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地中海沿岸的局外人——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
儒帅哲师
在20世纪如同群星般闪耀的伟大作家中，阿贝尔•加缪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位。有人称萨特是20世纪人类的良心，这一评价同样也适用于这位与萨特齐名，既是朋友，又是论敌的存在主义文学大师。
加缪于1913年出生于当时法属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他的父辈是最要的一批法国移民，加缪在《夏天》中如此描述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属于混血种。西班牙人、阿尔萨斯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犹太人、希腊人聚集在那儿。大量的通婚就像美国一样产生了极佳的结果。”作为一名混血儿的加缪，虽然出生于这块远离欧洲大陆的地中海沿岸地带，但还是没能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响。他的父亲吕西安应征入伍后不久，在与德国人的交锋中阵亡，此时的加缪还不满一岁。幼小的他从此在这块出生地，与母亲、哥哥、舅舅、外祖母开始了充满艰辛的生活。
加缪在他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即未竟稿的自传长篇小说《第一个人》里，详细的描述了他成年以前的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作品中所记录的生活，与加缪早年的经历是没有太大出入的。在回忆中，他的童年虽然生活贫困，但却不乏简单而平凡的快乐。或许与功成名就之后富裕而烦恼不断的生活相比，他更加怀念尽管贫穷，然而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加缪的母亲、舅舅、外祖母都是文盲。由于他的母亲和舅舅在听力方面存在遗传的缺陷，这个家庭的大权自然就由粗暴、傲慢、专横而且吝啬的外祖母来掌控了。但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位勤俭持家的妇女，加缪一家的生活，才没有完全的陷入困顿。而他和哥哥之所以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不得不说得益于外祖母把一切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在上学之前，家人几乎没有给过他任何的教育，之后也是如此。
加缪的小说《第一个人》和萨特的《文字生涯》，虽然都是自传性的回忆作品。但同时也不同程度的带有成长和教育小说的色彩。这点在《第一个人》中，体现的尤其明显。加缪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因而我设想了第一人，他从零开始，他没有文化、没有道德、没有宗教信仰。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没有教育者的教育。”虽然加缪这部重要的作品最后没有完成，但是从已经写出的部分来看，他已经记述了主人公的这种在生活经验中，自然形成的道德观念发展过程。
加缪的母族是西班牙移民，信奉天主教，但却并没有多少宗教的热情。在《第一个人》中，加缪这样写道：“说实在的，宗教在这个家庭里不重要，无人去做弥撒，无人引用或教授戒律，也无人影射彼世的报应与处罚。”对于这种信仰淡漠的情形，加缪解释道：“如果说生活中充满了斗争及日常操劳的艰难，而雅克的家庭，还得加上贫穷的可怕消耗，这便很难再有宗教的位置了。”在他的童年时代里，尽管生活一直非常拮据，但生活给他的印象仍然是“神秘而灿烂”的。尽管物质生活的贫穷没有给他带来衣食方面的满足，但大自然和生活本身却馈赠给他很多。海滩、大海、阳光、足球、书籍，这些无需花费多少金钱，几乎免费的来的生活礼物，“足以占据他的整个身心。”
二、
如果说生活带给他的是温暖的阳光的话，那么宗教留给他的则是冷峻的阴影。虽然外祖母对宗教的态度淡漠，但作为法国人和天主教徒，宗教上的一些礼仪是无法不遵守的。加缪在《第一个人》中回忆道，初领圣体仪式，就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之后在一堂教理课上，他因为一个调皮的举动，被神甫狠狠的打了一个耳光，险些跌倒。脸颊内侧被打破了，他把血吞进了肚里。或许正是这件事，让他产生了对宗教的疏离之感。他曾幻想在幽暗的梦境中，到处金光闪闪，他与无名无姓的神秘相遇，但又觉得这种神秘与教理课上命名并严格确认的圣人们毫不相干。
在上教理课的同时，加缪在上他的小学教师贝尔纳先生的辅导课，以便通过助学金考试。能否上中学，对他的人生意义重大。贝尔纳先生是加缪的恩人，如果不是他说服加缪的外祖母，同意让小加缪继续升学接受中学教育，就不会有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与教理课神甫教师的威严相比，贝尔纳先生的温和体贴，给加缪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加缪曾经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他只为仁与爱落泪，从不为苦与难流泪。相反地，这只会使他的心更坚强，意更决。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加缪那种既坚持与苦难和邪恶相斗争，又充满宽容与爱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人生态度。这同时也构成了他的作品最主要的基调和倾向。
就宗教信仰问题，加缪如此说道：“我不是基督徒。我出生贫寒，生活在一片幸福的天空下，周围的环境让人感到和谐不是对立——但我有一种希腊式的心——希腊人并不否认他们的神，但他们只是将自己的命运托给神。”加缪并不否认神秘的命运，他不是萨特那样的彻底无神论者，但他却不愿意承认有组织和仪式的宗教权威，甚至是世俗的党派和团体，他曾经短暂的加入过共产党，但因为支持阿拉伯的激进分子而被开除。从此，他既反对宗教，又反对革命，坚持他以维护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为目标的人道主义。因此，萨特称加缪是一个“反有神论者”是有道理的。
