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旧事

灵芝

七月，初夏的东京。

那时我刚到日本留学，住在东京大学附近的一个木造阿帕托（木结构小公寓）里。阿帕托在东大赤门对面的一条小巷里，那是一栋木造的房子，楼下住着房东老太太，楼上住着连我在内四个东大的学生。每人一个房间。房间只有四叠半榻榻米那么大，没有自己的洗手间，没有可以煮东西的地方，洗澡要到公共澡堂（日语叫“汤”）去洗，让我这个从中国南方来的人十分不习惯。住了三个月，就考虑换个地方。

东京大学有个叫做后乐寮的国际学生宿舍，位于后乐园附近，离大学不远。后乐园是一个漂亮的公园，取名自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乐寮是留学生都想去住的地方，不但房租便宜，而且有洗手间，有简单煮食的地方，还有床，不用睡榻榻米。后乐寮刚好有个入寮申请者说明会，所以我就去了。

参加说明会的人不少，大部分是东南亚来的学生。我坐下不久，一个女孩子走到我旁边的空位时停下来，用不流利的日语问，“我可以坐这里吗？”“当然可以。”我说。她笑了笑，坐下了。她的口音像是中国人，但是她的打扮又不大像。那时候大陆的女孩子大多数扎辫子或梳个马尾，她却是清汤挂面式。清秀，一脸无邪的样子。特别是一双漂亮的双眼皮大眼睛，好像什么东西都没藏住。粉红色的无袖衬衣，配着方格图案的裙子。她手上拿着一个包包，我看了忍不住想笑。这是一个白色藤条编制的书包，形状就像日本萨拉尼曼（上班族）手上的公文包，不过稍微小一点。我记得我祖母也有一个藤编的行李包，不过尺寸比她的大多了。看她的样子，我一下觉得时光好像倒流到四十年代。

会后填表时，我忘了带笔，正不知如何是好，她看见了，走过来问，“你要笔吗？”“是的，谢谢你。”我正巴不得有个机会跟她套近乎，就趁势跟她交谈上了。她叫小婷，台湾来的。怪不得她跟我熟悉的女孩子不一样，清纯得简直是幼稚，不像大陆有些女孩子，一副老于世故，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她也是新入学的院生。在日本，研究生院叫大学院，研究生简称院生。她在文学部，学比较文学。我从小就喜欢文科，却不得不在学理工科的人群中长大。见到学文科的美眉，自然崇拜得要命。

小婷也住在东大附近的一个阿帕托里，从说明会回去时正好与我同路。我自告奋勇的要给小婷护驾，尽管我知道东京的晚上其实十分安全。她答应了，好像并不担心我这个陌生人会不会是色狼。

从后乐寮沿着本乡大道到我们住的地方本乡五丁目，大概要走三十分钟。一路上，小婷兴致勃勃，问了我很多问题。那时大陆人跟台湾人像来自不同星球的动物，互相了解不多。大陆人跟台湾人在海外碰到一起，互相充满好奇。小婷问我父亲是不是共产党的大官，我说不是，但她死活不相信。她说她所认识的大陆人，都是来自高官的家庭。那年头，自费留学的不多，公费留学生中有点本事的，大多跑到美国去了，来日本的，多多少少有点背景。鲁迅的孙子跟着他的台湾女朋友跑到台湾这件新闻，也让台湾人以为在日本留学的大陆人大都是公子哥儿。小婷想问的问题其实我都回答过别人很多次了，无非是大陆人的老婆是不是分配的，或简体字是不是共产党用来摧毁中华文化的，等等。以前别人问这一类问题，我都懒得作答，但对小婷，我倒是不厌其烦，却说越多。

路很静。入夜后的本乡大道，像一个无人区。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不断地定时变换，马路上，却一辆车也没有。偶尔有一辆暴走族的摩托车飞驰而过，留下震耳欲聋的声波。小婷挨着我走着，像一对恋人。高跟鞋敲击路面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清晰。我呼吸开始加快，心跳变得特别响，好像跟高跟鞋的声音配合，形成有节奏的鼓点。我有点手足无措，手不知往哪儿摆。让手自然摆动吧，又怕碰到她的手，不让手摆动，又显得怪怪的，像跳瑞士河边舞。我看了一眼小婷，她倒是十分自然，笑眯眯的，好像沉浸在我讲的故事里。

小婷也给我讲了她自己的家庭，她倒是货真价实的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前身东京帝国大学。她的父亲现在在台湾政府里的位置颇高。然而，小婷却不愿意呆在台湾，因为她不喜欢她的后妈。小婷在东京由他父亲的日本老同学关照着，衣食无忧。

