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的知青灵魂和《苍白的杭盖》
简杨
黎京的经历几乎是一代人的经历。从他出生起，中国就一直处在连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中。先是中苏友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然后是大跃进，中苏之间的蜜月结束，再后是文革，上山下乡，林彪事件，四五事件，知青返城……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每一次的政治运动，在黎京那里都是一次痛苦的心灵磨难。
在上述事件中，最影响黎京的是整风反右和上山下乡。一九五七年，黎京的父亲被“引蛇出洞”，成为了全国五十万右派中的一员，后来被押送东北黑龙江省的兴凯湖劳改农场服刑。黎京那时尚未成年，一次和夥伴在外玩耍时，在一个宣传橱窗里发现了丑化他父亲的漫画。从那时起，他就不能不感到身为异类的耻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黎京这样写道，“对这些往事的回忆是很痛苦的，假如你没有过这种亲身的经历，很难体会到对于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他要在精神上承受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的心灵深处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哀怨，带着这个哀怨度过了我的前半生。也许把它转换成仇恨会更好些，但无论是哀怨亦或是仇恨，都无法治愈心中的创伤。”“我虽然生长在一个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在她的首都，但我却时时感到心中充满了孤独，常常一个人徘徊在北京的街头巷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通知，公开批评北京市市长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撤消了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五一六通知”，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后来的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民族浩劫，在中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散发着比焚书坑儒还要浓烈的血腥之气。对于黎京这个早已是社会异类的人来说，文革是又一场无法躲过的劫难，因为甚嚣尘上的“血统论”让他连可怜的异类都做不成了，而把他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政治贱民。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的武斗串联，逐渐如燎原之火越烧越旺，使一贯喜欢播放火种的领袖也对之无可奈何。为了转移他们狂热的“革命”热情和旺盛的破坏精力，也为了减轻城市的压力，更为了一个用血换来的政权得到稳定，领袖的巨手再一次挥舞，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正在北京郊区学农的黎京，也因此做出了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插队落户。在谈到那段历史时，他说，“我之所以做出了那样的决定，口号是很响亮，但是私底下，却是想离开那个影响我政治前途的家”，“基于人性，无可厚非。我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去的内蒙。想用改变自己出身的行为，为自己子女的今后挣一条出路，因为我太清楚出身给孩子和家庭带来的是什么了”。1967年11月16日，和四百多名在京中学生一起，他踏上了开往内蒙的汽车，从此开始了艰难万状的青春之旅。
每个人在一生之中都会经历一次或多次对他影响深远的事件。黎京的人生分水岭很特别，和一个民族所经历的空前绝后的浩劫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这场浩劫中所有的国民都无法幸免，但因青少年们正处在特殊的人生阶段，心智极度起伏脆弱，身心感受和付出代价也就最为沉重。黎京也无法逃脱。但树变成了煤，平原变成了山谷，昆虫变成了化石，旧我总是在痛苦漫长的嬗变中慢慢死去后，全然不同的新我才能得以诞生。区别一个少年和男人的标志不光是体格的变化，更是对人生风暴的体验和感悟。到内蒙插队的经历永远地改变了黎京，他在《苍白的杭盖》中写道，“从一个十七八的孩子到二十几岁，这之间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虽然显得很短暂，可真正懂得事情也还就是在这几年里。他们的嗓音变得低沉浑厚了，嘴巴上也长出坚硬的胡茬，胳膊上绷起条条凸起的肌肉，胸肌像两面盔甲，保护着年轻的肌体。”再回到北京时，黎京已经二十多岁了。北京虽不陌生，但内蒙草原却象变成了第二个故乡，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是，他与出生地北京昔日象婴儿与母亲般的纽带不那么强壮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内蒙草原和知青生活的魂牵梦绕的回忆思考。黎京至今完成的小说中，除了一篇之外，都不涉及北京城内的市井生活，却与内蒙草原或知青有关。特殊的生活经历让他常常萌发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和冲动，将笔触伸向一段日渐模糊的历史。象直接反应知青生活的小说《小芬和树林》、《孤独中的思考》、《草原轶事》，以及反映后知青时代的《工人的故事》，无一不是对那段历史的沉重反思。人生的苦难让他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记着，表达着。
