我在鲁迅的呐喊中无动于衷，在刘再复无声的呐喊里却心潮澎湃的原因。鲁迅的呐喊，为还人（妇女儿童）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已拥有了这些的我自然没有更深的共鸣与理解；而在刘再复对双典的批判中，我却清楚地看到这吃人的宴席从东汉一直排到了现在，而且正在一代代地排下去，文化上的影响在今天已经开始变成行动，烂种子烂根子已经长成了烂苗子结出了烂果子。
——是的，我又想起了前段时间中国大地上此起彼伏的杀婴案，杀法官杀警察案了。
最初的发案者，据说都是因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对社会不满，因而报复。然而并不是对着那某一个仇家以牙还牙，却是对着广大的无辜群体，举起了屠刀或扣动了扳机。
在我们还没来得及走出悲伤，还没来得及想明白他们何以对那么多无辜者尤其是那么多可爱的孩子下得了毒手，前一举却似吹响了起义的号角，若干地方纷纷出现了响应，出现了效仿的行动。
他们真的都对社会那么仇视？未见得。他们也不见得那么轻率地愿意一身试法，以生命为代价来给社会造成混乱与恐慌。他们中更多的人，恐怕就如《水浒》中人一样，在享受杀人的乐趣吧。明知必死，但觉能以多人的命换自己一条命死也值了，这不正是《水浒》“英雄”所传达的信念吗？
我又想起了李逵，想起了这个恶魔般的地狱杀手。
为了将朱逼上梁山，断他后路，李逵将四岁的小衙内杀死（朱被刺配沧州，州府收留他，四岁的孩子也喜欢跟他玩）。一个全然无知与此毫无关系的小孩子，竟被李逵一斧将头“劈成两半个”，何其凶残！
刘先生将其评价为“忍人”，——还没完成人的进化的人，而在我看来这个评价实在太过客气，李逵根本就是兽，甚而比兽更凶残更无耻。
——那日路过四柳村，在狄公家留住，吃饱喝足后到狄公女儿屋里帮助捉鬼，进门却见一男一女搂在一起，李逵竟然当下大怒，砍了两个人的头，把尸体拖到一块，口里说着“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对着尸体就是一阵乱剁，笑说“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狄公见女儿被杀大哭，他却反怨狄公不谢他。
呜呼。这就是梁山的所谓好汉
以前一直以为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以为好汉都是被官府逼上梁山。事实上很多人，却是被梁山人逼上梁山。
前面说的朱是其中之一，为逼他上梁山李逵杀了一人。
为逼安道全上山，张顺却杀了四人（其中包括安道全的相好妓女李巧奴），并在墙上写下“杀人者安道全”，以栽赃。
为逼秦明，他们制造他已造反的假象，由梁山人在他醉后着他装束假扮成他，率兵攻城杀死无辜者无数，并害官府怒而杀他妻儿。
为逼卢俊义，他们写反诗于他墙上，又设计让人告密，陷卢入牢狱尝尽酷刑，后“梁山好汉”出面营救，在“营救”中，杀了城中良民一半。
这就是梁山，杀人如麻，心狠手辣，无恶不用其极，活脱脱一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实则无法无天，劫富也非为济贫，一帮强盗仗力抢劫，中饱私囊，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已。
刘再复先生对《水浒》的批判，主要是因他们对生命的不尊重，任意杀戮戕害。
他说，这《双典批判》是文化批判，不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重心是审美判断（美），而文化批判的重心是伦理判断（善）。站在前者的角度他承认双典自有其价值，但站在后者的角度，它们却是中国的地狱之门。
然而在我看来，那些被栽赃陷害，连老婆孩子以及情人都被害了性命的人，梁山不正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家吗？他们若是真英雄，不该洗刷自己的清白，为亲人报仇，宁死不屈才对吗？如此迫于淫威认贼为友并成一丘之貉，实不是真英雄所为。所以，即便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我也实在看不到《水浒》的价值所在。
二
前面所感多来自先生对于《水浒》的批判，其中与先生看法大不同的，是关于宋江的接受招安，我理解先生对此的态度，与《告别革命》是一致的，先生不喜欢以暴易暴，主张妥协，是希望以此减少战争给无辜者带来的生灵涂炭，但对于宋江个人，我的理解是他对于皇位非是“不欲”，实是自知“不能”，所以先生用个“侠”字实在是高看了他。
关于《水浒》，先生更多批判的是他们对生命的杀戮，而对于三国，批判更多的则是他们的诡术，即人心的不真诚，但相比起来后者我还能接受些，就连老子《道德经》都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孙子兵法》也说“兵不厌诈”，当天下交战之时，用术也还算是正常的。与先生一样，我所不能接受的，则是作者对诡术对人格分化的过度溢美，就如《水浒》中最不能接受的是作者对杀人者的礼赞，拿杀人当有趣一样。
关于《三国》的批判，我认为刘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尽可能还各主人公现实中本真的面目，史本不实，演义更多歪曲，而今演义又完全改变了史，更代替了本来的面目，先生借这《批判》，以可靠的考据告诉我们，刘备无大义，曹操并不奸，而诸葛亮最大的智慧却在治国不在用兵，而且治国，用术也很正，而不是那么“诡”
