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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有姐姐的字条，就立刻坐车去找她。这时已是黄昏。拉戈任斯基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娜塔丽雅独自迎接弟弟。她穿一件小腰身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一个红花结，蓬蓬松松的乌黑头发梳成时髦的款式。她竭力打扮得年轻漂亮，显然是要讨年龄相同的丈夫的欢心。她一看见弟弟，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向他走去，绸连衣裙的下摆发出窸窣的响声。他们接吻，笑眯眯地对视了一下，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姿态神秘而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感情真挚。接着他们开始交谈，他们的话就不那么真挚了。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没有再见过面。
“你胖了，显得更年轻了，”弟弟说。
姐姐高兴得嘴唇都皱起来。
“你可瘦了。”
“那么，姐夫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他一夜没睡。”
他们有许多话要说，但一句也没有说，倒是他们的眼神说出丁他们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到你那里去过了。”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房子太大，我住在那里觉得孤独、寂寞。如今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把东西统统拿去吧，就是那些家具什么的。”
“是的，阿格拉斐娜对我说了，我到那里去过，那太感谢你了。不过……”
这当儿，旅馆茶房送来一套银茶具。
茶房摆茶具的时候，姐弟俩没有说话。娜塔丽雅坐到茶几后面的圈椅上，默默地斟茶。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
“哦，我说，德米特里，我全知道了，”娜塔丽雅瞟了他一眼，断然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经历了那种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过自新吗？”
娜塔丽雅说。
他挺直身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双臂没有搁在什么地方，留神听她说话，竭力好好领会她的意思，好好回答她的话。他最近一次同玛丝洛娃见面，情绪很好，心里仍充满宁静的快乐，看见什么人都很高兴。
“我不要她改过自新，我只要我自己改过自新，”他回答说。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不结婚也有别的办法。”
“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到了那里就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幸福，”娜塔丽雅说。
“我并不要个人的幸福。”
“那当然，但她要是有心肠的话，也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本来就不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
“生活怎么样？”
“生活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聂赫留朵夫说，瞅着她那张还很好看、只是眼角和嘴边已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明白，”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记起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想。无数童年的回忆交织在心头，唤起了他对她的亲切感情。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象平时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膛，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脸上浮着微笑，他的眼镜、秃头和黑胡子都闪闪发亮。
“您好，您好！”他装腔作势地说。
（虽然拉戈任斯基婚后最初一段时期，他们竭力不拘礼节，相互用“你”称呼，但后来还是恢复用“您”。）
他们握了握手。拉戈任斯基轻快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
“我不妨碍你们谈话吗？”
“不，我说话，做事，从来不瞒着什么人。”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毛茸茸的手，一听见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气，他对姐夫的情意顿时消失了。
“是啊，我们在谈他的打算，”娜塔丽雅说。“给你倒一杯吗？”她拿起茶壶，添上说。
“好的。那么究竟有什么打算哪？”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犯了罪，”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您不仅仅陪送她，还有别的打算。”
“是的，只要她愿意，我还打算同她结婚。”
“原来如此！要是您不嫌烦的话，您给我解释解释您的动机。我不了解您的动机。”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她堕落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想不出恰当的措词，不由得生自己的气。“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她却受到惩罚。”
“既然她受到惩罚，那就不会没有罪。”
“她完全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情绪激动地把这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是的，这是审判长疏忽了，弄得陪审员在答复时考虑不周。不过，这种情况还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枢密院已经把上诉驳回了。”
“枢密院驳回了，这就说明上诉理由不足，”拉戈任斯基说，显然人云亦云地认为法庭口头陈述的结果就是真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要是法庭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得上告皇上。”
“已经上告了，但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会向司法部查问，司法部会向枢密院查问，枢密院会重述它的裁定。这样，无罪的人还不是照样将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向枢密院查问，”拉戈任斯基倨傲地笑着说，“司法部会向法庭直接吊卷，如果发现错误，就会加以纠正；第二，无罪的人从来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也是极少见的例外。凡是受惩罚的，总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不慌不忙，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可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抱着反感说，“我相信，被法庭判刑的人，大部分是无罪的。”
“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无罪就是没有任何罪。例如这个被控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根本没有罪；还有我最近认识一个农民，被控犯杀人罪，其实他没有杀过人，什么罪也没有；还有母子两人被控犯纵火罪，其实那场火是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一点被定罪。”
“是的，审判错误一向有的，将来也还会有，这一点不消说。人类的机关不可能十全十美。”
“再说，有大量犯人并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环境里成长的，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对不起，您这话可没有道理。做贼的个个都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又露出那种若无其事、自命不凡和略带轻蔑的微笑，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不，他们不知道。人家对他们说：别偷东西，可是他们明白，工厂老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盗窃他们的劳动，政府和政府官员用收税的方式不断地盗窃他们的财物。”
“这是无政府主义理论，”拉戈任斯基平静地说，对内弟的话下了断语。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但我说的都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政府在盗窃他们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地主掠夺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一直在盗窃他们的东西。后来，他们在被盗窃的土地上捡了一些树枝当柴烧，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牢里，硬说他们是贼。但他们知道，做贼的不是他们而是从他们手里盗窃土地的人，因此，让被盗窃的东西物归原主，是他们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您的话我不明白，即使明白，也不能同意。土地非成为私有财产不可。要是您把土地分给大家，”拉戈任斯基说，断定聂赫留朵夫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平分全部土地，而平分土地是很愚蠢的，他可以轻易驳倒这种理论，“要是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明天它又会转到勤劳能干的人手里。”