《苍白的杭盖》是黎京以往小说尝试的延续，即怎么记下一段历史，怎么还原它的面貌。小说反映的是一批北京知青的“兵团生活”。兵团生活对今天的很多读者来说，已经十分陌生。在当年“上山下乡”的潮流中，除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人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加入了“生产建设兵团”，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从事农业劳动。内蒙古建设兵团建立于1967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毛泽东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等一系列指示，大小城市一时积极备战，军工企业纷纷搬往边远山区。从1969年到1970年，在50年代原有建设兵团的基础上，全国增加了十几个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垦师。这种增加固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但也是中央政府的巧妙设计，即在全民备战的同时一箭双雕，将城市失业青年收编到兵团之内，用军装和理想吸引那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以达到减轻城市压力和稳定社会治安的目的。与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相比，军团知青虽然能领到工资，但生活并不轻松。除了要每天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要应付军事化训练，面对兵团中极度敏感的政治气氛。黎京的小说从文革写起，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结束，通过一个北京知青的双眼，展示了一个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兵团世界。
杭盖是蒙语，代表一个有着蓝天、白云、草原和河流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的色彩应该有着天空的湛蓝，鲜花的缤纷，原野的碧绿，小溪的清澈。在黎京的这篇小说里，却只有一个颜色，即雪的颜色。杭盖苍白无边，寒冷彻骨。小说象一幅巨大的基调低暗的油画，笼罩着凝重的压抑气氛。在这张画上，站立着好几个悲剧人物。第一个映入读者视线的是兵团的第一任连长。他曾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军人，因文革中他的下属卷入了地方武斗，到上级整顿部队纪律重塑军队的形象时，他成了政治运动的理所当然的替罪羊，被下放到兵团。他名为带兵，实则垦荒。他善良怯懦，在哑炮面前犹豫不决，沉默地抽了好一阵烟后才下定了决心，不让年轻的北京知青意去单独排炮送命。他的死有两层意义，既是这篇小说悲剧情调的开始，也引发了连队的人事变化，导致了以后的更多悲剧。第二个出现的是郭富强(锅盔)。他年少失父，因母亲多病和弟妹年幼，总是自觉地把生活的重压留给自己。他被迫来到内蒙兵团之后，母亲很快就病故了。但继任连长出于报复，不仅不让他回京奔丧，还诬蔑他用母亲的病情撒谎。在绝望之中，郭富强选择了出走。那位连长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表明自己的决定正确，竟继续假公济私，拒绝配合找人，致使郭富强冻死在了荒原。第三个出现的悲剧人物是不堪政治重压也不愿出卖朋友的祥子。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他只好装疯卖傻。他沉默寡言，但原则很强。在一场草原大火中为了救连队的卫生员，被烧成了重伤。第四个是有过小偷小摸历史但天真无邪的满江。为了救连队指导员，他被大树压断了一条腿。他救人的动机很单纯，丝毫没有考虑后果。指导员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心灵扭曲的时代怪胎，满江终生残废的代价也就更有了悲剧意义。第五个人物的结局最为惨烈。善良孱弱的女盲流郭富英在经历了丧母失兄(郭富强)、恋人被隔离改造、自己几乎病死的一系列遭遇后，还是无法躲开邪恶的命运，在有希望与恋人双双返回北京之前，被杀害于荒原。
这篇作品的基调在一些人看来也许过于灰暗冰冷。但只要回顾一下内蒙兵团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笼罩那段时间的色彩就是这种扼杀生命和青春的透着冰冷的“苍白”。就象战争不可能避免血腥，灾荒一定会诱发绝望，浩劫绝对不会带来献花满地，它必将以很多人的生命和青春作为代价。内蒙兵团于1969年成立，组建了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当时的北京知青多达两万三千人以上。到1975年兵团解散七万知青全归地方管理之前，病退、逃亡和滞留城市的数字日益增长，招工和上学的知青也日益增多，兵团管理日渐困难。在一份1974年的统计报告中，兵团的死亡人数已达二百多人，逾假不归、逃跑和被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达数千人。昔日光鲜灿烂的革命理想，在现实面前渐渐显出了它苍白无助的本色。黎京的小说用平静的真实，为这些简单的数字提供了详细的注脚。