聂绀弩老人曾经说，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是《红楼梦》的旗帜就好了，刘再复先生进而设想，如果新文化运动不把孔老夫子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
我认可两位老人的假设，如聂绀弩老人所说，“红楼梦是人书，人的发现的书，人从人中发现人的书，人从非人（不被当作人）中发现人的书”；也如刘再复先生所说，《红楼梦》是真正的“人”的文化，双典则是“非人”的文化，高举人的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的就是突出个人，尊重每一个生命，如果能从正面立《红楼梦》，再加上反面批双典，两相对照，必定更能严格分清中国文化的原形与伪形，精华与糟粕，对世道人心必能带来更正面更积极的影响。
只是对孔老夫子，我却觉得批他也并不屈，尽管该承担责任的不是原文化而是伪文化，但这个曰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老夫子，在周武王对他夸耀自己有十个能人时，居然发出这样的议论——“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即便他不是恶劣地不把妇女当人看，但其对妇女的蔑视是无可置疑的，以孔文化的广泛流传与深远影响，不批他不足以去其糟粕，更不可能遏制由它而来的伪文化的负面影响。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确是该批的，即便不是比孔老夫子更该批，至少是该和老夫子一样受到批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功伟绩，现实已经做出最好的证明和回答，——今天的妇女儿童，不仅与男人一样有着独立的人格与尊严，而且作为弱者，还受到法律特别的保护，这正是批孔的收获，尽管孔老夫子受了些不该受的委屈，担了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但9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原形的孔文化并未失传或受到影响。
今天人性深处的恶，却越来越露出端倪，就如前面提及的杀婴案杀法官以及杀警察案，那种不限目标毫无控制的屠杀欲，正是人心深处对生命价值的极端蔑视与憎恨，正是人心焦黑暗的表现，而时下大量的抢劫类犯罪团伙，更让我们看到来自双典尤其《水浒》的负面影响。的确，“五四”时如果批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人心肯定好很多，读着《双典批判》，真觉批得恨晚。
很钦佩刘再复先生，他是思想家，理想家，却不是空想家，似乎于无意中，他已把与聂绀弩老人的那个假设，一步步推向了实现，——他以“红楼四书”圆了聂绀弩老人未来得及圆的梦，以《共鉴五四》澄清着世人对“五四”的非难与误解，并还了孔老夫子一个清白，而今又以《双典批判》，弥补着“五四”留下的一大缺憾。
对于“五四”我们受其惠泽并心存感激，绝无意为求完美而妄加苛责，但缺憾是存在的，或者应该说，这不是“五四”的缺憾，而是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教育的缺憾，最有害的文化在“名著”中借着官方及媒体的力量，正在大行其道与精华一起被推广（尤其，让还不懂事的初中孩子就必读），被潜移默化地吸收变成深层的负面影响，对此无人质疑，这推广也没有终止之迹，大家只在忧虑世道人心的变坏人性的变恶，却无人问津或意识到病根在哪里，——《双典批判》的意义正在此。
在这个人云亦云，并将四大名著视为“国宝”的时代，刘再复先生对其中的两部提出的批判，无异如异端的一声断喝，但这声断喝将被喧嚣淹没，还是将一石激起千重浪，还未可知，我希望是后者，希望它能如鲁迅的一声呐喊，唤起人们“救救孩子”的注意。
这本书北京三联只印行了6000册，从这数字看，忧虑大概在前者，毕竟双典正在大行其道，逆它而行犹如精卫填海，难度可想而知。不敢奢求双典被禁（却希望不要列为孩子的必读书目），但真希望每一个读过双典的读者，都能读到《双典批判》，至少每一个家长每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读到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是名著中却有糟粕，帮他区分剔除，让孩子的心灵更健康地成长。
刘先生著作很多，这本《双典批判》无疑是他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它的价值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将对世道人心必将产生根本的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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