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展开的故事与人的痛苦——解读：哈代《彼特利克夫人》
刘俐俐
摘要：本文运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理论，对哈代的短篇小说《彼特利克夫人》进行了重新解读。根据行动元的理论，文章对叙事性文本的各要素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理性的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了通往人文批评和价值判断的通道，从而进入了对文本意义的探求。本文发现整个故事是在主人公心里展开的，血统意识和血缘意识的相互交织构成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这种生命体验外化为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这一独特视角揭示了悲剧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植根于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
哈代的短篇小说《彼特利克夫人》，作为文学经典，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可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小说文本中的一切矛盾纠葛，以及给人的烦恼，其实都是在主人公提摩太的心里展开的，何以生活在外人看来风平浪静，在提摩太心里却波涛翻涌。我们运用格雷玛斯（A.J.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理论①来分析，会看到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提摩太在怎样的心理世界中孤独地忍受精神痛苦。
一、无法摆脱结构的人
俄国人类学家普罗普认为，西方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寻”。主人公总是在寻找一件物，不管主人公是谁，也不管要找的是什么。这就是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如果是短故事，就省去一些成分，如果是长故事，则重复一些过程。②追求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归于失败。在《彼特利克夫人》文本中，主要的故事线索是主人公提摩太，追求能有一个具有贵族血统的儿子作为自己的财产继承人，为了这个目的，他经历了许多心理的压力、艰险，但是最终归于失败了。
如果用叙事性文本中行动元既功能的分析方法来看，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确定点，即客体，客体是具有贵族血统的儿子作为自己财产的继承人。主体则是追求
注：①二十世纪对叙事进行分析是从神话开始的。苏联人类学家符拉第米尔-普罗普（VladimirPropp）在二十年代研究了大量俄罗斯民间流传的童话。形成了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oftheFolktale）。普罗普先把民间童话定义为一个在时间线上展开的三十一个“功能”，然后提出行动元问题。他通过两个程序，一个是描写功能行为以便确定角色，另一个是把角色汇集到一块儿然后清减成行动元类。依靠这两个程序，普罗普建立了行动元的最终名单，它们是：1、反面人物；2、施与者（借给者）；3、协助者；4、被追求者（和她的父亲）；5、派遣者；6、主人公（英雄）；7、假主人公。根据这一名单，普罗普给出了一个关于童话的行动元定义，即童话是含有七个人物的叙事。
苏里奥（ESouriau）在他的《二十万个戏剧情节》中的思路与普罗普非常接近，他认为戏剧的情节按功能可清减为六个。
在此基础上格雷玛斯（A.J.Greimas）认为，普罗普和苏里奥的理论都已证明了：使用有限的几个行动元，便能说明微观世界的内部组织。格雷玛斯在比较了普罗普、苏里奥和他自己的三份名单之后，确定了三组行动元。即：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见格雷玛斯：《结构主义语义学》第257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本文就是依据格雷玛斯的行动元理论进行分析的。