在这篇小说里，黎京除了写出历史真实外，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如内心举棋不定但表面还要维护自己形象的粗连长，如前面粗暴极左后来幡然醒悟的第三任连长。但最能体现人性之迷的是连队指导员。指导员是一个在内心深处不断和自己的魔鬼搏斗着的形象。他虽然是连队领导，但因为有全家受父亲牵连被下放农村的经历，在感情上对牛子等知青同情理解，所以在郭富强走失之后，能公开地站在兵团战士一边。他因具有大学学历，又为人细腻，所以会看不惯两届连长粗暴刚愎的作风，也深得牛子等知青的尊重。但他的内心又极度不平衡，长期的两地分居让他对富英产生了感情，竟失态地要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等冷静下来之后，他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禽兽无异，连连向她道歉。在和牛子沟通靠近的时候，他又嫉妒牛子和富英的感情以及牛子在兵团知青中的实际地位。这种潜意识的不满导致了满江被大树压伤，而事故发生后指导员又没有勇气承担责任，使之朝恶性的方向发展，他自己也彻底失去了在军队晋升发展的机会。绝望之余，他又一次盯上了富英。这是一个内心相当痛苦和失衡的人，读后让我印象很深。
黎京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尽力追求一种平静的表达。即抛弃小说创作的窠臼，不要前奏、铺垫、高潮，也不去集中刻划某个人某件事，也没有使用将人物清楚地分为主角和配角，让配角为主角活动突出主角在小说中的控制地位等等手段。他让一切还原于生活。读《苍白的杭盖》时，我觉得自己象置身在一群人之中，在不断认识着他们，观察着他们。这种写法需要对生活极度了解和对细节极度自信，否则小说很容易变成流水帐，失去对读者的引导和对发展线索的控制。读完全篇小说之后，我的感觉是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主角，没有一个人是象众星捧月般地凸现在那里，但每一个人物都留下了自己的特点。从表面看，牛子似乎是小说的主角，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联系人。特殊的地位使得他成为兵团知青爱戴的头儿，同他们一起经历了艰难痛苦的生活，特殊的地位也使得他和连队领导能够近距离接触，看到军队基层干部间的冲突和矛盾。又因为和富英的恋爱关系，他有机会接触牧民，体验了与兵团截然不同的宁静和平的牧民生活。但作者并没有因为牛子活动的舞台广大，就给了他特别重的戏分，而只是让他穿线引线。对习惯了小说传统的集中刻划描写的人来说，这种“平静”不啻于一种挑战。小说虽无集中描写，但情节丰富，文笔毫不散漫，似潺潺流水自如地顺着河道流动，涟漪，起伏，风暴，暗礁，一一俱现。黎京的创作意图似乎就是要塑造一群人，牛子只是这群人里的一个。所以和别的角色比，黎京没有让牛子的身材变得非常高大，肌肉也不特别健美，五官也不格外英俊，思想也并不十分成熟。一般的群像塑造中，都会有一个中心人物。这篇小说里没有，牛子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是一个幸存者。他幸运地站在那些人的身侧，见证着一切。这种写法也许会引起争议，但为了体现时代的悲剧特点而让笔墨分散到众多的人物身上，比起把所有悲剧全部加给主角、让情节离奇得无以复加直到读者产生了感情疲劳，黎京有一定道理。
写完这篇小说之后，黎京不无遗憾地说，他感到还有很多话都没有写出来。我自己也觉得小说还有修改和完善的余地。好在网络不同于纸张，对一个作品如果不满意，作者可以不断修改。
就全文来看，我觉得时代气氛可以再加强一些。例如，林彪事件对全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思想冲击，使得普通人对领袖的神化宣传发生了不少疑问。兵团知青驻扎在离林彪丧身地不远的内蒙，内心经受的震撼一定很强烈。尽管对于理想和革命的疑问象耳语一样不能公开，但在林彪事件的诱发之下，病退、怠工和回城等一系列消极抵抗行为愈演愈烈。小说对此却只是粗略带过。另外，当时与内蒙兵团直接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王亚卓事件”，也没有在小说中反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1973年，一个北京小学生被政客们利用操纵，公开对所谓的“师道尊严”喊出了反潮流的口号。内蒙兵团的三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邢卓对她的行为非常担心，于1974年1月14日以“王亚卓”的笔名写信给她规劝她。后来此信被《人民日报》刊登，王亚卓三人在全国范围内被当成反革命批判。这个情节应该用在小说描写政治气氛的地方，以增加作品的时代感。还有，兵团垦荒对草原沙化的影响，兵团划归为地方之后对领导和知青的心理冲击，知青返城潮开始后兵团的惨淡气氛等，作者都写得匆忙了一些。最后，富英之死到底由谁发现答案最为合适，也值得考虑。在尾声中突然安排一个从未露面的人物(肖丽)出现，读者难免会觉得突兀。如果能在前文对鑫铃返城后的去向稍做安排并让她来揭开谜底，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她从始到终和富英都很亲密，是富英曾经的战友，亲密的姐妹，总在呵护和关心她。
内蒙草原和知青文学的联系是一个让我非常着迷的题目。从八十年代初张承志用《黑骏马》的人文思考震动文坛，到1987年老鬼用《血色黄昏》的控诉为一段历史还原了真实，到2001年野莲、逍遥用《落荒》和《羊油灯》追溯了一代人生命与精神的曾经迷失，内蒙知青作家群里的大多数人，一直怀有一种对历史和未来的强烈的责任感。黎京并不是专业作家，但他的创作追求和他那些往昔的同伴们一样，令我十分钦佩。在为老鬼的《血色黄昏》再版做特约编辑时，岳建一先生曾这样写道，“10年过去了。老鬼和我，也从满头黑发变得两鬓斑白。1996年冬，当我重新见到拥别整整7年的老鬼时， 我们再次紧紧拥抱，万千感慨。我们彼此都知道，时光可以改变世态炎凉，但是，永难更改、不会泯灭的是我们依然拥有一颗虽然普通却闪亮的中国知青灵魂。这最个人的也是最集体的知青灵魂，竟然使我们历尽风雨而难舍难弃，如此珍视。”
黎京，愿你的知青灵魂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