小婷住的阿帕托很快就到了，虽然我希望它远一点。原来她住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两个街区，像我住的地方一样，也在一条小巷内，十分安静。她也住在二楼，窗口临街。小婷向我道了晚安，就像蝴蝶一样飞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小婷房间的灯亮了，却看不见她的身影在窗口出现。

过后的几天，我有事无事都在小婷的阿帕托前面经过，希望能够“碰见”她，或者让她在窗口看见我。每次经过她的窗前，心跳都不由自主地加快，情绪都很兴奋，有种作贼的感觉。我暗暗笑自己，人家又不是你的女朋友，只不过碰巧见了一面而已，不该自作多情。不过从心里说，我真希望她成为我的女朋友。她那天真无邪的眼睛，常常在我脑海里出现。然而我的运气似乎很不好，一连几天，小婷都没有出现。这时我心里不断地祈求，希望后乐寮要不同时接受我们入寮，要不同时拒绝我们入寮，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相见了。

两星期后的一天，我照例拿着毛巾衣服和自己的小盆去澡堂洗澡。上公共澡堂洗澡，在学生聚集的街区十分普遍，日本的小澡堂多是家庭生意，老板娘坐柜台兼收银员和清洁工，老板烧锅炉兼电工和管子工。澡堂门口挂一布帘，上书一个大大的“汤”字。进门后是换鞋的地方，沿墙有一列鞋柜让你放鞋。然后男女分别进入男汤和女汤两个门，男左女右。

在换鞋的地方，我竟然碰到小婷。真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小婷依然是满脸笑容，很惊奇在这里碰到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像游魂一样在她楼下逛荡了几天。交谈了几句，小婷说，先进去吧，出来后我等你。

日本澡堂是旧式的大房子，有高高的尖屋顶。男汤和女汤中间只有一板之隔，板高一人多，板上的空间男女汤共享。隔板的起始处有一个高高的柜台，上面坐着老板娘，柜台两边的人互相看不见，而老板娘却可看到两边。顾客一进门，就先到老板娘那里交钱，然后就在老板娘面前的更衣室里脱衣服。初到日本时，我总不习惯在一个陌生的女人面前脱衣服，因此总是躲到一排排的更衣柜后，脱光后用条毛巾遮住下身，然而其他的日本男人好像无所谓，脱光了身子后在老板娘面前走来走去，就像老板娘是透明的，或是中性人。有时想想觉得很滑稽，老板娘跟隔板两边赤条条的人在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两边的人互相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而老板娘却一目了然。

进了男汤，还在想着小婷说“出来后我等你”是什么意思，心里乐滋滋的。脱衣服的时候，突然想起小婷在隔板那一边可能也在脱衣服，脸一下红起来，心脏狂跳，生理反应骤起。我怕老板娘看到，取笑我，赶紧拿条毛巾盖住，然后赶快逃进后面的洗澡间。

日本澡堂的洗澡间也是公共的，没有隐私可言。靠墙一排镜子，在半人高的地方有一排热水龙头，大家坐在小椅子上，从水龙头接水往头上身上倒。日本的澡堂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从社交角度上来说，有点像美国的教会，或者是广东的茶馆。澡堂里的人自来熟，和蔼可亲，陌生人之间也互相问候，互相帮忙擦背。日本社会是严格的等级社会，高你一级就有控制你命运的权利，平时绝对不敢在先辈上级面前造次，但脱掉衣服后，分不清谁是老板，谁是雇员，谁是教授，谁是学生，谁是先辈，谁是后辈。澡堂里面好像约定俗成，没有等级观念。澡堂里帮你擦背的老头，一不小心可能是你的老板。有不少人其实家里也有洗浴设备，但还是喜欢不时往澡堂跑，就是这个原因。

我坐在镜前看着我自己，任凭热水一盆又一盆地从头倒下。水从身上往下流，就像许多根手指在抚摸我的全身。我闭上眼睛，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感觉。我好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虽然天天来这里洗澡，却没有像今天那样兴奋。是不是因为她也在那边洗澡？这个念头一出来，心里马上产生一种罪恶感，好像我在偷看人家洗澡似的。我赶紧从梦中醒来，往身上倒满洗浴液，然后一阵狂擦，就像要把自己身上的和心上的肮脏的东西一起擦掉一样。