②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晓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17。
这样儿子的提摩太。按照格雷马斯的六个行动元理论，还应有发送者和接受者。发送者的赋义是利益的发送者，接受者的赋义则是利益的潜在获得者。具体到这个作品，发送者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就是提摩太的妻子安奈塔。是她在临终时的虚假幻觉，即幻想出眼下出生的儿子是自己和年轻的侯爵的结晶。这个偶然的事件给予了提摩太追求贵族血统的机会和可能性。接受者，则是希望后裔是贵族的主人公提摩太。这个关系是围绕着主体欲望对象（客体）所组织起来的，客体处在发送者和接受者的中间。接受者是客体的获得者。
按照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主体的欲望则投射成辅助者和反对者。所谓辅助者，是有利于主体对客体的追求得以实现的力量、条件和因素。所谓反对者，是有碍于主体对客体的追求得以实现的力量、条件和因素。在《彼特利克夫人》文本中，主体是追求贵族血统儿子的彼特利克，那么，相应的辅助者就是非正常人的攀附心态以及各种假象。非正常人的攀附心态存在于提摩太的心理，外化为他的一系列行为，比如更改遗嘱等。而假象作为一种合力，则是多种因素所组成。比如那个克利斯明斯特侯爵，他本人并不知道提摩太妻子安奈塔曾在幻想中与自己相爱过，并在幻想中生有一个孩子，但他在客观上也参与了这个假象的构成，是个不在场的构成因素。主人公的弟弟，不仅和提摩太一样有着攀附贵族的心理，而且在他的哥哥偷偷地更改了祖父的遗嘱后，“对于这个好像不仅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是在处理老提摩太的财产上更适当得多的安排，深信不移；因为他跟别的许多人一样，对于另一份遗嘱里所规定的种种限制感到非常惊讶，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就是他的家族也有着攀附和崇拜贵族的心理：“彼特利克家族的这种特殊的气质滋长了最后在提摩太心中生了根的喜悦之感。这一家人崇拜贵族，同时也攀附他们。老提摩太-彼特利克对地主贵族的感情，他的儿孙们跟他也差不离”，这诸种因素共同构成了假象。作为这个叙事的反对者元的是什么呢？是常人心态及事实的真相。常人心态，更确切地说是基于血缘的心态，甚至即便是攀附和崇拜贵族血统的提摩太也有基于血缘而生出的对自己亲生骨血的爱，这是一种常人心态。当妻子说出了孩子不是属于他的血缘后，他告之了祖父并修改了遗嘱，妻子和祖父去世后，“他对于他的妻所生的那个不幸的孩子几乎很少关心”，后来，当他慢慢地喜欢上这个孩子之后，还常常暗自“骂自己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大傻瓜，而且立誓决不再接近那小家伙”，这一切都恰恰是常人心态的外在表现。而事实的真相是由诸种因素共同组成的：医生的偶然来临道出了安奈塔有幻觉的病根，揭示了事实的真相，后来，那个原来没有出场的克利斯明斯特侯爵“到斯泰普福德邻近的地方来了，提摩太-彼特利克碰见他，而且羡慕地盯着看他那高贵的面貌”，更加证实了儿子和侯爵没有血缘关系，侯爵的无意到来使事实的真相更加清晰了。
在我们的分析中，辅助者和反对者，只是作为功能性的行动元，而不是价值判断，因为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反对者恰恰是积极的力量：妨碍提摩太对贵族血统追求归于失败，揭露事实的真相；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辅助者恰恰是消极的力量，因为它辅助了一种落后的心理和攀附的行为。当我们仅仅将这两个行动元当作功能来看待时，我们还会发现：这两者互相作用，形成一种动力学意义上力量。推动故事波澜起伏地向前发展。两股力量此消彼长。并且内化到人物的内心。我们可以把前面提到的非正常人的攀附心态和常人心态的矛盾置换成血统和血缘的关系。按照《辞海》中“血统”一词的定义是：“同一祖先的血缘系统。……..认为血统有优劣之分，由此决定人们的贤愚贵贱的观点，称为血统论”。“血统”这个词在使用中越来越具有是社会性的含义，是在家族血缘基础上被社会所评价并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东西，或者说，是已经和社会地位、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而血缘则是有自然血亲的人的关系。是纯粹生物学意义的关于自然遗传的概念。