“谁也不打算把土地平分，但土地不应该成为谁的私有财产，不应该成为买卖或者租佃的对象。”
“私有财产权是人类天赋的。没有私有财产权，耕种土地就会毫无兴致。一旦消灭私有财产权，我们就会回到蛮荒时代，”拉戈任斯基振振有词地说，重复着维护私有财产权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驳不倒的，中心意思就是，土地的占有欲就是土地必须私有的标志。
“正好相反，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土地才不会象现在这样荒废。现在地主霸占土地，就象狗占马槽一样，自己不会种，又不让会种的人种。”
“您听我说，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这简直是发疯！难道我们今天能消灭土地私有制吗？我知道这是您长期以来心心念念的一个问题。但恕我直说一句……”拉戈任斯基说到这里脸色发白，声音发抖，显然这问题打中了他的要害。“我要奉劝您在着手处理这问题以前，先好好考虑一番。”
“您说的是我的个人问题吗？”
“是的。我认为我们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应该承担由这种地位产生的责任，应该维护我们的生活水平，那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并且必须传给子孙后代的。”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拉戈任斯基不让对方打断他的话，继续说，“我说这话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们。我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过了。而且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将来也不会过穷日子。因此，老实说，我反对您考虑不周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我是从原则出发不能同意您的见解。我劝您多考虑考虑，读点书……”
“哦，我的事您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自己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聂赫留朵夫说，他脸色发白，同时觉得双手发凉，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停下话头，喝起茶来。
三十三
“哦，孩子们好吗？”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争论结束，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象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的不愉快谈话结束了。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她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谈话，她就讲起那件刚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身亡，他母亲失去这个独子悲痛极了。
拉戈任斯基表示不赞成把决斗致死排除在普通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批驳。于是原来意见分歧的题目重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坚持各人的观点，谴责对方的想法。
拉戈任斯基觉得，聂赫留朵夫谴责他，蔑视他的全部工作。他想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谈姐夫干预他土地方面的事而使他恼火（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他的事的），他感到愤恨的是，那些显然荒谬和罪恶的事，这个目光短浅的人却自认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那么，这类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
“法院会判处决斗中的一方服苦役，就象普通的杀人犯那样。”
聂赫留朵夫又双手发凉，他情绪激动地讲起来。
“嘿，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法院活动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罗，”聂赫留朵夫说。
“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维护阶级利益。照我看来，法院只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现存的有利于我们阶级的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拉戈任斯基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一般认为法院是另有使命的。”
“我看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法院的唯一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第一，说政治犯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一般人，这我不能同意。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品德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同样堕落，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教派信徒个个都品德高尚，意志坚强……”
不过，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不许别人打岔，因此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只管自己讲下去。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说法院的宗旨在于维持现存制度，这我也不能同意。法院有法院的宗旨，那就是要么改造……”
“关在监狱里改造，真是太好了，”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去掉威胁社会生存的道德败坏分子和兽性难驯的家伙，”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
“问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既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种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是有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学坏样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不愁衣食而又被迫无所事事，并且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①，这又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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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流放。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人家是害怕的。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了。”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
拉戈任斯基又不听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得把人杀掉？还是象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象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可我就参与了这工作，”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发抖地说。
“我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而言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干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难道那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他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便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邪恶的感情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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