把身子洗干净后，就走进后面的浴池里。澡堂里的浴池都不大，但水很干净，循环过滤。没把身体擦洗干净，或是自家毛巾衣物，是不能带进池子里的。水很热，泡一会儿就全身血管偾张，人也像在云里雾里，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我受不了那么热，泡了一下就起来了。

换了衣服后，我走出门外。小婷果然在那里等着。薄薄的衣衫，贴着她凹凸有致的身体。脸上手上皮肤通红，一头还没干的长发，像瀑布一样散落在她肩上，散发出一阵阵幽香。出水芙蓉，是我这颗理科的脑袋所能想出的最好的形容词。

小婷看到我，赶快走过来，满面笑容：“我找你几天了。我最近在读大陆出的小说《芙蓉镇》，很多问题不明白，想问问你。”读《芙蓉镇》？呵，也真难为她，有很多事情大概谁也说不清。光是右派一词就得解释半天。得，我的机会来了。我说：“我们先把换洗的衣服拿回去，然后我找个地方跟你谈怎么样？”我可不想让臭袜子脏内衣搅了她的兴致。“好，半小时后在街口的吃茶店见。”她答得挺爽快。

我赶快回去放下脏衣服，换了套新的，梳了梳头，就赶往吃茶店去。日本的吃茶店就是Ｃａｆé。西式，没有什么茶，年轻人碰头多在这些地方，就像现在时髦在星巴克碰头一样。坐在吃茶店里，有一种约会的感觉。小婷很快来了，一根发带把头发都拢到后面，一条白色的泡泡裙，令人耳目一新。手上还是拿着那个四方形的藤包包，里面不知放了些什么。单独跟小婷坐在一起，我一下不知说什么好，看着那个藤包包，我灵机一动，就跟她说起包包。不过我马上发现，这是最愚蠢的话题。我说，我奶奶也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包包。小婷笑了一下，说，是吗，你奶奶很时髦哎，这款包包今年春季才上市，我看着喜欢，又不贵，才三十万日元，就买下了，当书包正合适。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下巴掉下来合不上。三十万还不贵？那时候，三十万日元对我这个穷学生可是个天文数字，够我交一年房租了。把个流行的包包当古董，自己都觉得土不拉几。小婷好像看到我的尴尬，忙说，现在正流行返古呢。我赶快转移话题，问，“你的书拿来了吗？”小婷赶快从她的藤书包里把那本《芙蓉镇》拿出来。

其实古华的小说《芙蓉镇》我也没看过，只看过谢晋根据小说改编导演的电影，不过这不影响我给小婷侃大山。于是我就从成份讲起，一直讲到反右，四清，文革。小婷显然没听过那些残酷恐怖的故事，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眼圈红红的，说到动情处，眼泪忍不住流出来。我怕吓着她，又不想让她觉得我从小长大的那片土地太过丑陋，以致影响她对我的印象，一些很荒谬的事情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不敢讲给她听。

我发现我竟然那么会侃大山。一连讲了三个小时，竟然连气都不用喘一下。小婷听得很入迷，不时插一句嘴，大部分时间是瞪大眼睛望着我。瞳孔闪着光芒，嘴唇咬得紧紧的。看她的心情很沉重，我不好意思跟她开玩笑。天色很晚了，吃茶店里的人陆续离开了，最后只剩下我们。我突然觉得不应该继续讲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了，就停了下来。一阵沉默，两双眼对视着，空气也凝固起来。我不知道小婷怎么想，只知道她半天没说话。她是从我的眼睛里看到我那多灾多难的故国呢，还是我的灵魂。最后我忍不住，说，天已晚了，我们走吧。小婷像如梦初醒，赶快向我道谢，然后我们一起离开。我还是把小婷送到她的阿帕托门口，然后向她告别。小婷这时候的心情好多了，笑容又回到她的脸上。她开玩笑说，我们系真应该请你作我们的非常勤讲师（兼职讲师），从你这堂课里学到的东西比我上一个星期课所学到的东西都多。

从这以后我跟小婷的关系变得熟络多了。几天不见，就心里痒痒的，想在什么地方再碰到她。几次经过她阿帕托门口，几次在澡堂换鞋处逗留，都没见她踪影。那时不像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要联络有时不太方便。我们分别在不同的部，平时并不一定碰得见。

东大安田讲堂下面有一个叫阔朴（ＣＯＯＰ）的食堂，平时我不大到那儿吃饭。听说那里的烧鲭鱼作得很好，价钱又便宜。所以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跑到阔朴去换换口味。排队取菜时，听到有人在背后喊我，一看，竟然是小婷。当然又是喜出望外。一问之下，才知她常来阔朴吃午饭。我一拍脑袋，唉，我真傻，怎么就没想到呢，文学部跟阔朴近在咫尺，这里应该是最容易碰到她的地方。小婷也爱吃烧鲭鱼，哈，我们又多了一个共同的话题了。那天的鲭鱼特别香，我好像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鲭鱼。