行动元的理论是按照功能的分类，梳理小说里的各种因素，那么，相对于以往我们所熟悉的角色理论，则是陌生化的，同时也给予我们一个独特的角度，认识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确实，这是从功能来看的，分析本身不包含有价值判断，不包含有对人的终极性关怀。但是在这个文本里，毕竟给予我们可以走向价值判断和终极性关怀的一个较高的逻辑起点：主体在追求客体的过程中，始终有辅助者和反对者在此消彼长地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追求，既我们前面所说的，辅助者是非正常人的攀附心态及其各种假象；反对者则是常人心态及其事实真相。而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传统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产物，从这里可以构成一条走向人文批评、价值判断乃至对人的终极性关怀的通道。
二、无法解脱的心灵痛苦
小说中的主角提摩太心灵有无法解脱的痛苦。可以想象，提摩太首先是一个常人，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有对于亲生儿子的爱，对于名誉的珍视，但是不幸的是，他又是一个攀附贵族血统的虚荣的人，因此，注定提摩太始终在血统和血缘之间矛盾着。对亲生儿子的认同缘自他对血缘的本能热爱，他对儿子的一度喜爱和最后事实真相大白后对儿子的失望、冷淡乃至怒斥，又是缘于他对贵族血统的崇拜和攀附。正如小说的结尾写到的：“甚至连那孩子的教名也是一个欺骗和讽刺，因为它暗示出那孩子显然得不到的世袭的权势和光辉。当然他能常常感到有一个亲生儿子的安慰，但是他禁不住自悲自叹：‘为什么一个儿子不能同时是自己的，而又是别人的！’”这个自悲自叹是血缘和血统无法融为一体后的宿命式的慨叹。
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学认为，艺术品所包含的情感的形式就是生命的形式，也即有机体的形式。各种情感和情绪的相互关系和组合本身就反映了生命的存在方式，因此，优秀的艺术品总具有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似的“逻辑”形式。她进而认为：
“要想使一种形式成为生命的形式，就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它必须是一种动力形式。换言之，它那持续稳定的样式必须是一种变化的式样。第二，它的结构必须是一种有机的结构，它的构成部分并不是互不相干，而是通过一个中心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第三，整个结构都是由有节奏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生命所特有的那种统一性……第四，生命的形式所具有的特殊规律，应该是那种随着它自身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长活动和消亡活动辨证发展的规律。”①
当然，朗格此处所说的是一种形式成为生命的形式的全面的要求。现在，我们把苏珊-朗格的理论引入对提摩太的“血缘和血统”的心理矛盾的分析。血缘感情是人的生命体所与生俱来的感情，凡是有繁衍后代的欲望和能力的人，都会伴随他的生命体诞生出这样的感情。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人，文化的诸种因素都会在他身上打上烙印，血统意识是融血缘因素在内，而又有较多后天社会的等级、门第的意识。血统意识与血缘意识，共同形成人的生命体的有机结构，互相依存，并且在生命体的运转中生长与消亡地辨证地前行。《彼特利克夫人》对提摩太的生命中这两种情感体验相交织的结构样式，外化为叙事结构中的波澜起伏的外观：提摩太在祖父去世前请求祖父更改遗嘱，最初对那个妻子遗留下来的孩子的
注：①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49页。
漠不关心，后来，对这个所谓的出身贵族的卢柏特寄予希望，到自己私自涂改遗嘱，再到后来他确认卢柏特是自己的后代时的失望、沮丧……..
《彼特利克夫人》是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述的故事，这个视角给予叙