其实加缪继承的是“地中海精神”，即远自古希腊，近到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中一直存在着的，一种理想的，世俗的人道主义思想。近代的启蒙哲学取消了上帝和诸神的存在，在康德的哲学中，是以人的理性无法认识物自体，来悬置上帝存在与否这一终极本体论问题。但启蒙主义者又不想放弃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卢梭和康德都强调道德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康德用先验的道德律令来取代道德的外在宗教来源，加缪同样反对外在的道德规范。他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指出：“荒诞精神通过其推理找到的不是一些伦理规范，而是对人的各种生活的阐述与感触。”加缪终其一生，都怀有浓厚的地中海情结，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精神上，地中海沿岸温暖的阳光和海滩，都是他永远的故乡。
三、
加缪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散文家，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政治活动家。但并不是一个哲学家，这一点，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论敌，以及研究者，基本都同意这一说法。加缪曾在给弗朗西娜的信中写道：“我不相信在讨论或思想冲突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我不是哲学家，对我来说，思想是一种内心的冒险，它可以使人成熟，但也会给人伤害，或者使人着迷。在书写方式上，他和蒙田、帕斯卡尔、卢梭、尼采更为接近。而萨特则属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这些体系论哲学家。
加缪和萨特代表了战后西方知识分子的两种基本立场，在冷战的时代氛围中，坚持欧洲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还是继承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暴力实现社会公正传统，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的两种主要思想倾向。在现实中，表现为同情共产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站在劳动人民和受压迫民众一方；或是自欧洲近代由来已久的，源于基督教博爱精神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方。萨特在战后是亲共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公开宣称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立场可以追溯到左拉和罗曼•罗兰，社会公正要求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平等。而加缪虽然也承认被压迫者有权采取反抗的斗争行为，但他并不赞成反抗行为，以一种暴力流血的方式进行。在他看来，以暴力抗恶的结果，难免会再次落入新的恶中。因此他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极权主义深恶痛绝。
萨特和加缪的分歧，在表面上看来是冷战思维下意识形态的对立，从更深层的根源上来看，是正义与爱的冲突。这种冲突由来已久，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和雨果的《九三年》中，社会正义与人性善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被以悲剧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两位欧洲最杰出的文学大师，在同情革命的同时，又都将人道主义的牺牲行为，作为主人公的最后选择。超越历史的永恒人性之善，最终战胜了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出现的暴力流血行为。在以俄国民粹主义者为主人公的戏剧《正义者》中，加缪表现了与雨果《九三年》立场相类似的态度，来处理主人公的结局。这也是他在《反抗者》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即用自杀来为有正当理由的杀人赎罪。这种思想再理论上虽然说得通，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让革命者接受。与萨特哲学的理性冷峻相比，加缪的思想更加的理想化，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团结、和谐、统一的人类生存状态，他在《反抗者》中指出：“反抗者进行反抗的理由是基于人类的团结。事实上，只要杀死一个奴隶主，这位反抗者就背离了自己的初衷。”
加缪的地中海精神，不仅是希腊式的，同时也浸透着基督教的爱的精神。对于加缪和萨特来说，他们的分歧，是一种各自思想发展的必然。他们在1943年的抵抗时期开始建立友谊，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他们作品中的共同之处。他们彼此都评论和分析过对方的早期作品，《恶心》、《墙》、《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话》。无论加缪如何反对存在主义的标签，一种他认为的由克尔凯郭尔所创立，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所命名的神学思想，或是萨特的哲学。但他的所有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都是存在主义的，即关于人的生存论的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