饭后我们一起走出安田讲堂，漫步在讲堂前的林荫大道上。安田讲堂是东大的标志性建筑，很多明信片上都有它。这是一栋古朴，红砖的建筑，东大历史上很多大事都发生在这里。一九六五年，中国发生红卫兵运动，日本的左派学生也受到了鼓舞，发起了多次学运。医学部的学生跟校方就教育制度的改革发生争执，得不到解决后，占据了安田讲堂，筑起工事，与校方对抗。最后双方妥协，校方解散了医学部大学院，采取了美国的研修医（住院医）制度，而左派学生则被穿小鞋，发配到边远的城市当住院医。今天的安田讲堂，已经看不到一点昔日的喧闹。讲堂前一条林荫大道，两边排着整齐古老的银杏树。银杏树的树阴，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绿色隧道。银杏树的叶子，是东大的标志，东大的校徽图案，用的就是它。

我们在路边的长椅坐下。银杏树浓密的树荫为我们挡住了阳光。小婷向我讲述她最近读到的书，以及她们系里的事情。这回轮到她滔滔不绝，没想到她也这么会侃。她说的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两片薄薄的嘴唇和一对一笑就出现的薄薄的酒窝。我们一直坐到我的一个研讨会差不多要开始的时候，那是有关我的研究方向的研讨会，我不能不参加。我们依依不舍的分手，并约定常在这里见面。

我和小婷见面的次数增多了，有时是一起在食堂里吃饭，有时是一起在林荫道上散步。我们一起看着银杏树的叶子从绿逐渐变黄，再慢慢地飘落地上。黄黄的叶子把一条长长的林荫道变成了一条彩带。从小婷的口里，我认识了一个我们曾经很陌生的台湾，也认识了一颗善良美丽的心灵。不过我对小婷的感情，始终保持在好朋友的关系上，我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一不小心，伤害了这份珍贵的感情。

我所在的研究所属于医学部，但我的实验室在附属医院里。跟很多大学不同，东大的附属医院就在东大校园里。日本的老百姓对东大有着一种像对神一样的崇拜，一提到东大的学生，几乎人人都会说，阿塔吗义哪（你真聪明）！附属医院里有很多制药公司的常驻业务代表。其中有一位叫斋藤的就每天到我们医局里“上班”。斋藤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年轻人，对我非常友好和尊敬，一口一个“先生”。先生的称呼在日本是尊称，只用于教授，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公司或政府部门里不管你职位多高，也只被称呼为“桑”。对于平级或下级，人们使用“君”来称呼。我在国内已经医学院毕业了，因此斋藤称我“先生”。每次见到我，他总是给我来一个九十度的鞠躬，从不马虎应付，鞠躬鞠得我都不好意思，因为他和我都知道，我没有处方权，不可能对他所代表的公司有什么贡献。

那时候我拿的是民间奖学金。与文部省奖学金不同的是，民间奖学金数量不一，且不定时。我的一笔奖学金十月份就到期了，下一笔要到下一年一月才开始。这中间有三个月的空缺。没有奖学金的日子真不好挨。东京物价高涨，不到一个月我就捉襟见肘了。我决定找一份阿鲁帕伊多（兼职工作）干干，但又不想让学校知道，怕影响我的奖学金。

学校后门不远有一家叫龙虎殿的中华料理正在招阿鲁帕伊多，我决定试试。在日本，饭店叫这种名字有点怪怪的，因为中华料理店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开的，不会有这么中国化的名。老板娘原来是台湾人，面接（见工）时没说几句话，我就被录取了。工作从每天下午五点钟开始，到晚上十点钟结束，这对我十分适合，我可以每天白天到学校去，五点钟前往后门一溜，到饭店工作。我的工作是歪塔，也就是跑堂。因为我没干过这种工作，老板娘特意安排楼面部部长木村带我。