述者以极大的方便，让他能自由地进出主人公提摩太的心理世界。故事基本上是在提摩太心里展开的。小说里所展示的一切，都是在提摩太心理的轨迹上编码运行的。如果抛开提摩太的对贵族血统的追求的心理轨迹，其实，整个斯泰普福德庄园的提摩太一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切都在常理之中：提摩太妻子去世，老提摩太去世，留下遗嘱，提摩太没有续娶，抚养着儿子卢柏特，提摩太的弟弟爱德华与蒙特克利尔第二子爵的女儿哈利埃特-蒙特克利尔小姐订婚……那么，我们在这样的逻辑点基础上就可以提出问题：提摩太追求儿子具有贵族血统，是为了什么？这个追求即便是真实的，即卢柏特名义上是自己的而在事实上确实是克利斯明斯特侯爵的儿子，那么，提摩太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假设是那样，这也是一件不能对外公布的丑闻，只能满足提摩太在内心对贵族血统的攀附心理，难道他追求的注定就是这样一桩只有他一个人认可的有价值的东西吗？这是一个怪圈：对贵族的崇拜、对贵族血统的攀附，是一种虚荣心理，既然是虚荣的，就是要获得别人的赞赏、钦佩，在别人的赞赏、羡慕中得到满足，那么，现在他的追求，是无法让他人来赞赏、羡慕的，于是，他的虚荣在实质上就无法得到兑现，他在最初设定这个追求，就是对这个追求的否定。他是既要让儿子有贵族血统，又要让儿子能在自己名下得到承认，那么，潜在的一个愿望就是依然希望卢柏特是自己的儿子，是自己的血脉，而这样的一个期望又被希望儿子是贵族的血统的虚荣目的所颠覆。儿子是自己的，这是一个被整个家族、被社会所认可的事实，可这个认可又是对期望儿子是贵族血统的虚荣心的满足一个彻底的否定，因此，他想获得双重的肯定，但是获得的是双重的否定：真相已经大白，卢柏特是自己的儿子，贵族血统已成为泡影，这是一重否定；对亲生儿子的感情已被虚荣所遮蔽所破坏，又是一重否定。提摩太的追求：“为什么一个儿子不能同时是自己的，而又是别人的！”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他也势必堕入悲剧性的痛苦之中。
再让我们从人的心理满足与社会性的认可之间关系来看。提摩太所追求的那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他所期望的这种目的，即便是实现了，也就是说儿子卢柏特真正是那个叫做克利斯明斯特侯爵的儿子，也只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存在于他心里的秘密，只能他一个人得到心理满足，这种获得实现的喜悦不可能和任何一个他人分享，也就意味着，不能社会化，不能得到公众和社会的认可，在社会和他人看来，卢柏特依然是提摩太家族的人。人是社会性的人，人的喜悦和价值认定只能在社会系统实现，不能在社会系统中实现的个人喜悦，只能是一个无尽的痛苦。而这个痛苦其实在作家开始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已经宿命般地意识到了，这是作家对人类可能存在的这种心理境况的一种勘探。小说其他人物的行为、选择和意向都是在纳入提摩太的心理世界，也就是纳入了提摩太“在全世界所有的人中间，只有这个卢柏特是他希望能够继承他的财产的人”这个追求过程中，才获得生命力的，他们每个人的作用、提摩太对他们的感情评价、看法都是在这个追求目的的标尺下产生的，包括卢柏特的可爱与否、都是出自于提摩太在“血缘和血统”的灵魂较量中变化的，并且只有提摩太自己所能感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其他人的存在也是在提摩太的心理阴影中的存在，与提摩太共同组成了人类境况的一种存在。在这个人类境况中，提摩太是如此悲凉地体验着无法诉说的孤独，他的痛苦、他的矛盾和他的无所适从感，只能他一个人独自承受。而这个悲剧最终根源是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
人是社会性的人，提摩太的悲剧，与英国文化传统不可分。英国是个有着久远历史的国度。英国人注重家族、祖荫和血统。有社会学家说过，在英国，你私底下打听老太太们，刚才碰到的那位客人是谁时，她会一大串背出那位客人好几代祖宗的名字来，你如果是个外客，不熟悉这些名字，她会极耐心地好像念名人传似的罗嗦很长时候——这是个家世社会。说明了祖宗也就等于介绍了那位客人。社会学家指出，社会分为层次性社会和阶梯性的社会，印度是层次社会的极端形式，欧洲中古的封建社会分层分得没有那样细密和划分的那样严格，但是贵族和平民是层次之分，平民在普通情形下不能攀附到贵族层里去，其间没有梯子，而是一条鸿沟。后来在两端的层次里发生了中间阶梯，现代的工业的发展，民主、资本主义、科学等就是这些中间人搞出来的。而在阶梯社会，任何人都可从最低点爬到较高的地位。①如今，重新品味提摩太的心理痛苦，并发出对人的最终极关怀时，我们必然追溯到提摩太所属的民族、国度和他的历史。在这意义上说，对《彼特利克夫人》的重新阅读，也是对人的痛苦寓于其中的历史重新反思。
转自北大中文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