木村是一个干瘦的中年单身男人，脸上老是阴沉沉的，属于捡到了金子也不会笑的那种。很难摸透他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不过他工作倒是挺认真的，一丝不苟。在木村的带领下，我学会了在客人进店时大喊一声“以拉下一马歇”（欢迎光临），客人离店时大喊一声“阿里嘎多国扎伊马斯”（谢谢惠顾）并深深一鞠躬。学会了单脚跪在地上听客人点菜，学会了背中文菜单的日语发音法。跟着木村想偷懒都很难。他一天到晚都闲不住，客人来的时候迎客，推椅子，端茶倒水递毛巾，听点菜端盘子，客人走的时候送客，整理桌面，没客人的时候擦桌子擦玻璃窗，每小时到洗手间清理一次。开始时我拉不下脸去清理洗手间，木村叫我时，就当听不懂。木村见我没有反应，摇摇头，自己去了。他做事认真得使我惭愧，硬是把个洗手间清理得桌明几净，其干净程度到了几乎食物掉地上也能捡回来吃的水平。几次之后，我也不好意思不去了。

这份工作并不很辛苦，只是心理的巨大落差难以承受。五点钟前别人给我鞠躬，五点钟后我给别人鞠躬。五点钟前别人叫我先生，五点钟后别人叫我君。五点钟前我跟世界级的教授讨论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五点钟后我在餐馆洗厕所。我有时想，我荣辱不惊的心理承受力，是否是那时练就的。我那时特别担心被熟人发现我在这里打工，因为这里毕竟离学校太近了。

一天晚上，我照例溜到饭店打工。那天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白茫茫的大雪把店前的路面遮得严严实实的。客人不多，忙了一阵后就闲下来了。我站在巨大的玻璃窗前，望着外面的雪景发呆。忽然，听到木村大叫，“以拉下一马歇”，回头一看，门口进来一老一少两人，那年少的竟然是小婷。我大吃一惊，赶快躲到员工休息室里。不一会儿，木村进来，一脸埋怨。我知道躲不过了，只得出来，走到小婷她们的桌前。小婷看见我，也吃了一惊，但显得非常高兴，说没想到我在这里工作。她把我介绍给与她一起来的那位太太，原来，她是小婷的身元保证人佐藤太太，特意从大阪来看她的。佐藤太太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就像丈母娘审视没过门的女婿。佐藤太太说她早就从小婷那里听到过我的名字，但没想到在这里碰到我。我赶紧说我是最近才来这里工作的，所以连小婷也不知道。我不想让这位老太太过多地打听我的事情，因此匆忙地取了注文（叫菜）后，赶紧离开。那天晚上我一直心不在焉，老想着不知她们怎么看我。小婷她们离开时，我也躲着没有出来。

两天后，我刚回到饭店上班，就看见佐藤太太坐在哪里。这次她是一个人来，专门来找我的。寒喧了两句，马上转入正题。佐藤太太说她跟小婷的父亲通了电话，小婷的父亲认为小婷还年轻，正在求学阶段，不应该过分分心。我明白了，小婷的父亲不想我跟小婷来往。我脑袋“轰”了一下，什么话也不会说。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嫌我穷，还是我的大陆背景。我问佐藤太太，这也是小婷的意思吗？佐藤太太说，不是，她也不知道我来找你。不过，他爸爸肯定会给她打电话的。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天晚上我情绪十分低落，不想吃，也不想睡。我知道我配不上小婷，但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到那种程度，值得他父亲和身元保证人出来干涉。是我的大陆背景呢，还是我在餐馆打工的事实，使他们认为我不应该跟小婷来往。谁叫我只是个穷学生呢。不过我很理解她的父亲，处于他那种位置，大概不愿意有什么跟大陆有关的事情给他的政敌抓住把柄。我找到龙虎殿的老板娘，告诉她，我不想干了，谢谢她的关照。老板娘有点不解，我也不想多说。

第二天午餐的时候，我还是跑到老地方，阔朴食堂，远远的看着小婷买了一份饭，再慢慢地吃完。我没有走上前去，我不想打搅她。饭后小婷走出安田讲堂，走到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的银杏树下。显然，她在等我。刺骨的寒风，吹动着她的长发，散落在黑色的大衣上。红色的长围巾，像旗子一样上下翻动。远远的也能看到她呼吸喷出的热气。我站在几十米外一棵树后，让我能看见她，她却看不见我。我什么也没想，该想的都想过了。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手指慢慢地冻僵了，脚也没有了感觉。我想小婷也是一样。她站在秃秃的银杏树下，显得那么凄美。我默默地为她祝福，但忍着没有走上前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看到小婷失望的走了，冷风中也能听到她呜咽的声音。

对不起，小婷，是我伤害了你，求你能原谅我。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会让包括你父亲在内的人都知道，我是值得你引以为荣的男子汉。等我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再来找你。寒冬中，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